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挥新区先发示范效应继续扩大吸引外资规模（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刘洋[2]（2021）在《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作为一种经济功能区,是我国学习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进行体制设计的产物。作为国家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的科技特区,高新区的发展,关键在于其管理体制。作为新旧体制碰撞与改革创新之结果的现行管理体制,经过30年的探索和实践而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推动着高新区功能日益丰富完善,实现了承载的功能作用,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成为了—种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共生的经济、社会现象。但高新区现行管理体制也面临一些问题,存在着一些困境,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高新区的发展。当前,我国高新区已逐渐进入由“政策驱动”向“体制驱动”的转型期,正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新时代迫切需要高新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中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管理体制转型,为高新区下一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体制支撑。新时代,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已然在此背景下悄然发生。实践探索让现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更加丰富多彩,一定程度也产生倒逼力量,引发我们的思索。而这种思索之逻辑起点是“为什么转”?就目前学术研究上的回应而言,要么聚焦于高新区的宏大叙事,要么沉迷于管理体制的细枝末节,却不能给我们系统而清晰的答案。因此,本文试图从新时代背景切入,框定高新区这一特殊对象,研析高新区管理体制,聚焦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动态过程,以弥补高新区管理体制研究中的缺憾。全文沿着“为什么转、转什么、怎么转?”的脉络,围绕高新区管理体制这一特殊对象,确定研究的分析框架和整体脉络设计,梳理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背景及沿革,研判高新区发展阶段,总结高新区特点。回答“为什么转?”的问题后,逻辑演绎的进程自然而然地延伸出“转什么?”。通过对个案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描述分析和价值判断,发现可行性经验;通过对高新区和行政区管理体制的结构、功能、成效以及二者运行机制的深入对比、分析,结合案例研究得到一些启示;通过总结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就,分析存在的困境及成因,得到了“转什么?”的答案。在“怎么转?”的关键环节,通过对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和变量提取,确定转型的目标和内容,并从新时代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层面建构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最终目标。本文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坚持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相结合,以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视角,用整体性政府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和治理理论作为理论研究工具,深入分析我国高新区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进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针对现有管理体制存在的困境,探讨转型的目标、内容和路径,思路与方略,以期建立起—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反映高新区发展客观规律,符合高新区自身发展状况的管理体制,为我国高新区未来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示范作用充分发挥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焦英俊[3]（2020）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经济增长规模令世人瞩目,基本成绩不容否定。但是,当前国内经济发展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挑战:传统增长红利空间日趋紧缩,后发优势逐渐消退,实体经济大而不强的特征仍旧明显,经济下行风险依然较大。单纯依靠要素驱动已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变。历史和现实表明,创新是推进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源动力,而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创新高地不仅能够直接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而且具备很强的外部性,对于提高经济技术效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近年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已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产业增加值跃居世界第一位。同时,作为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和高新技术产业布局的主要载体,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国家高新区）发展日新月异,创新产出效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成为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中流砥柱。然而,高新技术产业是否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起了良好的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需要进一步验证。鉴于此,本文基于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层面和国家高新区层面的双重研究视角,剖析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外部市场绩效,这种外部市场绩效在本文集中体现为区域技术效率的提升。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为:首先,从理论上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机理进行阐释;其次,从中国省级、地级市视角揭示了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协同分布特征;再次,利用中国省级、地级市和国家城市群数据实证剖析了不同阶段、不同地区在不同环境变量约束下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的异质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最后,基于主要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启示。第一,通过理论论证,本文阐释了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机理与特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过程具有较强的外部性,能够带来显着的技术效率溢出效应,同时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对于本地区而言,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通常能够产生直接技术效率溢出,提高本地区技术效率;另一方面,长期内,高新技术产业也有可能带来路径依赖和技术锁定效应,阻碍本地技术效率进步。另外,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集聚倾向性,因此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带来规模效应,但是若其集聚程度过高,则可能会引发拥塞效应,导致负向技术效率溢出。对于邻近地区而言,一方面,本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有可能带来回波或极化效应,导致邻近地区发展环境恶化,不利于技术效率提升;另一方面,高技术产业也可能带来扩散或涓滴效应,使得邻近地区的发展环境得到优化,促进技术效率提升。第二,基于中国省级层面数据,利用传统数理统计模型、随机前沿模型以及地统计模型考察了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以及两者的空间相关关系。从空间分布来看,东部沿海大部分省份以及陕西、四川等地的高新技术产业整体集聚程度较高;东部沿海大部分省份以及四川、安徽、湖北等地的高新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程度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的专业化集聚程度较高;除河北以外,广大东部沿海省份的技术效率较高,其他地区相对较低。另外,高新技术产业与技术效率的空间分布重心整体上均向南移动,且近十年以来,技术效率空间分布重心整体上朝东南方向移动,同时高新技术产业空间分布重心朝西南方向移动,两者空间分布重心相向而动,呈空间收敛态势。此外,技术效率与高新技术产业区位商、多样化集聚指数显着正相关,与专业化集聚指数显着负相关。第三,基于中国省级层面数据,应用地统计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及不同集聚形式下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各省级地区的技术效率呈显着空间正相关关系;技术效率和高新技术产业区位商的“热点-冷点”区域重叠范围较大,且近年来两者的“热点”区域大致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而“冷点”区域位于青海及其周边省份;高新技术产业的整体集聚和多样化聚集均能够显着地促进本地和邻地技术效率的提升,且技术效率溢出呈“倒U型”特征;但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专业化聚集未能促进本地和邻地技术效率的提升。第四,基于中国地级市和国家高新区层面数据,采用传统数理统计和地统计模型刻画了国家高新区和城市技术效率的空间协同演进和空间耦合状况。研究发现,样本城市的技术效率整体上不断提高,同时,设有国家高新区的城市技术效率明显高于未设国家高新区城市,且2007年后差距更大。从整体上看,地级城市技术效率和国家高新区产值的空间分布格局皆是以南-北方向为主,东-西方向较弱,空间分布平均中心均位于浙江省境内,二者地理距离较近。近年来,技术效率的空间分布主趋势明显地向国家高新区产值的空间分布主趋势方向偏移,同时,二者在空间发展上呈现出高度耦合状态,而且在2017年两者的空间耦合系数更是高达93.58%,说明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关系。第五,基于中国地级市和国家高新区层面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揭示了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的异质性特征及其空间衰减边界。研究发现,2000-2017年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本地技术效率提升,但不利于邻地技术效率提升。然而,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区域整体技术效率提升。就不同阶段而言,2000-2010年国家高新区未能促进本地和邻地技术效率提升。但在2010-2017年,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本地和邻地技术效率提升,同时国家高新区的技术效率溢出随地理距离的增大而衰减,且衰减区域大致分为三个区域:一是160公里以内,此范围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的密集区域,且溢出系数未明显下降;二是160-260公里以内,此范围内溢出系数仍显着为正,但其数值快速下降,同时260公里也是技术效率外溢的半衰距离;三是大于260公里地区,此时空间溢出系数不再显着,且当地理距离达到440公里时下降为0。事实上,对于大部分省份而言,以省份中心为圆心,以260公里为半径的圆弧基本上能够辐射一省绝大部分区域,大于260公里的区域极有可能超出了省界。因此,可以认为,省界对于国家高新区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国家高新区更倾向于提供“本地化服务”,尤其在省级层面上表现得更加突出。第六,基于中国城市群和国家高新区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剖析了不同地区、不同时段国家高新区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2000-2017年全部10个样本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都能够显着促进本地技术效率的提升。但是,在京津冀内部的本地国家高新区不利于邻地技术效率提升,而海峡西岸、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内部的本地国家高新区却能够促进邻地技术效率提升。从整体上看,山东半岛、中原、长三角、海峡西岸、珠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等7个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促进区域整体技术效率的提升,而东三省、京津冀和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未能对整个地区技术效率产生促进作用。从不同时段来看,2000-2010年,除了关中城市群外,其他城市群内部的本地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本地技术效率提升,同时在京津冀和成渝城市群内部,本地国家高新区能够积极促进邻地技术效率的提升。从整体上看,京津冀、长三角、长江中游和和成渝等4个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区域整体技术效率的提升。然而,东三省、山东半岛、海峡西岸、珠三角、中原和关中平原等6个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未能对整个地区的技术效率产生促进作用。2010-2017年,全部样本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都能够显着地促进本地技术效率提升。但是,京津冀城市群内的本地国家高新区不利于邻地技术效率提升,而海峡西岸、珠三角和关中平原等3个城市群的本地国家高新区却能够显着地促进邻地技术效率提升。此外,东三省、山东半岛、中原、海峡西岸、珠三角、关中平原和和成渝等7个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区域整体技术效率提升。但是,京津冀、长三角和长江中游等3个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未能对整个地区技术效率产生促进作用。第七,利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和核密度分析等方法探讨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的影响因素。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不仅取决于内部创新效率,而且与地区间“发展距离”有关。研究发现,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内部的创新效率总体上呈不断上升趋势,同时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和西部次之,东北地区最低;拥有较多大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地区不仅具有更高的创新效率,而且创新效率波动较小;高新技术产业市场结构对其创新效率水平和波动都没有显着影响;在国有高新技术企业比重较大的地区,虽然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水平相对较低,但是创新效率波动较小;政府干预不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水平的提升,同时对创新效率的波动没有显着影响;开放程度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水平和波动均无显着影响;地区间的“工资距离”与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高度相关,工资水平差异越小,技术效率空间溢出越大。本文论证了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机理,基于空间视角实证剖析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启示。本研究预期能够为优化高新技术产业空间布局、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完善国家高新区和国家城市群战略规划等提供科学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刘明[4]（2020）在《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文中认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世界各国都深刻认识到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我国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随后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2016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科技创新“三步走”战略,为进一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指明了方向。从理论上来讲,创新不仅仅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是政府政策影响、支持和引导的结果。从现实情况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不参与创新活动,不出台创新政策。创新政策是近年来各国为促进创新发展而普遍采用的政策工具。创新政策及其相关体制机制与战略是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抓手和路径,也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合理配置创新资源、提高创新效率、实现创新激励和引导的重要手段。根据新时代国际竞争形势和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在吸收借鉴其他国家通过创新政策促进创新发展成功经验基础上,对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创新政策进行总结,并探讨创新政策乃至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方案、中国特色与模式,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指导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基于此,本文以2006年中国提出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以来出台的一系列国家层面的创新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总结中国创新政策及其体系的特点、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其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作用及效果,进而参考借鉴典型创新型国家经验,提出完善中国创新政策的方向及提高其有效性的对策建议。明晰创新政策的概念,有助于厘清政府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而明确创新政策的体系结构,有助于理解创新政策的目标、对象及不同创新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对象,即广义的创新政策是指为营造有益创新的环境,引导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激励其进行创新投入、提高创新水平与绩效,从而以创新驱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及应对重大挑战的政策与措施的总和。其政策体系主要由六个政策集构成:创新要素政策、创新主体政策、产业创新政策、区域创新政策、创新网络政策及创新环境政策。创新政策是与创新理论及创新实践协同发展的。创新理论的迭代会驱动创新政策的演进,创新政策的演进会影响创新实践的发展,而创新实践的发展又会为理论和政策的完善提供反馈。因此,研究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发展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提炼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中国模式。中国创新政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78-1994年为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的过渡期,即以科技政策重构国家科研体系与科技体制的阶段;1995-2005年为中国创新政策的探索期,即以创新政策打通创新链、酝酿国家创新体系的阶段;2006-2015年为中国创新政策的发展期,即以创新政策建设与发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阶段;2016年至今为中国创新政策的成熟期,即以创新政策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加速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阶段。从国家层面来看,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主线,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创新政策以保障其有效推进。考察其是否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哪类创新政策的效果更好,将为进一步提升创新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与针对性提供参考。本文对2006年以来中国创新政策对城市与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并对比了创新政策作用于不同类型城市与企业的效果差异,主要得出如下结论:在城市层面,创新政策的实施显着促进了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并且创新政策对中心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弱于非中心城市。在企业层面,创新政策的实施显着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并且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创新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从产出水平来看,创新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同时,本文使用201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对不同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总体而言,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吸引和培养人才的相关政策对企业作用效果最为突出。技术开发与转让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与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效果较弱。本文还对各类创新政策作用效果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并进行了可视化处理。其结论将为我国各类创新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提供有益参考。另外,本文对典型创新型国家的相关创新政策进行了分析借鉴。具体而言,本文分析了美国创新战略与德国高技术战略,并对其顶层设计下的创新政策体系进行了比对和参考。其后,对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与科技金融政策进行了梳理,明确了高校在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的作用以及政府在构建科技金融环境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本文还对日本创新政策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进行了详述,并总结了创新政策评价体系的构建方法。最后,基于对中国创新政策实践的总结与体系的梳理以及实证测度下中国创新政策有效性的结论,本文提出了中国创新政策的完善方向与对策。本文论证了创新政策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描绘了其演化与发展的轨迹,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考察了其作用效果。本文的结论肯定了创新政策在推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并为其后续的调整与完善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方向上的参考。
姜宝中[5]（2020）在《中国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家级新区作为区域经济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级新区是由国务院直接批复建设的超大规模综合性城市新区。国家级新区具有多元的战略目标,即承担着解决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中各类系统性问题,也肩负着探索区域和城市有效发展路径的重要使命。目前,我国的国家级新区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产业融合发展、创新机制体制等方面的示范区和试验区,发挥了带动城市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然而,从国家级新区发展实践来看,仍然存在产业功能与城市功能分离、管理制度与实际情况缺乏良性互动、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创新要素培育与累积逐年减缓等问题。选择合适的视角和理论方法,探索国家级新区发展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国家级新区建设成效和面临的问题。利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国际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以及对城市创新能力促进作用和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这些研究对破除国家级新区发展困境、促进其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只有解决好这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才能更好的发挥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本文以城市地域空间理论、城市网络理论、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发展理论为基础,从国家级新区发展现状为出发点,详细分析国际级新区发展中面临的困难,给出国家级新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基于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研究国际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科技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的促进作用。依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提出破解国家级新区发展困境的对策建议。首先,基于2006-2018年城市经济发展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发现: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发展拉大了城市之间经济增长的差距。进一步实证分析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异质性时,实证结果说明: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既存在区域异质性,也存在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具体来说,国家级新区发展对东部地区城市和南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着,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北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着,说明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国家级新区发展对促进直辖市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对非直辖市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不显着,说明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行政等级异质性。其次,基于2003-2016年中国3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发现: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科技创新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同时,国家级新区在促进城市科技创新方面同样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具体来说,国家级新区对东部地区城市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效果显着,而对中西部城市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着;国家级新区对直辖市城市科技创新具有一定的作用,而对于非直辖市城市科技创新的作用效果不显着。最后,基于2005-2018年中国3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量”和“质”两方面的衡量指标,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发展: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国家级新区对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中具有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具体来说,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对东部地区城市和南方城市产业结构“量”的升级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北方城市则产业结构“质”的升级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对直辖市地区城市产业结构“量”的升级具有显着效果,但对其“质”的升级产生作用不显着。国家级新区对非直辖市城市产业结构“质”的升级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但对其“量”的升级作用不显着。综合上述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国家级新区对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均具有促进作用。国家级新区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和行政等级异质性。同时看到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放缓,且国家级新区自身的发展和建设也面临着各种困境。为此,需要在优化国家级新区的空间布局、促进国家级新区产业优化发展、完善国家级新区治理模式、化解国家级新区的招商引资困难,以及加强国家对国家级新区建设的支持力度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破解国家级新区发展难题,发挥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
吕慧娜[6]（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程丰远[7]（2020）在《徐州市鼓楼区园区绩效指标构建与评估》文中提出产业园区是生产要素、科技创新的重要平台和实体经济重要载体,在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中起着示范、带动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园区不断发展完善,成为国家、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发展竞争中的基础支撑。徐州市鼓楼区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建立鼓楼高新技术开发区。2017年,江苏省政府批复筹建江苏省徐州市鼓楼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对鼓楼区发展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需要园区承担更多转型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重任。在此背景下,园区发展需要进一步明确发展路径,建立完善、科学的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本篇文章梳理了园区发展的相关国内外研究成果,总结国内外园区绩效评价有关经验。介绍我国园区发展历程及总体发展现状,对鼓楼区整体经济发展情况和产业园区发展情况进行介绍、分析,通过与其他城区的比较分析,得出在鼓楼区园区发展面临的环境以及存在的问题。本篇文章基于对鼓楼区及园区近三年工作目标的扎根分析,同时基于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构建评估体系,结合专家评估与问卷调研形式,对指标体系进行完善。在指标权重设立中,运用AHP打分法对指标进行赋权。通过调查及查询统计年鉴等数据收集方式,对鼓楼区5个园区2017年至2019年发展情况进行评估,并对评估结果进行横向和纵向结合分析,掌握园区发展现状与不足,找出存在的短板和问题。根据实证研究发现,各园区因发展过程不同、侧重点不同,绩效水平也有所差距。通过建立绩效考核体系,加强对园区发展的引导。根据评估结果,进一步明确园区未来发展战略定位。最后,基于园区发展的多元视角,从政府、园区及高校等科研院所多层面考虑,提出促进产业园区发展的对策建议,提高园区发展效率,更好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王天宇[8]（2020）在《中国特色小镇功能分析 ——从中小企业提升与乡村振兴互动的角度》文中提出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极大激发了我国的发展活力与潜力,使我国在各方面取得巨大发展成就,尤其表现在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带动我国整体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然而在我国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同时由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缺乏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现代化的有机协调共进,导致时至今日,农村发展仍然处于比较明显的滞后状态。党的十九大鲜明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特别强调对农村发展、对特色小镇建设的全面支持,并且着重指出,没有农村、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国家的整体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需要有创新性思路的引领。乡村振兴战略迫切需要依据中国特色和具体国情来进行推进深化,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首先认为,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现代产业的坚实支撑（包括一、二、三产业）。农村整体与现代经济发展的严重脱节,农村现代化就是一种无本之木。因此,欲加快推进我国农村现代化和农村高质量全面发展,必须依靠以现代产业为核心的现代经济要素在农村的植入、扎根、支撑及对农村传统体系的持续改造,打造农村发展、乡村振兴的强大内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农村发展与植入现代经济要素、依靠现代产业全面带动农村现代化发展方面,曾经有过许多积极的探索,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兴起,作为我国中小企业的早期代表有过辉煌的历史,极大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农民收入大幅增加和农村日益富裕,对农村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加之资金供应向大企业倾斜,技术人才和技术品牌的严重缺失,特别是国内市场环境总体上由短缺经济过渡到过剩经济,而路径依赖下的乡镇企业恰恰缺乏在过剩经济中最重要的竞争和发展利器——技术特色。在这些背景条件下,我国大多数乡镇企业持续发展的空间越来越狭窄,前景日益渺茫。同时,我们也充分关注到,除了乡镇企业的衰落,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同样处于艰难困境之中,其原因与乡镇企业如出一辙,关键就是技术进步缓慢、缺乏大企业的技术引领、特别是缺乏极其有利于中小企业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的集聚协作平台,及因集聚协作而引发的众多技术进步激励效应。由此,特色小镇建设就具有重大意义:依托本地独特资源禀赋,瞄准我国数量最多的中小企业转型提升,引入集聚相关产业链的中小企业及本地特色乡镇企业,细化分工协作,培育、壮大、发展具有明显现代意义的特色产业,成为农村发展最重要的经济依靠力量,以现代产业支撑并全面协调融合推进乡村振兴。在中国经济建设进入一个全新发展时期及目前特殊历史发展阶段的背景下,特色小镇建设不仅为乡村发展带来重要的现代力量,更重要的是,特色小镇建设历史性契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两大重要难题:即既通过集聚协作效应加速中小企业提升,又充分依靠这一支现代力量加快乡村振兴步伐,实现两者有效互动提升。因此,特色小镇就担当起历史的重任,成为中小企业加快技术进步的集聚平台、乡村振兴的重要增长极、农村全面对接城市化和工业化及现代服务的重要通道。在这基础上,本文充分研究现代产业对传统农村的全面改造,认为现代产业带来了全新的革命性气息:现代产业本身是对传统农村产业的根本性改造;现代产业带来全新的思想文化观念;现代产业所要求的全新社会服务和空间环境;现代产业所带来的农村与外界全面对接等。本文同时进一步深化分析特色小镇的功能:第一,植入现代产业,促进乡村振兴。将现代产业的根系进一步深入到乡镇一级,并且十分强调专业化集聚,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效应,壮大乡村发展的经济基础;特色小镇通过现代产业与乡村资源的对接,拉动乡村资源的价值回归,创造更多的乡村社会财富,成为乡村发展和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增长极;第二,特色小镇对中小企业发展提升机制。通过产业规模集聚协作效应,总体上加速中小企业技术进步:通过规模效应、协作效应、学习效应、品牌效应等产业集聚所产生的细分效应,更利于营造中小企业提升产业竞争力的良好环境。特色小镇及特色产业的市场关注度和影响力的扩张,有利于中小企业所集聚的产业品牌与特色小镇品牌的提升。结合目前我国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两大发展难题（乡村振兴与中小企业提升）来研究中国特色小镇发展的功能指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具有显着的中国特色和强烈的时代要求。特色小镇发展必须紧密契合乡村振兴与中小企业提升的迫切要求,从而充分发挥其在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中的独特功能。并且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分析强调中国特色小镇以“特色产业”为生命线,无“特”就无“特色小镇”。而产业特色愈明显,就愈能促进特色小镇更加蓬勃健康发展。本文最后对我国特色小镇的典范——浙江“大唐袜艺小镇”进行深入的案例分析,令人鼓舞的是,从产业特色、品牌效应、企业提升、乡村富裕、农村发展等不同角度,“大唐袜艺小镇”都交出了令人满意的阶段性答卷。本文对中国特色小镇如何在全新的发展阶段,历史性契合特色小镇发展、乡村振兴和中小企业提升的三者互动关系与机制,进行了有一定创新性意义的研究,从而进一步清晰突出中国特色小镇的功能倾向。
张韵[9]（2020）在《中国区域创新政策有效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加速演进,创新发展已成为国际竞争大势所趋。各国竞相出台新时期的创新发展战略,通过不断完善创新政策制定,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增长。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靠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区域创新能力与竞争力整体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区域创新政策的有效性需要特别关注。对于区域的创新发展来说,高质量、有效的区域创新政策有利于规避创新政策失败风险,加快区域创新创业发展,形成区域创新优势,是中国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以公共政策分析理论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创新政策研究文献的梳理、概括和抽象,同时结合区域创新实践,构建区域创新政策有效性理论;围绕区域创新政策制定中的关键环节,形成以区域创新政策网络构建、区域创新政策问题评议、区域创新政策内容定制、区域创新政策供给推动,以及区域创新政策执行保障5项内容为重点的中国区域创新政策有效性基本分析框架。构建区域创新政策网络有利于提升创新政策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接受性,对于形成有效的区域创新政策十分关键。区域创新政策网络的选择包括创新政策网络行动者选择、引入与激发,创新政策网络共同价值观的凝炼和培育,创新政策网络组织规则的明确与调适,以及创新政策网络利益冲突的妥善处理。区域创新政策网络的全面覆盖,包括创新政策社群覆盖,创新政策专业网络覆盖,创新政策府际网络覆盖,创新政策生产者网络覆盖和创新政策议题网络覆盖。区域创新政策网络的结构优化,强调创新政策网络的高密度,创新政策网络中心的均衡,创新政策网络中凝聚子群力量约束和创新政策网络的高协同性。高水平的区域创新政策问题评议,是制定有效区域创新政策的逻辑前提。区域创新政策情势感知与分析,包括对创新政策情势的准确感知,创新政策问题搜寻的高效率和对创新政策情势的科学分析。区域创新政策问题认知与界定,应树立创新政策问题系统思维,对创新政策问题假设进行创造性综合,以及对创新政策问题本质的合理界定。区域创新政策问题阐述与精炼,强调创新政策利益诉求详述和对创新政策目标的权衡与取舍。区域创新政策问题分类与结构,包括区域创新政策重要问题,区域创新政策次要问题和区域创新政策低级问题。精心定制的区域创新政策,应聚焦区域创新优势,适应区域创新能力,化解区域创新问题,并兼顾边界条件约束,以进一步释放区域创新潜力,提升创新政策的有效性。聚焦区域创新优势,要求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创新资源,促进区域优势领域创新,强化区域创新集聚优势。应基于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全面评估,调整区域创新政策内容重点;应着力解决组织薄弱、创新锁定、网络分割等特定的区域创新问题,兼顾边界条件约束,适应动态变化的区域技术和产业结构环境。高质量区域创新资源的持续投入,是改善区域创新政策预期效果的重要途径。区域创新资金投入与配置,强调区域创新资金的精准配给,创新金融资本结构合理化和区域创新资金的稳定投入。区域创新人力资本培育与投入,包括高质量区域创新人才培养,创新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以及创新人力资本的持续投入。区域创新基础设施规划与升级,要求建立区域创新技术支持体系和强化创新公共服务支撑体系。良好的创新制度与机制设计,是区域创新政策执行的有力保障。区域创新利益相关者行为规范与权益维护,要求制定环境与健康标准,规制垄断行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推进创新信用制度建设。创新共同体内部融合与互动学习机制构建,强调创建良性合作机制和完善互动学习机制。金融市场完善与创新产出激励,包括创新成果产权激励,知识溢出补偿,创新金融激励,科技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和股权、期权激励。此外,还应根据技术发展保持创新制度的超前性与灵敏性。
彭雄亮[10]（2020）在《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文中提出城市群是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产物,也是国家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空间载体。“湾区”自1990年代成为学术界区域研究对象以来,经历了由区域规划实践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发展历程。因此,在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国土空间整体治理的背景下,通过对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演进的实证研究,提炼湾区空间发展模式,对湾区城市群未来空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本文将研究对象环珠江口湾区界定为广东省内珠江出海口两岸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五座城市,再加上佛山。以六座城市为基础,本文从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历程出发,围绕三个核心议题展开论述:一是经过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发展,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有哪些形态特征,其相互关系发生了怎样的演变?二是推动湾区空间发展动力机制是什么,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在空间演进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三是在湾区创新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构建面向未来的湾区空间结构和模式?论文总共分为八个部分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前两部分为文章概述与研究进展综述。第三部分为湾区形成的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基础,第四部分利用湾区1992-2013年多时相GIS和RS数据对湾区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演进特征进行了实证。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视角,对推动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动力机制、空间模式和治理趋势进行了分析和检验。第七部分提炼创新发展趋势下湾区空间发展模式和空间结构。最后一部分为全文的总结和展望。第一部分是导论。“湾区”概念经历了学术讨论、规划实践和国家战略三个发展阶段,“环珠江口湾区”规划实践阶段的重要概念,在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战略背景下,厘清空间发展的演变和规律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部分对“城市群”、“空间模式”等论文关键概念进行界定,以此提出论文的研究目标、方法和研究思路。第二部分是对城市形态演进和空间模式的研究进展展开综述,提出文本研究框架。首先,从空间认识的本源出发,梳理从空间形态到空间模式研究的演变;其次,从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的研究进展来看,“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构成了我国有关空间动力研究的基本框架;最后,本文认为,空间客体包含了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本底关系,空间治理的实质是推动空间发展的动力主体与空间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以此,本文建立从城市群空间本底关系到空间模式的研究框架。第三部分从环珠江口湾区自然地理、以广府文化为主体的历史人文条件两个方面梳理了湾区形成的空间基础。珠江河口湾的自然地理条件演变影响了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方向,以广府文化为主体,形成了开放兼容的湾区文化。第四部分利用湾区1992-2013年多时相的卫星遥感影像数据,采用紧凑度指数、分维指数、等扇分析等,揭示湾区城市空间扩展的总体特征、组织差异和方向演变。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环珠江口湾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强度总体上呈高速增长,在珠江口喇叭型地形的制约下,建设用地持续向广深、广珠两个方向高速拓展,形成A字型总体空间格局。但珠江口东西两岸扇面规模和紧凑程度上差异较大,两岸发展并不平衡。随着建设空间的拓展,水体、农田等生态服务价值最高的用地类型斑块密度变低,建设空间的“不充分”和高价值生态空间的“破碎化”同步。加上持续台风影响最大的河口湾区域大规模近岸填海造陆,珠江口生态安全面临极大压力。第五部分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理论框架,进一步分析湾区空间发展的动力演变。“政府-市场-社会”主体作用力的交织推动了城市建设空间的拓展,但不同发展阶段主体的合力差异明显。在早期发展阶段,政府力和社会力以迁就市场力的方式吸引投资,造成空间利用的低效和“不充分”;到了中后期,市场力量通过与政府形成各种伙伴关系,主导了城市与区域空间的变革,加速东西两岸发展的“不平衡”。在生态空间的管治上,由于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生态空间面临碎化和安全压力。第六部分论述在国土空间整体治理趋势下,湾区未来空间逻辑转变和治理趋势。对比纽约的洲际合作治理、旧金山湾区的网络化联合治理和东京湾区的集中型治理模式,环珠江口湾区有充足的平原腹地实现东西岸均衡治理。因此,湾区未来空间治理重点转向对建设空间的柔性引导和生态空间的韧性管治,并建立以政府主体为主导,融合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三元协商机制。第七部分探讨创新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环珠江口湾区空间模式和结构。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国家科学平台建设形成新的创新城市节点,在基础科学研究的引导下,有能力改变传统“核心-边缘”城市体系下“中心城区研发与服务——城市节点产业服务——高新园区技术转化”的单向关系,朝着以“科学创新节点基础科学研究”为原点的新型节点簇群空间模式转变。因此,本文认为,未来创新湾区将逐渐形成“两脊三湾链”的空间结构。以广州-东莞-深圳形成的创新发展主轴和以广州-中山-珠海为次轴成为政府推动空间均衡发展的的关键。另一方面,内湾地区应实行更为严格的生态空间的管治与修复,科学创新城市节点应合理控制组团规模,并通过并通过快速交通设施走廊进行连接,在空间上形成“珠链”式布局;内湾增强发展韧性,主湾强化协同机制,外湾培育增长中心,构建生态与经济交织的网络化格局。第八部分为结论与展望。指出论文主要的结论、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展望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努力方向。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尝试了创新:（1）从环珠江口湾区空间的自然环境特征出发,分析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与城市群建设空间的本底关系和影响特征,改进了以往空间模式研究中“重城市轻生态”的局限。空间形态研究源于对城市建设空间分析与规律总结,因此有关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多用于描述单个城市的建设空间特征。考虑到环珠江口湾区城市建设空间占总用地面积的32%以上,本文运用地理信息技术GIS和遥感技术RS,通过定量分析分析河口湾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特征,探讨湾区城市建设空间与生态空间形态的本底关系。一是建设空间的不充分与水面、农田等高生态价值的斑块破碎化同步。二是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了东西岸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东岸地质条件更为稳定,更适宜市场力的投资建设行为。三是通过近岸填海的演变和台风灾害的核密度分析,揭示湾区开发的生态安全压力。最后,基于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关系,本文提出“珠链”式空间布局模式,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湾区。（2）以往有关空间发展的动力主体研究对象多为政府和市场,本文尝试引入社群概念,对社会主体在湾区城市空间作用机制进行研究。“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的分析视角是学术界较为公认的动力机制分析方法,但在以往的研究中,社会主体往往并不直接作用于城市空间建设,因此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关系。本文引入社群理念,对改革开放以来湾区空间发展的分阶段进行合力模型分析,认为早期湾区在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血缘型和地缘型社群在空间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在中期以后,则形成了路径依赖的“锚定”作用,成为湾区经济转型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创新经济发展中,则为创新和创业提供了低成本的“容错”空间。社会主体对湾区城市建设空间的影响经历了直接影响,逐渐后退到间接影响,再到半直接影响的过程。社会主体的影响力随着时代演变表明,建立在血源和地缘基础上的乡村社群随着城市空间发展被进一步强化,外来人口融入湾区并逐渐形成业缘型和友缘型社群,逐渐成为创新的源泉,日益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为湾区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因此,本文对于社会主体作用的实证分析,弥补了以往湾区研究中对社会力作用机制的不足,并为未来建立政府引导下的三元协商治理机制提供理论基础。（3）在创新发展的时代趋势下,基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的空间模式的转变趋势,提出建立以“两脊”+“三道湾链”的湾区空间结构。本文通过梳理环珠江口湾区空间模式演变历程发现,环珠江口湾区经历了点状生长、点轴发展、双核轴带到多元网络的演变过程,在空间表征上与国内外城市群有很大共性。但通过分析空间模式背后的动力机制,本文认为,其他城市群雏形阶段的点状生长大多是由政府或市场力量推动,而在湾区,由分散化的社会主体影响下的生长“点”,并没有成长成为城镇。在长期激烈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广深双核轴带结构,孕育了大量的创新型企业。政府权力空间在珠江口两岸的均衡布局,有能力在未来西岸地区发展中起到更为关键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珠江口为中心,创新性提出构建三道“湾链”的圈层式空间结构。内湾地区打造以国家科学平台为基础的功能区,通过“珠链”式开发,避免对珠江口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主湾则强化中心城区的现代服务能力;外湾地区着眼于区域均衡发展。
二、发挥新区先发示范效应继续扩大吸引外资规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发挥新区先发示范效应继续扩大吸引外资规模（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个案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成果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视角、创新及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创新 |
| 四、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本研究基本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概念解读 |
| 一、新时代 |
| 二、高新区 |
| 三、管理体制 |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 第二节 理论工具 |
| 一、整体性政府理论 |
| 二、政府职能理论 |
| 三、治理理论 |
| 第三节 逻辑建构 |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动因 |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目标 |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策略 |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重点 |
| 第二章 基本概况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 |
| 一、地方政府体制改革 |
| 二、高新区设立背景分析 |
| 三、我国高新区的特点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高新区沿革 |
| 一、探索初创期(1988-2000) |
| 二、巩固提升期(2001-2012) |
| 三、转型发展期(2013年至今) |
| 第三节 比照 |
| 一、国外高新区管理体制及特点 |
| 二、我国高新区管理体制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
| 三、研究启示 |
| 第三章 个案研究: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 第一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及现行管理体制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现状及特点 |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下取得的成就 |
| 第二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异同分析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共同点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高新区的差异性 |
| 第三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探索及其价值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的转型之路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方式创新 |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价值 |
| 第四章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比较 |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的启示 |
| 第二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 |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模式比较 |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特点解读 |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的启示 |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效、困境及原因分析 |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取得的成效 |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面临的困境 |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困境的原因分析 |
| 第五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目标及内容 |
| 第一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 |
| 一、影响因素分析 |
| 二、影响管理体制转型的变量提取 |
| 第二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目标确立 |
| 一、动力:高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 |
| 二、方向:高新区行政区管理体制二合一 |
| 三、目标:建立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内容落定 |
| 一、功能优化 |
| 二、职能转变 |
| 三、权力重构 |
| 四、机构改革 |
| 第六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研究 |
| 第一节 转型目标 |
| 一、紧扣为民宗旨,实现终极目标 |
| 二、瞄准时代战略,提升功能定位 |
| 三、立足自身职能,加强兼收并蓄 |
| 第二节 转型策略 |
| 一、上下结合的“渐进式”转型 |
| 二、政社合作的“包容性”放权 |
| 三、社会治理的“开放型”共建 |
| 第三节 转型保障 |
| 一、“法治型”高新区建设的有效实施 |
| 二、“大部制”高新区改革的有序推进 |
| 三、“合作式”府际关系的有力构建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3）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技术效率测度相关研究 |
| 1.2.2 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相关研究 |
| 1.2.3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相关研究 |
| 1.2.4 现有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及结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结构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高新技术产业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高新技术 |
| 2.1.2 高新技术产业 |
| 2.2 技术效率及其空间溢出概述 |
| 2.2.1 技术效率内涵 |
| 2.2.2 技术效率测度 |
| 2.2.3 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内涵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技术创新理论 |
| 2.3.2 新经济增长理论 |
| 2.3.3 新经济地理理论 |
| 2.3.4 区域经济空间均衡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机理分析 |
| 3.1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正向溢出机理分析 |
| 3.1.1 技术效率正向溢出机制理论分析 |
| 3.1.2 技术效率正向溢出具体路径 |
| 3.2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负向溢出机理分析 |
| 3.2.1 累积因果过程机制 |
| 3.2.2 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差异机制 |
| 3.2.3 双边贸易机制 |
| 3.3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溢出不确定性机理分析 |
| 3.3.1 技术效率溢出不确定性现实分析 |
| 3.3.2 技术效率溢出不确定性理论分析 |
| 3.4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理论模型构建 |
| 3.4.1 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相关理论模型 |
| 3.4.2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理论模型构建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省级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与技术效率空间协同演进分析 |
| 4.1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概述 |
| 4.1.1 高新技术产业整体发展状况统计分析 |
| 4.1.2 高新技术产业投入水平空间收敛性分析 |
| 4.1.3 高新技术产业产出水平空间收敛性分析 |
| 4.2 省级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空间分布状况 |
| 4.2.1 高新技术产业空间整体集聚 |
| 4.2.2 高新技术产业空间多样化集聚 |
| 4.2.3 高新技术产业空间专业化集聚 |
| 4.3 省级地区技术效率测度 |
| 4.3.1 随机前沿模型设定 |
| 4.3.2 变量与数据来源说明 |
| 4.3.3 技术效率估计与结果分析 |
| 4.4 高新技术产业与技术效率空间协同分布统计分析 |
| 4.4.1 高新技术产业与技术效率空间分布重心演变轨迹 |
| 4.4.2 整体集聚水平与技术效率空间协同分布特征 |
| 4.4.3 多样化集聚与技术效率空间协同分布特征 |
| 4.4.4 专业化集聚与技术效率空间协同分布特征 |
| 4.4.5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技术效率空间相关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省级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 5.1 空间计量经济学概述 |
| 5.1.1 空间计量经济学简述 |
| 5.1.2 空间相关性检验方法 |
| 5.1.3 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简介 |
| 5.2 变量空间相关性实证检验 |
| 5.2.1 空间权重矩阵构建 |
| 5.2.2 莫兰指数空间相关检验 |
| 5.2.3 空间冷点—热点分析 |
| 5.3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 5.3.1 空间面板模型设定 |
| 5.3.2 高新技术产业整体集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 |
| 5.3.3 高新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 |
| 5.3.4 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与城市技术效率空间耦合分析——基于国家高新区层面 |
| 6.1 国家高新区发展统计分析 |
| 6.1.1 国内外高新区发展概述 |
| 6.1.2 国家高新区基础性统计分析 |
| 6.1.3 国家高新区空间地统计分析 |
| 6.2 地级城市技术效率测度与统计分析 |
| 6.2.1 变量与数据来源说明 |
| 6.2.2 随机前沿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6.2.3 地级市技术效率空间地统计分析 |
| 6.3 国家高新区与地级城市技术效率空间耦合分析 |
| 6.3.1 基础性统计对比分析 |
| 6.3.2 空间耦合分析统计模型原理 |
| 6.3.3 国家高新区与地级市技术效率空间协同分布特征 |
| 6.3.4 国家高新区与地级市技术效率空间耦合系数测度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国家高新区层面实证分析 |
| 7.1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理论分析 |
| 7.1.1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性分析 |
| 7.1.2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不确定性分析 |
| 7.1.3 相关理论对比分析 |
| 7.2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分析——基于地级市层面 |
| 7.2.1 变量空间相关性检验 |
| 7.2.2 空间面板模型设定与估计 |
| 7.2.3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结果分析 |
| 7.2.4 分时段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分析 |
| 7.2.5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溢出空间衰减边界实证分析 |
| 7.3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分析——基于城市群层面 |
| 7.3.1 国家级城市群发展概况 |
| 7.3.2 各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发展和技术效率统计 |
| 7.3.3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7.3.4 各城市群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分析 |
| 7.3.5 分时段各城市群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 8.1 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8.1.1 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投入与产出界定 |
| 8.1.2 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8.1.3 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技术效率实证模型设定 |
| 8.1.4 模型估计与实证结果分析 |
| 8.2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区际溢出影响因素分析 |
| 8.2.1 技术效率区际溢出影响因素实证案例介绍 |
| 8.2.2 技术效率区际溢出影响因素经验分析 |
| 8.2.3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 致谢 |
（4）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评述 |
| 2.1 创新理论的思想渊源与发展 |
| 2.1.1 马克思关于创新的思想 |
| 2.1.2 熊彼特与波特的创新理论 |
| 2.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理论 |
| 2.2 创新政策的相关理论 |
| 2.2.1 创新政策产生的理论根源 |
| 2.2.2 创新政策实践的理论依据 |
| 2.2.3 中国创新政策的相关理论 |
| 2.3 创新政策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创新政策概念研究 |
| 2.3.2 创新政策分类与体系研究 |
| 2.3.3 创新政策有效性评价研究 |
| 2.3.4 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现状与问题研究 |
| 第3章 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与发展 |
| 3.1 创新政策的内涵及体系结构 |
| 3.1.1 创新政策的内涵 |
| 3.1.2 创新政策的体系结构 |
| 3.2 中国创新政策的历史沿革 |
| 3.2.1 中国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的过渡期 |
| 3.2.2 中国创新政策的探索期 |
| 3.2.3 中国创新政策的发展期 |
| 3.2.4 中国创新政策的成熟期 |
| 3.3 中国创新政策的体系特点及存在问题 |
| 3.3.1 中国创新政策的体系 |
| 3.3.2 中国创新政策的特点 |
| 3.3.3 中国特色创新政策及其工具 |
| 3.3.4 中国创新政策的实施环境及存在的问题 |
| 第4章 中国创新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与评价 |
| 4.1 中国创新政策对创新水平影响的机制分析 |
| 4.1.1 问题的提出 |
| 4.1.2 创新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分析 |
| 4.1.3 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分析 |
| 4.2 中国创新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2.1 研究设计 |
| 4.2.2 实证分析 |
| 4.2.3 结论与启示 |
| 4.3 中国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3.1 研究设计 |
| 4.3.2 实证分析 |
| 4.3.3 结论与启示 |
| 4.4 不同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4.4.1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2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3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行业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4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区域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5 结论与启示 |
| 第5章 典型创新型国家创新政策的实践及其借鉴 |
| 5.1 美国与德国创新政策的体系 |
| 5.1.1 美国创新战略下的创新政策体系 |
| 5.1.2 德国高技术战略下的创新政策体系 |
| 5.1.3 中国对美国与德国创新政策体系的借鉴 |
| 5.2 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与科技金融政策 |
| 5.2.1 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 |
| 5.2.2 以色列科技金融政策 |
| 5.2.3 中国对以色列成果转化与科技金融政策的借鉴 |
| 5.3 日本创新政策的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 |
| 5.3.1 日本创新政策的评价体系 |
| 5.3.2 日本创新政策的评价方法 |
| 5.3.3 中国对日本创新政策评价体系与方法的借鉴 |
| 第6章 中国创新政策的完善方向与对策 |
| 6.1 健全科技人才发展机制 |
| 6.1.1 加强科技人才培养的全链条支持 |
| 6.1.2 促进科技人才的引进与交流 |
| 6.1.3 完善创业人才培养与智库机制 |
| 6.2 完善支持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 |
| 6.2.1 健全科技管理体制 |
| 6.2.2 促进基础设施条件的开放共享 |
| 6.3 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
| 6.3.1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
| 6.3.2 强化孵化器市场导向运作 |
| 6.3.3 深化产学研合作与协同创新 |
| 6.3.4 优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 |
| 6.4 加快构建包容创新的机制环境 |
| 6.4.1 优化科技金融与税收环境 |
| 6.4.2 加强科普与科技奖励 |
| 6.4.3 激发保护企业家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5）中国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城市经济增长的研究 |
| 1.3.2 关于城市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
| 1.3.3 关于城市国家级新区建设的相关研究 |
| 1.3.4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和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点 |
| 1.6.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经济特区 |
| 2.1.2 开发区 |
| 2.1.3 城市新区 |
| 2.1.4 国家级新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城市地域空间理论 |
| 2.2.2 城市网络理论 |
| 2.2.3 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发展理论 |
| 2.2.4 区域创新理论 |
| 2.3 国家级新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 |
| 2.3.1 国家级新区推进制度创新的作用机制 |
| 2.3.2 国家级新区促进生产要素集聚的作用机制 |
| 2.3.3 国家级新区引导科技创新的作用机制 |
| 2.3.4 国家级新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
| 第3章 国家级新区发展历程与建设成效分析 |
| 3.1 国家级新区发展历程 |
| 3.1.1 新区设立与初步探索阶段(1992-2009年) |
| 3.1.2 扩大政策实验阶段(2010-2013年) |
| 3.1.3 进一步增设发展阶段(2014年至今) |
| 3.2 国家级新区建设成效 |
| 3.2.1 营商环境显着改善 |
| 3.2.2 实体经济快速发展 |
| 3.2.3 与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有效对接 |
| 3.2.4 逐步发展成为宜居宜业新城区 |
| 3.3 国家级新区发展面临的问题 |
| 3.3.1 体制机制创新面临严重制约 |
| 3.3.2 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面临重大困难 |
| 3.3.3 招商引资面临巨大竞争和困难 |
| 3.3.4 国家给予政策支持逐渐减少 |
| 第4章 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实证分析 |
| 4.1 研究方法阐释 |
| 4.1.1 基本思想 |
| 4.1.2 模型设置 |
| 4.1.3 模型使用条件 |
| 4.1.4 模型检验 |
| 4.2 假说提出 |
| 4.3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变量说明与数据特征分析 |
| 4.3.3 共同趋势检验 |
| 4.4 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结果分析 |
| 4.4.1 基准回归结果 |
| 4.4.2 安慰剂检验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5 异质性检验 |
| 4.5.1 区域异质性检验 |
| 4.5.2 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科技创新促进作用实证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说明与数据特征分析 |
| 5.2.3 共同趋势检验 |
| 5.3 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科技创新的影响 |
| 5.3.1 基准回归结果 |
| 5.3.2 安慰剂检验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实证研究 |
| 6.1 假说提出 |
| 6.2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说明与数据特征分析 |
| 6.3 产业结构升级“量”的检验 |
| 6.3.1 基准回归结果 |
| 6.3.2 异质性检验 |
| 6.4 产业结构升级“质”的检验 |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 6.4.2 异质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相关政策建议 |
| 7.1 优化国家级新区的空间布局 |
| 7.1.1 重点向主要城市群核心城市倾斜 |
| 7.1.2 适度照顾中西部地区大城市 |
| 7.1.3 新区选址应该与原城区相互衔接 |
| 7.2 促进国家级新区产业优化发展 |
| 7.2.1 全力做强做优主导产业 |
| 7.2.2 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 |
| 7.2.3 努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7.3 加快完善国家级新区治理模式 |
| 7.3.1 加快提升国家级新区的治理能力 |
| 7.3.2 积极探索国家级新区治理新模式 |
| 7.4 积极化解国家级新区的招商引资困难 |
| 7.4.1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
| 7.4.2 拓宽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 |
| 7.5 国家应该加强对国家级新区建设的支持力度 |
| 7.5.1 扩大体制机制创新的制度空间 |
| 7.5.2 在重大项目布局方面给予重点倾斜 |
| 7.5.3 在建设用地指标方面给予重点倾斜 |
| 7.5.4 在融资方面给予更多便利条件 |
| 第8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 一、援助的内涵 |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 一、援助对象 |
| 二、援助方式 |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 一、成文法层面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欧盟 |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徐州市鼓楼区园区绩效指标构建与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主要内容和方法 |
| 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综述 |
| 2.2 国内研究综述 |
| 2.3 文献综述 |
| 2.4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 产业园区发展现状分析 |
| 3.1 我国产业园区发展基本情况 |
| 3.2 鼓楼区园区发展基本情况 |
| 3.3 鼓楼区园区发展现状 |
| 3.4 目前鼓楼区园区发展存在的问题 |
| 3.5 本章小结 |
| 4 鼓楼区产业园区综合绩效指标体系构建 |
| 4.1 鼓楼区产业园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4.2 基于扎根理论分析鼓楼区园区发展目标 |
| 4.3 评价体系指标的确立 |
| 4.4 本章小结 |
| 5 产业园区综合绩效评价的实证研究 |
| 5.1 综合和绩效评价的战略意义 |
| 5.2 鼓楼区产业园区绩效评价 |
| 5.3 指标权重计算结果 |
| 5.4 鼓楼区园区发展情况实证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总结与政策建议 |
| 6.1 政府层面对策 |
| 6.2 园区层面对策 |
| 6.3 高校等科研院所层面对策 |
| 7 总结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本文创新点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中国特色小镇功能分析 ——从中小企业提升与乡村振兴互动的角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研究及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重点 |
| 三、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框架 |
| 第三节 论文的创新与完善 |
| 一、论文的创新点 |
| 二、论文进一步完善 |
| 第二章 特色小镇、中小企业提升和乡村振兴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特色小镇研究综述 |
| 一、特色小镇的内涵 |
| 二、特色小镇发展的理论基础 |
| 三、特色小镇的功能定位 |
| 四、特色小镇的培育建设 |
| 第二节 中小企业升级研究综述 |
| 一、中小企业升级的概念 |
| 二、中小企业升级路径 |
| 三、中小企业升级的影响因素 |
| 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困难原因 |
| 第三节 乡村振兴研究进展 |
| 一、乡村振兴的内涵 |
| 二、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
| 三、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体系 |
| 四、乡村振兴的难点、障碍及其关键 |
| 第四节 特色小镇、中小企业升级和乡村振兴相关研究简评 |
| 第三章 特色小镇、中小企业与乡村振兴三者契合互动的逻辑 |
| 第一节 三者互动关系所反映的现实发展困局 |
| 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与农村发展的脱节 |
| 二、中小企业亟需适宜发展平台加快转型提升 |
| 三、特色小镇建设的契合互动效应 |
| 第二节 三者契合互动的内在逻辑关系 |
| 一、乡村振兴是三者互动关系的中心目标 |
| 二、特色小镇是三者互动关系的中枢平台 |
| 三、中小企业提升:三者互动关系的动力因素及其契合 |
| 第三节 三者互动关系的理论解释 |
| 一、三者互动的目标是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
| 二、特色小镇建设:打造乡村振兴增长极 |
| 三、中小企业转型提升:企业集聚理论的应用 |
| 第四节 乡村振兴战略中特色小镇的功能指向 |
| 一、农村全面对接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平台 |
| 二、植入现代产业,对接中小企业,打造现代经济体系 |
| 三、融入现代经济体系,挖掘乡村存量资源的现代价值 |
| 四、特色小镇建设将成为我国乡村发展的样板 |
| 五、特色小镇引发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性完善的紧迫需求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小镇提升中小企业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
| 一、目前中小企业总体发展状况 |
| 二、中小企业发展困境的表现 |
| 三、中小企业发展困境的原因 |
| 第二节 特色小镇提升中小企业的优势体现 |
| 一、更具针对性的综合服务优势 |
| 二、凸显产业链集聚的加速提升优势 |
| 三、比较城市地区的综合成本优势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小镇提升中小企业的特色功能 |
| 一、特色小镇:特色产业和特色资源孵化平台 |
| 二、特色产业:专业性中小企业竞争性的集聚 |
| 三、集聚效应:中小企业提升加速器 |
| 第四节 中国特色小镇提升中小企业的作用机制 |
| 一、集聚效应:特色小镇加速器的核心功能 |
| 二、集聚产生的规模效应 |
| 三、集聚产生的协作效应 |
| 四、集聚产生的学习效应 |
| 五、集聚产生的品牌效应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小镇推动乡村振兴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乡村振兴的阶段性要点及理论解释 |
| 一、当前中国乡村衰落主要表现及原因 |
| 二、乡村振兴的内涵与理论解释 |
| 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径探讨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小镇推动振兴乡村的功能 |
| 一、增长极:中国特色小镇推动振兴乡村的核心功能 |
| 二、中国特色小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三大支撑功能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小镇振兴乡村的促进机制 |
| 一、资源要素集聚机制 |
| 二、现代发展动力机制 |
| 三、协调统筹融合机制 |
| 第四节 简要小结 |
| 第六章 大唐袜艺小镇:产业集聚转型提升的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大唐袜艺小镇的发展演进 |
| 一、大唐镇基本概况 |
| 二、大唐袜艺小镇的产业演进过程 |
| 三、大唐袜艺小镇的空间演进过程 |
| 第二节 大唐袜业小镇发展效应分析 |
| 一、特色产业:集聚与集约效应 |
| 二、乡村振兴:综合带动效应 |
| 三、本地及周边地区现代化发展:带动效应 |
| 第三节 简要总结与借鉴 |
| 一、特色小镇的区位与资源特色 |
| 二、特色小镇的特色产业培育 |
| 三、特色小镇的产业与文化融合 |
| 四、特色小镇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协作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一、中国特色小镇发展与中小企业提升和乡村振兴三者有效互动契合 |
| 二、中国特色小镇的适宜环境将加速中小企业提升 |
| 三、中国特色小镇促进乡村振兴的功能机制 |
| 第二节 剖析特色小镇发展典型案例的启示 |
| 一、发挥优势,注重服务 |
| 二、搭建平台,强化融合 |
| 三、有机契合,互促共进 |
| 第三节 相关政策建议 |
| 一、在特色小镇的遴选与培育方面:产业产品特色是第一选择 |
| 二、在特色小镇的产业培育方面:专业化合作是主要方向 |
| 三、在特色小镇服务中小企业方面:适宜综合环境是重要考虑 |
| 四、在特色小镇促进乡村振兴方面:制定乡村全面发展规划是重要保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9）中国区域创新政策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2 研究的基础理论与逻辑分析框架 |
| 2.1 研究的基础理论 |
| 2.2 研究的逻辑分析框架 |
| 3 区域创新政策网络构建环节的有效性 |
| 3.1 创新政策网络的选择 |
| 3.2 创新政策网络的全面覆盖 |
| 3.3 创新政策网络的结构优化 |
| 3.4 本章小结 |
| 4 区域创新政策问题评议环节的有效性 |
| 4.1 创新政策情势的感知与分析 |
| 4.2 创新政策问题的认知与界定 |
| 4.3 创新政策问题的阐述与精炼 |
| 4.4 创新政策问题的分类与结构 |
| 4.5 本章小结 |
| 5 区域创新政策内容定制环节的有效性 |
| 5.1 内容定制关键之一,聚焦区域创新优势 |
| 5.2 内容定制关键之二,适应区域创新能力 |
| 5.3 内容定制关键之三,化解区域创新问题 |
| 5.4 内容定制关键之四,兼顾边界条件约束 |
| 5.5 本章小结 |
| 6 区域创新政策供给推动环节的有效性 |
| 6.1 区域创新资金投入与配置的政策供给推动 |
| 6.2 创新人力资本培育与投入的政策供给推动 |
| 6.3 创新基础设施规划与升级的政策供给推动 |
| 6.4 本章小结 |
| 7 区域创新政策执行保障环节的有效性 |
| 7.1 创新政策执行的制度保障:利益相关者行为规范与权益维护 |
| 7.2 创新政策执行的机制保障:创新共同体内部融合与互动学习 |
| 7.3 创新政策执行的动力保障:金融市场完善与创新产出激励 |
| 7.4 创新政策执行的弹性保障:创新制度的超前性与灵敏性 |
| 7.5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10）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1 全球化和信息化推动下的城市群发展 |
| 1.2.2 城市群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空间载体 |
| 1.2.3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空间治理变革 |
| 1.2 湾区的概念提出与研究进展 |
| 2.1.1 有关湾区研究的三个阶段与概念内涵的转变 |
| 2.1.2 湾区空间发展相关研究的进展 |
| 2.1.3 本次研究问题的提出 |
| 2.1.4 本文研究的环珠江口湾区的空间范围 |
| 1.3 概念辨析与界定 |
| 1.3.1 城市群的概念与基本特征 |
| 1.3.2 城市空间形态与空间结构的相互关系 |
| 1.3.3 城市空间模式的概念内涵 |
| 1.4 研究的目标与意义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思路、方法与主要内容 |
| 1.5.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主要内容 |
| 2 城市群空间研究进展与研究框架 |
| 2.1 城市群空间研究的要素组成与模式演变 |
| 2.1.1 对空间认识的转变 |
| 2.1.2 城市空间研究的构成要素 |
| 2.1.3 由单一城市到城市群的空间模式研究 |
| 2.1.4 城市群空间模式的动态演变 |
| 2.2 城市群空间演变的动力机制 |
| 2.2.1 全球化和市场化作用下的发展动力 |
| 2.2.2 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研究 |
| 2.2.3 “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的作用机制 |
| 2.2.4 主体作用下的空间表征 |
| 2.3 空间模式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基于动力主体的引导 |
| 2.3.2 基于对空间客体的协调 |
| 2.3.3 主体与客体研究的融合:空间治理 |
| 2.4 建立湾区空间模式研究框架 |
| 2.5 本章小结 |
| 3 湾区形成的自然人文基础 |
| 3.1 湾区自然地理基础 |
| 3.1.1 自然地理条件与“湾区” |
| 3.1.2 环珠江口湾区总体地理特征 |
| 3.1.3 河口湾形态演变和经济活动 |
| 3.2 湾区历史人文基础 |
| 3.2.1 岭南三大民系与湾区空间分布 |
| 3.2.2 岭南文化来源特征 |
| 3.2.3 以广府文化为主体的湾区文化 |
| 3.3 本章小结 |
| 4 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的演进研究 |
| 4.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1.1 数据的选取与发展阶段划分 |
| 4.1.2 影像数据的处理 |
| 4.2 湾区城市群建设空间形态的扩展特征 |
| 4.2.1 建设空间演变的总体特征 |
| 4.2.2 建设用地规模的快速拓展 |
| 4.2.3 建设空间扩展的轴向集聚 |
| 4.2.4 空间形态的分维与紧凑度 |
| 4.3 湾区城市群自然生态空间形态的演变 |
| 4.3.1 湾区自然生态空间的演变历程 |
| 4.3.2 湾区自然生态空间形态指数特征 |
| 4.3.3 环珠江口生态空间与岸线演变 |
| 4.3.4 台风气候影响下的空间安全风险 |
| 4.4 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关系的总体判断 |
| 4.4.1 向湾演进与珠江口A字形空间结构的形成 |
| 4.4.2 环珠江口湾区空间开发的不平衡 |
| 4.4.3 城市群建设空间拓展的不充分 |
| 4.4.4 珠江口区域的生态碎化与安全压力 |
| 4.5 本章小结 |
| 5 湾区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与空间模式演变 |
| 5.1 政府行为推动湾区空间结构演变 |
| 5.1.1 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推动核心城市的形成 |
| 5.1.2 省级政府协同与调控促进城市群区域一体化 |
| 5.1.3 地方政府的空间竞争促使城市群向多中心转变 |
| 5.1.4 政府行为影响下的湾区空间特征:对称型等级化 |
| 5.2 市场发展引起城市建设空间扩展 |
| 5.2.1 从村镇工业化到创新发展的产业集聚与动力转变 |
| 5.2.2 典型产业模式与经济的梯队型格局 |
| 5.2.3 市场机制下不同产业类型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 |
| 5.2.4 市场行为影响下的湾区空间特征:多中心网络化 |
| 5.3 社会需求促使空间内涵发生转变 |
| 5.3.1 人口快速增长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
| 5.3.2 人口密度的双核圈层空间分布 |
| 5.3.3 社会阶层结构由纺锤型向橄榄型转变 |
| 5.3.4 社会行为影响下的湾区空间特征:社群多元化 |
| 5.4 “政府-市场-社会”主体交织推进的动力机制 |
| 5.5.1 “政府-市场-社会”交织推进的建设空间拓展 |
| 5.5.2 主体的合力差异导致空间的不平衡和不充分 |
| 5.5.3 以政府治理为主导的生态空间管控 |
| 5.5.4 主体的利益博弈导致生态碎化困境 |
| 5.5 “政府-市场-社会”主体推动下的湾区空间模式与结构演变 |
| 5.5.1 1978-1992年,村镇工业化推动湾区点状生长模式 |
| 5.5.2 1992-2002年,工业转型促进城镇空间点轴发展 |
| 5.5.3 2002-2012年,现代服务驱动中心城市崛起 |
| 5.5.4 2013年至今,科技创新成为湾区发展源泉 |
| 5.6 本章小结 |
| 6 湾区城市群空间作用逻辑转变与治理趋势 |
| 6.1 世界湾区的空间模式特征 |
| 6.1.1 纽约湾区:州际合作模式 |
| 6.1.2 旧金山湾区:网络化联合模式 |
| 6.1.3 东京湾区:单核集中型模式 |
| 6.1.4 与三大国际湾区的比较与借鉴 |
| 6.2 从对空间发展的引导走向空间底线管控 |
| 6.2.1 国土空间的整体治理:自然资源管理框架下的体系重构 |
| 6.2.2 建设空间的柔性治理:以功能区引导发展转型 |
| 6.2.3 生态空间的底线治理:从刚性管控走向韧性适应 |
| 6.3 从政府治理走向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商治理 |
| 6.3.1 政府主体的治理趋势 |
| 6.3.2 市场主体的治理趋势 |
| 6.3.3 社会主体的治理趋势 |
| 6.3.4 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商”治理体系 |
| 6.4 本章小结 |
| 7 环珠江口湾区的空间模式 |
| 7.1 湾区发展的目标与责任 |
| 7.1.1 服务于国家开放和转型发展战略 |
| 7.1.2 打造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
| 7.1.3 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
| 7.2 创新发展趋势下的湾区空间发展模式转变 |
| 7.2.1 以国家科学平台为引擎的节点簇群空间模式 |
| 7.2.2 以企业技术转化为主导的双核轴带空间模式 |
| 7.2.3 以社群创新创业为重点的多元网络空间模式 |
| 7.3 构建以环湾为核心的区域空间结构 |
| 7.3.1 历年空间规划的结构演变 |
| 7.3.2 立脊:推动更为均衡的空间发展 |
| 7.3.3 铸链:创新湾链空间的无地界协作 |
| 7.4 加强空间发展的核心要素管控 |
| 7.4.1 重塑区域:协调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 |
| 7.4.2 打破边界:推动无地界的协同发展 |
| 7.4.3 培育节点:创新功能区协同体系 |
| 7.4.4 打通路径:优化东西岸通道体系 |
| 7.5 创新主体协同治理模式 |
| 7.5.1 培育空间治理的制度厚实 |
| 7.5.2 强化生态空间的韧性治理 |
| 7.5.3 促进湾区治理的文化认同 |
| 7.6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珠江口东西两岸空间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程度增大 |
| 8.1.2 “政府-市场-社会”主体合力在环珠江口湾区空间形态与模式演变中具有阶段性、复合性特征 |
| 8.1.3 创新经济趋势下的湾区空间模式和两脊三湾链空间结构 |
| 8.2 论文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8.2.1 论文的创新 |
| 8.2.2 存在的不足 |
| 8.3 对未来发展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发挥新区先发示范效应继续扩大吸引外资规模（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D]. 刘洋. 苏州大学, 2021(07)
- [3]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研究[D]. 焦英俊. 吉林大学, 2020(03)
- [4]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D]. 刘明. 吉林大学, 2020(01)
- [5]中国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 姜宝中. 吉林大学, 2020(01)
- [6]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7]徐州市鼓楼区园区绩效指标构建与评估[D]. 程丰远.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8]中国特色小镇功能分析 ——从中小企业提升与乡村振兴互动的角度[D]. 王天宇.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9]中国区域创新政策有效性研究[D]. 张韵.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10]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D]. 彭雄亮. 华南理工大学,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