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文华[1]2017年在《国企高管创新协同激励论》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国家创新的主力军,国企的创新效率仍然不及华为、中兴等民营企业。这与国企高管创新激励研究不够有关,即多从微观、中观或宏观的一个系统内各个因子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对高管创新协同激励因子的因素、层次、过程等协同机制进行系统的研究仍然不够。本文将高管创新协同激励系统与公司治理、市场机制的理论相结合,在内生性、外生性、综合性叁个视角上对治理机制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展开研究,进而分别从内部治理机制、外部环境机制和综合机制叁个维度研究高管创新协同激励系统配置的特性,提出高管创新激励系统与内外部环境的协同问题,研究高管创新激励系统与公司治理、市场机制、创新政策的分工、融合、互动、共赢的协同效应。在分析比较各种治理机制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基础上,不仅完善高管与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协同创新关系,而且动态调整和优化组合治理机制,充分放大高管激励与公司治理、政府调控、市场机制的协同效应。优化各种治理机制之间的协同创新关系,拓展基于协同视角的高管创新激励系统的发展路径,完善公司治理与外部市场竞争联动、优势互补的协同机制,使高管创新激励系统与公司治理、市场机制、创新政策作为一个整体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创新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被忽视的情境。本文初步提出高管创新协同激励的概念及其涵义。试图提出和分析一个“高管经济激励—股票激励—公司治理—市场激励—晋升激励—高管创新协同激励”的研究框架和政策系统,并进行实证分析,构建各因子间、要素与内部外部环境间相互关联与影响、相互适应的发展体系。这一研究,为建立科学合理的高管创新协同激励系统提供必要基础,避免政策制定部门在治理结构改革时仅仅盲目效仿国外而忽视中国存在的市场机制缺失的问题。高管创新协同激励系统是指公司内外部主体之间通过既竞争又协作、自组织非线性作用,把企业治理系统与市场体系中彼此无秩序、混沌的各种要素在创新目标、内在动力和相对规范的结构形式中整合起来,形成高管创新协同激励系统与公司内部治理系统、外部控制系统互动关系的总和。为实现高管创新激励系统与公司治理、市场机制、创新政策的协同效应提供理论参考,为高管创新协同激励系统实施中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制度设计提供理论依据。本文可能丰富高管激励权变的理论。从高管创新激励系统与内外部环境协同的角度,厘清、拓宽高管创新激励系统与公司治理、市场机制、创新政策协同的路径,比较、进而优化高管创新激励系统等内外部环境的协同创新机制。减少边际效用递减的激励,增加边际效用递增的激励,由多维效用组合构建激励效用的无差异曲线,实现各个激励的边际效用相等,确保晋升和控制权边际效用、股权边际效用与薪酬边际效用相等、乃至所有各种激励因子的边际效用彼此相等。此外,高管激励的主要对象是商业性或竞争性国企高管,而国内有关高管激励研究中并不注重这一国企类型之间的区别及其对高管激励的影响。本文研究国企高管创新协同激励问题,全文共分七章:第1章,绪论,提出问题。第2章,相关基础理论。第3章,高管经济激励协同与股票激励关系。梳理、分析中国高管激励的制度演变和有关理论的发展轨迹,从一般经济激励理论到股票激励、再到到股权激励理论,从高管经济激励到公司治理和股权结构。第4章,高管创新协同激励与经济管理体制。经济体制与高管创新激励的直接联系是晋升激励。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演变,目前正在进行“管资本”取代“管资产”的改革。中国政治市场与高管权力激励密切联系,晋升激励的力量不可低估,竞争性国企高管逐步由市场选拔替代政府任免,仍然需要一个过程。第5章,高管创新协同激励与市场体制,从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特性到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效用,论述产品市场、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的互补互动关系,激烈的市场竞争与高管其它创新激励互补互动,调动高管创新的积极性。高管控制权市场与股权激励互补互动,市场强制力与组织强制力互补互动。第6章,精选沪深两市406个制造业及信息科技国企作为样本,对高管创新协同激励进行实证研究。第7章,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按照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思想,提出有关高管激励的总供求均衡模型和高管激励的结构供求平衡的模型,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对股权激励、薪酬激励、晋升和控制权激励、市场激励这些激励因子的操作性配置的结构分析是亟需深入研究的问题。
王希胜[2]2016年在《终极控制人、负债融资与公司绩效》文中研究说明自20世纪80年代初LLSV的理论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关注于集中的股权结构,即控制权与所有权并未分离。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终极控制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金字塔控制结构特征。因而,揭示金字塔结构下终极股东控制及其形成的不同代理冲突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研究特定股权结构对负债融资的影响及其解决途径,对其的研究成为现代公司治理有效性理论与实践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11-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详细梳理了国内外关于金字塔结构的理论和实证成果,运用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终极控制人视角,从股权结构和负债结构两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负债融资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做了详细、系统地研究,得出了相关结论。这对于健全公司治理机制,保障债权人、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以及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在理论规范分析方面,本文结合我国转型经济中资本市场的现实国情,分别探讨了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金字塔股权结构的历史演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金字塔持股结构的制度背景具有不同的特点,这对其在负债融资及掏空方式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实证分析方面,从理论规范分析入手,提出研究假设,通过样本公司面板数据,构建了终极控制人对负债融资、公司绩效的综合理论模型。本文从实证的角度首先检验了终极控制人的不同特征对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及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主要从以下叁个方面进行研究:1)终极控制人控制权、现金流权等控制特征与债务融资比例和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2)终极控制人国有和民营的不同所有权类型特征与债务融资比例和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3)终极控制人年龄、学历等背景特征的异质性与债务融资比例和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其次,研究了终极控制人控制权、现金流权等变量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同时,按照终极控制人所有权类型差异,将上市公司分为国有控股、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分组比较研究。研究表明:控制权、现金流权等对公司绩效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要高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其分离程度对公司绩效的负向作用更加明显。最后,在金字塔股权结构下,从终极控制人的视角分析了负债融资决策的资本结构和债务期限结构两个方面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在不同终极控制权类型下,负债融资治理效应表现出来不同的作用,即负债融资能够发挥公司治理效应,这种效应要受到终极控制权类型的影响。短期债务能够约束民营终极控制人的行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短期负债比率与公司价值相关性不显着。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说明,如何有效地抑制终极控制人的“掏空”行为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方向,其核心内容是限制终极控制股东权力膨胀及超额控制,抑制两权分离程度。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内部治理中,对权力进行的合理分配,实现权力均衡及制衡,提高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参与决策的能力和机制;外部治理中,增加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强化法律监督的执行。
高彭冲[3]2008年在《大股东减持解禁股与公司控制权结构关系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证券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初创开始,就把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股份按是否可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被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这种股权分置的状态,导致了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扭曲,使证券市场应有的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无从发挥。因此,股权分置改革全面展开,将逐渐消除流通股和非流通的界限,中国证券市场也将迎来全流通时代。然而,伴随着获得解禁的限售股逐步上市交易,证券市场将引来大扩容时代。如果公司大股东对解禁限售股进行大幅度减持,而市场没有足够能力承接,那么市场扩容的结果可能导致失血过多而崩溃。因此,分析影响大股东对解禁限售股减持因素,研究大股东的减持动机有了比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回顾了大股东减持解禁限售股问题产生的缘由,并对公司控制权结构理论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结合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结构现状的基础上,构建了合适指标体系和模型。并以197家进行限售股减持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以此来研究大股东减持解禁限售股与公司控制权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最后得出结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Z指数以及除第一大股东外是否还存在其它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10%这四个因素对大股东减持限售股有着十分显着的影响。另外,第二大股东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国有股比例、法人股比例以及在经理层任职的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也影响着大股东对解禁限售股减持的态度。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应该从改善公司控制权结构出发,不断改进和完善公司的运作效率,一家拥有合理的、科学的、高效且富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控制权结构的公司,那么大股东也会对公司的前景充满信心,在二级市场减持解禁限售股的动机就会变得比较弱,这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对限售股解禁带来的种种问题的担忧。
孟丁[4]2010年在《基于不同上市方式的两类民营上市公司多元化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营上市公司在我国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上市公司能否健康发展,既关系到民营企业能否通过资本市场完成二次创业,也关系到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传统的公司治理研究是以股权分散为假设前提的,因此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冲突成为其关注的重点。但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来说,在众多的利益相关方之间无疑存在着更为严重的代理成本。在我国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下,由于缺乏制度支持、治理环境不完善等原因,借鉴英美经济发达国家为解决终极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的利益分歧所建立的信息披露、证券交易等治理机制,运行效果并不理想。①在此背景下,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终极股东与其他股东的利益分歧角度,来研究终极股东的多元化经营战略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民营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的自利性多元化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小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投资和破产政策的扭曲同时也损害了企业价值。本文从民营终极控股股东所受融资约束的角度并结合多元化经营来解释民营上市金字塔形成的原因以及债务融资代理成本的产生缘由,进而综合分析多元化经营,金字塔持股方式、资产负债率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以金字塔持股方式和实行多元化经营为标准来挑选样本,研究金字塔持股结构下的多元化侵占方式。本文首先综述了企业多元化价值等文献,回顾了多元化动因、金字塔持股结构形成的动因和价值、债务的代理成本以及相机治理效应、并购动因等相关理论,然后总结了我国民营企业发行上市的特定制度背景。接着结合具体的数据资料系统地对两类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财务价值、市场价值进行了比较,分析了终极控股股东的行为。在对中国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企业价值等进行系统考察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两类民营上市公司主要利益相关者——终极控股股东、债权人、经理人可能的代理行为,并就因此导致的代理成本提出了假说。最后在此基础上通过2006年—2009年民营上市公司的样本对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金字塔持股结构的代理问题、债务代理问题以及以多元化投资中所体现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基本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假设判断,即金字塔控制方式使得民营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能够采取有利于自身利益而牺牲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的“隧道挖掘”行为,他们通过多元化经营隐秘地对中小投资者利益实施剥夺,同时也对企业价值造成了实际侵害。本文分别使用了核心财务指标和市场价值指标为公司价值的代理变量,并分组进行了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债务比率、多元化经营与公司价值的实证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一致性。本文按照“终极控制人受到融资约束——构建金字塔持股结构——多元化经营——企业价值”的逻辑思路,分析民营终极控股股东受到的融资约束如何影响其构建两权分离的金字塔控制结构,以及这种控制结构如何通过多元化侵占方式增加了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实现其控制权私人利益最大化,损害中小投资者以及债权人利益。
戚文举[5]2011年在《超额控制权、投资者法律保护与企业绩效》文中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投资价值的源泉和中国经济运行中最具发展优势的群体,对中国资本市场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大多数中国上市公司都存在较为严重的终极控制人控制现象。据估计,90%左右的中国上市公司是由终极控制人控制的,并且其中绝大部分终极控制人通过金字塔结构掌握股东大会超额控制权,通过选派董事掌握董事会超额控制权。终极控制人滥用超额控制权,通过资金占用、内幕交易等方式,侵害中小股东和企业利益的事件频频发生,给上市公司的持续成长带来了巨大挑战。与此同时,为了避免被摘牌、取得新股发行资格等,终极控制人也时常会利用其超额控制权向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提供资金支持等,进而使中小股东和企业受益。在此背景下,中国不断完善投资者法律保护制度,加大执法力度,进而提高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制约终极控制人的行为,保障投资者和企业的长远利益。然而,中国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总体较低,并且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因此,理解超额控制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投资者法律保护在其中的作用,进而推动上市公司持续成长,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和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则进一步提高了解决这项重要课题的紧迫性。通过对国内外终极控制人控制效应研究脉络的梳理和前沿动态的追踪,笔者认为,终极控制人控制的本质特征是超额控制权；研究超额控制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投资者法律保护在其中的调节作用,需要综合考虑隧道效应和支持效应。可是,在综合考虑隧道效应和支持效应的基础上,超额控制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尚未明确,投资者法律保护各维度在超额控制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更是没有得到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终极控制人控制效应研究纵深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瓶颈性问题。为此,本文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比较系统的分析。论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和内容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基于已有研究成果,科学界定了超额控制权和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概念及维度。鉴于没有经理层超额控制权的测度和私人执法水平的纵向数据,本文仅考虑了股东大会超额控制权和董事会超额控制权,以及国家立法水平、国家执法水平和地区执法水平。其二,以委托代理理论和投资者保护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综合考虑隧道效应和支持效应的基础上,系统地阐释了超额控制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投资者法律保护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并提出了10个研究假设。其叁,以2005-200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笔者利用公司年报、国泰安CSMAR数据库等多种途径,收集了1800个样本,积累了较为翔实的实证资料。最后,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使用Stata 11.0分析软件,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由此,本文得到以下叁方面的主要结论：第一,股东大会超额控制权和董事会超额控制权对企业绩效具有倒U型影响。随着股东大会超额控制权的提高,企业绩效先以递减的速度提高,在股东大会超额控制权提高至一定点之后企业绩效开始以递增的速度降低。随着董事会超额控制权的提高,企业绩效先以递减的速度提高,在董事会超额控制权提高至一定点之后企业绩效开始以递增的速度降低。这表明,科学评价终极控制人控制效应,需要综合考虑隧道效应和支持效应,宜选择超额控制权视角。第二,股东大会超额控制权和董事会超额控制权对资金占用净额具有U型影响。随着股东大会超额控制权的提高,资金占用净额先以递减的速度下降,在股东大会超额控制权提高至一定点之后资金占用净额开始以递增的速度提高。随着董事会超额控制权的提高,资金占用净额先以递减的速度下降,在董事会超额控制权提高至一定点之后资金占用净额开始以递增的速度提高。这表明,股东大会超额控制权和董事会超额控制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体现在行为层面上。第叁,国家立法水平和国家执法水平显着负向调节股东大会超额控制权、董事会超额控制权对企业绩效的倒U型影响,地区执法水平对上述影响具有部分调节作用。国家立法水平越高,股东大会超额控制权和董事会超额控制权对企业绩效的倒U型影响越弱。国家执法水平越高,股东大会超额控制权和董事会超额控制权对企业绩效的倒U型影响越弱。随着地区执法水平的提高,股东大会超额控制权对企业绩效的倒U型影响显着地减弱,而董事会超额控制权对企业绩效的倒U型影响并未显着减弱。这既可能是因为本研究采用的地区执法水平测度指标不全面,也可能是因为在中国地区执法难以发挥保护投资者的作用。总体而言,这表明,投资者法律保护是一个多维概念,能够弱化超额控制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论文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叁个方面：第一,在综合考虑隧道效应和支持效应的基础上,系统研究了股东大会超额控制权和董事会超额控制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推动终极控制人控制效应研究从“孤立”走向“整合”。终极控制人控制既产生隧道效应也产生支持效应,终极控制人控制的本质特征是超额控制权,因此对终极控制人控制效应的评价也应该综合考虑隧道效应和支持效应,并选择超额控制权作为终极控制人控制的代理变量。可是,现有研究基本上都仅从隧道效应或支持效应单一视角展开,选择现金流权、控制权或控制权增强机制作为终极控制人控制的代理变量。正因为如此,不同研究之间的理论逻辑关系模糊,可比性和继承性不高。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在综合考虑隧道效应和支持效应的基础上,系统研究了股东大会超额控制权和董事会超额控制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有助于提高研究者们对终极控制人控制效应的全面认知,突破该领域研究纵深发展的瓶颈性障碍,进而推动该领域研究从“孤立”走向“整合”。第二,在综合考虑隧道效应和支持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研究了股东大会超额控制权和董事会超额控制权对资金占用净额的影响,促进终极控制人控制效应研究从“结果”走向“行为”。根据公司治理理论,终极所有权结构通过影响终极控制人行为,影响企业绩效。可是,终极控制人控制效应的现有研究集中关注结果层面,对行为层面的研究明显不足。本研究在综合考虑隧道效应和支持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研究了股东大会超额控制权和董事会超额控制权对资金占用净额的影响,为超额控制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并促进该领域研究从“结果”走向“行为”。第叁,从国家立法水平、国家执法水平和地区执法水平叁个维度,深入研究了投资者法律保护在股东大会超额控制权和董事会超额控制权对企业绩效的倒u型影响中的负向调节作用,推进投资者法律保护研究从“直接作用”走向“调节作用”。投资者法律保护既直接影响终极控制人行为及其效应,即发挥直接作用,也通过弱化终极所有权结构对终极控制人行为及其效应的影响发挥间接作用,即发挥调节作用。然而,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直接作用,并且基于发达经济体的样本数据从投资者法律保护的单一维度展开。目前,关于投资者法律保护在股东大会超额控制权和董事会超额控制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几乎还是一个“盲点”。本研究基于中国投资者法律保护制度的实际,明确了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维度,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国家立法水平、国家执法水平和地区执法水平在股东大会超额控制权和董事会超额控制权对企业绩效的倒U型影响中的负向调节作用,提供了来自新兴经济体的经验证据,丰富了投资者保护法律论,并促使该领域研究从“直接作用”走向“调节作用”。终极控制人控制效应研究领域还比较年轻,本文也仅仅是对其中几个相对比较重要的问题做了初步的探索,未来研究还需要从多方面去提升终极控制人控制效应的理论研究水平。其中,超额控制权影响企业绩效的过程机理、私人执法在超额控制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等,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重要研究议题。
李益娟[6]2016年在《控制权配置对企业R&D投资行为的影响》文中认为研发(R&D)投资活动是企业的重大战略活动之一,不仅影响着企业的竞争实力,以及长远和可持续的发展,而且对公司治理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R&D投资对其长远发展的重要性。相关研究已经证实,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整体的R&D投资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严重制约了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推进。企业R&D投资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其相关机理又是什么?自Modigliani和Miller(1958)的MM理论以来,学者们沿袭传统的研究思路,从企业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等视角研究了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由于研究切入点、研究方法和研究数据的不同,其研究颇有争议。转型经济中,我国普遍存在着集中股权下的大股东控制,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代替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成为公司治理的焦点,已有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并不单一的体现为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随着控股股东现金流权比例的提高,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对管理层的监督要求的提高,其增值效应增强;而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成为控股股东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侵占中小股东的主要动因,受该侵占动因的驱使,控股股东所做出的各项投融资决定都可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企业的R&D投资也不例外。因此,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以及对自身收益最大化的追求成为企业R&D投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然而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另一方面,R&D投资的高风险性、投资量大和投资回收期长等特点决定了融资约束成为制约企业R&D投资的重要外部因素。因此,本文在公司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大股东控制以及控制权收益的相关最新研究成果,以当前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的集中股权和控制权结构下控股股东和其代理人的利益动机为研究的切入点,分析控制权的增值效应和侵占效应对企业R&D投资的综合影响。在此基础上,以投融资相关理论作为深入研究的依据,融合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将外部融资环境和内部治理机制同时纳入影响R&D投资的分析框架,探讨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R&D投资的特征和其效率问题。以期从理论和实证上对我国上市公司非效率R&D投资的形成机制进行详实的解释和论证。全文由六章构成,具体各章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第1章:绪论。本章在介绍研究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的基础上,简要概括了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最后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和总结本文的创新之处。第2章:基本理论及文献综述。以委托代理理论、控制权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为理论分析依据,对公司治理结构下传统代理冲突和大小股东代理冲突下的R&D投资,以及信息不对称下融资约束对企业R&D投资影响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然后重点回顾集中股权下,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以及由股权的集中而衍生的控制权对私有收益的占有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勾勒出本文研究的框架和理论依据。第3章:企业R&D投资行为:控制权配置视角的机理分析。本章内容分为两个部分。首先,考虑单一大股东控制下控制权收益影响企业R&D投资行为的途径和作用机理。将大股东控制权拆分为代表增值效应的现金流权和代表侵占效应的两权分离度两个部分组成,并将其纳入到基于大股东控制权收益的LLSV研发投资模型,模型推导结果显示,在控制权收益最大化这一目标导向下,适度的现金流权比例和两权分离度都有利于企业R&D投资的提升,但较高的现金流权和两权分离度挤占了企业的研发资金,导致其投资不足;其次,在既有单一大股东控制下的LLSV研发投资模型的基础上分别纳入股权制衡与高管激励两个变量,解释了多个大股东共同控制下适度的股权制衡和大股东和管理层共同控制下的适度高管激励都有缓解企业R&D投资不足的作用。第4章:单一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R&D投资行为研究。为分析单一大股东控制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路径,本章基于第3章企业R&D投资行为的机理分析,从实证角度分析了单一大股东控制的增值效应和侵占效应是如何对R&D投资产生影响的。大股东控制作为集中股权结构中公司治理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决定了大股东控制权的增值效应和侵占效应共同影响了企业实际R&D投资偏离最优水平的程度。利用这一特性,在合理控制企业最优R&D投资的基础上,将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区分为具有增值效应的现金流权和具有侵占效应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并将现金流权比例和两权分离度同时纳入到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在双边随机边界模型中,相比于控制权的增值效应,控制权的侵占占主导地位,侵占效应使得企业实际的R&D投资比最优水平低了54.92%,增值效应使得实际R&D投资超出最优水平的27.36%,两者的净效应使得企业的R&D投资比最优水平低了27.56%,民营企业的实际R&D投资水平要强于国有企业。第5章:双重控制关系下的企业R&D投资行为研究。本章基于控制权收益驱动企业R&D投资的理论阐述,结合企业实际投资活动不仅要面临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代理冲突和其他大股东的制衡监督,而且要面临双重代理问题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融资约束等事实,在第4章已有分析的基础上,将融资约束变量、股权制衡变量和高管激励变量都纳入企业R&D投资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多个大股东共同控制下,制衡股东的适度股权制衡能够有效制约大股东的侵占行为;在大股东和管理层共同控制下,对管理层进行适度股权激励所形成的利益趋同能够较好地缓解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促进企业R&D投资的增长。融资约束方面,尽管现金流状况和股权融资能够缓解企业R&D投资的融资约束,但债务融资和经营活动现金流还在总体上制约了企业R&D投资活动的开展。第6章:结论和政策建议。总结了各章的研究结论,运用规范分析,从控制权配置、激励制度的实施和完善资本市场角度,提出规范上市公司R&D投资的对策建议,提出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和后续的研究设想。综观全文,本文的创新之处有:(1)目前有关公司治理对企业R&D投资的研究文献,大都停留在股权结构这一层面上,还未涉及以控制权为切入点的研究。本文基于控制权配置下,控制权收益最大化对企业R&D投资行为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并检验我国转型经济下上市公司的控制权配置对R&D投资的传导效应。(2)本文构建了基于单一大股东控制下控制权增值效应和侵占效应、以及双重控制关系下的LLSV模型,并运用Matlab进行仿真模拟。理论模型推导发现,单一大股东控制下,尽管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比例和两权分离度与控股股东价值之间呈“U”型关系,但适度的现金流权比例和两权分离度却有利于研发投资活动的开展,提供了适度的控股股东现金流权比例和两权分离度对R&D投资具有正向效应,过高的控股股东现金流权比例和两权分离度对企业的R&D投资具有负向效应的经验证据,为转型期我国资本市场建设以及公司治理制度建设提供有益视角。(3)目前有关上市公司的R&D投资治理因素的分析中,几乎没有将不同权力持有者进行同构下的代理问题分析。本文采用双边随机边界模型,构建双重控制关系下的企业R&D投资的非效率模型,检验了多个大股东共同参与控制和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存在相机控制的复杂治理环境中,代理问题和因代理问题而产生的融资约束对企业R&D投资的综合影响,该种方法不仅能够模拟企业R&D投资的真实治理环境,并且能够有效避免普通回归模型中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还避免了研究结果的偏误,提高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李连伟[7]2017年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办法(试行)》颁布以来,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宣布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根据Wind数据库统计,截至2015年12月31日,我国共有675家上市公司宣告并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并呈现出宣告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数量逐年增多、民营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更为普遍等特点。随着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不断增多,有关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问题也逐渐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但由于样本数据有限等原因,国内学者大多采用(0,1)虚拟变量法或配对法来检验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效应,并未从股权激励水平(或高管激励比例)的角度检验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效应问题。本文选取2007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宣告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衡量股权激励水平,以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数量占激励总量的比例衡量高管激励比例,一方面,通过考察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代理成本和投资效率的影响来检验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治理效应;另一方面,区分股权激励影响公司绩效的直接效应和通过代理成本、投资效率等路径影响公司绩效的间接效应,考察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的作用路径。本文的结构安排主要分为叁大部分,一是理论分析,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二是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研究,包括第叁章至第五章;叁是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作用路径研究,包括第六章,最后是结论与展望。具体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结论概括如下:在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绩效水平的关系检验方面。由于现有文献研究表明,股权激励在提高公司绩效水平的同时,也诱发了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我们在利用修正的截面Jones模型计算盈余管理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从非线性关系的角度检验了股权激励的盈余管理效应及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的线性关系,但股权激励也诱发了盈余管理行为,并呈倒U型曲线关系。在剔除盈余管理的影响后发现,股权激励与真实绩效水平呈U型曲线关系,拐点位置在4.2%至4.7%的区间范围,表明股权激励对公司真实绩效水平的影响存在区间效应,只有股权激励水平超过该区间范围时,股权激励提高公司真实绩效水平的作用才开始显现。本部分研究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水平的确定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理论参考。在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关系检验方面。我们采用随机前沿模型(SFM)定量测算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以及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治理效率(代理成本)的影响,然后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从非线性关系的角度进一步检验了股权激励对两类代理成本的影响,揭示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治理效率(代理成本)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平均治理效率为74.7%~75.4%,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股权激励与代理成本呈负相关的线性关系,说明提高股权激励水平能有效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效率。进一步的检验结果表明,股权激励主要通过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来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效率,对第二类代理成本则没有显着影响。本部分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在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关系检验方面。我们在利用Richardson(2006)预期投资模型测算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基础上,首先采用虚拟变量法检验了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然后针对已经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以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数量占激励总量的比例衡量高管激励比例,从非线性关系的角度进一步检验了高管激励比例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整体上提高了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既能缓解上市公司投资不足,也能抑制其过度投资行为。进一步的检验结果表明,高管激励比例与非效率投资程度整体上呈负相关关系,与投资不足程度显着负相关,而与过度投资呈U型曲线关系,拐点位置为51%左右。本文的检验结果表明,应鼓励更多的上市公司积极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并进一步提高股权激励计划中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比例。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的作用路径检验方面。现有文献研究表明,股权激励对代理成本和投资效率的影响都最终表现在公司绩效水平上。因此,我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将股权激励、代理成本、盈余管理、投资效率和公司绩效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发挥治理效应的作用路径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能显着提高上市公司绩效水平。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直接作用路径实现的,其贡献率高达87.56%,只有12.44%是通过间接作用路径实现的。其中,代理成本路径的贡献率为8.00%,盈余管理路径的贡献率为4.44%,投资效率路径表现则不显着。本部分研究全面考察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机制发挥其公司治理效应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对前面有关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的实证研究进行了综合分析。本文研究对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真实绩效水平的影响存在区间效应,只有当股权激励水平超过4.2%至4.7%的区间范围时,股权激励提高公司真实绩效水平的作用才开始显现。但事实上,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水平平均只有2.818%,上市公司在推出股权激励计划时其激励水平也只有2.748%(除2008年以外),且基本维持在2.4%-3.0%的区间范围,这意味着应进一步提高我国上市公司在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时的股权激励水平,以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整体水平。(2)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提高股权激励水平能有效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效率。这进一步佐证了上述有关―应进一步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水平‖的研究结论。(3)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能显着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同时,提高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比例能显着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具体来看,高管激励比例与上市公司投资不足程度显着负相关,而与过度投资呈U型曲线关系,拐点位置为51%左右。但事实上,我国上市公司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数量占激励总量的比例平均只有27.37%,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这表明应进一步提高股权激励计划中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比例,但该比例也不易过高(超过51%),因为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比例过高将加剧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4)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的检验结果与上述检验结论保持一致,即提高股权激励水平能显着提升公司绩效水平,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效率。同时,提高股权激励计划中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比例,能显着抑制非效率投资水平,提高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但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比例不宜太高,因为过高的高管激励比例会导致更加严重的过度投资行为,并降低上市公司绩效水平。
周瑜胜[8]2015年在《公司控制权、流动性与并购绩效研究》文中提出并购是企业配置资源以分散风险、提升效率、增加价值、实现成长为目的的重要战略扩张行为。但并购绩效却具有波动性、周期性特征,引发并购绩效差异的因素可能来自内部,也可能来自外部,或者是来自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掀起了多轮并购浪潮。这些并购行为不仅促进了企业自身目标的实现,而且也促进了行业与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也是国家经济成长的重要方式。而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国企的公司制股份制、股权多元化、混合所有制等改革,以及中国经济快速成长与资本市场日渐成熟,涉及中国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每年达到数千起。特别是2005年至2006年中国资本市场开启了股权制度改革——将原来不能上市流通的国有股及法人股变成可上市交易的流通股,使得中国企业的并购数量出现了跃迁式增长,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数量为2087起,到2007年中国上市并购重组的数量达到4579起,数量上翻了一倍还多,现象背后的原因值得思考。中国资本市场股权制度改革,改变的是大股东的股份属性,由原来的非流通股成了可上市自由流动的流通股,股份性质的变化本质上改变了公司控制权状况及对大股东的激励,大股东的财富与经营绩效直接与股票市场表现相关联,大股东自身的利益对股票市场价格变得更具敏感性,大股东的经营绩效有了更快速直接的评价机制,这极大改变了大股东的行为。其次是占据了市场近叁分之二股权份额的大股东的股份变成流通股,给股票市场注入了数量巨大的可交易股票,增加了股票市场容量;再加上大股东对股票市场的重视,也激发了中小投资者参与股票市场投资的热情,大大增强了股票市场交易的活跃程度,使得股票市场流动性大大增强,所以随着2006年股权制度改革的基本完成,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数量出现了巨大的飞跃,特别是2006年及以后一些年份公司并购绩效也有了巨大的提升。这个异象背后有两股力量——公司控制权和流动性的作用不可忽视。但到底是什么力量推动了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数量与并购绩效的改变,是公司控制权状况的改变推动的,还是股票市场流动性增加驱动的,抑或是两者合力驱动的结果,现实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问题的视角。公司并购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扩张行为,其并购绩效的高低取决于选取合适的并购对象以及选取合适的并购时机。当可选的并购对象一定的情况下,并购对象选择的影响因素就取决于公司决策者,也即是公司控制权人或者说公司控制权状况,因此公司控制权状况会最终影响到并购绩效;而当公司控制权状况已定的情况下,并购绩效就取决于并购的时机选择了,最佳的并购时机的选择取决于市场交易的条件,好的市场交易条件是与公司永续发展以及业务结构适合的条件,好的条件是能减少并购交易成本和并购整合风险的条件,而这些条件与市场流动性密切相关,因此市场流动性会对并购绩效产生影响。本研究从影响并购对象选择的公司控制权因素,以及影响到并购时机的流动性因素进入来研究他们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获得的主要结论如下:1.实证研究表明公司并购绩效受到了公司控制权因素与流动性因素的影响。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在2006年的提升是与股权制度改革后公司控制权状况的改善与流动性的改善密切联系的。2.单纯考察公司控制权时,发现控制权中多个变量对公司的并购绩效产生明显的影响。首先是公司控制权中的大股东身份差异会给并购绩效带来差异,国家大股东对短期并购绩效的影响为负向,法人大股东对公司的短期并购绩效的影响为正向;在大股东的长期绩效影响上也有差异,国家大股东对长期并购绩效的影响不显着,法人大股东身份对长期并购绩效的影响为正向;其次,大股东的股权份额的增加会带来长期收购绩效的增加,但其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其叁,实际控制人身份也影响并购绩效,国家实际控制人和法人实际控制人对长期并购绩效产生显着的不利作用;其四,收购公司内对大股东的股权制衡程度能有效增加公司的长期并购绩效等。3.单纯考察流动性时,发现叁个层次流动性变量对并购绩效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一是货币市场的利率水平与公司并购绩效之间关系为负向关系,即利率高时,并购绩效就低;二是股票市场流动性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是正向的,即在股票市场流动性高时,公司并购绩效就高;叁是个股票流动性对并购公司的长期绩效的影响是负向,即单个股票流动性高时,其长期并购绩效就低。4.当共同考察控制权和流动性对并购绩效影响时,发现公司控制权与流动性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上存在交互性。公司控制权因素对个股流动性与并购绩效之间关系的调整不太显着,而流动性对公司控制权因素与并购绩效之间关系的调整比较显着。其一、当货币市场流动性低时,公司控制权的并购绩效效应越显着;其二、当市场流动性越高,公司控制权的并购绩效效应越显着。其叁、个股流动性对控制权与并购绩效之间关系的调整不显着。国内外学者在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上已经有比较丰富的积累,但其研究视角与研究框架与本研究是完全不同的。相比前人的研究,本研究的创新或贡献如下:1.考虑到控制权与流动性的交互性,本文构建了新的基于交互性的研究框架。在新框架中将控制权与流动性相结合起来研究其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并重点研究控制权与并购绩效的关系在流动性因素调整下的效应变化,获得有价值结论,在研究框架上有创新。并购绩效好坏与并购对象选择与并购时机选择相关,并购对象与并购时机可能会同时发生作用,因此公司控制权与流动性可能同时对并购绩效产生影响。同时考虑到公司控制权与流动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性,本文在对控制权与流动性变量交互性研究的基础上,设计公司控制权与流动性对并购绩效的共同影响模型,以及控制权因素在流动性因素调整下的并购绩效影响模型,从整合和交互的视角解释了公司并购的内部控制权配置因素与外部流动性因素合力作用于并购绩效的机制,这也是本研究创新之一。2.并购目标选择是影响并购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在不考虑到流动性因素的情况下,创新性引入并购目标决策的决定性因素公司控制权来展开研究,设计控制权描述变量,研究公司控制权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获得控制权对并购绩效影响的重要结论,扩展了绩效研究的范围。从理论上看,并购绩效的好坏取决于合适并购对象选择和合适并购时机的选择,本研究与其他分析并购对象方面的研究视角不同,是从并购对象选择决策的决策者角度进入、引入并设计了公司控制权复合变量,研究公司控制权因素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这是其他学者没有系统展开研究的视角。同时在对控制权变量的描述上充分考虑到了其复合性,采用了多个维度的变量来刻画公司控制权的特征与控制权结构,力求全面准确概括控制权的内涵,反映控制权本身的复合性,因此本研究在研究视角和变量选取上具有创新性。3.并购时机选择是影响并购绩效的重要因素,本文在不考虑到公司控制权的情况下,创新性将流动性作为一种影响并购时机的因素,设计叁个层次流动性、研究各层次流动性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获得流动性对并购绩效影响的重要结论,扩展了择时研究的内容。在并购对象确定的情况下,并购绩效的好坏与并购的时机选择有关,流动性作为一种并购交易条件会直接影响并购时机,从而影响并购绩效。因此本文选择从流动性角度研究其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共选取了宏观流动层次、市场流动层次和个股流动性层次等叁个层次的流动性分别来研究其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这种研究是前人很少系统进行的,这也是本研究的创新。4.研究相比同类研究选取了更长周期的样本,研究使用了2003—2013年的并购与财务数据,包含近10年的并购样本,更大规模的数据保证了研究结论的相对可靠性。
夏天[9]2016年在《管理防御、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文中指出我国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例如一些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形同虚设,监督约束职能的严重缺位,导致管理者的控制权不受约束,财务决策的制定不是依据公司的利益最大化来制定,而是依据管理者的个人偏好和个人利益而制定,决策的科学性、合理化程度大打折扣,最终导致企业的经营效率低下,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折射出管理者的管理防御行为特征。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决定了我国企业管理防御问题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董事会成员多数来源于控股股东,股权集中度较高；国家或法人股比例大,对管理者的监督处于弱势控制；监事会没有发挥有效的监督职能。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处于转型发展时期,企业同国家一样面临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严峻挑战,我国企业一直处于较低的负债水平和较低的盈利水平,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加深客观上驱动着管理者面临企业关键问题与突出矛盾时的防御行为。管理防御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以及环境因素的驱动性都将损害股东的利益,而资本结构作为利益相关者权利义务的集中反映,受公司治理结构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绩效。本文从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控制权理论引发的管理防御视角研究企业的资本结构及企业绩效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高阶管理理论认为,企业的管理者会影响企业战略的选择从而影响企业的绩效。资本结构是企业进行长期融资行为所积累的结果,而企业采取何种融资行为,即企业的融资决策权被紧握在管理者的手中。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认为,持股比例较低的管理者与股东二者间存在利益趋向相悖问题。信息不对称理论的观点认为,管理者相对于股东属于掌握企业优势信息的一方。管理者掌控着企业的经营决策权,其防御行为会影响企业财务战略的制定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现有文献在管理防御对资本结构和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方面,仅从人力资本特征和企业内部监督激励机制方面测量管理防御程度,进而研究其对资本结构和企业绩效的影响。而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经济环境日益动态复杂、市场竞争加剧这些因素都会驱动管理者的防御行为,从而影响资本结构和企业绩效。这一研究方向在一些学者的未来研究展望中提及,但并未展开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将管理防御划分为管理者特征、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市场环境叁个测量维度来研究其对资本结构和企业绩效的影响。根据以上思路,本文主要研究工作包括叁个方面：(1)将管理者特征、内部治理机制和市场环境作为管理防御的叁个测量维度,构建以资本结构为中介变量的管理防御、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据理论分析框架中叁个变量间的逻辑关系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2)进行实证研究设计。首先针对理论分析框架中的自变量、因变量、中介变量以及相关控制变量选取测量变量,并对各测量变量进行定义。从3个维度6个要素层面选取13个指标构建管理防御测度指标评价体系测度管理防御程度；选取资产负债率度量资本结构；综合考虑财务绩效与市场绩效,选取托宾Q值度量企业绩效。其次根据理论分析框架为后续实证分析构建叁组回归模型。最后选取研究样本,以2009-2013年为数据窗口,选择深、沪两市5年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经过筛选最终观测值为10177个,并从国泰安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中筛选并汇总财务、公司治理及宏观经济等相关数据。(3)对管理防御、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对各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观测其整体分布情况；其次将管理防御各测量变量与资本结构和企业绩效进行相关分析；第叁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管理防御对资本结构影响、管理防御对企业绩效影响和资本结构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假设；最后进行资本结构中介效应分析,本文对中介效应的检验采用分步回归分析法,在回归分析之前采用主成分分析对管理防御测量的要素层量化赋值,接下来再采用因子分析法对管理防御测量的维度层量化赋值,之后分别验证资本结构在管理者特征、内部治理机制和市场环境叁个测量维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四个主要研究结论：(1)管理防御对资本结构具有负向影响。管理者特征、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市场环境影响管理防御程度,管理防御程度越高,企业负债比率越低。(2)管理防御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管理者特征、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市场环境影响管理防御程度,管理防御程度越高,企业绩效越差。(3)资本结构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4)资本结构在管理防御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中介效应。资本结构在管理者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资本结构在内部治理机制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资本结构在市场环境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以管理防御影响因素为切入点,从管理者个人、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叁方面影响因素将管理防御测量维度划分为管理者特征、内部治理机制和市场环境叁个维度,选取反映管理者自身因素的年龄、性别、学历和反映管理者职业经历的任期和从业背景作为管理者特征维度的测量变量；选取反映企业激励机制的持股比例、薪酬和反映企业监督约束机制的董事会规模、两职设置、独立董事比例和转换工作成本作为内部治理机制维度的测量变量；选取反映宏观经济波动的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和反映外部市场竞争的超额主营业务利润率作为市场环境维度的测量变量。本研究将从3个维度、6个要素层面选取13项指标来对管理防御程度进行测量,综合考虑了管理者的自身因素和从业背景、管理者受监督约束和激励机制的影响以及处于转型经济时期经济环境和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从而更加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管理者的防御行为及其对资本结构和企业绩效的影响。以资本结构为中介变量,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模型,分别从管理防御的叁个测量维度来分析管理防御通过影响资本结构进而影响企业绩效。在验证资本结构的中介效应前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F模型对管理防御测量要素层进行量化赋值,其次再利用因子分析从要素中提取出主因子得分对管理防御叁个测量维度进行量化赋值,从而更加准确地验证资本结构在管理防御各测量维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这为企业绩效间接影响因素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路。
潘清[10]2010年在《中国国有企业控制权的权能配置研究》文中指出在现有关于制度赖以存在的微观机制的研究中,企业控制权配置研究尚未引起学人的高度关注。本文首先沿着“技术”与“制度”这两根脉络,分别就企业性质、企业的一般模型和企业规模的动态调整及其边界的确定进行解析,认为企业是一个“技术”与“制度”的框架,具有“物质”与“社会”两重性；企业规模的动态调整及其边界的确定,是由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和资产互补性状况所决定的。国有企业具有一般企业的基本属性,在给定技术条件下,企业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制度安排。其次,本文在归纳现有企业控制权的各种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对现实中的企业控制权的多层次与结构化现象进行了剖析,认为企业控制权实际是为了满足控制、治理和经营管理企业的需要,对企业可支配资源和财产做出相应决策的权利。围绕这一研究主题,笔者认为不仅要从企业控制权的权利来源多样性、权利配置可分割性及权利状态依存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更要从权利功能与作用的视角对企业控制权展开探究。作为权利配置的核心,企业控制权权能在本研究中被视为基本分析单元,并通过构建企业控制权的叁级权能结构,以实现与经典的公司治理理论在企业控制权配置研究上的对接。继之,本研究把企业控制权配置解说成企业控制权的权能配置,并对此概念展开了联系实际的分析。基于该解说,笔者根据权利来源、行权逻辑、权利分工、权利界区的划分及行权集中性的特征,将企业控制权视为叁级权能结构的框架,在联系公司治理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对控制权权能的有效分配与组合,及彼此关联、相互制衡的层级结构体系进行理论考察；在对企业控制权权能配置状态及其模式进行度量和表征的同时,应用企业生命周期与成长理论,基于企业成长的一般路径,对企业控制权权能配置的内在机理展开了分析。本文把“生产技术”与“市场条件”看成企业控制权权能配置的两个外生变量,将“股权结构”和“经营管理人力资本”看作控制权权能配置的两个内生变量。在给定“生产技术”与“市场条件”的前提下,分别就企业控制权权能配置取决于“股权结构”与“经营管理人力资本”,以及企业控制权权能配置模式由内外部机制和初始配置与动态调整相结合的复杂情形做出论证,并把该论证作为研究中国国有企业控制权权能配置的理论基础和分析依据。本文从外部市场环境、委托代理结构和企业目标效用与行为的视角,对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差异进行分析,对国有企业控制权权能配置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描述与评价；并针对经济转型与“后赶超战略”双重约束背景下的准公共产品、自然垄断、高新技术和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控制权权能配置进行研究,认为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控制权的权能配置应该遵循不同的路径,其分析结论如下：1、准公共产品部门国有企业的国有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因该类企业很难同时兼顾公益性与赢利性目标,因此,首先应从技术或产品供应主体对公益性与可竞争赢利性作出严格区分,再针对不同类型国有企业控制权权能进行最优的配置。2、自然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显着正相关,其他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也呈正相关关系；在其他股东构成中,法人股与机构股均与企业绩效显着正相关,自然人股与企业绩效负相关；而在高管形成机制方面,市场配置优于行政配置方式,“两职分离”将给企业绩效带来积极的正面效应。3、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国有企业中,人力资本具有内生性特征,高管持股作为一种有效的激励手段,其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显着正相关,但这种相关性关系在自然垄断行业国有企业中却不成立,这说明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地位的实现是与产业特征相关联的。4、在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负相关,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则与企业绩效正相关。据此,我们认为上述诸种相关性关系是研究国有企业控制权权能配置的分析基点。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结合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调整战略取向,根据产业的生产技术与市场条件的基本特征,对应上市公司的行业分类,在国有企业总样本组的基础上,将国有企业划分为自然垄断、高新技术与竞争性行业叁个细分样本组,通过构建线性多元回归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分别对上述样本组进行检验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经验分析对上述相关性关系的检验具有一定的置信度,根据这一分析结果,我们针对国有企业控制权权能配置模式的改进与优化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在政策建议、对策和措施方面,走向有实证研究支撑的规范性分析。
参考文献：
[1]. 国企高管创新协同激励论[D]. 翟文华. 吉林大学. 2017
[2]. 终极控制人、负债融资与公司绩效[D]. 王希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6
[3]. 大股东减持解禁股与公司控制权结构关系实证研究[D]. 高彭冲. 浙江大学. 2008
[4]. 基于不同上市方式的两类民营上市公司多元化价值研究[D]. 孟丁. 武汉大学. 2010
[5]. 超额控制权、投资者法律保护与企业绩效[D]. 戚文举. 浙江大学. 2011
[6]. 控制权配置对企业R&D投资行为的影响[D]. 李益娟. 苏州大学. 2016
[7].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D]. 李连伟. 吉林大学. 2017
[8]. 公司控制权、流动性与并购绩效研究[D]. 周瑜胜. 华南理工大学. 2015
[9]. 管理防御、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D]. 夏天. 辽宁大学. 2016
[10]. 中国国有企业控制权的权能配置研究[D]. 潘清. 浙江工商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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