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当前档案行政执法主体建设状况的认识与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曾思航[1]（2021）在《基层税务机关税收执法风险管理研究 ——以富民县税务局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税务系统从税制结构、税务行政审批、税收征管方式、机构设置等方面入手,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种种举措和改革,在优化体系的同时,也给税务机关带来了许多挑战,需要面对许多全新的、复杂的问题。由此可见,税务机关,特别是作为执法一线的基层税务机关,面临着传统的管理方式、管理理念、管理内容与改革后带来的新形式、新任务、新情况的碰撞和交融。所以说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税收环境和日新月异的税收政策中规范税收执法行为,防范执法风险显得尤为重要。鉴于基层税务机关执法所面临的新状况,笔者基于公共管理学的视角,依据相关理论,通过借鉴国内外先进税收风险管理经验,对富民县税务局所面临的执法风险进行深入剖析,查找执法风险及成因,归纳总结出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希望研究结果能够对破解基层税务机关的执法风险难题有所启示。首先,绪论部分,通过对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和研究方式进行阐述,对国内以及国外有关的税收执法风险的文献进行整理总结;第一章,通过对核心概念进行定义和解释,整理相关理论内容,分析理论对该文章的支撑作用,从而为本文的研究夯实根基;第二章,针对结合自身工作对富民县税务局执法风险管理的现状进行汇总和分析,对当前存在的税收执法风险进行总结和预测,为后文进行原因分析提供目标;第三章,根据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找到其中的原因,并对原因进行详细探究;第四章,根据相关理论,针对造成执法风险的原因提出相应对策,已达到降低基层税务机关执法风险的目的。以COSO全面风险管理框架理论为依据,从税收五个方面入手开展建设,包含了强化主体建设、完善法律体系、改善执法环境、优化执法风险管理流程、加强执法监督等方面。以实现有机制指导执法方向,有规范指引让执法人员按图索骥,有高效科学的执法环境,有风险防御能力强的执法主体,以实现基层税务机关执法风险的显着下降,达到事前预防,事中减少,事后可弥补的成效。具体的对策为:完善税收法律体系、强化税收主体建设、改善税收执法环境、优化税收执法风险管理流程、加强税收执法监督。通过上述的对策,可以有效的提升执法质量,优化执法环境,从而降低执法风险。
王科[2]（2020）在《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1993年实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以来,党政机关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逐步实现凡进必考、择优录用,以保障基层公务员具备应有的工作能力。2006年《公务员法》正式施行后,更是将对各级公务员的教育培训、挂职锻炼制度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各级地方政府也将提升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放到了重要地位,而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各级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公务员的政治素质、政治胜任力得到很大提升。但是近年来,在提升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基层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还不能完全适应工作要求,还有提升基层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过程中也出现一些形式主义、急功近利等问题。鉴于基层公务员的重要地位,如何优化和改进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的提升方式的问题,制度性持续提升基层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就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现实问题了。本文综合运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对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的现状进行了研究。本文通过网络形式在全国东、中、西地区共26个省的基层公务员中,发放并回收528份调查问卷作为样本开展研究:（1）运用李克特五点量表、他人评价的方式测量了基层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水平;（2）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测量了组织因素和个人因素对政治胜任力的影响作用,（3）运用文献分析法研究政治胜任力及提升的逻辑基础,提升方式作用机制及信度效度;（4）运用卡方拟合优度检验方法分析政治胜任力教育培训方式的问题和改进意见;（5）运用历史分析法研究交流锻炼和行政问责方式的发展逻辑、现实问题及原因;（6）运用比较分析法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政治胜任力的提升方式来作为参考和借鉴;（7）综合全文提出政治胜任力提升方式的优化进路,为建设一支符合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履职尽责,忠诚、干净、担当的基层公务员队伍提供参考。一般来说,基层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就是指其能够忠于国家、忠于宪法法律、忠于职守,从而能够客观、公正、公平履行职责的能力。与西方国家坚持“文官中立”原则不同,在中国,基层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就是指公务员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职守,以及能够客观、公正、公平履行职责的能力。基层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的提升,就是指通过各种方式使基层公务员不断强化国家意识、宪法意识、职责意识,从而提升其在复杂环境下客观、公正、公平履行职责的能力。在中国,基层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的提升,则指通过教育、实践等方式,使基层公务员不断增强理想信念、不断增强“两个维护”意识、以人民为中心意识、忠诚干净担当意识,从而提升其在复杂环境下履行职责的能力。本文的研究内容:（1）提出研究问题,并阐释选题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梳理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研究创新;（2）对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评述,探索研究空间;通过对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政治胜任力提升等相关概念的涵义进行了界定,明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根据研究的需要,对胜任力理论、公共产品理论、职位分类理论进行论述,为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与指导作用;（3）测量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现实水平及影响因素,通过他评的方式测量基层公务员当前的政治胜任力状况,并从组织因素和个人因素分析其影响效果,形成结论并为后文奠定基础;（4）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的教育培训方式的实证研究。通过调查问卷分析政治胜任力教育培训方式的满意度、教育培训的有效性以及未来的改进策略;（5）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的交流锻炼方式和行政问责方式的规范研究,分析两种方式发展的历史逻辑,以及当前提升方式面临的问题,诸如法律建设不足,动力不够、保障欠佳和缺乏绩效评估等,并分析其原因;（6）国外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的域外经验,分析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导向型国家的提升经验、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导向型的提升经验,以及两种提升方式对中国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的借鉴;（7）提出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的优化路径。从“教育培训”、“交流锻炼”和“行政问责”三个维度完善提升对策,主要包括加强法治建设、激发提升动力、实施管理创新、健全保障机制、强化监督评估等,以期实现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得到有效提升的目标;（8）总结主要研究结论,分析主要的不足之处,以及未来研究的展望。本文的创新点如下:第一,本文针对基层公务员这一群体的政治胜任力提升开展研究,在研究对象上有所创新。基层公务员在公务员队伍中人数最多、分布广泛,且直接服务群众,是政府同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所以政治胜任力应该是基层公务员首位胜任力。比较现有的研究成果将基层公务员能力或胜任力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本文提出政治胜任力的概念,并指出其在各项胜任力中的核心地位,深入研究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及其提升的有关问题,这样的研究对象确定是有比较明显的新意的。第二,本文将政治素质的研究由定性研究转入定量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既往的政治素质研究主要运用的是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的审查评价法、日常观察和谈话了解的评语鉴定法等定性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按照判定标准作出定性的文字描述,研究结论往往过于简单、主观性强、表述笼统,不利于全面客观的把握政治素质及其提升过程。定量研究方法在学术研究中比较容易操作、标准规范、易于比较、匿名性强、主观性少,研究资料也容易获取。通过采用成熟的调查问卷,运用他人评价、自我评价或者两者结合的测量方式,发放问卷并回收后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处理数据,得出结论。通过量化分析能够更为准确的分析政治胜任力的现状和影响因素、提升方式的现状与问题,并针对性的提供对策建议。第三,本文建立了一个“理论-实践-监督”的“三维框架”以提升基层公务员的政治胜任力,在研究框架上有所创新。在这个“三维框架”中,“理论”是教育培训方式;“实践”是交流锻炼方式;“监督”是“行政问责方式”。根据胜任力的冰山（洋葱）模型,这个“三维框架”能够改变胜任力模型中的五个要素（知识、技能、自我概念、特质、动机）,教育培训能够改变知识、自我概念和动机;交流锻炼能够改变技能、自我概念和特质;行政问责能够改变技能和自我概念。比较已有研究成果往往只关注“三维框架”中的某一个方面,比如教育培训一个维度,本文的观点不仅是全新的,而且对于政治胜任力的提升作用也应该是全面的。
蒋锋[3]（2020）在《基于大数据的广州市白云区保健食品质量安全监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上个世纪开始我国保健食品产业开始逐渐崭露头角,当前我国保健食品产业发展迅猛,保健食品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保健食品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假冒伪劣保健食品,部分商家经常擅自变更生产工艺、随意添加产品成分,保健食品也因此一直被社会和媒体所诟病。这些情况在反映存在问题的同时也折射出保健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的不足和弱项。当前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保健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给予了有效的推动,相关部门逐渐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数据信息监管系统,但是通过对实际工作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可以看到当前大数据技术与保健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融合还有待提升,全国各地区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鉴于此,本文从身边实际出发,对基于大数据的广州市白云区保健食品质量安全监管问题进行研究,了解广州市白云区基于大数据的保健食品质量安全监管现状,发现监管部门对大数据及相关信息系统运用中监管业务、行政执法、数据采集及数据运用能力等方面的问题,进而找出解决办法,对当前监管工作现状有所改善。研究过程中应用的核心方法包括:问卷研究法、案例分析法、访谈法。通过对大数据运用现状和保健食品监管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明确相关理论。在此基础上,再对广州市白云区监管部门运用大数据对保健食品质量安全监管现状进行分析,通过访谈、案例分析等找出基于大数据在保健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存在的弊端。同时,总结国外发达国家和国内试点城市运用大数据的实践经验,从中得到运用大数据加强白云区保健食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启示。本文从工作实际出发,结合数字治理和风险管理理论知识,借鉴国内外经验,提出了完善专业监管系统的顶层设计、及时高效采集数据、开发优化数据运用、配套完善保障措施等具体的对策建议,对促进监管工作与大数据的进一步结合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翟磊[4]（2020）在《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讲好中国法治故事,离不开基层视角;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离不开基层实践。基层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根基之所在,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活力源头之所在,也是法治国家建设的薄弱环节之所在。作为最基层一级政府,乡镇政府是国家权力和政府权威的地方代表,承担着落实国家意志,维护稳定,推动发展的重大责任。乡镇政府能否秉公用权、依法行政,直接影响法治政府建设的整体进程和法治国家建设的整体水平。本文以乡镇（街道）政府为基层法治建设的主要行动者,以基层政府权力为考察对象,立足于乡镇政府权力运行的过程,剖析我国乡镇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法治现状与法治问题,旨在构建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制度框架。本文以“山西洪洞封灶禁煤”“上海市违法群租治理”为例,提出我国乡镇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价值目标悖论和主体角色悖论。在价值目标层面,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存在“合法性”与“有效性”的价值冲突,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间存在张力。在主体角色层面,基层政府既是推动基层法治建设的核心力量,同时稍不注意,也往往成为破坏法治建设的关键主体。本文研究重点是聚焦规范约束基层政府权力运行过程,力争在理论上提出实现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合法性和有效性统一的方案。在规范实证分析基础上,本文认为,基层政府权力存在执行性、非完整性和裁量性;在社会实证分析基础上,基层政府权力运行一定程度上存在滥作为、不作为与慢作为的异化现象。基层政府力异化现象背后,是权力配置失衡、权力行使公共性缺失、权力监督弱化的制度根源以及法律工具主义和行政特权观念的思想根源。聚焦以上问题,本文尝试构建基层政府权力配置、权力行使和权力监督法治化的三维制度架构,为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合法性和有效性的价值统一提供实现路径。权力配置法治化是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先决条件。为破解基层政府“职权与责任”“财权与事权”“人事权与工作任务”的权力配置失衡问题,“强镇扩权”改革试图回应基层政府的权力需求,提高乡镇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能力。同时,“强镇扩权”改革也存在合法性质疑与有效性困境。本文认为,区县政府与乡镇基层政府权力关系重构应当着眼于结构性改革,为乡镇政府权力配置提供系统完整的法治化路径。乡镇基层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须遵循“功能适当原则”“职权法定原则”和“权责一致原则”;以推动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建设基层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实现基层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的关键是探索制定专门《乡镇政府组织法》。以中央立法形式对乡镇法律地位、组织机构、职权范围、区县与乡镇分权原则、区县与乡镇行政关系、区县与乡镇财权关系、乡镇政府人员编制、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集中行使行政许可权等权力配置核心条款加以明确规定,最终实现基层政府权力配置的法治化。权力行使法治化是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关键环节。基层乡镇政府权力行使具有非独立性、非常规性和责任主导性等现实特征,面临“运动式运行”“压力型运行”和“权责失调型运行”的法治困境。推进基层政府行政规范、行政决策与行政执法的制度建设是破解基层政府权力行使法治困境,实现基层政府权力行使法治化的关键。通过限定“红头文件”规范内容、加强程序规制、建构实施后评估机制以实现基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治化;通过健全决策程序机制、建构跟踪评估机制、建立责任倒查机制以推进基层政府行政决策行为的法治化;通过理顺行政执法体制、优化行政执法资源、推动执法重心下移、健全执法协调联动机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以实现基层政府行政执法行为的法治化。权力监督法治化是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重要保障。基层乡镇政府权力运行存在违反法律规范的“硬腐败”,以及不作为、慢作为和懒政懈怠等“软腐败”现象。实现权力监督的法治化,重点是要将权力运行的廉洁性监督与效能监督结合起来,构建权力运行协同监督制度体系。针对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廉洁性监督,通过实行“垂直管理制”“任期制”“交流制”“高配制”来完善基层纪检监察监督制度;通过扩大信息公开范围、规范信息公开流程、打造信息公开平台来完善基层政府信息公开机制;通过权责清单制度、分工制约制度、任职限制制度、重大事项申报与公开制度以加强对基层党政“一把手”的监督。针对基层权力运行效能性监督,重点是要回应绩效考核指标内容科学性与考核基础信息失真问题,以及考核过程中基层政府博弈与投机问题,通过基层绩效考核的公众参与机制、建立绩效考核的适度激励与适度问责机制、提升基层政府的法治考核权重,完善基层政府绩效考核与效能监督制度。展望我国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未来前景,本文秉持“法治现实主义”立场,主张践行基层法治建设的渐进式改革与发展之路。基层法治建设需要正视法治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在推进基层法治过程中,既要旗帜鲜明批判“法治虚无主义”,也要警惕“法治浪漫主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背景下,基层法治建设势在必行,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进程等不得。同时,法治也不是万能的,世界上也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层法治建设模式,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也急不得。本文认为,要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背景、秉持法治现实主义的渐进改革立场,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客观地认识和分析基层法治建设之路,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分阶段、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
具宏杰[5]（2019）在《烟草专卖市场监管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河源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自1983年国务院发布《烟草专卖条例》起,我国的烟草产业就正式开始试行专卖专营的体制,烟草行业由于其独有的垄断性质,使烟草在我国成为一个集产、供、销于一体的垄断性行业,而且兼具了政府市场监管与企业经营的双重职能。中国烟草专卖管理实施的三十五年,不但为维护我国烟草市场正常秩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为烟草行业保持连续、稳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地级市治理是全国烟草专卖市场监管体系的重要基础,尤其是对流通广泛的卷烟制品市场监管,其监管成效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地方性市场监管模式与体系发展仍较为落后,对市场中存在的新问题、新形势估计不足,治理手段、机制欠缺先进性和科学性,适应新时代发展变化的改革创新能力仍有待提升,问题治理的前瞻性仍需突显。本研究目的正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河源市烟草专卖市场监管效能,解决现存问题,探究可行性对策,逐步形成依法行政、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市场监管新格局,力求不断完善河源市烟草专卖市场监管体系,确保顺利完成河源烟草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本文以地级市烟草专卖市场监管问题及对策为研究对象,以河源市为例,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运用政府规制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河源市烟草专卖市场监管问题及对策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近年来,烟草制品市场继续呈现出向上繁荣发展的趋势,零售户群体不断壮大,零售终端建设持续完善,消费需求层次不断提升,与此同时,烟草市场经营环境的复杂程度也越来越高,从总体管理情况来看,河源市烟草专卖市场监管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充分发挥了市、县两级专业化市场监管稽查队伍的主体作用,使烟草制品市场净化率得到稳步提高;二是通过严格执行联合监管机制、分类管理机制、暗访机制等多元化监管机制对烟草制品市场实施了精细化、规范化、协作化、网格化管理;三是坚决执行以《烟草专卖法》为基础的烟草专卖法律法规框架,使法治烟草建设得到不断增强,依法行政水平实现了有效提升,切实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虽然当前烟草专卖市场监管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市场监管执法主体的素质良莠不齐、未能发挥零售户和消费者在市场监管上的重要作用、互联网及涉烟物流市场监管机制不健全、市场监管机制缺乏与互联网、信息化的相互融合、无证经营违法乱象仍无法得到有效遏制、制假售假违法经营活动依然猖獗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市场监管执法队伍的管理模式仍不够科学、未建立零售户、消费者与市场监管部门之间的三方互动平台、互联网及涉烟物流市场监管的能力不足、互联网及信息化基础建设落后、无证经营户市场监管机制不健全、市场监管方式过于落后等。针对存在的问题,结合河源市烟草专卖市场监管的实际情况,提出提升烟草专卖市场监管执法队伍建设水平、建立零售户和消费者协同监管模式、强化互联网及涉烟物流市场监管、打造“互联网+监管”信息化监管平台、健全无证户市场监管机制、完善烟草制售假市场监管机制等对策措施,以期创新河源市烟草专卖市场监管模式,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同时为其他地级市单位开展烟草专卖市场监管工作提供借鉴。
左连辉[6]（2019）在《Y市城管执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基于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视角》文中提出城管的出现极大提高了城市管理的效率,为我国城市化进程做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然而过去由于缺乏规范指导,城管执法经常引起争议,导致社会各界一度对城管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产生质疑。为解决城管执法的问题,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推进综合执法,理顺城管执法体制”的要求,中央针对城管执法体制改革工作出台各项指导意见,城管执法进入了“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阶段”（简称“改革阶段”）。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江苏省县级市Y市的城管执法为研究对象开展研究,改革阶段的城管执法是一项全新的领域,因此研究这一课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本文综合采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等方法,通过对城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和一线队员共7人的深度访谈,对辖区76位市民的随机采访和问卷调查收集相关数据。在数据处理基础上,对Y市城管执法现状展开分析研究。按照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要求,Y市城管部门已经基本实现理顺城管执法体制,但根据改革的内容,仍旧存在一些主要问题亟需解决。本文基于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视角,重点从城管执法工作和城管执法队伍两个维度归纳总结了相关问题,如执法工作方面:城管职能增加、工作量大;城管执法认同度低;城管执法效率与法定程序的冲突;Y市农村区域广大,城管执法乡镇延伸难度高;Y市市民权利意识强,对依法行政提出更高要求等。执法队伍方面:大学生城管执法人员与岗位匹配性程度较低;城管执法人员发展渠道狭窄,激励机制不健全;城管执法人员沟通意识、沟通能力缺乏;城管执法当中存在“讲人情”现象等。针对问题,本文从行政执法特性、执法人员自我价值实现、公共治理等角度进行分析,从执法工作以及执法队伍两方面提出9项对策,包括加强一线力量、制定人员招录合理办法等。对策的提出主要是参考借鉴,目的是能对工作实践起到积极作用,并希望能为Y市城管执法提供有益帮助。
褚楚[7]（2019）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文中指出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关于如何加强乡村治理有效性问题的探讨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关注重点。与许多从转变乡村治理模式、调整乡村治理结构等视角出发展开的研究不同,本文从“现代国家的构建与有效运行依赖于一个规模庞大且素质优良的官僚组织”这一视角出发,探讨了基层官僚主要构成群体、党和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力量——乡镇公务员其素质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在“国家——社会”理论分析框架下,乡镇公务员是连接国家政治社会和乡村民间社会的纽带与桥梁,要完成乡村基层治理这样一种兼具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特殊社会分工,既应当具备坚定地政治素质、熟练于正式制度规则和政治权威的运用,发挥好政治传输功能,也应当具备合理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来化解地方利益冲突和治理困境的乡土智慧,为乡村百姓解决好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乡镇政府的职能及其发挥职能的具体方式发生转变,对乡镇公务员观念意识、知识能力和心理素质各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对于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研究的总体分析框架,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为研究背景,以治理理论、街头官僚理论、理性行为选择理论、素质模型理论和培训的相关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综合运用了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法、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法,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探讨。本文主要探讨和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首先,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应当具备的素质内容。一方面基于治理理论,从乡村治理过程中乡镇政府承担职能的三个维度——即纵向维度的执行性职能、横向维度的协调性职能、以及前后维度上的规划引导与服务保障职能,探讨了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提出的基本素质要求,即应当具备坚定的政策执行素质、积极的三农服务素质和良好的统筹协调素质。另一方面依据善治和善政的相关理论,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即具备更强的基层组织建设素质、民主与法治素质、统筹规划与协调素质、运用现代治理技术和治理工具的业务能力素质、以及预防、化解和应对突发危机的素质等。其次,从理论逻辑和现实需求两方面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实意义与必要性。从理论逻辑上,一是基于街头官僚理论和理性行为选择理论,在“工作环境—行为选择”分析框架下,以自由裁量权和行为选择空间为逻辑起点,探讨了乡镇公务员的几种典型行为选择模式,如政策的变通执行、规则依赖、一线弃权等;二是基于素质模型理论,乡镇公务员的外在行为表现是其素质构成的一部分,并且由其内在的观念意识、性格品质以及知识能力等素质综合作用而形成,进而结合素质是由“意识灌输、知识学习、能力锻炼和习惯养成四个环节反复循环而形成”的这一基本规律,论述了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矫正乡镇公务员在工作中的行为选择偏差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本次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媒体案例分析等途径考察了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的现状,发现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整体存在不足,例如政治意识和政治理论知识不足,民主素质和法治素质不高、职业道德责任亟需增强,文化业务素质有待提升、身体和心理素质仍需提高等,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迫切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提高乡镇公务员整体素质水平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第三,通过对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历史和现状的考察,分析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中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例如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素质培育的方式较为单一、公务员培训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等,究其原因:一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不健全,导致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二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基层教育培训资源和经费拨付难以得到保障;三是由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端正的态度和足够重视。第四,通过对比分析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几种主要的特征类型和主要做法,即以英国等英联邦国家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性”,总结了可供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借鉴的基本经验,例如加强公务员培训的法治与制度保障、分级分类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对公务员进行定期素质测评、完善公务员道德行为规范建设、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以及注重公务员培训教育结果的考核与运用等。最后,基于前文论述提出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路径。以可靠的政治素质、良好的道德素质、精湛的业务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坚持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理论培训与实践养成相结合、规范约束与激励保障相结合、传统继承与时代创新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以加强构建完整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为主要对策,通过丰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与方式、加强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完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等途径,提高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系统性、持续性和有效性。
王裕根[8]（2019）在《基层环保执法的运行逻辑 ——以橙县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立足于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的组织行为,深入分析中央、县级政府、县级环保部门、乡镇政府、乡村企业以及村庄农民在推进国家环保法律执行的权力关系及其结构,从政府运作过程的视角揭示基层环保执法的运行逻辑,并解释弹性的条块关系结构对基层环保执法的塑造。从现实经验看来,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的前提是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确实存在并通过有效途径把信号传递到县级环保执法部门。乡村企业污染总是发生在一定场域中,特定场域中的社会主体对污染认知和感受的差异化会影响环境利益的表达。村庄中不同农民认知观念、价值以及利益取向的差异化弱化了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直接影响了村庄社会的环境利益表达。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农民的弱组织性影响到国家执法力量的介入方式和强度。只有当农民组织起来反映自己所受的损害并释放出环境违法行为的强烈信号,国家执法力量介入的力度才会加大。然而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乡村企业排污行为是否构成环境违法行为还依赖于国家的权威技术认定。国家在认定乡村企业环境违法行为时,污染认定的科技理性与村庄生活理性之间常常存在冲突。农民与企业发生环境利益冲突,县级环保部门及乡镇政府对污染的界定存在权威支配、话语支配以及信息支配,农民基于生活理性对污染的认知话语常常被边缘化,这为乡镇政府和县级环保部门调解企业和农民的环境纠纷提供了巨大的回旋空间。与企业、乡镇政府以及县级环保部门数次利益博弈之后,农民渐渐陷入了“补偿陷阱”,象征性污染补偿逐步代替实质意义上的法律监管。县级政府、县级环保部门与乡镇政府本身处于地方条块关系中。县级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决定了县级环保部门和乡镇政府法律执行的立场和态度。受制于地方条块权力结构以及政商关系,具有执法权的县级环保部门并不会严格执法而是选择“以罚代管”策略,让法律不完全执行。“以罚代管”既协调了县领导与乡村企业的政商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县级环保部门的执法权威。然而,“以罚代管”并没有治理污染问题,反而使得乡村企业排污行为具有了正当性。尽管部分农民不断上访,但根据信访属地管理原则,乡村企业与农民的环境污染纠纷最终还是要乡镇政府进行处理。由此,在执行国家环保法律时,没有执法权的乡镇政府必须协调好乡村企业和村庄农民的利益冲突关系。而受制于县级政府发展和稳定的双重考核机制、基层社会的权力—利益关系网以及自身治理资源的欠缺,乡镇政府往往会选择一种模糊性治理策略来对待污染问题。乡镇政府模糊化处理乡村企业和农民的环境污染纠纷,实际上掩盖了乡镇政府履行属地的环境监管责任。由于县级政府要维护乡村企业的利益,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再加上基层社会复杂的人情关系网络,所以县级环保部门和乡镇政府未能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法律,真正重视乡村企业污染问题的治理,这导致国家环保法律实施始终处于“悬浮”状态,也即,地方条块环保履职实践存在执法目标偏离。与此同时,受污染影响的农民群体也遭遇了环境利益诉求表达上的挫败感。环保督察是一种在党政体制结构内推动环保法律执行的制度创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各种方式传导政治压力让地方党委政府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同时地方党委政府也会成立相关的组织机构应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环境问题。县级党委政府在感知中央环保督察的政治压力之后,对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的问题高度重视,整合相关环境执法部门和乡镇政府的力量开展联合执法,通过责任倒逼机制落实到每个执法者,此时基层环保执法力度加大。这就改变了以往法律执行的“悬浮”状态,使得国家法律渗透到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实践中。通过环保督察解决了一些底层群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但受制于央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中央难以有效监督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效果,中央环保督察难以倒逼地方对环境问题的整体性治理。因此,基层环保执法目标偏离只是得到中央的适度矫正。当中央的力量介入地方条块履职实践,此时条块关系中的央地关系能够充分发挥党政体制的政治整合功能。从法律执行角度看,当基层环保执法目标偏离很大时,中央能够通过政治整合的方式,把县级政府、县级环保部门、乡镇政府、乡村企业以及村庄农民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行整合,打破国家环保法律在地方执行中梗阻,推动国家环保法律向基层社会渗透,同时对执法过程的利益冲突进行整合,让执法目标偏离得到适度矫正。但是,这种矫正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在动态中与执法偏离形成多次互动和博弈关系,并在偏离中寻适度。纵观基层环保执法的过程可以看到,乡村社会的环境利益难以有效吸纳到常规环保执法的政府决策和执行中。当乡村社会的环境利益无法得到地方政府有效吸纳和整合,导致执法目标偏离过大影响到中央的政治权威时,中央能够在既定的体制结构内创新系列制度推动环保法律执行。中央通过环保督察的形式创建了中央与基层群众的制度化联系,并通过政治压力传导重新激活了地方政府启动新一轮意见表达、政府决策以及政府执行的政府过程,从而让基层社会的环境利益能够被吸纳到地方政府决策和执行中。由此,以党政关系为基本的条块关系时刻存在弹性,这种富有弹性的条块关系结构塑造着基层环保执法实践,并在实践中呈现波动性。
施彦军[9]（2019）在《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意味着我国法治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仅要关注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且要关注公民义务的切实履行;不仅要关注对权力的控制,而且要关注权力使命的完成;不仅要看到法治与政治的紧密关系,而且要将法治放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大格局中给予定位等。而在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大格局中,法治政府实践显得尤其重要,这是因为政府在我国现阶段的国家治理中具有独特而无法替代的作用,其主要表现为:一是政府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发动机和推动器的角色;二是政府能够更好地履行宏观调控的职能;三是政府是国家法律的直接执行者;四是政府有能力培育、完善和规范各类社会组织,推动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等。因此,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只有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国家治理,才能切实有效的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这一论断的提出,无疑对政府的有效治理尤其是法治政府的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治政府实践成败不仅关系着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成败,还关系着法治国家建设的成败,更关系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由此可见,法治政府理论及其实践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稍有不慎,则满盘皆输。在当前,我们看到法治政府实践取得较大成绩的同时,更应该看到由于我国具有特殊的历史传统,客观上,不论是依法行政还是法治政府的推进,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既然是自上而下的推动,那么在实践中也就势必会存在执行力逐级衰减、大打折扣的不良现象,当然,这种执行力衰减也是造成行政管理中政令不通、执行不畅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这些不良现象的存在,严重侵害了政府多年积累起来的良好信誉和形象,阻碍了法治政府实践的进程,同时也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近年来与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理论及其实践相关联的一系列理论与现实问题。本论文紧紧围绕“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这一重要课题而展开充分研究,初步解决四个基本问题:一是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阻力及其影响因素;二是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指导原则;三是在一个具有特殊历史传统的语境中,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可行性及其模式选择;四是国外法治政府理论及其实践对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可借鉴价值。本论文充分运用文献研究法、定性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多学科综合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立足于国内外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首先从法治内涵及其与人治的关系、政府内涵及其与国家的区别、法治政府的内涵与特征、法治政府的基本规则、法治政府的实践标准等方面,多维度地阐述了法治与法治政府的概念。紧接着,从西方法治政府理论、马克思主义法治政府理论以及中国传统的优秀法治政府理论等方面,认真梳理了法治政府理论的源流,为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提供思想理论上的借鉴。在此基础上,系统挖掘和梳理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进而分析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现状即取得的基本成就、面临的阻力以及归因,然后,基于法治政府实践的模式选择、内容、需理顺的外部关系等方面,从宏观上勾勒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框架。在客观分析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所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阻力的基础上,并结合已设计的宏观框架,着重分析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可行性（基础理论、多维制度、时代发展）、指导原则以及基本路径选择,侧重从清除思想障碍、革新行政体制、筑牢民主根基、强化制度支撑、控制行政权力、畅通救济渠道、增强外在动力七个层面促进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进程。通过认真分析与研究,本论文得出如下结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法律制度不断向法治的原则、精神靠拢,其现代性因素不断积累,最终使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型统治体系逐步成为现实;并展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若干代人的不断努力,我国所实践的法治政府必将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一个法律至上的政府,是一个政府行政权力得到很好的制约的政府,是一个能代表人民意志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府。
孙峻华[10]（2019）在《基于文本质量的公文写作要素与控制研究》文中指出公文是统治阶级展现其意志、维护其利益的工具,公文的工具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公文文本的质量,而公文文本的质量则与公文写作活动密切相关。公文写作是一项发文主体们为完成机关工作目标与任务,通过撰写公文来实现政令与意图的通达而进行的行为活动,这个活动表现为一定的行为过程,整个活动实质是大大小小的主体们围绕着社会实践而进行的思维活动,是对社会实践的认识、分析、结论,并最终在尊重实践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主体对社会实践的能动改造,使整个社会达到良性、有序、和谐、高效的国家与社会的治理目标。公文写作质量的高与低决定着最后的精神产品——公文文本的质量,公文文本质量的优劣则与社会管理者的目标能否实现、社会是否良性运行都密切相关,因此对公文写作活动本身的监控与评价,对其中涉及到的诸要素的分析及通过构建相关模式来体现对要素的要求是本文写作的动机,其最终的目的都是确保公文写作活动有一个高质量的文本的产生。公文写作质量控制问题的提出,即结合公文实践中出现的诸种不如人意的问题,针对公文写作活动中涉及到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对每一个因素从实践与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从具体的写作角度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要求与措施,最后再予以整合,使公文文本的出世便具有高质量,以利于官方政令的下达与执行,以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本文分为九章,内容简要如下:第一章为绪论,其中论及本文选题的背景、国内外公文写作研究的状况、研究的内容、方法、思路、意义及目的。第二章对文本中所涉及相关概念,公文、公文写作、公文文本质量、公文写作涉及的相关要素及相关理论基础进行了界定与论述。第三章为当前公文实践领域内的问题及与公文写作间的关系,首先对公文实践进行调查研究,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对政府公文网络式跟踪调查,从网上来了解公文的基本状况;二是走访式加问卷式调查,前后两次以机关单位中从事公文写作的文秘人员为对象进行公文相关内容的问卷调查,同时与之进行关于公文活动的交流,取得第一手数据;三是参考政府机关自己对公文的调查,如2013年国土资源部组织文秘从业人员、高校专家等对国土资源部下属单位的公文进行的评估。从正反两方面观察与分析公文在实践中的效果,在肯定其作用的同时重点分析公文在实践中的不足,归纳、总结诸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问题、“红头文件”问题、“朝令夕改”问题、公文过度解读问题、公文文风不良问题、“有法不依、有令不行”等写作实践及运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第四章从公文写作角度分析公文实践中诸问题产生的原因,分别从公文写作的语境角度、公文写作的系统论角度、公文写作中矛盾论的角度、公文写作主客体统一论角度、公文写作相关规律角度等来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第五章为原因分析与写作要素分析与控制的过渡章节,论及公文写作要素控制的原则及相关框架,为下文论证打好基础。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分析影响公文写作活动的诸要素,具体分析诸要素在公文写作中的作用及要求,并将诸要素与整个公文写作活动的质量高低联系起来,与公文在现实中诸种问题产生联系起来,目的即把好公文写作的关,使其活动产生的成果——文本是满足要求的成品,以避免其在实践中的问题的产生。这些要素包括了写作主体（三个主体）、收文主体、公文所揭示客体、以及文本客体（包括文种、格式、主旨、材料、结构、语言、文风）,当然还包括了诸如语境这样对公文写作有重要影响的要素。重点放在分析构成公文写作诸要素的特点要求,如何协调与控制使整个公文写作高效,从而保证所产生公文文本的高质量。第九章对论文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论文的基本观点、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以及对未来公文写作问题的研究展望。
二、对当前档案行政执法主体建设状况的认识与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当前档案行政执法主体建设状况的认识与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基层税务机关税收执法风险管理研究 ——以富民县税务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及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及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 |
| 一、基层税务机关 |
| 二、风险管理 |
| 三、税收执法 |
| 四、税收执法风险 |
| 五、税收执法风险管理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税收法治理论 |
| 二、风险管理理论 |
| 三、信息不对称理论 |
| 四、内部控制理论 |
| 第二章 富民县税务局税收执法风险管理现状 |
| 第一节 富民县税务局概况 |
| 一、富民县税务局机构设置和人员情况 |
| 二、富民县税务局税收执法风险管理部门职责 |
| 三、富民县税务局税收执法风险管理工作流程 |
| 第二节 富民县税务局税收执法风险表现 |
| 一、户籍管理方面 |
| 二、发票管理方面 |
| 三、税收政策法规执行方面 |
| 四、申报征收方面 |
| 五、行政处罚方面 |
| 第三节 富民县税务局税收执法风险管理成效 |
| 一、富民县税务局税收执法风险管理成效 |
| 二、富民县税务局税收执法风险管理评价 |
| 第三章 基层税务机关税收执法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第一节 基层税务机关税收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
| 一、税收执法依据不当 |
| 二、税收执法程序不合法 |
| 三、税收执法主体执法过程中“缺位”或“越位” |
| 第二节 基层税务机关税收执法风险问题成因分析 |
| 一、税收执法主体层面原因 |
| 二、税收制度层面原因 |
| 三、税收执法管理层面原因 |
| 四、税收执法外部环境层面原因 |
| 第四章 优化基层税务机关税收执法风险管理的对策 |
| 第一节 完善税收法律体系 |
| 一、完善法律法规,保障执法行为法律基础 |
| 二、加强税收规范性文件管理 |
| 三、整合现有操作指引,统一执法流程 |
| 第二节 加强税收主体建设 |
| 一、规范基层税务机关执法权限 |
| 二、提高税收执法人员素质 |
| 第三节 改善税收执法环境 |
| 一、加强外部门协同合作 |
| 二、提升纳税人纳税遵从度 |
| 第四节 优化税收执法风险管理流程 |
| 一、加强人员配置 |
| 二、培养风险思维 |
| 三、建立完整的风险管理体系 |
| 第五节 强化税收执法监督 |
| 一、强化外部监督 |
| 二、建立长效内控机制 |
| 结论 |
| 一、研究的发现与贡献 |
| 二、研究的限制与不足 |
| 三、研究的展望与前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五、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研究相关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 第二节 研究相关的概念界定 |
| 一、公务员与基层公务员 |
| 二、胜任力与政治胜任力 |
| 三、政治胜任力提升一般方式 |
| 第三节 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 |
| 一、胜任力理论 |
| 二、职位分类理论 |
| 三、公共产品理论 |
| 第二章 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及其提升研究的逻辑框架 |
| 第一节 政治胜任力研究的法律逻辑与政策逻辑 |
| 一、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政治胜任力的论述 |
| 二、法律法规关于政治胜任力的规定 |
| 三、政策文件关于政治胜任力的要求 |
| 第二节 政治胜任力提升方式的作用机制 |
| 一、教育培训的作用机制 |
| 二、交流锻炼的作用机制 |
| 三、行政问责的作用机制 |
| 第三节 政治胜任力提升的效度与限度 |
| 一、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的效度 |
| 二、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的限度 |
| 第三章 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的现实状态与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政治胜任力现实状态的数据描述与样本特征 |
| 一、本章的数据来源 |
| 二、政治胜任力的测量 |
| 三、组织与个人因素的测量 |
| 第二节 组织因素对政治胜任力的影响 |
| 一、组织之间的政治胜任力差异 |
| 二、职级之间的政治胜任力差异 |
| 三、职务之间的政治胜任力差异 |
| 四、专业之间的政治胜任力差异 |
| 五、区域之间的政治胜任力差异 |
| 第三节 个人因素对政治胜任力的影响 |
| 一、个体性征的政治胜任力差异 |
| 二、年龄区间的政治胜任力差异 |
| 三、教育程度的政治胜任力差异 |
| 第四节 本章的结论与启示 |
| 一、政治胜任力现实状况的分析与启示 |
| 二、组织和个人因素的影响效用的分析与启示 |
| 第四章 教育培训方式提升政治胜任力的现状研究 |
| 第一节 政治胜任力教育培训方式的数据描述与样本特征 |
| 一、本章的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
| 二、教育培训方式的满意度调查 |
| 第二节 政治胜任力教育培训方式的有效性调查 |
| 一、培训内容方面的问题分析 |
| 二、培训方式方法的问题分析 |
| 三、培训监督管理的问题分析 |
| 第三节 政治胜任力教育培训方式的改进意见调查 |
| 一、培训分类方式的改进调查 |
| 二、培训管理机制的改进调查 |
| 三、培训教学师资的改进调查 |
| 第四节 本章的结论与启示 |
| 一、教育培训满意度分析的结论与启示 |
| 二、教育培训有效性调查的结论与启示 |
| 三、教育培训的改进意见的结论与启示 |
| 第五章 交流、问责方式提升政治胜任力的现状研究 |
| 第一节 交流锻炼与行政问责的历史逻辑与现状分析 |
| 一、交流锻炼的历史逻辑与现状分析 |
| 二、行政问责的历史逻辑与现状分析 |
| 第二节 交流锻炼方式现存问题与原因分析 |
| 一、交流锻炼方式现存问题的分析 |
| 二、交流锻炼方式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行政问责方式现存问题与原因分析 |
| 一、行政问责方式现存问题的分析 |
| 二、行政问责方式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六章 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的域外经验 |
| 第一节 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导向型国家提升方式 |
| 一、教育培训的经验启示 |
| 二、交流锻炼的经验启示 |
| 三、行政问责的经验启示 |
| 第二节 日本为代表的政府导向型国家提升方式 |
| 一、教育培训的经验启示 |
| 二、交流锻炼的经验启示 |
| 三、行政问责的经验启示 |
| 第三节 域外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方式的启示 |
| 一、教育培训的经验借鉴 |
| 二、交流锻炼的经验借鉴 |
| 三、行政问责的经验借鉴 |
| 第七章 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的优化进路 |
| 第一节 教育培训方式的优化进路 |
| 一、更新基层政府的培训理念 |
| 二、合理安排培训时间及方式 |
| 三、优化与调整培训组织机构 |
| 四、建立健全监督保障的机制 |
| 第二节 交流锻炼方式的优化进路 |
| 一、健全法规体系与统筹规划 |
| 二、积极深化认识与转换观念 |
| 三、完善工作流程与工作机制 |
| 四、构建考核评价与奖惩机制 |
| 第三节 行政问责方式的优化进路 |
| 一、加强法治建设与事权划分 |
| 二、理顺行政问责的工作机制 |
| 三、构建多元的问责评估体系 |
| 四、理顺党政问责之间的关系 |
|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一、本文的研究结论 |
| 二、本文研究的局限 |
| 三、本文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附录一 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基层公务员教育培训的调查问卷 |
| 附录三 多选题项的卡方显着性检验列表 |
| 致谢 |
（3）基于大数据的广州市白云区保健食品质量安全监管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及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第三章 广州市白云区基于大数据的保健食品质量安全监管现状 |
| 3.1 问卷设计与实施 |
| 3.2 白云区保健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大数据的来源与特征 |
| 3.3 白云区基于大数据的保健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与流程 |
| 3.4 白云区基于大数据的保健食品质量安全监管系统与平台 |
| 3.5 白云区基于大数据的保健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法律法规 |
| 3.6 白云区基于大数据的保健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案例分析 |
| 第四章 广州市白云区基于大数据的保健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存在问题及成因 |
| 4.1 访谈设计与实施 |
| 4.2 白云区基于大数据的保健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存在的问题 |
| 4.3 白云区基于大数据保健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存在问题的成因 |
| 第五章 国内外基于大数据的食品安全监管经验借鉴 |
| 5.1 基于大数据的美国食品安全监管 |
| 5.2 基于大数据的日本食品安全监管 |
| 5.3 成都市智慧食安建设与应用 |
| 5.4 上海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经验 |
| 5.5 基于大数据的保健质量安全监管相对传统监管的优势 |
| 5.6 对广州市白云区保健食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启示 |
| 第六章 对优化广州市白云区基于大数据的保健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模式的对策与建议 |
| 6.1 强化事前预警完善保健食品数据库建设 |
| 6.2 政企配合实现及时高效地数据采集 |
| 6.3 围绕质量安全监管实施精准高效的数据运用 |
| 6.4 配套完善相关基础性保障措施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基于大数据的保健食品质量安全及监管情况调查问卷 |
| 附录 B 基于大数据的保健食品质量安全及监管情况访谈提纲 |
| 致谢 |
（4）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基层法治离我们有多远? |
| 二、基层治理的法治悖论 |
| 三、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四、基本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限定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现实困境与发展方向 |
| 第一节 基层政府的职能与职权 |
| 一、基层政府职能与职权的规范分析 |
| 二、基层政府职权的法律特征 |
| 第二节 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现状分析 |
| 一、基层政府失灵与政府权力异化 |
| 二、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异化之根源 |
| 第三节 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价值塑造 |
| 一、基层政府治理的理念误区与极端倾向 |
| 二、合法性: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价值底线 |
| 三、有效性: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价值重塑 |
| 四、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三维架构 |
| 第三章 基层政府权力配置的法治化 |
| 第一节 基层政府权力配置失衡及其解决路径 |
| 一、问题意识:纵向权力配置失衡 |
| 二、制度性根源:法定职权与管理的错位 |
| 三、关于基层乡镇政府地位的理论主张 |
| 第二节 强镇扩权:基层政府赋权改革探索与反思 |
| 一、改革历程与实践样本 |
| 二、行政性分权:强镇扩权改革的路径反思 |
| 第三节 基层政府赋权的法治化路径 |
| 一、确立基层政府权力配置的基本原则 |
| 二、明确基层政府权力配置的法治目标:建设基层服务型政府 |
| 三、健全基层政府权力配置的法治保障 |
| 第四章 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法治化 |
| 第一节 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实践图景——以上海群租治理为例 |
| 一、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现实——群租治理的真实场景 |
| 二、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依据——群租治理的政策推进 |
| 三、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过程——群租治理中的街镇角色 |
| 第二节 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现实特征 |
| 一、基层政府权力的“运动式运行”困境 |
| 二、基层政府权力的“压力型运行”困境 |
| 三、基层政府权力的“失调型运行”困境 |
| 第三节 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法治化建构 |
| 一、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法治框架 |
| 二、基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法治化 |
| 三、基层政府行政决策的法治化 |
| 四、基层政府行政执法的法治化 |
| 第五章 基层政府权力监督的法治化 |
| 第一节 基层政府权力腐败的表象与根源 |
| 一、基层政府权力腐败:硬腐败与软腐败 |
| 二、基层政府权力廉政监督与效能监督的统一 |
| 第二节 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廉洁性监督 |
| 一、基层政府权力腐败的危害性 |
| 二、基层政府权力运行腐败的根源分析 |
| 三、价值导向:从事后惩戒转向事前预防 |
| 四、基层政府权力监督的制度化构建 |
| 第三节 基层政府权力效能监督的法治化 |
| 一、基层政府效能监督的实证分析:以2019年D区街镇考核为例 |
| 二、基层政府效能监督的法治困境 |
| 三、基层政府效能监督法治化的改进路径 |
| 第六章 余论: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未来展望 |
| 第一节 基层政府权力运行过程中的法治虚无主义批判 |
| 一、基层治理中法治虚无主义的新变异 |
| 二、基层法治虚无主义的形态与后果 |
| 第二节 警惕基层政府权力运行过程中的法治浪漫主义 |
| 一、法治浪漫主义思潮的形成 |
| 二、法治浪漫主义的迷惑性与危害性 |
| 第三节 坚持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法治现实主义 |
| 一、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背景 |
| 二、秉持法治现实主义的渐进改革立场 |
| 三、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渐进实现路径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兼怀人生四十 |
（5）烟草专卖市场监管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河源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主要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基础 |
| 2.1 主要概念界定 |
| 2.1.1 烟草制品与卷烟市场 |
| 2.1.2 烟草专卖制度 |
| 2.1.3 烟草专卖市场监管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政府规制理论 |
| 2.2.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第三章 河源市烟草专卖市场监管现状分析 |
| 3.1 全国及广东省烟草市场概况 |
| 3.2 河源市烟草市场概况 |
| 3.2.1 河源市烟草销售概况 |
| 3.2.2 河源市烟草零售户概况 |
| 3.2.3 河源市烟草消费市场概况 |
| 3.3 河源市烟草专卖市场监管现状调查 |
| 3.3.1 问卷调查设计 |
| 3.3.2 访谈调查设计 |
| 3.4 河源市烟草专卖市场监管现状分析 |
| 3.4.1 河源市烟草专卖市场监管主体 |
| 3.4.2 河源市烟草专卖市场监管机制 |
| 3.4.3 河源市烟草专卖市场监管法制管理 |
| 3.4.4 河源市烟草专卖市场监管成效 |
| 第四章 河源市烟草专卖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4.1 烟草专卖市场监管面临的问题 |
| 4.1.1 市场监管执法主体的素质良莠不齐 |
| 4.1.2 未能发挥零售户和消费者在市场监管上的重要作用 |
| 4.1.3 互联网及涉烟物流市场监管机制不健全 |
| 4.1.4 市场监管机制缺乏与互联网、信息化的相互融合 |
| 4.1.5 无证经营违法乱象仍无法得到有效遏制 |
| 4.1.6 制假售假违法经营活动依然猖獗 |
| 4.2 烟草专卖市场监管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2.1 市场监管执法队伍的管理模式仍不够科学 |
| 4.2.2 未建立零售户、消费者与市场监管部门之间的三方互动平台 |
| 4.2.3 互联网及涉烟物流市场监管的能力不足 |
| 4.2.4 互联网及信息化基础建设落后 |
| 4.2.5 无证经营户市场监管机制不健全 |
| 4.2.6 市场监管方式过于落后 |
| 第五章 完善河源市烟草专卖市场监管的对策 |
| 5.1 提升烟草专卖市场监管执法队伍建设水平 |
| 5.1.1 优化队伍年龄及专业化结构 |
| 5.1.2 提高内部培训质量 |
| 5.1.3 加大“柔性执法”理念贯彻力度 |
| 5.1.4 健全市场监管责任追究机制 |
| 5.2 建立零售户和消费者协同监管模式 |
| 5.2.1 搭建协同监管线上平台 |
| 5.2.2 建立协同监管激励机制 |
| 5.2.3 推进市场监管自律小组建设 |
| 5.3 强化互联网及涉烟物流市场监管 |
| 5.3.1 健全互联网涉烟市场监管机制 |
| 5.3.2 健全涉烟物流市场监管机制 |
| 5.4 打造“互联网+监管”信息化监管平台 |
| 5.4.1 利用大数据平台提高市场监管“精准度” |
| 5.4.2 打造市场监管宣传、线索举报等功能齐全的现代信息化平台 |
| 5.4.3 建立市场监管执法移动办公平台 |
| 5.5 健全无证户市场监管机制 |
| 5.5.1 实行零售业态分类精准监管 |
| 5.5.2 突出行业内部的管理协作 |
| 5.6 完善烟草制售假市场监管机制 |
| 5.6.1 健全外部协作机制 |
| 5.6.2 创建更主动和科学的工作方式 |
| 5.6.3 建立科学的专卖市场监管考核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致谢 |
| 附件 |
（6）Y市城管执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基于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及难点 |
| 1.3.4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城管相关概念、理论和国内外执法现状概况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城管执法 |
| 2.1.2 综合行政执法 |
| 2.1.3 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公共治理理论 |
| 2.2.2 街头官僚理论 |
| 2.2.3 依法行政理论 |
| 2.3 国内外城管执法现状概况 |
| 2.3.1 国外城管执法现状概况 |
| 2.3.2 国内城管执法现状概况 |
| 第3章 Y市城管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现状 |
| 3.1 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
| 3.1.1 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历程 |
| 3.1.2 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指导政策 |
| 3.1.3 城管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要求 |
| 3.2 Y市城管部门概况 |
| 3.2.1 Y市城管部门历史沿革 |
| 3.2.2 Y市城管部门工作机制 |
| 3.3 Y市城管执法改革现状 |
| 3.3.1 执法工作方面 |
| 3.3.2 执法队伍方面 |
| 第4章 Y市城管在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中的问题 |
| 4.1 实地调研与数据整理 |
| 4.1.1 调查问卷情况 |
| 4.1.2 访谈情况 |
| 4.1.3 文献查阅 |
| 4.2 Y市城管执法工作方面的主要问题 |
| 4.2.1 职能增加 |
| 4.2.2 群众认同低 |
| 4.2.3 效率与程序的冲突 |
| 4.2.4 乡镇执法难度高 |
| 4.2.5 执法要求高标准 |
| 4.3 Y市城管执法队伍方面的主要问题 |
| 4.3.1 岗位匹配度低 |
| 4.3.2 发展和激励有限 |
| 4.3.3 沟通意识与能力缺乏 |
| 4.3.4 存在“讲人情”现象 |
| 4.4 Y市城管执法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
| 4.4.1 行政执法特性的角度 |
| 4.4.2 自我价值实现的角度 |
| 4.4.3 公共治理角度 |
| 第5章 Y市城管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对策 |
| 5.1 Y市城管执法工作方面对策 |
| 5.1.1 加强人员和技术力量 |
| 5.1.2 提高群众认同度 |
| 5.1.3 管控规划领域执法风险 |
| 5.1.4 创新乡镇执法管理 |
| 5.1.5 依法行政、重视民意 |
| 5.2 Y市城管执法队伍方面对策 |
| 5.2.1 完善招录办法 |
| 5.2.2 增强职业认同 |
| 5.2.3 强化沟通能力 |
| 5.2.4 实施交流回避 |
| 第6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7）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理论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内容 |
| 四、拟创新之处、难点与不足 |
| (一)拟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难点 |
| (三)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理论基础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治理、乡村治理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
| (二)公务员与乡镇公务员 |
| (三)素质、公务员素质与乡镇公务员素质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与善治理论 |
| (二)素质模型理论 |
| (三)新制度主义理论 |
| (四)街头官僚与行为选择理论 |
| (五)学习和培训的相关理论 |
| 三、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意义 |
| (一)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现实需求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提高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前提 |
| (三)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的重要保障 |
| 小结 |
| 第二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在逻辑 |
| 一、乡镇政府职能定位与乡镇公务员素质要求 |
| (一)乡镇政府职能定位 |
| (二)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的素质要求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的形成过程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理论逻辑 |
| (一)基层治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分工 |
| (二)现代化治理价值与技术需要培育养成 |
| (三)乡镇公务员的行为选择逻辑 |
| 三、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必要性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的现实要求 |
| (二)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总体状况考察 |
| (三)当前乡镇公务员素质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
| 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状况考察 |
| 一、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历史考察 |
| (一)新中国成立后乡镇干部的素质培育 |
| (二)改革开放后乡镇干部的素质培育 |
| (三)《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后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 |
| (四)《公务员法》实施之后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 |
| 二、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状考察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状况调查问卷 |
| (二)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 |
| (二)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不健全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保障机制不完善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经验 |
| 一、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特征类型 |
| (一)以英国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 |
| (二)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 |
| (三)以加拿大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 |
| (四)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 |
| (五)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型” |
| 二、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做法 |
| (一)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 |
| (二)分级分类对公务员进行培训 |
| (三)重视对公务员进行素质测评 |
| (四)加强培训教育机构建设 |
| 三、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经验 |
| (一)建立公务员培训的法律与制度保障 |
| (二)完善公务员的道德行为准则 |
| (三)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四)注重公务员培训考核结果的运用 |
| 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路径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思路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 |
| (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要求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原则 |
| 二、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要求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构成要素 |
| (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具体内容 |
| 三、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途径 |
| (一)构建完善的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 |
| (三)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环境 |
| (四)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基层环保执法的运行逻辑 ——以橙县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
| 三、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
| 四、研究方法与田野工作 |
| 五、本文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乡村企业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及其执行体制 |
| 第一节 环保立法的基本概况 |
| 第二节 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实施的组织机构 |
| 一、现行环境法律体系规定的执法部门 |
| 二、环保部门的组织机构及其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乡村企业污染监管的执法体制 |
| 一、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 |
| 二、基层环保执法权的配置结构 |
| 三、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中的“条”和“块” |
| 第二章 环保执法的社会基础 |
| 第一节 矿山企业的环境污染 |
| 一、“矿业大镇” |
| 二、盛朝矿业公司 |
| 三、恒久矿业公司 |
| 四、“被污染包围的村庄” |
| 第二节 村庄不同主体的差异化认知 |
| 一、污染受害不同 |
| 二、农民环境利益分化 |
| 第三节 基层环保执法的村庄语境 |
| 一、农民的弱组织性 |
| 二、自利的村干部 |
| 三、上访的集体行动困境 |
| 第三章 环保执法的技术依赖及其后果 |
| 第一节 污染认定的技术标准 |
| 第二节 技术理性与生活理性之间的冲突 |
| 第三节 环保执法的技术支配形式 |
| 一、权威支配：污染认定的技术权力 |
| 二、话语支配：污染识别的专业知识 |
| 三、信息支配：污染信息的非开放性 |
| 第四节 技术支配的后果 |
| 一、技术权力支配排斥农民参与 |
| 二、象征性补偿代替法律监管 |
| 第四章 县级环保部门“以罚代管”的制度逻辑 |
| 第一节 乡村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及其基本特性 |
| 一、乡村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 |
| 二、环境违法行为的基本特性 |
| 第二节 基层环保执法的组织环境和“以罚代管”策略 |
| 一、组织内部执行力不足 |
| 二、组织之间的关系制约 |
| 三、“以罚代管”的执法策略 |
| 第三节 “以罚代管”的生成机制 |
| 一、政商关系的嵌入 |
| 二、企业与执法者的合作博弈 |
| 第四节 “以罚代管”的社会后果 |
| 一、污染问题得不到精准治理 |
| 二、执法目标的消解 |
| 第五章 乡镇政府环境监管中的模糊性治理 |
| 第一节 环境上访的属地管理 |
| 一、农民环境上访 |
| 二、乡镇政府模糊性应对 |
| 第二节 环境监管中的模糊性因素和策略选择 |
| 一、乡镇履职中的模糊性因素 |
| 二、模糊性治理的实践 |
| 第三节 模糊性治理的结构动因 |
| 一、发展与稳定的双重考核体制 |
| 二、权力-利益关系网络 |
| 三、属地监管的“悬浮” |
| 第四节 模糊性治理对环保法律目标的消解 |
| 第六章 中央环保督察背景下地方政府的组织应对 |
| 第一节 环保执法的专项行动与环保督察 |
| 一、环保执法的专项行动 |
| 二、环保督察 |
| 三、中央环保督察的组织机制和目标 |
| 第二节 中央环保督察的政治压力传导 |
| 一、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员与自下而上的群众信访 |
| 二、政治压力传导的形式 |
| 三、地方政府应对的组织机构 |
| 第三节 “一切为了通过”：政治高压下乡村企业污染的运动式治理 |
| 一、领导注意力传递 |
| 二、执法力量整合 |
| 三、责任倒逼机制 |
| 第四节 环保督察的治理限度 |
| 一、中央难以监督地方环境治理效果 |
| 二、地方临时性应对而非整体性治理 |
| 结语 |
| 一、基层环保执法的实践样态 |
| 二、执法目标偏离与适度矫正 |
| 三、基层环保执法的政治逻辑 |
| 四、基层环保执法的弹性体制结构与改革挑战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一 调研访谈人员名单 |
| 附录二 法律法规、政府文件及档案资料 |
| 附录三 全国部分乡村企业污染案例(2008-2018) |
| 致谢 |
（9）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理论意义 |
| 二、研究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现有相关研究的评价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定性研究法 |
| 三、历史研究法 |
| 四、比较研究法 |
| 五、多学科综合研究法 |
| 第六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法治与法治政府的概念解析 |
| 第一节 法治内涵及其与人治的关系 |
| 一、法治内涵 |
| 二、法治与人治的关系 |
| 第二节 政府的内涵及其与国家的区别 |
| 一、政府的内涵 |
| 二、政府与国家的区别 |
| 第三节 法治政府的内涵与特征 |
| 一、法治政府的内涵 |
| 二、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 |
| 第四节 法治政府的基本规则 |
| 一、法治政府的形式规则 |
| 二、法治政府的实质规则 |
| 三、法治政府基本规则实现的条件 |
| 第五节 法治政府的实践标准 |
| 一、首要标准:行政主体依法设立 |
| 二、关键标准:行政权力依法获取 |
| 三、核心标准:行政行为受法律制约 |
| 四、保障标准:行政违法行为依法严惩 |
| 五、终极标准:行政权力服务公众和社会 |
| 第二章 法治政府理论的源与流 |
| 第一节 西方法治政府理论 |
| 一、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法治政府理论 |
| 二、中世纪时期的法治政府理论 |
| 三、近代资本主义时期法治政府理论 |
| 四、当代西方法治政府理论 |
| 五、西方法治政府理论评析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法治政府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法治理论 |
| 二、列宁法治政府理论 |
| 三、马克思主义法治政府理论评析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的优秀法治政府理论 |
| 一、古代法家的法治政府理论 |
| 二、清末法学家的法治政府理论 |
| 三、中国传统的优秀法治政府理论评析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法治政府理论的发展历程 |
| 一、改革开放前法治政府理论的探索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理论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理论 |
| 第二节 法治政府实践发展历程 |
| 一、艰难探索阶断(1949年——改革开放前) |
| 二、初步实践阶断(改革开放后——1989年) |
| 三、全面实践阶段(1989年——2003年) |
| 四、继续推进阶段(2003年——2012年) |
| 五、全面深化阶段(2012年——至今) |
| 第三节 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的评析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所取得的基本成就 |
| 一、行政法律规范建设硕果累累,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 |
| 二、不断改革政府机构,推进了政府职能转变 |
| 三、全面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有效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
| 四、政府及其公务员依法行政意识明显增强,明确了法治政府实践目标 |
| 五、不断完善行政权力监督体系,提升了法治政府实践水平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面临的问题 |
| 一、法治政府理论研究与实践认识程度还不够深入 |
| 二、法治政府的制度建设还不够健全 |
| 三、行政体制性障碍还未从根本上消除 |
| 四、行政执法行为还不够规范甚至滥用行政权力 |
| 五、部分公务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还比较低 |
| 六、法治政府实践的监督制度落实还不够到位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障碍的归因 |
| 一、中国特殊外部环境因素的深远影响 |
| 二、政府自身能力不足因素的深刻影响 |
| 三、缺乏对“法治”正确认识的重要影响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宏观框架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模式选择 |
| 一、法治政府实践的基本模式 |
| 二、关于法治政府实践模式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
| 三、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模式选择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内容 |
| 一、法治政府与良好秩序 |
| 二、法治政府与推动民主 |
| 三、法治政府与促进自由 |
| 四、法治政府与维护公正 |
| 五、法治政府与保护人权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需理顺的外部关系 |
| 一、法治政府与政党 |
| 二、法治政府与法治国家 |
| 三、法治政府与法治文化 |
| 四、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 |
| 第六章 推进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可行性 |
| 一、基础理论上的可行性 |
| 二、多维制度上的可行性 |
| 三、时代发展上的可行性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指导原则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政府实践 |
| 二、坚持以民为中心 |
| 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 四、坚持立足当代中国实际 |
| 五、坚持硬法与软法相结合 |
| 六、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
| 第三节 优化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若干对策 |
| 一、清除思想障碍:大力增强行政公务人员的法治观念 |
| 二、革新行政体制: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有限政府和服务政府 |
| 三、筑牢民主根基:建立健全民主政治制度 |
| 四、强化制度支撑:建立健全行政法律规范体系 |
| 五、控制行政权力:严格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 |
| 六、畅通救济渠道:建立健全行政救济机制 |
| 七、增强外在动力:发展和壮大市民社会 |
| 在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10）基于文本质量的公文写作要素与控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目的 |
| 1.4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1 国内研究述评 |
| 1.4.2 国外研究现状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研究思路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公文 |
| 2.1.2 公文写作 |
| 2.1.3 公文写作要素 |
| 2.1.4 公文文本质量 |
| 2.2 理论基础 |
| 2.3 小结 |
| 第3章 公文实践中的问题与公文文本质量的关系 |
| 3.1 公文实践状况调查 |
| 3.1.1 调查方案 |
| 3.1.2 调查实施 |
| 3.1.3 调查结论 |
| 3.2 从公文质量角度看公文实践中的问题 |
| 3.2.1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
| 3.2.2 “朝令夕改” |
| 3.2.3 “有法不依、有令不行” |
| 3.2.4 文件过度解读 |
| 3.2.5 “红头文件 |
| 3.2.6 公文文风不良 |
| 3.3 小结 |
| 第4章 从公文写作角度看公文实践中诸多问题产生原因 |
| 4.1 从公文写作系统论看当代公文问题产生之原因 |
| 4.1.1 从文本系统角度看公文写作实践问题 |
| 4.1.2 从发文系统角度看公文实践中问题存在之原因 |
| 4.2 从公文写作主客体统一论看当代公文问题产生之原因 |
| 4.2.1 在公文写作语用活动中主客体的对立表现 |
| 4.2.2 主客体对立的解决之道即主客体的统一 |
| 4.3 从公文写作矛盾论看当代公文问题产生之原因 |
| 4.3.1 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
| 4.3.2 主体与客体的矛盾 |
| 4.4 从公文写作语境论看当代公文问题产生之原因 |
| 4.4.1 忽视社会大环境造成的语用失误 |
| 4.4.2 忽视情景语境导致语用失误 |
| 4.4.3 忽视篇内语境导致语用失误 |
| 4.4.4 忽视话语范围导致语用失误 |
| 4.5 从公文写作规律论看公文问题产生之原因 |
| 4.5.1 从定向性规律看 |
| 4.5.2 从转化性规律看 |
| 4.5.3 从实践性规律看 |
| 4.5.4 从创新性规律看 |
| 4.5.5 从历时性与共时性规律看 |
| 4.5.6 从对立统一规律看 |
| 4.6 小结 |
| 第5章 公文写作要素控制的原则与框架 |
| 5.1 公文写作要素控制的原则 |
| 5.2 公文写作要素控制的框架 |
| 5.3 小结 |
| 第6章 公文写作的主体要素分析及控制 |
| 6.1 写作主体 |
| 6.1.1 “大主体”(发文机关) |
| 6.1.2 “中主体”(领导或领导群体) |
| 6.1.3 “小主体”(文秘写作人员) |
| 6.2 收文主体 |
| 6.2.1 收文主体的特点 |
| 6.2.2 收文主体的公文写作理念 |
| 6.2.3 收文主体在公文写作中的控制措施 |
| 6.3 小结 |
| 第7章 公文写作的客体要素分析及控制 |
| 7.1 揭示客体 |
| 7.1.1 公文所揭示的客体的作用 |
| 7.1.2 作为文本所揭示的客体的条件 |
| 7.1.3 作为文本已揭示对象的控制 |
| 7.2 公文文本客体 |
| 7.2.1 公文文种 |
| 7.2.2 公文格式 |
| 7.2.3 公文主旨 |
| 7.2.4 公文材料 |
| 7.2.5 公文结构 |
| 7.2.6 公文语言 |
| 7.2.7公文文风 |
| 7.3 小结 |
| 第8章 公文写作的语境要素分析及控制 |
| 8.1 语境概述 |
| 8.2 公文写作语境的类别 |
| 8.3 语境对公文写作的制约 |
| 8.4 公文语境失误的控制措施 |
| 8.4.1 篇内语境语用失误之对策 |
| 8.4.2 情景语境语用失误对策 |
| 8.4.3 话语范围导致语用失误之对策 |
| 8.4.4 忽视社会大环境造成的语用失误之对策 |
| 8.5 小结 |
| 第9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9.1 研究贡献与创新点 |
| 9.1.1 主要观点 |
| 9.1.2 创新之处 |
| 9.1.3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9.2 研究展望 |
| 附录: 公文写作调查问卷 |
| 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 致谢 |
四、对当前档案行政执法主体建设状况的认识与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基层税务机关税收执法风险管理研究 ——以富民县税务局为例[D]. 曾思航.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2]基层公务员政治胜任力提升研究[D]. 王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8)
- [3]基于大数据的广州市白云区保健食品质量安全监管问题研究[D]. 蒋锋. 兰州大学, 2020(01)
- [4]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问题研究[D]. 翟磊.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5]烟草专卖市场监管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河源市为例[D]. 具宏杰.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6)
- [6]Y市城管执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基于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视角[D]. 左连辉. 江苏大学, 2019(05)
- [7]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D]. 褚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8]基层环保执法的运行逻辑 ——以橙县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为例[D]. 王裕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9]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施彦军. 华侨大学, 2019(12)
- [10]基于文本质量的公文写作要素与控制研究[D]. 孙峻华. 南京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