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佳琳[1]2004年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江浙沪农村宗教信仰状况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宗教信仰寓含了丰富的社会变迁信息，因此也给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宗教作为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论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农村宗教作为农村社会变迁研究中的一个课题，在社会转型时期凸现出其对于社会稳定乃至社会发展研究的学术价值。但农村宗教研究仍是目前研究领域比较薄弱的一块。本文以江浙沪地区的农村宗教为研究对象，尝试运用历史学和宗教社会学的方法，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前江浙沪农村宗教信仰的盛衰起伏的历史过程，着重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江浙沪农村宗教信仰变迁的趋势，进而从宗教信仰与社会转型、宗教信仰与社会稳定等角度，分析宗教信仰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内在关联，并提出与农村宗教问题相关的对策性思考。 本篇论文共分为五个构成部分。 导言。从相关论题研究的现状及成果出发，讨论了本文写作的缘起和研究的意义，介绍了本文所借鉴的理论与相关的研究方法，对本文赖以展开的民间文献、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也作了简要的说明。 第一部分。分两个阶段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江浙沪农村宗教信仰状况予以考察。1900至1949年，江浙乡村的佛教和道教出现阶段性衰落，在农村社会中的影响力也持续下降。相反，天主教和基督教却因为“本色化”运动的展开，不断向农村社会中渗透，并不断扩大其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力。1949至1978年，在国家政权对农村社会的强势整合、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和社会动员的背景下，各种公开的乡村宗教活动相继中止，宗教信众人数下降，宗教信仰在农村社会的影响力相应削弱。 第二部分。从信众的社会构成、乡村宗教体系和乡村教会等角度，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江浙沪农村宗教信仰的趋势。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江浙乡村的“宗教热”具有与此前不同的叁大特征：宗教信众的增加主要集中在一些经济极发达地区和一些经济极贫困地区，乡村宗教发展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佛教、道教等本土化宗教继续衰落或复兴无力，而天主教和基督教这些非本土的宗教却在农村迅速拓展，呈现为“西教东热”的趋势；宗教信仰功利化、信仰群体多元化乡村教会世俗化，呈现为适应江浙乡村社会现实的本土化趋势。 第叁部分。从社会转型与农村宗教信仰、社会稳定与农村宗教信仰两个层面对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江浙沪农村宗教信仰进行社会学分析。剖析传统和现代冲突交融之后农村社会的转变，由此反映到利益分化后农民宗教信仰需求及其取舍的深层原因，同时根据农民宗教信仰的心态延伸出关于农村宗教信仰世俗化和本土化后对农村社会稳定的深层影响。 结语。根据江浙沪农村宗教信仰状态的考察，总结目前农村宗教信仰的特征，进而提出可行性建议，作为今后正确面对农村宗教信仰问题的借鉴，在信仰价值和国家控制上加强建设，促使新时期农村宗教发挥起积极作用，克服其负面影响。打造农村社会良好的文化氛围。
王奇昌[2]2007年在《无人聆听的福音》文中指出本文试图结合自改革开放中国农村变迁的时代大背景，通过对河南省一个村庄基督教有所发展但仍处边缘，并且由于基督徒的原因村庄不同群体产生隔阂的现状之描述，初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基督教迅速发展的原因，并通过对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关系的考察得出以下结论：单就该村而言，基于基督教文化与已经深受西方影响的村庄主流文化的根本冲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基督教仍然只是村庄多元文化体系中无足轻重的一环；就内地农村的基督教研究而言，我们需要突破源自西方的宗教社会学分析范式，重新客观的审视基督教在内地农村的社会功能。本文可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先介绍笔者选择自己家乡的基督教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再指出此次研究对于中国宗教社会学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然后介绍此次研究要达到何种目的以及研究的具体内容及方法。第二部分为背景介绍。介绍当地的经济、文化、宗教概况，着重介绍该村的经济思想文化变迁。第叁部分为基督教在该村传播和发展的原因分析。指出就北庄而言，有以下原因值得注意：一是基督教的殖民色彩的消退；二是基督教管理的宽松；叁是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四是村庄的深刻变迁；五是基督教自身的特点。第四部分描述其他民众对基督徒四处传教的反应。先介绍北庄群众的冷淡反应，再以案例说明偶尔表现出来的冲突。第五部分论述基督教在该村的社会功能。第一是无论从基督教的教义还是从教徒的实践来看，基督教在道德方面并没有明显的正面功能。第二是绝大多数村民都很老实本分，基督教的社会控制功能并不明显。第叁是由于基督徒自我边缘化，信仰基督教后只会更加孤寂，教徒的心理问题丝毫得不到缓解，在有些案例中还会恶化。第四是教徒在小范围内的整合却造成了更大范围的村庄的分裂。基督徒在小范围完成了整合，但由于其极端思想，村庄在思想文化方面被分裂成对立的双方。第五是具有两面性的互助：虽然基督徒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互助，但从经济上来说得不偿失，并会失去了原有的来自亲友和邻居的互助。第六部分为基督教在该村未来处境的瞻望。由于基督教文化与村庄的主流文化存在根本冲突：一是价值体系方面有根本冲突，不信教的村民在伦理道德上与基督徒存在冲突，也无法接受原罪与忏悔概念，二是由西方传播过来的科学与中国传统的无神论资源结合在一起之后对基督教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因此该村的基督教面临着黯淡的前景。第七部分为小结。总结此次研究，并针对目前大陆基督教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汪波[3]2005年在《南浔社会的近代变迁（1840-1937）》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浙江省北部杭嘉湖平原上的一个市镇区域——南浔为研究对象,以太湖流域的自然开发与人文发展为背景,以近代以来蚕桑业的盛衰变迁为线索,描述了这一特定地域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变迁过程,分析了蚕桑业盛衰变迁的内外因素,以及由蚕桑业盛衰而引发的南浔丝商群体亦步亦趋的盛衰过程,进而讨论了社会经济文化各领域的近代变迁。 文章分叁个阶段,即鸦片战争前、鸦片战争后至19世纪末、19世纪末至1937年对南浔的蚕桑业发展及市镇经济分别予以论述。鸦片战争前,中国蚕桑业发展基本以内需为主;鸦片战争后至19世纪末,内外销各占一半的阶段;19世纪末叶起,外销占更大比例的阶段。 南浔镇的经济从19世纪末年以来一直处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到20世纪20—30年代之间——尤以20年代为中心——达到顶峰。传统农村专业经济在新国际贸易形势下持续发展,为南浔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当传统手工业因近代机器生产竞争失败后,旋即兴起的各种替代型“新”家庭手工业,暂时弥补了传统生产衰败所带来的损失,由于它们具有与国际贸易联系紧密的特点,故而能极迅速地发展起来,从而造成当地市镇的繁荣。但也因与国际贸易联系的紧密,也会因国际市场的变动而迅速走向衰微。 在这一过程中,有几点颇为引人注目: 首先,导致南浔经济持续繁荣的推动力更多的是来自国际市场对生丝的需求,五口通商及上海的崛起,使得这种需求更直接地作用于该地域,促使其持续发展。 其次,就内部动因而言,对辑里丝进行的重大改良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即将辑里丝纺成辑里干经,这一改良过程还是被动的,并非主动。伴随着机器缫丝业兴起,最终沦落为原材料——蚕茧的生产地。 再者,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体经营生产方式。无论是前近代耕织结合的农业经济,还是近代南浔传统缫丝业被破坏后,随后在农村地域兴起的种种加工业,无不以家庭为生产经营的最基本单位,这一生产方式自始至终未发生任何的改变。 由此可以看出,以市镇为代表的农村经济在面对近代工业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时,更多表现出的是其“被动”适应的过程,无论是生产还是经营方式,而传统的小农社会的个体经营方式更是亘古未变;通过主动性的改良,进而促使商品以及生产经营方式更趋现代因素的事件极少发生。
王殿文[4]2013年在《乡村基督教的本土化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外以来，基督教在我国特别是农村地区获得了迅猛发展，这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基督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在传统文化根基非常深厚的中国乡村社会发展速度如此之快着实令人惊讶，这种态势是中国基督教热的预演，还是一种假象？近年来的乡村基督教有哪些新变化？怎样理解乡村基督教的本土化？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未来走势如何？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带着这些问题，笔者选取吉林省S镇叁处乡村传教点作为考察对象，开展了全面的田野调查。借助于设身处地的田野研究，笔者了解到乡村基督教的新变化突出表现在信仰动机功利化、教义仪式世俗化、传播途径血地二缘化、宗教功能多样化等多个方面，这些积极转变加速了乡村基督教的本土化进程，与此同时，乡村基督教的本土化又体现出“乡村”与“基督教”二者双向互动的特点，一方面基督教对于村民关系、乡村伦理道德、个体价值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乡村政治、经济、文化同样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影响着基督教的发展。此外，笔者也注意到尽管目前基督教在乡村取得一些积极进展，但展望未来乡村基督教的本土化之路仍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挑战依然重重。
夏国锋[5]2007年在《乡村社会公共生活的变迁》文中研究说明乡村社会公共生活研究一直处在乡村研究的边缘地位，本文尝试以村庄公共生活的变迁为视角来窥探中国农村经历的变化。本文即以鲁西南夏村为个案，以村庄公共生活为主题，以其历史变化为主线，阅读和理解一个普通村庄的公共生活是如何在外力的侵入下而被不断地形塑的。在纵向的历史脉络中，把村庄公共生活的变迁划分为叁个时段：建国之前、集体化时期和后集体时代，并分别对每个时段的公共生活进行了描述。本文分析夏村公共生活变迁的背后逻辑时引入了两个变量，即国家与市场。这里主要分析乡村社会被国家权力干预的不同方式或者说国家对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不同选择，以及市场的理念与运行规则等新的因素如何不断地渗入乡村社会。文章重点分析了这两个变量如何影响村落社会人与人的交往形态，如何改变村庄里人与人的社会关联形式和程度。文章最后进一步讨论了公共生活与村庄民主化治理之间的关联，认为在既有的村治制度安排下，重构有机的、良性的村庄公共生活是提高村级民主化治理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必要途径。
张建[6]2006年在《都市休闲空间的整合与调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文明的进步，都市居民闲暇时间总体上在增多，休闲对现实城市生活越来越重要。休闲问题关系到城市产业发展、居民生活质量与城市空间布局等多个方面。综观国内外休闲研究现状，都市休闲空间管治问题研究尚显薄弱。城市管理既包含政府层面的调控手段，也包括非政府参与的城市“管治”(Goverance)。本文的休闲空间整合与调控属于城市管治研究的范畴。城市管治理论研究在我国刚刚起步，城市休闲空间管治研究尤显紧迫：一方面，城市休闲空间的系统整合、重构是转型时期我国城市研究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近年城市的飞速发展、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需要学术界对我国都市休闲空间整合与调控实践作理论上的响应。本文拟对休闲空间的整合与调控作理论和实证探索。本文分为七章来展开本课题的论述。 在第一章，主要论述论题的来源与研究这一课题的意义，并检索有关文献，分析目前国内外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进展，对休闲研究作简要述评，进而提出笔者解决研究课题的方案。 第二章，提出本课题研究的理论基础。笔者将有关理论基础分为时间维度的理论基础、空间维度的理论基础、主体维度的理论基础。其中，时间维度方面，生命时间哲学、时间经济学、时间地理学和城市时问距离理论是研究城市休闲时间有关的重要理论。城市空间分析方法和城市空间解析方法是城市休闲空间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在主体维度方面，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休闲行为方式是城市休闲空间研究必然涉及的问题。在以上时间、空间和主体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引用PRED协调发展理论，提出城市休闲空间调控有关理论。 第叁章，主要分析大都市休闲系统的构成。大都市休闲系统主要涉及到主体系统、空间系统和时间系统。在大都市休闲主体及主体行为方面，本文研究了大都市居民生活结构，在研究居民休闲行为的同时，讨论提出了休闲的概念并予以界定。在大都市休闲时间的系统分析方面，主要归纳了目前人对时间的认识论，对社会范畴的时间予以界定，并重点分析了闲暇时间问题。都市休闲空间系统的分析主要包括对空间的认识观，对社会空间、城市空间、城市生活空间、城市休闲空间等方面予以研究。本章还研究了休闲产业的内容、休闲产业发展的基础，对都市休闲产业与休闲产品作了解剖。都市休闲系统是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 第四章，从纵向和横向角度解剖我国都市休闲空间的演进规律和现实形态。从纵向研究角度，本文从东西方城市发展史中，研究了中外城市休闲空间发展的过程，总结了都市休闲空间历史演进规律。古为今用，本章从历史脉络中归纳出现实转型时期城市休闲空间重构的机制。从横向研究角度，本文主要论述现代都市休闲空间的形态特征。笔者采用归纳法，提出现代都市休闲空间的形态主要包括：基于生活起居功能的同心圆型休闲空间；基于居民休闲需求强度的都市区休
赵春晓[7]2011年在《农村老太念佛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老太念佛队是嵊州农村一个特别的组织,它并没有相关文字典籍记录形成发展的历史和现状,靠的是人们的口耳相传延续下来。它主要以丧偶和高龄老年妇女组成,承接村里丧葬祭祀的相关事宜。因为区域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于其他.地方和尚、道士等主导的法事道场,“念佛老太”有其自身的行为准则。念佛老太参加念佛队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视其为一种赚钱手段。其中,由于农村家庭养老功能的日趋弱化,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已不再拥有绝对优势,甚至于,弃老现象确然存在,老人们只得转而寻找其他方式来为自己的养老资源增加保障,进入念佛队就是一些老太为自己寻求的一种谋生之道。也有人将其视为一种情感寄托,来满足自己的交往需求。当然,出于对佛的信仰追求的人也有存在。正是由于参与念佛队的这些不同因素,恰好说明了老太念佛并不是一种宗教活动,而是一种习俗性文化活动,是对当地农村传统风俗习惯的传承和体现。念佛老太参与念佛活动,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转换、冲突和重迭,对老太自身和家庭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趋于正面,也可能趋于负面。同时,作为习俗性文化活动的老太念佛活动,为我们了解研究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打开了视觉一角,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的资料主要来自于文献搜集和个案访谈。在论文准备初期尽可能收集了相关社会学理论以及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从中得到许多重要观点作为本文的理论支撑。另外,在为期一个月的调查中,笔者走访了嵊州市J村的二十余位念佛老太,她们中的年龄分层在六十到八十之间。访谈内容主要涉及念佛老太的个人基本情况,念佛队的相关活动和规章流程,以及念佛老太对参与念佛活动的感想与认同。另外本文采取无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了第一手资料,最后对所得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形成本文的案例依据。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提出问题引发思考,并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一定的阐述；第二部分为介绍老太念佛的基本情况,重点介绍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佛”、“经”；第叁部分来研究念佛老太参与念佛队的各种原因,主要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考虑；第四部分来具体阐述念佛老太参与念佛队之后,对其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比如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亲子之间的的影响、自身前后的变化等,主要从正面和负面进行论证；第五部分总结全文观点。
秦学[8]2004年在《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机理、模式与协调机制》文中研究说明经济一体化、区域化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趋势，世界性、地区性的经济合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集团化进程的加速，世界各国各地区近年来明显加快了旅游业区域合作的步伐，尤其以包括亚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最为突出。中国旅游业的国内国际合作也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近年来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了旅游开发合作、旅游研究合作，国内的旅游业区域联合发展更是方兴未艾、一浪高过一浪。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迈上快速发展之路，促使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旅游业在这样的背景下迎来了发展的春天。1984年中共中央提出发展旅游业“五个一起上”的方针政策，在经济发展、开放扩大、政策英明的综合作用下，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国内旅游形成了的以广东开放地区为先导、以江南繁盛之地为中心，神州大地、自南向北、由东往西的蓬勃发展之势。全国各地区的旅游业潜能和积极性被大大激发，各地旅游业出现了突破本地区、本系统、本行业界限，形成了跨行业、跨地区协作发展的良好开端和普及之势。进入90年代后，中国旅游业“大旅游、大市场、大产业”的格局初步形成，国内各具特色、规模有别、层次不同的旅游区域层出不穷。这些旅游区域内各旅游经济主体(地方政府、企业、民间)之间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旅游业合作，合作形式多种多样，合作内容日益全面，合作机制日臻完善，合作效果越来越明显。 在国内各个旅游合作区域中，以广东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主体的“粤港澳大珠江叁角洲旅游区”是旅游业区域合作开展得最为成功的地区。粤港澳旅游区位于我国华南地区、中国和东南亚及南亚的过渡地带，处于极重要的战略位置。该区域以广东、香港和澳门叁省(特区)为核心区域，辐射到周边的海南省、广西东南部、湖南和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形成我国目前范围最大、旅游经济最发达的跨省(区)旅游合作区域。20世纪80年代中期叁地提出的“粤港澳大叁角旅游区”构想，形成叁地旅游业合作的理论雏形；以1993年12月成立的“粤港澳珠江叁角洲旅游联合推广机构”为标志，叁地旅游业进入实质性合作阶段。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港澳相继回归祖国，2003年广东与内地部分城市居民个人赴港澳旅游市场的开放，2004年内地与港澳两个CEPA的实施，“泛珠江叁角洲”概念的提出，粤港澳叁地的旅游业合作进入迅速提升“广(度)深(度)高(度)速(度)”的阶段。10年来，粤港澳叁地旅游业通过密切合作、荣辱与共，已高度融为一体，成为国内最活跃、亚洲知名、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旅游区域。作为区域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已经形成，目前世界已有40多个国家500家旅行社销售这一旅游线路。“大珠江叁角洲紧密整合型经济区”和“粤港澳旅游金叁角”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越来越重要。 本文根据以上背景，以粤港澳大珠叁角地区为案例，全面探讨了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内在机理、合作模式、合作内容、协调机制与对策等深层次问题。粤港澳地区旅游业合作是世界旅游业区域合作的一个典型代表，因此论文首先按照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逻辑顺序，对国内外旅游业跨区域合作进行全面的综述。论文在简要分析世界旅游合作的背景和总体格局后，重点分析了中国旅游业区域关系总体态势、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概貌以及国内旅游业跨区域合作典型案例，为人们展现了一幅中国区域旅游业合作的壮观图景，从中也可以了解到粤港澳旅游业合作的宏观背景。 在论文的第二部分，全面分析了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内在机理，首先分析了旅游业区域成长的一般规律，侧重分析区域旅游业的空间扩张以及由此引起的空间竞争与合作原理。接着深入探讨了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地理学原理、社会学和文化学原理和系统理论等理论机制，并从区域利益机制、微观动力机制、产业空间扩张机制几个方面探讨了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动力机制。随后对中国及粤港澳地区的旅游业区域合作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论文从中国旅游业区域差异及问题、中国旅游业中的“行政区经济”现象、中国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必要性与现实条件几个方面作了细致入微地分析;也对粤港澳叁地旅游业合作存在的内在机理和动力机制作了深入探讨。使人们对粤港澳叁地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对我国实施“一国两制”的伟大创举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论文第叁部分，根据世界旅游业发展的实践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旅游业跨区域合作的模式，包括区域模式、合作主体模式、合作领域、合作内容、合作方式等，并以粤港澳地区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论文不仅系统回顾了粤港澳旅游业联合发展的历史和发展阶段，并且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该地区的旅游业区域联合发展进行了全面归纳，总结出该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的模式。 论文第四部分，着重探讨了旅游业区域合作的协调机制，首先分析了旅游业区域协调机制的特殊性，指出政府协调机制对旅游业区域联合发展的重要意义;继而对粤港澳大珠叁角地区旅游业合作协调机制的演变历程及特点、本区域旅游业合作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障碍进行了详细
龙朝东[9]2016年在《大理州主要民族婚姻与家庭状况的若干差异及其形成因素研究》文中提出我国不同民族之间婚姻家庭状况可能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尽管有关少数民族婚姻家庭状况的研究并不少见,但把多个民族的婚姻家庭情况进行差异比较并探寻其可能成因却并不多见。本研究以多民族混居地区大理白族自治州作为一个典型区域样本,发现大理州主要民族(汉族、白族、彝族、回族、傈僳族)婚姻家庭状况确实存在差异。未婚比例傈僳族最高,汉族最低;有配偶的比例,汉族最高,傈僳族最低;离婚比例回族最高,彝族最低;丧偶比例彝族最高,汉族最低;各民族在婚姻状况上还表现出性别差异;汉族、傈僳族、回族以两代户家庭为主,白族、彝族以叁代户家庭为主;此外,各民族都以族内婚为主,在生育男女、生育胎数的占比上表现出差异性;并且在民族人口结构上差异明显。通过论述性分析,研究趋向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大理州主要民族婚姻与家庭情况差异的主要因素,表现尤为明显的是汉族;其次白族的婚姻与家庭受经济发展、宗教文化的影响明显;彝族的婚姻与家庭受习俗、地域、经济的影响突出;回族的婚姻与家庭受历史、宗教、教育、经济发展的影响都非常明显;傈僳族的婚姻与家庭情况受传统习俗,地域的影响较大。民族之间婚姻与家庭状况异质性的存在及其形成因素解释,将为民族地区制定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脱贫攻坚目标的各项政策提供重要的基础性实证参考。
杨旭[10]2015年在《我国特大型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大陆)是世界上对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进行户籍制度限制管理的极少数国家之一。建国初期,我国实行比较宽松的户籍登记制度,但随着中国计划经济的施行,中国的户籍制度的功能与影响,从着重户籍登记管理制度转变到着重用户籍制度限制人口居住和流动的自由,并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式。随着时代的发展,户籍又演变为着重在相关利益的分配机制,户籍早已不仅是一种凭证,还成为各种社会福利的载体。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开始意识到现行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的缺陷,同时为了推进城市化的发展,国务院于2014年7月30日发布了具有历史性进步意义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决定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开始了结束城乡二元结构的时代进程,提出了全面放开中小城市户籍限制的意见,但是对于特大型城市则不然,意见指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改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现行落户政策,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所以,如何制定和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已成为特大型城市的专属问题。本文分为五个部分来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第一章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选题意义,相关概念及论文的理论基础,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和论文的重点,创新点。第二章,对我国特大型城市户籍制度进行了历史回顾,论述了户籍制度管理受到我国现行宪法层面的制约,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界限分明,城市化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中小城市的户籍制度虽已逐步放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特大型城市的人口规模依然采取严格限制的管理制度。第叁章,对我国特大型城市户籍制度现状进行分析,特大型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与其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特大型城市福利的含金量高,特大型城市存在着承担着加速城市化率的重任又暂时患上了大城市病的两难纠结。第四章,对国外特大型城市户籍制度进行了考察分析,以美国、日本、法国为研究对象,为我国特大型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汲取一些有益的东西作为前瞻性的借鉴研究。第五章提出运用新理念、新观点、新举措对我国特大型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五点构想。文章力图对我国特大型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进行理念与实践上的新探索。
参考文献：
[1].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江浙沪农村宗教信仰状况考察[D]. 黄佳琳.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2]. 无人聆听的福音[D]. 王奇昌. 中央民族大学. 2007
[3]. 南浔社会的近代变迁（1840-1937）[D]. 汪波. 浙江大学. 2005
[4]. 乡村基督教的本土化研究[D]. 王殿文. 吉林大学. 2013
[5]. 乡村社会公共生活的变迁[D]. 夏国锋.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6]. 都市休闲空间的整合与调控研究[D]. 张建.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7]. 农村老太念佛的实证研究[D]. 赵春晓. 浙江师范大学. 2011
[8]. 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机理、模式与协调机制[D]. 秦学.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9]. 大理州主要民族婚姻与家庭状况的若干差异及其形成因素研究[D]. 龙朝东. 大理大学. 2016
[10]. 我国特大型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研究[D]. 杨旭. 东华大学.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