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先海[1]2003年在《蛙跳型经济增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世界经济发展动态画卷中兴衰交替、后来居上的“典型化事实”(Stylized Facts)出发，以前沿生产函数(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为切入点，构建了一个包括“资本积累——效率增进——技术创新”叁要素的蛙跳型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对每一种蛙跳型式的运行机理及其动力转换进行了阐释。同时，在对40个国家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和对中国增长奇迹进行解读的基础上，为中国进一步的蛙跳型经济增长提供了政策选择和依据。 所谓的蛙跳型经济增长(Leapfrogging-oriented Economic Growth)是指后发国利用后发优势，通过资本积累、效率提高和技术创新，实现非均衡、超常规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接近、甚至赶超先发国水平的一种增长方式和增长过程。它既体现为经济增长速度的快速提高，也表现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本文提出的蛙跳型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是基于前沿生产函数思想，把经济增长动因进行叁分解：由资本积累引致的(沿着实际生产函数移动)、由效率提高引致的(实际生产函数向前沿生产函数移动)、由技术创新引致的(前沿生产函数本身的移动)。根据叁种要素各自在不同经济增长阶段中主导地位的不同，相应地把蛙跳分为叁种型式：古典型蛙跳(资本积累为主导)、学习型蛙跳(效率提高为主导)和创新型蛙跳(技术创新为主导)。论文对每一种蛙跳型式的动力及其运行机理进行了阐释，如对创新型的蛙跳模型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扩张型模型，把B—K—T模型中的外生技术进行了内生化，揭示了后发国通过自身R&D投入获取新技术的条件下蛙跳的可能性及机理，从而使模型更具包容性和现实解释力。 由于资本积累的边际递减律及技术学习报酬的边际递减，蛙跳型式必然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而由古典型蛙跳→学习型蛙跳→创新型蛙跳而动态转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换的。文章认为这转换的基础是一个从资本深化到资本分化过程，即物质资权什人力资本、研发资本演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从技术模仿到技术创新的转换过程。文章还运用生产前沿面测度的非参数方法一一数据包络分析法(DE.，)对40个国家的生产率变化按技术创新、效率增进、资本深化叁分解进行了测度1实i正的结果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的科学性。 论文最后对中国自身的“增长奇迹”进行了解读和测度，得出基本判断为: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已明显呈现出了蛙跳型增长的特征，为一世界经济发展史增添了持续快速增长的“中国故事”;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资本深化起了基础性的作用，技术效率提高的因素也十分明显，而技术创新的作用还不是十分突出，这种增长格局与我国现今的经济发展阶段是相适应的，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增长动力也必须相应的变换。在我国的技术效率改香中，对外贸易、引进外资等开放的作用十分显着，这也证实了世界银行一所一认为的开放是_后发国经济追赶的最重要动力之一的观点(世界银行，1 993)。基于一匕述的基本一判断，论一丸对今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政策建议，如从资本深一化转向资本分化;实施多元复合型产业技术发展战略;强化技术学刁和技术创新，不断提高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实施功能性政府政策，推进市场主导型的蛙跳增长战略等。
张旭昆[2]2007年在《后发国经济增长的追赶动态及路径选择——评黄先海教授的《蛙跳型经济增长》》文中提出世界经济发展的动态画卷既有着连续性,又有着跳跃性。因为连续,所以有了累积性;因为跳跃,所以又有更替性,表现为先发国与后发国的兴衰交替,赶超与被赶超。从现代世界经济发展来看,后发国追赶先发国家的成功范例起码就有四次之多。第一次是美国成功赶超英国,这也是后发
邹东颖[3]2006年在《后发优势与后发国家发展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世界经济史,各国你追我赶的现象比比皆是。14世纪,欧洲从最低点崛起并赶上中国;19世纪初,英国赶超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比英国起步晚一百多年的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替代英国登上了世界工业第一强国的宝座;日本在德川幕府时代赶上中国,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劫后,短短20年便又赶上德国等先进的资本主义集团,成为第二大经济强国;20世纪60年代后,复兴的亚洲(包括亚洲“四小龙”、中国、印度以及东盟等国家)大大缩小了与先发国家的差距,成为最有希望的后发国家……可见落后的国家不等于永远落后,后来居上的事例在历史的舞台上不断的上演着。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组国家(共有168个国家,大约占世界人口的1/3),它们从1950—1973年黄金时代以来经济正在不断趋于恶化①。在过去的1/4个世纪里,非洲人均水平完全停滞不前;拉丁美洲和许多亚洲国家的收入增长也是“步履蹒跚”,不但未能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这一差距正在逐步扩大,在全球化中有被“边缘化”的趋势。综合看来,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趋势无外乎两种:一是通过发挥后发优势加速经济发展,缩短与先发国家的差距,实现经济追赶;二是由于后发劣势的束缚使得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甚至逆转,与先发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因此,可以肯定的结论有两点:一是后发优势是客观存在的;二是后发优势的实现是有条件的。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试图深入到纷繁的表象背后,揭示出后发国家后来居上的基础和内在机理,探索不同历史时期后发优势的运行规律。为什么当今多数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间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而少数后发国家却能够异军突起,快速步入先发国家行列?这些少数国家的经验究竟如何去认识和总结?是否具有推广的价值?本文试图探索出后发国家的最优发展路径,对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本论文大致分五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为后发优势理论综述,回顾了后发优势理论的发展脉络,提出了目前国内外后发优势理论研究当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为本论文的研究指明了方向。第二章是后发优势的理论假说部分。首先,根据后发优势的内涵及特性,建构了“后发优势——先发优势”叁阶段
黄先海[4]2005年在《后发国的蛙跳型经济增长: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世界经济发展动态画卷中兴衰交替、后来居上的“典型化事实”出发,以前沿生产函数(FrontierProductionFunction)为切入点,构建了一个包括“资本积累———效率增进———技术创新”叁要素的蛙跳型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对每一种蛙跳型式的运行机理及其动力转换进行了阐释。同时还指出了理论框架所蕴含的多方面的政策涵义。
周化明[5]2011年在《中国农民工职业发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中,劳动力流动的普遍规律是由农民一步转化为市民。在中国大陆,由于户籍世袭制度使农民转化为市民过程中停留在农民工状态。每年城市化增长约1%即近1000万人进城,中国大陆大约每天会消失300个100人的村庄,从村庄里消失的人口绝大部分成了城市里的农民工。农民工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已经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大陆农民成为农民工已经没什么障碍,下一步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如同农民进城成为农民工是中国农民的第叁大创举,第四大创举应是农民工的职业发展。开放改革后,中国农民的第一大创举是搞联产承包制使农业部门劳动力富余,第二大创举是创办乡镇企业衰落了同类低效率的国营企业。中国现代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叁农问题,农民工问题是中国叁农问题的核心。开放改革超过叁十年的今天,农民工职业发展问题已经成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核心。若大部分农民工不能市民化,中国现代化不可能成功,农民工职业发展问题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事关全局的大事。农民工市民化,还得靠农民工自己的再一次创举：农民工职业发展。期望中国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推动市民化制度与政策逐步松动,进一步推动中国现代化。制度政策因素之外,必须也只能靠农民工自己职业发展才能跨越韧性更强的市民化隐性门槛,达成经济层面的市民化。研究表明：大部分农民工职业发展意愿强烈,但不懂职业发展规划,也缺乏职业发展方法。四类农民工中,职业发展主要在制造业、服务业两类,告知这两类农民工其职业发展位阶,各位阶递进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发展方法,知识精英可以通过帮助农民工职业发展为中国现代化多做出一点有益贡献。农民工工资数据分析显示,农民工职业发展四个层级之间收入差别是巨大的。通过25省市区调查数据的计量分析,农民工职业发展影响显着的因素是文化程度、职业技能训练、职业关系网络、狭义细分行业工作时间长度、雷同岗位累积工作时间长度,等等。除了二元社会结构及制度政策原因,文化程度低和针对性职业技能训练欠缺,是农民进城后职业发展追赶市民的主要障碍。农民工最初学历文化程度低已成事实,只能靠继续教育改善,然而调查显示农民工对目前社会提供的继续教育的评价是负面的。农民工职业发展,靠在职针对性的职业技能训练。运用数学和经济学一般通用基础知识发展出农民工职业技能训练的理论——农民工职业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替代一般性说教劝导,农民工更易接受和信服,更容易引导和促进农民工职业发展,这点已经得到实践证明。农民工学习靠经验感性模仿,初级农民工的模仿对象是精英农民工我们可以首先帮助部分精英农民工获得进一步职业发展急需的继续教育培训：大专知识结构和针对性职业技能训练,利用这部分精英农民工职业发展的榜样效应和传染效应,使大部分农民工达成通过职业发展实现市民化的愿望。研究建议：创办服务数亿农民工职业发展的中国农民工职业大学,考虑农民工低学术性重职业发展所需的针对性知识结构和针对性职业技能训练,需创造适合于农民工时间和资金有限而要求短、平、快见效的教学方式,即需要达成高效地增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创新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广播电视大学办学模式,成为中国农民工职业大学的同盟者,共同服务于农民工职业发展。继续教育的高职大专知识结构,能够帮助农民工蛙跳式职业发展到达高级位阶。有行业经验技能的农民工再辅以大专知识结构,创业成功率高；已经创业的农民工老板补充大专知识结构,能更好地把握企业经营、提高效益。纯粹由农民工集聚而成的纯农民工企业——以珠叁角服装和皮具加工小型企业为例,需要克服在研发设计、人力资源、质量和供应链这四大管理弱点,使纯农民工企业的管理提升及纯农民工企业内各层次农民工获得职业发展。纯农民工企业全部存在这四大弱点是因为这些虚的又是构成核心竞争力的系统性逻辑性管理技能无法模仿得到,需要学习运用高职大专文化知识,或者靠一个个企业教练带领一个个企业内部团队练出来,有丰富企业管理经验的知识精英应提供这方面的支持。本文创新的纯农民工企业管理提升的外部服务模型,实践中已经有好表现。建设知识精英直接帮助农民工的平台,创办中国农民工职业大学,都需要政府政策支持。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加强研究并支持实践。
王新[6]2017年在《“蛙跳型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思路及启示》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首先介绍了克鲁格曼关于"蛙跳理论"的解释和相应的现实意义,具有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想要赶超具有先发优势的发达国家需要进行发展动力转换,由后发优势转化为先发优势。接下来详细介绍了"蛙跳理论"的叁个阶段并详细分析了每个阶段,揭示了发展中国家需要经过"古典型—学习型—创新型"叁个阶段才能赶超发达国家。并在本文最后得到的启示中认为在全球价值链环境下对"蛙跳型经济增长"理论最后阶段进行理论研究和创新可能会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陈玺[7]2007年在《中国产业竞争优势演进机理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产业内贸易的迅速发展，中国进一步融入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渗透到经济的各个层面。入世后，中国的外贸经济仍处于高速增长中，但所暴露出的深层次矛盾和制约因素已日益严重，粗放型的贸易增长方式已日渐疲态。贸易增长方式转型是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贸易增长，实质上是追求一种贸易利益的可持续性增长。从中微观层面来看，贸易可持续增长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竞争优势可持续。产业能否可持续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取决于创新的能力与速度。因而，创新能力日渐成为竞争优势演进的主要源泉。如何获得持续的产业竞争优势，尤其是创新导向的竞争优势，是当前理论和实践急需解决的问题。鉴于此，本文从动态的研究视角出发，运用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新兴”厂商理论和创新经济学的理论方法，以中国竞争优势的发展历程为实证对象，研究适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演进的动态过程及其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正在向创新驱动的竞争优势阶段转型，已步入以技术效率为导向竞争优势的动态发展轨道。本文共分五个部分。(1)引言：提出研究背景与意义，简述研究内容、方案和创新点。(2)文献综述：界定竞争优势概念，述评国内外对竞争优势理论研究现状。(3)理论研究：运用产业链分析方法，以“钻石体系”为分析框架，剖析全球化生产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演进机理；构建发展中国家的“四阶段”跳跃式竞争优势模型；阐述成本优势的结构突变与竞争优势变迁的关系，运用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得出产业竞争优势亟待转型的推论；构建贸易引致的创新导向竞争优势模型，并探讨优势演进过程中的技术选择机制。(4)实证研究：运用进出口数据和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工业产业的竞争优势发展状况进行测度；提出促进竞争优势发展的对策和建议。(5)结论：总结全文，展望后续研究方向。
文玉春[8]2017年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产业演进升级的路径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济新常态下,产业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产业要迈向中高端水平,必须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迫切需要解决叁大难题:在中短期内实现中长期过程的升级、实现无衰退的升级、在"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共同作用下实现升级。技术创新驱动、市场需求拉动、政策推动及资源环境与标准新规"倒逼"机制均对产业优化升级产生深远影响。基于此,文章构建了五位一体协同运行的产业升级路径,即"科技创新——产业占优——政策调控——需求拉动——有效退出"。
黄先海, 诸竹君[9]2015年在《新产业革命背景下中国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文中指出在中短期内实现往往是中长期过程的产业升级、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前提下实现升级、实现政府产业政策干预的有效性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叁大难题。本轮新产业革命是渐进式的、渗透性的,新兴国家面临产业同发机遇,有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集聚型、规模化产业链纵向分离格局将向智慧化、网络化系统发展。破解中国产业升级叁大难题的四大路径选择是:以发挥后发国优势为特色的蛙跳型科技创新路径,以新兴产业占优为突破口的多元复合型产业发展路径,以前沿边际产业干预为着力点的功能性产业政策推进路径,以大国大市场为基础的需求拉动型升级路径。
文玉春[10]2016年在《新一轮产业革命背景下的我国产业升级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产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技术创新驱动、市场需求拉动、政府政策推动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的"倒逼"机制均对产业优化升级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新一轮产业革命成为革新制造模式、创新产业形态以及重建生产组织方式的重要力量。产业加快跨界融合,其转型升级呈现七大趋向。基于此,文章构建了五位一体协同运行的产业升级路径,即"科技创新-产业占优-政策调控-需求拉动-有效退出"。
参考文献：
[1]. 蛙跳型经济增长[D]. 黄先海. 复旦大学. 2003
[2]. 后发国经济增长的追赶动态及路径选择——评黄先海教授的《蛙跳型经济增长》[J]. 张旭昆. 浙江社会科学. 2007
[3]. 后发优势与后发国家发展路径研究[D]. 邹东颖. 辽宁大学. 2006
[4]. 后发国的蛙跳型经济增长: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 黄先海. 经济学家. 2005
[5]. 中国农民工职业发展问题研究[D]. 周化明. 湖南农业大学. 2011
[6]. “蛙跳型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思路及启示[J]. 王新. 现代交际. 2017
[7]. 中国产业竞争优势演进机理研究[D]. 陈玺. 浙江工商大学. 2007
[8].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产业演进升级的路径选择研究[J]. 文玉春. 现代管理科学. 2017
[9]. 新产业革命背景下中国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J]. 黄先海, 诸竹君. 国际经济评论. 2015
[10]. 新一轮产业革命背景下的我国产业升级路径研究[J]. 文玉春. 市场论坛.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