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波[1]2003年在《二十世纪中国左翼文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旨在弄清二十世纪中国左翼文论的基本内涵及其发展过程。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形态，左翼文学的指导理论一直未得到客观清理。新时期以前作为官方指导思想，它被肆意拔高，新时期以后又被目作禁锢文学的罪魁祸首，遭到激烈否定。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更几乎被人遗忘。然而要想真正理解、把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不能不首先对二十世纪中国左翼文学及其理论有正确的认识。上个世纪末，在中国思想界的论争中，崛起了一支名为“新左翼”的力量，此“新左翼”与贯穿二十世纪的左翼思潮是什么关系?二十世纪左翼思潮能否作为观察分析当下社会和当代文学的思想资源?笔者有意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回答这些问题，第一步就是完成本论文。 本论文在内容上历史梳理和理论辨析相结合，结构上专题探讨和整体描述相协调。论文的主体共五章，另有引言、结语和两个附录。第一章“背向文学的文学新定义”，是对左翼文学本体论的研究。该章系统梳理了文学界对左翼“阶级武器论”，以及与之相关的文艺自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的争论，对这一理论所强调的“阶级性”、“工具性”两大特性进行了辨析，本文认为，左翼文论所有问题的原初症结，都在于它把“文学是阶级的武器”这一功能论范畴错误地夸大到了本体论的高度。第二章“通往革命作家之路”，是对左翼文学作家论的研究。该章对开始于20年代，延续到60、70年代的作家/知识分子改造之路进行了梳理，对改造的内容、路径，改造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第叁章“革命文学写什么与怎么写”，是对左翼文学作品论的研究。从写什么和怎么写两个方面分别梳理了左翼文学界对题材、作品主人公等问题的认识变迁，和在文学大众化、民族形式等问题上的争论。第四章“走向真实与背离真实”，是关于左翼文学创作方法论的研究。该章分别对“新写实主义”、“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胡风的“主体现实主义”等四种创作方法进行了研究，梳理了它们的基本内涵、理论渊源，并对每种创作方法的症结进行了分析。第五章“整体视野下的现代左翼文论”，意在展示左翼文论的整体面貌，展示其有机联系的一面。该章梳理了萌芽期(1923-1925)左翼文论的叁个源头，把发展期(1926—1949)左翼文论的叁个阶段分别用“革命文学论争期的叁军混战”、“左联统一领导下的内外批判”和“延安讲话后的两军对垒”来概括，概要介绍了各自特点。 本文认为，左翼文论的最大特点在其政治品格，文学性非其终极追求，因此唯有从政治功利的角度才能体会这一文论的历史合理性和理论合理性。
田丰[2]2016年在《历史、革命与审美—对左翼乡土小说的多元考察》文中研究指明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左翼乡土小说的评价经过了多次波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左翼乡土小说曾经备受推崇,但到文革时期,因为叁十年代文艺黑线论的影响,遭受到一定的打击。进入新时期以来,1927-1937年间的左翼乡土小说因为带着明显的阶级标识和现实功利意图,往往不被研究者重视,这从近些年来的研究情况也可以见出。这种研究现状与左翼乡土小说的实际贡献和历史价值是不相符的。左翼乡土小说不仅上承五四乡土小说,而且还开启和影响了解放区乃至建国后的乡土小说创作,因此对于左翼乡土小说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乡土小说整体演变情况的认识。具体而言,本文先从左翼乡土小说与“五四”乡土小说的异同比较切入,接下来分别从“文艺大众化讨论背景下的左翼乡土小说写作”、“左翼乡土小说中的伦理图景与革命书写”、“左翼乡土小说的身体政治与革命书写”、“左翼乡土小说的革命想象与叙事”等方面展开详细论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左翼乡土小说的“审美表征及审美形态”、“历史价值与局限”,结合具体作品论述了左翼乡土小说的源流、构成、成就与贡献,最后针对当下文学创作现状提出批评和建议。左翼乡土小说家大都经历过大革命的洗礼,革命早已融入到他们的血液之中,大革命失败后他们纷纷以笔为旗坚守在文学战线上,在国民党白色恐怖和文化围剿的严峻情势下有力地配合了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们紧随时代步伐,纷纷致力于描写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从而在表征革命理想的同时激发起农民的革命热情和斗争精神。左翼乡土小说家既十分注重表现农民的觉醒及其反抗,同时也注意深入分析造成农民深重苦难的社会根源和阶级原因,从而使得读者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之所以会爆发的根本动因。左翼乡土小说家不仅扩大了乡土小说的表现范围,而且还非常重视对于乡村风景、风情与风俗的描绘。在左翼乡土小说中,乡村已经不再是处于静态中的悲凉的乡土,而是成为动态的革命的热土。总体而言,左翼乡土小说家和五四乡土小说家无论在创作理念还是思想意识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左翼乡土小说与五四乡土小说并没有完全断裂开来,在这两者之间依然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既同中有异又异中有同。为了让普通民众也能够欣赏和接受革命文学,左联自成立之日起便非常重视文艺的大众化,为此先后进行过叁次文艺大众化讨论,这对左翼乡土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翼乡土小说无论从语言还是句法乃至语体风格上相较于五四乡土小说而言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左翼乡土小说的叙述语言和对话也较为贴近农民生活用语的原貌,大都简洁明了,趋近于口语化,小说句式也多以短句为主,句法倒装和章法零乱等欧化话语模式已经较为少见。同时,左翼乡土小说家还大量增加了对话在小说文本中所占的比例,并且还经常通过对话和动作来暗示人物的心理变化,而较少采用静止的心理刻画。在左翼乡土小说中嵌入了大量的方言土语、民谚俗语以及民歌民谣,增强了左翼乡土小说的风土味和地方色。不仅如此,左翼乡土小说家还借用和改编民歌曲调创作出具有现实性、阶级性和斗争性的歌谣,以此来表达强烈的革命情感,鼓舞人民的战斗意志。左翼乡土小说家分别从家庭伦理、经济伦理和政治伦理这叁重视角来展开革命叙事。左翼乡土小说家大都经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对于五四伦理道德革命尤其是家庭伦理革命并不陌生,因而他们往往会借助家庭伦理来书写革命,藉此瓦解和颠覆反动统治赖以存在的伦理基础,同时赋予革命以合法性和合理性。具体而言,左翼乡土小说主要从父子伦理、情爱伦理和家族伦理等叁个方面来展开革命叙事。政治是集中了的经济,中共要想组织和动员工农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就必然要涉及到农民的经济问题,尽量满足农民的土地需求,这就使得远离土地革命实际场域的左翼乡土小说家能够借助经济伦理图景来想象和书写革命。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小说文本中往往会通过揭示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获利不义、为富不仁等恶德恶行来赋予土地革命正当性、必要性与合法性。在沉重的生存压力下,不仅地主阶级展现出“经济人”的一面,即便是普通农民身上也有着“经济人”的一面,但此种“经济人”意识的生成有时反倒能够让农民认识到自身利益所在,进而体认到革命的价值和意义。此外,阶级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因而左翼乡土小说家还非常重视在小说中揭示造成阶级间巨大经济差异的内在根源。中国传统社会自古以来便将伦理和政治高度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伦理治国的管理体制和统治秩序,同时左翼乡土小说又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浓郁的政治色彩,因而左翼乡土小说家十分注重从政治伦理角度展开革命叙事。左翼乡土小说家基于政治伦理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论证革命的必要性,首先他们充分肯定农民革命意识和阶级观念的觉醒,热情歌颂他们从事阶级斗争的英勇壮举；其次极力否定官僚阶层和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以便帮助农民们认清他们的真实面目和凶残本质,从而抛弃对于官僚统治者和地主阶级所存的幻想。任何革命都要由人来付诸实践,土地革命要想深入开展下去就必须广泛动员劳苦大众参与其中,而这就必须充分利用农民的身体欲望和身体需要,左翼乡土小说家对此也有着浓墨重笔的表现。但在革命发动之后确有必要对农民革命者乃至革命知识分子进行适度的身体规训和改造,以便将革命者的身体置于严密的革命纪律管控和约束下,使之服从革命的现实需要。左翼乡土小说家还对农村女性的苦难遭际和血泪痛史进行了揭示和暴露,以此来引起人们对农村女性现实处境的同情和关注。左翼乡土小说家大都没有农村革命或者苏区生活的经历体验,他们只能根据自己以往的革命体验和耳食到的一些材料对农村革命进行文学想象。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对于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形并不熟悉的情况下之所以热衷于展开想象性叙事,既与他们的出身经历和创作态度有关,同时又与中共以及左联的大力倡导紧密相关,藉此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当时民众尤其是青年迫切想要了解农村土地革命实际情形的愿望。虽然左翼乡土小说家大多没有亲身经历过农村革命,但他们却大多有过一定的农村生活经验,这就为他们想象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和现实基础。此外,左翼乡土小说家还借助本土文化资源、外来资源以及通过查阅报纸、走访朋友等多种途径来获取创作素材,以此来进行革命想象。毋庸置疑,左翼乡土小说确然是有着鲜明政治色彩的政治化写作,但这并非就意味着左翼乡土小说家为了政治而全然忽视小说的审美表现,他们不仅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建构起具有独特审美特质的政治美学,而且还呈现出身体美学、悲剧美学和暴力美学等独具特色的多样化审美形态。革命文论家对于“力”和“美”的呼唤在左翼乡土小说家那里也得到了热烈的回应,他们在小说文本中将力与美结合在一起,揭示出血与火的时代里农民革命意识的觉醒及其英勇顽强的抗争精神和革命意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质和审美表征。左翼乡土小说家依照现实经验和直觉感悟,遵从身体经验的感性逻辑,呈现出带有原初意味的革命者的身体美学。由于当时敌对势力的过于强大致使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常常陷入逆境乃至遭遇失败,因而在左翼乡土小说文本中常常可以见到悲剧,但小说中的革命民众并没有因遭受挫折或者失败而一蹶不振。总之,“悲壮”而不“悲伤”已然成为左翼乡土小说家自觉的审美追求。左翼乡土小说家通常不会在小说文本中赤裸裸地描摹革命暴力,而是通过对暴力的美化使得革命暴力行为不仅不会与血腥屠杀联系起来,反倒会让读者产生愉悦、振奋的审美快感和审美体验。自左翼乡土小说诞生之日起逐渐地将乡土小说引向革命化和政治化的创作道路,从而赋予乡土小说明确的政治内涵和强烈的斗争色彩,实现了继五四乡土小说之后的重大转折,在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贡献。究其实质,左翼乡土小说家并非单单为了迎合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而从事文学创作的,他们的小说文本也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和审美内涵,比起他们的前辈来也的确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左翼乡土小说家扭转了早期革命文学普遍存在的浪漫主义创作倾向,从而为之后将乡土小说引向革命现实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创作的重要一环,虽然左翼乡土小说难免会有所局限,但也自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对于当下的乡土小说创作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当今的乡土小说家需要以开阔的胸怀和宽容的眼光来看待1930年代与京派乡土小说双峰并峙的左翼乡土小说,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让当下的乡土小说创作少走弯路,以便取得更大的成就。在研究方法上,坚持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理论剖析和文本细读同时并重,立足于从整体上把握左翼乡土小说,深入研究和阐释其形成原因、影响因素、总体特征、表现重心、审美形态以及其文学史意义。通过对于左翼乡土小说与五四乡土小说、京派乡土小说之间的异同比较来总结左翼乡土小说的创作特点,力图通过横向和纵向、历史和逻辑的多元比较与深入辨析来把握左翼乡土小说的意识形态、形式特征和美学样态。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注意汲取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文论的最新成果,借助西方伦理学、美学和文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多种理论对左翼乡土小说进行深入剖析,同时注重充分挖掘和运用原始史料和文献资料。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坚持论从史出,力求回到现场触摸历史脉络,从材料中提炼观点。
杨静杰[3]2012年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1921-1934）在中国的传播》文中研究指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受日本文学影响之深是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如果我们离开日本文学来讨论和研究中国文学，恐怕所得出的结论会有片面性的嫌疑。从某种意义上说，舍弃日本现代文学，我们将无法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现代文学。更何况关于中日文学关系方面的研究历来就是中国学术界探讨的重点对象之一。根据相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学术界对二十世纪二叁十年代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这一课题研究尚存不足。因此，本文将采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影响研究方法，借助大量文献资料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状况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并对这一时期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对中国左翼文学的影响展开分析和论述，考察中国左翼文学如何参考和借鉴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以及这些参考、借鉴对中国左翼文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等问题，来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本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国内外同类课题的研究概况，提出问题、阐明研究方法及思路，并对相关定义及概念做出界定和说明。第一章首先介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自身的发展轨迹、既得成就，其次概括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状况，然后细分为五个阶段进行具体论述，其中二叁十年代（1920-1936年）和“建国十七年”（1949-1966年）这两个阶段是译介的高潮时期，其译介状况将作为重点论述对象，并采用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操控理论来重点分析“建国十七年”（1949-1966年）时期的译介状况。第二章先概述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的研究现状，然后分两大节进行论述：第一节将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家中抽取叁位代表性作家即叶山嘉树、宫本百合子、小林多喜二，来分析其研究现状；第二节将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中抽取两位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即青野季吉和藏原惟人，来分析其研究现状。第叁章将详细论述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对中国的影响：第一节从文学团体来反观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对中国的影响，第二节将对近几年在日本出现的“《蟹工船》现象”进行考察。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脉络的整理、回顾和总结，反思论文的不足之处，重新审视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必然性及潜在的普世价值。
刘爽[4]2017年在《20世纪30年代文学理论教材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现代高等教育学科建制以来,文学理论作为一门专业课程,它的知识讲述受到了时代背景、主导意识形态和讲述者个人风格等各方面的影响,故而各个时期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文学概论教材最直观地反映了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历程。在后现代语境之下,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讲述的历程,深入研究各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状况和特点,对现代文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和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概论教材作为研究对象,并联系20年代至40年代的时代背景,从逻辑的、历史的角度分析这十年间产生的文学概论教材编写的特点和思路。通过对具体文本的分析介绍,探究30年代文学概论教材编写过程中问题讲述的特点和出现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重要时期。30年代是一个复杂的时代,一个开放性的时代,一个被国外思潮笼罩的时代。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国际思潮凸显了这十年文论讲述的独特性。国外文学理论的讲述模式传入中国之后,掀起了一阵模仿西方讲述模式的浪潮,从而将中国文学纳入了西方文论框架之下。这是一个不断探究如何讲述中国自己文论的过程,呈现出了模仿西方文论,立足本土文学借鉴西方文论,无产阶级文学理论逐渐发展壮大的特点。论文第一章简要介绍了30年代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时代背景,界定了论文研究的文学概论教材的数量和范围,并将教材做了分类。论文第二章通过对典型教材的分析总结出了30年代文学概论教材讲述的四个方面的特点。第叁章主要讲述30年代左翼思潮影响下的文学理论知识讲述的特点。从现代文学概论教材编写的历史发展中去研究文学概论教材本身出现的问题,对我们反思现代文学概论教材编写中出现的问题,使文学概论教材编写更加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陆颖[5]2014年在《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文学重译》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从文化研究视角出发,以傅东华初译(1935)与重译(1959)《珍妮姑娘》为个案,探讨社会文化语境转变、译者主体成长和两者关系改变对重译《珍妮姑娘》的动机、目标、过程的影响,从而历史地评价译本,.归纳译者翻译风格和思想的发展历程,探究重译的本质特征和个案批评研究的模式。本研究首先以译本为起点,将两种译文置于叁维立体的文本空间中,在细读比对基础上,探寻两个译本翻译策略和译文风格转变及傅东华翻译风格的独特性和时代性。而后以译家为主线,译史为背景,通过译者着述、译作序跋、出版广告、政策文件等大量一手史料再现傅东华初译和重译《珍妮姑娘》的历史现场,参照傅东华在整个翻译生涯中的成长和转变,从译者主体和社会文化语境两方面,点线面结合地勾勒语境差异与傅东华惯习转变对重译的影响,以及语境与译者的相互关系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从而全面、客观地评述两个历史语境中的译本、译家、译事、译史,多层次地审视译者和两个译本的历史地位,并归纳重译的独特性和个案研究的模式。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有叁点：第一,重译本和初译本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这不仅是版本演进和文本更新,更是语境转变、译者发展及两者关系变化的结果。重译本《珍妮姑娘》在内容、意义、形式和语言上均有体现出强烈的人民性,接近工农大众需求,是新中国构建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重译的出版受国家赞助,与国家政策主张保持高度一致,服务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民族文学构建,参与汉语规范统一和文艺大众化。译者傅东华由左翼时期雄踞文坛中心,转为解放后在文坛边缘徘徊,翻译中更多表现出对国家意志的接受和顺应,也凝结着24年中对翻译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对现实的积极调和。这些变化最终铸就了重译本的“人民性”,使译本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文化历史性。第二,《珍妮姑娘》的两度翻译折射出傅东华翻译生涯发展的大致轨迹。他对翻译始终寄予极大期望,系读者于心,以高度使命感严肃对待,视忠实为翻译的终极追求,但他又直面现实,顺势而为,经历了从最初的形神兼弃,到20-30年代的舍神留形和40年代的求神胜形,最后到解放后的神形兼求的过程。第叁,这一重译个案也体现了重译为异重译、因译而异、异中有重的本质特征,揭示出重译活动的复杂性和文化历史性,有力地驳斥了“重译复译假设”和重译“贵在超越”论。因而,研究和评价重译活动需将新旧译本更迭、语境异同及译者历时发展列入考察视野,在动态的历史中,以“译本-译事-译家-译史”的框架,情境化地加以评价。
汪洁[6]2005年在《七月派与中国现代革命文学思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现代革命文学思潮以文学的形式表达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潜在要求,正是它这种对于新生历史内容的主动承担,使其在审美表现方面获得了崭新的品质,这就是富于阳刚之气,对底层生活充满热情的关注,因而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学形态。但因此而产生的与革命实践的紧密联系使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获得了截然相反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的共和国文学史将其置于惟一合法的地位,并以此排斥了其它范式的文学创造。而作为对这种文学史叙事的矫枉,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革命文学又被列入清算的队列,否定革命文学一时成为一种“学术时尚”,革命文学中是否还有值得继承的文化传统被忽视。 本文认为这种整体上的肯定与否定都不是学理的立场,都没有走出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本文试图以七月派——这一同中国现代革命文学既紧密联系又有所疏离的革命文学中的“异端”者——为视角,将其置于20世纪文学史的整体架构中,尊重其在特殊年代对历史的选择及因此而体现出的个性价值,力争对其得失作出学理性的梳理。因此本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七月派专论,而是透过七月派与中国现代革命文学既联系又疏离的立场,及革命文学对其内部这群“异端”者的拒斥来探讨中国革命文学的价值意义及教训。与此同时,力争立体地展示七月派这一丰富、复杂的创作群体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他们的理论与创作对革命文学过于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忽视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的缺陷在客观上起到了一种抑制作用。在与主流革命文学的对立冲突中,共同丰富了革命文学的内涵。 本文共分四章: 由于本文是探讨七月派与中国现代革命文学思潮,因此对于中国现代革命文学思潮的梳理是必要的。本文的第一章便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五四”文学革命中已经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只是当时没有占据主流地位。由于救亡的时代需求,“五四”倡导的个性解放中已经包含了集体主义的目标,这使得后来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得以顺利进行。而在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化过程中,革命文学对文学革命的态度几度发生变化,说明革命文学所要达到的“全新”并非他们想
蒋一之[7]2014年在《英语世界的中国现代文论译介与研究》文中提出在近百年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现代文论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中国现代文学相济相生、相互定义，也对中国社会的变革起过难以磨灭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始，英语学界开始了对中国现代文论的考察和研究，学术成果既有翻译介绍也有分析研究，既有专题研究也有综合梳理，贡献巨大。然而，国内对海外中国文论研究的研究存在双重失衡。一方面，相较于对海外中国古典文论丰富的研究与系统的梳理，对海外中国现代文论研究的关注显然很缺乏。另一方面，国内学界主要聚焦着名汉学家及已有中译本的专着，造成了不少海外研究成果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采取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结构，将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论研究中叁个主要问题提炼出来，讨论英语世界对中国现代文论与异域滋养、传统遗泽、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第一章以影响接受者主体性、文论与小说受外来影响的异同、外来影响作为文学场域之争中的筹码资本叁个层面梳理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论外来影响研究的启示；第二章前两节从英语世界现代文论研究方法着眼，探讨传统与现代问题语境化处理的必要性、现代知识分子改写传统的原因及结果，第叁节则希望进入“传统”这一概念内部，考察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论研究中有关“大传统”、“小传统”及其贯通互补可能性的概念研究；第叁章则通过英语世界对中国现代文论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反思文论与政治之间直接、双向的对话，探寻文论与政治相互利用与互为彼此的可能。中国现代文论孕育于重生之中，英语世界对它的思索折射出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是否具有通约性的问题，也具有回答我们是否“失语”问题的现实意义。考察英语世界的中国现代文论研究，不仅是认识他者的过程，也是反思自身的必经之路。
万水[8]2016年在《文学观念变革的时代标本-《当代文艺思潮》研究》文中指出作为对学界"重返八十年代"研究的呼应,本文从活跃于1980年代并且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份文艺理论刊物——《当代文艺思潮》入手来考察1980年代我国文学观念的演变历程。这份刊物在当时影响巨大,它所刊发的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共224篇,被《新华文摘》转载共9篇。本文认为在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联和作协是文学体制的执行性实体机构。《当代文艺思潮》作为甘肃省文联主办的刊物,其性质当属文学体制的一部分。本文将《当代文艺思潮》刊发的文章大致分为四个类别:理论文本、史论文本、评论文本与方法论文本。在理论文本方面,内容十分丰富。首先,关于左翼文学理论的讨论,通过开辟"马列文艺思想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纪念《讲话》发表四十五周年"等专栏,刊发了相当一部分对已有结论提出商榷和另辟蹊径的文章,这些文章给传统左翼文学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推动了一个多元共生局面的形成。其次,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用"启蒙人道主义"代替了"阶级论",迅速突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抑或"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窠臼,将人道主义认同为人类社会的普遍原则。以是否表现了完整的"人性"为标准来对当代文学进行重新审视。但是,《当代文艺思潮》所倡导的"人道主义"难以突破"启蒙人道主义"的局限。再次,关于文学"主体性"和"向内转"的讨论,《当代文艺思潮》所刊发的文章体现了对创作主体和对象主体的双重尊重,体现了对文学独立性的强调以及对文学研究本体性的回归。又次,关于"实践美学"的讨论,《当代文艺思潮》所刊发的文章体现了人学、人类学本体论研究思路和以审美活动为中心的研究思路。以上讨论构成了一个倡导"人的觉醒"的系列。今天来看,《当代文艺思潮》所刊发的高扬人的价值的文章,无疑推动了文学观念的变革,使之朝着更加合理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文章也几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二元对立思维的窠臼。最后,关于"现代主义"的讨论,《当代文艺思潮》通过开设"国外文艺思潮之窗"栏目以及刊发如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等文章推动了 "现代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在史论文本方面,《当代文艺思潮》通过《就当代文学问题答<当代文艺思潮>编辑部问》和《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艺的回顾与展望——评论家笔谈、答问》以及围绕它们所组织的一系列文章参与了"进化论"和"断裂论"的文学史观在1980年代的形成与传播。在新时期文学应该承续五四文学还是"十七年"文学的问题上,《当代文艺思潮》刊发的文章各执一词,特别是主张回归五四文学传统的文章不可避免地跌入了"本质主义"和"整体主义"的陷阱。在评论文本方面,《当代文艺思潮》表现出比同时期的同类刊物更加大胆的特点。但也留下了缺乏时间距离而产生的"沉淀"性不足的缺憾。但是,对以王蒙的作品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的肯定,对以刘索拉、徐星的作品为代表的"现代派"小说的深入分析,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寻根文学"的关注,对新锐批评家的重视,对青年批评家的提携,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它们都体现了文学观念在1980年代中期发生的巨大变革。在方法论文本方面,《当代文艺思潮》通过开设"文艺学与社会科学"、"美学与文艺学的现代化问题"、"文艺学、美学与其他科学"、"文艺学与现代科学"、"文艺新百科"等栏目刊发了一系列研究文章,给予庸俗社会学研究方法以沉重的打击,打破文学艺术研究方法单一的局面,唤醒了文艺研究的"方法论"意识。但也存在着生硬"横移"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过高估计方法的作用的弊端。通过对《当代文艺思潮》的研究,我们发现:1980年代的文学观念远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单质化、纯粹化。至少是左翼文学观念与"新启蒙"文学观念并存。"新启蒙"文学观念应该处于主潮的位置,它在1980年代的形成是"体制"内变革的结果。作为"新启蒙"文学观核心观点的文学的人学属性和文学的自律性,在1980年代中期得到了广泛认同,但却缺乏反思。传统左翼文学观并没有对"新启蒙"文学观形成打压之势,相反,持左翼文学观的人士在对待"新启蒙"文学观的时候,大多数是采取交流和探讨的态度,而且对"新启蒙"文学观的一些核心观点,他们也是接受的。
崔瑛祜[9]2011年在《左翼文学论争中的茅盾（1928-1937）》文中提出“左翼十年”在茅盾的文学历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而在这十年间种种芜杂的论争未曾止息,这些论争遮蔽了茅盾的“左翼文学”构建理念,论文参照茅盾参与的几次重大论争,重点探讨1928-1937年“左翼文学”建构过程中茅盾的境遇和姿态。第一章,在“革命文学”论争中,作为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和具有丰富实践经历的革命工作者,茅盾努力促成“革命文学”地盘的扩大。同时,身为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和文学创作者,茅盾关于“革命文学”的认识又独出己见,在“论争”及“创作”并行的特殊境遇中,他灵活地将“申述”和“答辩”相结合,创立了较为成熟的“自述性”批评文体。第二章,“左联”成立后,茅盾清醒地认识到,左翼文人既面临着纠正“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偏弊的任务,也担负着发展壮大“左翼文学”的使命,他自觉地肩起历史赋予的职责,努力规避左翼内部错综矛盾的绑缚,客观回望“左翼文学”的历史,积极展望“左翼文学”的未来,竭力缔造崭新的“左翼文学”。第叁章,“文艺大众化”讨论同左翼文人的革命目的和变革新文学的意图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态度的同一性”,但不同个体对“大众”其实怀有不同的政治想象。茅盾等人认识和建构的“大众”迥异于“左翼话语”,在提倡“无产阶级艺术”(1925)伊始就有所显现,并继续影响他的左翼文艺观。第四章,“文艺自由论辩”引发了当时人关于“第叁种人”、“自由人”等论争,茅盾表面上未曾介入,而实际上他采用“文学的方法”策略性地参与论争,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茅盾灵活的应对,也从一个侧面映射出当时左翼文人在“政治立场”与“艺术自由”之间难以抉择的迷茫。第五章,“两个口号”论争貌似夹杂着浓厚宗派恩怨的“政治路线”之争,但在茅盾和《文学》同人看来,实为关于“文学”的论争,核心在如何处理“创作与批评”、“理论与实践”等关系。茅盾此时发表在《文学》月刊“文学论坛”上的文论,表明了茅盾作为“作家而同时又是理论家”的形象建构及身份认同,也显露了茅盾个人内在视景的丰富多样。第六章,面对左翼文坛的偏弊,茅盾身为“一个作家”,他主张用“文学的方法”和“小说的形象”来予以纠正,可谓是对症施治,意义自不待言。但茅盾设定的个体在现实处境中难以游刃有余,这种现实和理想的差池也影响着茅盾关于“左翼文学”的想象和“左翼文学”的建构。
王婉秋[10]2014年在《西方文学批评在现代中国：1917-1937》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探讨的中心问题是西方文学批评在现代中国（1917-1937）的译介、传播、接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与西方文学批评的融汇、碰撞、交流中表现出的特征，以及在批评观念、批评方法等方面发生的变化。论文第一章探讨华兹华斯、雪莱诗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兼及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的吸纳，以及对一系列诗歌问题的争论。第二章在梳理佩特、王尔德文学批评在中国的传播接受的同时，梳理唯美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兼及现代中国纯艺术论的缘起、发展和特征。第叁章以文学的外部研究为论述的核心，探讨西方的科学主义、历史主义观念如何加剧了中国文学批评对“真实”的追求，并以批评家泰纳的个案分析为支撑，说明现代文学批评的外部研究趋向。第四章以批评家波德莱尔、马拉美、瓦雷里的诗论在中国的接受为依托，阐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对象征主义文论的接受和以此为基础的诗歌理论探索。本论文以个案分析为依托，以新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西方理论资源之间的关系以及前者对后者进行吸纳的过程中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对该课题的梳理与解读，不仅是对历史的发掘与回顾，也是理解现今批评观念、批评方法的基础，可以为当今学界争论的一些问题提供研究思路。
参考文献：
[1]. 二十世纪中国左翼文论研究[D]. 刘海波. 复旦大学. 2003
[2]. 历史、革命与审美—对左翼乡土小说的多元考察[D]. 田丰. 山东大学. 2016
[3].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1921-1934）在中国的传播[D]. 杨静杰.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
[4]. 20世纪30年代文学理论教材研究[D]. 刘爽. 河北师范大学. 2017
[5]. 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文学重译[D]. 陆颖.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6]. 七月派与中国现代革命文学思潮[D]. 汪洁. 山东大学. 2005
[7]. 英语世界的中国现代文论译介与研究[D]. 蒋一之. 苏州大学. 2014
[8]. 文学观念变革的时代标本-《当代文艺思潮》研究[D]. 万水. 辽宁师范大学. 2016
[9]. 左翼文学论争中的茅盾（1928-1937）[D]. 崔瑛祜. 北京大学. 2011
[10]. 西方文学批评在现代中国：1917-1937[D]. 王婉秋. 吉林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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