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先耀[1]2003年在《初级市场的形成与农村社会变迁》文中提出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公路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由于人们直接观察到的公路修通以后,大多数地区经济社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因此社会上就出现了“要致富,先修路。大路大富,小路小富,无路不富,高速公路快富”的口号。但现实情况是,有的地区路通了就富了,而有的地区虽然交通条件改善了,当地经济社会状况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那么,某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交通条件改善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这正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本论文的研究结论:一是交通条件的改善与某一地区的社会发展和民众富裕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二者之间要通过另一个中介因素(初级市场)起作用;二是交通条件的改善促进了交易网络和市场的形成,而市场的真正形成还要取决于买卖双方都有可供交易的物品而且交易水平相当。当这两方面的条件都具备时,一个自发的市场就形成了。根据市场经济的原理,平等交易的完成必将促使社会整体福利的增加,村庄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成了一个顺理成章的事了;叁是交通条件的改善,农村初级市场的形成,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变迁。农村社会变迁主要表现在农民就业结构、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以及社会整合方式的转变。具体地说,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初级市场的形成,使村民实现了由农民向工商户的转变,这种转变相应地改变了村民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的转变又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人们的日常人际交往、处世的态度、生育观念、宗教信仰等方面。社会整合方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往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社区成员关系,出现了重新整合的趋势,在这种整合过程中,理性的经济计算起了很大的作用。 本论文共分八章,第一章绪论,论述课题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以及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基本假设;第二章是有关的理论综述与研究现状;第叁章(一个初级市场的形成)、第四章(一群农民的新生活)、第五章(一个传统村庄的再组织)、第六章(一场尚未了解的官司)、第七章(村庄的开放与封闭)写的都是由于通了公路、实施了旅游开发,重渡沟村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第八章中国农民、农村的走向,是由点到面,通过重渡沟村的变化看全国,通过公路交通扶贫看国家扶贫开发政策的走向。
张鹏[2]2008年在《农村交通建设与社会变迁》文中研究指明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在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形势下其“重中之重”的地位更为突出。农村交通建设作为农村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不仅其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其推动社会变迁的意义也越来越被关注。以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对农村交通建设与社会变迁过程互动的规律进行研究,阐明农村交通建设与社会变迁之间的规律并进行归纳是一个从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上讲都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农村公路文献研究与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运用交通工程学、社会学、运输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提出了农村交通建设与农村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两个假设,即通过繁荣市场达到繁荣经济的作用,通过提高社会交往频率达到推动文化传播的作用。通过假设建立了农村交通建设对经济发展和信息传播的模型。并用实际调查资料对假设进行了证明;另外本文对农村交通建设对社会经济、文化、社会事业等叁方面的变迁的影响途径进行了分析,影响效果进行了说明。并在此基础上从宏观角度对农村交通建设与农业现代化,农村人口专业,农村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分析解释。在文章的最后,从实际调查出发对值得注意的交通建设中存在的社会问题给予了说明,并通过完整的案例对比进行了比较分析。
郝亚明[3]2007年在《体制政策与蒙古族乡村社会变迁》文中研究说明民族地区的发展及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变迁一直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以蒙古族地区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改革开放以来,蒙古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本文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国家体制、政策作为主要线索来描述和解读蒙古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问题。本文是基于十年前的一项研究而进行的追踪研究。本研究选取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四个不同类型的蒙古族村落社区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通过文献资料与调查资料的衔接,形成这一地区社会变迁的完整图景;另一方面通过两次调查结果的纵向追踪和横向对比,着重展现这一地区十年来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过程与特征,并从国家体制政策变化的角度对社会变迁的过程进行解释。蒙古族地区的社会变迁是全方位的。变迁首先体现在生产方式上。生产方式的变化又导致了蒙古族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乃至价值观念上的变化。蒙古族地区的这种社会文化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多民族之间的融合,如民族杂居格局、生产生活中的频繁交往以及民族通婚等。在具体社会变迁过程中,作为外部动因的国家体制政策是一种重要的力量和主要的推动力。蒙古族地区的社会变迁可以看成是内外动因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本文以国家——社会视角作为理论分析框架,依据调查材料,从国家力量与基层社会互动的角度来理解蒙古族社会变迁的过程。通过对这些蒙古族村落社区的考察和分析,本文认为由于内部发展动因的缺乏,国家体制政策对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变迁的重要性要高于其他地区。同时由于民族地区多方面的特殊性,使得国家体制政策的适用性存在疑问。当前国家的一些政策在给这一地区的发展带来生机的同时,也形成了不少的负面影响。国家在民族地区的政策应具有针对性。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简要论述了研究主题和研究假设,回顾了前人的相关研究,对调查区域和调查点的情况进行了简要说明,并对论文的研究设计、研究方法以及理论分析框架进行了详细阐述。第二章以历史文献资料和村落史访谈资料为基础,结合各个时期的国家体制政策,对调查区域社会文化发展变迁的历程进行了论述。第叁章以两次调查的问卷资料为依据,通过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的对比分析展示了这一地区十年来人口、婚姻、家庭、生产、消费及日常生活的变迁。第四章侧重于访谈资料的分析,主要关注点是近期国家在农村土地政策、分配制度和管理体制等方面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客观影响以及居民对它的主观感受。第五章在前叁章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探讨,对国家体制政策在蒙古族社会文化变迁中的重要性及蒙古族社会变迁的特征等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就国家体制政策与民族地区发展问题进行了反思和展望。从现实意义上来讲,本研究试图采用以小见大的方式展现这一地区蒙古族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以追踪调查和对比研究的方式来展示其发展变迁的特征与前景,回应人们对蒙古族地区发展变迁问题的关注。从理论意义上来讲,本研究试图以村落研究的模式来探求体制政策与社会变迁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这样一个场景中探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与蒙古族社会发展变迁的相关理论进行对话。
党晓旭, 王元庆[4]2013年在《社会学视野下农村公路与文化变迁研究》文中指出在文化变迁理论综述基础上,建立了文化变迁影响因子集。基于交通社会学理论,以文化变迁影响因子为联系节点,分析了农村公路与文化变迁的关系,并进行了实证。
王逍[5]2007年在《走向市场:一个畲族村落的农作物种植与经济变迁》文中研究指明畲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散杂居农业民族,其主体人口分布于我国广袤的东南山区。基于畲族经济较之东南区域经济严重滞后的现实,本文试图通过对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敕木山区以惠明寺村为中心的畲族村落群经济变迁之田野调查,为畲族经济发展模式提出较有普遍意义的思考。对畲族经济问题的关注,无论是从畲族研究的时代要求和学术使命,抑或从民族平等、社会和谐、城乡协调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多维度来审视,均具有较强的现实紧迫性。本文采取以惠明寺村为深度田野个案、以周边六个畲村为田野参照物的点面结合的调查方法,首先从畲族与市场关系的历史变迁切入田野对象(第一章),然后勾勒惠明寺村庄聚落变迁及农作物种植与经济变迁图像(第二、叁章),再着力聚焦于惠明寺村人如何在各种力的交错互动中,通过惠明茶的复兴而逐步走向市场,进而阐析其走向市场的动力与阻力(第四、五、六章),同时选取田野参照村落的若干经济面相,与惠明寺村进行共性及个性的比较(第七章)。最后,在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互观照和畲族历史与现实深度评估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第八章):一、依托畲区资源禀赋、发挥山区资源优势,从传统与现代整合的角度,实现畲区由传统生存型农业向现代商品化农业转变,是畲族经济转型的方向。二、超越“耐劳杂作、弗事商贾”的传统农本意识,淡化“山野自足、于世无求”的族群封闭心理,强化多维度的族群互动等观念和实践层面的文化自觉,是畲族经济转型的内在活力。叁、有效发挥政府职能,为优化畲区产业结构、加快畲族人力资源建设、完善畲区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等提供制度性支持,是畲族经济转型的外在条件。
杨红[6]2010年在《拉祜女童的教育选择》文中指出本研究是一项以布迪厄再生产理论为理论范式,采用宏观教育民族志与微观教育民族志相结合,文化唯物主义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与田野研究相结合,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教育民族志研究。通过对云南省澜沧县拉祜族女童班长达九年的人类学重访与再研究,展示45名拉祜女童九年义务教育的全过程,通过拉祜女童的教育选择,探讨学校教育存在的文化再生产现象以及拉祜族女童教育的特殊性。本研究遵循宏观教育民族志研究的一般规范,将拉祜族女童教育放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历史、教育环境之中去考察。一方面对拉祜族女童班教育问题进行纵向的历时性描述与展示,另一方面又对拉祜族女童通过现代学校教育实现向上突破与回归的问题进行共时性的分析与探讨。对拉祜女童进行长期的重访与再研究有利于揭示隐藏在过程中的教育不公平现象以及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的阶段性与复杂性特点,将公平的视线贯穿于女童教育的始末。本研究认为学校教育与其所处的社区及其文化行为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只有将学校教育置于社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之中,通过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民族志描述,从更为宽广的社会文化情境来审视,才能得到较为客观的理解。因此,笔者在第二章对拉祜族的文化“图景”进行了描述。然后,第叁章对拉祜族学校教育进行了从历史到现状的梳理与描写,将拉祜族女童教育问题纳入到更为广阔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之中探讨。拉祜女童通过现代学校教育从山野蒙童转变为现代学童以及教育过程中产生的分化是本研究的重点。第四章主要介绍了小学阶段拉祜族女童带着从传统社区获取的惯习,带着家庭及社区赋予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进入到学校场域所遭遇到的文化中断、文化冲突以及文化适应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也是拉祜女童各种资本积累的过程。第五章主要介绍了处于青春期的拉祜女童在以淘汰为特点的现代学校教育中所做的不同教育选择与遭遇的境况。在青春期,文化的力量开始对女孩子产生巨大的影响,追求成就和女性性别也开始发生冲突。拉祜山区早婚早育的习俗,事实存在的买卖婚姻以及学业障碍等因素成为她们不同教育选择的“合理”理由。本研究的第六章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出发,描述了45名拉祜女童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过程与可能性。用法国着名社会理论家,人文社会学者布迪厄的实践理论解释存在于现实教育领域中的一种文化再生产现象,进而对性别是否是一种资本进行探讨。本研究认为拉祜女童的教育经历证明,在她们构建自己的社会空间位置时,性别是不可忽略的动力,它包含了一种坚持女性自身独特存在的意向,并在客观结构制度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力量,具备了资本的性质。最后,本研究对拉祜族女童班的问题进行了总结,认为现行的学校教育中存在着文化再生产的现象,从而导致社会再生产。现代学校作为外来文明的切入点,应当与少数民族社区和家庭发生紧密的联系,不应当成为“孤岛”。政府应当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既满足他们升学融入主流社会的需要,也为他们提供满足生计需要的地方知识。女童还需要学习诸如生理、心理、健康保健、维权等方面的知识,以提高她们未来的生活质量。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对社会弱势群体教育的关注,揭示隐藏于教育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同时本研究还是将人类学重访与再研究的方法引入到教育学领域的一种尝试,笔者认为在关注人成长的教育学领域再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 初级市场的形成与农村社会变迁[D]. 黄先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2]. 农村交通建设与社会变迁[D]. 张鹏. 长安大学. 2008
[3]. 体制政策与蒙古族乡村社会变迁[D]. 郝亚明. 中央民族大学. 2007
[4]. 社会学视野下农村公路与文化变迁研究[J]. 党晓旭, 王元庆. 公路交通科技(应用技术版). 2013
[5]. 走向市场:一个畲族村落的农作物种植与经济变迁[D]. 王逍. 厦门大学. 2007
[6]. 拉祜女童的教育选择[D]. 杨红.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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