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力开展科学评论（论文文献综述）
李青[1]（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张春满[2]（2020）在《美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式的百年演化》文中研究表明美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在20世纪早期,美国的比较政治学主要采用旧制度主义研究范式。之后,在一系列宏观和微观因素的作用下,美国比较政治学实现了以自然科学为师和以欧洲为师的范式创新。这就是政治学界着名的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研究范式引起了美国政治学界的身份危机,导致后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出现和蓬勃发展。美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式的长期演化最终形成了今天范式多元化和去范式化的结果。更多的学者采取实用主义的原则来处理研究范式与研究问题的关系。美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式的百年演化启示我们要注意汲取外部学科资源和本土的思想资源,这样才能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
王梓良[3]（2020）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科传盈利模式及其优化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20年是我们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同时也是“十三五”规划的最后一年,除了全面消除贫困人口的奋斗目标,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正处于绝佳的战略机遇期。自改革开放之后,各行各业开始真正高速的发展起来,依靠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对信息大量需求,出版传媒行业作为传统行业的代表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时代总是在科技力量推动下不断变革,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媒介融合和数字出版已经成为了新时代行业发展的一种不可逆趋势,传统的出版传媒企业纷纷面临转型升级的困境,站在时代的拐点上机会与挑战并存,如何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幸存下来并且找到最适合企业发展的盈利模式成为当下行业内的最大难题。本文选择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科传）作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法、定量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等分析方法,从利润点、利润对象、利润来源、利润杠杆和利润屏障五个要素入手,首先根据财务评价情况纵向对中国科传的盈利模式给予评价,其次横向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国内外同业公司再次与中国科传的盈利模式进行对比,经过了两个不同维度的对比分析,提出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科传发展的局限性,并尝试给出有针对性的整体优化提升策略,最后对本文案例对象的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和展望,以期对行业内其他出版传媒企业起到借鉴的作用。为希望在我之后,能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出版传媒这种传统行业来做研究,探讨行业未来的发展新动向,推动我们国家的文化建设再创辉煌。
陈春阳[4]（2020）在《中小学体育伤害事故的校方民事责任研究 ——基于63份民事判决文书的统计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身体活动是体育的基本特征,学生身体在承受运动负荷、激烈对抗的过程中发生损伤在所难免。近年来,校方因担忧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责任而采取消极应对措施,诸如“体育课不开体操、运动会取消长跑、课外活动减少负荷”等报道屡见不鲜。校方因噎废食的做法显然不是司法系统和社会各界所期望的结果。本文主要运用案例分析法、文献研究法、专家访谈法和逻辑分析法,以中国裁判文书网2018年收录的中小学体育伤害事故案件的民事判决文书为分析对象,呈现当前中小学体育伤害事故中校方的责任承担现状,剖析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并根据法院认定的校方责任范围提供相应对策,以期为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治理、防范提供参考。研究结果显示:中小学体育伤害事故中,校方承担责任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危险控制理论和信赖关系理论。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应是教育法律关系,而非监护关系和合同关系。当前中小学体育伤害事故校方承担责任的主要法律依据为《侵权责任法》第38条、39条和40条,承担责任的性质为侵权责任,而非监护责任和违约责任。校方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有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应排除无过错的监护责任的适用。通过分析样本案例可知,校方是体育伤害事故责任的主要承担者,校方赔偿（补偿）数额占原告因伤所致损失的比重过高,学校负担过大。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适用旧法而不适用新法、冲突的新旧法同时适用等不符合法律适用原则的案件。在归责原则的适用中,存在过错推定原则滥用的现象,证明责任分配标准违反法律规定,刻意加重学校负担。另外还存在侵犯教师合法权益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是立法上认定校方过错的法定注意义务不明确,司法上法官在合法与合理的冲突中陷入了两难权衡。通过分析学校与政府（国家）的关系可知,公立中小学对政府（国家）有很强的依附性,一般都是政府的附属机构,是各级教育行政系统的一部分,独立性有限,仅仅学校作为体育伤害事故担责主体不合理,政府（国家）作为公立中小学的出资人、举办者、管理人,应是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主要责任主体,应承担其责任。学校在中小学体育伤害事故中承担的是以过错为构成要件的侵权责任,以过错责任原则归责（包括过错推定原则）,无过错则无责任。审查学校是否存在过错,应依据客观标准说为主,校方是否有过错取决于其是否履行了“相当”注意义务,已尽相当注意义务,校方将不担责,未尽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李岳宇[5]（2020）在《精准扶贫社会动员的地方实践 ——以J县X村为例》文中提出精准扶贫作为一项自上而下协调推进的长期性社会工作,旨在帮助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众开发经济、发展生产、摆脱贫困,其实质是一场以扶贫的方式展开的全面的动员社会并改造社会的运动。精准扶贫给农村社会带去了项目和资源,也给了农民和地方政府共同协作的舞台。但是,由于农村环境的相对封闭和农民思想的相对落后,农民自身很难对精准扶贫有一个深入的认识和了解,进而影响了他们参与地方政府推行精准扶贫政策这一过程的意愿。地方政府怎样发动农民,怎样与农民一道来推进国家政策的落实,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在对社会动员相关概念进行明晰的前提下,以历时性的角度考察了推行精准扶贫政策的具体行动领域——X村,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发展特色产业、提升基础设施、改善村容村貌”三大行动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宣传动员、激励动员、示范动员、组织动员等动员方式,并且从保健因素和鼓励因素着手,分析了地方政府社会动员生效的原因。借助“三圈理论”,本文探讨了X村精准扶贫社会动员的机制运行,发现X村得以实现整村脱贫,主要是通过开展精准扶贫社会动员,实现了价值、能力和支持三个要素之间的平衡,即彰显了公平正义的执政理念,实现了各种资源的有效链接,引导农民发挥了自身的积极性与主动性。2020年是实现全面脱贫的决胜之年,精准扶贫将取得阶段性胜利,在这之后,X村要继续保持在精准扶贫政策扶持下所形成的产业基础和村民的认同参与,应该如何夯实后劲持续发力,是其当下扶贫工作的最大挑战。基于此,本文认为要改善地方政府精准扶贫社会动员存在的后劲不足问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首先,要大力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引导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用好帮扶工作队这个外部资源,同时大力挖掘和培养优秀年轻后备干部,为开展精准扶贫社会动员提供最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其次,要大力发展农村产业经济,通过盘活集体资产,加快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和政策扶持,使村集体获得持续增收的不竭动力,为更好发动农民参与发展创造条件。最后,要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的规划治理能力,健全完善市场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扶贫机制,以更好动员社会各方力量齐心参与精准扶贫。
王成程[6]（2019）在《合作生产视角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创新研究 ——以上海市L街道垃圾分类为例》文中研究指明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近年来,随着居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多样化、复杂化,合作生产被认为是公共服务供给的创新之举。为探求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创新过程,本文以上海市L街道的垃圾分类为例,构建了“合作动因-合作机制-合作效果”的分析框架,对L街道的垃圾分类过程进行了深度分析,研究发现,在L街道的垃圾分类合作生产过程中,存在四种机制,分别是:“组织-协调”机制;“宣传-扩散”机制;“动员-激励”机制;“‘两网’-融合”机制。另外,本文从合作过程、合作主体以及合作成本等三个视角对垃圾分类合作生产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合作生产不仅提高了垃圾分类的质量和效果;还增强了政府合作的动力、提高了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培育了居民的分类意愿和能力、提升了企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虽然提升了时间成本,但大大减少了经济成本以及社会成本。最后,本文通过对L街道垃圾分类合作生产过程的回顾,总结了社区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五点经验:政府理念的转变、公民的广泛参与、顶层制度的设计、运作机制的建立以及多元主体的协同。并且,针对合作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创新的三种路径:内部合作与外部合作并重;合作过程与合作结果并重;为公共服务合作生产“铺路”。
钟慧澜[7]（2018）在《养老服务合作生产：产生过程与运转机制》文中提出当前,中国老年人口基数大且增长速度快、高龄化与空巢化并行快速发展、带病生存与失能化现象显着、未富先老与未备先老交织存在,给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增加了难度。传统的国家——家庭二元核心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照料需求,养老服务的供给之责亟需向国家、社会、市场、家庭等多方共担模式转变。自我国提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目标以来,各地政府都在努力通过采用公建民营、民建公助等形式将社会力量引入到养老服务提供当中,以期增加养老服务供给,满足不断增加的社会养老需求。虽然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合作提供养老服务扩大了社会养老服务的惠及面,但是也存在一些现实问题的困扰,一些养老服务合作生产实践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比如社区助餐点运营不佳等。那么,政府如何与社会组织、企业进行合作有效提供养老服务?针对这一现实问题,本文用合作生产这一学术术语对多元主体合作提供养老服务进行概念化,在文献回顾与概念思辨基础上,本文提出了需要研究的中心问题:在多元主体合作的背景下,养老服务合作生产是如何在复杂环境中产生的?不同组织之间进行养老服务合作生产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为了回答该问题,本文以组织管理理论为起点,福利多元理论、政策工具理论和网络治理理论为支点,建构了一个包括合作设计、合作运行、合作评估三个流程阶段、九个数据分析维度的整体性分析框架探寻养老服务合作生产得以产生并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在研究方法上,本文运用SPS案例研究方法对来自上海、北京、浙江的四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通过半结构化访谈、焦点小组法获得一手数据,并结合搜集的二手数据进行三角互证。通过案例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关于合作生产的内涵。（1）从组织角度来看,案例分析表明合作生产的本质上是不同类型组织间的分工与协作,合作生产是一种始于技术理性,长于开放空间,归于稳定理性的组织间协作活动,外化为利益关系的局部均衡状态,其根本目标是消除组织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提高集体生存的可能性。合作生产具有主体的多样性、目标的共识性、过程的互动性、利益的互惠性四个显着特点,这个定义为分析多元主体合作生产养老服务提供了新的方向指引;（2）案例分析表明,相较于其他公共服务,养老服务合作生产具有资产专用性很强、持续性久的特点。如果在合作设计阶段将养老服务设计成一个短期项目,当项目结束后,政府可能会因服务商变更而面临较高的沉没成本,因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通常是根据服务商需求进行量身定制,不同的服务商会对服务设施产生不同的要求。2、关于养老服务合作生产的内在逻辑。养老服务合作生产的内在逻辑是由合作生产的出现机制、合作生产的调适机制、合作生产的存续机制组成。从合作生产的出现机制来看,合作设计阶段,不同组织基于技术理性分工的逻辑,采用聚合策略,对潜在的合作伙伴进行识别,其结果是合作主体兼容度得到增强、合作匹配性得以提高,集体参与得到实现,从而将分属不同领域的公、私组织紧密聚合在养老服务领域,养老服务合作生产由此出现。从合作生产的调适机制来看,合作运行阶段,不同组织基于伙伴关系建构的逻辑,采用协调策略,对合作伙伴关系进行建构与维护,其结果是合作利益均衡度得到改善、合作协同性得到提高,降低了合作成本,协同发展得以实现。从合作生产的存续机制来看,合作评估阶段,不同组织基于行为结果控制的逻辑,采用封装策略,对合作成员的行为进行约束,其结果是合作行动稳定度得到提高、合作持续性得到增强,集体生存得以保障。由此,基于技术理性分工发展了合作主体兼容度、基于伙伴关系建构发展了合作利益均衡度、基于行为结果控制发展了合作行动稳定度,合作生产的主体与利益、主体与行动、利益与行动彼此之间建立良性循环联系,养老服务合作生产就创造出应有的价值。3、关于养老服务合作生产模式。案例分析发现治理权威影响程度和治理资源集中程度影响养老服务合作生产。为此,本文将养老服务合作生产模式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行政吸纳型合作生产,特点是治理权威影响高,治理资源集中度高。其适用条件是养老服务发展不成熟,整个区域养老服务需要进行宏观部署,合作伙伴实力弱、选择少的情形;二是权威感召型合作生产,特点是治理权威影响高、治理资源集中度低。其适用条件是政府负责人社会网络关系发达,合作伙伴具有较强专业的服务运作实力情形;三是优势互补型合作生产,特点是治理权威影响度低,治理资源集中度低。其适用条件是服务具有可以衡量的市场标准或具有可以比拟的市场标的物,可以准确评估服务结果,合作伙伴具有很强的专业服务实力的情形;四是分享协助型合作生产,其特点是治理权威影响度低,治理资源集中度高。这种模式适合养老服务发展到一定阶段,服务需要转型升级或合作伙伴有一定专业服务实力但缺乏关键资源的情形。4、关于国家权力在养老服务合作生产中的作用。在现有文献基础上,本文发展了授能型政府的内涵,即在合作生产实践中,政府通过把高高在上的国家治权向多元主体下沉,为参与者创造一种授能环境,授予不同主体行动能力,获取相应资源,使主体间能力得以匹配,减少合作不确定性,进而实现集体参与。与授能型政府相近的概念是赋权型政府,本文认为授能型政府是对赋权型政府概念在假设前提和预期效果方面有着细微区别。从假设前提来看,赋权型政府假设政府、市场和社会享有平等治权,权力是结果,政府通过职能转移方式将政府部分治权交给非政府治理主体来行使;而授能型政府假设前提是市场、社会发育不足,三者并不具备天然的平等治权,权力是中介,政府并不是简单盲目地将政府治权赋予非政府主体来行使,而是审慎地将政府治权看作一种催化剂或中介物,政府有效使用治权创造市场、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公共服务的制度环境,使任务特征与执行任务的组织能力之间的良好匹配,培育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能力。从预期效果来看,赋权型政府目标是增加非政府主体的自主权,发挥市场自发生产、社会志愿服务的优势,弥补政府官僚机器的僵化与效率低下的不足,但是作为行动者的组织倾向于通过对不确定性的掌控来扩大自己的行动自主权,行动者通过自身拥有的控制权,既可以控制不确定性,也可以生产不确定性,这也意味着赋权并不一定会产生良好效果,可能还会因为赋权对象的机会主义行为放大合作生产的不确定性。而授能型政府是着力解决治理主体能力不匹配的问题,在数量和质量上改进公共服务供给,审慎地权力使用会减少不同治理主体生产不确定性的机会。时下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尚不成熟、社会组织发育不足,简单引入赋权型政府理念指导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并不一定能达到改善公共服务的目标,而授能型政府理念更适合指导中国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实践。在授能型政府理念下,国家权力在养老服务合作生产中的作用表现在:一是方向引领,责任共识;二是集体参与,合作生产;三是提升能力,创新发展。这三个作用是在地方分权、市场放权、社会赋权交互作用下得以实现。首先,地方分权使地方政府获得治理裁量权,激发其主动作为的能动性,提高官僚机器运转的灵活性。市场放权破除养老服务市场准入障碍,引导资源有序流动。其次,地方分权使基层政府资源调动能力增强,能够搭建合作平台,拓展治理空间容纳能力。社会赋权让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提供具有了主体合法性,便于得到社会认同。同时,地方政府的部分公共服务职能向其转移,形成分工,为集体参与打下坚实基础。再次,市场放权是为了培育不太成熟的养老服务市场,使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用市场竞争催化服务模式创新。社会赋权还可以培育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增进政社主体间能力匹配度。
杜洁[8]（2016）在《马克思主义在泰国的传播与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尝试做这样的努力:梳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泰国的传播轨迹,即20世纪泰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两大主体脉络（泰国共产党与泰国左翼知识界）和三支基本力量（泰国共产党、泰国50年代左翼知识界、泰国70年代左翼知识界）,通过对传播效度的分析,考察泰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与革命实践在研判和解决该国社会主要矛盾方面的成败得失,明确指出本土化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忽略与破坏是泰国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并且明确指出20世纪70年代革命高峰时期的泰国曾是东南亚继越南之后的第二大左翼力量活跃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亚洲学者和西方学者认为泰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批驳西方学界关于泰国“免疫”马克思主义的偏狭观点。本文还进一步考量当代泰国在西方民主道路与国内民粹道路之间的政治僵局,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洞察当代泰国社会,最终为泰国提供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选择的思考与论证,为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共产主义运动提供基于泰国经验的历史思考、经验总结与未来展望。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通过对中、英、泰三语的泰国近现代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人类学、民族学、军事学、传播学等重要着作进行文献整理、阅读和研究。同时,本文还着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社会矛盾分析方法,分析泰国社会近现代阶级利益矛盾的特殊性,为考察马克思主义在泰国的传播有效性、当今泰国社会道路的最终选择,提供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依据。本文探究马克思主义在泰国的传播与影响,即是以马克思主义暹罗化为主线,对当代泰国左翼从“问道马克思”到“弃道马克思”再到“反思马克思”甚至“回归马克思”的思想脉络进行历史的梳理。20世纪,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泰国左翼思潮总是与激进主义社会运动相伴相生,共同经历社会运动和思想论争的高潮与低谷。马克思主义左翼思潮的传播高峰总是与泰国20世纪政治气候相对民主、出版审查相对宽松、外交政策转型调整的民主开明时期相对应。本文首先梳理马克思主义传播在泰国这一特定历史与社会土壤中所显现出的个性化特征与历史轨迹,进而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在第三世界国家传播所遵循的普遍规律,考察马克思主义在泰国的传播成果及其对泰国历史社会的影响,总结马克思主义在泰国传播的成功经验,并揭示马克思主义最终未能在泰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因此本文在第一章绪论中厘清关键概念之后,第二章对马克思主义在泰国传播的社会条件、历史进程与基本力量进行考量,勾勒出马克思主义暹罗化的历史图景,揭示马克思主义暹罗化的必然性与具体性。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分别梳理泰国共产党、50年代主流马克思主义者和70年代“十月青年”（新马克思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历程与历史贡献,三者均通过结社与出版有效推进泰国当代社会运动的发展,结社可以使同时代的人群聚集并实现思想的交汇交锋与启迪共鸣,出版可以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经由出版物形式实现代际之间跨时空的传播与继承,使得原先地方性的短暂直接的斗争手法向全国性的持续间接的现代社会运动转变。第六章分析马克思主义暹罗化的成功经验与失败原因,以及其给当代泰国社会留下的正面与负面遗产。第七章基于社会主义的视角对当代泰国道路困境与出路选择进行探讨,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洞察当代泰国社会困境,并提出泰国未来走向社会主义的大胆设想。“反思马克思”甚至“回归马克思”这一峰回路转,这对经历了上个世纪革命理想幻灭并彻底抛弃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政党、目前正处于困顿之中的泰国当代农工阶级而言,无疑是一场观念的革命和理性的回归。
马戎[9]（2015）在《民国时期的社会转型、政权建设与族群关系》文中指出中华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中最复杂和最动荡的时代。贯穿民国38年历史的有三条主线。第一条主线是中国各族人民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第二条主线是中华民国下属各民族维护国家统一、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分裂势力的斗争。这两条主线是晚清"救亡图存"斗争的延续。第三条主线是探索如何实现国家体制的政治转型,实现从"多元型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过渡和国民思想过渡。在整个民国期间,帝国主义别有用心地向中国各族群输入"民族"意识,并扶植代理人。民国历史中,最核心的利益是救国图存,扞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在评价民国所有的历史人物时,这是一条最根本的底线。
管珊[10]（2014）在《日本农协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经验启示》文中研究说明建立在农业小规模经营基础之上的日本农协在促进日本农业现代化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以及组织建设上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就。中国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面临着与日本农协发展之初的相似背景:小规模土地经营格局、大量兼业农户的存在以及城乡一体化的诉求。发展中的日本农协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完备的组织网络,并根据分化的农民及其多元化的需求不断调整组织功能,促使日本农协发展壮大。借鉴日本农协发展的经验,可以更好地思考中国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问题。
二、大力开展科学评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力开展科学评论（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相关研究 |
| (二)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研究概况 |
| (三)现代性相关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现代性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关系 |
| (二)理论基础 |
| (三)具体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内容 |
| 四、核心概念 |
| (一)现代性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 |
| 第一章 “侍奉上帝”与宗教信徒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时期的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阶段的美国社会发展样态 |
| (二)前殖民阶段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概况 |
| 二、“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清教政治模式在殖民地初步践行 |
| (二)殖民地经济贸易水平逐渐增强 |
| (三)欧洲文化教育传统在北美的沿袭 |
| (四)宗教性教育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 |
| 三、“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义问答”模式中的家庭教育 |
| (二)“社区布道”中的科学知识推广 |
| (三)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的科学实践 |
| (四)“报刊出版”中的科学知识扩散 |
| 四、“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为开拓“新耶路撒冷”而教 |
| (二)教育类型与方式分散多样 |
| (三)以立法巩固教育的宗教性 |
| (四)教育的实用性倾向日渐凸显 |
| 五、“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宗教神性对自然人性的无情宰治 |
| (二)“杂乱拼凑”的教育师资队伍 |
| (三)“潜匿于神学体系中的科学知识”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层级化明显 |
| 第二章 “科学立国”与“国家公民”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新生国家为自由民主而战 |
| (二)“旧科学”的落寞与“新科学”的荣盛 |
| (三)“大觉醒运动”与西进运动的发展 |
| (四)以立法形式巩固民主政治观的实践 |
| 二、“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培育民族情感”的场馆科学实践 |
| (二)“宣扬理性”的公共讲座与科学博览会 |
| (三)“知识福音”与教会性科学知识推广 |
| (四)政治主导的科学知识推广实践 |
| (五)职业科学人的热情参与 |
| (六)“公民社会塑造”与科学新闻出版 |
| 三、“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科学立国”成为核心价值诉求 |
| (二)“宗教性的消退”与“世俗化的觉醒”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具有国家化倾向 |
| (四)注重借鉴西欧教育的优质经验 |
| 四、“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立国之师”的质量参差不齐 |
| (二)“科学立国”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 |
| (三)“科学立国”的实利主义倾向显现 |
| (四)“国家公民培育”面临“肤色歧视” |
| 第三章 “技术时代”与“科技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内战对美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助推 |
| (二)“手工训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进步主义运动与进步教育实践 |
| 二、“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会推行的“科学肖陶扩之旅” |
| (二)“政府推动”的技术知识推广 |
| (三)“报刊科学”中的科技知识传递 |
| (四)科学场馆的科学知识宣传 |
| (五)技术行会的产业技能培训 |
| (六)“新闻媒体人”的科技资讯传播 |
| 三、“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以培育具有技术理性的产业人为目标 |
| (二)教育内容更注重生产实用性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遵循“新闻模式” |
| (四)“新闻人的出场”与“科学人的隐退” |
| 四、“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唯技术理性的价值取向盛行 |
| (二)科学新闻的“碎片化”与“主观化” |
| (三)伪科学与迷信冲击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出现衰退迹象 |
| 第四章 “科学危机”与“批判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危机”激化了美国社会发展矛盾 |
| (二)“莫斯科的威胁”与“华盛顿的警觉” |
| (三)公众“科学万能论”价值观的消解 |
| (四)“经济起落”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颠簸” |
| 二、“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新闻科学”的“荧幕化”与内容“专精化” |
| (二)增强公众科学鉴别力的“电视科学” |
| (三)创设“科学原生态”的场馆科学模式 |
| (四)“共筑科学理解力”的“科学共同体” |
| (五)“从做中学”的社区化科学教育 |
| 三、“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理解科学”的政治取向较为明显 |
| (二)理性批判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三)“现代公众”概念的逐渐清晰化 |
| (四)科学与消费的联姻:“科学广告”盛行 |
| 四、“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消费文化对公众理智精神的侵蚀 |
| (二)科学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滑落 |
| (三)迷信和虚假内容仍然充斥其中 |
| (四)公众定位从“知识缺失”转向“理解缺失” |
| 第五章 “交往社会”与“实践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哲学的“生活实践转向” |
| (二)知识生产模式的后现代转型 |
| (三)社会转型对非正式科学教育提出新要求 |
| (四)美国社会持续关注科学教育事业 |
| 二、“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为公众参与科研创设“公共科学领域” |
| (二)鼓励实践探索的科学场馆活动 |
| (三)推行交互对话的科学传播模式 |
| (四)“活动式”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开展 |
| (五)“专业化”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 |
| 三、“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强调公众参与科学的机会平等 |
| (二)注重科学参与的交互性对话 |
| (三)凸显公众参与科学的情境化 |
| (四)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的成效测评 |
| 四、“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公众参与”面临过度商业化的侵蚀 |
| (二)科学人与公众的科学理解错位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缺乏自我批判反思 |
| (四)公众参与科学的活力受限 |
| 第六章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审思:历程审视、影响因素、经验与反思 |
| 一、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审视 |
| (一)目标追求: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 |
| (二)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 |
| (三)实践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 |
| (四)“自我批判”: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 |
| 二、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美国文化传统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二)资本主义精神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分权自治政治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四)科学自身发展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实践经验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清晰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实施模式多元化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社会支持力度高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更强调成效评价 |
| 四、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与反思 |
| (一)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
| (二)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 |
| (三)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本土化转译 |
|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改革年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2）美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式的百年演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一、前言 |
| 二、主流政治学期刊经典论文的遴选 |
| 三、比较政治学早期的旧制度主义范式 |
| 四、行为主义革命、后行为主义革命与旧制度主义范式的消退 |
| 五、研究范式的多元化与实用主义原则的突围 |
| 六、结论与启示 |
（3）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科传盈利模式及其优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盈利模式的提出 |
| 1.2.2 盈利模式的定义 |
| 1.2.3 盈利模式的构成要素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 本文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盈利模式基本概念 |
| 2.1.1 盈利模式的定义 |
| 2.1.2 盈利模式的构成要素 |
| 2.1.3 常见盈利模式分类 |
| 2.2 盈利模式的相关理论 |
| 2.2.1 生命周期理论 |
| 2.2.2 帕累托法则 |
| 2.2.3 长尾理论 |
| 2.2.4 成本收益理论 |
| 3 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科传的盈利模式分析 |
| 3.1 中国科传公司概况 |
| 3.2 中国科传盈利模式五要素分析 |
| 3.2.1 利润点 |
| 3.2.2 利润对象 |
| 3.2.3 利润来源 |
| 3.2.4 利润杠杆 |
| 3.2.5 利润屏障 |
| 3.2.6 中国科传盈利模式五要素的总结 |
| 3.3 中国科传盈利模式的财务评价 |
| 3.3.1 资产结构分析 |
| 3.3.2 盈利能力分析 |
| 3.3.3 现金流量分析 |
| 3.4 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科传的发展局限性 |
| 3.4.1 数字化出版业务发展不及预期 |
| 3.4.2 国家扶持政策存在的不确定性 |
| 3.4.3 国际出版物贸易市场竞争激烈 |
| 3.4.4 出版物被盗版侵权问题始终存在 |
| 4 中国科传与国内外同业公司的比较与借鉴 |
| 4.1 中国科传与国内出版传媒企业盈利模式的比较分析 |
| 4.1.1 对比企业的选取依据 |
| 4.1.2 中南传媒的盈利模式 |
| 4.1.3 中信出版的盈利模式 |
| 4.1.4 三家企业综合对比 |
| 4.2 中国科传与国外出版传媒企业盈利模式的比较分析 |
| 4.2.1 对比企业的选取依据 |
| 4.2.2 爱思唯尔的盈利模式 |
| 4.2.3 施普林格的盈利模式 |
| 4.2.4 三家企业综合对比 |
| 4.3 与国内外同业公司比较总结 |
| 5 中国科传盈利模式优化对策 |
| 5.1 多路径刺激数字出版业务的发展 |
| 5.1.1 与搜索引擎寻求合作关系 |
| 5.1.2 挖掘社交软件用户数据价值 |
| 5.1.3 建立更多专项业务分公司 |
| 5.2 拓展不依靠国家政策扶持的利润来源 |
| 5.2.1 利用“互联网+”扩展产业规模 |
| 5.2.2 工作重心由内容生产转向内容服务 |
| 5.2.3 多媒体平台营销 |
| 5.3 “买船出海”提高科技出版国际影响力 |
| 5.3.1 并购国外具有优质出版资源的公司 |
| 5.3.2 与国内老牌出版大社开展合作 |
| 5.4 持续发展先进反盗版技术 |
| 5.4.1 学习引进同行先进反盗版技术 |
| 5.4.2 结合区块链技术保护版权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4）中小学体育伤害事故的校方民事责任研究 ——基于63份民事判决文书的统计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中小学体育伤害事故频发 |
| 1.1.2 中小学体育伤害事故影响大 |
| 1.1.3 中小学体育伤害事故不能及时、有效解决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2 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2 国内研究现状 |
| 2.2.1 关于学校伤害事故的研究 |
| 2.2.2 关于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法律责任的研究 |
| 2.2.3 关于国内处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
| 2.3 国外研究现状 |
| 2.4 国内外研究评析 |
| 2.5 本论文研究思路 |
| 3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研究法 |
| 3.2.2 案例分析法 |
| 3.2.3 专家访谈法 |
| 3.2.4 逻辑分析法 |
|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4.1 校方承担责任的法理基础 |
| 4.1.1 学校承担责任的理论依据 |
| 4.1.2 学校与学生的关系 |
| 4.1.3 学校承担责任之归责原则 |
| 4.2 校方承担责任情况分类 |
| 4.2.1 校方承担全责 |
| 4.2.2 校方不承担责任 |
| 4.2.3 校方承担部分责任 |
| 4.3 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 4.3.1 法律适用错误 |
| 4.3.2 滥用过错推定 |
| 4.3.3 侵犯教师合法权益 |
| 4.3.4 深层原因分析 |
| 4.4 校方责任的合理界定 |
| 4.4.1 明确政府(国家)的责任主体地位 |
| 4.4.2 依法合理认定校方的责任 |
| 4.5 合理责任范围下校方权益维护的对策 |
| 4.5.1 学校体育日常管理注意义务与对策 |
| 4.5.2 体育教学与训练注意义务与对策 |
| 5 结论与建议 |
| 5.1 结论 |
| 5.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访谈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目录 |
（5）精准扶贫社会动员的地方实践 ——以J县X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研究缘起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贫困治理研究 |
| 2.2 社会动员研究 |
| 第3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3.1 概念界定 |
| 3.1.1 精准扶贫 |
| 3.1.2 社会动员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三圈理论 |
| 3.2.2 双因素理论 |
| 第4章 精准扶贫社会动员的地方实践:基于J县X村的考察 |
| 4.1 X村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现状 |
| 4.2 X村推行精准扶贫政策的动员实践 |
| 4.2.1 宣传动员:召开村组会议讨论,带领村民外出参观 |
| 4.2.2 激励动员:落实奖补政策,发放股金分红 |
| 4.2.3 示范动员:典型示范引导,发动社会关系 |
| 4.2.4 组织动员:开展“一户三帮”,行政权威支配 |
| 4.3 X村精准扶贫社会动员得以生效的原因分析 |
| 第5章 地方政府开展精准扶贫社会动员的有效性及问题分析 |
| 5.1 切实有效:地方政府精准扶贫社会动员的有效性分析 |
| 5.1.1 公平正义:地方政府精准扶贫社会动员的本质要求 |
| 5.1.2 资源链接:地方政府精准扶贫社会动员的显性效果 |
| 5.1.3 认同聚合:地方政府精准扶贫社会动员的情感价值 |
| 5.2 后劲不足:地方政府精准扶贫社会动员的问题分析 |
| 第6章 提升地方政府精准扶贫社会动员能力的优化路径 |
| 6.1 发挥党的组织优势,优化精准扶贫社会动员的主体 |
| 6.2 发展农村产业经济,培育精准扶贫社会动员稳定动能 |
| 6.3 提升规划治理能力,拓宽精准扶贫社会动员运行机制 |
| 第7章 总结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合作生产视角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创新研究 ——以上海市L街道垃圾分类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与意义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述评 |
| (一)合作生产 |
| (二)社区公共服务供给 |
| 三、概念界定 |
| (一)社区公共服务 |
| (二)公共服务合作生产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参与观察法 |
| (二)访谈法 |
| 五、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历史演变与分析框架 |
| 一、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演变:“政府包办-政府主导-合作生产” |
| (一)“政府包办”下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 |
| (二)“政府主导”下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 |
| (三)“合作生产”下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 |
| 二、分析框架:“合作动因-合作机制-合作效果” |
| (一)合作动因 |
| (二)合作机制 |
| (三)合作效果 |
| 第三章 合作生产: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创新 |
| 一、“为什么?”:垃圾分类的背景及合作动因分析 |
| (一)垃圾分类的背景 |
| (二)垃圾分类的合作动因分析 |
| 二、“怎么分?”:垃圾分类的合作机制分析 |
| (一)“组织-协调”机制 |
| (二)“宣传-扩散”机制 |
| (三)“动员-激励”机制 |
| (四)“‘两网’-融合”机制 |
| 三、“怎么样?”:垃圾分类的合作效果分析 |
| (一)合作过程的视角 |
| (二)合作主体的视角 |
| (三)合作成本的视角 |
| 第四章 公共服务供给的创新路径:总结、问题及反思 |
| 一、经验总结:社区公共服务的合作生产 |
| (一)合作起点:政府理念的转变 |
| (二)合作关键:公民广泛的参与 |
| (三)合作保障:顶层制度的设计 |
| (四)合作动力:运行机制的建立 |
| (五)合作基础:多元主体的协同 |
| 二、现实问题: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阻碍 |
| (一)制度“失灵” |
| (二)“运动式”检查 |
| (三)基础“不完备” |
| 三、实践反思: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创新路径 |
| (一)“内外兼修”:外部合作与内部合作并重 |
| (二)“由始至终”:合作过程与合作结果并重 |
| (三)“夯实基础”:为公共服务合作生产“铺路” |
| 结论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养老服务合作生产：产生过程与运转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 |
| 1.1.2 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式微 |
| 1.1.3 社会组织蓬勃发展 |
| 1.1.4 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养老服务 |
| 1.2.2 合作生产 |
| 1.3 研究问题 |
| 1.3.1 现实问题的表现 |
| 1.3.2 学术问题的提出 |
| 1.4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 |
| 1.5.1 SPS案例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来源 |
| 1.6 篇章结构 |
| 1.7 研究创新 |
| 2 文献评述 |
| 2.1 关于养老服务合作生产的形成机制研究 |
| 2.2 关于养老服务合作主体的参与动因研究 |
| 2.3 关于养老服务合作主体的角色关系研究 |
| 2.4 关于养老服务合作生产的运行模式研究 |
| 2.5 关于养老服务合作生产的问责绩效研究 |
| 2.6 简要评价 |
| 3 理论视角与案例分析框架 |
| 3.1 组织管理理论 |
| 3.1.1 人性假设:组织合作行为的缘起 |
| 3.1.2 诱导-贡献平衡:组织间合作的理论动因 |
| 3.1.3 理性、冲突与环境:组织间合作的审视维度 |
| 3.2 福利多元理论 |
| 3.2.1 福利多元主义下的合作生产 |
| 3.2.2 多中心治理下的合作生产 |
| 3.3 政策工具理论 |
| 3.3.1 政策工具的意涵 |
| 3.3.2 政策工具的类型与特征 |
| 3.3.3 政策工具与养老服务合作生产 |
| 3.4 网络治理理论 |
| 3.4.1 网络与网络治理 |
| 3.4.2 网络治理成功运行的条件 |
| 3.4.3 网络治理中的政府 |
| 3.4.4 网络治理与养老服务合作生产 |
| 3.5 案例分析框架 |
| 4 政企合作生产养老服务案例:社区助餐点 |
| 4.1 政府与国有企业:上海光明村老年配餐中心 |
| 4.1.1 合作设计——基于技术理性分工 |
| 4.1.2 合作运行——基于伙伴关系建构 |
| 4.1.3 合作评估——基于行为结果控制 |
| 4.1.4 小结 |
| 4.2 政府与民营企业:上海长桥助餐中心 |
| 4.2.1 合作设计——基于技术理性分工 |
| 4.2.2 合作运行——基于伙伴关系建构 |
| 4.2.3 合作评估——基于行为结果控制 |
| 4.2.4 小结 |
| 5 政社合作生产养老服务案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
| 5.1 政府与官办社会组织:天目社区居家养老照料中心 |
| 5.1.1 合作设计——基于技术理性分工 |
| 5.1.2 合作运行——基于伙伴关系建构 |
| 5.1.3 合作评估——基于行为结果控制 |
| 5.1.4 小结 |
| 5.2 政府与民办社会组织:易来福养老驿站 |
| 5.2.1 合作设计——基于技术理性分工 |
| 5.2.2 合作运行——基于伙伴关系建构 |
| 5.2.3 合作评估——基于行为结果控制 |
| 5.2.4 小结 |
| 6 结论与讨论 |
| 6.1 合作生产的内涵再认识 |
| 6.2 养老服务合作生产的内在逻辑 |
| 6.3 养老服务合作生产模式类型及其适用条件 |
| 6.4 授能型政府:国家权力在养老服务合作生产中的作用 |
| 6.5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 |
（8）马克思主义在泰国的传播与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本文思路与框架 |
| 1.4 关键概念界定 |
| 1.4.1 马克思主义暹罗化 |
| 1.4.2 泰国马克思主义者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6.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暹罗化的社会条件、历史进程与基本力量 |
| 2.1 马克思主义暹罗化的社会历史土壤 |
| 2.1.1 民族、宗教、国王：泰国传统立国三原则 |
| 2.1.2 泰国激进主义思想的本土缘起 |
| 2.2 马克思主义暹罗化的历史进程 |
| 2.2.1 泰国社会主义先驱思想与传播 |
| 2.2.2 马克思主义在泰国的早期传播 |
| 2.2.3 马克思主义暹罗化的理论高峰（20 世纪40年中后期-50 年代） |
| 2.2.4 马克思主义暹罗化的革命高峰（20 世纪70年代） |
| 2.2.5 马克思主义暹罗化的衰退沉寂（20 世纪70年代末－80 年中后期） |
| 2.3 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基本力量 |
| 第三章 泰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实践 |
| 3.1 泰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 |
| 3.1.1 泰国共产党初创时期（1927-1942 年） |
| 3.1.2 泰国共产党困顿前行时期（1943-1960 年） |
| 3.1.3 泰共人民战争三角战略时期（1961-1978 年） |
| 3.2 泰共的理论主张与重要传播载体 |
| 3.2.1 泰共的理论主张 |
| 3.2.2 泰共重要传播载体 |
| 3.3 泰共的历史贡献与缺陷 |
| 3.3.1 泰共的历史贡献 |
| 3.3.2 泰共的历史缺陷 |
| 第四章 主流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传播及其影响 |
| 4.1 社会历史背景与思想来源 |
| 4.1.1 社会历史背景 |
| 4.1.2 思想来源 |
| 4.2 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
| 4.2.1 集·普密萨 |
| 4.2.2 古腊·柿巴立 |
| 4.2.3 阿沙尼·蓬占 |
| 4.2.4 社尼·绍瓦蓬 |
| 4.2.5 布栾·万纳舍 |
| 4.2.6 伊沙拉·阿曼达恭 |
| 4.3 主要出版物与结社 |
| 4.3.1 主要出版物 |
| 4.3.2 结社情况：作家联合会 |
| 4.4 重要贡献与不足 |
| 4.4.1 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暹罗化的肇始 |
| 4.4.2 存在不足与历史命运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青年”群体中的传播及其影响 |
| 5.1 社会历史背景与思想来源 |
| 5.1.1 社会历史背景 |
| 5.1.2 思想来源 |
| 5.2 传播主体与传播内容 |
| 5.2.1 泰共城市前线组织 |
| 5.2.2 知识界代表人物 |
| 5.2.3 进步知识分子 |
| 5.3 重要出版物与结社 |
| 5.3.1 重要出版物 |
| 5.3.2 重要结社 |
| 5.4 理论贡献与历史局限 |
| 5.4.1 思想特点与理论贡献 |
| 5.4.2 历史局限与历史命运 |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暹罗化的成功经验、失败原因与社会影响 |
| 6.1 成功经验与失败原因 |
| 6.1.1 成功经验 |
| 6.1.2 失败原因 |
| 6.2 社会影响 |
| 6.2.1 正面遗产 |
| 6.2.2 负面遗产 |
| 第七章 启示与思考 |
| 7.1 当代泰国社会困境的阶级观点分析 |
| 7.1.1 当代泰国社会困境 |
| 7.1.2 当代泰国社会的阶级分析 |
| 7.1.3 当代泰国人民运动的真空 |
| 7.2 当代泰国社会困境的社会主义出路 |
| 7.2.1 西方学者关于泰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主张 |
| 7.2.2 泰国学者关于泰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主张 |
| 7.3 泰国社会主义道路设想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再思考 |
| 7.3.1 泰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设想 |
| 7.3.2 基于泰国经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再思考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 附录 1 1932-2016 年泰国政府历任总理及其任期一览表 |
| 附录 2 泰国曼谷王朝历代国王一览表 |
| 附录 3 20 世纪泰国政府历次颁布或废止《反共法案》一览表 |
（9）民国时期的社会转型、政权建设与族群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一、贯穿中华民国38年历史的三条主线 |
| 1. 中国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
| 2. 中华各族维护国家统一、与国内分裂势力进行的斗争 |
| 二、帝国主义别有用心地向中国各族群输入“民族”意识 |
| 1. 帝国主义列强分化瓦解中国的步骤 |
| 2. 晚清政府的应对 |
| 三、民国政府如何应对民族分裂势力 |
| 1. 放弃“十八行省建中华”, 主张“五族共和” |
| 2.“九一八事件”后, 空前的民族危机促使民国政府调整“民族”话语 |
| 3. 统一全国行政体制, 培养和吸收少数族群精英进入国家政权 |
| 四、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1.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国体设计 |
| 2. 1929年的“保卫苏联” |
| 3. 长征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少数族群政权方面的实践 |
| 5. 日本投降后, 如何应对内蒙古的“独立自治”运动 |
| 五、研究中华民国史必须关注边疆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 |
（10）日本农协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经验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日本农协的发展背景 |
| 1. 小规模土地经营———农协发展的资源基础 |
| 2. 长期存在的大量兼业农户———农协发展的特色主体 |
| 3. 城乡一体化———农协发展的战略性路径 |
| 二、日本农协的成员组成及组织网络构建 |
| 1. 成员组成 |
| 2. 组织网络构建 |
| 三、日本农协的组织功能建设 |
| 1. 经济功能 |
| 2. 社会功能 |
| 3. 政治功能 |
| 四、日本农协对中国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启示 |
| 1. 严格的农业保护政策与政府主导措施 |
| 2. 尊重农民需要,依据农民分化情况适时调整组织功能 |
| 3. 开展农村信贷,力促经济发展 |
| 4. 健全合作组织发展网络,壮大组织实力 |
四、大力开展科学评论（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2]美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式的百年演化[J]. 张春满. 比较政治学研究, 2020(02)
- [3]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科传盈利模式及其优化路径研究[D]. 王梓良. 北京印刷学院, 2020(08)
- [4]中小学体育伤害事故的校方民事责任研究 ——基于63份民事判决文书的统计分析[D]. 陈春阳. 河南科技学院, 2020(12)
- [5]精准扶贫社会动员的地方实践 ——以J县X村为例[D]. 李岳宇. 南昌大学, 2020(01)
- [6]合作生产视角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创新研究 ——以上海市L街道垃圾分类为例[D]. 王成程.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2019(02)
- [7]养老服务合作生产：产生过程与运转机制[D]. 钟慧澜.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1)
- [8]马克思主义在泰国的传播与影响研究[D]. 杜洁. 电子科技大学, 2016(04)
- [9]民国时期的社会转型、政权建设与族群关系[J]. 马戎. 西北民族研究, 2015(02)
- [10]日本农协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经验启示[J]. 管珊. 当代经济管理, 20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