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瑾[1]2004年在《我国资源产业的产权改革和可持续发展》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资源产业的产权关系和现行的资产管理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市场的要求，资源产业的发展必须进行产权改革。与此同时，我国资源与环境的压力日趋严重，我国资源产业的发展必须同时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迫切要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资源产业的特殊性使得资源产业采取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较为困难，但是这种计划和行政特色浓厚的机制并不能很好的适应资源产业可持续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观的要求。资源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在于针对资源产业本身的特性进行机制设计，使得资源产业中能建立产权明确、制度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政府管理体制，并通过其实现资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资源产业市场结构表现为市场集中度总体偏低，自然垄断、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混合的非常态垄断和资源产业上下游进入机制的不健全。资源产业市场集中度的过高和过低均导致了资源产业市场结构的低效，而资源产业无法形成高效合理的市场结构归根究底还是产权制度对资源所有权的关系上的界限不清和职责不明造成的。 可持续发展是我国资源产业的再发展的必由之路，具体措施包括：建立现代资源产权制度，推进资源产业管理机制的改革，建立资源产业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建立规范有序的资源市场，建立系统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与区域经济的发展相结合。
于红[2]2014年在《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财政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资源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工业化的进程是建立在大量消耗资源的基础上的,这一过程产生的污染和大量废弃物严重破坏了人类的生存环境,污染程度和速度超出了地球的生态系统的补偿和修复能力。改革开放30年,惯性赶超战略引领下的高位增长中,我们付出了昂贵的资源与环境代价,对资源的的巨大需求和过度开采消耗浪费,导致我国资源基础的退化和枯竭,造成重要资源稀缺度加大,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与资源匮乏局面形成长列反差的是,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大量废弃污染物破坏生态环境,直接损害民众的生存与健康。如果政府不果断采取正确决策,势必会加剧资源与环境的风险,丧失发展机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想目标就难以实现。由于长期采取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资源环境风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严峻问题。虽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就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明确要求“制定和推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那的经济政策、技术政策和税收政策》,包括考虑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经济核算体系”,但因“唯GDP至上”的惯性经济发展模式占据主流地位,如今,日益脆弱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资源环境风险仍不断加剧。由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到的“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到十八大报告的深度揭示“资源环境约束加剧”,昭示：解决我国资源环境约束已经刻不容缓,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建设并列的高度,生态文明被列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之一,标志着中国正式跨入了新的阶段。生态文明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石,是衡量资源产业有序良性运转与否的重要标志,是最终实现建设生态文明,给子孙后代留一个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的前提条件。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的最为深刻、全面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任何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地把生态文明发展作为立法最重要的理念。自然资源政府监管制度体系、地质灾害应急制度与新能源战略,无不体现着各个国家政府重视生态文明发展的执政理念,经历着社会经济发展生态化转型的制度变迁。迄今为止绝大部分战争都是为了争夺资源,国家利益争夺最尖锐地表现在对世界资源的控制,因此,资源是各国战略安全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世界各国发展极不均衡,但发展进步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伴随着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发展周期,全球资源发展目标协同一致,就是在保障资源环境安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问题必须从改革创新政策和制度设计入手,本文所研究的财政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关键部分。本文的“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的财政对策”的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开始的。论文的研究路径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资源环境风险——资源环境现状分析——资源环境问风险题的根源与成因——借鉴国外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问题的经验做法和财政政策——提出防范化解我国资源环境风险的财政对策与建议”的思路展开。本文首先对资源、环境、财政政策等与论题相关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和论述,对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风险理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梳理与比较,在此基础上对国内外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问题进行了论述,为整个论文铺垫了理论基础。而后,本文对中国资源环境问题从土地、水资源、矿产资源能源方面的问题和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重点量化分析了我国资源环境付出的代价和面临的风险。同时,阐释了我国资源环境风险产生的根源与成因。在研究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定性分析基础上,构建我国资源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并利用评价体系和方法进行分析,选取稀土开发利用对环境的破坏案例,为探索防范化解我国资源环境风险问题,提供了具体的量化分析依据。世界欧美等发达国家都经历过资源环境风险的问题,他们探索和实施了大量的治理措施和创新政策制度举措,比如依靠技术创新和政府主导的财政政策等方式,较好地化解了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融合,为开拓研究视野,本文选定了世界上较有代表性的国家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问题的经验做法和财政政策,具体包括梳理国外政府资源环境治理政策制度、矿山生态环境保证金制度、国外政府应急管理制度进行研究分析,以使研究成果更多地具有参考价值。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的财政对策措施,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基于讨论中国资源环境现状问题,从需求、利用、配置、管理方面分析根源与成因,依据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叁中全会的精神,强调财政改革要考虑生态文明假设的要求,也就是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在健全完善财政政策体系宏观思路设计、财政政策与制度性创新方面提出来具体举措与建议。
曹孜[3]2013年在《煤炭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指出煤炭是我国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建国以来以煤矿区为中心形成了众多煤炭城市,为国家工业体系的建成与完善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煤炭城市经历了始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繁荣——改革开放后由于体制转轨滞后、资源逐渐枯竭而日渐衰落——新世纪煤炭资源价格改革后部分新兴煤炭城市得到快速发展的演化过程。煤炭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总储量有限,经历了一定时间的开采之后必然会出现可利用资源量不足、产业衰退等问题,资源开采带来的环境破坏同样不容忽视,当前多数煤炭城市各种矛盾日益凸显,成为制约煤炭城市优化升级的突出不和谐因素,采取有效改进与保护措施,促进煤炭城市转型以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是新世纪以来重要的战略目标和各级部门的主要任务。以往学者多从产业转型的角度出发,研究煤炭城市如何通过产业扶持和接替解决结构单一、经济增长缓慢的问题,研究范围也多是局限于某一区域或单个煤炭城市。随着城市人员失业、贫困率上升等社会问题的激化；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等的加剧,煤炭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由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民生、资源环境领域。为对煤炭城市进行更加全面系统的分析,促进其在产业转型的基础上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本文将综合经济、社会、环境叁个维度,对全国31个煤炭城市进行研究。根据煤炭城市的发展规律,本文采取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统一、定量分析与定性描述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多学科理论,对煤炭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发展规律分别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并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经济、社会、环境各个子系统内部及系统之间协调互动。目的是从城市建设的重点领域着手,逐步通过制度、技术革新,制定科学有效的城市管理规划,实现煤炭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从以上思路和目的出发,文章的大概结构框架如下：第一章是绪论和文献综述部分。第二章介绍了煤炭城市的概念、特征、产业结构,并对煤炭城市的产业效率进行了评价,进而依据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相应的转型方案。第叁章研究煤炭城市的社会状况。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分析了煤炭城市财政困难、贫富差距大的原因；从人口流动与人口素质入手,论述了城市人口、就业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从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等方面评价居民生活质量,最后总结全章内容用熵值法对社会系统脆弱性进行了实证评价。第四章在对煤炭城市环境质量进行总体分析的基础上,从破坏和修复度两个方面分析城市环境现状,提出了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具体策略。为增加研究内容的科学性和可信度,使城市转型方案更具针对性,第五章总结前文用因子分析法对经济、社会、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并测度了叁者之间的协调度,以发现每个城市中存在的薄弱环节,第六章为总结和展望部分。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发现：煤炭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各个维度平均水平要落后于全国,特别是中部和东北资源枯竭城市。对于煤炭资源的依赖、分配过程中的利益流失及不公平、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等因素是煤炭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障碍所在。本文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依据煤炭城市生命周期进行产业转型,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城市社会体系,从减量化和修复两个方面处理城市环境问题。同时由于资源禀赋和管理水平的差异,针对每个区域又各有重点：东北煤炭型城市需要借助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解决社会问题,中部地区要进一步进行产业转型以加强经济建设,西部煤炭城市应当更加注重通过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社会状况,新兴煤炭地区内蒙需要加大环境保护力度。
孙毅[4]2012年在《资源型区域绿色转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暖、资源生态环境压力，各国政府都在积极探索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发展等，成为国际共识和国家战略。我国是最早提出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发展相继进入国家发展战略与规划。以资源开发及其初级加工为主导的资源型区域，存在产业结构单一、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挤出、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等发展难题，资源损耗与生态环境破坏现象严重。如何破解资源型区域发展难题，跳出资源优势陷阱，实现区域转型发展，是其面临的重大难题，而如何推进低碳经济、绿色发展，也是其重要任务之一。将资源型经济转型和绿色发展结合起来，实行绿色转型，推进传统的、资源依赖的“黑色”发展模式向理想的、创新驱动的“绿色”发展模式转变，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对完善资源型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资源型区域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运用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比较分析、实证分析、案例分析以及数量经济分析方法，在对资源型区域绿色转型及其研究进展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初步探讨并尝试构建资源型区域绿色转型的基本理论框架，进而对资源型区域产业绿色转型、经济增长方式绿色转变、科技创新绿色融合、制度创新绿色引领等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中，重点以典型的资源型经济省份——山西省为例，从省域层面或是案例层面进行剖析。主要观点如下：一是尝试构建了资源型区域绿色转型的基本理论框架。以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核心内容，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制度创新为保障，通过数理模型界定了绿色转型的内涵及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双重目标。绿色转型模式是从传统的“黑色”发展模式向理想的“绿色”发展模式逐步趋近的过程模式，采取“寻优”而非“择优”的演化路径。初步建立了包括产业转型、生态修复与资源利用方式转变、科技创新融合、制度体系建设在内的评价指标体系，划分出绿色转型的起步期、深化期、成熟期等叁个发展阶段，揭示了从“黑色”到“深褐色”、“褐绿色”、“浅绿色”，最终再到“深绿色”的资源型区域绿色发展轨迹。二是运用路径依赖理论阐释了资源型产业的锁定与突破机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引入路径依赖的分析框架，从资源型区域的初始条件、自强机制、锁定效应叁个方面揭示了路径依赖的存在，探讨了资源型产业从路径依赖向路径创造转变的模式与路径，提出了产业升级、产业延伸、产业融合、产业配套、产业植入等产业多元化路径。以山西为例，分析了“黑色”产业路径的形成条件、资源依赖的强化效应及其路径锁定表现。同时，指出资源型产业的路径依赖实质上是资源依赖的产物，并通过构建“资源依赖状况指数”度量山西资源型产业路径依赖程度。叁是探讨了资源型区域生态环境修复与资源集约利用的难点及其破解思路。运用制度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从利益驱动与技术挤出效应、价格粘性与产业惯性、外部性与环境累积效应、功能替代与经济发展效应，系统阐释了资源生态环境难题的成因。通过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数理解析的改造，加入耗竭性资源与环境因素，得出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与环境资源再生率、可耗竭资源损耗及转化率、环境资源利用率和环境资源消费水平密切相关的结论。通过构建绿色开采与资源开发的预防性机制、资源集约利用机制、生态环境补偿与生态修复机制，以实现区域资源生态环境可持续。四是基于供、求两个角度，探讨了资源型区域科技创新的挤出效应及融合机制。从供给、需求两方面分析了资源型经济对科技创新的挤出效应，资源产业部门的高收益引发科技创新预期收益下降，进而导致科技创新供给不足，“资源诅咒”、“反工业化”现象造成科技创新需求不足，制约了科技创新的开展。科技创新的绿色融合机制，需要政府、企业等加大科技投入供给，更重要的是在产业转型、资源利用方式转变、生态环境治理中坚持绿色技术创新导向，培育现代企业，扩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需求，促进供、求两方面的相互融合，从而增进资源型区域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最后，分析了推动资源型区域绿色转型的制度与对策，建议重点建设绿色产业制度、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制度、绿色技术制度、绿色金融制度、绿色财政制度和绿色考核制度。
刘剑平[5]2007年在《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是我国资源型城市面临的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资源等诸多方面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我国大多数资源型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对可耗竭性不可再生资源开采的产物,资源性产业的兴起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与促进城市化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长期的、高强度的对资源不合理开发及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变,大部分资源型城市面临着资源衰竭、环境污染严重、产业结构单一、地方财政困难、下岗失业压力大、经济增长缓慢、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等一系列问题。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新型工业化、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与环境下,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规避资源型城市对资源“刚”性的“路径依赖”,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新时期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与主题,具有很强的现实与政策意义。本文在科学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在借鉴与总结国内外理论研究与实践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发展实际,充分运用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系统学、管理学等基础理论,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制度学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几个关键领域进行了重点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运用定性与定量、实证与规范等研究方法对资源型城市的基本概念、形成发展机制、面临问题、衰退成因、发展出路等进行了分析与界定。在此基础上,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模型、主要内容及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详细阐述,并提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几个关键与核心问题。(2)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提出经济转型是资源型城市全面转型的关键,而产业转型则是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对产业转型的流程、城市衰退产业的识别与调整、新兴主导产业的选择与培育及城市产业竞争优势的度量与培育等进行了实证与规范研究。(3)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出发,系统构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造“血”机制——创新体系与外在支撑保障机制——政策法规两大体系,并对其创新体系与政策法规体系的完善与培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4)据不同资源型城市差异,构建了个性与共性、动态与静态相统一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对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状态、发展程度、发展水平等方面进行评估,旨在对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偏差进行纠偏与决策功能。(5)运用上述的相关理论成果,对典型资源型百年矿城——江西萍乡成功转型进行了实证个案分析。在先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有以下创新:(1)内容创新。第一,在创新思想与理论的指导下,系统地构建了资源型城市内生造“血”机制与发展动力源——创新体系;第二,据系统原理,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资源型城市转型政策法规体系;第叁,提出并构建了个性指标与共性指标相统一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将制度与政策影响因素纳入其中。第四,借鉴M.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构建了资源城市产业竞争优势的度量体系,并就资源型城市产业竞争优势的培育进行了深入研究。(2)应用方法创新。首次运用制度学分析方法,对资源型城市形成与发展机制、制度安排对资源型城市创新建设的重要性及作用机制、制度因素在政策体系建设中作用机制进行了阐述与分析。
吕玉广[6]2007年在《资源产业制度变迁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文中研究说明实现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按照这一主题要求，本论文尝试研究解决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约束问题，提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系统解决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对经济发展约束问题的思路，并建立了全面系统解决该约束问题的技术路径。思路：在提出并确立资源产业新的研究对象——资源产业制度的基础上，应用价格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产业经济学理论，对资源产业制度进行安排，指出资源产业制度变迁方向是建立反映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稀缺程度的体现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自然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以资源要素价格市场机制来解决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资源约束问题。技术路径：一方面对资源产业市场制度进行安排，建立自然资源产权主体多样性的制度安排和资源资产产权私有化方向制度安排来实现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资源优化配置和资源经济效率，使自然资源价格向其影子价格靠近，实现自然资源价格反映自然资源的稀缺程度的目的。在对资源资产价值构成内涵重新界定并增加新的构成成分的基础上，以环境资源产权界定和流转制度安排使环境资源价格向其相对价格靠近，使外部性内部化，实现自然资源价格反映出环境资源稀缺程度的目的；另一方面以资源产业政策制度进行安排，来纠正市场效率制度产生的市场失灵现象，使社会总福利达到最大化。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制度安排，建立起反映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稀缺程度的实现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自然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为验证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约束问题思路的正确性，又以资源产业制度变迁引致的自然资源要素价格变化的市场机制分别对产业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循环经济发展、资源外向型战略的实现、替代资源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给予进一步的验证分析。
徐敏燕[7]2012年在《资源型产业集群动态演化及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自然资源不断消耗的历史,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自然资源供给出现短缺,生态环境被严重污染,可持续发展岌岌可危,因此,如何提高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以及效率,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鉴于产业集群的发展热潮和成功集群的示范效应,近年来我国很多地区通过培育资源型产业集群以求拉动资源产业的发展或实现地区经济的振兴,但实践效果不一：如浙江嘉善通过发展木业集群,诸暨通过发展珍珠养殖集群,永康通过发展五金集群,成为资源型产业集群的成功典范。东北老工业基地通过扶持重点资源产业集聚区试图使经济走出衰退,以实现振兴,但效果还不显着。这些现象说明,资源型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进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必须以动态演化的眼光对其发展过程进行考察,从而使资源型产业集群成为资源型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行之有效的产业形态。本文在分析我国资源型产业集群特征、现状以及借鉴国外资源型产业集群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资源型产业集群的行为特征和组织环境进行动态演化研究,构建了“行为特征—组织环境—演化路径—实证检验”的分析框架。论文以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剖析了资源型产业集群集聚行为、竞争合作行为和创新行为的演化,并从市场环境、制度环境、生态环境方面考察了组织环境对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的影响,探讨了行为机制、组织环境变迁下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可能存在四条路径：一是通过创新实现转型升级；二是集群企业向外迁移；叁是向纵向一体化演化；四是集群陷入衰退。最后,以景德镇陶瓷产业集群的演化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运用资源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理论,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比较分析等方法,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资源型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是在资源型产业集群动态演化过程中,在行为机制和组织环境的影响下,通过合理开采资源、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发展可替代资源以及优化组织结构等方式,尽量延长资源型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并在演化过程中最大地发挥资源价值,使资源型产业集群规模和效益均得到增长,竞争力得到提升,并促成其在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和谐发展。(2)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过程,表现为集群行为特征发生相应演变,而集群行为特征背后的内在机制的动态演化,又决定了资源型产业集群的演化,行为机制与资源型产业集群之间存在协同演化。(3)资源型产业集群的演化不仅受行为特征背后的动力机制的影响和制约,还与集群所处的组织环境存在密切关联。资源型产业集群所处的市场环境、制度环境以及生态环境与行为机制一起共同决定着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向。在行为特征演化和组织环境变迁的影响下,资源型产业集群朝着不同的路径进行演化。围绕着“行为特征—组织环境—演化路径—实证检验”的分析框架,本文在以下方面进行尝试性的创新：(1)从动态演化的视角研究资源型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把可持续发展观贯穿于集群整个发展演化过程,深化了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并运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了资源型产业集群行为特征和组织环境的演化过程和影响。(2)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景德镇陶瓷产业集群的演化历程进行回顾和总结,运用现代计量方法和比较分析方法对景德镇陶瓷产业集群的演化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行为特征、产业环境对景德镇陶瓷产业集群演化的影响,并通过与佛山和醴陵陶瓷产业集群的比较分析,使景德镇陶瓷产业集群的演化研究进一步得到推进。
王明辉[8]2007年在《区域矿产资源产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发展对各种资源的消耗加剧,出现了资源价格不断上涨等局面。一方面,我国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的各类矿产资源,另一方面,我国资源的开发不足,利用效率低下。与此同时,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由于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不强等原因,造成环境和资源的压力不断增大。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区域矿产资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本文从矿产资源产业的内涵出发,经过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探讨,形成了区域矿产资源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立足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结构理论、产业关联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自然资源价值形成与决定理论,对我国矿产资源产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因素和问题,从宏观、中观、微观叁个层面进行分析。此后,通过对日本北九州、德国鲁尔、美国休斯敦、法国洛林以及我国辽宁省阜新市矿产资源产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比较分析,得出我国矿产资源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有益启示。最后,以河南省为例,从宏观、中观、微观叁个层面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包括建立现代资源产权制度、推进资源产业管理机制的改革、建立规范有序的资源市场、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建立矿产资源产业的现代化企业等。
谢波[9]2012年在《中国区域资源诅咒问题的研究》文中提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外的大多数学者研究表明，自然资源丰裕并不会必然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即资源诅咒的假说，其重点内容之一就是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问题，也是解释该假说的关键。现有传导机制理论，尚不能足够地说明资源诅咒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尤其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是通过什么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如何，显得更加复杂和多样。本文尝试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研究我国自然资源丰裕程度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相关主要命题。论文在对多年来的国内外文献梳理基础上，首先从理论模型上考虑我国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历程的实际情况，论证我国是否有存在资源诅咒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初步分析了我国资源诅咒现象中正在发生的或已出现的主要问题。然后，经验分析上选取了双轨制体制、人力资本异质和技术创新叁个切入点，寻求转变资源开发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促进产业升级与转型，提出相应的减缓或破解我国资源诅咒问题的对策和建议。本文研究的基本结论如下：①从理论分析上看，本文构建了3部门+3生产要素的理论模型，进行区域内关于资源诅咒出现的市场经济内在机制理论分析，并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历程，基于局部改革理论模型上，尝试性地解释经济政策改革对我国资源诅咒问题如何产生影响，并辅以新经济地理理论要素给予补充说明。结果表明，资源开发的繁荣不仅影响了生产要素在跨部门之间流动，造成逆工业化发展，而且还影响了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造成资源地福利下降，经济发展相对萎缩。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资源型产业，在不断地吸引与之更易匹配的简单劳动力和资本生产要素的同时，又不断地排斥与之较难匹配的高层次人力资本、科学技术、制度要素等。结果，资源部门或地区繁荣了，其他产业，尤其制造业萎缩了，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就相应滞后了。然后，初步分析了体制问题是资源丰裕地区资源开发减缓经济增长（即资源诅咒现象）的重要原因，尤其是资源产权纯粹的全民所有制（低效率的资源产权公有制委托—代理关系）和国有企业在资源产业中垄断地位。还有不断地出现的人力资本流失、产业结构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为摆脱“诅咒”的困境增加了更大的障碍。②基于体制双轨制的研究视角，用中国经济转型中形成的体制双轨制（即产权双轨制和价格双轨制）解析了我国资源富集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由于中国的资源诅咒形成的机理中具有中国特有的体制因素，因此也是“中国式的资源诅咒”问题。考虑到我国特殊的国情，在渐进式的市场经济改革的历程中，双轨制还将持续较长时期，尤其在生产资料领域。所以，不能抛开双轨制体制这个因素，去研究一般经济层面上的资源诅咒问题。面板数据检验结果显示，中国的资源诅咒现象确实存在，且体制双轨制是导致地区自然资源富集程度与经济发展负相关的重要原因。进一步分析，使用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能源资源的供给（或需求）与双轨制（政府价格控制程度、公有经济比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验证了体制双轨制会加剧资源相对富集地区的资源诅咒效应。③考虑到我国地区间人力资本分布差异较大的实际情况，且人力资本不同类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本文使用了异质性人力资本指标和基于条件分布，而非条件均值的分位数回归模型基础上，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数据，而不是粗略地划分为东、中、西部，来考察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一步协整检验能源开发与异质性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计量回归结果表明，只有经济增长低分位点处的地区（如山西、黑龙江、四川、云南、贵州、青海、内蒙古等）发展才对自然资源有一定的依赖，其他地区并未受到资源开发显着地影响。尽管人力资本总量的提升对经济发展有明显地推动作用，但不同类型的教育对经济增长各分位点处的影响各异。资源开发短期内对较高教育层次（高中、大专及以上）的人力资本有“挤出”效应，但长期来看最终将会促进人力资本的提高。④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资源型产业集聚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资源型产业集聚等因素对该区域的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根据被解释变量不同的特征，使用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两种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回归计量结果表明，资源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说明我国存在资源诅咒的现象，但东部地区并不明确；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对全国总体的经济增长具有显着地促进作用，但在东、中和西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差别。技术创新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和空间依赖性，在东部、中部和西部表现为依次减弱；在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产业集聚显着地“挤出”区域技术创新。⑤本文提出了破解我国资源诅咒问题的对策和建议。资源产权改革为资源补偿制度的建立提供保障，资源补偿制度建立是资源产权改革的途径，两者是同一过程；首先，借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资源产权改革及补偿制度较为的成熟模式，结合我国资源收益分配涉及多个主体的情况，提出建立公平的收益分配机制、协调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资源产权与事权关系，有效地完善资源税费制度是提高资源丰裕地自身经济能力的重点。第二，资源价格改革不仅仅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同时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资源地区摆脱资源诅咒的关键。第叁，资源型地区开发应该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本产权的市场制度结合起来，才能顺利实现人力资本产权的交易。完善人力资本的收益分配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能力分配相结合。引进外来人才与本地培养同时进行，注重转岗培训和再就业。一定要抓住国际和国内的机会承接产业转移，充分发挥地区的资源禀赋优势，运用新技术延伸资源型产业链。建立健全技术创新中介服务平台，促进各项创新资源在其创新主体和要素所有者之间进行顺畅流动，为促进资源型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型提供科学技术上的支持。
刘普[10]2010年在《中国水资源市场化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水资源很可能成为21世纪中国最为稀缺的自然资源,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尽管我国水资源严重短缺,但又存在着水资源的严重浪费。出现这种“悖论”的根源在于我国水资源分配上沿用指令性配置模式,即主要通过行政手段来配置水资源,国家养水,福利供水,这种模式不仅存在着水权方面的结构性缺陷,难以对水资源的过量引用和大量浪费施加有力的制度约束,而且导致水资源价格严重扭曲,大大低于生产成本,起不到调节用水的杠杆作用,致使用水粗放增长,浪费严重,造成用水效率损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这充分说明指令性配置模式不可能使水资源得到高效配置和有效利用,在水资源日益稀缺的情况下,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市场是解决资源优化配置最有效的方法。水资源作为一种稀缺性经济资源,同样能够借助市场机制来实现其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水资源市场化是指水资源的利用调配和水利基础设施的投入不再依赖政府的无偿拨款,而是通过对市场闲散资金的有偿使用来运作和筹集,以排除政府干预可能导致的垄断和资本价格扭曲。研究水资源市场化制度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需要。在市场经济社会,物权法通过规范财产的占有和支配关系,为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而水资源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水市场是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市场。要使水资源被合理有效地利用,就要使水资源物的价值最大化,就必须有效地推进水市场的建立,并使其不断完善。针对目前水市场的自身特点和中国水市场的发展状况,本研究首先探讨了水市场的概念与类型,明确中国水市场建设的目标定位,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水市场建设的条件,包括政策条件、法律条件、制度条件、经济条件、工程技术条件和管理条件等,继而研究水资源产权市场、水资源产业市场和水资源资本市场构建的基础制度,提出了水资源市场化制度体系,并给出构建水资源市场化制度体系的实施建议。本文共分为九个部分：第一章导论。主要阐述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国内外对于水资源市场化的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内容与论文结构以及研究的主要创新点。第二章水资源市场化发展的背景、历程与现状。主要论述我国水资源源供需矛盾现状与趋势,介绍传统的治水思路并对其进行反思,在此基础上描述我国水资源市场化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现状,并对水资源的计划配置模式与市场化配置模式的经济绩效进行比较,最后分析浙江东阳—义乌水权交易案例。第叁章水资源市场化的理论基础。首先对水资源特性进行基于公共产品理论、外部性理论、产权理论和政府规制理论的的制度分析并对水权、水权市场、水资源产业市场和水资源资本市场等基本概念做出解析。随后阐述水资源市场化制度体系构建的前提条件,即水资源产权化、水资源资产化、水资源资本化和水资源产业化。最后论述水资源市场化体系的内在逻辑关系,即水权明晰是水资源市场化的前提、水权市场是水资源市场化的基础、水资源产业市场是水资源市场化的主要内容、水资源资本市场是水资源市场化的发展方向。最后分别分析水资源产权市场、水资源产业市场和水资源资本市场的制度现状。第四章国外水资源市场化制度的建设借鉴。分别分析了澳大利亚、美国、法国、智利等国家水资源市场化发展的基本模式和制度建设经验,提出对我国水资源市场化体系与制度建设的启示。第五章水资源产权市场化研究。在分析水权市场基本构成的基础上,提出水权交易市场的模式选择、运行机制、构建框架以及政府在水权交易中的作用,并以特殊的水权市场——排污权市场的运作为例进一步做出论述。第六章水资源产业市场化研究。首先论述水资源产业市场中的水价问题,在此基础上描述当前水资源产业的主要产业特征及我国水资源产业市场化改革的模式选择,继而分析水资源产业市场化改革中的产权和产业化问题,并对水资源产业的自然垄断性与市场竞争及水资源产业市场化中的政府职能与规制进行相应的说明。第七章水资源资本市场化研究。首先描述水资源资本市场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框架,进而分析水资源资本市场的模式选择,包括水资源股票、水资源基金、水资源期权、水资源期货、水资源银行等,最后论述水资源资本市场的培育。第八章水资源市场化中的政府规制研究。主要从水资源市场化中的政府规制模式、水价规制和政府职能阐述水资源市场化中政府规制的重要性。第九章水资源市场化的保障机制。主要从法律保障、体制保障、组织保障和道德保障等四个方面提出实现水资源市场化制度重构的主要对策和措施。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1、系统构建水资源市场化的制度架构。目前我国理论界分别研究水权、水价的较多,而研究水资源市场整体架构的则甚少。本研究拟揭示水资源市场化的主要制度构件是水权制度、水价制度以及水资源产权市场、水资源产业市场和水资源资本市场制度,并论证水资源市场化过程中社会是主体、市场是基础、政府是主导的关系准则。2、提出水资源资本市场的制度安排。目前国内理论界对水资源资本市场问题缺少研究,大多转述西方发达国家关于水银行、水债券及水股票理论,对我国未来水资源资本市场的发展没有深入系统研究。本研究拟借鉴能源资源资本市场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构建水资源资本市场制度。3、在水资源市场化制度设计的基础上,提出了水资源市场法律体系和水市场管理制度,并给出了水市场法律体系与管理制度的实施建议。
参考文献：
[1]. 我国资源产业的产权改革和可持续发展[D]. 严瑾. 武汉大学. 2004
[2]. 防范化解资源环境风险财政对策研究[D]. 于红.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4
[3]. 煤炭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研究[D]. 曹孜. 中南大学. 2013
[4]. 资源型区域绿色转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孙毅.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5]. 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研究[D]. 刘剑平. 中南大学. 2007
[6]. 资源产业制度变迁与经济可持续发展[D]. 吕玉广.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07
[7]. 资源型产业集群动态演化及可持续发展研究[D]. 徐敏燕. 浙江大学. 2012
[8]. 区域矿产资源产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D]. 王明辉. 天津财经大学. 2007
[9]. 中国区域资源诅咒问题的研究[D]. 谢波. 重庆大学. 2012
[10]. 中国水资源市场化制度研究[D]. 刘普. 武汉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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