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利[1]2004年在《当代中国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从权力角度的分析》文中提出在50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中国的个人收入差距有几乎绝对的平均主义到巨大的贫富差距，说明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或机制在起作用。这个力量就是权力，包括个人权力和国家权力。因此本文选择权力角度来分析当代中国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变化，试图分析二者的关系，为分析当前个人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权力在本质上意味着具备做某种事的能力或产生某种结果的能力。当权力结构发生演变的时候，必然伴随着权力的形成和权力的瓦解，也必然伴随着权力的转移。权力结构变动决定了一个国家制度结构的变动。 收人分配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内在地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收入分配问题是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力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分配格局的反映器。收入分配制度之所以产生，是利益主体凭借权力在分割占有过程中进行的每一次交易都存在冲突或冲突的隐患。由于市场因素导致的收入差距如果过于悬殊，需要国家权力干预；但是如果是国家权力为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目的而人为导致的收入差距悬殊，只能有制衡机制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 在1949到1978年间，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力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政治领域形成一党执政局面。国家权力逐步控制和掌握经济领域内个人权力。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一个不受约束的国家权力。个人政治和经济自由权力被消灭后，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也就完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权力结构的目标的。国家依靠其暴力潜能建立了平均主义色彩很浓的个人分配制度，这期间的个人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于权力差异引起的。1978年以后，国家权力逐步取消对经济领域内个人权力。在政治领域，国家权力仍然处于垄断地位。但总体上说，个人权力是逐步扩大的。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个人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博弈过程，收入分配也发生较大的变动。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也因为个体财产权力逐步独立于政治权力而发生着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变化。但当前中国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力的非均衡发展是造成个人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的主要原因，权力滥用和权力资本造成扩大了收入差距的规模，城乡差距过大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着明显的负面影响。 1950年到1978年，中国体制转轨的任务是利用国家权力消灭市场，消灭个人产权：1978年以后中国体制转轨的任务只能说完成了前半段——以权力恢复和发展市场和个人产权；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用市场和个人产权及其经济组织来制约国家权力。这才可以说是中国改革真正的难点所在。从根本上说，个人政治和经济自由权的发展是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相联系的。 总而言之，本文在分析角度上进行了新的尝试，从权力角度对对权力格局中个人权力和国家权力变化与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之间的关系做了理论上的分析，并用1949年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检验这种新的理论常识，并根据这种理论提出了解决现阶段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存在的问题的基本对策。
梅德平[2]2004年在《中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变迁研究（1949-1985）》文中指出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形式的制度变迁，是研究和探讨建国后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中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在当前，农村、农业、农民的“叁农”问题，不仅是理论界研究的热门选题，也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必须予以重视，并需要付出特别的努力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践业已表明，“叁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又是农民收入问题。从世界上一些农业经济取得成功发展的国家来看，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使农户在获得农产品交换的初次收益的同时，取得第二、叁产业的收入，乃是维护农民自身利益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极其重要的制度安排。在当前的中国农村，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已成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举措，在各地得到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并持续得到来自中央政府最高文件决策的支持与鼓励，这说明，不断地变革与创新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将是影响和制约未来中国农村经济整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结与吸取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变迁中的基本经验与教训，也是避免在未来农村经济组织持续创新中出现失误的重要途径。显而易见，考察和分析建国后农村经济组织的制度变迁过程及其内部的制度安排，其理论与现实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本文主要借助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以及马列经典作家有关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原理，运用“制度结构—经济行为—制度绩效”的基本分析框架，在尽可能地占有详尽史料和充分了解与掌握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湖北省为个案，以全国整体的农村经济组织制度变迁为参照，对建国后中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从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家庭承包制下的农户经济组织的变迁过程，作了较为详尽的考察与分析。 论文分析的总体思路大体是这样的。导论部分主要对选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主要概念、基本理论、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等作出说明；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对建国前与建国后农村经济组织的制度变迁进行总体考察，以便为后续章节的分析提供基础；第叁章和第四章分别对农村经济组织变迁中的产权制度与分配制度进行分析，并对不同组织内部的产权与分配制度作了对比说明；第五章是对在不同产权与分配制度约束下的农户经济行为进行考察；第六章是对农村经济组织变迁的制度绩效进行分析；第七章是对建国后中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变迁过程中的政府作用的简要说明，并对未来中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持续创新的目标取向，以及政府职能转换提供基本思路。 从全文看，论文在对建国前后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变迁过程总体考察的基础上，重点回答了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并相应提出了源于作者自身独立思考后的一些基本观点。 (1)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总体上界定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变迁的特征。对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变迁的总体特征作出制度分析，是全文分析的一个基本前提。文章的基本观点是，总体上看，1949-1985年微观经济组织的变迁呈现出明显的强制性与诱致性特征，即1949-1978年从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组织的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而1978年底开始的家庭承包制的制度锄博士学位论丈[)〔洲:汀OR入LDISSERT入T】ON 创新，则是一种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特征表现为，首先，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 于制度变迁的行动主体对制度创新的潜在利润即潜在制度收益的追求。其次，由于制度变迁的 方式与主体的差异，从而在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和家庭承包制下形成了不同的产权与分 配制度结构，正是组织内部的制度结构差异才导致了不同的制度绩效。最后，意识形态的非正 式制度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微观经济组织发展不同阶段的产权制度结构比较。产权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它 与分配制度一样，直接影响到对组织参与者行为激励的大小与强弱。本文注重组织内部的产权 制度结构分析，不仅要对不同产权安排作出说明，更重要的是对不同组织内的产权制度的比较。 哪种安排更有效率?为什么有效率?不同产权制度安排的优缺点何在? (3)分析不同微观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制度及其有效性。以前的许多研究，均没有对组织 内部的分配制度作出说明，本文的分析将在这一方面作出努力。在作者看来，与产权制度安排 相一致，不同的产权制度决定不同的分配制度与效率。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以及家庭 承包制下的农户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制度的安排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别。本文所要关注的是不 同的分配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通过怎样的机制得以实施? (4)分析产权与分配制度约束下的农户经济行为。在每一个经济组织内部，农户总是组织 的直接参与者与制度的实施者，因此对农户的研究也是本文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产权与分配 制度结构影响和决定农户的经济行为，同时农户经济行为也受到既定经济体制的约束与制约。 本文认为，在不同微观经济组织内部，农户经济行为并不是一致的，集体经济体制下农户经济 行为并没有真正展开，真正意义上的以农户为主体的经济行
胡爽平[3]2010年在《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文中提出分配问题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因而一直都是理论研究和人们关注的焦点。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基尼系数近十年来一直在0.4以上,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悬殊,分配不公现象广泛存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长此以往,必将严重阻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严重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面对这样复杂的局面,有的学者开始对作为分配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提出了各种质疑,如：按劳分配在我国现阶段还只是一种趋势；按要素分配实质上是按劳分配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它们之间是表现形式与内容实质的关系；贯彻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就消灭了剥削现象；复杂劳动是生产力特别高的具体劳动等等。基于此,本文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这个主题,直面理论和现实的需要,进行尝试性探索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一个组成部分,但它不是空中楼阁,其理论来源之一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分配思想,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批判地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分配思想。空想社会主义的分配思想主要包括：15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莫尔关于“各取所需”和康帕内拉关于“按需平均分配”的思想；19世纪叁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分配思想,圣西门在他设想的实业社会制度里,用“按劳动贡献”来决定每个成员地位和收入；傅立叶则主张在他的“和谐社会”里,实行按资本、劳动和才能的比例进行分配；欧文和勃雷提出关于在未来社会的分配应是“等量的劳动应该得到相等的报酬”等等。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来源之二是古典经济学的分配思想,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代表人物魁奈、斯密、李嘉图等人的分配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了他们关于分配理论的合理成分。本文在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渊源进行了研究之后,系统地总结出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丰富内涵：分配是再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劳动价值论是其理论基石、以人为本是其理论主线、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是其分配方式、公平分配是其理论的价值所在。在此基础上,笔者又从分配理论出发,运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对新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历史演变进行了系统性的回顾和梳理,并分析了其变迁的内在逻辑性。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机械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和苏联模式,在高度集中的所有制下实行“按劳分配”,搞平均主义,极大挫伤了人们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严重破坏了生产力。改革开放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为指导,对分配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收入分配制度。随着我国分配制度的不断深化改革,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发展,并产生了许多的新成果。本文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在中国转型时期的新发展作了重点的分析,着重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理论,分析了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必然性,研究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有机统一,并对公平与效率优化组合的问题作了阐释。对理论研究的目的,除了发展理论本身之外,就是要用理论来指导实践,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本文在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和我国收入分配制度进行研究的同时,着眼于实际,对分配领域中出现的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等现状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发展。
杜平[4]2016年在《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民众正义观念变迁》文中提出民众正义观念是普通民众对社会资源应当如何分配才合理的评价标准,体现在主体、客体、对象、原则适用等方面。民众正义观念具有历史性的特征,是与特定的社会关系相适应的,两者之间相互影响。从社会成员结合形式来看,社会的现代化体现为社会成员的结合形式从社群到社会的变化。相应地,这必然会推动社群正义观念向社会正义观念的变迁。而推动观念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是社会转型所导致的生活经历根本变化。同时,民众正义观念还具有具体性的特征,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众正义观念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中国传统的民众正义观念在主体上体现为传统权威和人际互惠,在客体上体现为生存和安全,在对象上体现为地缘和血缘,在原则上体现为需要和对等,在原则适用和依据上体现为差序和伦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基本结构以及生活环境等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转型已经使得民众的生活经历有了质的变化。本文主要是立足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在整合社会转型理论、生命历程理论以及社会正义理论的基础上,采用实证分析方法从历时态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民众正义观念变迁问题。本文回答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当前民众正义观念的总体特征是什么;社会转型是如何通过改变社会成员的生活经历进而影响民众正义观念变迁的。在总体特征上,本文研究发现当前中国的民众正义观念呈现出一种“变与不变”共存的特征。从不变的方面看,家庭领域的一些传统的观念并没有发生变化,例如需要原则依然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领域功能的分化使得家庭的功能逐渐简单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的作用已经不重要。因此家庭领域的一些观念没有发生变化。从变化的方面看,社会不同领域功能的分化必然要求形成与特定领域相适应的观念,当前这些观念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不同步的特征。其中,在政府再分配偏好、机会平等原则、比较对象选择等内容上已经体现出明显的现代特征;而在社会纠纷解决主体偏好、结果导向的社会正义原则重心、基于利益得失考量的权利观念等方面的传统特征还很明显。在社会转型对民众正义观念变迁的影响上,本文研究发现城市化、市场化程度、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城市化等因素的确能够对民众正义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产生影响,但是,具体能够对民众正义观念相关内容的变迁产生影响的因素是存在差异的。民众正义观念转型对于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促进传统正义观念的转型,论文根据相关研究结论提出了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收入水平、通过制度的完善来严格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有效解决城乡二元分立问题、强化政府公信力建设、大力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公共理性为指导促进现代公民的成长、营造良好氛围弘扬传统家庭美德等相关的政策建议。
杜辉[5]2011年在《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动态演化：结构与差距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居民收入分配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它不仅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而且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走向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体制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生产力得到了长足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完成了“生存型——温饱型——小康型”的叁级跳跃,与此同时,伴随着收入分配领域逐步健全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也从少到多,在收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之后,更加激发了广大群众追求财产性收入的动力。这是收入分配领域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是我党致力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创新之举,是以人为本、以民生为重的科学发展观的鲜明体现,更是下一阶段收入分配格局从国富到富民的战略性路径选择。联系当前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现状来看,截止2010年上半年,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中,财产性收入增长20.7%,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21.3%,远高于工资性收入的增速,也超过了转移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增速均位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四种收入之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2.51%,比2008年增加了0.06个百分点；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平均每人年纯收入的比重为3.24%,比2008年增加了0.13个百分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居民财产性收入是居民拥有的财产权利的一种体现；在现实层面上,还将提高居民的财富效应和消费水平,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从缓解阶层分化的角度看,将有助于培育、壮大中等收入者群体,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因此居民财产性收入动态演化这个经济现象问题,其背后隐含着制度演化和结构演化相互嵌入协同共生的逻辑进路。但是,目前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在不断增长的同时其差距急速扩大。根据专家计算,目前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55左右,而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45,财产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比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高出大约十个百分点。那么当前我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到底呈现什么样的格局,发生了怎样的变动?这种变动又是如何演化的?这种差距是否公平呢?这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期待以公平的共享的财产性收入增长来提升居民财富,增加居民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其问题的实质就是要使财产性收入处于一种适当的状态并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适时调校。在学界,有关收入分配问题的探讨一直没有间断过,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再到现代经济理论,收入分配问题一直受到经济学家的密切关注。但从收入分配研究的整个进程来看,当前在财产性收入方面,仍然面临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继续深化研究。本文的研究将始终围绕着财产性收入——这个古老而又富有思辨创新的命题展开,着重于制度变迁与结构演化作用下的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动态演化的结构和差距分析。传统的相关研究总是囿于表层的分析,在一个纯粹的收入命题下讨论,忽视了价值判断,而本文则试图通过梳理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制度演进,将财产性收入的动态演化的“差距——不公”联系起来,并结合我国国情通过财产性收入制度演化和城乡、地区、阶层结构演化的递进逻辑,将财产性收入问题的分析框架确立为“结构——差距——不公”。围绕这个框架建立了“理论分析——制度演化——结构演化——国际比较——结论建议”的分析结构。为此,本文共有六个部分,分为八章,主要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即第0章,是导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说明研究内容和思路,并阐述可能的创新点和尚存在的不足。第二部分是一般理论分析,包括两章。第1章是财产性收入的经典文献回顾。对财产性收入的研究由来已久,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再到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都有涉及到财产性收入的思想。本文追溯了财产性收入的思想来源,回顾了财产性收入的理论基础,包括规模收入分配理论和功能收入分配理论,并对近年来国内外在财产性收入研究方面的新进展进行了梳理和评析。第2章是理论分析框架。在对财产性收入的相关概念,包括财产、财产权、产权、财产性收入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收入、财产和财产性收入之间的逻辑关系；然后,基于结构主义理论、制度及制度变迁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理论构筑了如下制度演化和结构演化相互嵌入的协调共生的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动态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首先,本文认为,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变迁过程是在打破改革前所有制结构、企业制度、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以及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等的基础上,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分配制度改革推进的动态演化,这既是传统的分配制度的遗传变异又是新的分配制度上的新奇发展,体现了制度变迁在动态演化过程中的历史性和惯序性,又展现出动态性、创新性的演化特性。并且在我国转型发展中制度演化对居民财产性收入变迁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制度变迁的渐进性体呈现出来的。其次,结构演化的背后是社会利益的协调,利益关系和收入分配方式的变动和多样化。因此由多种功能各异的不同子系统结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城乡、地区和阶层结构系统的演化必将对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变迁产生相应的影响；也就是,结构演化引导着居民财产性收入动态演化的内生逻辑过程。最后,将结构演化和制度演化的分析思维引入城乡、地区和阶层的财产性收入差距研究中,以一个更具整合性的框架来理解导致城乡、地区和阶层财产性收入变迁的机制和原因,考察与制度演化相伴随的结构演化在促使城乡、地区和阶层财产性收入增长、差距中的机制作用。也就是说本文采用“制度——结构”演进方法来分析城乡财产性收入、地区财产性收入、阶层财产性收入变迁。具体来说,就是制度演化和城乡结构的演化使得收入分配制度对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市场经济制度和地区结构使得不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对地区的财产性收入有不同的作用,同时制度演化和阶层结构演化直接导致了阶层的分化、中产阶层的产生及阶层的固化,从而影响到不同阶层的财产性收入变化。第叁部分是制度演化,即第3章,主要是采用历史分析法,对改革开放前后我国财产性收入的制度演进做了详细的回顾和梳理,总结了从改革前计划经济实行的“单一的按劳分配”,到改革后党的十叁大肯定非劳动收入所得,再到党的十七大正式首次提出“财产性收入”的命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和逐渐完善、健全。然后,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理论和非劳动生产要素在分配中的重要作用,考察了转型期财产性收入在我国收入分配改革中的演进变化。承接于第叁部分,第四部分是结构演化,包括第4、5、6章,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城乡、地区和阶层叁个方面考察制度和结构双重演化下,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结构和差距变迁。其中,第4章在城乡结构形成、变迁及其特征和成因分析的基础上,对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状况进行了分析,然后根据本文定义的财产性收入与收入的逻辑关系和分析路径,借助Cobb-Douglas生产函数,构建了收入结构与财产性收入变动的模型,首先分析了收入结构中的变量与财产性收入的关系,接着验证了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在这种长期均衡关系下,重点分析了工资性收入对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贡献,以及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对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由城乡结构和制度演化的角度来看,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都是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说明初次分配制度显着地影响了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1。并从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上比较了二者存在差距的原因,然后进行了原因分析。第5章,通过对地区结构的归纳,对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演变的梳理,分析了区域发展战略背景下我国区域存在的收入差距状况,然后,基于市场化对财产性收入演化的双重效应,引入市场化指数指标说明了不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对地区财产性收入差距的影响,从而验证了理论假说2。第6章,从阶层和社会结构分层出发,首先梳理了制度变革下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分化及演变,然后,运用制度演化和结构演化的协同共生机理对阶层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扩大进行了逻辑推导,定量分析、经验分析和原因分析,证明了理论假说3,即阶层分化显示了阶层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拉大。第五部分即第7章,基于中外居民财产性收入状况的比较,考察了国外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途径及其选择及政府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政策安排,以供我国发展居民财产性收入和调控收入差距借鉴、启示。第六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建议,即本文的第8章,首先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结论,然后基于政策与市场的双重效应制定了分配目标和总体思路,并在这个思路下,针对财产性收入变迁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阶层差距的分析结果,提出了缩小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拓展了收入分配理论中财产性收入研究的内容,包括财产性收入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加入了价值判断的新视角。具体探索如下：第一,目前学者对财产性收入差距的针对性分析论述还较少,多数是在讨论财产性收入问题时,将财产性收入差距问题作为一个部分,从一般定量分析的角度进行描述,缺少实证分析。本文基于结构主义经济学、制度及制度变迁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的视角,依次分析了制度演化和结构演化下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变迁机理,构建了制度演化和结构演化相互嵌入的协同共生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且将制度演化和结构演化结合起来,与城乡、地区和阶层分化对接,考察了与制度演化相伴随的结构演化在促使城乡、地区和阶层财产性收入增长、差距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对财产性收入变迁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阶层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证和分析,弥补了现有研究的单一视角和定量分析的不足。第二,本文基于对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制度演进的梳理,详细地考察了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从无到有不断变动的进程,从中得出了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和不公存在制度演化和结构演化的双重效应,这不同于现有研究直接下结论,因此为下一步收入分配政策的改革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第叁,在分析财产性收入差距时,加入了价值判断,从公平的视角探讨目前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较之以往的研究更深入、也更充满人本关怀,并提出了可行的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使调控财产性收入差距增添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涵义。
杨上广[6]2005年在《大城市社会极化的空间响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大城市作为中国开发开放的极化开发区,由于人口大迁移、大流动和快速城市化,形成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辐合流场”,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等城市社会极化现象,这种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更为严重。在大城市中,以不同收入水平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分层现象非常明显,贫富差距已成为影响社会不稳定的最大因素之一。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收入差距的拉大,社会分层的加剧,市民居住区位分化越来越明显。在经历了20年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后,我国大城市原有的阶层高度混杂的共生居住区逐渐消失,在住宅商品化过程中,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通过“房价”等过滤作用,在居住模式和居住区位上形成了明显的分化。不同阶层的人口,开始有规律地居住在城市中不同区位。市民的居住区位,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反映出其社会阶层状况。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重构与分异是大城市社会极化的空间响应,也是城市社会结构变迁在城市空间上的反馈。当代中国大城市社会空间重构与分异正形成居住分异、居住隔离等类似西方城市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着城市空间资源的公平分配,并对城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将步入城市时代。因此,如何解决大城市社会极化及空间响应所产生的城市社会问题,“以人为本”地统筹城市不同阶层之间的发展,构建一个社会公平、社会公正的城市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论文结合多项课题研究成果,在对影响城市社会空间结构重构与分异的人口、收入、房地产、城市规划等社会经济要素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宏观(上海全市)、中观(浦东新区)和微观(叁林镇及各个典型案例)的分析,运用GIS空间分析功能和分异度等定量研究手段,深入剖析当代上海城市社会空间重构与分异的状况。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当代中国大城市社会空间结构重构与分异的特征、演变趋势、空间过程、动力机制、国内外比较、主要城市社会问题及对策协调等问题。现将本论文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一、改革开放以来,开发开放、社会经济转型、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等一系列重大的社会经济变迁事件,使得中国区域发展差异格局、人均收入分配差异格局正在逐步凸显,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正日益形成社会结构阶层化等一系列社会经济变迁现象。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城市在成为劳动力、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的“辐合流场”的同时,社会极化、居住分异与隔离等许多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因素也在城市空间上高度集聚。 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现代化和市场化的改革使得当代中国大城市的
戴均[7]2010年在《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政治认同研究》文中认为政治认同是人们从内心深处产生的一种对现存政治体系的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作为社会成员和政治体系之间政治关系的交汇点,既是一种个体的心理状态和政治体系的合法性状态,又是政治体系努力获取政治合法性、社会个体努力获取认同性政治的过程与实践。转型社会是指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某一特殊历史时期。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利益分化、社会分层、价值多元、文化变迁以及全球化语境正在消解人们原有的政治认同,并可能引发政治认同的危机。政治认同问题不仅关涉现代和后现代条件下个人的“本体性安全”和“本体性焦虑”,同时还关涉全球化条件下特定社会或组织如何实现自身凝聚力,以提升它们在各种新的社会竞争场域下的驾驭能力等命题。因此,如何构建持续的政治认同,是当前理论研究和政治生活现实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论文从转型社会的多元价值冲突入手,以冲突——危机——重构为主线,运用冲突理论、系统理论和认同理论的相关知识,指出价值是政治认同的核心变量,多元价值冲突是政治认同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政治认同危机的消解呼唤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构,而政治认同归根结底是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文章主要由导论、正文和结语叁部分组成。导论首先阐述了转型社会中政治认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重点梳理了国内外关于政治认同的研究状况,勾勒了论文的整体结构与框架,总结了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讲述了政治认同的一般理论。文章从认同的一般内涵切入,分析了政治认同的概念和特点,并根据政治认同的心理过程、获得的主要途径、对象、状态等方面对政治认同的类型进行了多维的划分。然后在解析政治认同的基本变量的基础上,指出价值是影响政治认同的核心变量,价值与价值冲突是新时期探究政治认同问题的新视角。第二章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政治认同变迁的轨迹及特点。中国社会转型的“时空压缩”,促使社会结构的急剧分化,引发社会突出的结构冲突、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推动社会主导型政治认同从意识形态认同向经济绩效认同、由经济绩效认同向以民生本位和社会公正为主导的政治认同的变迁。政治认同呈现出从被动到主动、从盲从到自觉、从感性到理性的变化特征,也呈现出复合型、碎片化的发展倾向。第叁章分析了转型社会中的价值冲突与政治认同危机。文章以社会转型-利益分化-价值冲突的分析路径,对当代中国主要社会思潮的变迁,公平与效率、自我与社会、民主与秩序、自由与民主等四对基本价值冲突的内容和特点进行了考察,指出价值冲突是当前引发政治认同危机的关键性因素,价值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核心。第四章论证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与政治认同危机的消解。多元价值冲突引发的政治认同危机本质上是价值认同危机,政治认同危机的消解吁求核心价值的重构。当代中国价值冲突的广度以及影响的深度决定了必须在遵循价值生成规律的基础上重构社会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共享价值观,人本、公正、共富、民主、宽容是核心价值观重构的内在诉求。利益整合、制度创新、教育引导是重构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具体途径。第五章探讨了构筑政治认同的社会支撑系统的思路。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为政治认同的重构提供了价值取向,坚实的社会基础和高效的社会机制则是政治认同重构的保障。其中,社会福利体系、基层社会组织方式的建构强化了政治认同的社会基础；公民参与机制、社会预警机制的完善优化了政治认同的社会机制。结语明确指出,社会转型使政治认同问题凸显,然而认同问题的出现往往是新认同产生的契机。目前政治认同的复合型、碎片化呼唤以社会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政治认同的建构。论文最后指出了政治认同研究的叁个新动向：第一,政治认同的研究应该具体化和实证化,并建立相应的政治认同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二,进一步探讨自我认同、集体认同与国家政权认同的内在逻辑；第叁,加强对“生活政治”领域里的“承认”的研究。
卢扬帆[8]2016年在《国家治理绩效的法治化转型研究》文中认为合法性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治理改革与长期稳定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对经济社会步入深度转型期的中国尤为重要。建国以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崛起与持续“高绩效”(即所谓“中国模式”)引发全球关注。但“高绩效”的背后催生“高处不胜寒”的忧思,学者指出中国治理或存在典型的“绩效合法性”依赖。进一步对新中国发展历史的分阶段检视表明,这种作为合法性基础的“高绩效”,其类型特质却是不断演变的。而针对其稳定及持续性、与经济模式的适配度和社会整合功能叁个维度的考量结果,或因经济市场化与科技现代化造成传统社会结构以及绩效动因的瓦解,当前中国正面临一种高绩效的动力减损或多元耗散的局面。如果一味固守“绩效合法性”,则其未来堪忧。究其根源,这又是由于中国国家治理的传统绩效基因和现实绩效类型都缺少法治元素所致。为此,本文提出并讨论“推进国家治理绩效的法治化转型”这一核心命题,基于市场机制与法治原则的内在契合性以及多元社会对法治整合力的迫切需求,应当把建设法治型绩效作为当今中国治理绩效转型的理想目标。因为法治对国家绩效治理存在价值导向、组织协调、制度规范和实践整合等多项功能,它将使国家治理合法性的根基得以超越传统的绩效依赖而向意识形态及程序民主等方面不断扩展。本文共六章,主要融合理论与经验分析、规范与实证分析、案例与统计分析的方法,对国家治理绩效转型的动因、目标、路径、障碍和对策等关键问题逐次进行探讨。首先,基于绩效系统与行为动机两个方面的理论基础、采用政府与公众二元视角构建了一个绩效类型分析的理论模型,通过模型推演获得四种基本的国家治理绩效类型。其次,利用模型结构对新中国治理绩效转型的历程进行检视,可大体将新中国建国后到1977年归为愿景型绩效、1978~1992年归为功利型绩效,两者尽管“盛极一时”却都因其“不法治”而不可持续;而到1993年尤其21世纪后,经济社会转型的冲击使中国进入一个国家治理绩效的类型渐失与亟待法治化重建的阶段。再次,对作为转型目标的法治型国家治理绩效进行体系设计,其形式特征应包括政府与公众绩效目标的统合性、绩效行为的互促性与绩效分配的合理性,其实质标准体现为绩效导向的普世性、绩效决策的民主性、绩效执行的有效性、绩效结果的持续性、绩效分配的公平性和绩效沟通的流畅性。然而,中国现阶段治理绩效类型的实证分析显示,其在绩效决策、执行、分配及沟通等方面都与理想标准存在差距。G省预算绩效治理法治化的案例进一步说明,法治与绩效的价值精神和实践要求本身存在互相干扰乃至冲突的特性,具体会导致诸如预算投向与其法定职能、预算过程规范与结果有效以及不同维度结果之间的背离。为此,要推进国家治理绩效的法治化转型,实现国家治理合法性的扩张,则需在加强绩效与法治两种导向价值的衡平、完善法治规范和引领国家治理绩效的组织机制、加快绩效基础性领域的法治化进程以及通过法治夯实国家治理绩效动因等方面重点努力。
刘铭[9]2010年在《“叁角螺旋”制度变迁模型及其应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十一届叁中全会召开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近31年的时间。30多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起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对这些成就与问题,显然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宏观经济运行的层面进行解释,而必须从制度安排的层面和制度变迁的角度去探索一个合理的答案。对后续改革的方向和趋势的把握,也需要从制度以及制度背后的利益集团入手,进行有深度的梳理。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本文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方法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了“叁角螺旋”制度变迁模型,并以此为工具,对中国转轨的成就与问题进行了解释。“叁角螺旋”制度变迁模型将制度、增长与分配叁个要素整合到同一个分析框架中,并在厘清叁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将制度变迁的过程拆分、细化,详细描述了制度变迁路径在动态中的决定机制。综合来看,制度变迁并不是始终遵从“帕累托改进”的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而是恰恰相反,制度变迁与利益调整及经济增长叁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会使后续制度变迁步入“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恶性循环,在初次制度变迁中受益的集团将会推动制度向更有利自己的方向发展,而在初次制度变迁中受到损害和削弱的利益集团,在后续的改革中仍将处于被剥夺的地位。只有在政府的强力调控下,才可能走出这一困境。这一模型不仅解释了我国转型期的经济增长特征,而且指出了转型期利益分配失衡的制度根源,对我国的转轨实践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在模型构建后,本文还以此为工具对我国国有产权变革和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制度逻辑和利益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后续改革的重点。同时,本文还特别强调了政府在转轨中的重要作用,政府既是参与制度变迁的利益集团,同时也是调控制度变迁的根本力量,只有科学把握政府定位、加快推进政府转型、不断提高政府能力,才能将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化。
黄新华[10]2002年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分析》文中指出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经济体制是一个社会一定时期关于资源占有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的系统化的制度安排。计划经济体制最核心的制度安排是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以指令性计划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新中国成立后，在学习和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从1949年到1957年，逐步建立和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是由一系列互为条件、互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构成的。这些制度安排存在明显的内在缺陷。正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缺陷导致的现实困境凸现的制度低效，使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探索后的必然选择。从实质上说，纵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就是一个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就是制度创新和制度结构的变迁过程。作为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制度变迁之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制度变迁，既表现为正式制度安排的变迁，也表现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变迁。但是如同任何经济体制的运行都需要支付成本一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的制度变迁是一个费用昂贵的过程，只有使制度变迁的成本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使社会成员对改革给予持续的支持。改革以来20多年的制度变迁进程表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巨大成就，初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改革目标，改革中仍然存在着不少的欠缺和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说，就是改革中存在明显的制度缺失。在制度缺失存在的情况下，要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必须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但是制度创新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21世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在存在制度创新困难的条件下，要完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必须采取有效策略推进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与这一目标相联系的制度框架可以分解为四个方面：一是建立市场化的农村经济制度；二是构建有效率的微观经济制度；叁是创建稳健的宏观经济制度：四是培育适应市场经济的非正式制度。
参考文献：
[1]. 当代中国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从权力角度的分析[D]. 王文利. 西北大学. 2004
[2]. 中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变迁研究（1949-1985）[D]. 梅德平.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3]. 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D]. 胡爽平. 武汉大学. 2010
[4]. 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民众正义观念变迁[D]. 杜平. 吉林大学. 2016
[5]. 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动态演化：结构与差距研究[D]. 杜辉.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6]. 大城市社会极化的空间响应研究[D]. 杨上广.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7]. 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政治认同研究[D]. 戴均.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8]. 国家治理绩效的法治化转型研究[D]. 卢扬帆. 华南理工大学. 2016
[9]. “叁角螺旋”制度变迁模型及其应用[D]. 刘铭. 山东大学. 2010
[10].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分析[D]. 黄新华. 厦门大学.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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