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新苗[1]2004年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与新时期中国文学建设》文中认为关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已有很多研究论着，但针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哲学与中国文学特别是新时期文学的关系，这一点国内的研究论着并不多见。笔者试着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本文共有叁个章节。其主题是探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哲学的基本内涵及其对新时期中国文学建设的影响。第一章主要是分析阐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着重点是其无意识理论和性学理论。无意识理论是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内容；性学理论是其整个理论体系中最令人争议的一部分，而这两者对文学的影响程度又相对较为深远。第二章笔者从弗洛伊德本人的精神分析哲学文艺观入手，探讨其精神分析哲学与文学的内在联系以及对新时期中国文学建设的影响。笔者分别从新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在文学创作方面，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坛上涌现了一大批“意识流文学”和“性爱文学”；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则出现了创作心理研究的深化与心理分析批评的兴起。 笔者认为，对待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思想应持一种客观辩证的态度，同样对其精神分析理论对新时期中国文学建设的影响也应采取此种态度。笔者在第叁章总结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哲学对新时期中国文学建设的意义，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希望能和对此感兴趣的同仁们一起探讨。
衣帆[2]2011年在《精神分析文学及文学理论批评的中国化进程透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是精神分析文艺学方法的理论基础,精神分析文艺学方法,为当代最有影响的文艺观念和方法之一。在这里精神分析文学和文学理论是作为整体来研究的,而非割裂开的,只是研究角度不同而已。其对中国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影响虽各有侧重,但总是交织在一起,推动着中国作家与文艺理论家的创作与理论阐释活动。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新文学接受精神分析影响的这一特殊现象的历史的批评,在回顾弗洛伊德学说在中国的流传、遭遇、起落、发展和演变,进而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估,寻找西方思潮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关系,能够获得更多的历史启示,从而使我们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得到裨益,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引言部分简要介绍了弗洛伊德的生平、主要着作及核心观点,简要分析了精神分析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主要影响,中国文学接受精神分析理论的复杂性,以及如何评价精神分析理论对中国文艺创作及文艺批评的影响和意义。第一章用历史的研究方法梳理了精神分析学在中国掀起的叁次“热潮”,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每次“热潮”的原因及作用。分析每次“热潮”较之先前的不同点,总结其进步意义与不足。从第二章开始用逻辑的研究方法对精神分析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展开论述,包括性本能理论对中国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影响,性的苦闷与生的苦闷问题,性罪错与焦虑的人格动力所带来的影响以及死本能的理论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第叁章则主要从精神分析文学理论对于文学心理空间与艺术空间的拓展方面展开论述,包括潜意识作为独特的心理分析所提供的经验,梦的理论对于文学创作的作用以及精神分析对新文学发展轨迹的影响等。第四章论述了文学观念的建构与新变过程,包括无意识理论对作家创作提供的理论依据,无意识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种种表现,新文学批评者对弗洛伊德学说的继承与批判。第五章则立足于理论,阐述并总结理论借鉴与作家创作心理发生问题,包括创作动机的发生,作家的艺术构思活动以及文学创作的行为发生。最后简要总结精神分析理论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的特色以及得失。
王佳佳[3]2010年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批评在中国的发展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内研究者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批评理论与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单纯的理论探讨,或者是简单的历史梳理,极少将“史”与“论”融为一体。笔者试图朝这一方向努力,探索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批评理论满足了中国文学批评什么样的内在需要和给中国文学批评带来了什么样的文化质素等问题,并且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以期同行共议。本文分析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批评理论,以及它对中国文艺批评在视角和方法上的影响,探究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批评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历程、发展特点和成败得失。着重分析一些较为自觉地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批评模式进行文学批评的研究成果,因为它显示着一种方法论的革命和思维方式的拓展,代表了本土化、民族化的选择特征。在对历史梳理的基础上,结合理论探讨,把握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批评的中国特色,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社会学批评与心理学批评的结合。
杜娟[4]2010年在《论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文化契机》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主要从文化视角研究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两次热潮的传播及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第一次文化契机,在抨击封建思想、寻求人性解放、追求性爱自由的激情主义语境下,其学说中关于“无意识”、“人格结构”、“俄狄浦斯情结”等理论介入了中国的文化市场,掀起了它在中国传播的第一次热潮。第二次传播热潮发生与80年代中期以后,较之第一次热潮更具有科学性和理性,影响也更加深远。中国社会变革带来的人文思潮为它的再度兴起奠定了全新的文化基础,其理论的传播与空前高涨的人文思考相结合,带来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新局面。两次高潮之后,弗洛伊德主义与中国文化形式结合的更加紧密,人们自觉地运用其学说解决文化现象、解决文学中的实际问题。弗洛伊德主义继续以其独特的魅力与中国文化寻找着最佳的契合点,发挥着独特的魅力。
谢林[5]2016年在《精神分析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两次浪潮》文中认为精神分析学说在二十世纪早期被介绍进中国以后,便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发展过程一波叁折,先后产生了两次与之有关的文学浪潮。第一次浪潮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叁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学时期,中国内忧外患,知识分子渴望在外来先进文化中寻求救亡图存、改良国民性的良药。第二次浪潮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经历十年浩劫的中国作家试图借鉴精神分析学说进行文学创作,解放被压抑的人性。精神分析学说在不同时代环境中传播所呈现出的曲折与反复,跟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密不可分。本文的写作目的在于,解读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的旅行现象,通过对不同时期作家作品进行分析,探究其在中国两次由“需求”到“拒绝”的现象,由此揭示其在当下的现实意义。论文共分四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对精神分析学说相关概念进行概述,同时分析其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第二部分论述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的第一次浪潮,主要从其理论传播背景、当时中国作家的创作实践以及对第一次浪潮退潮后的反思进行阐述。第叁部分论述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的第二次浪潮,主要包括精神分析学说在新时期的理论复兴、新时期作家创作实践以及对精神分析学说的反省。第四部分是对两次精神分析浪潮的影响进行对比,主要讨论两次浪潮的接受语境、两次浪潮中的文学创作特征以及两次浪潮对精神分析学说从“需求”到“拒绝”的变化。精神分析学说中有许多合理的理论观点,在实际运用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与此同时,中国文学界对其研究把握还不够完整、深入,以致不能合理规避精神分析学说固有的缺陷及其带来的不良影响。本文认为精神分析学说之所以在中国文学掀起两次浪潮,而最终却没有在中国真正扎根,其原因是自身不可忽视的局限性以及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根基。
金生翠[6]2007年在《新时期文学的精神分析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人们相信自己的眼睛胜过于自己的心灵，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生活现象中忽略了自己心灵的去处，从而产生了一股莫名的心灵的焦虑，并努力想把这种心灵的焦虑诉诸于创作。而精神分析学作为一种心理批评方法，正是从人的心灵深处出发，努力挖掘存在于人的无意识深处的心灵的焦虑，思想的生命，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也许把它们创造出来，达到一种心灵之间的最美精神对话，梦想一种心仪并发之外的邂逅。这也是本文试图运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所企求达到的一个目的。根据精神分析学派的发展脉落及其批评特征，本文大致从两个方面进行着手分析：一，根据弗洛伊德、荣格的心理分析，重在解释作品的内在意义。如对张贤亮、王蒙、王安忆、刘恒、陈忠实等人的作品进行个案分析，试图从恋母情结、生命悲剧意识、性意识等人类精神领域的命题入手，寻找作品的意义，更寻找人类生存的意义。二，根据阿德勒的“自卑”言论，探索史铁生作品中的残疾主题、自卑情结，从中揭示了除了生存以外的生命意识：生命价值的平等和人格价值的平等。并力图抽拔出史铁生对待生命的态度，也正是现代人在生存困境中的生存态度，而这正是我们每个人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除此之外，有感于新时期文学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本文还尝试将笔触深入到更广阔的精神领域里，既希望从感性上有力的把握新时期作家的创作，又能对当代人的精神处境进行一定的关照。精神分析学不是万能的钥匙，但它那“冰山”一角的亮光已然开启了人类广袤无限的集体无意识大门，一如当年弗洛伊德力图从无意识角度去解释作家进行文学艺术创造的终极根源和最终推动力，这种努力和勇气对于今天的后辈学者同样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和启迪价值。
张浩[7]2004年在《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精神分析话语剖析》文中提出本文旨在运用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对20世纪女性文学的核心思想和写作趋势进系统研究。 本文分导论和正文两大部分。导论部分简要说明了论文的主题思想、逻辑展开以及所运用的批评方法。正文共有十章，其结构由描述精神分析学影响女性文学的发展演进作为纵向框架，由女性文学在精神分析影响下所形成的独特品质作为横向框架，其主旨是从精神分析学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联系出发，剖析精神分析学与女作家创作之间的内在关系，探讨精神分析学对20世纪女性文学发展演进的影响，揭示在精神分析学影响下女性文学所形成的独特品质，以期推动中国女性文学体裁类型研究和比较研究领域的拓展。 本文首先介绍了精神分析学的思潮特征、精神分析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精神分析学对20世纪女性文学的影响比较集中地出现在五四时期、40年代(以张爱玲为代表)和新时期等几个阶段，本文就以这几个阶段作为论述重点。 20世纪前半叶女性文学在精神分析影响下呈现出了独特的精神分析特色。五四女性文学中以袁昌英、凌叔华和丁玲为代表的第一代女作家，她们对潜意识心理的揭示、对性压抑的重新阐释以及对心理分析技巧的最初尝试，从而拉开了女性精神分析文学的序幕。40年代张爱玲继承了五四精神分析文学的传统，以恋母情结、性变态心理、人格分裂和个体本能与社会文明的冲突等四个方面的刻画，以独特的女性心理揭示和情结的书写而把女性精神分析文学推向了一个高峰。 6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同样呈现了非常明显的精神分析特征。李昂在精神分析学的关照下，对情与性的冲突、性的扭曲以及男女权力关系等问题进行大胆揭示。而欧阳子小说则运用精神分析的诸多概念，用大段的内心独白对人物的深层变态情结进行了探索，对女性灵魂的分裂和自我的挣扎做了真实而深刻的描写，显示了精神分析女性文学的长足进步。 20世纪80年代以来精神分析在女性文学中复归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王安忆、铁凝、残雪和陈染等女性作家在性别意识觉醒的同时，把精神分析作为自己最为契合的理论资源。在精神分析方法的使用上，王安忆对精神分析的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叁重人格理论和悲剧理论的完美诠释，铁凝对现代女性心理和身体书写的关注，残雪对梦境的刻画和精神分析意象的使用，陈染对女性隐秘心理和各种心理情结的书写，显示了精神分析女性文学创作的高峰。 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创作进程看，女性文学把精神分析的特质深深植人了客体当中，同时也使女性文本融人了精神分析的演进之中，由此形成了精神分析女性文学的叁个总特征，即性观念的变化，对变态心理的聚焦以及在小说技巧上的精神分析特征。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精神分析特征，一方面使女性文学保有了恒久传承的力量与可能，在精神分析的烛照下，各种女性的心理世界与生活状态、女性的道德重建、女性价值观的整合，及其对整个民族的文化意义这些前瞻性的问题得以逐步深人，另一方面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精神分析性，更显示了20世纪中国文学所呈现出的真正多元的丰富与发展。
杜坤遥[8]2017年在《弗洛姆思想中国文学界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埃利希·弗洛姆(Erich Fromm,1890~1980)是“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创始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和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精神分析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等,其思想非常多元,横跨领域宽广,在西方一直受到很大的肯定与赞誉。从上世纪60年代起,弗洛姆及其思想从西方逐渐涌入中国,在这半个多世纪中,激起了两次弗洛姆的热潮,为中国文学界带来了重要的影响。纵观弗洛姆涌入中国的时间长河,时而波涛汹涌,时而暗流攒动,其思想和着作在中国文学界的发展可谓一波叁折。本文从以下五个层面依次展开论述:第一章论述了弗洛姆的核心思想以及其在中国文学界的接受语境。第一节从弗洛姆在中国译介出版的几部最受欢迎的着作入手,试着总结和概括出传播到中国的弗洛姆思想的核心内容。第二节则着重梳理弗洛姆的思想在中国的接受语境。一种外来的思想理论的传入,必定要适应当下的时代和学术语境,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中国文学界的时代与学术语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弗洛姆思想的传播和接受状况与这些语境息息相关。第二章论述了弗洛姆思想在中国文学界传播与接受的走向。第一节论述弗洛姆在中国文学界传播的开端,弗洛姆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传入,并被批判为修正主义的人道主义。第二部分是传播的转折期,主要时间分期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让弗洛姆再次被认可,中国文学界对弗洛姆的大量着作进行集中的译介和出版。第叁部分论述弗洛姆在中国传播的低谷期。在90年代,国人对于西方文论的狂热渐渐冷却,对弗洛姆的研究也处于相对停滞期。第四部分是传播的兴盛期,主要时间段是21世纪初至今。在这个时间段内,弗洛姆的大部分着作已传入中国并日趋成熟,各种着作的版本也不断翻新,这也进一步促进了弗洛姆思想在中国文学界以及国民大众中传播与接受。第叁章主要论述了中国文学界对弗洛姆思想的接受状况。笔者选取了中国文学界中一百篇谈及弗洛姆的核心期刊论文,根据接受的弗洛姆思想,将这种接受按内容分为五个部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的中国文学界接受、社会批判理论的中国文学界接受、“人”的问题思想的中国文学界接受、“爱”的问题思想的中国文学界接受、其他理论的中国文学界接受。笔者整理一百篇核心期刊论文在每一部分的数量,并简要分析了这些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接受的弗洛姆思想,最后总结出每一部分的特点。第四章论述了弗洛姆思想中国接受的本土化特点。第一节简要地分析了中国文学界对弗洛姆思想的中国接受的因素。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其次有学界理论应用的因素,最后是受众心理的需要。这叁个因素共同对弗洛姆思想在中国文学界的传播和接受产生重要影响。第二节笔者反思了中国文学界对弗洛姆思想的接受,笔者认为,接受者作为主体,应该更加自觉地接受弗洛姆,而不是被动地为我所用,其次,接受者也要有自己的批判维度,对弗洛姆进行审视之后加之自己的判断。在结束语中,笔者还提出了几点看到的问题,希望对中国文学界进一步接受和研究弗洛姆思想有所帮助。
张琼[9]2004年在《跨语际旅行：弗洛伊德主义中国化问题探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立足于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发展线索，从影响和比较的角度来审视弗洛伊德主义中国化的选择、改造和转化。试图探索弗洛伊德主义满足了中国文学什么样的内在需要和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什么样的文化质素，考察其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特殊方式和复杂过程。全篇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着眼于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旅行，第二部分侧重于寻找弗洛伊德主义与本土文论话语之间进行对接的契合性因素，第叁部分则主要从具体的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的横向拓展出发，展开弗洛伊德主义对中国文艺思想转向影响的探讨。 20世纪的中国文坛，弗洛伊德所代表的精神分析文论两度引起强烈的反响，成为一时“显学”。这是本土理论界主动和积极选择的结果，弗洛伊德强调人的自然本质的精神分析理论被功利性的选择和工具性的接受，被主观的诠解为了一种社会学说，成为弘扬人性并藉以进行思想启蒙和解放的武器，满足了反封建禁欲主义和对极“左”思潮反拨的需要，这一历史必由之路的前提是选择客体提供了自己的可选择性，同时选择主体原生的思想结构和先在的目的引发了这一选择冲动。 获得合法性的弗洛伊德在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思想的两次转向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所揭示的性本能为“五四”文化运动所接纳，中国新文学中的性爱文学从这里找到了突破口与起点，助长和鼓励了新文学中性意识的滋长。二是无意识在中国新时期文艺思想中的考察，拓展了无意识与文学创作、文学欣赏以及与文学本体之间关系的探讨，加深了对美、美感、艺术创造和文学作品的复杂性、立体性、动态性的认识。 然而，由于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社会政治造成的知识者巨大的心理矛盾制约下，弗洛伊德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零散和断片的，它没有作为一种文化哲学观念为中国理论批评家或作家所理解和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弗洛伊德主义的创造性、革命性以及它的片面性、局限性都未能在中国文学中得到充分的发挥或展开。
尹鸿[10]1991年在《精神分析学与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批评》文中指出精神分析批评模式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以揭示文学活动中各种无意识因素为目的。如果说精神分析学是“关于无意识的科学”①,那么精神分析批评也就是关于无意识的批评,它“致力于考察艺术品中的无意识意义,研究作家所虚构人物的无意识动机和作家的无意识趋向”。②。在精神分析批评看来,从意识层面考察文学所得到的判断是表层的、片断的和不完整以及不彻底的,甚至可以说是不真实的,实际上人们所没有意识到或者
参考文献：
[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与新时期中国文学建设[D]. 俞新苗. 安徽大学. 2004
[2]. 精神分析文学及文学理论批评的中国化进程透视[D]. 衣帆. 曲阜师范大学. 2011
[3].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批评在中国的发展与实践研究[D]. 王佳佳. 安徽师范大学. 2010
[4]. 论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文化契机[D]. 杜娟.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10
[5]. 精神分析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两次浪潮[D]. 谢林. 云南师范大学. 2016
[6]. 新时期文学的精神分析学研究[D]. 金生翠. 兰州大学. 2007
[7].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精神分析话语剖析[D]. 张浩. 北京语言大学. 2004
[8]. 弗洛姆思想中国文学界接受研究[D]. 杜坤遥. 辽宁大学. 2017
[9]. 跨语际旅行：弗洛伊德主义中国化问题探究[D]. 张琼. 西南师范大学. 2004
[10]. 精神分析学与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批评[J]. 尹鸿. 海南师院学报.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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