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9·11”后世界经济走向（论文文献综述）
王翰晨[1]（2021）在《《世界知识》研究（1934-1949）》文中研究表明
魏冉[2]（2021）在《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文中研究说明联合国是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大会投票成为考察会员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相似性的重要途径。对联大投票的分析建立于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同时规避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因素及不可控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考察1991-2019年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探究影响中国-东盟投票立场一致或相异的因素,分析二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国际议题合作,以便精进中国-东盟合作、增益中国-东盟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借助联合国大会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启示。在理论层面,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是否会遵守国际规范,而对规范的遵守又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偏好。笼统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一概而论只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补充性解释,因此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作为自变量解释国家投票行为之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段与国际议题下展开,同时说明选择依据。投票立场出现差异是国家基于利益与规范对相对收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国家对某一决议或其映射的国际问题的利益认知出现根本性分歧;二是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相斥时,国家在联大决议中坚持选择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投票立场。简而言之,投票立场相异源于国家将维护利益置于遵守规范更优先的位置,投票立场代表了一国在特定情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在经验层面,通过考察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三个主要议题领域的1104个决议发现,中国与东盟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议题领域投票一致性最高;其次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议题领域;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领域一致性最低,且波动幅度较大。将中国与东盟近30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趋势置于同时段内思考中国-东盟关系,可以发现:中国-东盟联大投票结果并未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东盟联大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体现出了双方包容互利的发展格局。研究还发现,美国因素拉低了中国与东盟的投票一致性。因此,中国应借助制度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讲究道义等优势,采取相关措施弱化美国影响,加强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上的协调与配合,提高中国-东盟联大投票一致性,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对于化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彭昕[3]（2021）在《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文中指出国际制度的发展有深化合作和扩大规模两个方向。相对于深化合作直接实现内部提质、进一步促进制度的发展,制度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制度成员的增多,如若不基于强有力的约束协调,则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制度功能的发挥、威胁制度的未来发展。诸如欧盟等强制度,因扩员而引起的内部协调困难、一体化进程延缓等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约束力较弱的国际制度扩员就更易引起功能涣散、治理低效等问题。因此,弱约束性制度理应倾向于深化合作,谨慎扩员。然而,针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实践的经验观察发现,即便在组织面临迫切提质需求的情况下,弱约束性制度仍然实现了扩员。这一选择逻辑上的反常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弱约束性制度为何选择扩员?弱约束性制度如何应对扩员后的功能低效?针对这一问题,就学理基础而言,制度变迁研究构成了研究的宏观理论背景;就经验积累而言,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数据与文献为本文提供案例检验基础。但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当前以功能主义和理性选择为导向,大量聚焦强制度扩员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对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问题提供有效解释。针对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制度扩员的经验研究,缺乏更进一步的学理提炼与整合,存在理论性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分析折中主义方法,在制度具备包容性特征且处于协调性制度互动背景的前提下,围绕国际制度功能的多重性内涵,提出了影响弱约束性制度扩员实现的权力制衡、规范扩散以及功能补偿三项基本假设。将其分别带入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从搁置（2001年至2007年）到进行法律准备（2008年至2014年）再到最终落实（2015年至2017年）的三个具体阶段予以验证。就上海合作组织案例而言,针对其弱约束性特征的判定既有其结构性的客观原因,也依据其一系列主观的规则设定。作为一项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导的区域间合作制度,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基本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同一空间内众多的相似性制度供给,也在大国利益和小国需求的彼此兼容中维持了基本协调的互动关系。以此为前提,通过历时性比较上合组织扩员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发现:第一,在俄罗斯视角下,由于对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威胁感知不断提升,受到中国实力提升对中亚经济影响力增强的压力,其权力制衡需求呈现了持续增强,因此俄始终致力于积极推动扩员,以便更好地发挥制度作为软制衡工具的作用;第二,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背景下,上合组织的制度成熟、成员国的实力增长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提升“上海精神”这一核心规范出现了日益增强的扩散需求,推升了各成员国寄希望于通过扩员提升制度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倾向;第三,2015年“一带一盟”对接的实现、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确立,通过制度间功能协调上合组织突破原有功能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扩员引起的功能弱化问题,解决了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引起低效问题的后顾之忧。基于系统的理论假设和经验论证,最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制度成员国权力制衡和规范扩散需求的提升增强了制度扩员的可能,但不足以促成扩员的最终实现;功能补偿的出现,是在前两项需求不断增长、扩员可能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促使上合扩员决策得以最终达成的决定性因素。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当前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分析总结出可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约束性国际制度借鉴的发展经验和政策建议:在逆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大背景下,不论是既有弱约束性制度的未来发展,还是后发力量类似的制度供给,都应在关注内部功能建设的同时,重视制度间关系的维护,避免碎片化引起的制度消耗,追求在协调型互动中形成制度间功能的补偿甚至借用。2021年适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本文对于上合扩员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已完成的扩员实践,还在明晰扩员依据的基础上对上合新阶段从制度协调中获取的新兴发展动力做出了积极评估与展望。
靳冠辉[4]（2021）在《身份建构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研究》文中提出战后伴随着“和平宪法”的颁布,日本确立了“和平国家”的身份,并且在日本国内形成了浓厚的“反军国主义规范”。在很长时间里,日本社会对于自卫队海外派兵一直持比较消极的态度。结合一直以来日本社会对自卫队的消极认识,以及冷战结束以来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所取得的重大突破。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日本社会对“和平国家”身份的认知下,日本政治精英是如何不断改变日本社会对自卫队海外派兵的认知,进而推动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不断扩大的?本研究以“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为研究对象,在基于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中关于“身份”与“规范”研究的基础上,借鉴社会心理学派的身份建构理论的核心观点,进而搭建了一个以“身份建构升级”与“规范退化加速”为核心概念的分析思路,对冷战结束以来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不断扩大的现象进行了详细分析。本研究重点考察和分析了在“和平国家”身份的认知下,及“反军国主义规范”的约束下,日本政治精英在基于成为“正常国家”,乃至“军事大国”的强烈自尊需求的驱动下,而通过自主建构“国际和平贡献者”的身份、“国际安全守护者”的身份及“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身份,促使原有的“反军国主义规范”不断退化,进而实现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不断扩大。通过本研究的分析,不仅对冷战结束以来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整体过程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而且还进一步解释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不断加速扩大化的进程特征,重点突出日本保守政治精英披着“和平”的外衣而欲重新塑造日本社会及国民对“和平国家”身份的认知,改变自战后以来所形成的“反军国主义”安全认同,进而实现修改“和平宪法”,谋求成为“正常国家”乃至“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通过以上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日本政治精英通过这样不断的身份建构过程,不仅重塑了日本社会对自卫队的角色认知,同时还丰富了日本自卫队的功能与作用,从而不断改变日本社会对自卫队海外派兵的认知与观念,促使日本社会对自卫队海外派兵的认知与观念从一种消极、谨慎的态度逐渐转变成一种认可与接受。正是通过这样的过程,逐渐消除了日本国民心中“自卫队海外派兵是不符合‘和平国家’身份的认知”,建构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是为了“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新认知。其目的就是为了想要重塑“和平国家”的身份,营造一种“和平国家”的身份已经越来越不适用于“充满大国博弈与权力竞争世界”的“氛围”,从而为未来继续推动自卫队海外派兵,甚至修改“和平宪法”奠定基础。最后,不可忽视的是,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不仅对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恶劣影响,而且还严重破坏了“和平宪法”的立宪精神,使得本已远离战争的日本社会及国民逐渐卷入冲突与战争的风险之中。
张霜[5]（2021）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文中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要求,特别是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必然趋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全面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怎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则是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深入和展开。而这一重大课题的深入研究则需要从历史研究的视角出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做论述。历史研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研究的基础,包括实践史和思想史研究两个方面。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史而言,它是从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就开始了艰辛漫长的建设实践,而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起始却要远远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运动。理论是实践的先导,选择以思想史的视角来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方面是通过思想的梳理为全面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怎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梳理思想的过程中强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规律的认识,同时也想在思想梳理中对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发展的做未来展望。为此,本研究在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演变与发展中将其分为了七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为绪论,重点介绍本研究的背景,阐明研究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对国内外大量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及实践的研究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并说明本研究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同时对研究中存在的创新点和现有不足进行总结。第二部分为现代化的一般解释,着重从现代化的产生和研究的提出、现代化的基本含义、现代化的基本特征、现代化多样性存在的影响因素、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意蕴及其思想研究的当代意义几个方面做现代化的基础认知和理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探讨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第三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源起,主要基于现代化理论的视角,梳理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现代化理论的内容、现代化理论的流派和观点、现代化理论的存在价值和缺陷,阐述现代化理论的社会主义意义。第四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确立与发展,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包含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萌芽,列宁斯大林苏联政权建设推动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思想标志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确立和拓展,后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改革、东欧国家的本土化现代化探索以及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艰难探索让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陷入了曲折发展。第五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早期的探索,包括早期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期望和认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家工业化思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第六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发展,即邓小平中国式现代化思想、江泽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和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第七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新时代的丰富,梳理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新时代的发展,阐明中国新发展阶段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指出中国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发展的未来展望。
李黎明[6]（2021）在《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文中研究表明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叠加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所产生的敌意,演变成为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中国最为严厉的遏制与打压。中国若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霸权问题,在理论上应当深入地探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霸权兴衰的规律,这样既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今日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霸权的实质,也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崛起提供经验。所谓霸权兴衰的规律,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霸权的定义、霸权国家的认定及其周期,以及霸权兴衰的动力。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研究中都强调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获取资金的效率是影响霸权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是,成功兴起的霸权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相对于挑战霸权失败的西班牙、法国,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根源是什么?债务有两个基本维度:利率与期限。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高的具体表现是,可以筹集到低利率、期限长的资金,而西班牙、法国则需在更短的期限内为债务付出更高水平的利率成本。同等金额的利息支出在不同利率和期限条件下对应的债务总额也不同,低利率、长期限相较于高利率、短期限,意味着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国家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支出在争霸战争中获得更大规模的债务资金支持。深层次而言,影响债务利率与期限的一般因素是债务契约所规定的抵押物与债务人的信用,国家债务的特殊性在于要么债权人难以执行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要么缺少抵押物,决定利率与期限水平的只能是国家作为债务人所表现出的信用。故荷兰、英国、美国相较于西班牙、法国在霸权兴衰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本文将国家信用的主要概念界定为:由国家实力、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市场三个层面的要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为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提供信用担保和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所发行的信用票据,因国家信用担保而受市场信任,并且在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内持续、稳定地发行、流通以及被偿付、贴现。因此,国家信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受市场信任,进而获得巨大、稳定的信用融资能力。本文主要从国家信用的逻辑视角出发,重新阐释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当今美国霸权凭借国家信用,利用美元霸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进行债务融资、向全球分摊其霸权成本的行为实质,解释美国霸权现阶段是否真的衰落以及未来可能衰落的路径。在荷兰霸权兴起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两国公债融资体制的绩效差异对双方战争、两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荷兰的公债体制,可以有效地为争霸战争融资,刺激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西班牙则深陷于公债资金成本高昂—金银资本外漏—公债破产—战争失利的恶性循环。同时,西班牙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在公债偿还与破产导致的金银资本外漏和税负不断加重的大环境下,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荷西公债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荷兰国家信用的卓越,离不开荷兰的财富、联省自治政体、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体系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为荷兰公债的偿还与流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发展、国王专制的政体、低效的税收体系以及被抑制的金融市场则对应着低劣的国家信用,使得其公债发行、偿还与流通格外困难。自17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因军事压力、税收改革受阻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偿债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过大,国家信用开始低落。伴随着荷兰公债体制筹集资金的能力下降,荷兰霸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英国霸权崛起的最重要阶段,应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至1763年英国历经七年战争战胜法国这一历史时期。18世纪后半期开启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工业实力的快速增长,只是巩固了其已经建立的霸权地位。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相较,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英法霸权竞争的关键时段,英国实力没有绝对优势。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法国并持续崛起,依靠的是特权垄断公司创造的财富、高效的国家化财政体系、制度化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海洋国家的战略安全性等因素所共同支撑形成的卓越国家信用。它确保英国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持续、稳定地为英国与法国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同时,国债的大规模顺利发行和高水平的国家信用,还对英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正向效应,推动了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法国专制王权势力强大、财政改革迟滞以及中央银行缺位,其国家信用处于较低水平,法国依靠债务融资获取的资金成本过高,进而使得法国无法在长期战争中筹集到足够的所需资金。结果不仅导致争霸战争失败,而且因此出现的短时沉重的偿债负担以及为减债实施的人为通货膨胀性质的公开市场操作,严重滞后了法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至于英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国家信用的视角找到根源。一战期间,为作战和支持俄国等盟国,英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英镑超发贬值,国家信用透支严重,导致英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开始受到制约。一战后,为勉强维持英国霸权秩序下的重要公共产品——金本位制,英国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引发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黄金外流。因此,二战前,英国的国家信用在经济衰退与债务膨胀的打击下已经逐渐弱于美国,资本流出严重,并大量转移至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很早就认识到国债融资与国家信用对国家兴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于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向国内和荷兰、法国等外国发行的债券。国家信用的初步确立则主要得益于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于国债及国家信用作用的认知与重视,他鼓励制造业发展、整理合并国债、设立美国第一银行等创举,初步奠定了美国国家信用的优良传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是美国霸权崛起的关键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金融实力背后,均体现了国债与国家信用的重要提升效应: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为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奠定基础和提供刺激;为美国参与历次战争筹集军费。在现阶段,通过向世界发行美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融资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的本质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国家信用是美元霸权有效运转的根本支撑。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及时向世界开放了国债市场,并通过包括提升美元资产价值及其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积累资本项目黑字等加强金融市场优势的举措,有效弥补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赤字、黄金外流对国家信用的削弱,美国的国家信用再度强化。目前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的国家信用依然强大,因而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但是,美国国内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等问题,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实施的无底线QE政策,反映以美联储独立性为重要象征的美国国家财政纪律显着弱化,其国家信用衰败的内部隐患正在日益积累。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外部世界尚未出现一个国家信用强大到可以替代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家,其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就是当今世界尚无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可以同美国金融市场比肩,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信用担保与信用流转服务。因此,美国国家信用与霸权的衰落,在替代者缺位的背景下很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对比、检验,本文得出了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以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国家信用的优劣,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霸权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具体机制是,相较于霸权竞争失败的国家,成功崛起的霸权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由于率先确立了卓越的国家信用,拥有了直接为争霸战争筹集充裕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和间接为经济发展激活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能力。相应地,霸权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霸权成本（军事开支或维持霸权体系的公共产品开支）导致霸权国过度的债务膨胀、挤压正常的财政开支空间,造成军事开支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等连锁反应,最终其国家信用逐渐弱于后来崛起国家的国家信用,不再具备源源不断地为霸权成本筹集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同时,丧失了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霸权国本来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国债作为各国债券利率基准以及本币作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等地位和特权的丧失。第二,基于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可以认为出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历史周期后,相继出现了三个信用—霸权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尚未终结的美国周期。霸权国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达到顶峰与衰落,新崛起国家信用周期的强化与上升阶段,对应着传统霸权国家信用周期的衰败阶段,两个国家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发生交替。第三,现阶段世界仍处于美国所主导的信用—霸权周期内,尽管美国霸权出现了诸多衰落的迹象,但是其国家信用尚未出现系统性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迄今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具备优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可以替代美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仍然可以继续利用美元体系为其霸权成本融资,但是美国金融体系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全球化共识的破裂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美国对世界的债务）的需求严重下降,成为美国信用周期与霸权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发端。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启示在于:在美国信用—霸权周期不确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分散霸权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风险?依据国家信用逻辑下的历史经验,在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实力外,从完善与统一国债制度、深化与开放金融市场、维持与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方面入手,有意识地强化国家信用,对于中国规避未来美国信用—霸权周期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骆明婷[7]（2021）在《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贫困是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经济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指的是物质生活的匮乏,通常局限于一定区域或国家内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贫困问题突破地域和国界的局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某一特定人群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能力的社会性问题。联合国成立后,减除贫困、促进发展成为联合国的核心议题之一,联合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开展了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联合国的行动下,全球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协议、私营部门、公民自愿行动的庞大的减贫机制,旨在通过联合不同的力量,合理利用资源,应对单一国家无法独立解决的全球性贫困问题。本文的阐述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强制性权力和有约束性的法律结构;第二,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主要行为体,各国的行为决策是根据本国利益作出的,寻求在安全、权力、财富上的最大收益;第三,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良性合作预期会带来共赢的局面,但各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取决于行为体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量,并符合某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合作的实现和维系是艰难的。本文试图采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全球贫困治理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模式以及各行为体在其中的行为方式。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将发展议程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减除贫困、提升各国人民福祉,从20世纪60年代起,其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的演变,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为核心的全面的减贫体系,包括较为完善的决策程序、议事规程和监督体系。2015年,在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终期评估中发现,虽然千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有很多指标尚未达成,且出现了发达国家未履行筹资承诺、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供应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低收入国家减贫进展缓慢等现象。随后,联合国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进一步扩展、深化,期待实现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包容性相结合的目标。本文认为造成全球减贫机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的原因主要在于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是由发达国家供给、发展中国家消费,存在着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利益提供GPGs,由于减贫领域的GPGs供给成本高,见效周期长,且与供给国的核心利益关系不密切,通常不会获得优先投入,当投入成本过高或与国家核心利益产生冲突时,发达国家将减少或放弃对其的投入。发展中国家不能参与到GPGs供给的决策过程,无法根据本国需求改变GPGs供应和分配的规则,只能被动接受,这一过程是低效、混乱的。国际组织在GPGs供应和分配中发挥着激励和衔接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有强制力的权威机构,且随着减贫议题的扩大,国际机制呈现碎片化状态,导致国际组织指导的减贫机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本文介绍了自2002年蒙特雷发展问题筹资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关于MDGs筹资问题和GPGs供给模式的论争,通过这个案例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在全球层面推进减贫领域的改革、重塑减贫GPGs筹资和分配体系存在着困难,并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结论。虽然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较于“千年发展目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全球减贫机制的内核和运行模式没有本质性的变化,GPGs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联合国始终希望能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全球伙伴关系来保证减贫领域GPGs的充足供应,这个体系可以减轻发达国家在面临国内财政或政治危机中筹集资金所遇到的困难,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推进其减贫进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将中国经验传递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机制,增加对外援助,并提出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援助理念,中国的援助模式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援助理念,但与联合国建立互利合作的新型减贫机制的理念更加契合。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首先,梳理了联合国成立以来发展理念的变化和发展议程的推进、“千年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总结了现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减贫机制的决策过程、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和各行为体参与方式;其次,将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注意辨析市场中的“理性人”和全球公域中的“理性的国家”之间的行为差异;一国内部有强制性权力下的公共选择和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差异;以及全球不同问题领域（根据是否与国家核心利益相关、是否能取得即时的利益来划分）中行为体的行为决策的差异,并最终聚焦到全球减贫领域的相关问题。第三,通过分析全球减贫领域各行为体之间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的行为模式,论证为什么减贫领域公共产品的供需存在矛盾?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王翰晨[8]（2021）在《《世界知识》研究（1934-1949）》文中认为《世界知识》的创刊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在国际上,受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与剥削;法西斯势力上台并打破了国际局势的稳定;苏联在这一时期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在国内,日本侵华加剧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国民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加紧从军事上围剿红军;国民党在文化出版上严加审查,限制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苏联之友社”中的国际问题学者通过商讨,决定创办一份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向群众介绍国际时事问题的刊物,《世界知识》就此应运而生。《世界知识》在1934年9月创刊于上海,以“帮助读者认识世界”为宗旨,向读者传达国际时情,研讨国际问题,团结了一大批关注国际问题的学人。《世界知识》创刊后历经不同年代的洗礼,全面抗战时期曾先后辗转于汉口、广州、香港等地,虽于1941年12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及国民党的阻拦而停刊四年,但在抗战胜利后立即酝酿复刊,至1949年3月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世界知识》的内容以介绍和评论国际时事问题为主,《世界知识》在不同的时期均有不同的关注重心。在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殖民地的侵略,《世界知识》重点关注了意阿战争问题,坚决支持阿比西尼亚的反侵略斗争。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世界知识》重点分析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及日本的侵华行为,介绍中国的积极抗战,传播国际舆论对战争双方的不同态度。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成为世界上的头牌超级大国,《世界知识》对美苏关系及美苏战后的动向跟进报道,介绍了美苏之间的矛盾冲突、美苏关系与世界和平问题、美苏换文事件、美国的扩张主义政策及美国援华问题、苏联的和平对外政策及经济政治建设等内容。除了这些重大国际热点问题,《世界知识》还注意到军备扩张、殖民地、战时中立主义、战后民族解放等问题。在关注和研究国际时事问题之外,《世界知识》还帮助和指导读者学习研究国际问题的相关理论方法,向读者介绍具有文艺性和文学性的内容,传播科普性和通俗性的知识。专业性的学术研究方法与普及性的内容共存,符合其综合性的刊物性质,也深得读者喜爱。《世界知识》在其十余年的办刊生涯中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起到了一系列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研究《世界知识》的办刊历程对于当今时代的同类刊物的发展具有历史借鉴意义。
孙彤彤[9]（2021）在《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已取得长足进步,但受农业经营规模、技术进步程度、国际环境形势等条件变化影响,中国农业发展及其国际竞争力提升仍然面临很大挑战。当前,国际农业交流合作已成为世界各国把握新的趋势和格局的重要途径和必然趋势,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是关键,而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需要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的现代农业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均得到了一定发展,其中,美国的农业发展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美国农业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塑造了世界一流的农业强国,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深入研究,对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及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为研究对象,在对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后,确定了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内涵及分析框架,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等理论为基础,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为背景,综合评价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水平,详细分析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深入探讨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并结合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针对中国农业发展困境提出对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启示。回顾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情况,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1）1860年至1945年是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美国农业先后经历了农业半机械化（1860-1914年）与农业机械化（1915-1945年）阶段,美国农业完成了由手工到半机械化、基本机械化、再到全面机械化的生产方式转变,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简单机械化来维持。（2）1945年至2000年间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下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战以后,美国形成了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结构,美国农业区域化和专业化更加明显,并实现了农业科学化,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农业科技创新来提升。（3）2000年以后美国农业进入“新时代经济”。在此期间,美国农业经济实现空前增长,农业贸易迅速扩张并且持续保持贸易顺差,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外部市场需求来支撑。本文建立了包含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路径选择、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分别对应竞争力结果、竞争力维度、竞争力来源三个层面。第一部分从显示性指标和解释性指标两方面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测度与评价。基于显示性指标的评价:从国际市场占有率看,美国农业出口竞争优势明显,但有减弱趋势,其中植物产品比较优势最为突出,其次是活动物及动物产品、食品及饮料等;从净出口情况看,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不具有明显竞争优势,因为美国对农业进口依赖程度也很高,其中谷物产品、稻草秸秆及饲料具有较强净出口能力。基于解释性指标的评价:从建立的国际竞争力“基础——形成过程——结果”三个层面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结果来看,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得分在18个观察对象中排名第一,其中,美国农业在国际竞争力形成过程指标上表现最好,可以发现美国充足且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及雄厚的研究开发资金,有效地将美国现有技术和自然资源转化为农业生产力,同时美国在农业适用技术和专利开发方面具有显着优势,这大幅提升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第二部分从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两个维度探讨美国农业国际竞争优势的获取路径。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美国较高的农业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被其更高产量所抵消,同时较低的内陆运输成本和装卸成本弥补了其较高的农场价格劣势,促使美国农业获得成本优势,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水平;第二,美国在食品供应安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各种农产品质量附加值均较好,健全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及专业化的农业营销方式促进美国农业差异化优势快速形成,农业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第三部分根据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从基本因素和辅助因素两方面讨论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基本因素包括农业生产要素、农业需求条件、农业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和农业经营主体,辅助因素包括政府因素和历史机遇。通过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可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获得由一定的农业经营规模、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健全的相关支持产业和有效的联邦政府行为等多个方面综合决定。然而,美国农业仍面临长期产能过剩、中小型农场经营压力增大、农业环境保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给中国农业发展带来重要启示。相较于美国农业,中国农业尚面临农产品国内库存高企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增加、农业科技推广与创新体系仍有许多不足、农业育种和加工及冷链等社会化服务发展落后、农业经营规模太小且农业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等问题。基于中国农业发展困境及上述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深入研究,现阶段中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持续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加快推进农业相关支持产业发展、多种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增强农业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建设四个方面来实现。
漆飞[10]（2021）在《审美共同体问题研究 ——以当代批判理论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以当代批判理论的共同体思想为研究对象,在当代美学的问题域中聚焦审美共同体的问题研究,在内容上呈现为生命政治与共同体的美学之维、审美共同体的共识与差异、主体化与去主体化、边界与去边界等具体问题,以及审美共同体的理论批判五个章节。审美共同体研究以生命政治作为总体性的研究进路。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经由微观政治与感性生命场域的重返生成了对政治和美学的不同理解路径。当代批判理论家不同程度地改写、颠覆和超越福柯对于生命权力的后现代式考察,以生命经验的感性之维重构当代生命政治与感觉共同体之间的理论关联。朗西埃转换了福柯的生命政治论题,以对政治与治安的讨论激活对感性共同体分配机制、去身份化和异质感知构成等问题的阐发,经由感性领域的重构生成了不同于福柯的感性政治进路。阿甘本、奈格里、哈特、埃斯波西托等人则基于对生命感知潜能的总体性观照,重新思考感觉共同体与审美感知、主体经验之间的张力,建构了不同生命政治进路下的审美共同体批判思想。共识与差异是审美共同体的本体性问题。当代批判理论接续和吸收早期批判理论和后批判理论对于宏大叙事、总体性和同一性逻辑的解构,但其并不全然地消解差异,而是在尊重差异和异质性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感觉和情感共通的审美共同体范式。通过颠覆和超越存在论对于共在的反思,当代批判理论家将总体性问题视为一种新的本体论,以独一性、任意独一性、独一复多来重新规定审美共同体内部无法被化约的差异性,阿甘本以任意独一性来指认无法被表征的非本质差异性,埃斯波西托以疫责的空无属性来回应它与普遍性的关系,奈格里和哈特则将差异视为具有生成共同性的重要机制,赋予其生产性的潜能。感知、经验、语言和情感多维度地参与审美共同体的主体表达,基于差异的多元共同体形构出诸多不同类型的去主体化范式。对生命的伦理-美学诉求贯穿在当代批判理论关于审美共同体主体性问题的思考始终,通过秉承福柯晚年对于自我生存的去主体化思考,当代批判理论家以“去同一化”和“去身份化”来重新界定共同体内部感性生命存在的具体内涵。朗西埃以无分之分作为感觉共同体的解放主体,奈格里与哈特基于情感、认知和审美等感性系统来具有生产潜能的主体范式,以容纳差异的诸众来形塑审美共同体的发生,阿甘本则将纯粹潜能作为生命感知的触发机制,以语言和艺术的可交流性作为去主体化的具象呈现方式。“去身份化”是审美共同体的具有解放潜能的主体感性表达,其既没有返回到启蒙现代性时期被高扬的主体性,也未完全地落入后批判理论对于主体的全面批判和解构。基于审美共同体对于差异性和去主体化的内部构成,其外部存在形态呈现为从有边界的、实体的、稳定的向去边界的、非实体的、流动的等方面的转变。认同的危机与归属的困境是审美共同体存在形态问题的核心所指,埃斯波西托以免疫机制的否定性特征预设了一种非实体化感觉共同体的出现,作为边界机制的免疫范式彰显出对感性生命的纳入与排除逻辑,阿甘本以难民的现实问题激活了对生命政治边界的思考。媒介、信息和技术共同地参与着审美共同体的建构,传统基于血缘、宗族和地缘等自然关系纽带的共同体范型被松动,基于流动性的情感、感觉和意义的虚拟化审美共同体正在生成之中。审美共同体以情感和感性系统为内核建立起新的认同价值体系并延伸出诸多不同的表达范式,其自身也蕴藏着向审美乌托邦、异托邦、世界主义等诸多形态转变与对话的可能性。当代批判理论家经由共同体审美和感性维度的阐发,营构出一种基于容纳差异、去主体化的、无边界的、非实体的、流动生成的审美共同体范式,这一范式不仅构成了对于后现代以降总体性危机的重新反思和回应,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对当代美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在回应后现代之后的总体性问题时,当代批判理论彰显出极强的现实介入品性和批判色彩,然而这一介入性常常体现为理论与思辨层面的介入性。在面向现实语境中的具体问题时,审美共同体思想呈现出其限度,一方面是在理论介入现实时存在转换的矛盾性和难以现实化,另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不可转换性。
二、“9·11”后世界经济走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9·11”后世界经济走向（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时段、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利益、规范与联大投票实践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家利益 |
| 二、国际规范 |
| 第二节 联大投票实践中利益与规范的考量 |
| 一、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的逻辑联结 |
| 二、联大投票实践中的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联合国框架下的合作及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第一节 国际组织的利益互补:东盟与联合国 |
| 一、东盟-联合国伙伴关系历程 |
| 二、东盟在联合国的身份与作用 |
| 第二节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政治合作 |
| 二、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安全合作 |
| 第三节 联大投票表决原则与投票情况 |
| 一、联合国大会的表决原则 |
|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说明 |
| 三、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家利益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联大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中的涉核决议 |
| 二、中国与东盟在涉核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第二节 多领域合作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政治互信的持续增进 |
| 二、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 |
| 三、其他领域合作的现实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强化主权的规范 |
| 一、主权平等规范及相关决议 |
| 二、民族自决与非殖民化原则及相关决议 |
| 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及相关决议 |
| 第二节 限制主权的规范 |
| 一、维护人的尊严与促进人权及相关决议 |
| 二、反对通过制裁解决争端及相关决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利益与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相异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利益的分歧 |
| 一、涉及核问题决议中的国家安全利益分歧 |
| 二、涉及中东问题决议中的国家政治利益分歧 |
| 三、涉及旅行自由权决议中的国家经济利益分歧 |
| 第二节 利益与规范的冲突 |
| 一、涉及批评他国人权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二、涉及禁止使用地雷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三、涉及暂停使用死刑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发现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基于中国与东盟联大投票实践的思考 |
| 一、“中国威胁论”与投票差异的非直接相关性 |
| 二、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三、美国因素对中国-东盟投票一致性的影响 |
| 第二节 深化中国-东盟国际议题合作的路径探索与启示 |
| 一、优化中国-东盟制度建设与合作 |
| 二、提供更多优质国际公共产品 |
| 三、更加注重道义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3）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问题与选题意义 |
| 二、既有研究回顾与评析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弱约束性制度为何扩员 |
| 第二节 国际制度趋弱的现实背景 |
| 第三节 既有学理逻辑的解释与不足 |
| 第二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可能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弱约束性制度 |
| 第二节 两个假定:包容性制度、协调型互动 |
| 第三节 三个假设:权力制衡、规范扩散、功能补偿 |
| 第三章 案例选择的合理性分析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问题概述 |
| 第二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弱约束性界定 |
| 第三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包容性特征和制度互动背景 |
| 第四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权力制衡需求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相关权力要素:俄罗斯、美欧、中国 |
| 第二节 权力制衡需求:俄罗斯视角下的制衡需求与制衡可能 |
| 第三节 权力制衡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 本章小结 权力制衡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 第五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规范扩散需求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价值规范要素:“上海精神” |
| 第二节 规范扩散需求:“上海精神”的扩散需求与扩散路径 |
| 第三节 规范扩散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 本章小结 规范扩散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 第六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功能补偿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出现 |
| 第二节 在对接协调中获取功能补偿的可行性论证 |
| 第三节 功能补偿对扩员决策的决定性影响 |
| 本章小结 功能补偿是弱约束性制度扩员的必要条件 |
| 总结 |
| 一、总结与结论 |
| 二、基于结论的政策建议 |
| 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4）身份建构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
| 三、概念界定与研究视角 |
| 四、研究意义与研究创新 |
| 五、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身份建构升级、规范退化加速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身份”与“规范” |
| 一、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
| 二、国际关系中的“身份”研究 |
| 三、国际关系中的“规范”研究 |
| 四、“身份”与“规范”的关系 |
| 第二节 身份建构与规范转变 |
| 一、自尊需求驱动下的身份建构 |
| 二、规范退化的“死亡周期” |
| 三、身份建构与规范转变的内在联系 |
| 第三节 身份建构升级、规范退化加速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 |
| 一、“非正常国家”身份带来的强烈且持久的自尊挫败感 |
| 二、强烈自尊需求驱动下的“身份建构升级” |
| 三、“身份建构升级”导致“规范退化加速” |
| 四、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 |
| 本章小节 |
| 第二章 历史回顾:冷战期间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禁足与酝酿 |
| 第一节 日本“和平国家”身份的确立 |
| 一、“和平宪法”的颁布与“和平国家”身份的确立 |
| 二、50 年代的“修宪尝试”与“反军国主义规范”的形成 |
| 第二节 “和平国家”身份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探索 |
| 一、六十年代:池田内阁时期海外青年合作队的创设 |
| 二、七十年代: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与日美(旧)防卫合作指针 |
| 三、八十年代:国际紧急援助队法的制定与波斯湾安全航行问题 |
| 第三节 “和平国家”身份的“动摇” |
| 一、战后政治总决算与对“和平国家”身份的质疑 |
| 二、对“反军国主义规范”的挑战 |
|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身份建构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进程 |
| 第一节 “国际和平贡献者”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1991-2000) |
| 一、地区冲突背景下“国际和平贡献者”的身份建构 |
| 二、“反军国主义规范”的有限退化 |
| 三、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有限扩大化 |
| 第二节 “国际安全守护者”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2001-2011) |
| 一、反恐战争背景下“国际安全守护者”的身份建构 |
| 二、“反军国主义规范”的快速退化 |
| 三、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快速扩大化 |
| 第三节 “国际秩序维护者”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2012-2020) |
| 一、国际体系结构变动背景下“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身份建构 |
| 二、“反军国主义规范”的加速退化 |
| 三、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加速扩大 |
| 本章小节 |
| 第四章 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特征与本质 |
| 第一节 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加速扩大化的进程特征 |
| 一、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加速扩大化 |
| 二、影响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限制性因素 |
| 第二节 加速重塑“和平国家”的身份 |
| 一、“身份建构升级”与“军事积极化”的观念认知 |
| 二、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实践进程 |
| 三、试图在日本社会塑造“国际和平国家”的身份认知 |
| 第三节 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本质 |
| 一、加强军事力量运用,推动军事崛起 |
| 二、谋求修改“和平宪法”,实现“正常国家” |
|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挑战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
| 一、“国际贡献”论的虚假与不足 |
| 二、恶化东亚地区的安全环境 |
| 第二节 严重破坏“和平宪法”的立宪精神 |
| 第三节 强化日本自卫队的统合运用 |
| 第四节 阻碍中国的和平崛起 |
| 本章小节 |
| 终章 |
| 一、印太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前景 |
| 二、研究总结 |
| 三、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5）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和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现代化的基本逻辑 |
| 2.1 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
| 2.1.1 现代化概念的界定 |
| 2.1.2 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
| 2.1.3 现代化的不同阶段 |
| 2.1.4 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关联 |
| 2.2 社会主义国家所追求的现代化意蕴 |
| 2.2.1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
| 2.2.2 构建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
| 2.2.3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
| 2.3 当前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研究的意义审视 |
| 2.3.1 破解当前现代化发展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 |
| 2.3.2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理论支撑 |
| 2.3.3 强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规律的认识 |
| 第3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源起:现代化理论的回顾 |
| 3.1 现代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20 世纪60 年代) |
| 3.1.1 现代化研究兴起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
| 3.1.2 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成果 |
| 3.1.3 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一般理论 |
| 3.1.4 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分支理论 |
| 3.1.5 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学派 |
| 3.1.6 经典现代化理论存在的价值和弊端 |
| 3.2 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与反思(20 世纪70 年代) |
| 3.2.1 现代化理论遭受批判和反思的时代背景 |
| 3.2.2 现代化理论批判与反思的理论成果 |
| 3.2.3 现代化理论批判与反思的理论成果评析 |
| 3.3 现代化理论的修正与重建(20 世纪80 年代) |
| 3.3.1 现代化理论修正和重建的理论内容 |
| 3.3.2 现代化理论修正和重建的理论评析 |
| 第4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确立与发展 |
| 4.1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早期萌芽 |
| 4.1.1 空想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未来的设想 |
| 4.1.2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 |
| 4.2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确立 |
| 4.2.1 通过商品货币关系实现农业现代化 |
| 4.2.2 基于强大物质力量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
| 4.2.3 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保障 |
| 4.2.4 实行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意识导向 |
| 4.2.5 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力量支撑 |
| 4.3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持续探讨 |
| 4.3.1 高速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工业发展模式 |
| 4.3.2 全盘集体化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模式 |
| 4.3.3 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高度集权政治模式 |
| 4.4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曲折发展 |
| 4.4.1 后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思想 |
| 4.4.2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思想 |
| 4.4.3 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思想 |
| 第5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的早期探索 |
| 5.1 中国人早期的现代化探索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产生 |
| 5.1.1 中国人早期的现代化探索 |
| 5.1.2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产生 |
| 5.1.3 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中的人物现代化思想分析 |
| 5.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家工业化思想开始提出 |
| 5.2.1 建立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国家 |
| 5.2.2 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思想 |
| 5.2.3 土地革命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前提 |
| 5.3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深入探索 |
| 5.3.1 优先发展重工业,合理调整农重轻比例关系 |
| 5.3.2 计划经济体制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 |
| 5.3.3 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
| 5.4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初步构建 |
| 5.4.1 农业现代化思想 |
| 5.4.2 工业现代化思想 |
| 5.4.3 国防现代化思想 |
| 5.4.4 科学技术现代化思想 |
| 5.4.5 分两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部署 |
| 第6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发展 |
| 6.1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探索 |
| 6.1.1 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
| 6.1.2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
| 6.1.3 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 |
| 6.1.4 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
| 6.2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持续发展 |
| 6.2.1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导向 |
| 6.2.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
| 6.2.3 新“三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
| 6.2.4 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战略设想与安排 |
| 6.2.5 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的战略部署 |
| 6.3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不断深入 |
| 6.3.1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
| 6.3.2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
| 6.3.3 “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 |
| 6.3.4 第二个百年目标的设想与战略安排 |
| 第7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创新 |
| 7.1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新时代的发展 |
| 7.1.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底蕴来源 |
| 7.1.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
| 7.1.3 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基本特征和建设方向 |
| 7.2 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要求 |
| 7.2.1 更高质量的发展 |
| 7.2.2 更高效率的发展 |
| 7.2.3 更加公平的发展 |
| 7.2.4 更可持续的发展 |
| 7.2.5 更为安全的发展 |
| 7.3 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发展的未来展望 |
| 7.3.1 以创新引领高质量的发展 |
| 7.3.2 以协调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 |
| 7.3.3 以绿色共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环境 |
| 7.3.4 以开放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7.3.5 以共享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宗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经典霸权理论回顾 |
| 1.2.2 债务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
| 1.2.3 信用理论的演化发展 |
| 1.2.4 民族国家与财政国家的概念构建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理论基础及历史背景 |
| 2.1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 |
| 2.1.1 国家信用的传统定义及其局限 |
| 2.1.2 国家信用系统的三角结构:实力、制度以及金融市场 |
| 2.1.3 优良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霸权兴起的促进作用 |
| 2.2 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下的信用内涵 |
| 2.2.1 西方经济学的信用内涵 |
| 2.2.2 马克思对信用的界定及其形式的划分 |
| 2.2.3 社会学的信用内涵 |
| 2.3 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诞生 |
| 2.3.1 欧洲近代国家公共财政的矛盾与惯性 |
| 2.3.2 国家举债推动下的欧洲金融市场发展 |
| 2.3.3 财政与债务问题牵引下的国家转型 |
| 第3章 荷兰公债成败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3.1 荷兰霸权兴衰的轨迹、理论以及公债信用的意义 |
| 3.1.1 荷兰霸权兴衰的历史轨迹 |
| 3.1.2 荷兰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3.1.3 国家信用担保的公债体制对荷兰霸权兴衰的意义 |
| 3.2 荷西争霸期间两国公债体制的绩效比较及其影响 |
| 3.2.1 荷西公债体制的绩效差异:利率、期限以及额度 |
| 3.2.2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争霸战争结果的影响机制 |
| 3.2.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本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
| 3.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的根源: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 |
| 3.3.1 荷兰优良国家信用的来源:财富、自治政体、税收改革、公债市场化与稳定的金融市场 |
| 3.3.2 西班牙国家信用低劣的根源:经济落后、王室专权、税制混乱 |
| 3.3.3 荷兰霸权衰落的公债及国家信用逻辑:军事压力与财政改革迟缓 |
| 第4章 英国国债、金融革命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4.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理论与国债信用的意义 |
| 4.1.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逻辑 |
| 4.1.2 英国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4.1.3 以国债及国家信用视角研究英国霸权兴衰的意义 |
| 4.2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及其绩效差异对两国霸权竞争的影响 |
| 4.2.1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起源与差异 |
| 4.2.2 英法百年争霸战争过程中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绩效差异 |
| 4.2.3 英法国家债务的市场化操作对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
| 4.3 英法国家信用优劣差异的根源 |
| 4.3.1 英国卓越国家信用的来源：特权垄断公司、国家安全、财政集中度、国债市场制度化与独立中央银行的监督 |
| 4.3.2 法国国家信用不良的根源:财政改革受限、中央银行缺位及王权绝对专制 |
| 4.3.3 英国国家信用先于且导致霸权衰落的逻辑:经济衰退、一战、金本位制与资本流出 |
| 第5章 美国国债、国家信用的起源和完善及其对霸权崛起的影响 |
| 5.1 美国霸权的快速崛起、国债的起源与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 |
| 5.1.1 美国霸权崛起的历程 |
| 5.1.2 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贷款处票据与外债 |
| 5.1.3 美国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汉密尔顿的国债信用思想 |
| 5.2 美国国家信用初步完善所依托的六大支柱 |
| 5.2.1 实力因素:制造业驱动经济增长 |
| 5.2.2 制度因素:集中度更高的联邦制、以间接税为主的联邦税收体系 |
| 5.2.3 金融市场因素:统一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货币体系 |
| 5.3 美国霸权崛起期国债与国家信用对实力的提升效应 |
| 5.3.1 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 |
| 5.3.2 为华尔街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
| 5.3.3 为美国参与的重大战争筹集军费 |
| 第6章 透视美国霸权现状及其未来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1 美元危机的本质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1 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讨论 |
| 6.1.2 美国货币权力的演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3 美元危机出现与美元霸权确立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2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隐患以及替代者缺失 |
| 6.2.1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与优势 |
| 6.2.2 美国国家信用衰落的内部隐患:国债主动违约风险、无底线量化宽松、财政纪律松弛 |
| 6.2.3 欧元作为美元潜在替代者的国家信用缺陷 |
| 6.3 美日英德法的国家信用测度 |
| 6.3.1 体系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3.2 熵值法赋权 |
| 6.3.3 结果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1500 年以来的信用—霸权周期演进 |
| 7.1.1 荷兰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2 英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3 美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2 美国信用—霸权周期的未来 |
| 7.2.1 美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风险累积 |
| 7.2.2 全球化的分裂 |
| 7.3 疫情后的中国选择 |
| 7.3.1 中国的国债市场化道路、差距与对策 |
| 7.3.2 央行独立性与财政纪律 |
| 7.3.3 金融市场深化与开放 |
| 7.3.4 提升产业科技竞争力夯实国家信用之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写列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贫困治理问题的提出: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
| 一、什么是贫困 |
| 二、全球贫困的地区分类与现状 |
| 三、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 |
| 二、治理和统治 |
| 三、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贫困的产生 |
| 二、解决贫困的手段 |
| 三、国际机制理论、全球公共产品和全球贫困治理 |
| 四、中国减贫的理论与实践 |
| 第四节 研究假设、基本观点及章节安排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基本观点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思路 |
| 第二章 机制化减贫的理论解析 |
|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 |
| 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演进 |
| 二、交易费用理论 |
| 三、公共选择理论 |
| 第二节 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及其作用模式 |
| 一、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 |
| 二、全球公共产品的作用模式 |
| 三、全球公共产品的的供给模式 |
| 四、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筹资模式的探索 |
| 第三节 制度理论语境下的全球贫困治理 |
| 一、国际机制理论 |
| 二、全球治理理论 |
| 三、全球贫困治理:集体行动的逻辑 |
| 第三章 联合国的发展理念和减贫机制 |
| 第一节 |
| 一、贫困是人类发展的痼疾 |
| 二、全球化下贫困治理的新路径 |
| 三、贫困治理的多元方式 |
| 第二节 联合国的发展议程和贫困治理路径 |
| 一、联合国的发展理念演进 |
| 二、联合国治理贫困的组织体系和议事规程 |
| 三、发展议程中的联合国与区域合作 |
| 第三节 联合国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
| 一、1960—1969,第一个发展十年:重视经济增长 |
| 二、1970—1979,第二个发展十年: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
| 三、1981—1990,第三个发展十年:人的全面发展 |
| 四、1991—2000,第四个发展十年:可持续发展 |
| 第四章 千年发展目标下的减贫机制及其实施 |
| 第一节 联合国千年发展宣言与千年发展目标 |
| 一、千年计划的形成 |
| 二、千年计划的具体内容 |
| 三、千年计划的组织形式 |
| 第二节 千年计划的机制化实施 |
| 一、千年计划的推进 |
| 二、千年计划的实施结果 |
| 第三节 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与挑战 |
| 一、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 |
| 二、千年计划遇到的挑战 |
| 第五章 联合国减贫机制运行分析及后2015 议程 |
| 第一节 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分配 |
| 一、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作用模式 |
| 二、减贫领域不同行为体的行为方式 |
| 第二节 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一、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二、国际筹资与全球公共产品供应 |
| 第三节 后2015 议程展望 |
| 一、后2015——《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 二、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争议 |
| 三、对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评析 |
| 第六章 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对世界的贡献 |
| 第一节 中国的减贫历程与成就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 |
| 二、中国减除贫困的治理手段 |
| 三、中国的减贫进程中的挑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一、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二、中国参与全球减贫机制的贡献与挑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8）《世界知识》研究（1934-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由来 |
| (一)选题背景与选题来源 |
| (二)选题简介 |
| 二、选题论证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学术价值 |
| (三)现实作用 |
| 三、学术史综述 |
| (一)资料的挖掘与整理 |
| (二)相关着作的梳理 |
| (三)相关论文概述 |
| (四)学术史述评 |
| 四、学术要点 |
| (一)选题切入点 |
| (二)学理视点 |
| (三)学术考量重点 |
| (四)学术探讨难点 |
| (五)学术创新点 |
| 五、相关界定 |
| (一)时间界定 |
| (二)空间界定 |
| (三)内容界定 |
| 第一章 《世界知识》基本概况 |
| 一、创刊背景 |
| (一)国际背景 |
| (二)国内背景 |
| 二、创刊及宗旨 |
| (一)《世界知识》的创办 |
| (二)《世界知识》的宗旨 |
| 三、出版发行与版面状况 |
| (一)出版发行 |
| (二)版面状况 |
| 四、学人群体 |
| (一)编者群 |
| (二)作者群 |
| (三)读者群 |
| 五、经营与停刊 |
| (一)经营状况 |
| (二)停刊分析 |
| 小结 |
| 第二章 《世界知识》与弱小民族的反侵略斗争——以意阿战争为例 |
| 一、意阿战争的背景 |
| (一)意阿问题的由来 |
| (二)国联调解的无力 |
| (三)战前两国的状况 |
| 二、意阿战争 |
| (一)意阿战争的前景 |
| (二)意阿战争的国际反响 |
| 三、阿国战败与人民的抗争 |
| (一)阿国战败的原因 |
| (二)阿国人民的抗争 |
| 小结 |
| 第三章 《世界知识》中的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 |
| 一、侵华的日本 |
| (一)日本的军事力量 |
| (二)日本的财政困境 |
| (三)日本的内部危机 |
| (四)日本的侵华行为 |
| 二、中国的抗战 |
| (一)对中国抗战行动的积极宣传 |
| (二)对战争的反思 |
| (三)对如何取得抗战胜利的探讨 |
| 三、中日战争的国际反响 |
| (一)官方和民间的不同态度 |
| (二)反对侵略,斥日暴行 |
| (三)抵制日本,援助中国 |
| 小结 |
| 第四章 《世界知识》有关战后美苏两国的内容 |
| 一、对战后美苏关系的关注 |
| (一)美苏间的矛盾与冲突 |
| (二)美苏关系与世界战争 |
| (三)美苏换文与世界和平 |
| 二、有关战后美国的内容 |
| (一)对战后美国外交的关注 |
| (二)美国援华问题 |
| 三、有关战后苏联的内容 |
| (一)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 |
| (二)战后苏联的经济复兴 |
| (三)苏联的政治制度 |
| 小结 |
| 第五章 《世界知识》中的其它重要内容 |
| 一、《世界知识》中的其它国际热点问题 |
| (一)军备扩张问题 |
| (二)殖民地问题 |
| (三)战时中立问题 |
| (四)战后民族解放问题 |
| 二、《世界知识》对研习国际问题的理论指导 |
| (一)国际问题的相关概论 |
| (二)研究国际问题的方法要求 |
| (三)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方法 |
| 三、《世界知识》中的文艺文化内容 |
| (一)有关苏联的文艺文化内容 |
| (二)有关美国的文艺文化内容 |
| (三)其它国际文艺文化动态 |
| 四、《世界知识》中的普及类内容 |
| 小结 |
| 第六章 关于《世界知识》的历史思考 |
| 一、《世界知识》与《时事类编》对比研究 |
| (一)同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
| (二)刊物性质的异同 |
| (三)政治立场与倾向的差异 |
| 二、《世界知识》的宣传效果 |
| 三、《世界知识》的积极作用及其原因 |
| (一)《世界知识》的积极作用 |
| (二)取得积极作用的原因 |
| 四、《世界知识》的不足及其原因 |
| (一)《世界知识》的不足 |
| (二)存在不足的原因 |
| 五、启示 |
| (一)加强学人群体建设 |
| (二)注重与读者的交互 |
| (三)完善刊物的经营管理 |
| (四)正确处理政治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基本概念的研究 |
| 1.2.2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模型的研究 |
| 1.2.3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的研究 |
| 1.2.4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方法的研究 |
| 1.2.5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6 关于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关研究 |
| 1.2.7 研究述评 |
| 1.3 文章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文章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产业的内涵 |
| 2.1.2 农业的内涵 |
| 2.1.3 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 2.1.4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竞争优势理论 |
| 2.3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框架 |
| 2.3.1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 |
| 2.3.2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路径选择 |
| 2.3.3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
| 2.3.4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 |
| 3.1 农业机械化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1860-1945 年) |
| 3.1.1 土地制度改革促进美国农业经济大发展 |
| 3.1.2 农业半机械化与农业基本机械化的实现 |
| 3.1.3 以简单机械化维持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2 农业现代化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1945-2000 年) |
| 3.2.1 家庭农场成为美国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主体 |
| 3.2.2 农业机械化全面进步与农业科学化的实现 |
| 3.2.3 以农业科技创新提升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3 新时代经济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2000 年以后) |
| 3.3.1 新世纪以来美国农业经济实现空前增长 |
| 3.3.2 农业贸易迅速扩张且持续保持贸易顺差 |
| 3.3.3 以外部市场需求支撑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测定与评价 |
| 4.1 基于显示性指标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
| 4.1.1 显示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2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具体测定 |
| 4.2 基于解释性指标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
| 4.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2 评价指标数据的处理 |
| 4.2.3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2.4 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 |
| 4.2.5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4.2.6 评价结果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分析 |
| 5.1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分析 |
| 5.1.1 美国农业生产成本的总体变化 |
| 5.1.2 美国农业生产成本的构成分析 |
| 5.1.3 美国农业成本优势分析——以大豆和玉米为例 |
| 5.1.4 一个案例:美国与巴西大豆在中国市场的价格优势分析 |
| 5.2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差异化优势分析 |
| 5.2.1 以农业质量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2.2 以农业安全保障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2.3 以农业专业化营销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影响因素分析 |
| 6.1 生产要素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1.1 丰富的天然资源为美国农业提供竞争基础 |
| 6.1.2 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提高美国农业生产效率 |
| 6.1.3 技术创新是美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
| 6.2 需求条件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2.1 国内需求助推美国农业竞争优势快速形成 |
| 6.2.2 国际需求驱动美国农业竞争优势明显增强 |
| 6.2.3 新兴市场促使美国农业竞争优势得以维持 |
| 6.3 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3.1 种子培育体系为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奠定基础 |
| 6.3.2 农产品加工业使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得到强化 |
| 6.3.3 冷链物流业促进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迅速扩张 |
| 6.4 农业经营主体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4.1 家庭农场在美国农业经营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 |
| 6.4.2 独资经营是美国农场类型中最常见的组织形式 |
| 6.4.3 专业化农场经营创造和保持美国农业竞争优势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辅助影响因素分析 |
| 7.1 政府因素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7.1.1 美国农业价格支持政策 |
| 7.1.2 美国农业资源支持政策 |
| 7.1.3 美国农业出口市场计划 |
| 7.1.4 美国农业信贷和税收政策 |
| 7.1.5 美国农业保险补贴机制 |
| 7.2 历史机遇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7.2.1 西进运动给美国农业发展带来重要契机 |
| 7.2.2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美国农业发展提速 |
| 7.2.3 科技革命加快了美国农业科技创新步伐 |
| 7.2.4 世界人口暴增使美国农业继续蓬勃发展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 |
| 8.1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经验 |
| 8.1.1 一定的农业经营规模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前提条件 |
| 8.1.2 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内在动力 |
| 8.1.3 强势的相关支持产业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支撑 |
| 8.1.4 有效的联邦政府行为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障 |
| 8.2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教训 |
| 8.2.1 长期产能过剩易使美国爆发农业经济危机 |
| 8.2.2 农业企业垄断使中小型农场经营压力增大 |
| 8.2.3 农业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资源与环境的破坏 |
| 8.3 中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困境 |
| 8.3.1 农业科技推广与创新体系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 |
| 8.3.2 农产品国内库存高企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增加 |
| 8.3.3 农业育种和加工及冷链等社会化服务发展落后 |
| 8.3.4 农业经营规模太小且农业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 |
| 8.4 对提升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启示 |
| 8.4.1 持续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 |
| 8.4.2 加快推进农业相关支持产业发展 |
| 8.4.3 多种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 8.4.4 增强农业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建设 |
| 8.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审美共同体问题研究 ——以当代批判理论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生命政治与共同体的审美之维 |
| 第一节 生命政治的批判理论进路 |
| 一、微观政治与生命政治 |
| 二、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 |
| 三、治理术与生命政治 |
| 第二节 生命政治与感性共同体 |
| 一、感觉共同体的分配机制 |
| 二、感觉共同体的去身份化 |
| 三、感觉共同体的异质感知构成 |
| 第三节 作为否定性范式的感觉共同体 |
| 一、感性生命的原初典范 |
| 二、例外状态与共同体的界槛 |
| 三、朝向死亡政治的生命感知形式 |
| 第四节 作为肯定性范式的感觉共同体 |
| 一、以情感为核心的生命政治生产 |
| 二、超越生命政治的免疫式共同体 |
| 三、感知潜能与人类共在的张力 |
| 第二章 共识与差异:审美共同体的本体性问题 |
| 第一节 总体性问题的批判理论进路 |
| 一、非同一的星丛共同体 |
| 二、超越总体的绝对差异 |
| 第二节 歧感共同体与差异性感知的重组 |
| 一、重返感性经验的社会场域 |
| 二、可感性分配与审美感知的重构 |
| 三、制造差异的美学异托邦 |
| 第三节 容纳差异的多元共同体 |
| 一、超越存在的非同一共同体 |
| 二、无法被化约的差异性 |
| 三、共同性与差异的生成潜能 |
| 第三章 主体化与去主体化:审美共同体的主体性问题 |
| 第一节 主体性问题的批判理论进路 |
| 一、从先验主体到实践的主体 |
| 二、被建构的非中心化主体 |
| 三、人民作为去身份化的主体表达 |
| 第二节 生成性的诸众与艺术的生产 |
| 一、诸众与主体性的生产 |
| 二、非物质生产的感性装置 |
| 三、爱的政治与情感劳动 |
| 第三节 生命主体的感知潜能与语言经验 |
| 一、空无属性的赤裸生命 |
| 二、生命经验的纯粹表达 |
| 三、多元叠合时间中的潜能主体 |
| 第四章 边界与去边界:审美共同体的存在形态 |
| 第一节 从实体的/边界的向非实体的/去边界的转换 |
| 一、从共同体到共通体:感觉的共通 |
| 二、免疫范式的边界机制 |
| 三、难民与生命政治边界 |
| 第二节 从稳定的到流动的共同体 |
| 一、认同的危机与归属的困境 |
| 二、流动-生成中的情感纽带 |
| 第三节 审美共同体的形态转换与价值功能 |
| 一、审美乌托邦、敌托邦、异托邦 |
| 二、虚拟的感知远托邦 |
| 三、包容与对话的美学世界主义 |
| 第五章 审美共同体理论的限度 |
| 第一节 难以现实化的形式共通 |
| 一、作为规范性的生命-形式 |
| 二、感知潜能的非现实性 |
| 三、介于反乌托邦与虚无主义之间 |
| 第二节 主体性生产的转换困境 |
| 一、浪漫主义式的构成性力量 |
| 二、爱的政治是否可行? |
| 三、理想主义者的革命式乌托邦 |
| 第三节 想象式的边界机制 |
| 一、边界转换的有限性 |
| 二、归属的结构性难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人名索引 |
| 附录二 概念索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9·11”后世界经济走向（论文参考文献）
- [1]《世界知识》研究（1934-1949）[D]. 王翰晨.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2]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D]. 魏冉. 外交学院, 2021(11)
- [3]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D]. 彭昕. 外交学院, 2021(10)
- [4]身份建构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研究[D]. 靳冠辉. 外交学院, 2021(11)
- [5]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D]. 张霜. 吉林大学, 2021(02)
- [6]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D]. 李黎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7]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D]. 骆明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8]《世界知识》研究（1934-1949）[D]. 王翰晨.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9]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D]. 孙彤彤. 吉林大学, 2021(01)
- [10]审美共同体问题研究 ——以当代批判理论为中心的考察[D]. 漆飞. 兰州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