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华[1]2004年在《诺贝尔奖精神及其诞生的文化动因与启示》文中认为诺贝尔奖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具有影响力而且知名度、权威性最高的奖项,它融科学奖与人文奖于一体,已走过了百年的辉煌。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互作用的视角审视,诺贝尔本人的理想追求、亲身实践及其遗嘱,以及按照其遗嘱所设立的诺贝尔奖,都蕴涵着并体现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于一体的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我们称之为诺贝尔奖精神。 诺贝尔奖精神的实质,就是以真善美为根本内涵,诺贝尔本人所追求和躬行的、由其遗嘱所确定的,并经诺贝尔奖奖项设置与运作,诺贝尔奖得主及其成果,以及奖励获得者受育学校的教育理念等方面,而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诺贝尔奖精神即科学与人文相融的精神,是人类精神整体反映到个案中的典范,也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创新形式。 从诺贝尔奖精神诞生的文化动因考察,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相融为诺贝尔奖精神的诞生提供了先决条件;十九世纪末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分裂对立的现实使诺贝尔奖精神的诞生成为必要;文艺复兴与启蒙时期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生互动的密切关系使诺贝尔奖精神的诞生成为可能;而历史上诺贝尔的出现,则使这种必要性与可能性成为现实,即诺贝尔凭借科学家的理性、人文学者的博爱、实业家的实力设立了流芳百世的诺贝尔奖,促成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的诺贝尔奖精神的诞生。 自诺贝尔奖颁发103年来,中国本土科学家始终无缘诺贝尔奖,既成为国人难以开解的“情结”,更成为学界近年来广为研究和交流的热点。虽然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不同学科分析,都可以总结罗列出一大堆的理由,但从深层次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看,缺乏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传统是中国本土科学家一直无缘诺贝尔奖的根本原因。
刘发志, 汪前进[2]2011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诺贝尔科学奖研究述略》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大量研究诺贝尔科学奖的论文与专着,通过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并将它们分成五大类进行聚类介绍和分析,总结出了大陆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各种研究取向、发展趋势、既有成果以及问题与不足.
李晏军[3]2010年在《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发展研究（1964～201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杂交水稻作为一项现代农业高新技术成果,在中国的研究与应用一直领先世界已近50年,其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不仅对中国,同时对世界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为解决中国和世界的粮食安全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技术从诞生之日起就会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杂交水稻在中国的研究起步虽相对较晚,却在中国极端艰辛的环境中诞生,这与中国当时社会的技术需要的强大推动是密不可分的。纵观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国一直未能彻底摆脱饥饿的威胁。20世纪50年代末爆发的大饥荒,又一次夺走了中国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粮食安全直接威胁到中国的稳定与存亡,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致力于选育水稻良种、提高粮食产量的杂交水稻技术也就应运而生。为理顺杂交水稻技术发展脉络,文章回顾了中国五十年代水稻杂交育种研究的概况,为杂交水稻研究的兴起做好了技术思想和方法的准备。以袁隆平为代表的科研工作者,经过十年的共同努力,终于实现了叁系配套,在全国科研大协作之下,中国科技工作者实现了在科学上的重大突破,获得了技术上的一个又一个创新,不断攻克了叁系配套关、良种选育关和制种关,使叁系杂交籼稻在全国迅速大面积推广,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当叁系法育种研究还在上升阶段时,以袁隆平为代表的科研人员又把目光投向了两系稻研究。水稻温光敏雄性不育现象的发现和温光敏不育系的育成,让两系法育种从科学设想成为现实。两系法育种从国家“863”科研立项到研究成功,历时也是近十年,同样是众多科研单位科研协作的结果。两系法育种从育种技术思路上由繁到简,成本大大降低,从高产目标向高产、优质、多抗综合目标转变。与叁系法育种相比,两系法育种具有了明显的优越性,中国的稻作技术与文化得到进一步提升。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的提出,不仅是杂交水稻技术内部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的稻作发展需要。超级稻育种的方法也将常规选育、叁系、两系选育方法和分子生物技术方法等现代高新技术统一了起来,育种理念也从“高产优质多抗”向“绿色环保”理念转变。计划运作已历时15年,每个阶段的育种目标都如期实现。预期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超级稻育种研究必然以其杰出的成就,为解决新世纪中国的粮食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从叁系到两系再到超级稻,中国杂交水稻研究节节推进,一直保持着我国在杂交水稻育种研究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从水稻杂种优势理论的建立到优势利用技术的发展,杂交水稻学科逐步建立。杂交水稻技术范式是支起整个学科的灵魂,“袁隆平思路”成为杂交水稻技术范式公认的理论基础,众多的科研人员创新的科研方法是杂交水稻技术范式的基本内容,其范式的形成是在科研实践中由外在信息不断作用于科研系统,通过系统内科研人员的吸收、交流、创造与传播逐步形成的。在杂交水稻科研系统内部,有了共同的理论、方法、价值标准、科研目标以及自己的组织机构和学术权威等。与其他学科的形成一样,杂交水稻学科知识的演化同样也经历了朦胧意识期、自觉认识期、整体把握期和综合发展期四个阶段。杂交水稻学科在中国发展近半个世纪,从其理论构架、学术队伍、知识信息及学术资料等方面都已经进入综合发展。杂交水稻科研队伍的发展是杂交水稻学科发展的核心,其科研队伍已经形成一个多层次、多领域、上下承继、结构合理的学科团队,其科研机构从国家到地方、从专门到综合已经发展成熟并不断壮大,杂交水稻研究成为一个能出成果、多出成果和出好成果的研究领域,在科研激励方面,杂交水稻科研人取得的丰硕成果受到社会的充分肯定和赞誉,从社会地位、科研立项、科技奖励等方面都给予这个科研团队以最大的关注。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研究与推广在世界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杂交水稻技术成果的产业化程度并不很高,这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大环境密切相关。从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历程来看,前期推广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规模主要依靠的是国家行政手段实现的,国家粮食政策的宏观调控直接影响到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在80年代初期,成果推广与技术创新是同步的,技术推广体系在推广中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这一时期的推广成绩显着,杂交水稻事业获得快速发展,农民种植杂交水稻增产增收；从90年代开始,杂交水稻的推广开始引进市场机制,产业化发展方向有了新的转变,杂交水稻的推广面积占水稻种植总面积的半数以上并趋于稳定；超级稻的推广模式已臻成熟,在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的共同作用下必将杂交水稻产业化推上一个崭新阶段。从整体上来看,杂交水稻的推广阶段经历了指令性计划发展阶段、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发展阶段、完全市场化产业模式发展阶段,产业化过程中主要存在科研与企业体系分离、市场经营无序、种子区域封锁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利用市场机制良性推动科研与企业体系的融合、打通产业化环节、加强整治市场、把好种子市场准入标准、宏观调控全局、改善供求平衡外,还需要面向“WTO”背景下的国际大环境,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将杂交水稻技术成果产业化融入国际化轨道,加速产业化发展。杂交水稻从1980年第一次与美国圆环种子公司签订技术转让协议开始走出国门,到现今已有8个国家已经大面积推广中国杂交水稻,有40多个国家引种、研究、推广中国杂交水稻,推广面积已经超300万公顷。中国作为杂交水稻的策源地,为国际培训了大量的杂交水稻技术人员,策划召开了5届国际杂交水稻学术会议。亚洲是世界水稻的主产区,也是中国杂交水稻主要推广的区域,目前在亚洲的推广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印度、越南、菲律宾、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国都已经大面积种植中国杂交水稻。非洲有着水稻生产的良好自然条件,但其稻作水平却很低,大量的稻米需要进口。近几年,中国杂交水稻在几内亚、马里、赞比亚、塞拉利昂、马达加斯加、利比亚、尼日利亚等国试种增产效果显着,各国政府均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应该存在较大的推广潜力。杂交水稻技术在全球的推广受到世界粮农组织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这不仅有利于全球的粮食安全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同时也将为改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作出重要贡献。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相对落后,但杂交水稻技术却已领跑世界近半个世纪,并还将继续领先世界。杂交水稻技术发明是中国现代科技史上的重大事件,在中国诞生绝非偶然,从技术的发明到技术成果的推广都离不开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由此,我们发展中国技术,就必须立足于中国的技术国情,选择适应本国条件又能取得最大成效的技术,同时不断优化和完善技术发展的社会条件,用社会的发展来带动技术的发展,孕育出更多土生土长的像杂交水稻技术一样的原创技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技术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技术体系,实现中国科技振兴。袁隆平作为杂交水稻科研团队的领军人物,他的成功享誉世界。他科学研究的风格带动了杂交水稻科研团队的一批人,成就了杂交水稻科学事业,成为了当今时代科学精神的主音。其科学风格的形成既有他对水稻特有的洞察力、自身个性等Taste"的直接作用,也是杂交水稻科研实践的直接塑造。其超强的创新意识、科学的研究方法、始终贯穿于其科学实践中的创新品质构成了袁隆平科学风格的主要内容。袁隆平的科研成果已经惠及全球,他的科学风格也将影响一代又一代科技人。他学术上的贡献主要包括水稻杂种优势理论的建立、叁系法配套理论及技术规范的构建,建立了杂交水稻“从叁系、两系到一系”育种理论的战略构想,提出培育两系法杂交水稻的一整套理论和技术路线并创新了核心种子生产等一系列技术,创立了超级杂交稻育种理论。研究袁隆平个人为国家创造的经济价值那是难以计算,获得的社会效益更是无法估量。文章采用有限的对照数据来论述基本问题。
徐继宁[4]2011年在《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大学与工业关系的建立是战后英国高等教育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21世纪世界高等教育变革与职能创新的必然趋势之一,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一种客观要求,也是现代工业化进程和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通过对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历史进程的研究,从宏观的视角理解和阐释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与变迁过程中的内容与特征、变迁路径及发展动力,从微观的影响因素的作用入手,探究影响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进程的各种内外动因及其相互作用,展示这种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所依赖的各种社会因素、时代背景乃至民族文化特质;以及它们与高等教育职能转换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论述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相互制约和影响并由此而显示出的独特性和代表性;探索英国高等教育变革与大学-工业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挖掘并寻求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合作实践中的成功案例及经验教训;以期借鉴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产学研合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之所以选择英国的大学,尤其是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的发展作为研究目标,是由于它们在与工业的联系与合作上走过了一条比任何其它国家的大学更为漫长、艰难和曲折的道路,更能深刻地反映出英国大学职能演变的艰难性和曲折性,显示出英国传统大学特有的本质特征,折射出英国独有的民族特质和文化传统,具有较强的典型性与代表性。正如朱镜人所说:“战后英国高等教育与产业界的联系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英国人固守重学轻术和重文轻理传统的‘顽固性’在世界各国高等教育中不多见。”1英国传统大学最初由服务于教会的职业教育转向崇尚人文化自由化的绅士教育,这种转变是英国高等教育所特有的,是其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所决定的,它对英国高等教育的影响非常之大,人们对于大学的功能,对于大学应培养绅士的观点追捧持续了几个世纪。时至今日,造就具有绅士风度的人才仍被视为是牛津、剑桥等几所英国传统大学的一个最为与众不同的特色。通过对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的发展历程和现状的纵向探索与横向描述,我们认为:100多年来的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的关系的发展相对于英国大学800多年的发展历程算不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却是一个缓慢、曲折而渐进的过程,是由最初的疏离、冷漠的状态逐渐转变为今天积极主动寻求合作的状态。这一转变过程揭示了英国传统大学虽然饱受其自身文化传统的侵淫和熏陶,但每一次面对时代与社会发展需求,在自身生存、利益和发展的压力的驱使之下,在各种外部环境的影响和作用之下,它们最终能够克服、冲破从而超越传统的约束和阻碍,走上与工业及社会合作的道路的。在这一过程中,大学传统的作用不可低估。在与工业合作的成功实践和进程中,英国传统大学实现了对自身古老传统的突破与超越,同时也说明了大学传统,伴随着大学的不断发展与变革也会在一定条件和因素的影响下,发生变化或转化、产生突破与创新;大学传统的阻碍或促进作用也会随之相互转化和作用的。但是,大学传统的转化与突破不是随意、偶然和轻易发生的,它们是在必要的和适当的政治、经济、科技以及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刺激下才能发挥其促进的、阻碍的、继承的、创新的、超越的等等作用与功能的。对比英国的非传统大学,英国传统大学在与工业合作的道路上速度不算太快,步伐也不算太大,但它们却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在融入社会、服务社会的同时,又始终坚守住了自己的大学传统和象牙塔精神。这种保守与开放、继承与创新的平衡正是每一所现代大学所孜孜以求的目标和境界。本文试图从历史视野和个案研究两个层面入手,运用历史文献法、因素分析法、个案分析法和比较法等研究方法,解析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的过程和动因,对比分析了英国传统大学(英格兰大学和苏格兰大学)的各自独特的办学传统及其在与工业关系发展进程中表现出的迥异特征。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分析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特征;2、探究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的内外部动因;3、展示剑桥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的成功案例;4、对比英格兰、苏格兰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的不同特征与历史根源,阐述大学传统的影响、意义及其局限作用;5、揭示高等教育职能的转变与大学-工业关系发展的内在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丁玲[5]2012年在《中美大学国际化实践及发展趋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大学国际化是现代大学发展的重要行动抉择。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后，世界多强政治格局随着冷战的结束逐步形成，其后经济全球化滚滚袭来，现代大学所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环境日新月异，与政府、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对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关国际化的实践逐步渗入到了大学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课程改革、师资队伍建设、人员交流和科技合作等各个方面，成为现代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本研究以“中美大学国际化实践与发展趋势”为论题，将中美大学作为世界大系统中的典型子系统，沿着“历史回顾——实践的现况分析与探讨——实践的动机和影响因素的考察与比较——实践的经验提取——前景展望”为研究路径，在系统梳理中美大学国际化的演进历程之后，深入探讨中美大学国际化实践的动力、影响因素及未来趋势；并通过典型大学展示大学国际化实践的具体面貌与特征。在此基础上，总结有益经验，以期为我国大学国际化实践提供启示与建议。本论文主体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中美两国大学国际化历史变迁及的描述与分析。中美大学国际化的历史进程表明，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大学国际化的基本理论来源相同、基本路径相似，其大学国际化实践所勾勒的历史脉络在存在着差异的同时，也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相似之处。这种差异或相似之处，正是现代大学存在的历史特色和意义。从实践基础的角度看，民族传统是大学国际化发展中的双刃剑；政治因素是国际化的导航仪；而学术根基则是国际化的起跳点。从实践过程的角度看，中国大学的国际化是从“盲从”变为“自觉”，美国大学的国际化是从“欣赏”到“借鉴与创新”。第二部分，从观念、课程、人员和学术活动四个角度，描述中美大学国际化的现况。通过对中美大学国际化现况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发现，大学国际化理念是展开一切国际化活动的内在先导和指导国际化改革的哲学，它体现了两国国际化行动的指导思想、基本目标、战略要点和实践追求。大学课程国际化实践的发展展现了中美大学国际化载体内涵的不断丰富及其改革的逐步深入。人员的国际流动仍旧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两国大学国际化的实践最基本亦是最活跃的表现之一。学术活动的国际交流，则是两国确保高等教育机构的工作性质和政策效果的必要条件。第叁部分，对中美两国大学国际化的动机进行分析和探讨。中美大学国际化的动机将指引着两国大学的国际化实践按照时代的需求朝纵深方向发展。这些动机背后都有相应的理论支撑——国际化理念因素理论、世界体系因素理论；都指向特定的目标与方向——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学术的；并涉及几对重要的内在关系——国际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对中美两国大学国际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近年来中美大学国际化实践是在一个崭新的时代环境中迅速兴起的。国际化作为全球化背景下中美大学可持续发展的行为选择，不仅受到世界经济、文化和科技叁大既有条件发展的影响，而且受到国内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和影响。美国大学的国际化事业已经形成了政府、社会团体和大学互相协作、各司其职、叁位一体的国际教育体系。与美国相比，中国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中国需要进一步改善大学国际化的内部环境和土壤，使国际化实践充满了主体应具有积极性和自主性活力。第五部分，选择了中美两国几个典型大学的国际化进行经验分析，并指出观念和目标是大学国际化实践的内在意识构架，形式和策略则是大学国际化实践的外在行为支撑。第六部分，从理念和制度、课程和师资的角度探讨了中美两国大学国际化的未来，提出了对策建议。中国大学国际化面临的外部挑战，包括国际教育市场中的挑战、国际人才市场中的挑战、文化领域的挑战以及因特网带来的挑战；内部挑战，包括现有教育质量和水平的挑战、管理制度的挑战。中国大学国际化实践要坚持大学国际化实践的叁项基本原则，即平等性和普遍性相结合、融合性和独立性相结合、开放性和闭合性相结合；要确定大学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包括全面增强国际化意识、建立专门的国际化组织、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大力促进人才保持和回流；要明确大学国际化的行动，包括政府层面的行动和高等教育机构层面的行动。
刘倩文[6]2015年在《周尧与中国现代昆虫学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周尧(1912--2008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教授,着名昆虫学家,中国昆虫学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在昆虫分类、农业害虫防治等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提出了"时空统一"的进化分类理论,并对盾蚧总科,头喙亚目和蛾类害虫等20多个昆虫类群进行研究,编着出版了一系列的专着和教材;在小麦吸浆虫等农业害虫方面提出了许多独特的防治措施。晚年的周尧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蝴蝶的研究,他首次拟定了中国蝴蝶族、属、种、亚种的中文名称,为蝴蝶中文名称的统一和系统化奠定了基础。他还拓宽了中国昆虫学史的研究,历时20多年着成《中国昆虫学史》,被欧美国家誉为"不朽的着作"。除了在昆虫学方面有显着成就外,周尧还开拓了学术园地:创办了昆虫研究所、昆虫博物馆、天则出版社、昆虫学术期刊,发起成立了昆虫趣味会和中国昆虫学会蝴蝶分会,设立了昆虫分类学奖励基金。这些昆虫学事业推动了我国昆虫学学科的发展与壮大,周尧也因此成为我国现代昆虫学事业的奠基者。由于成绩突出,1979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1985年获圣马力诺共和国国际科学院院士,1995年获亚洲农业发展基金会"亚洲农业杰出人士"称号并授予荣誉称号,2001年获何梁何利基金会"科技进步奖"。周尧的科学成就斐然,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其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除精深广博的专业素养外,周尧的科学素养还表现在他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学术交流与合作、学术独立与学术平等的科学思想,和开拓创新、执着追求、严谨求实、勤奋不懈的科学精神上。周尧的科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挖掘其科学思想,有助于对其科学成就作出哲学思考。而科学精神则给了他研究中的动力,支撑着他在科学探索征途中不断突破,成就了雕虫大业。周尧的人文素养主要体现在文史修养、艺术修养和人文精神等方面。由于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周尧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在文学领域也有着很深的造诣,这为他从事科学与人文交叉融合的科技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在艺术领域他也有着很多成就,他的昆虫绘图把科学和艺术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堪称一件件艺术作品,这些艺术修养使得在他进行研究时能够开阔视野。爱国、乐群、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人文精神更是他能够取得杰出学术成就的重要支撑,使他即使经历许多政治运动,身心备受摧残,也从未放弃对科学事业的追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作为中国早期昆虫学家,周尧执教达70年之久,为国家培养了叁代昆虫学人才,形成了脉络清晰、风格鲜明的学术谱系。他的弟子们传承了他开创的事业,也将他的思想与精神传递给后代,使得这些优秀的精神品质在以周尧为中心的学术谱系中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力。
阎光才[7]2001年在《识读大学：组织文化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组织文化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一个新的研究热点。人们之所以对其表示出极大的关注与浓厚的研究兴趣，个中缘由在于：传统的科学主义研究线路与理性的逻辑推演，在涉及到对组织内部人的行为、组织的基本运作状态、以及组织发展与变革活力等方面的解释上，越来越显露其解释力的苍白与理论逻辑“精致”的荒诞。为此，一些人试图另辟蹊径，从组织自身的文化个性，文化因素对组织人的行为、心理和思维习惯等的影响角度，来解释组织的日常运作过程与状态、发展与变革活力的内在文化动因。大学是一个具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底蕴的独特组织，目前面对来自环境的种种压力，如政府的强力干预、财政的日益拮据、纳税人的不断抱怨等，作为它自身文化个性与品格体现的传统大学精神与理念、组织的结构与制度化特征等，都成为人们所责难和质疑的对象。以效益与效率为指向的工具理性也的确在不断地僭越价值理性--大学对非功利性知识与理想主义精神的追求，而使人类社会现存的、或许也是唯一的还有可能超越现实的正式组织机构，大学这座思想、精神与知识圣殿，一步步沦落为纯粹世俗意义的场所．如此，作为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精神本义--大学组织的文化个性，在功利主义的氛围中也难免被磨平、打光，以至于流于一片灰色的平庸之中。然而，丧失了自己所独有的文化个性，大学存在的理由又在哪里?人们在赋予现代大学组织以各种如大学的产业化操作、市场化运作、公司化经营等新的理念同时，是否意识到大学与一般组织间在本质上的不同?更何况，在如今产业界中广泛流行的各种新的理念，如知识型组织、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体现分权特征的扁平化结构、组织整体运作的个性化意识和全球理念等等，几乎在传统的大学组织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换言之，大学先天上就从来不缺乏上述种种所谓的现代组织理念。而这些现代组织理念又无一不与大学的文化性格密切相关。由此，我们禁不住要问，在如今理性设计、科学管理的局限性日益显露、产业部门纷纷把组织文化的营造作为组织创新突破口的背景之下，大学是否也应该冷静地、心平气和地审视一下自己的变革冲动?更重要的是，是否有必要时刻反省的是，大学组织变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单单为了效率和近期、局部的利益，还是把更长远、更广泛的社会利益和人类福祉作为自己价值追求?在上述问题背后，其实都隐含着或者涉及到我们对大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它的存在意义与价值是什么这样一个更深层次的、带有文化意义的追问。论文即设想带着由这一追问而引发的问题意识，试图从组织文化的视角，采取“识读”的策略，来认识、领会和理解大学作为组织而存在的理由、意义和价值，或者说大学所独具的文化内涵。希 冀惜助组织文化的视角，在人们所习惯的大学职能与功能的分析维度之外．形败—个文化 分析维度或者文化的分析框架，米理解大学作为一个裕神性实体组织的本质属性。 由此，论文将不得不过问自中世纪以来，大学所自奉的并一以贯之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印 因为只有把握组织的使命感或使命意识，我们才有可能埋解组织内部各种箱神理念、社会1 责任生成的原发机埋、历史脉络及其内在的箱神实质；而组织的精神实质的外显形式是制t 度化，它深深地嵌刻于具体的组织结构之中，并赋予大学以特有的制度文化内涵来潜在地3 影响人们的价位迫求、对日常生活与工作的理解和圾维习惯等等；大学内部日常的各种冲Z 口 突以及它与环境间的频发的危机，地具体反映了上述影响的存在，从中，我们还可以领会 组织发展与交迁的文化意义，进而，可以解释和理解大学组织文化模式多样化存在的理由 及其合理性。 以上便是论文几个主耍章节，“组织的精神传统与文化个性”、“组织构成文化意义的 原始要终”、“文化的冲灾与融合”、“大学的组织文化模式”相互间逻辑关系构成的缘山。 最后，论文结合所谓的后现代时代大学面临的困境和价值危机，对大学传统精神与制皮文j 化内涵的合法性及其续存意义进行专章阐释。 总体上，论文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更倾向于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型大学。研究 的目的并非指向问题的澄溶，而足缘于问题意识展开的带有逻辑性和领悟性双重意义思索． 因此，毋宁说该研究的目的更倾向于向人们提供一种可供相互交流与启发的文本，它伴随 研究者的思维轨迹贯穿于行文过程之中，而没有轻易给出武断的结论。我认为，这也是文 化研究的内在属性使然。也惟其如此，人们才能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之中，也带着自我经验、 感受和意识与研究者共同来理解研究对象的精神意义所在，并达致视界的融合，而不会囚
李志军[8]2010年在《探析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9年10月9日,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美国总统奥巴马。诺贝尔委员会说,授予奥巴马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其“致力于加强世界外交和世界人民之间的合作所做的非凡努力”。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有其个人因素,他的明星效应和亲和力,他关于“无核世界”、“多伙伴世界”等一系列理念与世界和平发展息息相关；奥巴马上台后,摒弃了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在削减核武器、解决核问题争端、应对气候变化、推进中东和平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上采取了积极努力的姿态。但是美国因素或许才是奥巴马获奖的关键所在,尽管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金融危机进一步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地位,但有一点不得不承认,美国仍然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力量,美国的强大和领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的现在和未来,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负有更主要的责任与义务。诺贝尔和平委员会希望和平奖促使奥巴马践行领导世界必须要基于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价值观和态度的外交理念,继续推动美国走上和平发展道路,授予奥巴马这个和平奖,更多的是寄托了诺贝尔和平委员会对美国的未来期待。这是一种以鼓励方式表达的鞭策和压力。但是如果奥巴马和他的美国无法实现他早前做出的和平承诺,那么200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失去了其现实意义。
许传静[9]2010年在《我国大学国际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欧洲中世纪大学是现代大学的直接起源,其诞生之初就有着浓厚的国际性色彩,进入近代社会,民族国家纷纷建立,大学的民族性特征日益突出,但大学的国际性格并没有消失。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进程加快,全球高等教育呈现出开放性、同一性和互动性的特征。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给高等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和任务,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就是大学国际化的速度加快。各国大学除了加强留学生教育、国际间人员的流动之外,培养国际型人才、实现课程国际化也成了大学国际化的主要内容,并且在形式上也更加多样化。我国现代大学发展只有百余年的时间,大学国际化的程度还远远不够,这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大学国际化是把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观点和氛围与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过程,是世界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对大学发展的作用举足轻重。我国现代大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在国际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受到办学理念、教育管理体制、教育经费投入、师资队伍等方面的制约,不利于大学的快速发展。如何认识大学国际化的重要性,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大学国际化的先进经验,从而建立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路径,是论文关注的重点。论文采用文献法、比较法、个案法等研究方法,对大学国际化的历程进行了梳理,探讨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这两个与我国大学国际化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分析我国大学国际化的现状和问题,并总结了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大学国际化的经验,为我国大学国际化提供更好的借鉴。首先,论文分析了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国际性格,主要体现在通用的教学语言——拉丁语；教师来源的国际性；学生及社团来源的国际性等方面。对大学国际化的历程分为中世纪、近代社会和现代社会叁个阶段进行梳理并归纳出各阶段的时代特征。认为国际性是以创造知识、追求真理为目的的大学本质的内在反映。据此提出大学国际化是一种过程,同时也是我国现代大学改革应达到的目标。其次,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与我国大学国际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意识形态与中国高等教育学发展的关系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学20世纪发展中所遇到的第一大问题。大学作为意识形态再生产的重要载体,弄清两者的内在联系,对大学国际化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就我国现代大学发展而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利于我国大学的国际化,主要体现在政府主动推进我国大学国际化；我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都要求大学走国际化道路。民族主义是近代民族产生后,为维护本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利益而形成的一套思想观念和国家政治理论体系。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对我国大学国际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论文从两个层面分析了我国民族主义思潮与我国现代大学国际化的关系,认为我们应该提倡有利于大学国际化发展的文化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反对和抑制极端民族主义的出现,为我国大学的和谐健康发展创造条件。再次,论文分析了我国大学国际化发展的现状以及在办学体制、教育经费投入、课程设置、师资队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对美国、英国、日本等国部分大学国际化的相关研究,总结出这些国家的主要经验：政府积极推动大学国际化；提高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有利于大学的国际化；提升办学质量,凸显办学特色是大学国际化的重要途径。最后,通过比较研究和个案研究,论文提出了我国大学在国际化进程中的对策：树立国际化的大学办学理念；加快构建国际化的课程体系；强化适应国际化发展的师资队伍建设；在国际化的进程中注重本土化,重视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的发掘；深化改革,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通过提高我国大学国际化水平,进而提升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整体办学水平。
李福杰[10]2006年在《大学文化视野下的大学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试图从高等教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对大学这一独特的人类文化机构的文化基因及其组织发展进行理论探讨，把大学发展置于大学文化的视野中加以审视，寻求大学发展的文化逻辑。即从文化的视角，以大学文化与大学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大学文化作为大学发展中的一个中心要素，以大学文化这一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为文章展开的逻辑起点，运用历史法、比较法、个案分析法、辩证逻辑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等方法，从大学及文化结构要素分析入手，探究大学文化的概念、本质、内涵、特征、结构与功能；以及大学发展的内涵、特征及其制约因素。文章讨论了大学文化及其发展的历史、现状和问题；并就大学精神文化与大学发展、大学制度文化与大学发展、大学物质文化与大学发展、大学环境文化与大学发展等诸种联系，从大学发展的“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等几个纬度进行比较分析，找出大学文化对于大学发展的功能与影响机制。然后，运用实证的方法对大学文化与大发展之关系进行论证与分析，最后，将大学文化的研究放进大学发展的实践中，提出加强大学文化建设，促进大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对策，从而探寻大学发展研究的新的理论视角。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结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探讨大学文化与大学发展的理论依据，重点讨论大学文化及大学发展的概念、内涵、要素、结构等基本理论内容，认为大学文化是以大学为载体，在大学长期的办学实践中，通过历届师生的传承和创造而逐渐积淀的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使命、学术氛围、大学制度、价值观念、学风校风、科技成果的物质形态、校园环境、行为模式等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其基本要素包括大学精神文化、大学制度文化、大学物质与环境文化等叁个方面，它们以相互关联的方式存在着的。而大学发展是大学自身实现数量扩大、结构优化、质量提高、效益最佳的过程。大学文化与大学发展存在互动与共生之关系，而高深知识则是二者实现互动共生之桥。 其次，承接上述理论分析之基础，本文梳理了大学文化与大学发展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分析世界大学发展中大学文化生成与传承的状态及其对大学发展的影响与作用。 其叁，探究大学文化与大学发展的作用机制。重点分析大学文化自身所具有的促进大学发展的独特因素以及大学文化与大学数量、质量、结构、效益协调发展作用与影响的内在机理。本文认为大学文化本身含有促进其影响与促进大学发展的独特因素，主要表现为科学性、气质性、规范性、精神性、默化性等。同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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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识读大学：组织文化的视角[D]. 阎光才. 华东师范大学. 2001
[8]. 探析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D]. 李志军. 暨南大学. 2010
[9]. 我国大学国际化问题研究[D]. 许传静. 西南大学. 2010
[10]. 大学文化视野下的大学发展研究[D]. 李福杰.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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