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1]2014年在《论日本公民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及其启示》文中认为随着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我国社会教育得到大力发展,其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相对而言,我国社会教育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当前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公民馆是战后日本进行社会教育的综合性设施,创建于1946年,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公民馆在社会教育中发挥着主体和引领的作用,开展各种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教育及文化事业。它不仅提高了国民参与社会教育活动的积极性,更多地赋予了国民受教育的权利,最终促进民众身心健康的发展和精神境界的提高。公民馆在发展过程中共经历了六个历史阶段：萌芽期(1886-1945年)；创建期(1945-1949年)；扩展期(1949-1959年)；转型期(1959-1969年)；变革期(1969-1979年)；完善期(1979年至今)。今天,日本分布于全国的公民馆共有15943所,其中本馆10395所,分馆5548所,公民馆使用数共13926所,其在日本社会教育中的地位与功能突出。本文把日本公民馆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在日本社会教育活动中的功能进行了事实梳理和分析,探讨“何以如此”,获取其成功进行了因素分析。正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意,立足于中国社会教育的实际、借鉴日本公民馆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的社会教育提出相应建议,从而为我国逐步走上一条符合21世纪中国社会的教育之路做一些学术探索。论文一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简要介绍选题的原因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相关概念的界定,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意义与创新点；第二章和第叁章主要介绍了日本公民馆的发展历程、基本概况；第四章和第五章集中讲述公民馆在社会教育活动中的功能表现并做了归因分析；第六章为文章的落脚点,分析我国社会教育的现状与当今面临的挑战,借鉴日本公民馆在社会教育中的成功经验提出我国社会教育发展的相应对策。
马丽华[2]2003年在《论日本公民馆在社会教育中的作用》文中研究指明现代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叁个组成部分。以往日本教育研究偏重于学校教育，关于后两者的教育还有广阔的前景。公民馆作为日本战后开展社会教育的中心设施，迄今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本文拟对公民馆在战后日本社会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原因进行探讨，以期为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寻求些许可供借鉴之处。
梁晓玉[3]2012年在《日本公民馆在公共精神培育中的作用及对我国的启示》文中提出近年来，尽管我国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但与之密切相关的公民素质水平却不尽如人意。面对当前这一现状，公共精神的再培育便迫在眉睫。本文对公共精神的概念作了梳理，并采用了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对公共精神的概念界定：“公共精神是孕育于公共社会之中的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的以公民和社会为依归的价值取向，它包含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命题。”日本公民馆从1946年始建至今，一直作为社会教育的综合性设施，不仅提升了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与现实性，而且还增加了民众间的社会资本，从而为积极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即平等、自治及参与的精神提供了条件。纵观其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创建伊始期（1946年—1949年）；发展充实期（1949年—1959年）；重建规划期（1959年—1969年）；革新增长期（1969年—1979年）；完善升华期（1979年至今）。在发展过程中，日本公民馆经历了起伏，也出现过问题。本文通过对日本公民馆不同历史时期公共精神培育中存在的利弊进行分析总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我国社区教育机构在开展公共精神培育过程中能够趋利避害。我国社区教育起步较晚，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具有现代意义的社区教育机构才开始在上海生根发芽。尽管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它的各项设施设备依然不尽完善。现总结其发展经历了大致如下叁个阶段：第一，学校德育工作延伸阶段(1985年底一1988年)；第二，学校向社区开放阶段(1988年一1993年)；第叁，居民广泛参与阶段(1993年5月一至今)。经过对材料的梳理，可以看出，现在我国社区教育开展的形式大部分还是以政府为主导，且依附性强（对学校的依赖性），缺乏相对的独立性，加之民众缺乏主动参与的精神，因此，很难行之有效地开展社区教育，也就很难通过发挥社区教育机构的作用来实现公共精神培育的良性发展。因此，针对我国社区教育机构在公共精神培育中存在的不足，借鉴日本公民馆长期发展以来所得出的经验，吸取其发展过程中的教训，进而对我国社区教育机构在公共精神培育方面给予建议，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倪泽莹[4]2016年在《社区治理视域下日本公民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契合当前社会治理创新的时代主题,以“政府为中心”的管理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各国都开始积极探索以“社会为主体”的治理模式,社区治理创新成为治理理论发展过程中的试验田。新时期,社区治理也面临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公共参与程度不高、政府公信力下降、社会组织作用发挥不明显等。各国根据不同的国情,都对社区治理展开了积极地探索。在日本,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为理念的日本公民馆在社区治理、社会教育、公共参与等方面走在时代的前沿,公民馆通过法治、民主、服务、文明、礼仪等全方位的活动体验和社会教育,致力于提高国民的政治素养、公共精神、文化情操,促进社区民主政治的发展,对战后日本国家的复兴、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参与意识增强、居民文化的繁荣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日本公民馆在社区治理中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其一,由于日本政治民主的本质带有派阀色彩、公民馆自治性与非营利性的矛盾、馆内活动单一导致公民参与度减弱,与公民馆设立之初的目标发生偏差；其二,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业之间的合作易产生功能偏差,存在人事变动过快,社会组织存在资金短缺、力量不足等问题,导致运营方式缺乏规范性,阻碍公民馆的自身建设；其叁历史观念的错误引导,导致社会教育方向走入误区,国权与民权难以权衡,给日本社区治理出了道难题。本文以社区治理理论、公共参与理论、社会教育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分析日本公民馆的发展历程、社区治理功能和发展困境,结合我国社区治理的具体情况,探求对我国社区治理的借鉴意义。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上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这是对我国新时期国家治理方式转变的考验,也是社区治理模式探索的转折点。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变,需要搭建公共参与平台,完善居民公约,畅通沟通渠道,提升社区活动品味；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优势,鼓励志愿服务进社区；进一步完善社会教育体系,培育公共精神,加强历史观教育,使公民提高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铭记历史教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区文明风尚。
高晓霞[5]2015年在《重新审视日本公民馆:历史谱系、目标偏差与功能错位——兼论我国公民教育的基本路向》文中研究说明公民馆是二战之后日本实施社会教育特别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基础设施,遍及日本各地的市镇街村。从其历史谱系来看,公民馆承担着实施社会教化、提供社区服务和促进终身学习等职能,在养成公民意识、培育公民精神和促进公民参与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功能。但是,由于错误历史观的引领和右翼势力的干扰,国家权力与教育权力的价值取向扭曲及目标偏差导致公民馆出现了功能错位。借鉴日本公民馆在社会教育特别是公民教育方面的经验教训,我国的公民教育要进一步拓展公民教育空间、完善公民教育内容和创新公民教育方式。
参考文献：
[1]. 论日本公民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及其启示[D]. 刘丽.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2]. 论日本公民馆在社会教育中的作用[D]. 马丽华. 河北大学. 2003
[3]. 日本公民馆在公共精神培育中的作用及对我国的启示[D]. 梁晓玉. 上海师范大学. 2012
[4]. 社区治理视域下日本公民馆研究[D]. 倪泽莹. 南京师范大学. 2016
[5]. 重新审视日本公民馆:历史谱系、目标偏差与功能错位——兼论我国公民教育的基本路向[J]. 高晓霞.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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