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树宇[1]2003年在《税收因素对上市公司融资决策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研究我国税收制度对上市公司融资决策的影响。本文首先对融资结构的相关理论和国内外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实证分析成果进行介绍，利用经济博弈论的工具对融资过程中企业和政府双方就企业的税收筹划行为所展开的双人博弈进行分析，从企业税收筹划的角度出发证明企业最佳融资结构的存在。引用税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分析得出在我国的现行税制下上市公司将倾向于股权融资，然后对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进行统计分析，证实我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强烈的股权融资倾向，最后根据理论和统计分析的结果对我国金融税收制度提出改进建议。
丛丹[2]2012年在《我国企业融资决策的税收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企业从诞生到成长,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资金对于企业如同血液对于人体,是企业持续经营和发展的原动力和直接保障,不论企业规模的大小,也不论企业经营的效益如何,对资金的渴求是一样的,因此,在实际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如何筹集资金成为摆在企业经营决策者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融资作为企业财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为企业的持续经营提供资金保障,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经营效率,对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企业的融资模式由过去单一的财政注入和银行贷款模式逐渐转变为现代多元化的市场直接融资模式。融资模式的转变、融资渠道的拓宽要求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必须权衡利弊,做出合理的决策。影响企业融资决策的因素很多,不仅包括企业自身的内部因素,也包括企业的外部因素。在诸多的外部影响因素中,税收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国家以一定的财政收入为基础行使其职能,税收是其取得财政收入的重要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国家存在,税收不可避免。税收是联系国家与企业之间的重要纽带,也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所以,在企业做出融资决策的过程中,税收因素应该是其考虑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税收之所以能对企业的融资决策产生影响,是由于税收的非中性。从企业所得税方面来说,企业通过负债融资产生的利息,被当作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允许税前扣除,这样相对于无负债经营企业可以少纳所得税,获得税收上的好处。而相对负债融资,企业进行股权融资分配给股东的股利则必须要在缴纳完企业所得税之后才能发放,企业并不能获得税收上的利益。可以说由于税法存在,使得股东和债券人的地位非平等,债权人受到相对“优待”,而股东受到相对“歧视”。从个人所得税方面来说,由于政府对个人所得税款的征收,股东从企业获得的股利和债权人从企业获得的利息收入都必须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使得企业支付给股东的股利和支付给债券人的利息并不等于他们的实际所得,如果股利的所得税和利息的所得税在税率上存在差异,那么股东和债权人对于企业价值的评估就会存在差异,其要求的报酬率就会不同,企业进行权益融资和负债融资的资本成本也会产生差异。国外学者对于税收与企业融资决策相关问题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8年,Modigliani和Miller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一文,开启企业融资理论的新篇章。经过严密的推导,他们得出在完全竞争市场、无税收、无交易成本等条件下,公司的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无关的结论,也就是说公司采取何种方式融资并不影响公司的价值,这个理论被称为MM理论。MM理论的重要假设之一是不存在税收,而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是普遍存在的,这使得MM理论与现实情况相违背。随后,Modigliani和Miller在1963年发表《公司所得税与资本成本》一文,将企业所得税纳入MM模型,却得出了与MM理论完全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在企业所得税存在的条件下,有负债企业的企业价值会超过无负债企业的企业价值,也就是说在企业所得税存在的条件下,企业应该采用100%负债筹资的策略。在这之后,国外众多学者以此为契机,对税收与企业融资决策的关系问题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外学者对税收与企业融资决策相关性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其形成的理论较为完善,相关的实证研究成果也很丰富,但在诸如税收是否影响融资决策、如何测度税收与融资决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仍未得出一致的结论。究竟我国企业在进行融资决策过程中是否会考虑到税收因素的影响?税收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融资决策?在我国税收制度背景下得出的结论与国外已有的研究结论之间会存在怎样的差异?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促成了本文的写作。本文以我国的税收制度为背景,研究税收与我国企业融资决策的相关性问题,从理论上分析税收与企业融资决策之间的关系,并利用实证分析加以验证,同时对我国税收政策的制定和金融市场的完善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部分,对本文研究的背景及动机、研究的意义、研究的思路以及研究的创新之处做了详细的介绍。第二章对国内外关于税收与融资决策关系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并做了简要的评述,从总体上把握目前该领域研究的动向以及待解决的问题,为本文的写作提供思路。第叁章为企业融资决策过程中税收效应理论分析,首先对融资和税收效应的概念做了界定；其次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方面论述了税收对企业融资决策的作用机理；最后结合我国的所得税制度,对MM定理、Miller模型和权衡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介绍。第四章是对企业融资决策过程中税收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根据权衡理论,企业在融资决策过程中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某些因素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融资决策过程中税收效应的作用,因此,本章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第五章为本文的实证设计部分,本文选取2005-2010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有息负债率为被解释变量,以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边际税率为解释变量,检验边际税率与企业有息负债率的相关性。同时本文以2008年“两税合一”为契机,对模型进行分时期回归,以考察所得税税率变化前后企业边际税率对有息负债率显着性水平的变化。另外,本文还对我国上市公司负债融资利用程度做了初步的统计分析。第六章为结论和建议。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如下：(1)从对沪市A股上市公司2005-2010年的3429个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边际税率对企业有息负债率在1%的水平上显着正相关,并且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显示,加入边际税率变量的模型拟合程度更好,表明税收确实会对上市公司的融资决策产生影响,是上市公司进行融资决策时考虑的诸多因素之一。(2)边际税率与实际税率描述性统计的结果显示,边际税率极大值与极小值之差为0.33,标准差为0.1143,实际税率极大值与极小值之差为1.05,标准差为0.1659,表明边际税率较实际税率来说比较稳定,实证对比的结果也显示较实际税率来说,边际税率对企业有息负债率有较强的解释力。(3)2008年我国施行了“两税合一”,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由原先的33%下降为25%,通过对2005-2007年和2009-2010年分时期回归的结果发现,“两税合一”前后边际税率对上市公司有息负债率均有显着的影响,只是2005-2007年期间边际税率显着性水平更高。这表明尽管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在2008年之后有所下降,但上市公司仍旧将税收因素纳入融资决策的权衡因素之中。(4)从回归的结果中可以看出,不仅是边际税率对公司有息负债率有显着的影响,总资产的对数、固定资产的比例、无形资产的比例、总资产报酬率等均对公司的有息负债率有显着的影响。表明影响上市公司融资决策的因素很多,不但是税收因素,公司的规模、盈利能力、现金的流动性等都会影响到公司的融资决策,但回归的结果未发现非负债税盾对负债税盾的替代作用。(5)从对上市公司负债融资利用程度分析的结果来看,我国上市公司2005-2010年负债税盾拐点均值为18.27,远高于美国上市公司负债税盾拐点,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利用负债融资偏于保守,并没有充分利用负债融资带来的税收上的利益。本文具备以下几点创新：第一,理论分析部分,本文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方面对税收影响企业融资决策的机理做了分析。目前国内学者主要是对企业所得税与融资决策的关系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很少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同时,本文将税收效应划分为负债税收效应和非负债税收效应,不局限于对企业融资决策过程中负债税收效应的研究,还对非负债税收因素做了分析。第二,目前我国实证研究方面大部分选择实际税率作为税收代理变量,本文在实证分析的过程中采用了对比分析的方法,对边际税率和实际税率分别做了回归分析,考察边际税率在测度企业融资决策问题上较实际税率是否更具有解释力。第叁,本文以2008年“两税合一”为契机,对模型进行分时期回归,以考察企业所得税税率变化前后企业边际税率对有息负债率显着性水平的变化。另外,本文在数据的选择方面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均收集最新的数据加以分析计算。
车菲[3]2013年在《税收负担、融资决策与企业价值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税收制度的不断完善,税收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利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企业决策体系中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正如Miller(1988)在《MM定理叁十年》一文中所说的：“美国的税收体系是对众多企业决策影响深远的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对MM理论所涉及的那些类型的财务决策的影响。就这个原因来说,税收因素在财务领域里永远是鹤立鸡群的。”然而,税收如何影响融资决策,融资决策又是如何影响企业价值的,这些问题自从MM定理产生以来历久弥新且尚未达成共识。论文在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总结和吸收的基础上,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税收负担进行了更为科学的计算,对税收负担、融资决策和企业价值叁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建立了统一的研究框架,并进行了充分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以期为经典资本结构理论及其相关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提供进一步的经验证据,试图对资本结构理论及其相关理论的研究做一些有益的补充。论文采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税收负担、融资决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论文共分为五部分,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是问题的提出,文章研究的起点。包括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等问题,是为论文以后各章节的研究提出一个逻辑分析框架,确立一个研究体系。第二部分是研究的理论基础,为论文研究的理论起点。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对税收负担、融资决策与企业价值叁者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二是分别对税收负担、融资决策和企业价值的基础理论进行了阐述。通过该部分的梳理、分析和总结,为文章的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第叁部分是税收负担、融资决策与企业价值叁者逻辑关系的理论分析。该部分内容首先阐述了税收负担影响融资决策的理论分析框架。按照以下叁条主要路径进行了理论分析：第一,税收负担影响企业的债务融资；第二,税收负担影响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第叁,税收负担影响税收利益与破产成本的权衡进而影响融资决策。其次,阐述了融资决策影响企业价值的理论分析框架。按照以下五条主要路径进行了理论分析：第一,债务融资通过其产生的税盾价值影响企业价值；第二,债务融资通过其公司治理效应影响企业价值；第叁,债务融资与税收负担的交互效应影响企业价值；第四,股权融资通过股权价值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第五,股权融资通过股权结构影响公司治理,进而影响企业价值。最后,阐述了税收负担通过融资决策影响企业价值,即融资决策中介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按照以下两条主要路径进行了理论分析：第一,税收负担通过债务融资影响企业价值；第二税收负担通过资本结构影响企业价值。第四部分是实证研究。在第叁部分构建的税收负担与融资决策、融资决策与企业价值、以及融资决策中介效应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明确了实证研究的分析框架和内容。根据研究需要,建立了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混合效应回归模型,Logit回归模型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了实证结论。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启示与局限性。依据上述理论分析与实证结论,总结全文的研究结论及研究启示,指出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研究重点。通过论文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税收负担、破产成本均对企业的融资决策产生显着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企业的税收负担越重,越倾向于选择债务融资；企业税收负担越重,企业会倾向于调增其债务比例,其债务融资率也越高；企业在进行融资决策时,会对债务融资的税收效应以及破产成本进行权衡。当边际税收收益小于边际破产成本时,企业会选择股权融资；当边际收益大于边际破产成本时,企业会选择债务融资；企业对资本结构进行调整时,会权衡债务的税收利益与破产成本。由于受到破产成本的影响,企业调增债务水平的幅度会减缓。(2)债务融资、股权融资和资本结构均与企业价值正相关；资本结构变动与企业价值变动正相关。具体而言,企业的债务融资率越高,企业价值越大；企业资本结构中的债务比例越高,企业价值越大。但是,企业债务结构中,短期借款会造成企业价值的下降。虽然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均与企业价值正相关,但是本文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选择股权融资的企业,其企业价值要显着高于选择债务融资的企业。由此可见,股权融资更能够增加企业价值。虽然股权融资存在种种不利因素会造成企业价值的下降,如负的市场效应,容易造成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价值的侵占,存在控制权收益效应等,但是股权融资的成本效应足以抵消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这也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产生的原因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3)债务融资与税收负担的交互效应与企业价值正相关。具体而言,债务融资水平与税收负担的交互效应能够提升企业价值。但是,这种正交互效应会被债务的破产成本所抵消。对于选择债务融资的企业来说,其债务融资与税收负担的交互效应对企业价值的提升小于选择股权融资企业的股权融资对企业价值的提升,这是由于债务融资与税收负担的交互效应小于股权融资的成本效应。(4)企业上一年度税收负担及当年税收负担与企业价值负相关,税收负担持续地影响企业价值。具体来说,税收负担越重,会带来企业未来价值的下降；降低税收负担,能够提升企业未来价值。(5)融资决策是税收负担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起到了显着的中介效应。即,税收负担影响公司的融资决策,融资决策最终影响企业价值。具体表现在：税收负担影响企业的债务融资及其资本结构,债务融资及资本结构又会影响企业价值；税收负担的变动引起资本结构的调整,资本结构的调整导致企业价值的变化。
李可研[4]2016年在《税收对跨国公司融资决策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跨国公司在进行融资决策时面临的税收环境纷繁复杂,不同国家的税制及相关政策要求可能存在非常大的不同。究竟我国跨国公司在进行融资决策过程中是否会考虑到税收因素的影响,税收因素对跨国公司的融资决策影响程度如何?深入研究跨国公司税收环境及税收对其融资渠道和资本结构的影响,并对税收和跨国公司融资决策的相关性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以期论证税收对跨国公司融资决策有重要影响,探索跨国公司在运用税收效应理论进行融资决策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对我国跨国公司在融资决策中更好的利用母国和东道国的税收政策以及制定科学合理的融资决策意义重大。本文以无税的MM理论,引入企业所得税的MM理论,放宽的MM理论,引入个人所得税的MM理论为基础,对MM理论、权衡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进行分析,并论述了税收对公司融资决策的作用机制。还阐述了跨国公司的税收环境,分析税收对融资渠道和资本结构的影响,为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实证研究选用我国81家跨国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分析税收对跨国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同时分析税收对跨国公司融资决策影响的因素,参照相关实证研究方法研究跨国公司税收与融资决策的相关性问题,对样本公司2009-2014共6年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并分别以实际税率和边际税率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进行回归分析,说明税收因素对跨国公司融资决策确有影响,且边际税率解释力更强；又通过对税盾拐点的统计分析我国跨国公司利用债务融资的保守程度,结果发现我国跨国公司利用债务融资的保守程度偏保守。并根据文章结论为跨国公司运用税收效应完善资本结构提出相关建议,同时也为我国跨国公司寻求合理的融资决策方案提供参考。
彭培鑫[5]2011年在《所得税税制变革、税盾价值与上市公司融资决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所得税法由国家以法律形式颁布,它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不变,这使得关于税率变化对公司资本结构影响的研究很难搜集到相关数据。2007年十届人大通过的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自2008年起将法定执行税率由之前的33%下调为25%,这给研究上市公司税负变化及其对融资结构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时至今日,有关所得税对企业融资决策影响的理论研究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而有关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尽管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结论却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的甚至截然相反。同时,以往的研究在税收负担的衡量指标选择上也存在很多分歧。另外,国内学者对债务税盾价值计量方面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而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本文以此为基础,以两税合并前后的企业所得税税制变革为主线,研究了企业所得税税负变化及其对公司负债融资决策和公司价值的影响。本文以我国所得税税制变革为背景,首先从公司所得税税负计量方法、税盾效应的实证分析以及税收与资本结构关系的研究叁个方面,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归纳和梳理。然后对所得税与公司融资决策相关的理论、上市公司的所得税税负计量、税盾价值的验证和计量、所得税对上市公司负债融资决策影响等进行了研究与分析。论文的主要工作及成果可概括如下5各方面。(1)论文对税负公平理论的内涵和分类进行了归纳和梳理,运用税收收入的弹性理论对本次所得税税制改革如何实现税负公平进行了理论分析;分别从资本成本视角和现金流视角将所得税对公司融资决策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同时考虑其他因素对融资决策的影响,得出了所得税及其他因素影响公司融资决策的运行过程:所得税变革带来税收负担的变化→所得税改变利益相关者的既得利益→改变其利益诉求→影响公司价值→改变公司融资结构→新的公司治理结构产生→公司融资结构决策调整。(2)运用实际税率对我国上市公司在税改前后的所得税负担进行了计量。结果发现:新税法的实施使我国上市公司的所得税负担总体上下降了10.24个百分点(从22.02%下降到11.78%),其中法定执行税率下降和不变的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分别下降了13.983个百分点(从29.81%下降到15.82%)和5.34个百分点(从15.98%下降到10.64%),而法定执行税率提高的上市公司,其实际税负上升了4.69个百分点(从11.59%提高到16.28%);税改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所得税负担差异减小,体现了公平税负的原则,达到了本次税制改革的目的。(3)运用随机游走模型测算了我国上市公司2005-2009年的边际税率,并比较了不同企业性质、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边际税率。结果发现:连续5年国有企业的边际税率均高于非国有企业;公司规模对边际税率的影响并不显着;除信息技术业和房地产业的边际税率呈整体上升趋势外,其他各个行业均在整体上呈下降趋势。(4)以公式V_L = V_U +γD和V_U = E ( FOI )/ρ为出发点,通过逻辑推理,提出了基于税盾效用的“总价值分析方法”和“现金流分析方法”,建立了测算债务税盾价值的回归模型;通过税盾收益实证检验,发现两税合并后,债务税盾和非债务税盾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下降。(5)运用分位数回归检验了公司实际税率、债务税盾、非债务税盾及其他控制变量与债务融资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如下主要结论:实际税率与公司资本结构在不同分位水平下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当负债规模较小时,实际税率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是正向相关的,且随着分位数水平的提高,显着性在下降;债务税盾、成长性与公司资本结构显着正相关,非债务税盾、企业性质与公司资本结构显着负相关;盈利能力与公司资本结构在0.3、0.5、0.7的分位水平上显着负相关;公司规模与企业资本结构在0.1的水平上显着正相关,并且这种正向的影响力随企业资本结构水平的提高而递增。这些结论为经典资本结构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
彭程[6]2007年在《基于税收利益与破产成本的企业投融资决策互动关系研究》文中认为企业投融资活动是企业资金运动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融资活动解决的是企业发展中的资金来源问题,投资决策则思考的是企业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共生互动的关系。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管是在实践中还是理论上,两种决策在更多情形下是被单独处理的。虽然,后来众多学者通过多方面的反思与探讨,业已对投融资相互影响的关系有了初步的直觉,但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在某些摩擦因素作用下负债融资对投资决策的单信道影响。本文以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为切入点,对企业投融资决策双向作用的理论关系进行了研究,在具有普适性意义的理论结果的指导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融资决策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此检验上市公司投融资决策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企业投融资融合、提高投融资决策效率的对策措施。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在实物期权方法下分析了投融资决策因税收利益与破产成本产生的互动关系。以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为切入点,首先分析了同时期投融资决策间的静态的协同关系,认为随着负债的增加,负债融资会对投资支出形成先增后减的作用关系,而投资支出则会对负债融资产生促进作用。由于负债代理冲突下股东会更加注重负债的税收利益因而会产生过度投资问题,相应地,这种过度投资问题会减少投资对负债融资的促进作用。其次,由于折旧税盾对负债税盾的替代作用,折旧会刺激企业投资并对负债融资产生抑制作用,并且,折旧税盾会缓解股东的过度投资问题。再次,由于存量资产和负债会改变企业存量的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状况,进一步分析了在存量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的联结下,历史投融资决策对当前投融资决策产生的动态作用关系。结果发现历史投资会通过收入效应减少当前破产风险,提高负债税收利益净值,因而对负债融资产生促进作用;存量负债会通过破产风险和税收利益分别对投资决策产生负向和正向的作用关系。比较股东与企业价值最大化情形的差别发现:如果存量破产风险为零,随着负债融资的增加,股东会由过度投资转为投资不足;如果存量破产风险不为零,随着负债融资的增加,股东会由投资不足转为过度投资;投资不足会降低融资成本从而对负债融资产生促进作用,而过度投资则会减少负债融资。第二,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同一时期投融资决策的静态协同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受税收利益的作用,负债融资会显着地增加企业的投资支出,这种正向作用即使在高负债水平下依然存在;另一方面,为了利用负债利息税盾的价值促进作用,投资会增加企业的负债融资,但是受高负债水平下高破产成本以及高折旧下折旧税盾替代效应的影响,这种促进作用会有所下降。进一步通过比较股权集中与股权分散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差别,近似地考察了负债代理冲突下投融资决策协同关系的异化。结果发现:在破产风险上升的情形下,股权集中企业负债融资对投资支出的促进效应比股权分散企业更加强烈,说明股东确实存在过度投资的现象,但对于这种过度投资,折旧并没有产生相应的抑制作用;在破产风险下降的情形下,股权集中企业负债融资对投资支出的促进效应比股权分散企业更弱,说明股东存在投资不足的现象。由于破产风险上升情形下的过度投资问题,股权分散企业会在较低显着性水平上减少负债融资,但是对于过度投资问题更为严重的股权集中企业而言,负债融资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会随投资支出显着增加;由于破产风险下降时的投资不足问题,股权分散企业会通过减少存量负债水平的方式予以应对,但在投资不足问题更为严重的股权集中企业里这种应对措施相对较少。第叁,实证检验了负债融资与投资支出在税收利益与破产成本的联结下所产生的动态影响机理。结果发现:①负债融资会显着地降低企业的有效税率水平并因此对投资决策产生促进。②负债融资会显着地提高企业的破产风险,在总体样本下,破产风险会对企业投资产生约束作用。然而,由于低成长情形下股东会随存量破产风险产生过度投资问题,所以破产风险抑制投资支出的程度会下降,由于高成长情形下股东并没有因为存量破产风险而出表现投资不足的现象,所以破产风险并没有对投资支出产生更强的抑制作用。③投资支出会提高企业的有效税率,从而增加负债税盾的价值,但是负债税盾价值的增加只会对低财务约束企业的负债融资形成促进作用,而在高财务约束企业里反而会产生抑制作用。④投资支出会提高企业的破产风险,从而会对负债融资产生约束作用。虽然,在高成长情形下,股东并不存在显着的投资不足问题,但投资支出的风险抑制作用并没有得以体现,并且在低成长情形下,由于股东过度投资问题以及经理决策技术偏误等原因,企业投资的风险促进作用更加强烈。第四,针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融资决策行为发生的割裂现象,本文提出了通过“引进”和“改进”两条途径进行治理机制完善的思路:其一,加速引入人格化的投资主体,强化资本市场的公司治理机制;其二,完善高管人员的遴选机制,构建高效的决策主体;其叁,改善银行的经营环境,加强银行对上市公司的治理效力。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①通过建立企业投融资决策实物期权模型,对投融资决策因税收利益与破产成本而产生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投融资决策不仅会因新增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而存在静态协同的关系,而且在存量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的联结下会产生动态的作用关系。通过对照股东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投融资差别发现,负债代理冲突下股东会产生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问题,这些投资决策的非效率会相应地改变企业的融资行为,并因此导致企业投融资决策相互关系的异化。②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同时期投融资决策的静态协同关系,并认为上市公司投融资决策会因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而产生相互促进的协同关系。在负债代理冲突的作用下,股东投融资决策的协同关系会发生变化:在风险上升时,股东会产生过度投资,而这种过度投资并不会减少企业的负债融资;在风险下降情形下股东会投资不足,作为对策股东会减少存量负债水平,但是投资不足问题更为严重的股权集中企业采取应对措施的动力相对较小。③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投融资决策因存量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而产生动态作用关系,结果发现:负债融资会通过存量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对投资决策分别产生促进和约束的作用,但是由于低成长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负债通过破产成本产生的投资约束作用会减弱;投资不仅会提高负债融资的税收利益价值而且会增加企业的破产风险,并因此在存量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的联结下会对负债融资分别产生促进和抑制的作用。
张吉智[7]2013年在《企业所得税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文中提出关于公司资本结构决策的理论研究起源于MODIGLIANI和MILLER的经典论文,即MM理论。但MM理论并不能解释现实的经济现象,这是由于MM理论有着一整套严格的前提假设。随后,许多经济学家沿着MM理论的研究思路,进行了突破和拓展,放松了原来严格的假设条件,使现代资本结构理论更加接近于现实的经济条件。以此为契机,西方很多学者对资本结构税收效应理论有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西方相比,我国对从税收角度研究资本结构相对较少,也不够深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所得税已经成为影响公司资本结构决策的重要因素,所以在我国税收背景下对资本结构的研究显得极其重要。本文首先在理论层面论述了相关因素对资本结构的作用机制,对新旧税法进行了比较,从微观角度分析了所得税制度变革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然后,从实证的角度验证税收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最后,总结了研究结论并且提出了建议。通过本文的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企业所得税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有显着影响,税率高的企业倾向于采用更多的负债。不论是实际税率作为解释变量,还是边际税率作为解释变量,税收对非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均没有显着影响。公司盈利能力和公司资本结构之间存在正的相关性。非债务税盾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之间存在负相关性,与非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从本文对非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资产负债率有显着的影响,即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资产负债率偏低。最后,根据得出的研究结论进行建议：首先,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优惠政策,严格按照新税法框架下的优惠政策条件把关,杜绝违规享受优惠政策的现象；其次,逐步建立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为非上市公司提供更多的融资机会,优化非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再者,合理选择债务融资的来源,避免触发税法的限制性条款；最后,注重宏观经济状况的变化,避免盲目扩大债务融资规模。本文的创新：第一,前期文献仅采用了上市公司样本,仅能代表较大规模或优质公司,不具有普遍代表性,而且我国的学者主要采用WIND等数据进行分析,基本没有采用纳税申报单数据进行验证分析。本文非上市公司使用纳税申报数据,增强了模型的准确性,得出的结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第二,新法实施后相关的配套政策陆续出台,不断完善,至2012年年底,基本涵盖了企业所得税的各个方面,在此背景下分析所得税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可以使得出的结论更具有稳定性。第叁,本文对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采用2004-2011年沪市和深市的A股数据,并对税制改革前后的结果进行了对比,观测了税收制度变化情况下各自变量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程度的变化。
游元元[8]2009年在《税收对公司债务水平及其调整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税收制度和政策的设置及调整变化的落脚点逐步转移到企业所得税上,税收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决策的影响日益凸显。对企业而言,充分合理地利用债务的税盾价值有着深远的意义。本文借鉴Graham(2000,2007)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税法》(参照旧法的税率,因为我们以我国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数据为样本)的有关规定来计算企业的边际所得税率,进而模拟出债务的边际税盾价值曲线;另一方面从债务成本出发,利用我国深沪两市776家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财务数据,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得到债务边际成本函数。从而建立检验公司债务使用程度的模型,即通过对某一样本公司某一年份两条曲线的拟合估测理论上的最佳债务使用量。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对债务偏离最佳水平的公司债务水平调整成本进行研究,结合最佳债务量模型和债务水平调整模型,以当前债务水平为因变量,边际所得税率为自变量,以账面市值比(BTM)、资产收益率(ROA)、流动比例(LIQU)、公司规模(LTA)、有形资产(PPE)、无形资产(INTANG)、破产可能性(Z-Score)7个指标为控制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根据回归模型得出:税收会显着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水平,公司规模、盈利能力与债务水平显着正相关,有形资产、无形资产、账面市值比以及财务破产成本都与债务水平之间显着负相关。我国上市公司当前债务水平整体的调整系数γ=0.602,表明债务使用量偏低,若将当前债务量完全调整到最佳债务水平,是存在正的调整成本的且因调整速度缓慢而带来时间成本,因而,很多上市公司选择了部分调整,而将债务量维持在非最佳水平。
姚丹[9]2017年在《所得税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资金对于企业而言,就像血液对于人体一样重要,足够的资金能够有效保障企业的持续发展和有效经营。因此,在实际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如何筹集资金成为摆在企业经营决策者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融资作为企业财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企业的持续经营提供资金保障,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经营效率,对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税收与资本结构的研究,最早来源于Miller(1958)和Modigliani的研究。之后,西方学术界基于税收的角度来分析研究资本结构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现代资本结构学说指出:在所有影响公司资本结构的因素中,税收是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税收之所以能够影响企业的资金筹措,是因为税收具有非中性特点。从企业所得税上而言,公司进行负债融资所支付的利息,被作为公司经营中所需要的成本费用,可以在税前进行扣除。这样,负债经营公司的所得税就可以少缴纳些,在税收上就等于相应的获取了好处。而对于不采用负债融资的公司,在税收上并不能获取好处,因此可以说税收的出现,使企业的债权人和企业股东之间的平等地位得以打破,债权人和股东就无法实现平等。从个人所得税方面来说,由于政府对个人所得税款的征收,股东从企业获得的股利和债权人从企业获得的利息收入都必须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使得企业支付给股东的股利和支付给债券人的利息并不等于他们的实际所得,如果股利的所得税和利息的所得税在税率上存在差异,那么股东和债权人对于企业价值的评估就会存在差异,其要求的报酬率就会不同,企业进行权益融资和负债融资的资本成本也会产生差异。大量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结果都证明了税收的确会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但是,我国的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税收在我国企业的资本结构选择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被西方发达国家检验过的优序融资理论在我国也得不到体现,优序融资理论可以总结为:企业偏好内部融资,如果需要外部融资,企业首先使用负债,发行低风险债券或可转换证券,股票是最后的融资手段。我国企业的融资方式表现出独特的中国特色,较偏好于外部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而较受西方企业偏好的债权融资却鲜有公司采用。既然从理论上而言,债务融资方式可以得到一定的税收优惠,我国的上市企业在进行融资中,为什么对税收因素并不注重,税收因素是否能够对企业的融资方式的选择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为了对以上问题更好的做出解答,就需要围绕税收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进行必要的分析和研究。为了对我国公司资本结构和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之间的不同进行解释,本文基于税收的视角,结合我国税制,构建模型实证分析税收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为完善我国税收政策提供依据。本文首先介绍了资本结构的内涵,分析了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因素,引出了所得税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接着分析了所得税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理论基础。实证分析部分,选取了我国深市主板市场的412家上市公司从2008年到2016年连续九年披露年报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通过对回归模型的构建,对上市企业资本结构受到所得税的影响进行论证。通过研究得出,实际所得税税率与公司资产负债率成正相关,但其影响程度较小,我国上市企业资本结构受税收的影响整体上不大,债务融资动力不足。可见中国的相关税制并没有起到鼓励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的作用,税收是造成中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一个制度因素。分析得出税收优惠政策不规范、对资本利得课税政策不够细化、利息抵税政策缺乏针对性、缺乏企业债的税收激励机制、利息、股息红利政策缺乏系统性等现行所得税政策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规范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债券利息的个人所得税率、完善资本利得课税和细化企业所得税利息抵税政策以优化我国企业的资本结构。
陈敏[10]2004年在《我国上市公司非理性融资决策行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融资决策是企业重要的财务决策，不仅仅会引起公司现金流的改变，还会对公司的资本结构、治理结构和企业价值产生重大影响，更重要的是通过资本结构的改变对公司的控制权和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进行重新分配。理性的融资决策应该是在兼顾利益相关者利益条件下以优化资本结构、提高企业价值为目标的行为。但是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决策呈现出一种非理性，融资演变成了一种“圈钱”的代名词。这种非理性融资决策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声誉，破坏了上市公司发展的根基，更严重的是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 本论文以经济学和行为学等理论为指导，对上市公司非理性融资决策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笔者首先阐述了融资决策的基础性问题，包括理性融资决策的实质和融资的理论基础，其目的在于阐明概念、明确观点，为以后各章的分析奠定基础；其次是对我国上市公司非理性融资决策的现状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其用意在于通过对现象及影响的分析，以引出本论文研究的实际意义；再次是对我国上市公司非理性融资决策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硬约束失效和信用文化残缺，同时本章对上市公司融资决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了相关的结论；最后提出了包括制度和信用文化完善等方面在内的有关上市公司融资决策理性化的政策建议。 本文的创新工作在于：①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决策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②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决策非理性产生的根源进行了剖析，认为其根源在于制度这“硬约束”的失效和信用文化“软约束”的残缺；③从行为学和制度经济学角度对非理性融资决策形成及影响等进行研究，认为上市公司非理性融资决策是决策控制权所有者在逐利动机下受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税收因素对上市公司融资决策影响的研究[D]. 翟树宇. 暨南大学. 2003
[2]. 我国企业融资决策的税收效应研究[D]. 丛丹.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3]. 税收负担、融资决策与企业价值研究[D]. 车菲. 天津财经大学. 2013
[4]. 税收对跨国公司融资决策的影响研究[D]. 李可研. 东北林业大学. 2016
[5]. 所得税税制变革、税盾价值与上市公司融资决策研究[D]. 彭培鑫. 中国矿业大学. 2011
[6]. 基于税收利益与破产成本的企业投融资决策互动关系研究[D]. 彭程. 重庆大学. 2007
[7]. 企业所得税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D]. 张吉智. 山东大学. 2013
[8]. 税收对公司债务水平及其调整影响的实证研究[D]. 游元元. 华中科技大学. 2009
[9]. 所得税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D]. 姚丹. 东北财经大学. 2017
[10]. 我国上市公司非理性融资决策行为研究[D]. 陈敏. 湖南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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