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秀环[1]2004年在《试论战国中山国的军事制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战国时期，白狄鲜虞族建立的中山国，是一个方圆五百里的小国，但是，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中山国跻身于同时代几大强国之间，存在时间长达七、八十年之久。它在历史上虽有过曲折的经历，但也曾一度辉煌，中山国曾同时与燕赵两国作战于南北两线，再战比胜，它在军事上如此强大，必定是有其独特的军事制度的，这个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因此，本文搜集古代的文献典籍，利用出土文物中的有关资料，借鉴前贤今人的研究成果，试就中山国的军事制度作些探讨。 前言，概述了本文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研究现状。正文共分六部分： 第一部分，分析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军事领导体制，中山国那时候已经建立了君主专制的集权统治，由最高执政“相”统领全国的军队，并率军出征。 第二部分，叙述了战国中山国的兵种及其编制，中山国同中原国家一样，已具备了车兵，步兵，骑兵，舟兵等各个兵种。 第叁部分，分析战国中山国的兵役制度，中山国已经有以征兵制为主，募兵制相配合的比较完善的兵役制度。 第四部分，概括中山国的军事赏罚制度，当时较为先进的军功授爵制已在中山国推行，此外，中山国的军事法也比较严格。 第五部分，主要说明战国中山国的国防制度，中山国十分重视关塞要津和城市的防御，同时中山国也修筑了长城。 第六部分，介绍战国中山国的武库制度。中山国的武器十分精良，铸造工艺先进，并且有了十分完善的武器监造系统，武库制度可谓十分完善。 小结，总结文章内容，指出中山国的军事制度同中原大国的相同之处，同时也概括了中山国在军事制度上自己独有的特点。
郄瑞环[2]2014年在《魏国与中山国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战国是我国历史上极其特殊的时代，各诸侯国兼并战争不断爆发。揭开战国变革序幕的“李悝变法”首先在魏国发生，带动了魏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飞速发展。作为一个经济实力强国，魏国不断谋划扩张领土，故而处于赵国环卫之下的鲜虞中山国便成为了魏国侵占的目标。魏国趁着中山国内政治腐败、政局动乱的契机，一举攻占了中山国，开启了魏国统治中山的时期。在长达27年的统治之中，魏国和中山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彼此影响。政治方面，都城的修建、长城的修筑以及官僚制度的设置都是研究的重要内容。在都城修建上，魏都大梁和中山灵寿都充分体现了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交通便利等选址原则。魏国建造长城的目的是为了抵御“强秦”，而中山则是为了抵御赵国和北方的游牧民族，同时由于经济实力的不同，两国在构筑长城的方法上存在明显的不同。两国官僚制度的设置是战国时期官职设置走向的大势,但是由于民族成分的差异,在个别官僚的名称以及职责上有所不同。经济方面，货币和手工业是本文的研究重点。魏国盛行的货币体系为布币体系和圜钱，而中山国则推行刀布并行的货币体系，与此同时，魏国货币的创新性特征明显，而中山国货币则大多是对燕刀、赵布的借鉴，究其原因是由于两国的经济实力存在较大的差异。在魏国和中山国都存在一些贝币，然而魏国的贝币主要是金贝、银贝等，中山国的贝币则有骨贝、海贝、石贝、金贝等，品种较魏国丰富许多，这些贝币大多是作为随葬货币的作用，并没有经济货币的功用。在手工业方面,魏国和中山国的青铜制造业和玉石制造业傲然战国群雄,两者在近30年的摩擦联系中,手工业制作各有特色,但又互相影响。文化方面，墓葬制度和宗教信仰是本章研究的焦点。魏国和中山国的相互影响在墓葬方面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例如积石墓、墓上建筑、墓室粉饰等等。魏国和中山国都保留有殷商的一些社会风俗，同时由于两国居住环境的差异等原因使得两国的墓葬各具特色。有关宗教信仰方面，两国基本上都秉承着战国时期各国信仰的习俗，例如对天地祖宗的信仰、对自然山川的信仰、对社稷的信仰等等，但是在共性的基础上，两者还存在自己的特点，例如魏国对河神的崇拜、中山国对高山的崇拜等等。
武庄[3]2010年在《中山国灵寿城初探》文中研究表明灵寿城,是中山国的后期都城,位于今河北省平山县,始建于公元前380年左右,废弃于公元前296年。其于1974年被发现后,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拟将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相结合,试对其进行初步研究。本文共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简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原因与研究意义、目标、方法以及灵寿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现状。第二部分,在简要介绍了灵寿城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建都灵寿的背景的基础上,从自然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交通因素和社会因素五个方面阐释了中山国建都灵寿的原因。本文认为中山国建都于灵寿不仅因为时代发展和政治生存的需要,而且还因为灵寿地区在自然环境、经济、军事、交通和社会五个方面具有优越性。第叁部分,首先通过将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相结合,分析了灵寿城平面布局的历时演进。其次通过解析考古资料,分析灵寿城的功能分区,包括城墙与城门、宫殿区与官署区、手工业作坊区、居住区、商业活动区、墓葬区和祭祀区。第四部分,在前文的基础上,依次对灵寿城的人口规模、军事防御体系、建都思想以及灵寿城与郑韩故城、燕下都的异同四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本文认为公元前333年左右灵寿城内的人口规模约为4-5万人；灵寿城的军事防御体系包括以下叁个层次：一是灵寿城自身的防御设施,包括其城墙、城门和东边的附属城堡；二是灵寿城外围的自然防御屏障,包括其外围地区的河流、高山和关塞；叁是灵寿城周边的人工防御设施,包括其周边的卫星城市和西北边界的长城；灵寿城的建都思想包括选址思想和规划思想两部分,前者包括区域中心思想和形胜思想两个方面,后者包括因地制宜思想、功能分区思想、中轴线思想和崇山思想四个方面；灵寿城是规划性的双城,是典型的对称性双城。第五部分,为结语,对本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进行了总结。
菅海英[4]2014年在《燕国和中山国文化比较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文化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地域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作为“燕赵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燕国文化和中山国文化在存在许多相同之处的同时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本文主要从都城、货币和丧葬习俗叁个方面来对两者的文化进行异同比较。首先，两者都城的比较是本文的一个重点内容。两国都城都因政治原因进行了迁徙，同时两国都城的形制、选址原则等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而有所差异。除此之外，在区域功能划分上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灵寿城有商业活动区，而在燕下都中目前还没有发现。最后，两者都建造了都城的防御设施。其次，货币的比较是两者文化差异的重要方面。两国都是刀布并行的国家，但是两者由于民族因素的差异，所以在货币流通上存在较大的不同。同时燕国和中山国的货币都包含有自铸币、外来币和仿铸货币，但是两者本国货币在本国的流通地位却大相径庭——中山国的外来货币占据了主导地位。最后，两国的丧葬习俗也是本文进行文化比较的一个方面。本文主要分叁个时期对燕国和中山国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进行了比较。例如，中山国的积石墓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减少的趋势，而燕国大部分都是土坑竖穴墓葬。在随葬器物上，相同等级的墓葬，中山国的随葬器物要多于燕国。最后还特别对两国的葬式进行了分析研究，总之两国在此叁个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徐文英[5]2012年在《燕下都与灵寿故城比较研究》文中指出燕下都和灵寿故城均位于今河北省境内，是战国时期的重要都城，在燕国和中山国各自的历史上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建国后，考古工作者对燕下都和灵寿故城遗址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就择址理念、建都历史、都城布局、都城形制、都城类型、都城防御基调及其对后来都城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内容，许多学者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并取得重大成果。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首先从宏观上将燕下都和灵寿故城进行综合比较，并分析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及其形成的原因，然后从微观上将两者出土瓦当进行具体比较，揭示它们思想渊源和文化内涵，进而从一个侧面研究两城当时所反映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状况及两城之间的联系，这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燕国和中山国历史的了解和认识，而且对于战国时期都城的一般特征研究也具有深刻的意义。前言，主要包括学术史回顾、选题意义、研究方法，以及本文创新和不足之处等。正文分为叁部分，具体内容和主要观点如下：第一部分，结合有关的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报告，对燕下都故城城址概况和灵寿故城城址概况分别加以阐述，为后文比较研究提供基础材料。第二部分，燕下都和灵寿故城之比较研究。燕下都和灵寿故城共同特征的表现：第一，地理位置方面，两城都依山傍水，东临华北平原，西接太行山，地势西高东低；第二，都城类型方面，两城都属于自然型；第叁，都城形制方面，两城都属于双城制，东西双城，东城为宫城，西城为郭城；第四，都城布局方面，两城宫殿都在东城的东北部，手工业作坊也在东城，具有以宫殿为中心的中轴线布局；第五，都城防御基调方面，两城的防御体系都构建得很严密，都有城墙附属建筑及利用河流濠沟的双重防御体系。两城选址方面共同特征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其二，改善政治生存环境；其叁，建都思想的影响；其四，规划思想的影响；其五，地理因素的影响。燕下都和灵寿故城的不同之处：第一，两城的建都历史不同—作为都城，燕下都前后共约300年，而灵寿约80余年；第二，两城的平面形状不同—燕下都故城平面接近罄形，而灵寿故城平面接近桃形；第叁，两城的营建基础不同—燕下都属于改造沿用类型，灵寿故城属于完全新建类型；第四，两城的建制规模不同—燕下都东西宽8000米，南北长4000—6000米，面积约为3500万平方米，而中山灵寿故城东西宽约4000米，南北长约4500米，面积约为1800万平方米；第五，两城的王陵墓室位置不同—燕下都的王室陵墓区主要在东城的西北角，灵寿故城的王陵区主要分布在西城的北部和西城外部分高地上。两城存在诸多不同之处的形成原因：其一，经济基础不同；其二，具体矛盾不同；其叁；自然环境不同；其四，与民族因素有关；其五，与风俗习惯相关；其六，与周王室亲疏关系相关。第叁部分，燕下都与灵寿故城出土瓦当之比较研究。通过对比研究，可发现燕下都和灵寿故城出土瓦当既有相似又有不同。相似之处的主要表现：从质地来看，两者主要为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从形状来看，两者半圆形瓦当居多；从纹饰来看，两者的纹饰内容丰富多彩。这些相同之处，反映战国时期瓦当艺术活泼、新颖的特点，打破原来那种拘谨、原始的格局,富有时代特征。这对于进一步研究瓦当分期断代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同之处的主要表现：其一，从瓦当形制来看，燕下都故城瓦当自始至终都是半圆规制；而灵寿故城瓦当既有半圆形，又有圆形。其二，从瓦当纹饰内容来看，燕下都瓦当纹饰图案变化多端，代表性纹饰图案是兽面纹；而灵寿故城瓦当纹饰图案朴实，代表性纹饰图案主要是乳钉纹。其叁，从构图艺术特征来看，燕下都瓦当纹饰一直保留轴对称的构图艺术；灵寿故城瓦当构图艺术形式多样。其四，从受外界影响的因素来看，燕国对其他国家瓦当纹饰影响较大，受别国的影响相对较小；而灵寿故城在地理位置上夹居于燕、齐、赵之中，受其他国家瓦当纹饰影响较大。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两城的政治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其二，两城的思想文化背景不同；其叁，两国的民族族姓不同。小结，对文章内容进行小结，并探讨两都建制对今天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借鉴意义。
陆琦杨[6]2016年在《先秦时期出奔事件研究》文中提出“出奔”是先秦时期的一种普遍而特殊的政治事件,其历史源远流长,在春秋时期达到高峰。就影响而言,出奔事件及其衍生物对先秦社会历史发展一一特别是春秋时期的政治与社会变化一一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本文以出奔事件及其相关因素为切入点,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来展现先秦时期出奔事件的整体情况与其中若干重要细节,并且关注出奔事件与春秋战国时代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除绪论、结语外,本文共有六章和余论,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这一部分作为本文的研究基础,主要是对先秦时期出奔事件数据展开统计分析。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第一章从时空维度概述出奔事件在先秦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分析出奔事件的产生原因,并依据不同标准为出奔事件划分类型；考察出奔者群体的身份变化和相关的“出奔之礼”问题。第二章主要讨论出奔者选择出奔地的影响因素或条件以及出奔者的最终结局。第二部分包括第叁章至第四章。这两章是本文的创新之处,重点考察春秋战国出奔者与从亡者、未从亡者、本国同僚或世交旧识和出奔地国君、贵族等周围人群之间的人际关系,以及这些人际关系如何影响出奔者与出奔事件的发展。第叁部分包括第五章。该部分聚焦出奔事件的衍生事件,诸如导致春秋时期列国会盟、国内盟誓和先秦时期征伐或军事行动等因素,以此讨论出奔事件与当时政治军事斗争的联系。第四部分即第六章。这一章主要关注出奔事件与春秋战国时代变迁之间的关系,侧重于分析出奔事件对春秋时代变迁的影响,而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春秋时期政治形势变化和社会阶层变动两方面。第五部分是结语和余论。前者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后者是在史料稀缺的条件下主要讨论夏商西周出奔事件的一些问题。
闵胜俊[7]2011年在《战国中山国青铜器铭文美学研究》文中指出1977年,在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陵出土的中山叁器铭文以其篇幅长、史实记载清晰受到各方的关注。铭文出土40多年来,对其进行军事、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研究浩如烟海,但遗憾的是,书体美的研究成果却甚少。本文将中山叁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对其书体特色和书体美进行研究考察。中山国青铜器铭文作为战国时期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体现了战国文字的“文饰”潮流及战国中晚期文字简化趋势这一共同点,另一方面展示出在多元文化的综合影响下所产生的独特的装饰美感。其中具有“文饰”特征的中山叁器铭文,端庄修美,从笔划到文字构形,从构形到字体风格乃至用字都展示出独特风格和独立的审美价值。而大量的“物勒工名”铭文,自由松散,呈现出疏朗风格特征,体现出民间文字普及后“趋急就简”的特点。战国中山国青铜器铭文的艺术风格不仅具有书法创作价值,还为我们展示出身处战国中晚期的中山国人的审美特点。导论部分重点说明中山国青铜器铭文的发现与整理情况、研究现状和研究价值。本文以中山叁器(中山王(?)鼎、中山王(?)壶、好(?)壶的简称)为主要研究对象。发现与整理一节中,主要是对中山王(?)墓(M1)的出土文字资料和战国中山国灵寿城遗址的出土文字资料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山铭文的发现与整理揭示了战国中山国文字风格的多样性。研究现状中,主要是对战国中山国文字的研究状况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突出战国中山国青铜铭文审美研究的创新价值,并在研究价值的论述中进一步论述了中山国青铜器铭文在书法创作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第一章,重点阐释战国中山国“文饰”青铜器铭文的形成背景。首先通过战国时期南北方青铜器铭文端庄书体、长篇铭文、兵器铭文的分析比较,探析中山国铭文中兼具南北方装饰元素的特点；其次,对中山叁器铭文基础内容进行了研究,即对中山叁器铭文进行了考释,探析其历史史实、风俗习惯与文化观念等内容,以助于后文的分析;再次,通过战国中山国青铜器铭文与晋系文字的对照分析,展示战国中山国铭文与晋系文字的密切关系,以助于分析战国中山国审美意识的形成因素；最后,通过对具有“文饰”特征的商周青铜器铭文的发展与演变的分析比较,揭示中山国青铜器铭文在整个青铜器铭文中的共性与个性。第二章从布局、结构、线条等方面对中山国铭文的书法风格特征展开分析,探讨战国青铜器铭文的书法特点。第一,从中山国文字布局分析战国青铜器铭文的叁种风格：端庄修美风格、介于端庄与疏朗的中间风格、率性自由的疏朗风格。第二,对中山国青铜器铭文字体差异进行了分析,如文字载体的差异、中山国文字字形构架的差异、不同书写者的风格差异。第叁,重点对战国中山国青铜铭文线条及契刻技法进行了分析。第叁章,从美学角度分析、阐述战国时期中山国青铜器铭文。首先,论述了中山国青铜器铭文的审美背景。即奢华的装饰与北方民族的审美意识、少数民族的丧葬风俗、战国时期“士”的崛起、儒家思想对中山国铭文的影响。其次,分析了战国时期中山国青铜器铭文的线条、结构、装饰及动态与静态的和谐美。最后,探讨了战国时期中山国铭文所体现的精神意识与审美形态。梳理了几个重点：一是胡服骑射所展现的劲健美,二是基于现实的浪漫主义精神,叁是以士为代表的精神意志的体现,四是民间率性而为的朴素务实的自然美。结论,尽管战国中山国青铜器铭文的具体特点并不足以回答现代书法创作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但是中山叁器铭文的历史背景和中山国人民的审美意识以及他们的超越精神却敞开了耐人寻味的思想空间,对我们今天的书法创作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杨博[8]2011年在《河北地区所见先秦时期有铭兵器调查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相传早在夏时河北地区易水流域就有了有易氏和河伯氏部落存在。商王祖乙曾迁都于邢,今之邢台市和藁城市台西村,都留有商时的墓葬和遗址。当商人定都殷墟时候,今河北中南部乃是王畿之地,北部多为归属于商的方国部落。其中,箕、燕亳和孤竹都是很古老的方国,虽孤处北方,但和商王朝有着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周人灭商分封开国重臣召公于燕,着意于屏藩拱卫周王室。成王时期,又在齐、晋、燕大叁角之内,分封邢国(今邢台市)和韩国(今固安县)。燕国虽孤悬北方,却始终保有中原文化的本色,至燕昭王时燕国成为粟支十年、车逾千乘、骑近万匹、南临齐赵、北领五郡的北方大国。随着周人的东迁,河北滹沱河流域出现了鲜虞、肥、鼓几个方国,在大国齐、晋(后为赵)、燕间夹居而立。到战国时期,鲜虞中山已经华化为小而强劲的国家,但国运坎坷,亡而复兴、兴而又亡。晋卿赵氏家族,早在未与韩、魏分晋立国之前,就已占有邯郸与代地。赵敬侯迁都邯郸直至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跃而崛起为东方大国。古代河北的燕、赵、中山,可谓是周封、晋裂、狄迁而有,始于周终于秦。金戈铁马的时代虽早已远去,但遗留下的先秦时期河北地区的青铜器则种类丰富,别具特色。我们要研讨的河北地区先秦时期青铜兵器是中国青铜器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份,是近现代以来历史和考古学专家、学者都十分重视的课题之一。先秦时期河北地区青铜兵器的种类齐全,变化式样繁复。要了解各种兵器的变化式样,研究青铜兵器各个时期的特点,一方面固然要靠地下发掘,一方面就要靠对现有资料作深入的调查整理。我们研究的另一项工作则是对兵器铭文的研究整理,我们例举诸器形制、出土、铭文释读等项,辅之以图表说明,致力于建立资料完全齐备的河北地区先秦时期有铭兵器资料集成;并加力探讨兵器铭文所见之当时社会风貌。通过这一工作及相关问题的探讨,使我们加深对先秦时期的河北特别是各诸侯国(方国)、民族之间的行政区划、城市地位、手工业发展、国际关系以及当时士兵的武器配备情况、战争方式、军事制度等方面的具体认识,以期促进青铜铭文兵器及古燕赵诸地方史的研究。我们共搜集整理的商兵六件、西周兵二十件、春秋兵七件、战国燕兵一四〇件、战国赵兵一十九件、战国中山兵八件、战国秦兵一十二件及战国吴、韩、魏、齐及不确器一十八件按文字和图表分作上下两编一十六章。鸟纹叁戈为研究商代金文书法艺术、疆域范围、宗法制度以及亲族称谓的重要实物资料;敕戈之“敕”作为族徽当起源于先民的生殖崇拜;戈对于我们界定族的位置及定州北庄子应该是晚商时期商人在北方的一处军事重镇或封国提供了证据;“戈”戈的发现可为北京地区一带为晚商至西周时期戈族的重要的分布地区的旁证。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房山琉璃河西周墓计十余件兵器则分别为我们认识西周初期北京地区商人遗族、燕国公族的相关情况提供了例证。逮至春秋时期的今之河北地域是华夏诸侯国与北方部族杂然相处、互相融合的重要阶段,右复州还矛、索鱼王戈正是此时情势之例证，玄鏐戈的发现说明了春秋晋吴两国多相交往的局面,并为葛家庄10号大墓墓主界定之重要依据。战国燕国有铭兵器蔚为大宗,我们从形制上分门别类以郾君戈器、郾王矛器、郾王剑器及非郾君器加以区别论述。战国赵国及战国中山国诸器则先介绍形制及出土情况,后对其相关内容展开说明。而河北地域出土战国时期秦国有铭兵器多出于保定易县燕下都,它地如正定也有发现,此外亦有拣选、征集得来。其主要来源当是战国时期秦燕、秦赵之战事及秦灭燕赵后秦之驻屯军所遗留器物。所见诸器之铭文对于战国时期秦国兵器铸造制度、铸造和贮藏地点、发放和管理办法、使用地点甚或一些相关问题都有所涉及。此外,又有所见战国时期吴、韩、魏、齐及时代、出土、国别等不确诸有铭兵器,玄翏戈当与吴亡后公子季札后裔奔赵有关,安术右矛造于李牧拔武遂、方城之后。
袁俊杰[9]2010年在《两周射礼研究》文中认为本文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通过综合分析文献、甲骨文、金文、考古资料,对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射礼及相关问题作了一次比较全面的考察和深入、系统的研究。现将本论文的主要观点概括如下：射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上层按照一定的仪节规程而举行的弓矢竞射礼和举行仪式的象征性的射箭礼仪。它包括射牲、射余获、射侯、大射礼、宾射礼、燕射礼、乡射礼、学射、军中射礼、巫术性射礼和由射礼衍生而来的投壶礼等。从有关古史传说时代的文献记载看,射礼有一个较长的肇起过程,大约在原始社会部落和部落联盟的“英雄时代”和军事民主制时期,射礼可能即已出现。最早出现的射礼是巫术性射礼,它借助巫术的力量,成了联盟盟主和最高君长考察、惩罚、驾驭方国部族首领和进行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并和其它礼仪一道成为部落、部落联盟和方国联盟社会约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甲骨金文记载,射礼形成于殷商时代。当时射礼的种类开始增多,不仅有巫术性质的射天、射帝和宗教性质的射牲、射牢之礼仪,而且以弓矢竞技为目的的射礼也流行起来。弓矢竞射礼既有王子身份的子射、王射,也有王暨多方贵族成员的竞射。其形式既实射动物,也射射侯。其行射地点与场所,既有水泽原野处及泽畔的建筑设施,也有比较固定的庠、序、射等建筑场所。殷商射礼的构成要素、竞射规则、行礼程序及仪节,与周代射礼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周代的一些射礼种类,在殷商时代就有了。虽然它还带有田猎的一些传统习惯,但其仪节程序已开始规范化,并出现了子射、王射、获、亡废矢等记录射礼的专门术语。所有这些都说明射礼在商代晚期已经形成,且有相当发展。西周时期是古代射礼最为盛行的时代。射礼是贵族必须掌握的礼仪技能。在尚武观念、宗主观念、神灵观念的支配下和学校射艺教育、奖赏与择士制度、战争与田猎环境以及周人长期推行德政和礼治等社会政治原因与背景的影响下,西周射礼无论种类、规模或仪节内容,都比商代有了很大发展。其性质与目的或为巫术诅咒,或为军事训练,或为人才选拔,或为德行考察,或为笼络感情。其特点是种类多、规格高、场面宏大、仪节内容逐渐繁琐；射礼礼仪已完全程式化与制度化。不仅竞射有一定的技术标准,在举行程序与时间上也都有一套严格的规定与制度；而且射礼的政治目的非常强,宾射礼和燕射礼的娱乐性也日益加重。春秋时期,射礼呈现出多种性质、多种特点和多向发展的复杂局面。一方面随着王权的沦落,王室射礼已经荒废。随着诸侯国君权的旁落,公室射礼也日渐衰落,规格低、规模小,与西周时期往往由天子主持或亲自参射的高规格射礼的恢宏气势与规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春秋射礼更加形式化、仪礼化,更加注重于礼仪和教育意义。仪节内容比西周射礼明显增多,有不少还都成为后世射礼的定式,并与东周礼书所记射礼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而宾射礼和燕射礼则更加娱乐化。射前之飨礼与燕礼有渐趋合一的倾向。投壶礼的出现和流行,也折射出贵族统治者在燕射、宾射等传统礼仪上的苟且和随意,以及对射术训练的荒疏和懈怠。另一方面随着私学射礼教育向平民普及和投壶礼向社会下层扩延,射礼便逐渐社会化。同时受战争环境、尚武之风和审美观念的影响,习武之射和军中射礼也盛行起来。战国时期,曾经一度中衰的射礼,此时在诸侯列国之间又逐渐恢复发展起来,成为地主阶级、新兴官僚与士人阶层社会生活中经常举行的礼仪和娱乐活动,对此文献与青铜器人物画像纹射礼画像图案多有记录和描绘。战国时期射礼非常流行,尤以两周叁晋、齐鲁和吴楚地区最为盛行,而且射礼种类较多。受战乱、乡射选武士和奖励军功的影响,习武之射和军中射礼更加盛行。由于贵族的膳食和贽见礼、婚聘礼、庶人荐新要用雁,弋射也其为流行。随着传统封建政治的解体,旧的射礼等级制度已经彻底崩坏。随着列国集权政治的发展,战国时期射侯、获旌、植的形制多样化,射礼规模也大小不一。随着社会变革的加深、经济的繁荣、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对射礼的使用已没有严格的等级要求,射礼和投壶礼已在民间流行开来。随着地主阶级与士人阶层对射礼的青睐和投壶礼、弋射在社会各阶层的流行,战国射礼已经完全大众化和世俗化。东周礼书所记射礼是对殷商、两周射礼的总结、整理与记录,但也对两周射礼作了一些修订取舍,它是两周射礼的延续、传承和再发展,也是两周射礼演变过程中的最后形态。其特点是射礼礼仪复杂化；射礼射义儒家思想化；射礼选拔人才和进爵益地或削地的目的十分突出：射礼树立和观察德行的目的也非常突出；射礼的等级差别和等级制度更为明显。充分体现了身份地位的等级差别和君臣之义、长幼之序、优待国君、尊卑有别的人际关系,反映了鲜明的等级观念和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其实质就是为了维护周王的权力和统治秩序。从射礼的性质特点与功能的变化来看,两周射礼的发展演变过程,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殷商——西周早期,为射礼的实用化时期。此时射礼注重射术训练,礼仪质朴,重在宣扬射技武功,其着眼点主要在竞射的结果上,以射中且贯穿侯的为贤,并对贤者实行奖赏。第二阶段,即西周中期——西周晚期,为射礼的礼制化时期。此时射礼主于礼乐,重在礼仪展示,其着眼点主要在射者的仪容上。以(?)不奸、亡谴为贤,以达到政治德行考察的目的。西周中期随着周王朝的制礼作乐,射礼已经礼仪化、程式化、系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不仅仪节增多,而且对矢射的结果与赏罚也都有了相应的规定与评判标准。穆王以后,随着周礼的形成,周朝便有了自己的射礼种类和礼仪制度。西周中晚期燕射礼开始出现娱乐化倾向,但总体上仍在制度化的可控范围之内。第叁阶段,即春秋时期,为射礼的社会化时期。这一时期王室与公室射礼衰落、私学射礼教育发展、投壶礼开始出现。随着私学射礼向平民学生的传授,射礼便逐渐社会化,开始从社会上层延至社会下层,由贵族礼仪风范,向平民礼仪发展。而投壶礼向民间的延及,则更加速了射礼社会化的进程。第四阶段,即战国时期,为射礼的世俗化时期。这一时期随着礼乐制度的崩坏,虽然射礼还保留着先前的礼仪形式,但举行射礼已没有了严格的等级约束,不仅地主阶级和士人阶层可以拥有礼器举行射礼,射礼也开始向民间发展,举办和参加者的身份日益平民化,而且投壶礼也已经成为闾巷寻常人家聚会饮酒作乐的大众游戏。射礼已不再是单纯的严格的礼仪制度,而是演变成了一种礼俗和礼仪文化在民间传播发展。东周礼书成书后,中国古代的射礼便进入文本化时期。射礼载于《叁礼》,标志着射礼礼制的文本化。其行礼过程和仪节内容被文字载体记录下来,成为人们举行射礼的统一的固定模式和共同遵循的蓝本与经典文献依据,这就使射礼的传承得以跨越时空限制而极大地传播开来,同时也使射礼更加形式化,仪节繁复而流于形式,呆板而缺乏灵活性与适应性,现实功能逐渐丧失而成为徒具空壳的表演性质的礼仪。两周射礼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了从天子、诸侯、孤卿大夫、士到诸侯、大夫、士的社会等级结构的转变和从天下共主到列国君主集权政治的社会制度的变革。两周射礼在中国古代射礼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后世射礼及社会生活具有深远的影响。对树立周天子的绝对权威,开展大规模的竞技活动,提高民众的习武意识和军中将士的战斗力以及对人们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等也有一定作用。对国外射礼和儒学知识的传播以及现代体育也有深远影响,立德正己,至今仍是现代体育所提倡的道德素质与精神。总之,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大体作了六方面的工作：(1)对文献、甲骨文、金文、考古、民族志中有关商周射礼的资料作了全面的搜集、甄别与梳理,力求使本文的研究建立在坚实可靠的资料基础之上。(2)对两周之前的射礼作了延伸性探索,基本阐明了射礼的起源与形成及早期射礼的大致情况。(3)对两周射礼作了断代研究,基本究明了西周、春秋、战国射礼的种类、举行地点与场所、性质特点与异同、发展演变过程和各种射礼的流变。(4)对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射礼发展演变的历史原因与社会背景、两周射礼所反映的社会等级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以及两周射礼的历史作用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过去研究较薄弱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5)对一些疑难问题尤其是长期存有分歧意见的问题和关键性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6)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尤为注重从礼学的角度分析史料,重新反思学者以往对史料的考释,力求准确理解史事的性质与礼仪的仪节内容,使所得结论能上下融汇贯通、左右不相抵牾,文义更加通畅。
甄鹏圣[10]2008年在《战国时期中山国商业经济发展研究》文中指出中山国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在战国时期,它的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业经济的发展,是非常全面的。通过这一时期的发展,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说:中山国与当时中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方式已经没有了什么分别。战国时期,中山国处在燕与赵的包围之下,在这种情势里,中山国不仅完整保存了自己的国家,而且有很大的发展,甚至各个方面与当时的中原各国已经没有多大区别,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试图从中山国的商业经济发展的方面来进行探讨,看看中山国是如何发展的,到底有怎样的发展?要弄明白这些事情,必须把中山国的一些基础情况说清楚。本文即从中山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入手,进而说明中山国的手工业发展状况,从这些情况,来推断中山国的商业经济发展状况,进而研究中山国的发展和中原地区的关系。在对中山国的基础情况进行论证的过程中,我们着重的是它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交通状况,而对于其手工业的发展,我们着重的则是从它手工业的发展来推测它商业经济的发展。在此之后,这篇文章的重点在于中山国这一时期商业经济发展的表现和商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它发展的表现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进行说明,分别是货币方面、城市方面、交通方面和商人、市场以及商业管理方面。货币方面,我们主要说明中山国当时流通的货币情况,从而推断它的对外贸易情况,着重的是它的自铸造货币的情况。关于城市状况,我们着重的则是中山国的都城古灵寿城的情况,从它的都城的城市发展程度来说明中山国自身的城市发展情况。交通方面则着重它的交通在商业经济发展中所取得的发展。商人、贸易、市场以及商业管理,都是商业经济发展不能忽视的表现途径,通过对这些的讨论,我们希望读者能更理解中山国商业经济的发展。在我们对战国时期中山国商业经济的发展情况做出了这些探讨之后,得到了应该得到的结论,就是在战国时期,中山国经过自己的努力,它的发展与中原各国已经没有什么区别,连成了一体,它们的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依赖,说明中山国的生产方式已经与中原各国相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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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魏国与中山国比较研究[D]. 郄瑞环. 河北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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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先秦时期出奔事件研究[D]. 陆琦杨.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7]. 战国中山国青铜器铭文美学研究[D]. 闵胜俊. 山东大学. 2011
[8]. 河北地区所见先秦时期有铭兵器调查与研究[D]. 杨博. 河北师范大学. 2011
[9]. 两周射礼研究[D]. 袁俊杰. 河南大学. 2010
[10]. 战国时期中山国商业经济发展研究[D]. 甄鹏圣. 河北师范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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