导读:本文包含了母国效应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母国,直接投资,效应,贸易,联立,面板,中美。
母国效应论文文献综述
金祺[1]（2019）在《从国际贸易母国效应视角探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一文中研究指出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跨国公司获得了空前迅猛的发展。1977年,美国跨国公司母公司数量为2826家,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跨国公司母公司数的26.3%,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更有明显的增长。可以说美国企业在二战后成为世界上第一轮国际化及国际贸易的最大赢家。但近年在与中国的贸易中,美国在资本、利润、技术优势及知识壁垒等方面对中国的掌控逐渐感到力不从心,这些既得利益的损失使得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本文来源于《现代营销(下旬刊)》期刊2019年11期）
韩先锋,宋文飞,刘若江[2]（2019）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异质动态就业效应》一文中研究指出在对外直接投资(OFDI)迅猛增长和国内就业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科学评估OFDI的母国异质动态就业效应,对新时代下我国实现对外开放和扩大就业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2006—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考察发现:①OFDI显着促进了国内就业增长,且东部地区OFDI的就业效应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我国并未出现类似欧美发达国家OFDI引致的"就业流失"现象。②OFDI的母国就业效应呈现出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但现阶段这种积极影响还较为有限,尚有较大提升空间。③OFDI对国内就业的动态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仅体现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则表现为正向倒"U"型动态特征。④OFDI对国内就业的动态影响存在异质强化机制,城市化、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约束下均呈现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特征,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化和贸易开放度调节下分别表现为正向"U"型、正向"N"型和正向倒"U"型动态特征。⑤只有当城市化、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和市场化水平达到一定限度,以及在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和适度的贸易开放度下,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OFDI成效。本文为重新审视OFDI母国就业效应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对正确处理OFDI与国内就业关联具有一定启示。(本文来源于《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期刊2019年08期）
郭文博[3]（2019）在《整合能力、母国效应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伴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高速增长阶段,而以生产折衷范式(OLI)为代表的传统跨国投资理论指出,公司凭借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在海外市场上与东道国的本土企业竞争,具备所有权优势是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先决条件,不具备所有权优势,企业将无法克服“外来者劣势”。那么,作为被普遍认为缺乏所有权优势的“后来者”,中国企业凭借何种优势“走出去”?虽然相当数量的文献提出战略资产寻求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企业(EMNEs)对外投资的“拉动”作用,并强调并购海外战略资产对建立竞争优势的积极影响,但令人费解的是,在缺乏所有权优势的前提下,是何要素保障企业成功实施国际化?这种“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困惑使得部分学者对OLI范式解释EMNEs国际化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并形成了“新瓶装旧酒”与“新瓶装新酒”的学术争论,即传统跨国投资理论能否解释EMNEs的对外投资行为?还是需要构建基于EMNEs对外投资实践的新理论?目前关于这一争议未形成一致结论,而争论的焦点仍在于EMNEs是否具备所有权优势。尽管部分文献强调了母国制度支持和市场规模作为国家特定优势在推动EMNEs国际化方面的作用,但却无法解释为何“普惠”的制度政策支持仅塑造了少数的成功跨国企业的理论缺陷。因此,针对中国企业是否具备所有权优势以及所有权优势构成、来源和影响方面的研究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次,EMNEs的“跳板”观认为,国际化可成为EMNEs实现成长的有力工具。纵观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实践,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期望通过跨国并购,获取海外战略资产,突破国内战略资产供给乏力的发展瓶颈。一批企业借力跨国并购步入发展快车道,例如,万向集团、宁波均胜电子、中联重科等,但相当部分的跨国并购交易,并未实现预期目标,波士顿咨询公司201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在过去20年间,中国有67%的海外并购并不成功,例如,TCL并购法国汤姆逊,上汽并购韩国双龙。那么,在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背景下,“走出去”究竟能否实现“走上去”?被寄予厚望的跨国并购能否促进企业绩效提升?同样实施了跨国并购,为何结果迥异?影响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关键因素又是什么?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从企业特定优势和国家特定优势两个方面论证和检验EMNEs所有权优势的存在性、来源和作用效果。企业特定优势方面,本文基于区域性——可转移性的所有权优势分析框架,拓展OLI范式界定的所有权优势内涵,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度量企业特定优势的整合能力这一变量。国家特定优势方面,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有的经济发展情境,从母国的制度效应和市场效应两方面衡量国家特定优势,为弥补为何“普惠”的国家特定优势仅推动少数国内企业成功实施国际化的理论缺陷,引入政府参与和行业竞争程度两个变量,两个变量一方面可表征和识别企业在分享或利用母国制度和市场规模红利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可反映在中国特有的经济发展背景下形成的国家特定优势的特点。然后,本文基于“走出去——走上去”的国际化过程视角,从跨国并购的“量”和“质”两方面探讨整合能力和母国效应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以中国快速增长的跨国并购实践为研究对象,系统性开展叁个方面的子研究:1.实证分析整合能力和母国效应对企业跨国并购二元边际的影响,重点解决中国企业凭借何种优势“走出去”的问题。本文的研究发现,企业层面的国际化经验(经验性市场知识和非经验性技术知识)与自有的“松弛”资源(财务资源和技术资源)捆绑,使企业具备了对外部战略资产的识别、评估和重新“编码能力”,并为重新部署内外部资源提供了支撑,二者共同构成了企业对内外部资源有效整合的能力,而整合能力这一企业特定优势有助于企业扩展跨国并购的广延和集约边际。母国的政府参与、行业竞争因素并不能直接推动企业的跨国并购,而是通过强化整合能力这一企业特定优势,间接作用于企业的跨国并购二元边际。所以,中国企业凭借企业特定优势而非依靠母国制度和市场规模等国家特定优势成功实施跨国并购。2.实证分析跨国并购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重点解决“走出去”能否实现“走上去”的问题。本文的研究发现,跨国并购完成后,并购对企业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呈现抑制——促进——作用消失——再促进的作用趋势。虽然并购完成初期,并购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高,但可能更多源于规模扩张产生的规模经济,在并购后的五年间,跨国并购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抑制——作用消失的趋势。结果表明,跨国并购绩效的提升并非自动发生,企业不能简单期望通过实施跨国并购实现企业的发展,如何度过并购后的“阵痛期”,走出发展低谷,更快的产生协同效应应成为并购方企业长期关注的重点。3.实证分析整合能力和母国效应对跨国并购后企业绩效的调节机制,重点解决影响企业由“走出去”向“走上去”转变的关键因素问题。本文的研究发现,良好的整合能力对企业并购后的资产收益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着的积极影响,有助于并购方企业尽快摆脱发展低谷,促进协同效应的产生。母国的政府参与对并购后资产收益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截然不同的影响:对于政府参与程度居中的地方国有企业,跨国并购对资产收益率表现为显着的消极影响,但对其全要素生产率无显着影响;而政府参与程度高的中央企业和参与度低的非国有企业,跨国并购对其资产收益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表现为无显着影响和显着的积极影响。行业竞争程度对并购后企业资产收益率的负向调节作用仅表现在处于高竞争程度行业的企业,对处于低竞争程度行业的企业影响不显着。无论处于行业竞争程度高还是竞争程度低的企业,跨国并购均能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对处于行业竞争程度高的企业的积极作用更为显着。所以,具备良好的企业特定优势,且合理匹配母国的国家特定优势,才能借力跨国并购,助推企业发展。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第一,本文基于EMNEs的CSA—FSA所有权优势分析框架,从国家特定优势(CSAs)和企业特定优势(FSAs)两个方面挖掘和检验中国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存在性、来源和作用效果,提出中国企业所有权优势源自以整合能力为内涵的企业特定优势的重要结论,回应了OLI范式在解释EMNEs跨国并购实践的适用性问题的理论争议,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OLI范式在EMNEs国际化方面的应用。第二,本文基于“走出去——走上去”的国际化过程视角,考察国家特定优势(CSAs)和企业特定优势(FSAs)对企业跨国并购“量”和“质”的双重影响效果,引入整合能力、政府参与和行业竞争程度叁个变量,剖开企业特定优势和国家特定优势如何影响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微观作用机理。实证分析中运用Heckman两步估计法、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双重差分发(DID)和叁重差分法(DDD)有效克服了样本选择导致的选择性偏差问题,实证结果更加可靠。第叁,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跨国并购完成后,企业绩效的提升并非自动发生,而是建立在良好整合能力基础上,实证发现对EMNEs的“跳板”观进行检验并提供了实证证据。再次,过高的政府参与可能并不能为企业带来制度优势,实证发现为政府指导企业如何成功“出海”提供了政策参考。最后,基于行业竞争程度作用效果的检验,考察母国市场效应的同时,也为战略叁角观和SCP范式的观点提供了实证证据,丰富并开拓了中观行业因素与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研究的新视角,同时为政府推进“分类指导走出去”的中国对外投资格局提供借鉴。(本文来源于《北京邮电大学》期刊2019-06-02）
丁安琪[4]（2019）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环境效应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伴随着“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我国不断拓展海外市场,已经跻身世界对外投资大国行列,中国资本的影响力已不容小觑。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体现了我国经济正逐步走向成熟的发展态势,但是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的抬头、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如何进行科学规划以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从国内发展来看,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空气污染现象普遍发生,像雾霾天气使人们的健康、生活均受到了严重困扰。此外,各地河流湖泊等水污染也对人们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早在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同样,在我国发展经济的同时,环境问题也日益受到重视。为限制环境的恶化,各种政策法律相继出台,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国内的污染生产活动,而对外直接投资作为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流动的重要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域、民族、国家的界限,使得市场扩展秩序得以继续深化。那么,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资源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是否影响了我国经济的绿色发展,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因此,对中国而言,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在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背景下,探讨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环境的影响,以及探索如何将对外直接投资与绿色低碳经济的发展相结合以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均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在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回顾的基础上,本文从母国角度出发,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与环境污染现状进行分析,探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随后,在理论方面进行了基本假定,对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是通过叁种途径来影响国内环境的:经济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及技术效应。紧接着,本文对这叁种途径如何产生影响进行了进一步探析。在实证部分,本文利用中国2003-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组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给环境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分析实证结果可以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母国环境效应是负面的,即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不利于改善我国的环境污染,其中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的估计系数均为正、技术效应的估计系数为负,且前者作用效果要大于后者。此外,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仅有技术效应对改善母国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所以,在技术路径下探究不同投资动机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环境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从逆向技术溢出角度出发,考察不同投资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环境的影响,发现我国市场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改善国内环境,而技术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充分发挥到改善母国生态环境的作用。最后,根据相关理论基础及实证结果,本文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借机“一带一路”发展倡议,协调东中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高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质量,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以获取绿色技术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本文来源于《山东大学》期刊2019-05-30）
刘重阳[5]（2019）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母国贸易结构效应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中美贸易摩擦虽然暂时告一段落,这场牵动全球经济局势的大国争端为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却不会因此而停下脚步。在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浪潮甚嚣尘上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更展示了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大国担当。研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母国贸易结构效应,对于推动我国更好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对外投资合作、增强贸易往来,进一步扩大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具有深刻意义。首先,本文通过梳理OFDI的贸易结构效应相关文献,建立了本文对OFDI的贸易结构效应影响机理的分析框架,将OFDI对母国贸易结构的传导机理分为四个部分:投资动机、投资流向、中间效应及贸易结构效应。其中异质性投资动机与顺、逆梯度的投资流向将决定投资产生作用的中间效应及最终的进出口贸易结构效应。这一机理分析为下文的现实描述与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其次,本文通过分析“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2003-2017年的OFDI及贸易结构数据,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与贸易结构现状给出了系统全面的评价。在OFDI的行业结构方面,中国从过去的主要投资能源型行业转变为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多元发展的投资格局,投资结构明显优化。在对“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总额方面,2017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扎实推进,我国同沿线国家与地区的贸易额显着增长。贸易结构方面,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以资本、技术及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进口产品结构则正在从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向以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再次,文章根据2003-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具有代表性的31个国家面板数据,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分析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流量、东道国人均GDP、东道国技术禀赋变量对母国贸易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对沿线国家的OFDI具有显着的资源寻求性和海外市场寻求特点,对于资源密集型产品而言,我国企业的OFDI使得我国从东道国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增长,这意味着资源密集产业正在逐步从我国转移至部分沿线国家。而对于资本密集型产品而言,我国OFDI的流入则帮助国内的资本密集产业及技术密集产业寻求海外市场,具有显着的市场开拓特点。由此看来,我国对沿线国家的OFDI正在显着改善我国与沿线国家过去以资源密集产品输出为主的贸易结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的帮助国内高新技术产业获得海外市场,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论从政府的引导作用与服务职能两个层面给出了政策建议。引导作用层面:政府应当鼓励中国企业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位优势,对沿线国家开展资源寻求型、市场开拓型OFDI;鼓励企业创新投资模式,营造国家品牌效应;鼓励国有企业与优秀民营企业合作参与国外优质资产并购重组。服务职能层面:与沿线国家加强外交往来,建立政治互信,为投资企业营造良好投资环境;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建立绿色审批通道,放松资本流动管控;建立企业对外投资信息公开平台,防范投资风险。(本文来源于《山东大学》期刊2019-05-20）
史恩义,张燕青[6]（2019）在《OFDI影响母国金融发展的机理及效应研究——基于双重路径视角》一文中研究指出选取中国可获数据的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3～2016年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自身效应路径显着促进了中国金融发展,而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路径对金融效率、间接效应路径对金融结构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不同路径作用大小不同。另外,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程度、人力资本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对金融发展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中国应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中国金融发展,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重视经济发展内在质量的提升,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外资质量。(本文来源于《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期刊2019年03期）
刘一丝[7]（2019）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效应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世界各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换,极大地促进了资本、商品、信息、技术在各个国家或地区间流动,提升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效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经济若想获得长足发展,仅仅依靠自身的市场、资源、技术以及资金不足以满足自身发展需求,因此跨国直接投资、国际化经营成为必然选择。1978年以来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在这个过程中以平等互利为基本原则,与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不断加强经济往来,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是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发展迅速,与世界经济交往更加密切,进出口增加,服务贸易、货物贸易增长迅速,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显着。我国对于外资的利用方式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模式,中国企业依靠“走出去”战略合理利用国内、国外资源,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此基础上,中国对外经济迅速进步,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逐渐体现。文章基于理论分析、文献评述和经验研究,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生的经济效应入手,从经济增长、贸易、产业结构、就业四个角度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文章采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基于时间数列的平稳性检验以及协整检验的回归结果,对其关系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长期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经济增长、出口贸易、产业结构、就业正相关,对其发展具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在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包括:坚持“走出去”战略;跨国公司提升国际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积极应对产业空心化问题;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带动作用。(本文来源于《郑州大学》期刊2019-05-01）
王玉泽,罗能生[8]（2019）在《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将企业异质性理论引入内生增长模型,讨论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母国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并基于1981～2015年85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同时运用静态模型与动态模型验证了二者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强度的提升,母国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再缩小的态势;OFDI一方面通过促进母国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挤出部分国内投资等渠道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另一方面以推动母国的金融发展与教育拓展等方式对收入差距产生削减效果;OFDI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理区位的国家中具有异质性:当人均GDP小于5767.53美元时,对外直接投资强度显着地扩大了母国收入差距,当人均GDP超过5767.53美元时,二者之间不存在显着的线性关系;欧洲国家的OFDI与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美洲、亚洲国家的OFDI促进了母国收入差距的扩大,非洲国家的OFDI对收入差距无显着影响;此外,OFDI对母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跨期效应,随着时间推移与OFDI存量增加,其间接效应的边际效果有所减弱。(本文来源于《中国管理科学》期刊2019年04期）
韩家彬,贺洋[9]（2019）在《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出口贸易效应——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为了探究农业国际投资与农产品贸易的联系,基于2003-2017年全球3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和门槛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出口贸易效应。结果表明: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具有出口贸易创造效应;不同国家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具有异质性,发展中国家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着的出口贸易创造效应,而发达国家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着的出口贸易替代效应;经济发展对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贸易效应存在单一门槛,呈现倒"U"型特征。该成果对发展农业国际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来源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2期）
罗佳榕[10]（2019）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母国的技术进步效应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借鉴C-H模型,对1990年—2015年我国对11个国家和地区OFDI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1)现阶段逆向技术溢出的技术进步作用存在,但这种作用相对微小;(2)技术进步效果存在时滞;(3)国内R&D投入会使技术提升更快。(本文来源于《现代商业》期刊2019年08期）
母国效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在对外直接投资(OFDI)迅猛增长和国内就业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科学评估OFDI的母国异质动态就业效应,对新时代下我国实现对外开放和扩大就业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2006—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考察发现:①OFDI显着促进了国内就业增长,且东部地区OFDI的就业效应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我国并未出现类似欧美发达国家OFDI引致的"就业流失"现象。②OFDI的母国就业效应呈现出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但现阶段这种积极影响还较为有限,尚有较大提升空间。③OFDI对国内就业的动态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仅体现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则表现为正向倒"U"型动态特征。④OFDI对国内就业的动态影响存在异质强化机制,城市化、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约束下均呈现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特征,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化和贸易开放度调节下分别表现为正向"U"型、正向"N"型和正向倒"U"型动态特征。⑤只有当城市化、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和市场化水平达到一定限度,以及在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和适度的贸易开放度下,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OFDI成效。本文为重新审视OFDI母国就业效应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对正确处理OFDI与国内就业关联具有一定启示。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母国效应论文参考文献
[1].金祺.从国际贸易母国效应视角探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9
[2].韩先锋,宋文飞,刘若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异质动态就业效应[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
[3].郭文博.整合能力、母国效应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2019
[4].丁安琪.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环境效应研究[D].山东大学.2019
[5].刘重阳.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母国贸易结构效应研究[D].山东大学.2019
[6].史恩义,张燕青.OFDI影响母国金融发展的机理及效应研究——基于双重路径视角[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9
[7].刘一丝.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效应研究[D].郑州大学.2019
[8].王玉泽,罗能生.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19
[9].韩家彬,贺洋.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出口贸易效应——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分析[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10].罗佳榕.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母国的技术进步效应分析[J].现代商业.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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