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系统设计——管理是严肃的爱,培训是最大的福利

新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系统设计——管理是严肃的爱,培训是最大的福利

孙北梅[1]2003年在《新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系统设计》文中研究指明当前企业面临着“非连贯性”的新经济环境,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资源知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科学技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革的广泛性、快速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等特征日益明显。在这种“非连贯性”新经济环境中,企业传统上所具备的任何竞争优势,例如,资金优势、规模经济、地方政府垄断等都只能是一时的、短暂的。企业只有快速构筑自身的人力资源竞争力,才是其维持生存并促进持续发展的保证。锐不可挡的经济全球化趋势,飞速发展的技术变革和系统设计,以及迅速变化的差异化顾客需求等,所有这些变化都给人力资源管理带来新的课题,需要人们重新思考并加以研究。在中国,近年来积极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入世后国际工商业巨头在中国的抢滩行动、各种新兴业态的涌现、企业的重组、电子商务与网络时代的冲击,对于国内的企业而言,无疑是要迎来新一轮的挑战与机遇。在这新一轮的企业竞赛中,不从构筑人力资源竞争力入手,企业已经很难取得优势与速度。特别是我国企业在管理和技术水平上普遍不高,在如何留住人才、提高人的潜能、发挥人才的作用方面,很有必要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进行探讨。 进入21世纪,企业进入了一个以知识为主宰的全新经济时代,企业从以货币和物质为主导资源转变为以知识为主导资源。人力资源,已经成为企业的第一资源;人力资源的价值,已成为企业整体竞争力的第一标志。因此,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已成为新经济时代企业的核心职能。本文通过对当前企业面临的经济环境的剖析,探讨了在新经济环境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地位和变化,系统分析了新环境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出现的新特征和新功能,并对其部门自身的组织结构及其在不同管理层面的作用及各项职能进行了综合性分析和尝试性研究,旨在从理论上构架新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系统设计体系。

黄书亭[2]2008年在《20世纪美国杰出CEO的危机管理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在南北战争以降的背景下,依托管理学基本原理,在多学科的视域中,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以哲学、类型学、案例研究为框架,综合集成各种思想方法,以20世纪美国杰出CEO安德鲁·卡内基、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约翰·D·洛克菲勒、亨利·福特、艾尔弗雷德·P·斯隆、托马斯·J·沃森、小托马斯·J·沃森、李·艾柯卡、杰克·韦尔奇为线索,用比较的视角,实证的方法,述评的文体,对重大危机事件进行描述、对比、统计、总结、研究,基于案例进行推理,剖析决策过程,认识危机的发生机制与显着特征,分析危机管理策略,上升为方法论原则,回归到危机管理实践。危机的分类多种多样。危机的酝酿、发生和变化,关联着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危机是不确定性的表现形式,是科学管理理论逻辑展开的结果,是人格缺陷、制度缺陷、美国难题的体现,是“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技术失灵”的后果,是领导与管理失衡的结果,是若干周期理论的折射,是现代化、全球化的伴生现象。较为科学的危机管理策略是:诚信,务实,盈利,专注,清醒,依法经营,肩负使命,洞悉人性,妥当归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财富观,承担社会责任。真诚面对公众,善待伙伴,擅长沟通,善于管理上司,防范环境污染,提防政治风险。热爱生活,忠于家庭,积极休闲,交往慎重。面对现实,反应适度,持续改进,创新商业模式,形成核心能力,摆脱行为惯性,不苛求完美。讲究方法,规避不确定性,创新品牌,警惕多元化陷阱。重视隐性知识,注重教育训练。保持历史感,避免简单化,建立竞争性的企业文化、柔性的组织结构、规范的法律机制,建立“高瞻远瞩公司”。本文提供观察美国近现代史的新颖视角:多角度勾连企业、人物、社会与历史,构成研究美国经济制度史乃至美国历史的参照系,为理解企业管理与管理思想的发展,为观察新闻史、战争史及休闲史,为评价美国文化、美国内战、工人运动、城市化、新政、美国改革、美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和特点提供新视角;本文是案例研究的积极尝试:以问题为导向,围绕核心概念,选择事例,分析数据,提炼观点,审视、验证和创新传统理论,弥补理论分析的空洞、乏味,避免随机、失控现象,兼顾量的研究与质的分析,在研究和运用上开辟新的领域,尝试新的方法,提供有益的建议,研究过程规范、标准;本文是学科交叉的有益探讨:涉及宽泛的时空范畴,涉猎管理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军事学等领域,在管理学与多学科的融合中,剖析典型人物和典型案例,阐释杰出CEO的历史地位、得失成败与现实价值,体现扎实的人文功底,有助于管理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其研究策略、文体与叙述方式,有一定的示范价值。

罗光华[3]2011年在《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以广州市新一轮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为案例,实证研究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如何加强和创新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工作的管理理论与实践问题。文章在导论中首先介绍了选题的背景:新形势下我国社会管理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不断加大,要求我们要用创新的思维和手段,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创新,从理论和实践上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然后介绍了本文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分析了本课题研究的难点和创新点,介绍了以实证为主、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第一章分析了有关基层社会管理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础,对当代中外社会管理的思想进行了梳理,将其分为六大视角下的社会管理思想:即“自由主义”视角、“国家干预主义”视角、“利益攸关者共同治理”视角、“政府服务”视角、“行政生态视角”以及“技术应用”视角下的社会管理思想六大类,并从中选取行政生态和共同治理视角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第二章研究了我国基层社会管理的实践、问题与发展。首先介绍了我国在建国后社会管理实践发展的不同阶段;分析了我国当前基层社会管理存在的行政型、自治型、混合型等叁种社区制模式。然后介绍了我国基层社会管理的组织形式与架构,包括社区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市辖区等形式的历史沿革、性质、职能定位、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和作用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分析提出了以人为本、服务导向,协调发展、环境适应,扩大参与、居民自治,明晰职责、完善法制,渐进调适、科学创新等5项基层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提出加大基层居民参与力度、加强基层管理法制建设、明确基层管理主体职责、健全基层社会服务功能、培育发展基层社会组织等5项工作重心。本章最后重点分析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实践的4种具体模式,包括上海市为代表的行政主导模式、沈阳市为代表的社区自治模式、武汉市江汉区为代表的多方参与模式、深圳市盐田区为代表的议行分离模式,并对这4种典型模式进行比较和分析,为下文研究的广州市新一轮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所形成的“广州模式”打下理论和实践基础。第叁章对美国、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地区)基层社会管理模式进行了论述和比较研究,分析出了一套可供广州市新一轮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和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借鉴的经验:一是奉行“以人为本”的基层社会管理理念;二是建立服务导向的基层社会管理机制;叁是完善基层社会管理的法规制度体系;四是打造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自治模式;五是以电子信息网络技术为手段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六是大力培育基层社会管理的第叁部门。第四章以广州市2009开始的新一轮基层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工作为案例,阐述了广州市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指导思想和目标,分析了试点工作开展前存在的问题,试点工作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以及下一步深入改革的方案,并以其中7条试点街道的创新工作为具体案例进行了讨论,包括海珠区沙园街“叁中心一队伍”模式、江南中街“楼宇党支部+十分钟服务圈”模式、琶洲街“社区工作站+绩效考核”模式,越秀区北京街“社区信息化助力”模式,白云区京溪街“与市场组织合作”模式、同德街“专业社工介入”服务模式、叁元里街“多元主体参与”服务模式。这7个案例是广州市新一轮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典型工作体现,其中的一些具体做法在微观层面反映了广州创新的理论基石、工作思路和改革效果,为下一章对前期试点工作和下一阶段改革工作开展的分析研究提供了具体、直接的第一手资料。第五章着重对广州市案例进行分析研究。首先分析了试点工作的特点和成效:整合管理服务职能、构建“叁位一体”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推广政府购买服务、打造多元主体的社区管理服务模式,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街道社区的软件硬件服务环境,整合各类社区资源、形成社区服务的“协同共赢”合作机制等。然后分析了下一步工作方案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包括“重心下移”在制度设计上的争议,“叁中心一队伍”在功能定位上的争议,“重心下移”与减员增效的目标困局,“政府购买服务”全面实施的供需矛盾,以及“议行分设”模式下居民参与度不足的困局。通过研究,提出了广州市为实现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目标而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问题:一是分级分类,市、区、街的合理分权;二是重心下移,区级职能部门的“落地”;叁是回到原点,街道办事处的“归位”;四是多方参与,社区管理服务的协同,五是夯实基础,城市电子化环境的完善。第六章在广州案例的研究基础上,推衍出普适性的加强和创新我国基层社会管理的路径选择:一是紧扣时代发展方向,与时俱进;二是把握本地行政生态,因地制宜;叁是以人为本、服务需求为导向;四是加强法规建设,夯实制度基础;五是善用先进技术,为基层社会管理服务创新提供手段支持和智力保障。最后一章中提出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按照行政生态学理论,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政治经济体制不同、社会文明程度不同,不同的社会沟通网络和符号系统的影响,决定着基层社会管理模式的不同选择,并对基层社会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在发展共同治理的社区制管理模式的前提下,需要建立起以居民为中心、服务为导向,利用电子化手段实现“条”“块”有效结合的管理模式。当前这种模式应该由政府主导、多元化主体参与治理,然后随着社会进步,逐渐向政府、社会组织、居民协作的混合型基层社会管理模式过渡,待将来社会高度发展和高度文明,政府则可以退出具体的基层管理,进化到自治型基层社会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 新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系统设计[D]. 孙北梅. 中国海洋大学. 2003

[2]. 20世纪美国杰出CEO的危机管理策略研究[D]. 黄书亭. 南京理工大学. 2008

[3].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研究[D]. 罗光华. 武汉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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