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燕[1]2006年在《小品文文体辨说》文中研究说明文章在辨体的基础上,以体裁的规范、语体的匹配、风格的追求这形成文体的叁个层面为论述的内在逻辑顺序,通过对现代小品文文体理论的探讨界定小品文:小品文文体已发展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文体,它是在杂文、随笔等散文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灵动个性、智慧和精微特质的优美文体。
周晓燕[2]2004年在《小品文文体辨说》文中指出在文学史上一直处于“点心”似地位的小品文，一直鲜少有人从文体角度对其作系统性的研究。然而，对小品文文体理论进行整理和研究是必要的，也是有价值的。本文就这片被扩张了的小品文的领地展开思考，分叁个部分，探讨小品文的文体特质。 “小品文”的过于广义化、扩大化致使它失去了文体特质的规定性，从而产生了模糊性。这种将小品文的疆域无限扩张的做法势必引发创作的混乱，影响小品文的健康发展。 小品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它与杂文、随笔既互相联系又互有区别。形制短小、智慧以及创作者所拥有的自由心态是这叁种文体的共同点。然而，小品文与带有政治性、社会性短评性质的杂文相比，小品文往往表现一些小题材、小意趣，它创造出的是充满生活情趣、冲淡平和的自由语体，并最终达到了优美的至高境界。 小品文文体的界定过程，首先结合了形成文体的基础理论和阅读实践，试探性地提出作者的观点，即有关小品文诸多的文体特质的归纳。然后，以体裁的规范、语体的匹配、风格的追求这叁个层面为论述的内在逻辑顺序，通过对现代小品文文体理论的检讨、小品文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当今小品文创作的一个误区的探讨印证了小品文文体已发展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文体，它是在杂文，随笔等散文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灵动个性、智慧和精微特质的优美文体。
周晓燕[3]2008年在《对现代小品文的生态价值思考》文中研究说明对小品文文体的生态价值进行补充论述,从表层看,提升和完善了小品文的文体价值,其实质是在生态文艺学的层面上体现了小品文文体在精神生态领域、乃至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中独特的生态学价值。
张世磊[4]2017年在《屈原辞文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屈原辞文体研究是从文体学视角出发研究屈原辞。通过对屈原所处战国时代主要文体生成方式的研究,得出那一时期的文体内涵至少包括两个方面:文章之体类与文本之体征。所谓文章之体类,是指文章类别,诸如诰、盟、诗、赋、小说等等,它们有各自不同的生成环境,并承担相应的文体功能;所谓文本之体征,是指某一文类下的文章文本所具有的特征,包括语言、句式、文本结构等等,如史传体、问对体、庄子寓言体等等,又如诗体下的四言体、五言体、七言体、歌行体等。建立在对文体内涵的这一理解上,从文章体类上讲,屈原辞包括两大文类,即诗体与赋体。因为屈原辞中,同一文类下的篇章又存在文本体征上的差别,这在诗体一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就需要对屈原辞各文类下的具体篇章从文本体征上进行再分辨。屈辞诗体中,《离骚》篇中的抒情主人公不能直接看作是屈原,而是屈原有意设置的一个"人物"形象,因其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上,且能降神迎神,可以确定是一位神巫形象。《离骚》的创作是屈原托言于巫口,让神巫替自己说话表达,据此可视《离骚》为托言体诗。《天问》是屈原疏放汉北时所作,屈原于汉北观楚先王宗庙训政壁画,睹画兴怀,依图而作《天问》。壁画的顺序,大体决定了《天问》的内容与写作顺序,《天问》的主题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壁画的内容思想。而一幅幅壁画的独立性,也决定了《天问》的写作不同于中西方的史诗,而是一句、两句或几句一事。可以说《天问》的创作开绘画向文体转化之先河,可认定为题画体。《九章》的创作开后世"九体"创作之先,以九个章节合为一个整体,以"九"命篇,体式独特。其中《橘颂》与《九章》其它篇章在体式上又有明显不同,《橘颂》承袭古颂体颂美传统而来,是颂体的变体。屈原《九歌》改作于南楚沅湘巫祭乐歌,经过屈原改作后,《九歌》着上了文人的艺术思维,虽然仍是用于歌唱的乐歌,但就大的文类上讲,属于诗体这一类,毕竟歌与诗很早就实现了合流。但从具体诗篇文本上看,《九歌》仍有其特殊性,不同于《离骚》《九章》与《天问》。就《九歌》中的单篇而言,除《东皇太一》《国殇》《礼魂》外,其余篇章皆存在对唱的艺术结构,这是巫祭乐歌艺术在屈原《九歌》中的存留,这些篇章的舞台表演因素依旧显着,与戏剧存在相似性,可将其称为剧体歌。而从《九歌》整体上看,十一篇《九歌》结构完整,有屈原自己的编排构思在,联系在一起如同一成成上演的乐章,而且《九歌》篇章也确实带有音乐性,所以十一篇《九歌》可视作乐章体。屈辞赋体中,《卜居》《渔父》虚设问对以明志刺时,开问对驳难赋体之先;《招魂》中对楚美的描写,宏大瑰丽,语辞精美,奠定了状物骋辞大赋的书写基础。刘勰言"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势"就是风格,不同的文体会表现出不同的风格。但是因文体的选择源于情感意志表达的需要,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文体风格的形成还当源于文本中情感的积淀。《离骚》《九章》积淀为悲怨、风骨的风格特征;《天问》表现出激愤、警策的风格特征;《九歌》表现出凄婉缠绵的风格特征。屈原辞情感饱满,悲郁感人,言辞精美,恢弘瑰丽,其文体样式在后世被广泛继承和模仿,影响了后世文学文体写作,其中对赋体文学创作的影响尤为明显。在结构上,本文主要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和屈原辞文体研究现状及所存在的问题的论述。第一章,具体论述战国历史语境中文体的生成形式及其内涵,明确本文所用文体的概念内涵。第二章,依据屈原辞文本特征、创作目的及创作艺术构思,划分屈原辞文体类别,分诗体与赋体两大类。第叁章,依据各篇章文本体征的不同,对诗体文类下的具体篇章进行再分辨,将《离骚》认定为托言体诗,将《天问》认定为题画体诗,将《九章》认定为"九体"组诗。将《九歌》中的《东君》《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湘君》《湘夫人》《山鬼》《河伯》认定为剧体歌;整体十一章《九歌》看作是乐章体歌。第四章,对屈辞赋体进行再分辨,将《卜居》《渔父》认定为问对体言志明理赋,将《招魂》认定为是状物骋辞大赋。第五章,对屈原辞文体风格进行论析,不同的体式会形成不同的风格,而体式的不同又源于情感表达的需要,《离骚》《九章》表现为悲怨、风骨的风格特征;《天问》表现出激愤、警策的风格特征;《九歌》则表现为凄婉缠绵的风格特征。第六章,论述屈辞文体在后世的流变与影响。
陈文辉[5]2011年在《传统文化对周作人的影响以及周作人的道路》文中提出本论文通过对周作人早期阅读活动的调查,试图寻找传统文化影响周作人思想、文章与人生道路抉择的内在理路并加以描述。论文大致以周作人“儒释道思想”、“个人主义”和“民族情感”的发展变化为线索,将其从出生到抗战结束(1885—1945)划分为五个时期进行论述。第一章考察周作人求学时期(1885—1911)“儒家为体,杂览为用”思想机制的形成及其对接受外来思想的制约。第二章考察归国乡居时期(1911—1917)的周作人,重新建立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一度沉湎于“故书”和“旧梦”之中,随后因其所属的士大夫家族在乡村社会的没落,他被迫再度出走,到现代都市寻找出路。第叁章考察参与新文化运动时期(1917—1926)的周作人,在激烈言论所表达的温和的改良主义思想,以及在文艺活动上的表现。他此前用来寄托思古幽情的文化人类学转化为批判的武器,在“文明一野蛮”理念的观照之下,古风成为蛮风,传统文化被全盘否定。随后“五四”运动中群众力量兴起,周作人因为“惧乱”,思想由激进转为保守。他通过对道家与道教、儒家与儒教的区别,古昔儒家与古希腊文明的比附,向传统回归。传统观念被重新阐释,成为周作人改造社会的“空想”。第四章考察寻找新文学源流(1922—1933)的周作人,传统文化成为他的创作资源。由于受到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变迁的制约,周作人数次重排传统散文作家的谱系,经历了从推崇晚明小品到重视清代学者之文的变化。第五章考察躲进传统影子里(1933—1945)的周作人,在这一时期中,传统文化成为他的护身符。由于痛感于明朝亡国历史的重演,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产生共鸣,周作人由颜李学派与刘献庭等人对重气节而轻事功倾向的抨击,转而构建“疾虚妄,重情理”的“王充一李贽一俞正燮”叁贤谱系,为他放弃民族与国家的“匹夫之责”,专事明哲保身,苟全性命于乱世寻找行为依据。因此之故,周作人还与形儒实道,儒隐一家的道家思想接近,旷世相感。在前述思想的自我说服之下,周作人最终迈出了与敌合作的一步。随后为了缓解附逆事敌带来的内外部压力,周作人此时真正地倡导颜李学派的事功主义为自己开脱。通过这种实证考察,作者期待能够发现更多的曾被遗忘或忽视的历史信息,对以往的概观式或印象记的研究状态有所改进,从而加深人们对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的认识,为当代中国如何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提供借鉴。
王霄[6]2013年在《《小窗幽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小窗幽记》的作者争议及编纂原则、《小窗幽记》的文化内涵、《小窗幽记》与晚明小品文这叁个方面对《小窗幽记》一书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首先，在《小窗幽记》的作者争议上，本文在介绍学界对于《小窗幽记》与陈继儒、陆绍珩、吴从先叁人的关系研究的同时，大胆提出《小窗幽记》一书可能是伪书的结论。就其内容而言，《小窗幽记》的本来面目可能是陆绍珩的《醉古堂剑扫》，就其书名而言，《小窗幽记》是后世书商参考吴从先的“小窗四纪”，并以陈继儒之名冠之的结果。同时，本文还关注了《小窗幽记》的编纂原则，认为《小窗幽记》在编纂的过程中以“集芳为美”和“万取一收”为原则，使得全书既内容丰富又主旨鲜明。其次，本文主要探讨《小窗幽记》的文化内涵，《小窗幽记》虽然不是陈继儒所撰，却与其有着莫大的关系，本该是幽人隐士的陈继儒却成为晚明山人群体的代表，反映出了儒释道叁教融通对于士人的影响。作为一部清言小品，本文还从素以为绚、真与趣游、风趣刚柔叁个方面大致概括出《小窗幽记》整体的美学风格，素与奢相对、与艳相对，是全书的基调，对真与趣的追求则是有明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点，刚柔并济的文风使得《小窗幽记》彰显伊人之姿的同时又颇有风骨。另外，本文重点关注了《小窗幽记》的《奇》、《情》两卷，提出“尊情”与“尚奇”是晚明时期主要的审美观念，对文学创作和社会风气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最后，《小窗幽记》的出现无疑是晚明文学新变的一种表现，反映出了市民文艺的兴盛与正统诗文的衰落，小品文的兴盛可以说是晚明文坛的一丝文艺曙光，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体制新颖，虽不是文学的主力，却也是以旁敲侧击的方法来破坏旧的社会秩序。
周翔飞[7]2017年在《公安叁袁散文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公安叁袁的散文为研究对象,结合叁袁生平与思想,从文体学、美学、文化学等多维视角切入,对叁袁散文进行整体考察和比较分析,发掘叁袁散文创作与其文学理论之间的密切关系,探讨叁袁散文创作的丰富内容及复杂发展过程,揭示叁袁散文的艺术特点、审美风貌、文化内涵及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本文主体研究内容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叁章主要论述公安派形成发展的时代与文化背景,叁袁的人生历程与思想变化,以及叁袁在公安派文学思想建设上的贡献。第一章,论述晚明公安派勃兴的时代背景及原因。考察一个文学流派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应当观照其产生、兴盛及衰退的全过程,最客观的角度应是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的多维空间中。因此,探讨公安派当然也不能脱离晚明风雨飘摇、动荡离乱的时代环境,本文力图在其生存发展的历史坐标中还原其勃兴的真实面貌,讨论公安派在社会文化、学术思潮、文学发展史上的基本定位。第二章,论述公安叁袁的仕隐、交游与心路历程。地域与家世是叁袁最初的文化滋养,对叁袁思想与成长产生重要的影响。叁袁昆仲通过科举走入仕途,进而走入文化的中心圈,终创公安派之盛名。以《骚》《庄》为内核的楚文化的血脉,同样深层次影响着公安叁袁的人格精神,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叁袁由于性格及经历的差别,在处理仕与隐的矛盾时选择了不同路径:袁宗道期冀寄借佛禅从精神上自我超越;袁宏道在仕与隐中自在切换;袁中道早期是欲仕而不得,晚期则无心仕途。结社与交游活动,不仅影响到叁袁学术思想的形成与人生道路的选择,而且对公安派的发展壮大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第叁章,论述叁袁文学思想的交互影响与修正。公安叁袁是一个整体,其文学思想的正是在对复古潮流的反拨中逐渐形成的,经历了一个渐变的、不断修正的过程。总体而言,通变观是叁袁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信腕”“信口”说是其文学理论的表达路径;“尚趣”与“尚淡”是叁袁文学理论的审美取向。在公安派肇起、发展、高潮、衰微的整个过程中,叁袁昆仲对公安派文学理论的建设上各自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叁袁的文学理论既交互影响,又相互补益,体现出较之其他文学流派成员间更加凝聚的坚定性。下编共四章,主要探讨公安叁袁的散文创作。叁袁的散文体裁多样,为论述的方便,本文试从山水游记、人物传记、尺牍与序体文四个方面进行论述,虽不能涵盖叁袁散文创作的全部,亦可大体体现其散文创作的总体风貌和艺术特色。第四章,论述叁袁的山水游记。叁袁的山水游记写作始终努力践行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前人游记比德山水的审美范式,极大消解了山水寄情、言志、托物的表达结构,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叁袁将主体的“至情与纯真”寓于山水之中,体现出直遇与直寄的高度统一;以禅观山水的审美方式,表达主体性灵的山水之“悟”;审美趣味的“多元与偏好”,由绚丽转向追求质朴平淡之美。叁袁在审美趣尚与艺术表现上体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同时又因其人生阅历、性格精神以及学术思想的差异而展现出不同的特点。第五章,论述叁袁的人物传记。叁袁的人物传记写作亦充分体现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在继承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探索。叁袁的传记文更多地关注传主的真性情,个性自由和欲望追求,反映出晚明心学思潮背景下的对人性自由的讴歌和赞扬;更加突出平民的主体地位,描写市井细民寻常琐事,传达小人物的世俗情感与高尚美德,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韩、柳传记文借平民而讽喻的传统;更加重视人物精神世界的刻画,善于细腻刻画传主的生活细节来展现其精神风貌,人物形象更加丰满、鲜活,达到传其神韵的艺术效果。叁袁的传记文富有时代气息,语言平实通俗,体现出明显的世俗化审美取向。第六章,论述叁袁的尺牍。叁袁的尺牍真实地展现了各自的生存环境与心路历程,为更准确地把握叁袁的人生态度、学术思想以及审美趣尚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视角;叁袁的尺牍也较全面展现了叁袁的交游网络,不仅可以窥见叁袁思想形成的脉络,还可以考证公安派由兴盛至衰微的流变过程。叁袁尺牍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与审美价值。叁袁的尺牍以其多样的述评方式,丰富的评论内容,博大精深的内涵传达自己的文学观念,对公安派的形成起到重要的凝聚作用。叁袁将尺牍从应用性极强的文体中解脱出来,转向情感的抒写,使其具备文学抒情特质,表现出特殊的审美价值,有着革新意义的贡献。叁袁的尺牍不仅内容率真自然,其形式亦不限于一格,随文变态、婉转赋形,在笔法、章法上臻于妙境。第七章,论述叁袁的序体文。叁袁序体文主要有书序、赠序、寿序叁类,书序比较集中地反映叁袁的文学观念和审美情趣,有的书序本身就是语言隽永、骈散间行、富有情韵的小品文;其赠序、寿序创作,已经打破传统模式,重在写人、叙事,将抒情、说理融为一体。叁袁序体文表现的范围极为广泛,涉及文学、艺术、生活、世事、文人雅趣、记游出行、宗教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叁袁在序体文创作上往往交错使用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等各种表达方式,综合运用比喻、对比、排比、反问等多种表现手法,且能将其融为一炉,充分利用各种艺术表现手法的优点,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王佳琴[8]2018年在《“五四”文学语言变革与散文的现代转型——以“腔调”为中心的讨论》文中研究指明汉语独特的四声音调造就了古典散文抑扬顿挫的声音美学,但过度注重声音则容易导致腔调。腔调和内容空洞有关,但是与所使用的文学语言存在不可忽视的关联。相对于白话,文言更具有助长和导向腔调形式主义的倾向。现代白话代替文言的文学语言变革可以祛除古典散文中的腔调,当一个话语主体不再在一种陈旧"腔调"的影子里作着艰难但注定失败的言说搏斗,而是带着全新的、个人的、自由的语调开始表达时,一种新的散文便由此诞生了。文学语言变革及其对腔调的革除是理解散文文体现代转型的重要视角。
唐婷[9]2016年在《唐代《诗》学与诗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诗经》研究围绕“经学”与“文学”两大命题,展开了无数次讨论。但直接涉及《诗》学研究对诗学发展变革之影响的却并不多见。然而无论是从《诗》学研究的角度,还是从诗学研究的角度,都避不开二者紧密关联的事实。故本文以唐代《诗》学研究与诗学变革为考察对象,对此论题作一探讨。以历史进程为轴,全文按四部分展开论述,初、盛唐时,以《毛诗正义》为代表,此时《诗》学研究最典型的特征是对汉代“兴喻”说《诗》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兴喻”说《诗》旨在阐述《诗》中鸟兽、草木、虫鱼的喻示意义,是汉代经学家为了挖掘《诗》关涉人伦道德的政教意义,而特别标出的一种解经方式。此解经方式是以“礼”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产物,《正义》继承发扬“兴喻”说诗,正是出于对此意识形态的认同。在“兴喻”说《诗》的基础上,《正义》提出了“兴必取象”与“诗缘政作”两大命题,前者直接启发了殷璠“兴象”论的提出,构筑了唐诗(尤其盛唐诗)格高调远的精神气质,对明清诗歌美学的建设也有重要作用；后者“诗缘政作”,乃是继“诗言志”、“诗缘情”后,诗学历史上所出现的第叁大诗学命题。其以“言志”论为基础,抛开诗歌与诗人情感的联系,直接宣称诗歌要以政教为主要内容,为初唐诗学革新齐梁绮靡诗风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是之后唐代诗歌发展的核心理论之一。中唐时,经安史之乱,劫后余生的唐王朝表达出欲重建儒学的意愿,鼓励了以施士匄为代表的文人儒士对经典的整理与再思考。施士匄说《诗》,从“情理”出发,敢于否定毛、郑旧说,开启了从“兴喻”转向“情理”的说《诗》路径。这是中唐《诗》学变奏的第一个声音。继施士匄之后,韩愈一出即要颠覆“子夏作《序》”,将汉唐以来一直奉为圭皋的“子夏作”拉下神坛,如此,《诗序》的权威地位开始动摇,建立其上的“政教说”也开始受到质疑,这可以说是《诗经》汉学走向《诗经》宋学最重要的转捩点,宋代《诗》学正是根据韩愈的“子夏不序《诗》”,形成了“守序”与“反序”两大对立的《诗》学阵营,宋代《诗》学的整体格局便由此确立。然就唐代的《诗》学主流而言,这些变奏动向不过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在当时形成更大的反响。此时《诗》学研究的主流仍然坚守着汉代“政教说”的传统。即如,学者们针对科举考试偏重“诗赋”以致于诗风绮靡的弊端,提出要回到《诗经》,致使“诗教说”再次兴起；又如权德舆《明经策问》对《毛诗》的考察,务在强调《诗经》结集、编排、命篇中的微言大义,也是出于对“诗教说”的重视；再者,白居易在《策林》中大谈“讽谕教化”,并创作了大量“惟歌生民病”的“讽谕诗”,这都是中唐《诗》学延续传统《诗》学的说明,因此,中唐《诗》学基本上仍以坚持传统为主。至晚唐,时世乱离、政局板荡,此时诗学理论不再像中唐那样高蹈政教,而是转向对“人情”的关注。此时产生了大量“诗格”、“诗式”类着作,呈现出要解构传统诗学“政教”意味的发展趋势。如“诗格”对“六义”的重新定义,使“六义”成为诗歌创作中的六种技法,务在涤除附加其上的政教意义；又如以“人情”来阐释“比兴”,表明晚唐诗学对“人情”的青睐。以上表明,此时诗学谱系已由《诗》转轨入《骚》,这正契合了在无可救药的社会背景下,大部分文人儒士的创作心理。如晚唐前期,以李商隐、杜牧为代表,主张“反道缘情”的创作观念；后期,以皮日休、陆龟蒙为代表,祖述“诗教”,实尚“楚骚”,整个晚唐文学的发展特征是,在儒家传统观念的遮掩下,宣扬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这便印证了晚唐诗学谱系“由《诗》入《骚》”的事实。籍以上论述,表明唐代《诗》学由继承汉代“兴喻”说《诗》的传统,走向以“情理”说《诗》,《诗》学研究经历了从“礼”到“理”的变奏,直接启发了宋代《诗》学的形成。与之相关,唐代诗学则表现出由《诗》入《骚》的转轨迹象,晚唐时诗学理论不再强调政教,而是关注人情,正是出于对“楚骚”的崇尚。由此,我们认为《诗经》研究应跨出“经学”与“文学”非黑即白的论争,《诗》作为“诗”也作为“经”,在诗学的发展变革中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同时,诗学发展也为《诗经》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材料,二者紧密相关,是《诗》学研究与诗学研究都不应忽视的内容。
李翠[10]2011年在《论袁宏道文学思想中的自然观》文中指出袁宏道的文学思想在晚明的文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受到老庄的自然人性论和李贽的“童心说”的影响,在前后期的诗文中明显表现出对自然的执着追求。本文通过对其文学思想中自然观的梳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清明末文学理论家对于文学的独特看法,更好地促进古代文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全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追溯了从先秦至魏晋时期自然观的嬗变过程,论述了袁宏道自然观产生的背景以及特点。第二章具体分析袁宏道诗文中自然观的理论内涵。袁宏道从老庄和李贽的自然论出发结合文学创作,为他诗文革新思想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使袁宏道在山水、情感、文学创作等内容上不懈地追求文学表现的自然。第叁章主要探讨了袁宏道文学思想中自然观的审美特色。出于对表现自然的追求,袁宏道对于真、趣、韵、淡、质等美学范畴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理解,这也是他的文论思想中自然观的创新性所在。第四章论述了袁宏道文学思想中自然观对后世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小品文文体辨说[J]. 周晓燕.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
[2]. 小品文文体辨说[D]. 周晓燕. 苏州大学. 2004
[3]. 对现代小品文的生态价值思考[J]. 周晓燕.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8
[4]. 屈原辞文体研究[D]. 张世磊. 山东大学. 2017
[5]. 传统文化对周作人的影响以及周作人的道路[D]. 陈文辉. 复旦大学. 2011
[6]. 《小窗幽记》研究[D]. 王霄.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7]. 公安叁袁散文研究[D]. 周翔飞. 安徽师范大学. 2017
[8]. “五四”文学语言变革与散文的现代转型——以“腔调”为中心的讨论[J]. 王佳琴. 东吴学术. 2018
[9]. 唐代《诗》学与诗学[D]. 唐婷. 山西大学. 2016
[10]. 论袁宏道文学思想中的自然观[D]. 李翠. 苏州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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