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铭志[1]2003年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气温和温度生长期的变化》文中研究表明利用中国726个站点1951-2001年的逐月和逐日平均气温记录，分析研究了中国1951-2001年气温和1961-2000年温度生长期的变化及其趋势。 结果表明，1951-2001年期间，中国气温上升明显，增暖过程从80年代开始，1987年以后，增暖趋势有了进一步加快的趋势。51年间，中国全年平均气温上升1.2℃，春季平均气温上升1.2℃，夏季平均气温上升0.6℃，秋季平均气温上升了1.0℃，冬季平均气温上升1.8℃。冬季气温的升高对我国20世纪后半叶的增暖贡献最大。从1997年开始，中国以偏冷季节增暖为主要特点的变暖，有向全年性增暖演变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是51年中最暖的10年，1998年是51年中最暖的1年。 1951-2001年间，全国范围内，除四川盆地附近地区有较小的变冷趋势外，其它地方气温均呈上升趋势，北方和青藏高原比南方的升温明显，青藏高原升温最快。大部分地区秋、冬季节气温上升比春、夏季明显，全国性的暖冬趋势明显。从春季到秋季，我国增温明显的地区有从东部向西部迁移的趋势。从春季到夏季，四川盆地的变冷地区有东移扩大的趋势。华中和华东地区有“冬暖夏凉”趋势；而珠江叁角洲地区有“暖夏暖秋”趋势。 1961-2000年间，全国范围内温度生长期一般都明显增长了。全国平均0℃生长期和10℃生长期增加了6.6天。各个区域平均的0℃生长期和10℃生长期变化有所不同。其中，就0℃生长期而言，南方地区增加4.2天，北方地区增加10.2天，青藏高原地区增加18.2天；而10℃生长期南方地区平均增加6.1天，北方平均增加6.5天，青藏高原平均增加12.3天。中国温度生长期在20世纪后半叶的增长主要是从80年代开始的，80年代中后期变化加速。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温度生长期最长、增加最显着的时期。1998年是40年中温度生长期最长的1年。 从近40年温度生长期变化的空间特点看，0℃生长期除塔里木盆地和新疆西北地区外，我国北方和青藏高原其他地区都呈增长趋势，南方地区的变化趋势则不明显；10℃生长期除塔里木盆地、四川盆地及其附近地区以外，全国其他地区普遍增长。无论是OC生长期还是10C生长期，青藏高原都是增长最明显的地区，尤其以青海西北最为显着。 比较平均气温和温度生长期变化分析结果显示，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地面气温的上升和温度生长期的增加，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其年代际特点和趋势都非常一致。温度生长期的明显增长表明，我国的气候变化可能己经对陆地生态系统和环境造成影响。
刘炳涛[2]2011年在《明代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在占有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力图复原了明代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的动态变化过程,进而探讨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第一,对明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献资料中的气候信息进行搜集和整理,并对其特点、分辨率、运用等进行详细分析,为整个文章的论述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第二,气温研究是本研究的重要内容,笔者广泛搜集资料,尤其是从明人文集和日记中搜集和提取春季物候证据,建立逐年的春季物候序列,通过春季物候序列来反映明代的气候变化。此外,又从冬麦收获期、柑橘种植北界等方面来佐证和补充春季物候序列所反映的气候变化的可靠性。第叁,降水研究是历史气候研究的另一重要内容,本文首先对明代的雨泽奏报制度和形式进行探讨,其次对明代长江中下游地区两个时段的梅雨活动和特征进行了重建。第四,对明代极端气候事件进行了重建。最后,以典型个案的形式讨论了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以及人类社会对此的适应。
高涛[3]2013年在《大气环流和海温变化对兴安落叶松生长的气候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气候条件对大兴安岭北部根河地区兴安落叶松生长的影响,探索根河地区小气候与北半球主要大气环流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大尺度海-气相互作用对当地气候的影响,利用年轮与气候因子的密切关系重建气候要素序列,进而通过周期分析获得气候预测背景信息,用数值模拟手段预测未来根河地区气候变化趋势以及气候变化兴安落叶松长势的影响等。本研究包含树木年轮学、气候学、统计学、数值模拟技术等多学科交叉的前沿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和学术价值,对预测研究区域未来气候变化趋势、当地应对气候变化、制定林业发展战略具有参考价值。研究采集了根河地区兴安落叶松(Larix gmelinii (Rupr.) Rupr.)树盘和钻芯样本,经过处理应用WinDENDRO软件完成了交叉定年和COFECHA质量控制,并应用ARSTAN软件建立了根河地区兴安落叶松标准化年轮宽度、早材和晚材宽度年表。分析了年轮宽度对根河当地及其周边地区气候条件变化的响应,发现年轮宽度与前期和同期不同时段气温、表层和深层地温、积雪深度、蒸发量等气候要素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研究发现北半球主要的大气环流系统从前期到同期的演变对根河及其附近地区小气候的影响显着,前期印度洋海温是影响这些主要环流系统的主要因素之一。利用标准化年表和气温要素重建了根河年气温和深层地温序列,功率谱周期分析发现根河年气温和深层地温都存在大约百年、20年、16年和7年左右的变化周期。此外,气候数值模式对根河及其附近地区未来30年(2011一2040年)气温变化的模拟结果显示该地区气温呈上升趋势,增温可能对根河地区兴安落叶松的生长产生负效应。主要结论如下：1.建成的标准化年表(STD)包括年轮、早材和晚材宽度,年表长度135年(1876-2010年)。COFECHA测试结果显示各样本年轮宽度序列与主序列之间的平均相关系数达到0.626,平均敏感度0.235,一阶自相关系数0.695,样本总代表性0.951。2.研究发现兴安落叶松标准化年轮宽度对根河当地和其附近地区当年气温、生长季开始前的2-3月和生长季末期9-10月气温表现为明显的负响应,与同年生长季80cm深层地温之间存在显着的正关联,与开春前2-3月蒸发量和水汽压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表明年轮宽度对当年气温和生长季开始前和末期气温反应敏感,当这些时间段温度偏低时有利于形成较宽年轮。研究还发现前一年生长季深层地温是影响年轮宽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年轮宽度表现为正响应。3.根河及其附近地区过去50年降水量未显示明显趋势,冬半年降水量稍呈上升趋势。年平均气温、2-3月和9-10月气温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根河2001-2010年10年平均气温比1961-1970年平均气温升高了1.74℃,特别是开春前的2-3月增温更明显,幅度达到2.46℃。与增温相反,9-10月最低地表气温低于零度日数在过去50年中减少了6-7天。根河与其周边地区40cm和80cm地温在上世纪70年代后半叶偏高,80年代偏低,随后1991-2010年呈上升趋势。蒸发量和水汽压略呈上升趋势。冬半年最大积雪深度呈上升趋势,上世纪90年代比60年代加大了6.88cm,2001-2010年比60年代加大了5.57cm,与同期降水量的变化基本一致。4.研究发现根河地区气温与北半球大气环流系统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从前期到同期,当副热带高压扩张,面积偏大、强度偏强,北半球极涡收缩,面积偏小、强度偏弱,冬季东亚大槽偏浅、强度偏弱,西藏高原位势高度偏高、高原热源偏强,印缅槽强度偏弱时的大气环流形势,带来根河及其附近地区气温偏高,否则,相反。此外,根河及其附近地区气温偏高、偏低年的2-3月500hPa位势高度场平均场显示亚太地区大气环流形势截然相反,气温偏高年西伯利亚上空被一个巨大的负距平区域覆盖,表明冷空气偏弱,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大、偏强,北半球极涡收缩。气温偏低年大气环流形势正相反。海平面气压场环流形势也呈现相反特征。5.研究发现根河及其附近地区气温与前期西北印度洋海域以及其他部分海域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区域。西北印度洋海温(SSTA)的经验正交分解(EOF)结果显示：第一主成分(EOF-PC1)不但与亚太地区主要大气环流系统关系密切,而且与根河地区气温显着相关,由此推断西北印度洋海温的变化影响了亚太大气环流从前期到同期的演变,导致根河地区气温的波动。6.重建了1913-1960年根河年气温序列和1913-1974年6-8月80cm地温序列,重建序列通过了符号检验、误差缩减值检验和参数检验。对两个重建序列功率谱周期分析找到了温度变化的几个明显周期。7.英国Hadley中心和国家气候中心CMIP5气候数值模式对根河及其附近地区未来30a(2011-2040年)气温的模拟预估结果显示未来根河地区气温呈上升趋势,2030年代年预计比2000年代升高1.01℃,增温可能对根河地区兴安落叶松的生长不利。
汪爱平[4]2014年在《英国统治时期缅甸的稻米产业与经济社会文化变迁》文中研究表明18世纪50年代,缅人再次统一缅甸,将上缅甸、①曼尼普尔、若开、下缅甸、丹那沙林等纳入其版图。这也是全球大变革的时期,地球另一边的英国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工业革命,急需市场和原料产地来推动其国内的经济政治改革,市场广阔、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地区成为英国殖民者急需要征服的地区。其中,缅甸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特别适合种植水稻,缅甸因此成为英国殖民者打造理想粮仓的选项之一。通过1824-1885年的叁次英缅战争,缅甸逐渐沦为英国的殖民地。通过殖民者的一系列运作,下缅甸地区逐渐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稻米出口区。缅甸叁角洲稻米出口经济的增长,促进了稻谷种植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繁荣”了缅甸的经济,加快了缅甸城市的发展,造成了缅甸经济重心的转移,也加强了缅甸与附近地区的联系：同时,随着殖民者、资本家、放贷者、稻谷产业工人、其他移民等参与到缅甸的水稻种植业经济产业链中来,缅甸传统的人口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缅甸原有阶层结构不断坍塌,新兴阶级诞生并在历史舞台上履行自身的职责,缅甸的社会面貌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甚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外,这个时期缅甸稻米产业的发展给今天缅甸的现代化进程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它改变了缅甸落后的产业结构,并出现了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众多元素,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践、市场经济的曲折发展、近现代思想的碰撞、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两大阶级的冲突,这从根本上推动着缅甸民族国家的解放与独立,为现代化缅甸的建设提供了极具历史价值的参考坐标；而另一方面,殖民者狭隘、残暴、利己、虚伪的殖民政策,也迫使缅甸从此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为缅甸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设置了不少的障碍。本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英国殖民统治前缅甸封建社会的稻米产业及其传统社会的状况。第二章主要分析英国殖民时期缅甸水稻种植业的发展过程、原因、特点,以及种植业对缅甸经济政治格局的影响。第叁章,英殖民时期种植业发展对封建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及影响。第四章,主要分析与稻谷生产相关产业的发展状况,包括稻谷的收购、加工、运输与贸易。第五章,主要从资本主义性质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论述英殖民时期缅甸稻米产业的发展对缅甸社会、文化等方面造成的影响。论文主要以英国殖民期间,缅甸稻米产业的发展对缅甸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主要有两个：首先是梳理英国统治时期时的缅甸的稻米产业发展史；其次是探究一种了解现代缅甸历史的研究方法,脱离以前“英雄”历史的研究困境,力求建立一种微观史学范式,使在传统史学中被忽视的历史个体重新得到重视,并分析其本身拥有的历史价值。
黄媛[5]2015年在《“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中历史文献的利用研究》文中提出“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是气候变化研究的重要方面。过去的全球变化研究计划(简称PAGES)是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的核心研究计划之一；历史气候是中国历史地理中研究十分热门的领域,与“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相关的文章数量众多。分析“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的发展规律,能够了解全球变化研究背景下该领域的变化,从而分析该领域未来的发展趋势,对相关气候变化研究提供更多理论和方法的归纳,对学科史的研究领域也有一定拓展。本研究以“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中的重要资料--“历史文献”为研究对象,以科学技术史的视角去探讨理解历史文献在该学科中的利用状况以及演变过程,从资料来源和利用方法两大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文章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首先介绍选题的依据及意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情况进行综述,说明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阐述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总体框架。然后说明“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的基本手段和关注重点,总结历史文献的时间覆盖范围与分类体系,探讨“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兴起的社会与学术土壤,阐述国内外“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的发展脉络及其各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文章分别对“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中历史文献的资料利用、重建方法进行分类和介绍,探究资料和方法的演变过程。分别在官私文献、地方志、档案、日记这四个文献类别里详细阐述它们的利用状况,分析气候资料的类型、分布情况及其价值等特点,通过对资料利用情况的总结,找出资料在类型、数量方面随时间的变化以及代用指标在不同类别文献中的分布规律。按照学科研究方法的性质,将“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所用到的学科方法分为定性分析、半定量分等定级、定量转换叁种方法体系。在方法利用方面,分别论述温度重建、降水重建、其他要素(沙尘、梅雨、灾害事件等)重建叁个方面常使用的方法及其利用情况,从而找出方法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在前几章的基础上对历史文献资料利用与研究方法演进的特征、路径与问题进行分析,包括资料与方法演进过程的特点分析,找出推动它们发展的学术、社会方面的动因与历史文献资料利用方式及研究方法演进的路径。分析资料利用与方法利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尝试提出解决途径,从而为未来气候研究提供借鉴作用,促进“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更好地发展。最后对研究内容进行总结,归纳“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中历史文献利用的历史变化与现状问题,提出历史文献利用的重要性和未来发展趋势。
鲍懿喜[6]2012年在《工业设计的视觉文化研究》文中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图像成为文化主因的时代,即视觉文化时代,并被日益丰富的视觉形象包围着。视觉文化的兴起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它更成为当代文化裂变的核心纽带。从视觉文化的角度来看,以功能性造型方式为中心任务的工业设计构筑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关于产品的景观(spectacles)世界,产品因其极具吸引力的外观和独特的视觉建构方式,成为充满着形式性、功能性、意义性和特有观看方式的视觉文本。视觉性是视觉文化的核心,当以视觉文化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工业设计时,“产品视觉性”成为一个最本质的概念。产品视觉性的表层结构指向产品可视化的外观,包括形状、色彩、质感等,既要体现功能与形式的统一,也要体现艺术与技术的统一。产品视觉性的深层结构指向形成产品观看的内在机制,主要包括现代—后现代构成的社会维度、生产—消费构成的经济维度、设计师—公众构成的主体维度。由于视觉化向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日常生活呈现审美化趋势,而工业设计正是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实践艺术,因此,日常生活构成了工业设计产品观看的场景与环境。产品作为日常生活观看的视觉对象,以它的外观作为可观看的内容,外观即形象,总会涉及品味、风格、美与适用等方面,具有符号的特性,满足了人们自我表征的需求和对现实生活的审美需求。当然,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产品观看是在设计语言的理解范围内进行,并通过对产品外观的整体性认知来完成的。为诱导人们进行产品观看,卖场提供了产品消费性的展示空间,各种设计展览活动成为产品艺术审美性的展示通道,而广告则充当起了推荐与再塑产品的最重要的展示媒介。随着数字数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一大批依托于数字技术而生成的数码产品纷纷涌现,形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产品新景观。数码产品作为传输、存储、编制、解码数字信息的载体,与传统产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在自然层面、习惯层面和意义层面上,分别采用了以界面连接软硬件、以虚拟空间创造真实视觉体验等有别于传统产品的视觉建构方式,展现了数字化生存中的产品形象,并表征了新电子表现主义、信息化生活方式、科技消费等文化特性。由此我们发现,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工业设计发生了从可见到不可见的视觉转向。具体来说,这种从“可见”向“不可见”的深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产品属性方面,发生了从“真实”到“虚拟”的跨越；在设计内容方面,发生了从“有形”到“无形”的拓展。而与此相对应,产品的文化实践也呈现出从形式到意义、从“物质性”向“非物质性”、从产品到服务的转向。工业设计的视觉转向预示着产品需要为视觉注入一些新的内容,视觉将成为“新感性”系统中的重要因素,与“新感性”共同来引领工业设计的未来发展。
汪宁[7]2016年在《明清时期关中地区旱荒关系研究》文中指出明清时期关中地区灾荒种类繁多,灾荒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在所有灾荒事件中,由旱灾直接造成的饥荒不仅数量上最多,而且程度最深,影响最为深远。但旱灾与饥荒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作为社会问题的大饥荒除了看似由旱灾等自然灾害直接引发之外,势必深受社会因子的强大作用,而具体到每个时间段、每个府州县都有哪些特殊的社会因子?其作用如何发挥?对于旱荒关系的形成的影响如何?这是文章主要试图探究的问题。文章选取明清两朝关中地区30多个州县的旱荒事件为研究主体,主要运用关中地区保存较为完善的地方志文献,同时辅以关中地区官员文集和诗歌笔记等地方性古文献资料,采取定量与定性、明清关中总体与分时段分区域个案分析相结合,重点突出个案分析等研究方法,试图细致深入地探讨明清时期关中地区各府州县旱灾发生后,社会性的普遍大饥荒是如何形成并扩展的。文章绪论部分首先介绍了研究中的相关概念和时空范围,接着对明清时期关中地区旱荒关系研究学术史做了整理回顾,提出了本文所尝试的灾荒关系研究对当前灾荒史研究的推进作用。最后介绍了文章主要探讨的问题思路和运用的相关文献。第一章从总体上介绍了明清时期关中地区灾荒与环境。这里撇去了传统研究路径中简单笼统地介绍区域自然要素和社会要素,而是紧扣明清时期关中地区与灾荒紧密相关的环境要素,先从文献中整理出灾荒总况,再从与旱荒关系联系紧密的水利、仓储、饥民个体在灾荒中的真实生活等叁方面介绍了这一时期关中总体的灾荒环境,这为后文的个案分析奠定了社会环境基础。第二章对明清关中地区所有饥荒事件搜集整理,将造成饥荒的自然灾害分类,并比较了各类致荒灾害因子的比例。接着分时段分别统计明清时期旱灾的发生频次、饥荒频次、旱荒频次,比较了旱灾同比其他灾害形成饥荒的可能性大小。另外,研究中还讨论了蝗灾与旱荒,霜雪冻与旱荒多灾并发的情况。定量统计表明的旱荒关系必然有其弊病,文章在第叁章又从灾害区分析框架对旱荒关系开展进一步细致探究。在灾害区分析中,对比了明清时期关中地区常态下农业发展格局和旱荒极端状态下灾害区分布格局,该分析为文章后面几章选取个案区域提供了依据。第四、五、六、七章分别列举各一个旱荒实例进行个案分析。第四章选取明成弘时代西安府日显疲弱的仓储,对比了成化末年大旱荒和弘治一朝相对较轻的旱灾,分析后者的小灾如何酿成大荒。这个案例也通过分析国家备荒仓储之空乏,呈现了隐藏在明朝成弘之治民物殷盛背后这一短暂“盛世”的另一番面相。第五章选取明崇祯年间关中东北部流贼动乱对旱荒关系形成的影响。关中东北部同州、耀州两地因与陕北战乱区相近,流贼动荡冲突较大,农业生产脆弱性高,在崇祯之前就已持续的干旱到了崇祯一朝大规模爆发,饥荒顺势而起,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天灾,实际更大程度上是人祸。第六章选取清康熙中期西安府大旱荒,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特征即是清朝荒政尚处于摸索形成阶段,自中央到地方政府赈济出现的各种弊政最终导致了西安府大面积的饥荒。第七章里,同治、光绪两朝同州府社会动乱不断,以声势浩大的陕甘回民起义爆发为主,同州府在清末同治、光绪两朝旱灾不断的自然背景下,惨遭一场兵荒交织的历史灾荒。其中同治一朝旱灾不断,但旱情略轻,光绪初年旱情骤然加重,源于同治年间就广泛存在的地区性社会动荡和西北边境军事动乱,这使得同州府在光绪初年旱灾发生前,就存在极高的社会脆弱性,持续不断的社会动乱在天灾侵袭下,最终酿成了亘古奇荒。最后是结语部分。文章通过细致的定量分析得出旱灾在导致明清时期关中地区饥荒灾害因素中的确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然而具体分析了四个区域个案之后,进一步得出旱灾只是诱发社会饥荒的灾害因子,而真正导致饥荒大范围爆发并不断扩展的因素存在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因子之中,并且在不同时间段、不同区域内有着各自特殊的表现。
王友贵[8]2003年在《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1979)》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勒弗菲尔、赫曼斯、本雅明的理论假说出发,尝试梳理中国近150年的意识形态,考察意识形态对20世纪、尤其是对其前半期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影响和操控。本文在对若干重要译家个案翻译研究基础上,提出几个翻译模式,尝试从宏观角度检视意识形态在不同时期的演变对翻译所产生的影响,分析并解释一个最具代表性的翻译模式,以及中国因了翻译事实而形成与世界各国的翻译关系。本文认为这个翻译关系可以折射国与国之间在政治、文化、文学、话语权方面的现实关系和历史关系。
赵丛苍, 郭妍利[9]2005年在《关于科技考古学的思考》文中认为科技考古是近年来国内外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交汇的一个热点。但作为一门学科,目前尚缺乏一个完整的体系。有鉴于此,作者在本文中论述了科技考古学的学科归属与内涵,介绍了科技考古方面已有的成果,在回顾本学科现状的基础上,对其发展提出了一些思考。
王树芝[10]2010年在《柴达木盆地考古出土木材的树木年轮研究》文中认为树轮年代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和考古学交织在一起。树轮年代学在考古学研究中不仅可以判定过去人类文化遗存的年代,而且可以重建古气候(包括温度、降水)和古环境,还能对碳-14年代进行校正。本研究对柴达木盆地德令哈和都兰墓葬群出土的木材进行了树轮年代学研究,结果表明:(1)古墓里出土的木材为祁连圆柏(Sabina przewalskii Kom)。(2)建立了都兰县时间长度为1316年(公元前515年～公元800年)考古出土木材年轮年表;建立了德令哈市时间长度为2332年(公元前1575年～公元756年)的考古出土木材年轮年表;根据都兰和德令哈墓葬出土木材建立了柴达木盆地时间长度为2376年(公元前1575年～公元800年)地域性考出土木材年轮年表,此年表是目前我国最长的年轮年表,已经延伸到了夏末商初。今后,就可以对同区域的这一时段的出土木材遗存进行定年。(3)对精确定年的青海省德令哈郭里木乡夏塔图3号墓出土的二号样本公元前420年到公元前320年的木材,进行了碳-14加速器质谱测定,测定结果与IntCal04和INTCAL98校正曲线进行比对,数据匹配良好,说明树轮定年是准确的。今后,考古发掘出土木材,在进行碳-14测年之前,首先进行年轮时间顺序的确定,然后再根据年轮的时间顺序进行碳-14年代测定。(4)对柴达木盆地14座墓葬进行了定年,墓葬的建立年代都在7世纪～8世纪。定年结果和出土文物表明,从唐朝早期到中唐时期(7世纪初～8世纪后半叶)漫长的岁月里,青海丝绸之路可能还在利用。这种观点向以往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5)重建了青海都兰县1176年(公元前418年～公元758年)的降水量。结果表明在公元51年～公元375年和公元426年～公元475年有两个长时间的干旱期,这两个长时间的干旱期很有可能是当地农业经济转换成畜牧经济的一个环境动力。
参考文献：
[1]. 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气温和温度生长期的变化[D]. 徐铭志.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2003
[2]. 明代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变化研究[D]. 刘炳涛. 复旦大学. 2011
[3]. 大气环流和海温变化对兴安落叶松生长的气候影响[D]. 高涛.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3
[4]. 英国统治时期缅甸的稻米产业与经济社会文化变迁[D]. 汪爱平. 云南大学. 2014
[5]. “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中历史文献的利用研究[D]. 黄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15
[6]. 工业设计的视觉文化研究[D]. 鲍懿喜.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7]. 明清时期关中地区旱荒关系研究[D]. 汪宁.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8]. 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1979)[J]. 王友贵. 中国翻译. 2003
[9]. 关于科技考古学的思考[J]. 赵丛苍, 郭妍利. 人类文化遗产保护. 2005
[10]. 柴达木盆地考古出土木材的树木年轮研究[J]. 王树芝. 考古学集刊.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