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元刚[1]2005年在《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文中指出本文运用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语用学和翻译学的基本原理,就英汉词语的文化语义进行对比研究。笔者从哲学语言学的角度,在论文中首次提出并阐释了自己构建的语言认知观、语言——文化互动认识论、认知语义观、多级语言符号系统说和交际翻译观,这五个论点是我们进行英汉文化语义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请参阅论文所附32个图表清单)。笔者构想的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是词汇层次的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我们认为词语的文化语义是主客观互动的产物,是不同民族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成果和文化心理在语言中符号化、外在化的结果。从方法论上,笔者主张从客观现实——语言认知媒介——主观心理感知这叁者之间的互动中去研究词语的文化语义。我们认为语言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语言符号系统本身、语言使用者民族文化精神叁者长期互动的结果。本文探讨了词语文化语义的定义、叁个研究原则、四个特征、五种分类和英汉词语文化语义的四种照应模式和翻译方法,分析了英汉文化语义形成的五个原因,然后总结了英汉词语文化语义的研究意义,从而建立了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本文重点探讨了一个民族的哲学元典精神—哲学观—民族文化精神—思维模式—语言特征—交际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第一章《绪论》首先探讨了语言认知观的含义,我们认为语言学是一门人文科学,语言能力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语言是一个民族观察、认识和表述世界的方式和过程,语言既是一个民族内在的文化精神外在化的呈现方式,又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进入人类认知视域的有效通道,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语言符号系统本身—外在的客观认识对象—语言使用者叁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的人文属性就是语言使用者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反映,一个民族的语言在整体上映射着本民族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我们应该本着平衡性、动态性、整体性等叁个原则对语一言的多维属性进行研究。其次,我们对文化的定义进行了梳理和重新界定,认为文化就是人类心智的对象化和外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和积淀,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本文分析了文化的叁个分层(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和六个特征(时空性、互动性、载体性、对象性、动态性、外显性)。第叁,我们分析了思维能力、思维媒介、思维模式和思维方法四者之间的差异和辩证关系,探讨了萨王尔一沃尔夫假说的学术渊源及认识价值,然后我们分析了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剖析了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元典精神—哲学观—思维模式—语言特征—交际模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影响,并在语言认知观的基础上构建了语言一文化互动认识论。本章还对词语文化语义进行界定,分析了词语文化语义的四个特征(民族性、时一代性、隐含性、关联性),总结了词语文化语义的研究叁个原则(共时和历时相结合、描写和解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研究目的,阐释了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的基本研究思路。 语言一文化互动认识论认为语言是人类思维的主要媒介和人类文化的有效载体,语义是形式和内容、主观和客观互动的产物,一种语言的语法特点和语义特点是该语言使用民族的思维模式和认知心理外在化的结果。从文化的角度去观照语言,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编码符号系统,文化则是语言的深层构建机制和模塑工具,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制约着一个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轨迹(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个民族的哲学元典精神),语言的人文特性是这个语言使用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语言系统组织规律二者长期互动的演化结果,所以研究一种语言必须首先了解这种语言背后所蕴藏的民族文化精神—尤其是其中的哲学元典精神。另一方面,从语言的角度去观照文化,语一言是构成文化大系统中比较有影响的基础子系统,语言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一个民族语言的形式组织规律和语义特征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在语言系统的编码方式中蕴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认知方式,语言的人文属性就是一个民族的认知属性。哲学元典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核和原动力,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哲学元典精神(东方的道和西方的Logos)孕育了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哲学观和民族文化精神,东方的道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又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悟性思维和形象思维,而西方的Logos孕育了西方民族的主客二分的哲学观,主客二分的哲学观又孕育了西方民族的理性思维和抽象思维,然后它们又进一步塑造了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语法形态特点、文字体系和内蕴动力机制,民族文化精神、思维模式、语言特征和交际模式四者相互影响,它们是语言研究中四个有机的环节,缺一不可。 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探讨了词语文化语义的本质和形成的哲学基础,笔者分析了西方语言哲学中七种意义理论(指称论、观念论、用法论、关系论、行为论、因果论和概念论等)的得失,然后提出了自己的认知语义观:本文认为词义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词语的文化语义是认识主体的人和客观世界之间互动的产物,是特定的民族文化精神通过语一言这个认知符号外在化后所形成的结果。文化语义研究?
索绪香[2]2016年在《诗性隐喻翻译的信息整合模式》文中研究表明诗性隐喻是文学作品中用以创造文学艺术效果的隐喻,它以一种可眼见、可触摸、可听到或可嗅到的方式,创造某种意境,以寄托作者的某种思想与情感。传统翻译理论关于隐喻的翻译忽视了隐喻的认知本质,对翻译的实质认识不够。本研究以《红楼梦》中的诗性隐喻翻译为例,在概念整合理论和翻译整合观的基础上,探讨诗性隐喻翻译的多种信息整合模式。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叁个问题:(1)不同的诗性隐喻翻译模式背后具有什么样的认知理据?(2)诗性隐喻的翻译中体现了什么样的信息整合模式?(3)不同的信息整合模式背后具有什么样的条件,其运作过程如何?研究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第一,翻译本质上是一种信息整合过程,而译文则是信息整合的产物。对于《红楼梦》中诗性隐喻的翻译,不同的译者采取不同的翻译模式。即使相同的译者在翻译不同的诗性隐喻时所采取的模式也会有所不同,而其翻译模式背后的认知理据是不同的信息整合模式。所以,翻译实质上也是一种信息整合过程。这一整合过程在诗性隐喻的翻译中得到充分体现。第二,本研究基于概念整合理论,构建了翻译的信息整合模式的理论框架。信息整合模式中包含六个重要概念,即源文本信息空间、译者信息空间、类属信息空间、整合信息空间、信息整合、译文信息。翻译的信息整合模型遵循认知处理以及构建复合空间时的六条最优化原则,即整合原则、网络联系原则、意义拆分原则、拓扑结构原则、充足理由原则和转喻投射原则。基于各种知识构建的信息空间在本质上是具有体验性的。诗性隐喻翻译主要涉及叁种信息整合模式,即信息缺位整合模式、信息继承整合模式和信息置换整合模式。第叁,结合《红楼梦》诗性隐喻的翻译,探讨了不同的信息整合模式的条件,并详细阐释了各模式的运作过程。首先,信息缺位整合模式是一种基于信息整合的认知过程,并非总能完整地传达所有源文本信息,有时源文本信息会在信息整合过程中缺位。在诗性隐喻翻译的信息缺位整合模式中,源文本信息空间包含承载深厚的源语的隐喻文化意象信息,其在译者信息空间中的可及性比较低,需要大量的背景知识作补充。其次,信息继承整合模式是指翻译认知操作中意象信息和关系被译者从源文本信息空间中继承。在诗性隐喻翻译的信息继承整合模式中,源文本信息空间通常包含源语文化认知模型和目的语文化认知模型中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意象。对于译者和译文读者来说,这些隐喻文化意象都是可及的。但在有些情况下,源文本信息空间中的意象可能会承载特定的隐喻映射关系,这些隐喻映射关系往往具有深厚的文化认知烙印,在翻译中无法做到完全继承。《红楼梦》中诗性隐喻翻译的信息继承整合模式分为两种子模式:完全信息继承整合模式和部分信息继承整合模式。前者整合的结果是译文信息继承了源文本信息空间中的隐喻意象及其所承载的隐喻映射关系,而后者整合的结果是译文信息虽然继承了源文本信息空间中的意象信息,但所承载的部分甚至全部的隐喻映射关系无法继承。最后,信息置换整合模式是指受诸多因素影响,同一意象或隐喻关系在人们的认知框架中可能出现不同解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能像信息继承整合模式那样直接继承源文本中相关的隐喻意象和关系,为了实现译文信息和原文信息的对等,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信息置换。其置换结果是表面上译文信息和源文信息虽不对等,但两者所要传达的隐喻意向和内在关系是对等的。在诗性隐喻翻译的信息置换整合模式中,源文本信息空间通常包含具有源语文化认知模型特色的隐喻意象,虽然在译文信息空间中没有与这些意象完全相同的隐喻意象,但却能够使用其他意象表达相同的隐喻映射关系。《红楼梦》中诗性隐喻翻译的信息继承整合模式在霍克斯译本中出现的比较多,这也是为什么学界普遍认为霍译本多用归化翻译模式的原因所在。
刘法公[3]2008年在《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隐喻研究中以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为代表的隐喻学派以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为基点开展研究,提出了很多隐喻新观点。国内许多语言学者近年来热衷于介绍和研究西方隐喻理论,却大多忽视将其用于汉英隐喻比较,使引进的隐喻理论未发挥出潜在的价值。本论文尝试把隐喻的思维观和隐喻的文化关联理论用于汉英隐喻分析,把隐喻与思维的关系同隐喻翻译与思维的关系相结合,开展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研究,由此提升隐喻翻译的理论层次。本论文比较汉英隐喻的文化相互关联性和文化缺失性,分析隐喻翻译的主要困难、问题和前人的尝试,提出隐喻是思维方式可拓展到隐喻汉英翻译也是思维方式上,隐喻源于思维,思维决定隐喻的寓意;没有思维就没有隐喻,也没有隐喻的正确理解,同样,没有认真思维就无法实现恰当的隐喻汉英翻译。本论文用从西方隐喻研究理论新观点中得到的隐喻翻译新认识,剖析隐喻汉英翻译中比较典型的翻译缺陷问题,完成了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翻译方法论和与译文衡量标准等方面的基本研究,具体成果有四项:1.提出了隐喻汉英翻译的叁原则与内涵:(1)保持隐喻特征;(2)接通汉英隐喻的关联文化内涵:(3)根据语境弥补文化喻体缺失。该原则总要求是:隐喻翻译完成后,汉语者思维中的喻体意象能够在英语译文读者的思维中“映射”;2.提出了保持隐喻特征,实现汉英隐喻的喻体意象转换的两条衡量标准:(1)泽文与原文喻源域的映射意象一致,(2)译文与原文的“喻体共知性”一致。该衡量标准可判断译文与汉语喻体内涵上是否一致,文化意象转换是否适当;3.提出了接通汉英隐喻关联文化内涵的叁个翻译方法与内涵:(1)转换喻体,(2)扩展隐喻,补出寓意,(3)直译喻体,增加释义;为译文喻体在内涵上与不同的汉语文化喻体“一脉相承”确立翻译方法;4.创立了为实施“根据语境弥补文化喻体缺失”翻译原则的一个新译法:“文化喻体直译+内涵“解”译”。该新译法是从汉语歇后语的构成引发的思维创新,能够基本保障“根据语境弥补文化喻体缺失”这一原则,保全汉语隐喻的文化喻体及其寓意在译文中显现。本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本章探讨了西方隐喻理论和隐喻翻译理论可以给隐喻汉英翻译研究提供的四点新认识、隐喻的本质与研究价值、隐喻的可译性与隐喻翻译研究的必然性、国内外隐喻与隐喻翻译研究现状、隐喻翻译的研究意义与目标、研究方法等问题。第二章西方隐喻学研究发展历程与对隐喻汉英翻译的启示本章简要回顾并解读了Lakoff前后的西方隐喻研究成果,联系汉语隐喻实际阐述西方隐喻观点对隐喻汉英翻译研究的思维启示:智力正常的语言者可成为隐喻能力的强者;同理,优秀译者必须先做隐喻翻译的强者。本章提出了隐喻汉英翻译衡量标准的思路,认为汉英概念隐喻具有较强的对比基础。第叁章隐喻的认知与隐喻翻译的探索本章认为西方“隐喻”概念非常宽泛,能够涵盖汉语“明喻”之外的许多比喻,而汉语的“隐喻”则是比喻中的一支,或曰“隐喻”,或曰“暗喻”,提出把“喻体共知性”作为隐喻翻译喻体转换的衡量标准之一,用具体的汉英隐喻译例验证了该标准的适用性。本章提出隐喻汉英翻译原则要保障隐喻译文能达到认知对应的目标,而传统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有限。第四章隐喻汉英翻译原则本章通过研究汉英隐喻翻译原则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汉英隐喻翻译的叁原则,用大量隐喻汉英翻译实例验证该原则的功能和应用价值,指出该原则可供我们理据充分地评判前人的隐喻译文,比较贴切地翻译隐喻,同时把目前的隐喻研究理论和隐喻翻译理论提升到更高的研究层面。第五章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的应用本章回答了“如何保持隐喻特征”、“如何接通汉英隐喻的关联文化内涵”、“如何根据语境弥补文化喻体缺失”等问题,提出了实施前两条原则的检验标准,确立保障实施第二条翻译原则的叁个翻译方法,创立了一个新译法,以期解决“文化喻体缺失”的隐喻翻译历史难题。第六章研究的主要结论本章归纳了全文的隐喻汉英翻译研究结果,即;四点新认识、叁个翻译原则、两个衡量标准、叁个构建的翻译方法、一个创新的翻译方法,指出本论文的局限性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刘翼斌[4]2010年在《概念隐喻翻译的认知分析》文中认为本文以认知为视角,运用哲学、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观和概念整合理论,以封闭语料库为依托,对《哈姆雷特》原文、梁实秋和朱生豪两个译本中的概念隐喻进行了穷尽而系统的识别、标注、统计、定量、定性和对比分析,对原文中“悲”主题及其“仇”、“喜”、“玄”各次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进行了认知解读,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和探讨了梁实秋与朱生豪的翻译对原着概念隐喻的处理,以及这种处理在再现原剧主题、重构悲剧意义方面的特色和得失,并得出了隐藏于其后的译者的认知理据和心理机制。全文共7章,约19万字。第一章绪论概述了《哈姆雷特》汉译研究的现状,指出了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认为从《哈姆雷特》汉译出发,并从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积淀对译本进行的深层次剖析研究还不多见,因而有必要从语言和思维结构等维度来考察翻译主体对文本意义的认知,而这种研究的最佳切入点就是考察《哈姆雷特》中的概念隐喻和两种译本对这些概念隐喻的处理。论文分析了隐喻在《哈姆雷特》主题解读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指出了考察两位译者对该剧概念隐喻处理结果对于分析英汉两种语言中积淀的认知文化语境的重要意义。第二章在阐释《哈姆雷特》的形式特征和语言风格、意象与主题等解读要素的基础上,主要对隐喻翻译中涉及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论文从概念范畴、原型范畴、隐喻映射方式(贫弱或丰富、多层映射等)、认知语境特别是文化模型和认知模型的异同等方面,考察了翻译主体的跨语言域和跨映射域的概念整合,分析了概念整合过程中与目标语隐喻受众的主体间性的实现问题,认为原型范畴观、隐喻内部结构、译者与作者及目标语受众的主体性间性共同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策略。第叁章到第六章是本文的主体。论文以《哈姆雷特》原文和两个译文的平行语料库为依托,首先深入到《哈姆雷特》作者的思维深层、参照当时以基督教信仰为思想基础的文化模型这一最根本的认知语境,对《哈姆雷特》中“悲”主题及其“仇”、“喜”、“玄”次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进行了认知分析,穷尽地解读了疾病、狩猎、淫秽和鬼神等四个主隐喻系统和其他辅助隐喻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梁实秋与朱生豪对原着概念隐喻进行翻译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讨论了隐藏于这些翻译策略之中的认知理据和心理机制,深入分析了这些翻译策略的运用在再现原剧主题、重构悲剧意义等方面的特点和得失。第叁章考察和分析了《哈姆雷特》“悲”主题下的概念隐喻及两位译者翻译这类概念隐喻时所采取的策略与原则。分析表明,表现“悲”主题的,有以疾病为意象的主隐喻系统、与这个主隐喻系统相关的表现为“黑暗”、“霉晦”、“死亡”等意象的辅助概念隐喻,还有以“法轮”为意象的概念隐喻。“疾病”主隐喻系统主要由“情感—疾病”这个映射关系构成,通过该隐喻系统,剧作者刻画出了丹麦社会的腐败,凶杀者克劳迪斯的罪恶。而其他辅助隐喻则通过视觉映射到剧中压抑的感情上,成为《哈姆雷特》另一个时空语境和主导基调。主隐喻系统和辅助系统的诸隐喻,以强烈的视觉、听觉、触觉冲击,为观众(读者)制造了如临其境的艺术效果。两位译者对“悲”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采取了这样的翻译策略和原则:翻译基本层次范畴相同之隐喻意象、原语与目标语中原型范畴相同之概念时,完全保留隐喻意象和寓意;翻译原语与目标语原型范畴相异之概念时,改变意象,只译出寓意,或者选择概念虚化策略。而对于多层映射的隐喻,翻译时则选择要凸显层次的语义。第四章考察和探讨了《哈姆雷特》“仇”次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及两位译者翻译这类概念隐喻时采取的策略和原则。“仇”次主题由主要的狩猎意象隐喻系统和辅助的非狩猎意象隐喻系统组成。这些概念隐喻构架了整出戏曲的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刻画了主要人物被压抑的悲愤、紧张和痛苦。在狩猎意象的主隐喻系统里,还包括动物意象和植物意象的概念隐喻,这些隐喻和其他非狩猎意象的隐喻,如“罪(sin)”等意象的概念隐喻,前者映射为获取猎物的行为,后者表现出野蛮或不法伤害行为的特征,共同表达了迫害的寓意。这些隐喻形成了一个多意象、多语义的网络,构成了悲剧的“突转”和“发现”的情节成分。论文特别指出,“罪”意象的概念隐喻是《哈姆雷特》超越传统血腥复仇剧之关键的概念隐喻。两位译者在翻译“仇”次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时采取的策略和原则可以概括为:文化模型替代和文化虚化。具体表现为:翻译双语目标域同、始源域相异之概念时,保留隐喻,改变意象;翻译双语始源域、目标域相同之概念时,对于贫弱映射的隐喻概念,根据原型范畴观,凸显隐喻的目标概念,改变或删除意象,保留寓意,进行文化模型替代;或者凸显隐喻的始源概念,保留意象,删除寓意,进行文化虚化。而对于文化迭加(限定)隐喻概念、即丰富映射的隐喻概念,则根据原型范畴观,删除意象,保留寓意,或完全删除隐喻而只做解释性的翻译。第五章讨论了《哈姆雷特》“喜”次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及两位译者翻译这类概念隐喻时的采取策略和原则。在“喜”次主题之下,存在着带修辞格和不带同修辞格的两类概念隐喻,而后者又有无淫秽意象的概念隐喻和有淫秽意象的概念隐喻之分。无淫秽意象的概念隐喻,比如用纯洁、真诚、珍宝、明月、冰清等来表征遵守性道德的女孩或恪守婚姻道德的妇女;而有淫秽意象的概念隐喻都是以不洁、不道德等特征类比不法、卑鄙的行为或事件。论文特别指出,《哈姆雷特》淫秽意象的概念隐喻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狂欢文化的终结,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代表了莎士比亚幽默的辛辣,反映了他对人性鞭辟入里的剖析;“喜”次主题之下的隐喻概念反映了人物冲突,代表着人物的政治话语,是悲剧隽永的重要元素。两位译者在翻译“喜”次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时采取了这样的翻译策略和原则:根据对剧中人物原型范畴的选择来决定概念隐喻的翻译。在翻译原语目标语基本层次范畴相同的隐喻概念时,保留意象或部分保留意象,译出寓意;在翻译原语目标语基本层次范畴不相同的隐喻概念时,对于原语目标语范畴层级对应之概念,改变意象,或删除意象,只译出或部分译出寓意;而对于原语目标语范畴层级不对应之概念,则删除意象或增加意象,进行解释性翻译。第六章考察和探讨了《哈姆雷特》“玄”次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及两位译者翻译这类概念隐喻时采取的策略和原则。“玄”次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可分为有宗教文化色彩和不含宗教文化色彩两类。有宗教文化色彩概念隐喻,可进一步分为鬼神意象的概念隐喻和基督教等其他意象的概念隐喻;不含宗教文化色彩概念隐喻,则主要包括梦、影子和反常精神状态等超自然或虚幻的自然意象的概念隐喻。鬼神的世界其实就是人类现实社会的虚拟映射,它对应的是外部世界并不存在一种实体,它从人类原逻辑思维中的生与死的互渗中获得了意义;而基督教等其他意象的概念隐喻也大多源于“人间化”的宗教。这些都以隐喻形式表征《哈姆雷特》的神秘氛围。至于不含宗教色彩的超自然意象,则被莎士比亚用来表征难以捉摸的事物或情感,或者空虚、无意义的事情或想法,以及事情或情况的不可知、难以理解的特征等。“玄”次主题既是《哈姆雷特》悲剧的思想基础,又是对永恒人性的反映,而这一次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恰恰是这出悲剧核心意义的升华,它们为“莎士比亚拥有全世界意义”提供了注脚。两位译者对“玄”次主题下的概念隐喻采取的翻译策略和原则可概括为:概念隐喻翻译的文化模型多层替代。具体表现为:翻译贫乏映射的概念隐喻时,保留意象,译出隐喻;翻译丰富映射的概念隐喻时,保留意象或部分保留意象,部分删除寓意或改变寓意;对于多层映射的概念隐喻,翻译时则改变意象或部分保留意象,部分保留隐喻。在目标语没有替代文化模型时,则译出隐喻寓意或部分译出寓意,或删除隐喻。结语部分总结了梁实秋和朱生豪对《哈姆雷特》概念隐喻翻译策略和原则,对比了他们所采取策略的异同,并探讨了他们所采取的策略与原则在再现原剧主题、重构悲剧意义等方面的特色和得失。我们认为,在对《哈姆雷特》概念隐喻的处理上,两个译本总体上较好地再现了原文的悲剧情感,所不同的是,梁译本的原文意象取向,对译文的流畅存在一定的影响;而朱译本的中国正统君王原型范畴和概念的目标语范畴原型取向,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作者的意向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原剧一张一弛的剧场气氛。
孙秋花[5]2015年在《俄汉全译隐喻转化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翻译中的常见现象——隐喻翻译为研究对象。基于俄汉隐喻语料分析,采用理论与实践结合法、宏观与微观结合法、归纳与演绎结合法等研究方法,借用认知思维学、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等深入研究隐喻翻译。本文首先对隐喻的内涵和外延;全译的概念和单位、全译的轴心、全译转化的灵魂;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概念隐喻的翻译、隐喻翻译的灵魂等问题进行了阐释。在此基础上,借助思维科学理论深入探讨俄汉全译隐喻转化机制的本质——以“转内容”为主,“化形式”为辅,进而考察俄汉全译思维隐喻转化中概念的类比、判断、推理在原语“点、线、面”理解机制,语际“线、面、体”转化机制和译语“点、线、面、非隐喻”表达机制中的互动性,这是全文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创新之处。以俄汉全译思维隐喻转化机制为基础,围绕“化形式”为主,“转内容”为辅,继而揭示俄汉全译语言隐喻转化的策略和方法。影响俄汉全译思维隐喻转化机制和俄汉全译语言隐喻转化方法的因素有主体因素、语境因素、文化因素等,对这些因素的细致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俄汉全译隐喻转化过程。俄汉全译隐喻转化研究具有独特的转化机制和转化方法,是翻译研究中的特色研究,可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翻译理论研究。
杨莉[6]2004年在《从认知学角度探讨隐喻翻译的心理机制与方法》文中认为本文从认知学的角度出发，结合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外隐喻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隐喻这一认知现象，其本质上是通过某事物去认知另一事物。并进一步从认知学角度讨论了隐喻性语言在英汉翻译中的心理机制和方法问题。 本文认为隐喻的恰当翻译离不开对隐喻意义的正确理解。 本文通过探讨隐喻性语言翻译的心理机制和具体过程，揭示了其实质是认知信息的跨文化传递。隐喻语言的翻译是一个双重过程，一方面是认知过程，即对该隐喻的领悟和理解，隐喻意义的理解包括几个方面，隐喻性语言的辨别，语义上的差异，文化上的差异，意象创造上的个体差异，以及不同语境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再表达过程，主要涉及从一种语言符号向另一种语言符号的转换。在再表达过程中，我们应注意到隐喻语言所具有的文化色彩，不要造成大的文化上的冲突，以免造成误解或歧义。同时为了使目的语中的读者能和源语中的读者对作品有同样的感受，还要注意文体风格。 在认知理论以及隐喻翻译的心理机制指导下，根据对隐喻性语言中双重意象的处理，其具体翻译可采取直译和意译两种方法。当两种语言中存在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概念时，且这种概念在讲两种语言的人们脑中产生相同或相似的意象时，多采用直译的方法；而当两种语言中存在相同概念但在讲两种语言的人们脑中产生不同意象或两种语言中存在不同的概念时，多采用意译的方法。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应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再现原作风格，在原作与译作之间找到最佳契合点。 希望本文可以促进隐喻翻译的研究，并有助于翻译教学的改进和翻译实践水平的提高。
卜玉坤[7]2011年在《认知视阈下科技英语喻义汉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英语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各个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科技英语的翻译研究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科技英语隐喻词汇喻义的汉译研究成为科技英语翻译的难点,备受关注。本研究在神经认知理论、概念隐喻理论、概念整合理论、专门用途英语和新术语学流派相关理论的框架内,通过从不同科技专业、不同形式文本、不同编写年代及不同来源渠道的多种语料中选取数量较大的科技英语隐喻词汇作为自行标注语料,自建专用语料库,使用SPSS软件从多维度多视角对多种层级对应关系进行较为系统的统计,运用描写、分析与解释相结合、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揭示并详尽梳理认知视阈下科技英语隐喻词汇喻义生成方式、喻体来源、映射模式及认知构成等层面的认知规律;从认知研究这一新视角全面揭示并明确提出科技语言词汇语际翻译应“认知对等”这一新翻译理论,合理构建科技语言词汇语际翻译概念整合这一新认知翻译理论模型,系统揭示并阐释科技英语隐喻词汇喻义认知照意汉译、认知照音汉译和认知照形汉译叁大系统翻译策略、23项照译分策略和38种具体照译实践方法。各章要点如下:第一章简述本论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阐明研究目的,提出研究问题,介绍主要研究内容和论文结构框架。第二章综述科技英语词汇、科技隐喻和科技英语词语汉译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从认知视角对科技英语喻义汉译研究的传统主流模式提出反思。第叁章阐释喻义神经认知基础、概念隐喻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进而提出“认知对等”这一新隐喻翻译理论,构建喻义认知翻译概念整合新理论模型。第四章介绍本论文所采用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说明语料的来源与选择情况,阐述综合语料库和专业分语料库的统计分析方法。第五章首先概述认知视阈下科技隐喻词语的词性分类、喻义类属、概念隐喻分类及喻义产生模式类型,然后依据SPSS软件定量分析统计数据对科技英语隐喻词汇4个层面30种喻义来源、2个层面13种主要喻义心理运作映射模式及3个层面38种喻义认知构成类型进行实证研究和详细分析,从认知隐喻这一新视角阐释隐喻的意义构建。第六章首先探讨科技英语喻义认知照意汉译策略的理论依据、基本原则、适用范围和使用条件,然后依照“认知对等”隐喻翻译理论和认知翻译概念整合理论模型,使用SPSS软件从多层面多维度对自建专用语料库中认知喻义构成与其照意汉译策略的多种对应关系进行系统的数据统计,最后对科技英语喻义3个层面6种认知照意汉译策略及其19种具体照译方法进行详尽的定量分析、定性研究与例证阐释。第七章首先简述国内外科技术语音译的历史、现状、原则及适用范围,然后依照“认知对等”隐喻翻译理论和认知翻译概念整合理论模型,使用SPSS软件从多层面多角度对自建专用语料库中认知喻义构成与其照音汉译策略的多种对应关系进行系统的数据统计,最后对科技英语喻义2个层面9种具体认知照音汉译策略进行详尽的定量分析、定性研究与例证阐释。第八章首先探究科技形象思维、形象语言、形译的历史、现状、优势及原则,然后依照“认知对等”隐喻翻译理论和认知翻译概念整合理论模型,使用SPSS软件从多层面多角度对自建专用语料库中认知喻义构成与其照形汉译策略的多种对应关系进行系统的数据统计,最后对科技英语喻义2个层面7种具体认知照形汉译策略进行详尽的定量分析、定性研究与例证阐释。第九章首先分析认知语境与喻义识解及其翻译策略的关系,然后阐明新的科技语言文化因素观及影响隐喻认知的主客体因素,讨论语言系统语境、语篇情景语境和情景类型语境对科技英语喻义认知照译策略的影响作用,进而指出语境对科技词语(尤其是专业术语)喻义翻译策略选择影响作用的特殊性。第十章总结本研究的主要发现、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指出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相关的研究方向。本研究具有下列九点创新之处:(1)开辟多层面认知分析新研究视角从认知视阈出发,对科技语言喻义生成及其翻译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这开辟了一个科技语言喻义翻译研究的新视角,同时也拓展了认知语言学理论研究及应用范围。(2)搭建多元认知联系的新理论框架以大脑语言信息加工神经元系统、关系网络神经模式及词语认知习得神经模式等神经认知理论为依托,阐释概念隐喻映射理论、由此发展起来的概念整合理论及二者的相容互补性,使概念隐喻映射与整合具有了大脑神经网络系统的物化形式,有助于加深对隐喻认知机制的认识,有助于拓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3)引入多维度定量分析新研究方法以往的科技英语翻译研究大多通过内省法、定性研究、文献译例或个人翻译经验来说明科技英语汉译的相关问题。本文重点引入了科技英语汉译定量系统研究新方法,从横跨40年的多种专业词典和语篇中选取语料,自建专用语料库,利用计算机软件进行多视角多维度多层级多种对应关系的定量研究、定性分析和例证阐释。这为科技语言及其翻译研究引入了一种更科学的研究方法,使研究结论更真实可靠,更具有说服力。(4)提出认知对等新翻译理论明确提出科技隐喻术语翻译策略及方法的选择依据是源语与目的语隐喻词汇喻体与本体意义映射对等的相似度,其翻译原则是实现认知对等。(5)构建概念整合新认知翻译理论模型突破科技英语喻义汉译的传统主流研究模式,依据神经认知、概念隐喻和概念整合等认知语言学理论,构建了喻义认知翻译概念整合新理论模型。(6)设置喻义认知研究新分析模式使用计算机软件和语料库从认知视角深入分析科技英语喻义生成方式、喻体来源、映射模式及认知构成等层面的认知规律。(7)阐释科技英语喻义照译新策略系统运用层级概念,从源语与目的语语言含义特征、语音特征和形象特征这叁方面与认知理解的联系入手,通过系统的定量分析、定性研究与例证阐释,揭示科技英语喻义翻译的内在规律,阐释科技英语喻义认知照意、认知照音、认知照形叁大系统汉译实践策略。(8)阐明科技语言新文化因素观认为影响语言交际的文化因素是动态的,其变化趋势是差异日益缩小。由于共识性文化的存在,融合性文化的形成和专业性文化的相通,文化因素对于科技语言翻译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小。(9)修正认知隐喻学和理性逻辑主义的科技语言观本文的定量研究数据统计分析表明:各类科技专业词典中的隐喻词汇平均比例为23%,最少的为9.17%,最高为49.8%;在各类科技专业语篇中的隐喻词汇平均比例约为8.71%。这远远低于M. Black“语言基本是隐喻的”和G.Lakoff“日常语言70%是隐喻的”论断,这对其“科学思维越是抽象,越需要隐喻思维,越需要用隐喻语言表达,隐喻出现的频率越高”的观点提出了反证。因此对科技语言采取认知隐喻学与理性逻辑主义哲学的折中语言观,可能更为客观合理。本研究的应用价值有:(1)为科技语言研究、喻义分析及科技翻译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引入了心理认知机制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开辟了新研究领域。这有助于促进翻译学、术语学、词典学和专门用途英语研究与认知科学的有机结合。(2)为科技英语词语汉译实践提供新的指导理论、原则、策略、方法和技巧。这有助于我们对科技翻译的本质、标准、过程和策略进行新的思考,有助于从词语、语句、语段、语篇、功能等各层面各维度对科技英语及其翻译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3)为科技英语术语翻译及汉语术语定名提供新的理论、原则及方案,对术语学研究具有启示作用。(4)为科技英语单语/双语词典的编写提供新的思考、原则和方法,应运用科技词语的认知理据、认知对等和概念整合等认知规律指导单语/双语科技词典的编纂,使词典对语料的处理有利于学习者的认知与习得,有助于科技语言学习者对科技词语意义的理解与推导,帮助学习者优化学习策略。(5)对改进科技英语教学及科技英语翻译教学有新的启发。本文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系统科学地制定教学计划,合理组织教学内容。
邹翠萍[8]2009年在《浅谈隐喻翻译的认知性》文中研究表明隐喻既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又是一种认知现象。语言符号与客观外部世界不存在直接对应的关系,人们只有通过大脑对客观世界进行感知,总结经验,找到不同事物之间的关联性,才能进而形成隐喻,完成语言符号之间的相互转换。隐喻不只是一种修辞手段,它既是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也是人类的重要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所以隐喻的认知特征在隐喻和隐喻翻译的研究中显得至关重要。隐喻翻译也因认知语言学对隐喻认知性的深入研究和认知理论的不断完善获得一个更科学、更完善的理论基础。
赵允敬[9]2011年在《现代汉语单音节形容词的认知语义研究》文中认为本文运用认知语义理论,从概念域之间的隐喻映射角度,分析现代汉语单音节形容词词义,并区分、描写单音节形容词源域义和目标域义之间的映射关系。学界不少有关认知语义的文献,已经探讨了多义词各义项之间的隐喻过程必要性,本文认为,虽然在此之前也已有学者对单音节形容词的认知语义从对度量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全面系统地研究整个汉语单音节形容词系统的隐喻趋向的论文。汉语单音节形容词的身份很特殊,在保留古汉语特征的同时,还在现代汉语多音节形容词和多音节名词等中担任词素,其研究价值不但可以促进对汉语形容词的词义研究,而且可以在对外汉语教学和比较语言学中做出贡献。本文的工作是描写单音节形容词的词义之间的隐喻关系,主要对下面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努力克服形容词词义的模糊性和抽象性,进行单音节形容词的源域义确定工作。在本文中,源域义的确定是非常关键的部分,因为源域确定直接影响类型划分、源域目标域界限的确定,还会影响到词义解释。不同的认知理论,不同的研究者,在描写单音节形容词的词义之间的隐喻关系时,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本文的工作,则主要是在传统词汇语义学有关汉语单音节形容词的词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整个现代汉语单音节形容词系统进行源域义确定,并力图解释源域与其他隐喻义之间的发展路线。本文在源域义确定上采用的基准,主要是认知语义学所秉持的经验主义哲学观,尤其强调身体感知,即基于生活者的日常经验的“常识”。当然,我们也参考了词典的基本义释义,如《汉语形容词用法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但是,当这两个标准发生冲突时,在我们的研究中,第一基准先于第二基准。这是因为词典标注的某些基本义,有可能是历时的源头,但对于当代的中国人来说,已经鲜为大众所知,不再具有认知上的显着性,人们已把其他的某个意义当作为本源。而我们的研究注重的是人们的认识,所以特别强调汉语母语使用者的语感。在这两个基准无效时,本文还参考了汉语的文字特征。其次,本文试图确定单音节形容词的源域义所修辞或限定的对象的属性,并列出典型的对象的类型,这也是本文的一大难点。本文运用新起的词汇语义学语义场理论,经过叁步,确定了四种对象,并对四种对象的语义场做了说明。第一步,语言使用者“人”的感知表达对语言的影响很深,本文从“人类生命体的独特属性”,从“物”对象分出“人”对象。值得注意的是“人”对象的属性有两种,一是身体的感知,二是内面(心理)的认知。与之相应,客观世界的具体物质“物”的属性也有两种：包括人类的物质和不能包括人类的物质,其划分的基准在于物质属性是否性涉及到人类。比如,“长度”包括人的长度,但“甜”只涉及到食用物,除了食人种以外,人类日常生活语言中一般不会涉及到人。第二步,对象的属性各自具有具体性和抽象性。“人”的不同属性中有具体性的,也有抽象性的。同样原理,“物”也有抽象的物和具体的物。我们把这些抽象物从“人类”思维认知中拿出来,确定了“概念”对象,它是我们关于人或物的抽象的实体。第叁步,与单音节形容词所搭配的对象不只是“物”或“人”,不只是“实体”,还有“事”,有“关系”。因此,我们还确立了“事件”对象。按照认知语义基本假设——具体到抽象、已知到未知——本文观察了“人”、“物质”、“概念”、“事件”四个语义场之间的隐喻映射关系。借助认知语言学范畴理论,本文把它们划分为两大类：具有具体值的具体域和具有抽象值的抽象域。各语义场在这一划分中的归属关系是：具体域的“物质”语义场具体域的“事件”语义场具体域的“人”语义场抽象域的“人”语义场抽象域的“概念”语义场在这一系统中,“人”语义场一分为二,人的具体属性属于具体域,抽象属性属于抽象域,这是因为“人”是语言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在他所创造的这个语言世界中,他是最被关注的对象,所以涉人属性最多,需要分别处理。采用上述理论和研究方法,本文描写了162个现代汉语单音节形容词的源域义和隐喻义,文中按照专业词典的形式对此加以展示。在词义描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两个不同的现象。第一种现象是,从具体域向抽象域的转化,打破了上述划分的基本界限。单音节形容词在与其对象搭配时,理想的状况应该是,属于甲语义场的形容词只与属于甲语义场的对象搭配,属于乙语义场的形容词只与属于乙语义场的对象搭配,不出现交叉配置的情况。但实际上,在源域义中属于物质语义场的很多单音节形容词(主要是很多表示人类的物质属性的单音节形容词),却在与人类的身体部位对象搭配后,不再指作为具体物质的身体部位,而是指向人类独特的内在心理、心情、性格等抽象域意义。这些类型大量存在,值得独立拿出来讨论。第二种现象是,已经词素化的单音节形容词的词义,也许在当代我们已经很难确定它的源域义了。它们往往蕴含其语言使用民族的文化义,本文从对外汉语教学角度来看,认为要特别重视具有特殊的文化义的单音节形容词的词义,所以,词义描写中列过一些。我们可以猜测现代汉语日常生活中使用大量由单音节形容词组成的用语,他们也许直接与源域义相关,或者已经转喻并指向特别的事物,甚至也许已经失去了隐喻的发展路线。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在上述词义描写的基础上,把现代汉语形容词与相对应的韩语形容词进行了对比,重点在“求异”,从而说明现代汉语单音节形容词认知隐喻义的独特性,以深化对韩汉语教学的研究。本文的难点及处理办法：第一,对单音节形容词进行定义具有相当高的难度。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为《汉语形容词用法词典》所载的163个单音节形容词中的162个单音节形容词。但是,词典编纂所采用的基准我们难以把握,比如该书所列形容词中有“男”而没有“女”,各种味觉单音节形容词中没有“咸”。因此,本文将单音节形容词规定为它的源域义能单独成词的形容词,而不包括只能担任复合词构词语素的那些,而且只讨论可做谓语的形容词。对单音节形容词的主要句法功能可以有不同理解,可以从定语功能看,也可以从谓语功能看,但一个形容词在定中结构和主谓结构中所搭配的对象可能会有所不同。本文的目的既然是为了解释认知语义,解释基本义到源域义的过程,就必然需要考虑成熟而较为自由的搭配,不能受某些非常特别的搭配的限制。我们发现,单音节形容词谓语句是单音节形容词运用的基本形式,其中的用法都是已经成熟,并且比较普遍的用法,而做定语时会涉及一些特例。故本文主要从谓语位置进行研究,当然定语位置的功能有时也会提到。第二,区分单音节形容词的认知域也有相当高的难度。认知域在基本层次上分为具体域和抽象域两种,下位认知域则在具体和抽象的基础上进行细分,如具体域的下位认知域又分为人类、物质等。形容词本身表示性状,其语义比名词、动词更为抽象义,所以从单音节形容词自身语义来确定认知域,是十分不易而且也很不可靠的,必须依靠与其搭配的对象来确定认知域。在搭配对象方面有叁种棘手情况：一是有的单音节形容词常与动词搭配。一般来说单音节形容词与名词搭配,我们根据名词的属性来区分形容词的认知域及下位认知域,但有的单音节形容词则以与动词搭配作为主要功能。如表味觉的单音节形容词“甜”、表颜色的单音节形容词“红”和表形状的单音节形容词“大”都通过与其搭配的名词来确定其认知域,但“透”、“碎”、“全”、“稳”等等表示状态的单音节形容词,则常与动词搭配,而从这些动词有时很难确定究竟属于哪个认知域。二是有的单音节形容词常与表示自然现象的名词搭配。这些名词的属性要么与动词有密切关系,如“气味(冒出)很冲”,要么名词本身具有抽象属性,比如“风(气势)很猛”,还有气候类的单音节形容词也是如此。叁是有的单音节形容词与时间有关,比如“新”、“旧”、“久”等,指的是时间的属性,但它们却与具体名词搭配,这时是算作具体域还是抽象域颇费思量。另外,应该把“快”、“慢”看成与时间有关的单音节形容词,还是与动词常发生关系的表示状态的单音节形容词呢?这些定位问题是个难题。本文在讨论过程中,力图对这一些处于跨域范畴的单音节形容词进行相对明晰地定位,而一些由于各种原因很难理清的单音节形容词,本文将存疑处理。
石洛祥[10]2009年在《中国英语学习者惯用语块习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语言是一个双重体系:以规则为基础的分析体系和以记忆为基础的套语体系。前者由单词和有限的语法规则构成,相对封闭;后者由具有交际功能的语块构成,相对开放。套语体系使语言准确、流利、地道,满足及时交际的需要。语言习得的语块处理模式符合心理语言学的信息处理经济原则。英语惯用语承载着大量的语言信息和英语民族的文化内涵,体现着英语本族语者的概念结构。惯用语能力是二语学习者语言能力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语言表达地道的关键,是概念流利度的重要体现之一。本研究的重点是英语中的惯用语块的习得。作者将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认知理论应用于应用语言学的词汇研究中,提出并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概念隐喻、意象图式隐喻和概念转喻意识在惯用语块学习中的促进作用。在实践上证明了概念隐喻具有文化特质性,即概念隐喻在各种文化中并不是等价的,有的概念隐喻具有普遍性,有的则具有文化特殊性。全文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论文首先以叁个预测调查问卷的结果为基础,分析了目前我国英语学习者的学习难点和惯用语的学习现状,引出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作者指出,中国学生普遍缺乏对包括短语动词在内的英语惯用语块的学习和加工策略,在语言产出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回避现象,希望老师予以指导。二语学习者要达到与本族语者同样的地道性和流利度,掌握目标语人们的思维方式或者建立目标语人们思维的概念系统非常重要,这与预测调查问卷中超过80%的教师和学生认为写作中的“中式思维”是影响写作成功的主要原因的结论相一致。如何克服母语概念的影响(如中式思维),提高二语概念系统的熟练程度(conceptualfluency)显得尤为重要。培养二语学习者的惯用语理解的概念隐喻意识应该有助于促进对惯用语的习得,克服母语思维,提高目标语的概念流利度。因此,本研究提出了叁个研究假设,即概念隐喻、意象图式隐喻和概念转喻意识可以促进中国英语学习者惯用语块的理解和习得。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对国内外二语词汇习得,包括惯用语习得在内的文献进行了梳理,指出以往研究的不足。词汇习得应该是既包括分析体系中的单个词汇的习得,也包括套语体系中的惯用语在内的语块的习得。以往的词汇研究存在下述明显不足:1)对词汇的深度知识研究不够。词汇深度知识不仅包括词的发音、拼写、词性、意义、搭配、联想和同义等微观的词汇知识,还应该涉及词的概念、词的规则和词的变体等元词汇知识。二语词汇的搭配知识和概念知识的习得受二语学习者母语概念知识的影响较大;搭配体现着词项之间的组合关系,搭配能力则体现了学习者二语的流利度、地道性和准确性,同时也反映着二语受母语干扰的程度。2)单个词汇研究较多,多词单位或者语块研究偏少,特别是其中比较固定的结构——包括短语动词在内的惯用语的研究更是少而又少。我们可以将词汇深度知识中的搭配和多词单位中的惯用语结合起来,看作是一个搭配连续统:处在顶端的是自由搭配,中间是限定性搭配和比喻义习语,处于最底端的是纯习语(惯用语)。在词汇习得中应该更多地关注这个连续统中的限制性搭配和比喻性的惯用语。受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影响,处于两端的自由搭配和惯用语被认为在习得上是不存在问题的。前者可根据语法规则进行生成,后者惯用语由于具有结构的固定性和语义的晦涩性,因而不具有可学性或者可教性,惯用语的习得被边缘化了:认为惯用语只需学习者机械记忆记就行。结果是,二语学习者感觉到词汇学习只有这两种明显的结构模式,至于中间大量的限定性搭配,一直受到了忽视。有研究(Howarth,1998)发现,从词汇角度而言,高级外语学习者,无论是本族语者还是外语或二语学习者,其语言能力更高,主要是因为他们已经成功地掌握了更多的限定搭配和习语性搭配(惯用语),这也正是许多语言学习不成功者的问题所在。可见,搭配能力与二语语言水平具有较高的相关性。第叁部分从理论层面探讨英语惯用语块可学性的理论支持,主要是基于体验哲学的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和语言的双重体系理论,重点借鉴隐喻认知理论的研究成果,从概念隐喻、概念转喻和意象图式隐喻等方面为惯用语的可学性提供理论依据。学习另一种语言就是建立起一种新的思维系统和概念结构。由于词汇意义反映出语言的民族个性,不同的语言反映了人们不同的世界观。因此语言相对论思想对二语词汇习得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仅存在于语言和思维中,还存在于人们的概念体系中。一个概念隐喻会产生出大量的、连贯的语言表达,可以称作“惯用语族”;不同的概念隐喻又共同构成了一种文化中一个协调一致的网络体系,影响着我们的语言和思维。意象图式隐喻本质上也是概念隐喻。但是并非所有的概念隐喻都是以意象图式为基础的,因而只有以意象图式为基础的概念隐喻才可称为意象图式隐喻。空间隐喻是一种典型的意象图式隐喻。与隐喻概念一样,概念转喻不仅构建着我们的语言,而且构建我们的思维、态度和行为。转喻思维是发生在概念层次上的一种思维方式,概念转喻同样具有系统性。惯用语中的隐喻体现着本族语者的概念结构和概念知识。概念隐喻等充当着大部分惯用语的认知理据。套语体系中的惯用语块实际上也具有可分析性。第四部分是实证研究的实验设计。实验以Gibbs等人(1989;1990)、Kovecses等人(1996),Boers(2000)等的实验研究为基础,设计出了叁个实验分别验证提出的叁个假设。每个实验都包括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材料在参考了上述研究设计及查阅大量的相关参考书的情况下精心设计而成。实验过程包括学前测试、课堂教学、学后测试、问卷反馈和一周后延迟测试等五个步骤。实验的受试是来自陕西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师范)的大约270名二年级本科生。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为实验的统计结果及其讨论。实验结果采用SPSS13.0进行了单因素方差检验。结果证实:提高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概念隐喻、概念转喻和意象图式隐喻的意识可以促进英语惯用语块的习得。第七部分为结论及启示。本研究从隐喻认知的视角,通过实验研究证明了英语惯用语块的可学性。研究结果启示我们,理解和学习目标语的惯用语不能只靠单纯的机械记忆、模仿,还应该尽量掌握其背后的概念隐喻理据,注意惯用语组成部分与其整体意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教学中,教师应注意引导学生关注两种语言在国内结构上的差异,培养学生概念隐喻意识,帮助消除学生惯用语学习的畏难情绪和使用中的回避现象,逐渐提高目标语的概念能力,以达到最终掌握和熟练运用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D]. 杨元刚.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2]. 诗性隐喻翻译的信息整合模式[D]. 索绪香. 西南大学. 2016
[3]. 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研究[D]. 刘法公.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4]. 概念隐喻翻译的认知分析[D]. 刘翼斌.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5]. 俄汉全译隐喻转化研究[D]. 孙秋花. 黑龙江大学. 2015
[6]. 从认知学角度探讨隐喻翻译的心理机制与方法[D]. 杨莉. 吉林大学. 2004
[7]. 认知视阈下科技英语喻义汉译研究[D]. 卜玉坤. 东北师范大学. 2011
[8]. 浅谈隐喻翻译的认知性[J]. 邹翠萍.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
[9]. 现代汉语单音节形容词的认知语义研究[D]. 赵允敬. 复旦大学. 2011
[10]. 中国英语学习者惯用语块习得研究[D]. 石洛祥. 西南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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