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世艳[1]2003年在《马克思的实践生成观初探》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旨在初步探讨马克思的实践生成观的科学内涵与实践生成本体论对传统本体论的变革。这一探讨是从生成论溯源开始的。生成论思想是与预成论思想相对而言的。理解预成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成论。旧哲学中不乏生成观思想，如古希腊朴素宇宙生成观、康德的猜想宇宙生成观、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生成观，以及费尔巴哈的感性生成观。其中，中世纪漫长的基督教哲学，属于一种明显的预成论思想。总体而论，马克思之前的生成观（包括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生成观）无一例外地是不彻底的，都具有或者变相地具有某种预成论。而且，所有的旧哲学都不能科学解决历史的生成问题。由于它们不能形成科学的实践概念，所以无论旧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不能真正解决人、人类社会及历史的生成问题，解决不了人存在的根本维度。马克思的实践生成观对人及人类社会的历史生成性问题，做出了科学解答。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自身也是不断生成的。它历经早年理想主义生成观、青年黑格尔主义时期的唯心主义生成观和费尔巴哈派的感性生成观，最后在对以往生成观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了这一思想。马克思的实践生成观内容十分丰富，它坚持科学的实践观，科学的生成观；认为实践生成观的核心内容是人与社会的本质生成问题，它也是人存在的根本维度；生成的途径是主客体间的双向对象化运动；实践生成观在哲学领域的全面展开构成实践生成本体论；它的根本特点在于创造性、批判性与革命性。按照对本体论释义的不同，本体论可以具有两种范式：现代本体论范式和<WP=3>传统本体论范式（如物质本体论）。在世界本原及规律的问题上，马克思是承认物质本体论的。马克思的实践生成本体论是一种现代本体论范式，它与传统本体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现代生成本体论由于缺乏实践的根本性维度，在本体论问题上越走越远，以至于要取消本体论问题。马克思的实践生成本体论与之有很大区别。本文结语部分探讨了马克思实践生成观的理论发展和现实启示。
巨乃岐[2]2009年在《技术价值论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系统论方法,从本体论、实践论、认识论叁个层面,对技术价值的生成基础、多样存在、深层本质、实践创成、社会评价、历史进化等进行了多维分析,系统揭示了技术价值的深刻内涵,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技术价值论理论体系。除结论外,全文由七个部分组成。引言部分论述了技术价值论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界定了“技术、价值、技术价值”叁个核心概念,介绍了国内外研究的现状,提出了技术价值论研究的新视角,以及本文研究的方法、创新点及其不足。技术是人类生存、生活和发展的“根本性境遇”,技术价值是人类全部技术实践的根本追求,是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和价值哲学的重要对象,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开展技术价值论研究,可以开创技术价值理论研究的新局面,深化技术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开拓价值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指导技术实践的健康发展,促进生态文明的全面建设。所谓技术,是指人类为了认识、改造和建设世界,自觉运用并整合人的本质力量和自然本质力量,以创造、控制、应用和改进人工自然系统的手段和方法。所谓价值,是指主体与客体之间在相互联系、相互适应、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中所产生的效应,既包括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也包括主体对客体的效应。所谓技术价值,是指技术在与主体和客体以及主客体所在环境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适应、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中所产生的效应,既包括技术对主体、客体及其主客体所在环境系统的效应,也包括主体、客体及其所在环境系统对技术的效应。本文在总结和借鉴国内外技术价值论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以系统论方法为指导,采用以实践论为基础的五维系统分析方法,即把研究对象放在技术价值主体、技术价值客体及主客体所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所构成的“技术-主体-客体-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五维坐标中来审视,在技术价值活动的完整结构和动态系统中分析和把握技术价值,既考察作为价值的技术,又考察作为技术的价值,从而在哲学层面上完整把握作为研究对象的技术价值。第一章是技术价值的生成基础。技术价值存在并生成于技术价值活动的五维系统之中,有赖于一定的物质基础和主客观条件。其中,自然的物质属性是技术价值得以生成的基本条件,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活动和理性能力是技术价值得以形成的根本条件,主体技术活动是技术价值得以创生的根本途径,技术系统的累积和发展是技术价值产生的重要条件,自然、生态、社会和人文资源的稀缺也是促使人类技术价值创造与调控的重要动因和影响因子。第二章是技术价值的多样存在。技术价值的存在是形态多样性与本质一致性的统一,是共时互动性与历时转化性的统一。从共时态看,技术价值是一般价值与特殊价值、主体价值与客体价值、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真实价值与虚假价值的统一；从历时态上看,技术价值由自在价值到自为价值、从天道价值到人道价值,有一个从“潜在价值→内在价值→现实价值”的实践创造与转化过程,在整体上表现出多维互动与连锁延迁相统一的时空展开过程。第叁章是技术价值的本质透析。技术价值的深层本质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辩证统一,是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辩证统一,是人的内在尺度与自然的外在尺度的辩证统一,是宇宙发展新阶段开始的标志及其水平质态的指示器。第四章是技术价值的实践创成。这是技术价值从潜在到显在、从自发到自觉、从精神到物质的创造过程。技术的自然解蔽彰显了技术的潜在价值,技术的自然解码破解了技术的潜在价值；技术的自然编码构建了观念形态的技术的内在价值,技术的自然建座创成了物质形态的技术的内在价值；技术的社会编码构建了观念形态的技术的交换价值,技术的社会建座生产了产品形态的技术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技术的社会建座是技术价值放大与增值的动力和源泉。第五章是技术价值的社会评价。技术价值的认知与评价是技术价值由自在到自为、从潜在到现实转化的重要环节,也是防止、减少和避免技术负面价值、虚假价值和促进、放大并实现技术正面价值、真实价值的关键一环。技术价值评价的内容主要是判断、评定和预测技术价值效应的关系、有无、性质和大小,是对技术先进性、功利性、精神性和生态性等多种功能与效应的评价；技术价值评价要做到正确、有效,必须坚持主体明晰化原则、实效最大化原则和系统化原则。第六章是技术价值的历史进化。技术价值的进化是在技术革命与技术进步互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完成的,这是一个不断认识技术价值、评价和选择技术价值、创造和生产技术价值、转移和实现技术价值的复杂过程,总的过程遵循技竞人择、倍积效应与生态约束叁大规律。技术价值进化到今天表现出一些新特点,即在整体上突出生态价值,在方向上转向人文价值,在目标上追求多样价值。
李勇强[3]2015年在《马克思生态人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以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正常谱系被逐渐撕裂,当我们为经济的增长、物质的丰饶而沾沾自喜、欢呼雀跃时却忘记了我们是以生命做赌注,环境问题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与我们相伴左右、形影不离。故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处理好环境问题与人的问题是现时代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不同于“爱好宁静孤寂”的哲学,作为“新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我们毫无疑问应该透过马克思绚丽的学术画卷,全面挖掘、系统梳理其中蕴含的生态人学思想以积极回应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理论本性与崇高使命。这既有助于积极应对马克思遭受的“反生态”的诘难与指控,又对于在我国由“加快发展”向“科学发展”转型的生态文明新时代,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具有重大的价值。本研究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遵循,以马克思代表性着作的经典论述和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为文本基础,同时参阅其他学者的相关论着,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科技哲学、生态哲学、伦理学等多学科视角,运用文本研究、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论联系实际等方法,在对马克思生态人学思想的历史语境进行勘察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与透析马克思生态人学思想的历时进程、基本内容、主要特征、当代价值等重要内容。全文由导论、正文五章和结语构成。导论:首先阐述本研究的选题缘由以及研究意义,然后重点对当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与评述,最后提出研究的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重难点与可能创新之处。第一章:马克思生态人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语境。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兴起与发展,无产阶级开始走上自觉的寻求自身解放的革命道路,资本主义国家生态环境状况日益恶化,工人的生产与生活环境更是堪忧,这叁方面构成了马克思生态人学思想产生的实践语境。从理论上说,自有人类以降,就有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寻与思考,本章并不就此作系统地全面梳理,而是重点透视与本研究ii紧密相关的叁方面思想以及马克思的揭批:①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界说以及马克思的揭批;②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本观点以及马克思对其人口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假性、人口论的抽象性、生活资料线性增长论的揭批;③真正社会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要思想以及马克思的揭批。在生态人学思想的产生、形成、确立、拓展与完善的演进中,马克思对上述叁方面思想既有继承,更有对其割裂人与自然统一的批判和超越,彰显了马克思考量和探究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魅力。第二章:马克思生态人学思想的历史回溯。本章通过“回到马克思”,力求整体鸟瞰马克思创建生态人学思想的历史进程。早在中学毕业作文与博士论文中,自我意识与现实世界、人与自然(周围环境)的内在关联等等问题就进入了马克思理论关注的视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为主线,以人与自然从资本逻辑的异化束缚中解放出来为根本旨归,阐述与论证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与相互生成,形成了“人道主义=自然主义”的生态人学思想。基于“环境的改变与人的自我改变一致”的经典论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着作中,站在物质生产的立场上,马克思对人和自然的现实统一性进行了深度地阐发与有力地论证,人与自然辩证对话的生态人学思想基本确立。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的生态人学思想不断丰富和拓展,其物质变换理论、自然力理论、劳动理论蕴含着大量的人与自然生态一致性的思想,同时马克思还对资本主义造成的物质变换裂缝进行了卓越深邃地生态批判。第叁章:马克思生态人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在对马克思生态人学思想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本章力图从人与自然生态一致性的本真内涵、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人与自然的解放这叁重角度立体完整呈现马克思生态人学思想基本内容的叁重规定。从本真内涵来说,马克思主张人与自然具有内在的生态一致性——即“人道主义=自然主义”。一方面,自然对人来说是作为人的存在,是向人而生的与人统一的人化自然;另一方面,人又是以自然为基融入了自然因素于自身之中的向自然转化、走进自然、关爱自然的人。以此为基频,围绕现实中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割裂,马克思从哲学—形而上学批判与社会历史—资本批判这双重维度,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立体综合的生态批判,揭示了资本逻辑与形而上学二者在人与自然割裂对峙上的共谋。最后,本章在对人的解放与自然解放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重点对劳动的解放、科学技术和人与自然解放的内在关联作出了具体的论述,以求展示:在实践范式的生态变革中,马克思扬弃人与自然的分割通达人的解放与自然解放即自然界真正的全面复活的坚定主张。第四章:马克思生态人学思想的主要特征。本章力图从叁方面展示马克思生态人学思想的特征:一是,马克思生态人学思想的根本特征是立足实践来考察人与自然的生态一致性。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是实践的关系,马克思生态人学思想把实践作为自身理论的本质规定,以融能动与受动于一体的实践为中介搭建人与自然生态契合、辩证对话的桥梁。二是,马克思生态人学思想具有突出的社会历史规定性特征。马克思主张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的关系须臾不可分割。以实践为中介和桥梁,人们在与自然的辩证对话的历史过程中各种物质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也被再生产出来,“人-自然-社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立体综合的多重互动系统。叁是,马克思生态人学思想又是基于实践之上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统一的辩证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应有与现有的统一、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是其鲜明展现。这叁方面既构成马克思生态人学思想的主要特征,又是对马克思生态人学思想基本内容的进一步丰富与拓展。第五章:马克思生态人学思想的当代价值。本章力图从叁方面阐明和论证马克思生态人学思想的当代价值。一是:对指控马克思学说的主基调是“对自然的支配”、马克思的人的解放战略无视自然的限制进行研判与回应,证明马克思生态人学思想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解释力,彰显其在当今时代的重要价值。二是,针对当今日趋严峻的环境问题,西方生态伦理学进行了卓越地思考与反思,力求从理论层面寻求化解之策。马克思生态人学思想以人与自然的生态一致性、社会和自然辩证关联的主张,为整合与超越西方生态伦理、克服机械自然观、走出资本逻辑引致的环境悖论提供了科学的启迪。叁是,面对协调“人-自然-社会”关系这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开辟了建设“天蓝、水绿、地净、山青”的美丽中国的新篇章。马克思生态人学思想秉持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和“人-自然-社会”的和谐联动,为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提供了真正的智慧之思。结语:对全文研究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指出本文的不足之处和进一步深化与拓展研究的方向。
卢建筠[4]2006年在《教育思维方式转向之透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中国传统的老子生成哲学思想为基本原则，以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中的核心概念“生成”为主要视角，并采用以实体性哲学思维与生成性哲学思维相对照的基本方式，从而为解读教育提供两个参照系或两种透视方式。本文的研究方法是以实体性和生成性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相结合、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育学科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方法，特别是通过本体论的透视方法和思维分类方法相结合的方法，以期通过以广度达到深度的途径对现代教育的性质进行探索。文章的主旨是以生成性的本体论(主要是老子为代表的中国宇宙生成思想和以怀特海为代表的西方生成性哲学)和宇宙论(建立在霍金的宇宙学说及生成性演化论、协同学、突变论等复杂性科学之上的宇宙观)以及由道家思想衍生出来的递弱代偿演化论思想作为本文进行教育探索的基本思想背景，而其相应视角中的教育观则又大大丰富了生成性教育的内涵。文章还探讨了教育的两种重要机制：自我教育模式的自组织教育生成机制和丰富模式的他组织教育生成机制。过程哲学使我们坚信教育世界是一个生成的过程；老子哲学使我们相信，只有坚持自然无为和相反相成的根本原则，才能真正地促进教育生成；而复杂性科学哲学则启示我们我们，教育也应该与科学一样，是不断发展向前进步的、富有生机的活动。而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理论与实践、杜威的经验教育理论与实验研究、鲁洁的德育观重大转变等视角和以及教育现实，都为本文假说提供了一定实证性的支持。最后，文章又分别总结与讨论了教育思维转向的大趋势与复杂性，从而从整体上完善了文章的宏观结构，而结语则以讨论教育生成性的性质而结束了全文。一言以蔽之：正如怀特海所宣称的“实际存在物是如何生成的构成了这个实际存在物是什么”一样，本文认为，教育是生成性的，这才决定了教育存在性的那种根本性质；正如生成性的宇宙论认为我们所面对的客观世界其实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宇宙，生成性的教育观也认为，教育世界也是充满着活力和生成性的。于是就可以认为，建立在最广泛的赋权基础上的生成性教育就是追求正义的教育。本文的主要观点：1从本体论角度来透视和研究教育能够更深刻地认识教育；2在教育实践与理论研究中，从实体性思维到生成性的转变是一个大趋势；3相对于实体性思维，生成性的思维方式更适合于对教育实质的理解，也有助于教育的变革；4老子哲学、怀特海哲学及复杂性科学哲学非常有助于从更多的视角考察教育；5生成性教育是一种解放的、民主的、可持续的、整合的教育；6生成性教育旨在为学生的自我生长提供支持性的环境，社区、学校、教室、家庭等教育单元都应努力成为促进学生成长的生成共同体；7当然，教育思维方式的转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能固守简单化的思维，而对于教育中的实体性思维也应该全面地对待其应有的价值。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导论：教育思维方式转变概论本章主要阐述教育思维方式转变的概论，包括所研究的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以及实体性思维与生成性思维这两类教育思维方式转变的背景等的初步探讨，继而提出了本文的基本假说。第二章教育思维方式转变的内涵之一：实体性思维参考系中的教育本章是本文正式探讨教育的两部分中心内容其中之一，主要探讨了实体性教育的基本假说、理论与实践特征及模型的构建。第叁章教育思维方式转变的内涵之二：生成性思维参考系中的教育本章是本文的核心内容。生成性导向的教育以其特有的视角来看我们的教育，从而得出了相应独特的结论——具体来说，它是一种追求最大的可能性、同时能够包容不确定性的、以生命的自主活动为基本价值导向的教育，它是一种重视广泛而深刻的内在联系的教育。于是生成性教育就是一种民主的、解放的、可持续性的教育。而生成教育的机制、过程哲学、老子哲学以及相关的复杂性科学哲学所提供的不同的主要视角和生成性教育的核心指标都促进了对生成性教育的认识。最后，文章又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为生成性教育的提出提供了教育理论与实践变革方面的支持。最后，文章又勾画出生成性思维的教育人生，以促进对教育参与者人生进程的指引与启示。第四章教育思维方式转变的外延之一：教育思维转变的大趋势及其结论本章则主要论述了教育思维变革的方向与大趋势，并总结出教育思维方式转变的结论：即努力将人类的生长环境构建成一个有助于促成生成的共同体就是教育的最终目标。第五章教育思维方式转变的外延之二：教育思维方式转变的复杂性及其讨论本章则主要探讨了教育思维方式转变的复杂性，并指出：虽然这两种思维方式转向的大趋势是明显的，但其也并非水火不相容。最后的结束语则从思维方式转换的角度讨论了教育的性质，就是说教育的性质就象宇宙一样是具有活性的，是由学生的生命活动机制决定的，有着其科学性基础，但更主要是艺术性的，其主要任务应该是提供条件以促进学生的生长、转变与生成。
闫何清[5]2011年在《财产、制度与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财产是人类社会重要的现象,深刻影响着社会面貌和人的发展,需要理论研究的不断关注。随着我国社会及个人财产的快速增长,财产问题日益成为我们急需科学认识和把握的一个问题。所以,从哲学上考察财产问题,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哲学角度,以财产、人与社会制度叁者的关系为切入点探讨财产问题。力求深化对财产这一古老而常新的社会现象的认识,深化对财产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财产与人的存在及发展关系的认识。探求财产、人及制度叁者关系的本质,进而探讨如何通过优化制度安排,处理好提高财产生产效率与增进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与实现人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全文除导言外共分五章,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明确分析的基点及框架。第一章回顾了西方学者和中国古人对财产的界定,介绍了马克主义的财产观。与其他思想家把财产仅归结为物或抽象的社会权利不同,马克思认为财产不仅是人对物的关系,而在物中体现着人与人的关系,即体现着一定的生产关系乃至社会关系。而目前为止,人们交往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这些关系,而是为了通过社会关系实现对物、财富的占有。财产是人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所占有、所有的特定生产生活条件。人对财产对象的支配必须借助特定的社会关系,财产的生产也只有在生产关系等社会关系中才能进行。社会关系作为人占有生产生活条件的中介,又通常上升为社会制度。因此,人通过社会制度这个中介实现对生产生活条件的支配,以满足人自身存在与发展的需要。人既是主体又是目的。人、财产及社会制度的发展史是全文分析的现实基础,而这一财产定义则是全文分析的逻辑起点。“财产=人通过社会关系(社会制度)所有、占有生产生活条件”(即[人—→社会关系(制度)—→财产对象]=财产)这一动态结构,是文章分析的框架。接下来,第二章梳理了财产起源及其历史演变,勾勒了人类财产发展的大致轮廓。提出了财产发展史中,在财产形式上由静态到动态,价值上从个别到一般,与人的关系上由外在于人到内化于人的叁种规律性。其次,从纵横两个维度分析财产与人、财产与社会制度的关系。第叁和第四章依次讨论财产与社会制度、财产与人之间的关系。分析是以财产及社会发展的现实为基础,以“财产=人通过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对生产生活条件的所有关系”为框架的。分别从横向结构性关系和纵向发展中的关系等两个维度展开。在财产与制度的关系上,两者在横向上相互关联,在纵向上财产发展与私有社会制度、公有社会制度等不同制度的演进互动统一。制度的演进本身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在人与财产关系上,从横向上看,财产与人的需求、生存、人权等密切相关,在纵向上,财产发展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等互动统一。随后,第四章第五节对财产、制度、人叁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小结。叁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人、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等叁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人在既定生产力水平上,力求通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手段,占有生产力及其产品的关系;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之间的叁种矛盾关系;进而又可归结为人与世界之间的矛盾关系或说主客体之间的一种矛盾关系。通过分析我们发现:(1)财产、人与社会制度(作为社会关系的反映)叁者,实际上是一个物、人、与社会关系的统一体。在横向上是一个社会有机体,是简化了的社会横截面图景。在纵向上,财产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制度的演进乃至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统一的过程,财产及制度的发展史也是人的发展史;这种历史总是在一定的制度架构中进行的,又体现为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演进;而人创造并占有财产的欲望和现实活动、财产作为客观力量对人发展的不断推动,以及两者融合而成的生产力的进步,是这种演进的根本动力。(2)人是整个系统和发展运动的主体与目的,是系统的构建者和主人,也是发展的主导者和归属。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而非“见物不见人”的发展观。(3)财产是影响人及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因素,解决社会问题必须坚持生产力发展是最终决定性因素的原则。(4)社会制度作为人与财产对象之间的中介,对人、财产及社会的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制度的功能。但制度本身具有动态层次性,是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其效能发挥有赖于诸多因素,不应仅从财产所有制等单一的方面来追求制度效能的提升。最后,第五章把一般运用于个别,从财产角度分析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我国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快速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存在着财产权利体系不健全、经济发展方式不科学、社会财富格局失衡、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财产权利体系,打造中国特色的财产发展模式,建设以人为本的共享式社会。为此,要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坚持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模式,并以此为指导,培育科学的财产观,提高社会制度的运行效能,统筹人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唐汉卫[6]2000年在《教育研究中的实践整合观初探》文中指出长期以来，教育研究中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根本对立的方法论倾向，由此也直接关系到人们对教育理论性质的理解。目前，两种方法论的整合已是大势所趋。本文将在必要的历史梳理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着力探讨科学与人文在教育研究中整合的依据及其策略，并据此来进一步讨论教育理论的的性质问题。 全文共分叁部分。第一部分是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历史梳理。该部分通过对科学与人文在教育研究中发生演变的历史追踪，窥测出整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二部分对几种“整合观”进行了评述。作者首先剖析了两种方法论在教育研究中产生对立的根本原因——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接着对目前的几种整合观进行了必要的品评。这不仅从逻辑上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同时也看出两种方法论在教育研究中的整合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叁部分是教育研究中的实践整合观。以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理论基础，实践整合观认为，教育研究既不是以哲学思辩为主的空乏而单调的理性演绎，也不是科学主义的运用“谦虚”的理性在教育经验的范围内去编织精密的逻辑之网，更不是人文主义主张的那种丰富人性的恣意施展，其精神实质在于：首先，实践整合观取消了科学主义或人文主义对教育活动的不恰当的形而上的预设（即认为教育活动具有单一的不变的终极的本质），而认为教育活动的本性是实践的，其本质只能是具体的、历史的，是与人们价值选择分不开的。以此为前提，主张在直接的教育研究过程（即理论实践）中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之间开展互动和对话以实现二者间的整合。最终，要走向直接的现实的教育实践，在积极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去实现、创造和朗显教育自身的本性，达到两种方法整合的最高境界。 教育理论的性质与教育本体论、研究方法论息息相关。从实践整观出发，作者以为：教育科学与教育哲学从根本上讲是统一的，区分只能是相对的，各种区分只要言之有理，都不失为一种选择。对教育理论的性质进行探讨本身并不能完全保证教育理论的合法性，它充其量只是一个必要条 件，这种探讨的真实怠义与其说在于其结果，倒不如说就在于探讨的过程 本身。在探讨的过租。－h可以不断地激起人们对教育活动形而＿上的反思以及 对研究方法论的自觉审视，从1（OJ人们对教育活动的整体把握更加全面、 深刻，方法的运用更加自觉、合理，这对教育研究的顺利运行和教育实践 的进一步发展都不无神益。
董岩[7]2016年在《生态正义的价值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几个世纪以来,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操控下,人类统治了价值判断准则的制定和价值评判活动,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使得人类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发展,而不惜牺牲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如何调整人类现有的价值观?如何确立一个公平正义的价值评价尺度,并发挥它的评价功能?本文对于生态正义的价值评价问题的论述,深化了环境价值论的理论研究。同时,人类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直指人类的生态价值观的问题根源,而生态正义价值评价的研究,正是为人类纠正错误的生态价值观,形成新的生态正义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而展开的研究,这对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深化,具有积极的推进意义。生态正义关注的重心是人类的生态实践问题,生态正义价值评价研究提出了生态正义价值实现的路径和办法,为人类的生态正义实践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引。同时生态正义价值评价研究对于帮助人类建立有效的社会评价机制,并正确处理由于生态危机而引发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指导人类生态文明实践和形成生态正义的价值观,指导人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哲学、政治哲学、价值哲学中有关生态正义的理论为研究基础,以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行为与尺度、认识与实践的对立统一关系为思维径路,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统一,文献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历史分析与现实研究相呼应的研究方法,在对生态正义价值评价主体、生态正义价值评价客体、生态正义价值评价尺度等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生态正义价值实现的条件和生态正义价值实现的困境,并最终提出了实现生态正义的途径和措施。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从价值存在论角度,首次对生态正义价值评价主体和价值评价客体加以阐释。在对生态正义价值评价主体的论证中,阐明了在不同生态关系之中,生态正义价值评价主体的利益背景和主观愿望,以及这种背景和愿望对评价主体的动机和评价行动的影响。在种际关系中,论证了人类作为评价主体,难以避免为了利益而做出有利于自身的评价。人类只能通过有效的制度约束防止或者减少人类对于自然界和其他生物的生态利益的侵害。在代际关系中,生态正义价值评价主体是当代人和后代人,当代人对前代人与自己之间的生态关系加以评价,当代人对自己与后代人之间的生态关系进行评价,后代人对前代人与自己之间生态关系加以评价。在代内关系中,由当代人对于国家之间和种族之间,以及贫富群体之间的生态利益关系和生态责任关系进行评价。在对生态正义价值评价客体的论证中,阐述了在不同的生态关系中人类行为造成的生态影响和社会影响的内容不同、程度也不同,论述了生态正义价值评价客体的发展变化情况。在代内关系中,包含国家间的生态利益的平衡和生态责任的分担,也包含了种族之间的自然资源和生态义务公平的分配,贫富群体之间生态利益的协调。在代际关系中,包含当代人追逐利益的行为界限,当代人对后代人生态利益的责任担当,后代人对当代人行为的历史评判。在种际关系中,论证了人类和其他物种之间的对立统一。第二,从价值认识论的角度,突破了传统生态正义的评价尺度的研究。从生态正义的主体评价尺度和客观评价尺度的双重评价尺度两个方面,系统的阐明了生态正义价值评价尺度的复杂性,论证了在主体评价尺度中的差异评价尺度和共同评价尺度,以及客观评价尺度中的制度评价尺度和技术评价尺度。在生态学六大规律的基础上,构建了生态正义价值评价的网格化和节点式的评价模式。用生态正义的制度评价尺度来,评价人类生态行为是否符合生态学规律,用生态正义的技术评价尺度来衡量人类行为是否超过了自然承载的额度,以及超过多少额度,进而界定出人类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和补偿责任。用生态学规律和科技手段来帮助人类实现在生态正义下生态利益的分配和生态责任的分担,进一步对人类生态行为的界限进行划定。第叁,从价值实践论的角度,在对代际关系的研究中,完成了对当代人的界定,并对当代人进行了生态责任的划分,论证了生态正义的实现条件和实现困境,提出了实现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的途径,并建立生态正义的价值实现机制。在对当代人界定的过程中,运用了动态的研究手段,界定了当代人生态责任的历史维度和空间维度。在对生态正义实现的现实困境的研究中,从客观方面提出,一些国家尽管为生态正义价值实现和生态价值体系改革做了制度设计,然而社会上仍然有少数人为了追逐自己的私利,不顾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大局,与生态正义的主流价值观相悖,过度开采,肆意浪费,甚至侵害他人的生态利益,正是由于这些行为和现象的存在,给生态正义的实现带来了困难。从主观方面提出,一部分社会成员没有充分认识到生态危机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危险的程度,没有充分理解生态正义对于人类社会生态秩序的稳定的重要程度,甚至对生态正义有错误理解或者偏执的认识,这些人类主观世界的问题,给生态正义实现增加了难度。在对生态正义实现条件的论证中,阐释了生态正义实现的市场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变的历史条件,论述了人类对于生态正义的理性认识和情感认同的主观条件,梳理了生态正义实现的各国的环境法律制度的客观基础。在对生态正义实现的研究中,构建了限制、补偿治理模式和利益调节机制。最后,倡导在生态经济时代之下,通过对人类生态行为的价值评价,在全社会树立起生态正义的信仰。生态正义的价值评价研究的目的是:让生态正义得以在人类社会中实现,让生态正义的价值观在人类心中扎根,并且形成坚定的生态正义信仰,这样才能让人类坚定地在生态正义的指引下开展行动,并建立符合生态正义精神的生态秩序和社会评价机制。本文在挖掘了生态危机产生的深层根源,论证了生态正义实现的条件和困境的基础上,为唤醒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价值观,并最终实现全人类的生态文明提出了建议。
韩筱蓁[8]2017年在《王朝闻实践美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王朝闻(1909-2004)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之一,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作为一名实践美学家,王朝闻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理论指导,其美学思想中的"实践"内涵,不仅包含了人的现实活动的实践,更包含了人的审美活动的实践。王朝闻的实践美学研究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重视日常生活和艺术实践中个体的审美感悟,从现象中发现本质,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分析,契合了中国感悟美学和体验美学的研究传统。同时,他的实践美学研究又突出了明确的现实意义,能自觉从理论的高度来指导和规范具体的审美实践,把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美学体系。"实践性"是王朝闻美学思想的突出特点,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王朝闻美学研究思路上,更体现在他对审美活动规律的认识上。本文主要围绕"实践"的观点对王朝闻实践美学思想进行探究,发掘其美学思想的实践性特征。论文共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论文的选题价值和意义。王朝闻作为我国当代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也是一位富于实践品格的理论家。对他的实践美学思想进行研究,对于提高我国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水平,培养读者和观众的欣赏能力,以及在新的历史阶段探索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同时,回顾王朝闻美学思想研究的现状和问题,并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一章主要梳理实践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对"实践"范畴进行反思。从周扬第一次在美学问题的讨论中使用"实践"的概念,实践美学最早在中国发生;到"美学大讨论"中李泽厚提出客观社会论美学,实践美学成为主流思潮;再到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的质疑和挑战,实践美学的发展进入了困境之中;新世纪以来人生论美学的提出,可以作为对实践美学所处困境的突破。王朝闻在实践美学发展历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他的审美关系理论打通了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界限;同时,他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强调也可看作人生论美学的先声。第二章结合王朝闻的生平介绍梳理其实践美学思想的发展过程,说明王朝闻的实践美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与他本人的人生经历和审美实践的密切关系。同时,探讨了王朝闻实践美学的理论来源:第一,对中国古代感悟美学思想的研究方法和表达方式的吸收;第二,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坚持以实践-精神的方式掌握世界,并强调在审美活动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第叁,对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运用,以及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和发展。第叁章概述王朝闻实践美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不同于传统实践美学家专注于对"美的本质"问题的探讨,王朝闻一贯强调在美学研究中探讨包括艺术创作、艺术欣赏、审美教育等审美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实践性"是王朝闻美学思想的突出特点。本文将主要从审美关系的实践性、审美心态的实践性、审美特性的实践性以及审美教育的实践性这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发掘其美学思想的审美实践性特征,探究王朝闻实践美学的思想内涵。第四章初步探讨王朝闻的实践美学与人生论美学的关系,主要以王朝闻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美学着述作为参考。王朝闻一贯坚持用审美的眼光来关照和思考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追求审美化人生。本文认为王朝闻较早地开拓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视野,而人生论美学也突出美对于人的审美化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把实现人生的幸福当作美学研究的目的,这与王朝闻的美学思想一脉相承。结语部分,结合实践美学的发展现状和问题,对王朝闻的实践美学思想进行总体评价。认为实践美学研究要从哲学思辨回归到具体的审美活动,而此时突出王朝闻美学思想的审美实践特性和人生意义的强调,不论是对于深化实践美学的研究和发展,还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杨昌新[9]2015年在《从“潜存”到“显现”-城市风貌特色的生成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风貌特色危机是当代城市发展过程中一个持续困扰的问题。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尽管,城市政府视鲜明、独特的城市形象为主要的城市竞争力,世界流动资本也在追逐城市特色的稀缺性,设计单位在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过程中也特别关注于城市特色环境的塑造,但是始终无法逆转城市空间日益同质化和趋同化的趋势。这种在城市局部形塑空间特色却造成整体风貌特色流失的矛盾局面,一定程度上归结于对城市和城市风貌系统复杂性的认知不足。倘若,要真正认识矛盾的根源和本质,必然要超越经典科学的简单思维范式,借助全新的视角——“复杂性思维”,对城市风貌现象的复杂性进行重新认识,才能破解城市特色衰微的窘境。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城市风貌特色显现的研究课题,以城市风貌作为研究对象,探索城市风貌系统及其特色的生成机制。本文研究的目的是,试图在复杂思维范式下,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理论嫁接、比较分析、实证考察,获取以下结论:城市风貌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它的形成是一个生成的过程,即从“潜存”、经“缘结”再到“显现”的过程,其中“潜存”与“显现”是一种间接的关系,需要通过随机影响因子——“缘结”的作用才能实现从“潜存”向“显现”的转化。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城市风貌特色模糊、衰微的趋势,是源于“缘结”是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经济要素作为主要的有效因子,而城市风貌特色维育的途径是,通过政治“缘结”的介入,对经济“缘结”进行干预和控制,并且利用宏观控制、中观分布和微观机制的融贯作用,才能实现地方性、地域性、特殊性的回归。根据上述总体性的结论,论文从以下五个主体章节展开论述:第二章,现代生成思想多向度溯析生成性原则是复杂性思维范式的重要组成,本章在澄清“生成”概念的基础上,从物理学、生成哲学、生成科学、生成理论四个方面展开对现代生成思想内容和渊源的追溯,阐述了生成思想的形成过程、发展脉络及核心内容,以此建立城市风貌系统生成理论的思想基础。第叁章,城市风貌系统的生成原理本章的成文构架是:建立解析框架——提出生成视角——阐明生成原理。其具体步骤是:首先,通过分析复杂性科学理论的整合效应和挖掘城市风貌传统理论的生成思想内涵,来建立城市风貌系统生成论的基础理论体系,提供理论的解析框架;其次,在生成论与构成论对比分析中,阐述了城市风貌系统生成观的具体观点和内涵;最后,在生成观的观照下,提出了城市风貌系统生成原理,其涉及相关概念、生成过程、生成逻辑以及原理等具体内容的描述。第四章,城市风貌系统的生成特征本章通过考察城市风貌系统的生成特征,试图解释造成城市风貌系统复杂现象的主要原因。基于此,首先,以系统理论为基础,依据城市风貌系统生成原理,来建构城市风貌系统的解释框架,从系统要素、系统缘结以及系统样态和事态叁个方面,来刻画城市风貌系统的组成内容,以表明城市风貌系统具有一般性系统的属性:关联性、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等等;其次,借助复杂适应性系统(CAS)理论,来描述城市风貌系统的生成特征:适应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等,认为这些表征的根源在于,城市风貌系统中适应性主体(包括自主体和人化组分等)的集聚和适应行为所导致的以流体为媒介的非线性作用;最后,认为城市风貌系统主体性的存在与实现及其适应性造就了城市风貌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第五章,城市风貌系统的生成与演化机制本章应用城市风貌系统生成原理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通过考察城市风貌系统的生成因子、生成机制、演化动因、演化机制,试图揭示城市风貌系统生成与演化的规律。并且指出贯穿整个生成过程的生成机制:标识机制、积木机制和适应机制,以及演化过程所隐含的演化机制:广义目的机制、竞争协同机制、信息分形机制、受限涌现机制和超循环更新机制。最后,结合城市风貌系统生成原理、系统特征和演化规律,提出了基于城市风貌系统生成原理的原则和方法:整体原则与系统方法、过程原则与动态方法、时间原则与文脉方法、信息原则与传播方法、事件原则与节事方法、贯通原则与融贯方法,藉此探索城市风貌系统的发展趋势和特色路径。第六章,城市风貌特色的生成路径本章运用生成原理的方法,构建城市风貌特色生成的研究框架,从特色生成步骤和显现方式两个方面入手,为城市风貌特色的塑造指明方向和路径。首先,从构建城市风貌特色的生成观念出发,在与构成路径的比较中,提出了特色的生成原则和干预机制。随后,在特色研究框架下,提出了城市风貌特色生成步骤的叁个环节:宏观约束承继化、中观分布鲜明化及微观机制创新化。其叁,从传播学和感知角度出发,提出了城市风貌特色显现方式,其概括为:特色样态信息的组织、特色事态信息的整合及特色感知系统的部署。最后,以福州城市为例,在分析福州城市风貌的演化特征的基础上,着重从宏观约束承继化、中观分布鲜明化、微观机制创新化叁个方面,来解析福州城市风貌特色的培育路径。
段炼[10]2010年在《世俗时代的意义探询》文中研究说明1895年至1920年初,是中国思想文化从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转型时代”。其中,五四时期又是转型时代的高潮。从思想内容的变化上看,转型时代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在于价值取向的危机集中爆发。继晚清以来儒家规范伦理(叁纲五常)的解体之后,到了五四时期,原本具有超越内涵的儒家德性伦理(仁学宇宙观、世界观)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五四时期的道德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受晚清以来功利主义、个性主义和社会进化论思潮的影响,起源于轴心时代的超越价值世界开始瓦解。道德的价值不再从传统的天命、天道与天理等超越世界中产生,而是在人自身的进化历史目的论中获得正当性。到了五四时期,道德观念较之晚清有了更加显着的变化：一方面,现世的“快乐”与“功利”的主张,取代了传统儒家伦理中“仁”的超越地位。另一方面,强调意志自主的个人主义,在五四时期也得到极大发展。随着个人从传统中获得解放,自由意志逐步恢复活力。人们相信,依据多元的自由个性和价值选择,每个人都可以在“功利”与“快乐”的引领下,对自己的人生“自作主宰”。可以看到,在现代中国世俗化的过程中,道德价值观念的正当性不再来自于超越世界,而是由人们自我决断。人成为了道德价值的立法者。世俗时代意味着道德背后超越世界的解体,五四的道德观建立在了个人的幸福与快乐的世俗层面上。然而,在道德祛魅的世俗时代里,寻找人生价值、安顿生活意义还有必要吗?一个现代社会是否需要共同德性和超越精神来滋养、维系和延续?本文的研究表明,虽然面对晚清以来道德世界的世俗化,但在五四知识分子的道德观念中,新“德性论”扬弃了边沁式的功利主义主张,吸纳了穆勒式的修正式功利主义思想精髓。虽然唯利式的功利主义和唯我式的个人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市民生活层面影响巨大,但在知识精英层面却无法获得普遍意义上的正当性。因为他们相信,精神层面的快乐、为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奉献,在价值层面上要高于个人的感官享乐与物质欲望的满足。在这种新“德性论”基础之上,知识分子形成了对于人生的共识：精神富足的人生、为全体公众谋求利益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另一方面,五四道德观念中的新“群己观”,则延续了晚清以来“群己权界”的价值判断与追求“大同”的社会理想。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相信,在“小我”的自由、快乐与利益之上,还有着更加崇高的社会乃至全人类这一“大我”的福祉。在转型时代的历史进程中,五四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个人人格的道德自觉,既包含着传统儒家理想人格(圣贤君子)的价值判断,同时也延续了传统儒家伦理中追求“大同”社会的理想。五四时期新“群己观”的出现,意味着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不仅仅在于满足于“小我”的一己私利,而是要为社会公众乃至全人类(群)而奋斗,从而实现“大我”不朽的精神价值。本文分为导论、正文以及结语叁个部分。其中,导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选题的相关研究概况、论文结构和研究方法等内容。正文部分一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围绕道德观念背后宇宙观的变化而展开,着重阐述了传统中国道德价值的超越之源——“天”的不同内涵与形态,及其超越性在晚清的瓦解。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将人类社会的秩序纳入“天命”、“天道”或是“天理”之中。在“天”的统摄之下,自我、社会与宇宙共同构建了一个统一的、有意义的德性世界。依照这些思想框架和观念形态,中国人锻造出一种作为宇宙认知图式的世界观。这一认知图式充当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基础,也构建起一个具有德性的、与天相通的、内在超越的心灵秩序。然而,到了19世纪中后期,一连串深层次的政治、社会与思想危机,开始在晚清中国集中爆发。从根本上看,其原因在于传统的目的论宇宙观(天理),在这一时期逐步被现代自然科学观和进化论所瓦解,代之而起的是一个由因果关系支配的、机械论的宇宙观(公理)。从此,世间万物的价值与意义,不再像以前一样具有道德(或宗教)的超越性,必须借助一套可以为人们所认知和掌握的逻辑规范,通过属人的理性实践来予以证明。这一历史过程,正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价值“祛魅”,也是前现代社会走向世俗化的重要标志。来源于“天”的超越价值世界从此动摇,焦虑的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寻找一条重构心灵秩序与政治秩序的道路。.随着以“礼”为基础的儒家规范伦理的解体,传统的儒家道德价值观再也难以保持自身认同的方式,开始出现了失落与迷乱。第二章从晚清转入民初,集中考察五四时期道德观念的新内涵。这一时期,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发生了更加全面的转变：一方面,现世的“快乐”与“功利”主张取代了“仁”,成为五四时期道德观念中的新德性。儒家德性伦理开始解纽,传统道德价值世俗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另一方面,个人的意志自主性在五四时期也得到极大发展。个人成为既具有自主性,也具有自足性的主体。人们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在“功利”与“快乐”的引领下,对自己的人生“自作主宰”。从此,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成为五四时期道德观念中的两个核心理念。随着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强劲崛起,中国社会道德观念世俗化的程度大大加深。现代个人似乎从传统伦理道德的牢笼之中得到了彻底解放。然而,在民初的政治乱局之中,由于传统中国缺乏灵魂救赎的宗教传统,一旦儒家道德传统的解纽,功利主义与个性主义必然失去约束。因此,在五四时期的知识精英那里,道德问题不但没有因为传统道德的崩溃而彻底消解,世界观和人生观如何重建反而成为五四以来思想界关切与探索的重心。这正是本文第叁章着重探讨的内容。面对价值危机和文化认同的困境,知识分子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询世俗时代的意义所在：一方面,接受功利主义的道德观,但是拒斥纯粹的物质主义和感官享受,成为五四一代大多数知识分子共同的人生理念；另一方面,通过五四时期广泛的社会运动,知识分子在“小我”与“大我”的“社会不朽观”的影响下,将自我的人生价值,与实现一个美好社会的强烈责任感紧密联系,体现了更为深广的人类意识和世界情怀。第四章涉及世俗时代公共伦理的证成问题。世俗化是一个现代性事件。随着现代性的发生,具有意志自主性的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和信仰方向有了选择和追求的自由,“共同的德性”分解成了“多元的德性”。那么,在这样一个道德和文化价值多元化的世俗时代中,公共道德价值的普遍性,又将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呢?可以看到,对于道德的德性与伦理之间良性互动的探讨,仍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之间无法脱离彼此而独立存在。只有在具有德性的个人之间,才可能形成共同体的公共伦理。因此,对于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整合而言,传统儒家的纲常伦理具有抽象的继承性。另一方面,虽然国家的宪政民主制度成为塑造现代共同体认同的重心。但在五四的知识分子那里,社会与国家并不仅仅是一个由制度作为纽带的“政治共同体”,而是一个有着共同伦理——“爱国心”的“道德共同体”。五四的知识分子仍在一个“修齐治平”式的道德框架之中,论证共同体的“伦理公共善”所在。五四的思想家对于现代社会中“善”与“正当”的关系,有着中国式的思考。结语部分再度回到导论的问题,反思五四时期的道德观念。首先,虽然清末民初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失去了超越价值的客观性,但知识分子的道德观却并未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而仍被放置在德性与伦理合一的有机论宇宙观和一元论的道德框架之中。因此,在五四的知识分子那里,依然有着独立的道德价值标准。高昂的自由意志、丰富的个人情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仍在他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当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并以此抗衡机械论和物欲主义对于个人德性的侵蚀。一己“小我”之上仍有一个社会的“大我”,作为世俗时代平衡物欲主义和唯我主义的精神砝码。人生意义的追求与探询,构成了五四时期个人德性的价值目标。其次,在五四的知识分子看来,个人私德对于社会公德而言不可缺少,“公德”仍有赖于“私德”的培养与凝聚。社会政治秩序的正当性,也无法在一个缺少共同道德文化的背景下得以证成。可以看到,作为传统儒家“修齐治平”思想脉络在现代社会的历史延续,五四知识分子对于道德问题的思考,并未割裂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公德”与“私德”的内在关联,而是力图在一个彼此贯通的框架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因此,追求德性之善,在五四知识分子的道德价值序列中,仍然具有最高的位置。如果说,西方现代自由主义以德性与规范分离为最后的分化,以解决自由主义社会的多元价值困境,那么,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却在坚持个人自由价值的同时,注重个人德性与伦理规范的互动,以及公共伦理对于社会政治秩序的积极意义。可以说,在近代中国世俗化的历史进程里,通过对中国思想脉络的自我理解,五四时期的道德观念形成了独特的现代性。五四的“新德性”、新“群己观”以及知识分子的道德实践,既呈现了清末民初思想转型的复杂性与连续性,又极大地丰富了对于多元现代性的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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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朝闻实践美学思想研究[D]. 韩筱蓁. 山东大学. 2017
[9]. 从“潜存”到“显现”-城市风貌特色的生成机制研究[D]. 杨昌新. 重庆大学. 2015
[10]. 世俗时代的意义探询[D]. 段炼.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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