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志宏[1]2016年在《美印中“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国家海上安全理论及海权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主义、系统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在剖析影响印度洋海上安全的地理与历史背景、冷战结束以来的总体海上安全形势、来自印度洋地区内外的主要行为体所扮演角色的基础上,对于中美印“战略叁角形”各自现有的海上安全战略(或战略态势)及其双边与叁边海上安全互动进行聚焦式研究,进而剖析了印度洋海上安全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最后从陆海统筹、中国印度洋“蓝水海军”建设与远程军力投射、海上安全双边关系与多边互动等不同的方面,探讨中国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的应有之义。关于印度洋海上安全的地理与历史背景,本文首先分析了印度洋的“深层次结构”包括地形、季风等自然地理因素,揭示海洋及印度洋与人类的基本关系；在此基础上,简要叙述了印度洋从有史以来直至冷战结束前的各个时期里对于人类出行与迁徙、贸易和征服、文化传播的影响,评述了从“达伽马时代”直至冷战结束前印度洋海上安全秩序演变的历史。关于冷战结束以来印度洋海上安全的总体形势,通过分析各种地缘因素尤其是海洋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认为印度洋地区已经决定性地处于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前列,但它同时也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问题丛生和危险的区域之一。该地区在资源、人口、经济和环境安全方面的当务之急普遍地汇聚于海洋领域,海洋也是沿岸国家和外来大国集体利益和交叉利益的焦点之所在。众多的地区内外重要国家行为体及非国家行为体在印度洋海上安全的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都想获得波斯湾石油和印度洋战略性海上交通线的进入权,一个美中印“战略叁角形”正在印度洋上呈现,而且极有可能成为21世纪印度洋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塑造性力量。关于印度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本文揭示了印度海上安全战略观的演变、印度海上力量的发展、印度全方位的海上安全对外关系,认为印度所怀有的“印度之洋”的战略抱负面临内外的众多限制性因素。关于中国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态势,本文涉及印度洋及印度洋地区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对于国外尤其是美印盛行的所谓的中国“珍珠链战略”进行辨析,中国海军亚丁湾护航行动对于中国远洋军力投射的启示、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印度洋战略的思考等方面,认为中国走向印度洋是一种战略上的势在必行之事；所谓的中国印度洋“珍珠链战略”在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是由美国首先杜撰并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关注甚至恶意炒作的话题,其对中国与印度洋地区尤其是中印关系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而国外专家依据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实际存在和中国海军地区外部署的经历所作的解读,对于中国思考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不无裨益。无论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方面,中国在维护自身在印度洋地区正当的海上安全利益和集体利益上,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关于美国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态势,本文指出美国为首的列强冷战以来尤其是冷战后在该地区的重大政治与军事活动,导致了其在印度洋海上安全变迁动力中的战略性支配地位。但美国对于整个印度洋地区并无一致的视角,其政治与军事资源分配是破碎的,难以对整个地区的安全作出可信的承诺。美国目前围绕印度洋海上安全大战略所展开的深入讨论及提出的各种方案,揭示了美国的印度洋大战略可能的演变方向。关于中美印双边及叁边互动,本文揭示了中国的重大利益、印度的强烈抱负与美国在印度洋的确定角色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叁者在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反恐、反海盗等方面存在合作空间,以及由于力量格局变迁与政策理念分歧而可能激化潜在矛盾导致冲突,叁方在印度洋既合作又对抗,从而呈现“非盟非敌”的叁边互动态势,叁方应当通过大国协调、机制建设与功能性合作等构建有序竞争的博弈关系。关于印度洋海上安全多边秩序的构建,本文分析了印度洋地区海上安全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现状和构想。本文认为环印度洋联盟、印度洋研究集团、印度洋海军论坛具有成为一轨、二轨和技术层面的印度洋海上安全合作平台的潜质。印度洋海上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具有很大的必要性,但是面临着众多的具体挑战。如果要创立一种印度洋海上安全机制,印度洋国家面临的主要困境就是它究竟应当是排它性的还是包容性的。从地区的长期稳定来看,一种围绕能源利益攸关者(能源进口依赖国、能源专营经济体和能源安全咽喉要道国)而构建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机制更具有前景。本文最后对中国的印度洋战略的内涵进行了探讨,着重思考印度洋战略及其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的相互关系及其统筹协调问题、中国在探索陆海统筹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方面所应重点关注的问题及“支柱国家”、中国印度洋“蓝水海军”能力建设、与地区国家的双边及多边海上安全合作等问题。
宛程[2]2016年在《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功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且管理机构——即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也是中国参与的有关中亚地区安全议题的唯一一个区域多边合作机制。自2001年成立以来,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不断扩展和深入,在维护中亚地区安全和稳定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如此,上合组织以“上海精神”为合作理念,不断提高了成员国之间的政治互信,有效地推动了成员国之间关系民主化的进展。更为重要的是,上合组织是中国安全战略和对外交往战略的重要实施平台,在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和领土完整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立足安全研究这一目前学术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客观要求出发,考察上合组织成立前后所面对的主要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并在“叁股势力”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中亚地区和我国威胁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分析和解释了中国同周边上合组织成员国范围内保持了稳定的成绩;探讨了上合组织如何在中国新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和强化其安全功能建设。这对总结中国参与或主导地区性国际机制的经验和教训,探讨上合组织同中国新国家安全观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冷战后,非传统安全威胁取代了国家之间的对抗、冲突、战争等形式的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安全威胁。其中,以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为代表的“叁股势力”、毒品犯罪、跨国有组织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严重威胁着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也严重制约着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在共同的安全威胁下,中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形成了应对威胁的共同意愿,并在相互协作的基础上形成了重要的多边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但同时要指出是,虽然上述共同安全威胁的出现和共同合作意愿的产生在上合组织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它们并不是上合组织得以成立的全部动因。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边界问题的解决是上合组织得以成立的前提,而成员国之间双边关系的提升尤其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则对上合组织的成立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上合组织成立后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依然严峻,在当前,“伊斯兰国”向中亚地区的渗透和阿富汗安全局势的持续恶化都对上合组织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应对上述威胁,上合组织不断强化合作,使其保持向深度和广度推进:反恐机制日趋完善,不断健全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执法、情报、司法等部门的合作稳步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范围不断拓展,同其他国际安全机制的互动也不断加深。成立15年来,上合组织的安全职能发挥保障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为其他领域合作的开展提供了安全的外部环境。冷战后复杂的地缘安全环境的变化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也促使着应对这一问题的新安全理念——中国新安全观的产生。中国新安全观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立足于冷战后国际和周边形势以及中国自身安全需求的基础上提出的安全理论。中国新安全观摒弃了旧安全观在安全主体的单一性、安全内涵的贫乏性、安全手段的对抗性以及安全目标的利己性,实现了对安全关注的综合性、共同性、普遍性和合作性。中国新安全观在安全主体、安全内涵、安全手段和安全目的等各个方面实现了对旧安全理论的更新和升级,顺应了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满足了中国自身安全的需要,它的提出和发展也促进了上合组织的形成,对上合组织的安全功能的实施提供了理论指导。反过来,上合组织确立了“上海精神”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并通过发展经贸合作等措施实践了中国新国家安全观。上合组织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平台,同时可以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发挥重要的安全保障作用。在目前“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尤其是在境内外两个核心区——中亚和新疆的建设中,存在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值得指出的是,境内外核心区建设中存在着诸多安全威胁,例如“叁股势力”、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跨国犯罪、边界纷争、战争以及国家政权非制度性更迭等。必须说明的是,不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安全问题特殊化,在坚持上合组织原则和“上海精神”的前提下,在上合组织安全功能范围内,以上合组织安全功能特点对上述安全问题进行分类,不仅是上合组织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的前提,还可以有效增加上合组织安全功能的实施效率。此外,在上合组织实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保障过程中,要重视和强化上合组织的非传统安全功能建设,加强对中亚地区安全威胁因素的研究,有针对性地提高上合组织公共安全供给能力,切实制定、完善和落实打击“叁股势力”等威胁相关法律法规,做好去极端化和网络反恐工作,使上合组织能够更加有效地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目前,上合组织还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和挑战: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发展;扩员造成的以中亚为中心的地缘中心的变化和争议;乌克兰危机对成员国关系的影响;与其他国际组织的竞争(主要是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联盟);国际安全中的某些领域所造成的成员国的意见分歧;以及成员国关系改善缓慢,中亚地区合作水平不高的状况无明显改善等。面对上述问题,我们要坚持在中国新安全观的指导下,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的,推动上合组织的发展。主要建议如下:在安全目标上,要以“叁股势力”为长期坚持打击的对象,在核心区上,要以中亚(包括新疆)为核心区,不宜扩大,要坚持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为核心功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应也不可能应对所有安全问题,要以总体安全观为指导全面考虑安全问题,要处理好核心安全问题同其他问题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协作;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促进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妥善应对和处理随着丝路经济带建设中“叁股势力”扩散所带来的新安全挑战。本文以上海合作组织的非传统安全功能为研究视角和基本论述框架,讨论了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和上合组织及其成员国在应对和打击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系,以及如何强化上合组织安全功能以推进中国对外战略的实施。选取上合组织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所取得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成果为研究案例,在上合组织十余年来应对和打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发展历程中阐述并验证关于上合组织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总结了上合组织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在当前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日益对我国形成严峻挑战的背景下提出强化上合组织安全功能的方案,其最终目的是尝试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以及其他对外战略的实施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对策思考。
瞿少华[3]2003年在《“9·11”后美国安全观的调整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文中认为“9·11”事件极大地震撼了国际社会，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人们的安全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转变。“9·11”事件后美国安全观进行了重大调整，并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分叁部分对此进行了论述。 第一部分论述了“9·11”事件的自身特点及所引发的对安全观的重新思考。“9·11”事件不同于其它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它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作案手段的灵活性并造成巨大的破坏性后果，给人们以极大的心理恐惧；同时将目标锁定美国本土，对象征其政治、经济的建筑物进行毁灭性打击，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9·11”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安全观的重新思考，尤其是美国在“9·11”后对其安全观进行了重大调整。 第二部分是本文的主体，着重阐述了“9·11”后美国安全观的重大调整。在这一部分中，文中首先论及了“9·11”前的美国安全观及其理论，“9·11”前美国安全观主要是孤立主义安全观与现实主义安全观。而“9·11”后美国安全观则出现了重大调整：在安全威胁观上，国际恐怖主义成为近期美国外交政策首要的打击目标；在本土安全上，美国本土安全第一，寻求更加的“绝对安全”；在安全战略上，由“遏制威慑”走向“先发制人”；在地缘安全战略上，美国地缘安全战略重心东移向亚太地区。 第叁部分主要论述了“9·11”后美国安全观的调整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美国安全观的调整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对国际法及其主要原则构成了重大冲击，一些国家主权也受到威胁；国际新秩序建构前景堪忧；世界和平与安全遭受新威胁；我国也面临巨大挑战，我国地缘安全遭受新威胁，军事安全压力增大。文章最后提出了我国应对挑战的措施与对策。
王帅[4]2011年在《后冷战时期中—美—东盟的安全叁边关系探略》文中指出近年来随着美国高调介入中国与东盟南海争端,东亚地区安全局势越发紧张。本文企图把亚太地区的叁个主要力量中-美-东盟纳入叁边体系并阐释行为体在体系中的互动状况,旨在解决安全叁边互动中不平衡与不稳定的现状,从而塑造一个稳定而又和平的亚太安全格局。本文在梳理中-美-东盟安全叁边关系历史演变的基础上,侧重分析了叁边结构、各边利益判断、安全机制对于安全叁边发展的影响,指出了当前安全关系互动存在的相关制约性问题,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实现良性互动提出了对策与建议。本文的主要内容是第叁、四、五部分,其中第四、第五部分为重点。第叁章用历史研究的方法梳理了从冷战开始到冷战结束期间安全叁边关系的形成过程,并且把这一过程划分为70年代的初步缓和期以及柬埔寨危机中的互动形成期,指出了这一形成过程是冷战后安全叁边互动的前提和铺垫。第四章运用了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的多重研究视角分析冷战后安全叁边互动发展之过程,分别以结构层面、个体层面、安全机制层面为视角准确反映出安全叁边的合作与竞争。结构层面通过对叁边力量分配的结构性描述来阐述各边行为必须遵循结构体系的制约性原则,个体层面通过对各边的安全利益分析为起点来描述和展现安全叁边互动,安全机制层面则以亚太地区的安全机制为平台来补充阐释安全叁边关系的互动。在此基础总结出中-美-东盟安全叁边关系的特点为开放性的不稳定安全叁边、安全互动选择多为合作安全与综合安全、系统内安全互动的不对称性以及叁对双边安全关系的连动性迟钝。第五章分析了当前安全叁边关系存在着各边文化差异性、东盟一体化程度不高、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制约、领导人的因素、经济与能源的制约以及南中国海和台湾问题等制约因素,指出了要使中-美-东盟安全叁边关系进入良性互动的轨迹,应该以平衡现有的中-美-东盟的安全叁边关系为逻辑起点,缓和与消解安全叁边中的利益分歧的同时培育和发展共同的安全利益基础,最终使中-美-东盟安全叁边关系走向建设性的叁边关系。
刘霏[5]2015年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海洋争端的影响》文中提出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全球形势进行重新评估,就已经开启了战略重心移向亚太的进程,加强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针对亚洲大陆建立并强化海上封锁线。但“9·11”事件打破美国原有的战略部署,战略重点向反恐转移,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持续十年之久,美国因此中断进军亚太的步伐,却为中国赢得十年的高速发展期,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得到同步急速增长。然而,随着中国不断增强地亚太地区影响力,美国再次将视野移回亚太,推出“重返亚太”、“转向亚洲”及“亚太再平衡”策略,以期掌控东亚格局,主导亚太事务,保持美国的绝对优势。从本质上讲,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是在国际事务中维护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为维护霸权地位和国家利益,美国将不惜使用一切物质和非物质力量,防止其地位受到现实或潜在的威胁与损害。任何国家若显示出与之抗衡的能力,都会被美国视为“主要对手”,遭到报复和围堵。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具备上述特点的只有中国。对此,美国着力将战略重心“东移”至亚太,争夺亚太地缘战略利益,并利用中国与一些邻国的领土领海争端,扶持日本、菲律宾、越南等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搞所谓的“以邻制华”,企图使中国陷入周边争端乱局中难以自拔,进而干扰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在战略上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鉴于此,中国的近邻日本、菲律宾亦开始进一步靠向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则左右逢源,远邻澳大利亚悄悄改变风向,中国周边国家在美国的挤压下纷纷进入战略再定位阶段,其中海洋领土争端方面尤为突出。本来基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中国周边海洋争端虽然冲突时有发生,但也仅局限于可控范围内的“小打小闹”。可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冲击下,各相关争议国借助美国及域外其他大国势力的介入,联手实施牵制中国战略,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使中国周边海洋争端出现阶段性演变。各国根据自身利益的需求,在中国海洋争端中采取不同的立场与策略：美国“遏制介入”、日本“合纵抗华”、东盟“联合制衡”、澳大利亚“疑惧防范”、俄罗斯“选择性战略协作”、印度“强化‘东向’政策”、韩国“均衡合作”。面对周边国家一味在海洋上采取蚕食政策,固化非法占有,中国从未放松过警惕,并认识到只有通过积极维权,才能有效地维护地区和平,保证国内政局的稳定。中国的海洋战略思想进行大幅调整,强硬立场前所未有。中国绝不放弃属于自己的任何一寸领土。因此,中国不能单纯以加强军事实力,用四面出击的办法来对付一切威胁。而应多角度综合谋划,在诸多矛盾中,着力找出其中的主要矛盾,制定长远的大战略,以应对来自多方的威胁。针对不同的海洋争端,采取不同的应对之策。
狄会深[6]2005年在《美国思想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思想库是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服务于政府和社会为目的的非赢利的独立研究机构。美国的思想库大约起源于20世纪初,至今已经历4个发展阶段。按照不同的标准,美国的思想库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其中按照政治倾向可以分为保守派、自由派和中间派叁种。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思想库的主要特点在于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较大。 通过系统地研究美国主流思想库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自由派思想库对90年代克林顿政府北约东扩政策的影响以及保守派思想库对小布什首届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影响,发现思想库在美国外交决策中发挥着如下五种重要作用:启发新思维、提供政策方案、储备和提供人才、教育公众以及充当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桥梁。它们影响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式有:“入朝做官”、与政府官员和国会建立密切关系、参加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班子、向新总统提供施政纲领、利用媒体和利益集团的影响、举行研讨会、出版书籍、期刊、发表媒体评论等。 思想库之所以能在美国兴盛并发挥重要政策影响力主要在于美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松散的政党制度、自愿捐献的文化传统和发达的基金会、独特的社会多元结构和复杂的外交决策机制以及美国不断加大介入国外事务的力度。 鉴于思想库能够发挥这么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通过加强对美国思想库的政策主张和对华认识的研究,便能比较准确地分析、判断和预测美国的对外战略、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走向;另一方面,通过加强与美国主流思想库的交流,也可以影响美国政界、学界及公众的对华认识和政策主张。同时,借鉴美国思想库的发展经验,进一步加强我国的思想库建设,使其发挥政策建言作用。
乌小花[7]2004年在《当代世界民族宗教问题与世界和平》文中研究表明民族宗教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历史现象，也是目前全球性的重大政治问题。当今世界国际争端和地区性冲突，大多与民族矛盾和宗教纷争相关联。本论文的特色就在于把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放在国际关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政治发展的过程中，着力分析国际关系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对民族宗教问题的影响，以及冷战后新的民族宗教问题的发展及其对国际关系与世界和平的影响。 本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以历史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以及跨学科研究分析的方法，从探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为切入点，阐述了民族、宗教及其相关理论，全面描述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过程，深入分析了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热点和宗教问题热点对世界和平进程的影响，并提出解决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的见解和主张。论文还针对国际学术界诸如“文明冲突论”等一些有争议的民族宗教问题理论进行了辨证分析。本篇论文的创新之处就体现在这些论述中。 本论文内容共分四章： 第一章：着重研究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包括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民族宗教问题属于非传统安全因素。指出随着世界全球化的发展，非传统安全因素中的民族宗教因素对世界和平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民族宗教问题具有复杂性、突发性、持续性等特点，民族宗教纽带不仅能在短时间内聚集众多追随者，而且也会在瞬间摧毁为地区安全和国家稳定所作的长期努力。民族宗教问题中的极端化势力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又往往与恐怖主义势力相互勾结，被并称为世界和平的“叁大公害”。 第二章：首先阐述民族和民族问题理论，论述20世纪叁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21世纪全球化给世界民族问题带来的新的挑战，对世界民族问题的演变进行历史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重点阐述国际性民族问题热点、地区性民族问题热点及某些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问题热点的成因、具体表现、问题的解决途径及后果，来研究和揭示不同类型的民族问题的深层因素及其对世界和平构成的不同的危害。 第叁章：该章贯穿始终的是宗教矛盾及其引发的冲突和对抗给世界和平带来的巨大威胁这条主线。首先阐明宗教的概念，介绍世界宗教概况，进而论述宗教问题的历史发展。重点阐述当代世界政治中的宗教因素，就世界上突出的宗教矛盾和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其中主要论述当今世界最引人关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文明冲突论”背景下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披着宗教外衣的邪教的危害等。通过对典型问题的研究，寻找总体问题的规律性，来阐释宗教问题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第四章:通过前面的研究，认识到当今世界的民族冲突和宗教纷争虽然还只是局部现象，但它的危害性极大。世界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都有其独特的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要化解和消除这些己经生成和正在生成的矛盾冲突，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不是短期内就能快速处理好的问题。真正的世界和平就是建立在宽容和谅解的基础上，建立在世界人民共同发展进步的基础上，建立在民族宗教的和睦共处上。因此，在这里不仅探讨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的作用，还试图寻找合理解决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的国际合作框架。认为只有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建立全球范围内的公正、平等、合理、稳定的国际新秩序，才能遏制国际恐怖主义赖以生存的途径，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民族宗教问题。论文的最后，得出对我国民族宗教工作具有警示性作用的启示。 总之，本文将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置于国际格局演进的大环境中，对国际上现存的民族宗教问题与世界和平的关系进行了全景式的研究，以期丰富学术界对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层面和推动对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的综合研究能力。同时，也探索了如何消解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的途径，希望能为更好地解决我国民族宗教问题提供某些参考。
刘美兰[8]2014年在《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9.11”恐怖袭击事件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斯波尼特”,美国再一次深刻感受到恐怖袭击、文明冲突对美国未来发展的影响,国家安全成为新世纪美国必须重点关注的大事。为消除文明冲突、保证国家安全、维护霸权地位,美国推出安全语言战略,即“关键语言”教育战略。语言的安全功能凸显,语言被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语言已成为美国全球博弈的重要工具。在美国,“关键语言”就是关键外语,是美国紧缺急需的、对国家安全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些小语种。“关键语言”直接关系着美国的政治稳定、军事强势、外交通畅、信息安全、经济发展、民族团结、文化交流、教育合作。2006年美国总统布什推出美国“国家安全语言计划”(NSLI)中列出的主要“关键语言”有8种:阿拉伯语、汉语、朝鲜语、俄语、印地语、日语、波斯语、土耳其语。本研究从“关键语言”教育战略的思想来源、发展历程、产生背景、社会现状入手,聚焦“关键语言”教育战略规划的目标、内容规划体系的构建、战略实施与相关保障策略、战略的成效与影响的分析。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战略思想的根源主要是文明冲突、霸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关键语言”教育战略的发展经历了“美苏争霸”引发的第一阶段、“经济竞争”引发的第二阶段和“反恐防华”引发的第叁阶段;语言规划理论和社会语言需求理论是“关键语言”教育战略规划的理论依据。美国海内外利益面临的挑战及美国急需的“关键语言”人才的危机使得安全语言战略势在必行。在安全语言战略思想指引下,美国展开国防和国民“关键语言”教育战略的规划和实施,在国防“关键语言”战略体系中,教育部、国务院、国防部、情报部门先后提出法案、出台文件来进行“关键语言”教育战略规划,并配有大量经费资助的众多语言项目集群;在国民关键语言战略体系中,教育领域、私人领域、社会公共领域、家族语社区等也都响应联邦政府的号召,积极参与到“关键语言”教育项目中去。同时,本研究对“关键语言”教育战略的实施举措及相关的保障战略也作了探究。本文对美国的“关键语言”之一----汉语教育战略展开了个案分析。通过梳理汉语教育在美国的发展历程,追溯美国把汉语列为“关键语言”的原因,出台的相关政策、法案和文件,相应汉语教育战略规划、相关针对汉语这一“关键语言”的教育项目,以及实施的措施和保障策略。美国的“关键语言”教育战略是以联邦政府为主导,采用顶层设计的战略规划,强调联邦政府各机构间的密切合作,同时保障联邦层面和州层面语言战略的同步展开和实施,强调国防和国民“关键语言”教育战略的相辅相成,国防“关键语言”教育是先锋,国民“关键语言”教育是储备。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战略已取得了一些成效,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战略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教育发展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本研究主要采取了文献法、比较法、个案法来进行分析研究,同时这也是一个跨教育政策学和社会语言学两个学科的研究,本研究既有一定的教育政策研究高度,也有一定的语言规划研究的深度。本文在阐述和评析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战略规划对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规划的启示。文章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加强中国安全语言教育的重要性和相应的措施,同时针对美国把汉语教育定为“关键语言”教育并采取了一些战略举措,提出了完善我国的汉语海外推广政策的方略,为汉语教育在美国,乃至世界的推广提供战略参考。
张伟平[9]2005年在《布什政府安全战略解析》文中研究表明硕士学位论文论文题目: 布什政府安全战略解析学 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姓名: 张伟平专业名称: 国际政治完成日期:2005 年
张建[10]2017年在《决策者—精英—民众视角下的俄罗斯国际观研究（2000-2016）》文中提出自本世纪初普京成为俄罗斯主要决策者以来,俄罗斯的国际观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将对俄外交决策、对外政策,尤其是对西方政策造成深刻影响。本文以俄罗斯国际观为研究对象,以“决策者-精英-民众”视角为分析主线,通过分析俄罗斯对外政策指导性文件、精英阶层、民众对世界形势、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基本态度和理念的变化,探索性地研究了内外局势变化背景下俄罗斯国际观的变化与转型。导论部分主要是提出研究问题。首先明确提出了本文是一项针对普京时代俄罗斯国际观的研究,继而对国内外学术界在国际观与俄罗斯外交方面的中文、俄文、英文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综述,在把握学界研究的基础上确立了本文的研究设想,并提出了可能存在的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对本文涉及的国际观概念进行了学术意义上的界定,提出了决策者-精英-民众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叁、四章对俄罗斯国际观进行从决策者到精英、民众层面的全面梳理及作用分析,厘清这一时段国际观变化呈现的特点:总体来看,虽有短暂缓和期,但俄罗斯对外部威胁的感知在加深,国家强调发展军事力量,精英更倾向认为军事实力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精英与民众反美主义高涨,民族主义在俄罗斯社会上升,对大国地位的向往与追求被再次激发。导致俄罗斯国际观新变化既有周边环境和国际局势恶化的外部因素,又有俄罗斯经济困局、媒体宣传、国民性格的自身因素。第五章评估了俄罗斯国际观变化对其外交理念、行为方式、对外政策造成的主要影响。结论部分总结回顾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当代俄罗斯决策者,精英,民众的国际观变化特点具有共性和一致性,而俄罗斯国际观的变化与其外交决策具有紧密地关联性。因此,研究俄罗斯国际观,探索和发现俄罗斯对外政策制定的逻辑性,可为理解俄罗斯对外行为提供背景知识和依据;同时,为中国处理和应对中俄关系提供启发,有利于中俄两国在双方关系发展中获益。
参考文献：
[1]. 美印中“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研究[D]. 石志宏. 南京大学. 2016
[2]. 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功能研究[D]. 宛程. 兰州大学. 2016
[3]. “9·11”后美国安全观的调整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D]. 瞿少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03
[4]. 后冷战时期中—美—东盟的安全叁边关系探略[D]. 王帅. 上海师范大学. 2011
[5].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海洋争端的影响[D]. 刘霏. 武汉大学. 2015
[6]. 美国思想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D]. 狄会深. 外交学院. 2005
[7]. 当代世界民族宗教问题与世界和平[D]. 乌小花. 中央民族大学. 2004
[8]. 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战略研究[D]. 刘美兰. 浙江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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