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东省国税收入十年回顾与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余治国[1]（2019）在《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厘捐、子口税及其博弈》文中研究说明清代前期与中期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财税体系,主要以田赋、盐税等为主,其他收入为辅的中央集权化之财政制度。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形成了以关税、盐税、统税等工商税收为主的财税体制,初步建成了现代税收制度。近代财税的现代化变迁过程历经八、九十年,其中的过程复杂曲折而漫长。研究近代税制的过程,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在近代税制变迁过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过渡税种分别是厘捐与子口税。本研究所做的工作,就是以多方博弈的视角,通过考察厘捐、子口税及其相互关系与影响,展现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的主要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对近代税收体系变迁做细致的考察,以探讨这一嬗变的过程及特征。具体而言,清代前期与中期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财税体系,刚性强,较僵化,财政体系缺乏国债、现代银行等现代融资手段与工具,在实际运作中已隐藏着潜在的危机。近代在内部战乱与对外战争的财政冲击下,清政府被迫下放财权,来源于传统捐输的厘捐由此产生。作为工商税种,厘捐具有相当的弹性,弥补了传统财税体系弹性不足的缺点。而地方督抚在战时掌控了军政、人事及财政等各种权力,并着力推动厘捐征收的长期化与制度化,清王朝中央财权与地方财权之间此消彼长。洋务新政时期所创办的各种企业,逐渐脱离了奏销制度的约束,巩固了地方督抚对厘捐等财权的控制,地方财政呈现半独立的状态,清政府的中央财权受到严重的削弱。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承认了地方税权与地方税,并引入西方预算制度替代传统的奏销制度,暂时划分了国地两税。袁世凯政权最终于1914年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了地方税制度。与此同时,厘捐的出现刺激了子口税制度的产生,子口税制度反过来又对厘捐征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厘捐是近代地方财政的主要税源,子口税完全归中央所有,地方政府试图采取了各种办法以抵消子口税的影响,如土货三联单限制办法,以传统税种的落地税作为抵制进口子口税的主要厘捐。这些表现出近代税制变迁过程中的诸多特点。而清末民初铁路货捐的演变历程,则充分折射出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中央各部门、中外之间在财政关系上多元博弈的特点。税收在本质上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其运作基础是政治权力。概而言之,近代税制变迁是在条约制度的夹缝中获取生存的空间。税制需求存在着多方之间的利益博弈,如中外、央地、政商之间的利权、财权,因时因地,或存在着一致利益,或存在着冲突及妥协。税收制度的制定与实际执行的税收体系须考虑到各方利益之间的平衡,具有一定的妥协性。税制的有效变革依赖于稳定的政治环境与具有必要威权性之中央政府。以军事镇服与政治集权为支撑,南京国民政府推行裁厘加税政策,初步建立起现代化税制。但国民政府的现代税收制度未能避免变相厘捐的继续存在,尤其在县级仍延续着晚清以来无序而混乱的局面。总的来看,近代税制变迁的过程艰难而曲折,“变”与“不变”始终这一论题的焦点所在。多方势力之间的博弈则对这一焦点的实际结果起到决定性作用,而这又基于近代各种政治、经济与社会因素,从而使得近代税收体系的变迁过程具有若干鲜明的特点与性质。
宁彤云[2]（2019）在《中国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地方财政可持续性问题,一直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收支运行的核心内容,也是以往历次中央和省级财政体制改革的重难点。当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不断趋缓,而支出增长仍保持刚性,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更是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事实上,在地方财政支出增长的刚性约束下,地方财政可持续问题的首要与本质就是收支之间的匹配与平衡调节。本文使用我国1996-2017年30省级地方政府的面板数据,将地方财政收入划分为地方税收收入、中央补助和地方非税收入3类,使得省级财政数据与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现实运行与背后政府主体行为的逻辑更趋一致,有助于理清地方财政可持续性问题的轮廓、结构与调节逻辑及其区域间的异质性。同时,基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计量的基准模型,分全样本和区域样本分别协整检验地方税收收入、中央补助和地方非税收入3类地方财政收入口径与支出之间的匹配平衡关系,即使用面板协整检验明确收支协整关系,并使用动态最小二乘法（DOLS）估计长期协整系数。最后运用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分别对全样本和分区域样本进行地方财政收支因果关系检验,初步明确出不同区域地方财政收支之间可持续的异质性调节平衡机制。本文协整检验及长期协整系数估计的实证结果显示,首先我国省级地方财政整体呈现相对较强长期可持续,其基本形态是以“地方税收收入和中央补助为主体,地方非税收入为平衡”的地方财政收入,来保障吃饭、运转和基本民生3项刚性地方财政支出。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的可持续性存在明显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是内源式自主可持续,中部是内源外源并重式可持续,而西部和东北地区是外源式可持续形态。同时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全国整体和东部地区呈现出以地方非税收入为主的逆向地方财政可持续调节机制,中部地区地方财政可持续机制是中央补助为主自身为辅的调节机制,西部地区是依赖中央补助且没有自主性的调节机制,而东北地区的调节机制还不清晰。本文上述主要研究结论与观点是现有文献还没有明确提出的,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徐芝达[3]（2018）在《产业结构演变对税收增长的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 ——以云南为例》文中指出在近年来,伴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税收收入增速的快速下滑引起相当的关注。税收作为重要的财政来源,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研究税收的增长问题对财政稳定运行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依据产业结构和税收增长理论的相关知识,再结合中国税制的现实情况分析产业结构演变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机理为:产业结构的变化直接引发生产活动的变化,而生产活动的变化决定了税基,产业间非均衡的发展以及产业内效率的变化导致不同产业的税收弹性和税负水平差异,最终影响税收收入的增速。在此基础上,以云南省为研究主体,从经济总量、产业结构演变、税收弹性、宏观税负等多个角度对云南产业结构演变与税收的相关性进行全面详细的探讨分析,研究云南税收增速伴随产业结构的演变而呈现出的变化以及相互间的作用关系。云南的第二产业对税收总量的贡献最多,而第三产业的增长较大地拉动了税收收入的增长。在此基础上,以云南的数据为样本,建立VECM模型进行一系列检验研究产业结构与税收增长的实证关系。研究发现,云南省产业结构的演变与税收收入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都对税收收入的增长表现出显着的正向作用。从协整的结果来看,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相较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对税收收入的增长拉动作用更为显着。从这个角度来看,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对税收的增长更为重要,在产业升级优化的过程中,促进产业的合理化发展更能有效促进税收的增长。最后,本文回顾了研究结论并提出了在产业结构方面促进云南税收增长的相关建议:巩固优势产业、推进产业升级、促进就业转移、打造增税引擎。
柴德强[4]（2017）在《南京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研究（1931-1938）》文中认为全国经济委员会（简称:经委会）,它是南京国民政府直辖的负责经济建设的专门机构,亦可认为是当时“统筹全国经济建设的总机关”。关于经委会成立的原因,主要有四方面因素。首先,1930年代前后,世界经济危机的破坏作用和苏联实行计划经济政策的良好效果,使国内外倡导实行“统制经济”的呼声高涨,南京政府试图在中国实行统制经济。其次,南京政府期待与国际联盟开展一系列经济技术合作,需要一个专门的负责机构;国联专家也建议中国成立“经济委员会”。第三,为摆脱财政困境,并发展经济,财政部长宋子文一手操办的中美“棉麦大借款”,使经委会有了一笔大额的建设经费。第四,南京政府内部财权之争、派别之争,使得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都赞同和支持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成立。以上四要素的具备,使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成立水到渠成。经委会先后经历了筹备处时期、宋子文时期和蒋介石时期。其中宋子文主持经委会时期,是经委会建设活动的鼎盛阶段。这期间,经委会广泛开展公路、水利、农业、棉业、蚕丝、卫生等领域的建设工作。经委会的主要决策机构是“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由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和蒋介石组成,实际由宋子文主持日常工作。经委会的主要执行部门是“秘书处”,另外还设置了十几个下属专门委员会和办事处,如棉业统制委员会、蚕丝改良委员会、七省公路建设委员会、水利委员会、中央卫生实验处、公路处、水利处等。除此之外,全国各地的省级建设厅、地方水利委员会及一切地方建设部门都属于经委会的下属执行部门。经委会还是“中国与国联进行技术合作”的专门负责机关。许多国联专家应邀来华考察指导,经委会进行的许多建设事业,都得到国联专家的指导帮助。经委会在公路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大。最初的公路建设围绕首都经济圈（即苏浙皖三省公路建设）,随后不断扩展到多省（从七省公路建设到多省公路建设,包括西北公路建设）,基本实现了大部分省会城市的公路连接。但当时的公路建设带有明显的军事意图,许多公路都是在蒋介石的电报命令下开工修建的,建设路线始终紧随当时国共两党军事斗争的战场迁移,这就严重影响了公路运输的经济价值,再加上当时大部分平民没有汽车,这进一步降低了公路的运输效能。经委会作为全国水利建设的总机关,在水利建设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不过那些具体水利工程建设主要是由各地方水利委员会负责执行的,经委会主要为全国各处水利工作进行统筹安排规划,并给它们提供经费和技术支持。除此之外,经委会在农业、棉业、蚕丝、卫生等领域也进行了许多建设,尤其在棉业和蚕丝领域,经委会的工作很快就收到实效。全国经济委员会从成立之初就受制于经费不足、人才缺乏之困,加上当时日寇侵占东北,蚕食华北,蒋介石一意坚持对中共进行军事围剿,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些事件都极大地影响了经委会的建设计划和财政经费。总体来说,经委会在不够稳定的社会环境下,有计划、有目的、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地投身于国家经济建设中,在许多方面拨下了建设的种子,不断耕耘,并取得了日积月累之成果。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它的奋发图为和建设成绩。如今,我们深入地研究经委会,对于我们充分认识历史的复杂性,更深入地了解民国时期的政治与社会都有重要作用,对今天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钟珊[5]（2017）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烟酒税的征收与稽查研究（1927-1937）》文中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转迫切对财政进行改革,其中,税收改革是其重点。烟酒税经北京政府改革后,其收入年年占据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因烟酒产业发达,成本低廉而获利颇丰,故南京国民政府吸取北京政府时期的经验和教训,对烟酒税进行了持续的改革。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烟酒税征收机关和稽查机关,并出台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对机构职责、征收稽查事项及从业人员的行为规范做了详细的规定,使得烟酒税的稽征有准则可依。在烟酒税稽征的实际过程中,国家、烟酒商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围绕着秩序、商利和生计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较量。在烟酒牌照税的开征过程中,烟酒商一再要求修改税制和纳税额,并对其划归地方收入颇为不满,他们与中央政府对峙,一度将烟酒牌照税的征收置入困境之中。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多次调整税级和提高税率,卷烟华商联合一致以中外税率不公平、致华商于绝境等为由抵制税级的变更,一度以歇业罢工相威胁,最终在政府的强势坚持下步步妥协退让。在烟酒税稽查过程中,烟酒税政策执行中的种种弊病也暴露出来,私货严重泛滥影响正当烟酒营业,稽征人员徇私舞弊影响税收公信力。国家出于维护秩序和税收收益的角度,对徇私舞弊等腐朽行为制定了更为严厉的规范并加大惩罚力度严厉打击,对于私货则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缓和处理。而烟酒商们则依据小群体利益适时将自身置于不同的立场中,正当营业的烟酒商自发组织与国家密切配合打击私货,控诉稽征人员的种种陋习,甚至不惜以捏造诬告等手段来维系个人私利。涉及私货的烟酒商除一部分是有意偷税漏税之外,更多的是下层贫民得以存活的一种生计,对迫于生计的私货者,国家给予了充分的宽容和忍让,采取逐步缓和取缔的措施,然而私货仍不能禁绝,甚至有设厂组建组织以践踏规则确立自身合法性的行为,遭遇国家的坚决取缔。1927年至1937年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对烟酒税进行了长期的系列改革,尽管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烟酒税仍然存在机构税率不一、经费不足、私货贪污腐朽也仍然存在,但年年不断攀升的烟酒税收入证明,其改革仍然取得了有效的成就,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烟酒行业的平稳发展,同时也对现代化税制的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金德谷[6]（2016）在《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文中指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是党中央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事关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在边疆民族地区先后推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计划”、“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或发展工程,同时出台了与国家战略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企业到边疆民族地区投资兴业,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筹集了资金。国家和地方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投入资金,推动建设边疆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加快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当前,学界从经济学、税收学等学科研究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成果较多,却较少从民族学视角入手,分析和讨论税收如何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个案,在实地田野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考察税收在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取得的成效。此外,在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笔者还将重点关注边民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民族关系状况。本文认为,税收对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重要而特殊的促进作用。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通常凭借两种途径：一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相关的税收政策,使之作为调节经济的杠杆,招商引资,鼓励企业发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税收收入作为国家资源再分配的工具,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城市建设、重点项目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等领域的动力来源和物质支撑,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凭借税收的途径促进了边疆民族的发展,增强了边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推动并构建了和谐的民族关系。除绪论外,本文共分六个章节。在本文绪论部分,笔者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选题缘由、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相关概念和理论以及田野调查点概况。第一章为“满洲里市税收概况”。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简述满洲里市征税的历史,此后,运用税收学的分析方法对当前满洲里市国税和地税数据及其特征进行分析状况。比如运用宏观税负分析,得出满洲里的税负在合理区间运行；运用税收弹性分析,表明满洲里的税收增长要快于经济增长。从税种结构来看,满洲里的税收主要来源包括营业税、增值税等；从产业结构来看,满洲里税收来源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而从企业经济类型来看,满洲里税收来源囊括了国有企业和股份公司。在本章的后半部分,笔者还借助个案访谈材料,对满洲里市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税收情况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状况进行比较,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税收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影响。在第二章中,重点探讨了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核心,那么,税收如何促进满洲里的经济发展?本章以税收三大支柱：对外贸易、旅游业和工业为主要分析对象,同时分析了税收对满洲里畜牧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发展。对外贸易在满洲里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为满洲里财政收入贡献占60%。国家出台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在边疆民族地区鼓励发展边境贸易,对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采取减半征收的税收优惠政策,之后调整为财政转移支付,扶持边贸企业发展。此外,对边民互市规定货值范围内的生活用品采取免关税的政策,激活了边贸市场,促进满洲里对外贸易的发展。旅游业是满洲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国家将西部地区旅游景点和景区经营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税收优惠政策范围,享受企业所得税15%的优惠政策,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出台扶持旅游业发展政策,比如对农家乐、牧户游等旅游项目免征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对旅游包机业务返还50%的营业税优惠政策,促进了满洲里的旅游业发展。工业发展是满洲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满洲里市政府根据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税收政策制定了鼓励工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对工业发展减免企业所得税,企业设备抵扣税收等,促进了满洲里的工业发展。2005年1月,内蒙古比全国提前一年取消了牧业税,这对满洲里的畜牧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调整营业税的起征点方面,满洲里市政府从2009年的5000元提高到2011年的2万元,鼓励各个体工商户的发展,从而促进满洲里批发零售业的发展。总体而言,满洲里市的各项税收政策和措施,较快地促进了满洲里市的经济发展。在第三章中,笔者主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关系。当税收收入纳入财政收入之后,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的途径,把税收资金（财政收人）投入到边疆民族地区的重点项目和城市建设、民族教育和医疗卫生发展、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促进了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带来了边民生活质量提高及文化发展。根据每年财政投入社会建设的资金分析,满洲里政府在社会各领域建设的资金投入是逐年增加的,而且重视民生事业发展,2013年,其民生领域的支出甚至占到财政总支出近40%。在社会保障与就业领域,满洲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年提高,从2004年的130元提高到2014年的540元。同时当地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逐年增加。在就业方面,国家出台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失业人员,享受税收抵扣,促进当地失业人员再就业。2004年到2014年满洲里的城镇失业率维持在4%左右,反映了满洲里就业发展良好。边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反映满洲里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提高,可支配收入从2009年到2014年提高了1.67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从2005年到2014年提高了4.53倍。此外,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建设文化基础设施,举办节庆活动,出台文化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促进了满洲里的文化发展。在第四章中,重点从当地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出发,探讨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事业发展的关系。少数民族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上。政府通过投入财政资金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鼓励少数民族孕妇去医院住院生产,满洲里市少数民族人口发展较快。此外,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满洲里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到满洲里就业,这样外来少数民族的流入,带来满洲里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通过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笔者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满洲里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原因。在生计方式变迁方面,历史上满洲里牧区的少数民族主要从事游牧生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满洲里发展,提供较好的工资待遇,很多牧民放弃游牧生计,选择到城市企业工作。国家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商家发展民族服饰,不仅弘扬了民族文化,还促进了就业和经济增收。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少数民族重大节日活动,比如蒙古族祭敖包、回族古尔邦节等节日屠宰牲畜免除屠宰税,之后又逐步取消了屠宰税,这对少数民族饮食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此外,在住房方面,政府财政投入建设公租房、廉租房,对少数民族棚户区改造,及其购买第一套住房享受契税低税率优惠,带来了少数民族住房的发展。在交通方面,政府投资修巷道、硬化道路,方便少数民族出行。这些措施提升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使得当地的民族关系得以和谐发展。第五章主要讨论边疆、税收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税收促进满洲里整体的社会发展,边民受益,从而增强了边民国家认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比邻国呈现出更好的发展态势,这也增强我国边民对于自己国家的认同。在日常生活中,边民对于未来生活的选择往往有着非常理性的认知,“用脚投票”选择他们认为税收环境、发展环境更好的国家发展。在不同场域中,不管是少数民族、汉族的民族区分,还是中国人、蒙古人、俄罗斯人的国籍区分,边民往往会选择那种最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身份来认同。在本文最后一个部分,笔者对税收在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进行思考。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讨论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税收功能、特点和影响,分析满洲里税收与经济的数量关系,分析税收杠杆与满洲里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内在关联,以及税收杠杆与国家统筹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还讨论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税收如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
田龙鹏[7]（2016）在《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改革的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权利配置视角》文中研究说明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我国近几十年的减贫事业成绩斐然,脱贫人口占到全世界减贫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减贫经验值得世界各国学习与借鉴。本文旨在建立基于权利配置的农村减贫理论分析框架,对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改革的减贫历程进行动态跟踪,并对权利配置的减贫效应进行评估,总结农村减贫的经验与教训,从优化权利配置视角提出尽快消除贫困的政策建议。本文首先界定了文中的贫困概念,厘清了权利、权力与权利配置的内涵,抽象出影响农村贫困的三种核心权利,阐述了权利影响农村贫困的一般机理,构建了基于权利配置组合视角的三维减贫增长理论基础和分析思路。其次,根据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权利配置变革的特点,将我国三十多年的农村体制改革历程分为改革起步阶段（1978-1992）、改革速度放缓阶段（1993-2002）和全面深化改革阶段（2003-至今）三个阶段进行动态跟踪,描述了农村改革30多年的减贫历程,并从权利配置视角进行了理论解释。再次,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93、2004和2011年数据以及2000-2012年的全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收入密度函数视角对权利配置的减贫效应进行分解,选取代理变量对权利配置的农民收入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提出了优化权利配置,实现农村减贫的政策建议。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了以下五点结论:（1）农村减贫的关键在于优化权利配置。贫困的本质是权利的缺失,参与权是实现农村减贫的前提,收入权是实现农村减贫的主体,保障权进一步扩大农村减贫覆盖面,不同的权利配置组合对应着不同的减贫后果与路径,参与权平等、收入权广泛和保障权充分的权利配置组合是最优减贫路径。（2）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循着一条权利配置组合不断优化的良性“路径依赖”进行。在三十多年的农村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由改革开放之初的2.5亿人,下降到现有2300元贫困标准下的7017万人,权利配置也实现了由参与权低、收入权低、无保障权到参与权比较平等、收入权比较广泛和保障权普遍的转变。（3）1993-2004年间,全国农村减贫效应占改革30多年减贫效应的一半以上,东部地区减贫成效超过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保障权的功能缺失成为横亘在减贫路上的最大“拦路虎”。这一时期,全国减贫总效应达到23.36%,占到1993-2011年减贫总效应39.39%的59.3%,减贫的主要动因是整体经济增长、收入权配置优化带来的收入权效应,保障权缺失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减贫“逆调节”作用。（4）2004-2011年间,全国农村减贫速度呈缓慢下降趋势,得益于各种“支农、惠农、强农”政策,中西部农村地区成为减贫主力,农民保障权配置开始优化,保障权的减贫负效应逐渐得到遏制,但总体减贫难度开始加大。这一时期全国减贫总效应从上一阶段的23.36%下降至16.03%,尤其是东部地区这一阶段的减贫总效应仅为7.22%。（5）权利配置对农民收入提高的贡献度绝对值总和达到25.64%,其中参与权的贡献度占比达66.2%,收入权与保障权稍小,今后政府应当维护好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为贫困群体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品,通过提高其市场经济的参与权而逐渐脱贫并致富,尤其应当使普遍的保障权逐渐过渡到普遍而充分的保障权。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基于权利配置视角构建了农村减贫的理论分析框架。现有研究大多从经济发展阶段论、区域发展障碍论以及可行能力不足论等来研究农村贫困根源,本文认为贫困与权利息息相关,从权利配置视角勾画了三维立体减贫增长曲线,具有重要理论意义。（2）首次从权利配置视角对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改革的减贫效应进行了评估。本文通过构造混合加权洛伦兹曲线模型,使用参数拟合法拟合了农民收入动态变化的洛伦兹曲线,并基于洛伦兹曲线与收入密度函数关系,对农村改革的减贫效应进行了基于收入权效应与保障权效应的分解,评估结果十分可信。（3）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权利配置的农民收入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选取城镇化率、农村人均受教育水平作为参与权代理变量、工资性收入占比和转移性收入占比分别作为收入权和保障权代理变量,对权利配置的农民收入增长贡献程度进行了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分析,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王安[8]（2015）在《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明朝之前,残疾军人保障的标准不明晰,残疾没有轻重之分,待遇没有高下之别。明代的残疾军人保障有了初步的分类,体现出一定的差别。清朝前期对残疾军人的保障,主要依据其自身的残疾轻重程度和是否立有战功来给予相应的待遇;晚清时期,虽然新旧规章共存并行,但是军人的残疾等级有了较为明晰的划分,残疾鉴定更加科学,残疾军人的长期生活也受到了重视。中国传统社会原本就存在针对残疾人的积极救助措施,晚清国门开放,这些积极救助措施也开始转型,由单纯地学习技艺,转向以特殊教育为手段,激发残疾人的潜能,提高其能力。这些都可以在民国时期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制度和实践中寻找到踪迹。同时代的欧美各国通过物质补偿、康复就业、权利保障来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和合法权益。这些国家保障残疾军人的实践向民国政府和国人展示了新的保障理念和保障措施。政府和国人均表现出了仿效的愿望。优抚和安置是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优抚既包括物质层面的抚恤,又包括精神层面的优待。抚恤方面,管理机关分层设科,各有职掌;评残范围逐步扩大,待遇标准的制定主要依据军衔,残疾程度居于次要地位,虽然恤金标准多次提高,但与日渐高涨的物价相比,依旧是杯水车薪,士兵靠抚恤金,根本无法维持生存;在实际的抚恤过程中,虽然相关手续逐渐规范,但是微薄的抚恤金常常被拖欠、克扣。优待方面,残疾军人的功绩获得了表彰,政府与社会团体经常对残疾军人进行慰问、犒劳,残疾军人及其家属还可以获得费用减免等优惠待遇。这些措施虽然起到了一定精神慰藉、激励士气的作用,却并没有在实质上提升残疾军人的社会地位。收容教养与就业安置同为国民政府安置残疾军人的重要举措。国民政府设立教养院为残疾军人提供衣食住所,对他们开展教育,灌输政治理念,传授文化知识,培养劳动技能,并管束其行为。国民政府安置残疾军人就业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组织残疾军人集体进行生产活动;第二,鼓励残疾军人分散就业。安置残疾军人就业的活动,开始于全面抗战之前,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设立机构,出台法规,建构了残疾军人就业安置制度。残疾军人安置工作在抗战期间于国统区内全面推行开来,由于各种原因,抗战胜利之后,国统区的残疾军人安置工作逐渐陷入困境之中。国民政府安置残疾军人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国统区的残疾军人安置工作得到了社会力量的支持,社会舆论给予残疾军人安置工作高度关注,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安置残疾军人,不仅是满足残疾军人的个人需要,也是政府的责任和社会的义务,更是坚持抗战乃至建设国家的必然要求;并探讨了安置的具体途径,如提升素质、集体安置等。全面抗战之前,社会团体对残疾军人的救助活动就已经存在。全面抗战期间,社会团体中出现了以残疾军人为服务对象的专业团体。这些社会团体开展职业培训,介绍工作岗位,设立安置社区,为安置残疾军人做出了重要贡献。残疾军人也自发组建了互助团体,为群体谋福利。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根据地为依托,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对人民军队中的残疾军人实行社会保障。土地革命时期,军队系统与政府部门,明确分工,密切配合,形成了一个集抚恤、优待、疗养、安置为一体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体系。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将优抚与安置紧密结合,引导残疾军人发展生产,实现自给自足。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将残疾军人社会保障工作与革命斗争的需要相结合,号召残疾军人继续为革命服务。各解放区开办荣誉军人学校,提高残疾军人的政治觉悟,组织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对于有工作能力的残疾军人,军政部门则量才使用,分配适当工作。对于身处后方的残疾军人,各解放区则鼓励他们努力发展生产,在改善生活的同时厉行节约,尽力支援前线。民国时期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在性质上已由皇权恩赐转变为政府责任和社会义务。政府、社会团体、民众均参与其中。保障的目标由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提升为实现自我价值。保障措施也由单一向多元转化。与同时代的欧美国家相比,民国时期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在保障水平和保障标准方面还存在着差距。革命根据地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成效明显优于国统区。这与两党的动员能力、组织能量、政治风气及政策执行力有密切关系。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历史轨迹为今天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推行和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刘洋[9]（2014）在《高密市优化发展高效特色种植业的现状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把“三农”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其中种植业是三农工作中的重要方面。国家提出对种植业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出台了多种促进种植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包括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实行粮食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及农资补贴，实行种植作物保险补偿等，促进了农民对种植业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国种植业正在朝着实现高效、多产、增收的良好态势发展。种植业是农业的基础，是确保粮食安全的根本，国家要想富强，人民要想富裕，必须要夯实这个基础，不断提高种植业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种植业发展正处于现代种植业的转型时期，传统种植业发展思路已经跟不上发展的新要求，因此，必须在种植业发展方式上求得转变，在产销研上求得创新，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国际形势，发展特色种植业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本文是立足高密市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地发展别具一格的高效特色种植业，提出了一系列在发展特色种植业上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转变种植思路，加大种植结构调整力度，创新种植方式，引进开发新品种，培育新的增长点，实行产学研带动，紧密联系市场和企业，提高专业化知识水准，走产业化、科技化、特色化发展等等，通过这些对策，依托本地资源优势，逐步建成独具特色的专业镇、专业村，实现村村有特色，镇镇有产业，走出一条带动当地政府和农民增收的特色种植业发展道路，对增加农民收入、振兴区域经济、促进种植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曾万平[10]（2013）在《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我国洋务运动和早期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资源型城市开始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受苏联模式和战后重建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推行重工业化战略,重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刺激了对煤炭、石油、铁矿石等资源的巨大需求,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资源消耗,一大批资源型城市和生产基地拔地而起,这些城市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和国家战略安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经过数十年甚至百年的高强度资源开发以后,由于粗放的增长模式,发展观念滞后,市场化机制不够完善和资源相关的财税制度建设不足等诸多原因,资源型城市的资源利用率很低,资源浪费严重,宝贵的资源储备过快衰竭,积累了许多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尤其是九十年代开始,阜新等许多资源型城市进入衰竭期,开采成本大幅攀升导致资源型产业竞争力严重削弱,失业工人数量大幅增加,社会保障建设滞后等原因导致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艰难,社会矛盾凸显。此外,产业结构单一,环境污染严重、贫富差距悬殊（如“煤老板”现象）、地区贫富差距拉大、财政运转困难等问题凸显,上述种种问题日益严重地影响到进入生命周期中后期的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阜新等资源枯竭的城市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地步,坠入“资源诅咒”陷阱。因此,需要立足资源型城市的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因地制宜,加强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和企业发展相关的软环境建设,尤其是完善政府治理、产业发展、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和相关财税等制度建设,消除制度扭曲下的经济低效率和利益分配不公平,调整和优化利益分配格局,实现城市发展各环节的公平和公正,增强城市的内生发展能力,大力激发城市居民创新和创业的精神,培育和发展富有竞争力的非资源接续替代支柱产业,力求实现资源型城市效率和公平的双重提升,进而促进资源型城市的成功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本文对资源型城市竞争力重塑与提升的研究分为四部分（共九章）：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绪论首先简述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背景和意义,对资源型城市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区分了非专属问题和专有问题,非专属问题是我国很多城市的问题,而非资源型城市独有的；然后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较为全面的总结和评述；简述了本人的研究方法,包括实地调研法等；阐述了全文的研究框架,包括资源型城市的问题、竞争优势理论、国际经验和国内经验、政策建议等；最后简述了本人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探讨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定义、分类和特点,分析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内涵和现实意义,并重点讨论竞争优势理论、资源诅咒和制度诅咒问题。第二部分（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第三章重点探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国际经验和对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借鉴。较为详尽探讨了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相对富有成效的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经验和借鉴,在此基础上,文章对美国、日本和德国等三大类转型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然后,文章得出了国外转型的十条主要经验,及其对我的启示。第四章探讨了资源型城市的现状、对转型相关的国家和各省政策进行了论述。第五章,较为详尽的分析了阜新、淮北、大庆等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案例及其在产业转型、社会转型、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建设等方面的启示借鉴。第三部分（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第六章主要探讨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竞争力研究,先是讨论竞争力理论模式,然后讨论城市转型的三个关键点也就是产业结构转型、社会转型和综合环境转型等为一体的系统工程。第七章讨论产业结构转型。讨论了新兴产业的定性、选择误区和特点,然后讨论了产业转型的几个模式及其因地制宜地搞转型。第八章讨论了资源公平问题,这一点理论界讨论较少。先是讨论资源公平的内涵,然后分析了资源型城市的资源公平问题,包括利益流失到发达地区,资源红利在本地区的不公平分配,资源开采的负外部性,资源开采的代际不公平问题,接着讨论了资源性产品的价值补偿问题,资源不公平的问题源于价值补偿不完善。最后,讨论加快资源公平的体制机制建设。第四部分（第九章）。为了促进资源型城市的顺利转型,本文第八章讨论了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的相关政策建议。讨论资源型城市上级政府的政策支持,主要是中央和省政府支持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政策建议,比如转移支付政策、财税改革、体制机制创新和某些政策的先行先试等。并且讨论了资源型城市自身需要落实的政策,比如改进政府治理,改善企业发展的环境。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有以下几点有所进步,一是区分资源型城市的共同问题和专有问题；二是从公平和效率这一古老但是历久弥新的经济学范畴出发,讨论竞争力和利益公平分配问题,使得资源型城市转型面临的种种问题和难点可以在这一框架下得到分析,抓住城市转型面临的两大核心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公平和效率在此处并不冲突,事实上,资源型城市的资源不公平问题严重损害了效率,比如资源浪费问题,不仅不公平,效率也是很低的,因此,公平建设对于提高效率也是很重要的,与此同时也可以增强竞争力；三是要走出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困境,根本上还是要消除造成这一困境的体制机制缺陷,比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和贫富悬殊等问题,核心还是产权和财税等利益分配机制有问题,既不公平也无效率,要想成功转型关键还是看能否打破既有的不合理利益格局,重建公平、富有竞争力的新型利益分配格局。正如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3月两会答记者问时,直言“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资源型城市转型之路注定是阻力重重,但又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二、山东省国税收入十年回顾与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山东省国税收入十年回顾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厘捐、子口税及其博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已有研究的成果与不足 |
| 三、研究目标及意义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及文章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三)文章结构 |
| (四)制度与体系 |
| 第一章 厘捐的产生 |
| 第一节 清代前中期的财税制度与特点 |
| 一、财税制度与法外之法 |
| 二、财税体系的刚性化回归 |
| 三、财政制度内含的潜在危机 |
| 第二节 晚清的内外财政冲击与厘捐的肇始 |
| 一、内外冲击对财税体系的动摇 |
| 二、厘捐之缘起 |
| 三、民间自愿捐输的近代变异:厘捐 |
| 第三节 地方财权的兴起过程 |
| 一、战时中央财政集权化制度的削弱 |
| 二、洋务新政对地方督抚厘捐控制权的巩固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央地税权之争及地方税的初步成型 |
| 第一节 清廷清理财政得失及地方税的孕育 |
| 一、中央集权化的财政清理 |
| 二、财政分权背景下的地方厘捐 |
| 第二节 预备立宪与央地税权分配的角逐 |
| 一、各省对地方税权的意见 |
| 二、混乱的税捐及税收支配权的多方竞力 |
| 三、央地税权分配的各方争论与清廷的尝试 |
| 第三节 北洋时期的央地税权胶葛 |
| 一、袁世凯政府的税权分配方案 |
| 二、赣宁之役后袁世凯政权的财税中央集权化 |
| 三、地方税体系的初步形成及其特征 |
| 小结 |
| 第三章 厘捐盛行背景下子口税制度的形成与演进 |
| 第一节 子口税制度的设立 |
| 一、厘捐兴盛对开办子口税的刺激 |
| 二、子口税制度的初步建立及效果 |
| 三、复进口税制度对地方税权的侵蚀 |
| 四、修约谈判与子口税制度的调整 |
| 第二节 子口税制度引起的央地纠纷 |
| 一、海关的划一管理与子口税的中央控制 |
| 二、地方争夺子口税控制权的失败 |
| 小结 |
| 第四章 子口税与厘捐之间的此消彼长 |
| 第一节 三联单制度与厘捐 |
| 一、土货出口三联单制度的不统一 |
| 二、三联单制度之修订及其结果 |
| 三、对三联单制度的整顿及挫败 |
| 第二节 产地税对三联单制度的抵制 |
| 一、土货出口产地税的举办 |
| 二、行商包税形式的产地税 |
| 三、假名落地税的产地税 |
| 第三节 土货三联单限制办法对厘捐的保护 |
| 一、镇江关土货名目限制办法的形成 |
| 二、镇江关《土货限制章程》的局部推广 |
| 三、区域性零星土货的名目限制办法 |
| 第四节 华洋合伙对厘捐与子口税的双重规避:以新泰兴案为例 |
| 一、华洋合伙与新泰兴羊毛贸易网的建立 |
| 二、新泰兴羊毛联单案的起因 |
| 三、新泰兴羊毛联单案的结局 |
| 第五节 满足地方财政之需的区域性厘捐 |
| 一、广东台炮经费引发的中外交涉 |
| 二、吉林省七四厘捐与九厘捐的征收与改办 |
| 三、江西省九九商捐的征收 |
| 小结 |
| 第五章 落地税的演变及其与子口税的冲突 |
| 第一节 近代之前传统落地税的构成与特点 |
| 一、州县落地税 |
| 二、税关落地税 |
| 三、边疆落地税 |
| 第二节 清代后期落地税的延续与变动 |
| 一、传统落地税的存续 |
| 二、落地税与厘捐的合流 |
| 三、工业产品的落地税 |
| 第三节 洋货落地税的形成与普遍化 |
| 一、洋货落地税的产生 |
| 二、中外续订商约的影响 |
| 三、清末洋货落地税的中外交涉 |
| 第四节 落地税的分化与裁撤 |
| 一、落地税在北洋时期的变化 |
| 二、北洋时期洋货落地税的中外交涉 |
| 三、落地税之消亡及余波 |
| 小结 |
| 第六章 多方之间的财权博弈:以津浦货捐为个案 |
| 第一节 铁路货捐的兴办与多方角力 |
| 一、铁路货捐的起始及中外交涉 |
| 二、铁路路权与货捐税权之内在矛盾 |
| 第二节 财政部直管津浦货捐的制度确立之曲折过程 |
| 一、苏皖直鲁四省津浦货捐局的设而复废 |
| 二、财政部直管津浦货捐制度的最终确立 |
| 第三节 津浦线厘捐征收的外国干涉 |
| 一、津浦货捐的外交纠葛 |
| 二、津浦铁路沿线厘捐征收之中外纷争 |
| 第四节 地方军阀对中央津浦货捐控制权的消解 |
| 一、地方军阀对津浦货捐的截留 |
| 二、中央津浦货捐控制权的消解 |
| 小结 |
| 第七章 厘捐与子口税的裁撤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裁厘加税的过程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裁厘加税的延滞 |
| 二、中原大战后裁厘加税政策的推行 |
| 三、裁厘加税政策的成效 |
| 第二节 现代税制的初见雏形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税制变革 |
| 二、国地税的划分及地方税的现代化进展 |
| 三、变相厘捐的长期存在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中国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2.1 论文结构 |
| 1.2.2 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财政可持续性含义 |
| 2.1.1 财政可持续性债务角度定义 |
| 2.1.2 财政可持续性收支平衡角度定义 |
| 2.2 财政可持续性指标 |
| 2.3 现值预算约束理论 |
| 2.4 财政可持续性实证研究 |
| 2.4.1 财政可持续性平稳性检验 |
| 2.4.2 财政可持续性协整性检验 |
| 2.5 现有文献评述 |
| 3 中国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分析 |
| 3.1 中国地方财政收入情况分析 |
| 3.1.1 中国地方财政收入整体情况分析 |
| 3.1.2 中国地方财政收入结构分析 |
| 3.1.3 中国地方财政收入分区域分析 |
| 3.2 中国地方财政支出情况分析 |
| 3.2.1 中国地方财政支出整体情况分析 |
| 3.2.2 中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分析 |
| 3.2.3 中国地方财政支出分区域分析 |
| 4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4.1 模型设定 |
| 4.2 数据说明 |
| 4.2.1 数据的挑战 |
| 4.2.2 数据的处理 |
| 5 实证分析 |
| 5.1 省级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5.2 省级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
| 5.2.1 口径1的面板协整检验 |
| 5.2.2 口径2的面板协整检验 |
| 5.2.3 口径3的面板协整检验 |
| 5.3 省级面板数据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3.1 口径1的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3.2 口径2的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3.3 口径3的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 |
| 6 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建议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3）产业结构演变对税收增长的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 ——以云南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内容与基本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基本结构 |
| 1.3.3 主要工作及创新 |
| 1.4 小结 |
| 第2章 产业结构演变对税收增长的影响机理 |
| 2.1 产业结构演变的相关理论 |
| 2.1.1 产业结构演变理论及其规律 |
| 2.1.2 产业间与产业内的结构演变分析 |
| 2.2 税收增长理论 |
| 2.2.1 税收的内涵 |
| 2.2.2 税收的增长 |
| 2.3 产业结构演变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机理分析 |
| 2.3.1 中国征税的制度设计 |
| 2.3.2 产业结构与生产活动的变化 |
| 2.3.3 生产环节变化与税收增长分析 |
| 2.3.4 产业结构对税收增长的作用关系 |
| 2.4 小结 |
| 第3章 云南产业结构演变与税收增长的现状探讨 |
| 3.1 云南产业结构的现状分析 |
| 3.1.1 云南产业结构的演变历程 |
| 3.1.2 产业结构的现实情况 |
| 3.1.3 云南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 3.2 云南税收总体情况 |
| 3.2.1 云南税收的现状及历史阐述 |
| 3.2.2 云南税收收入分析 |
| 3.3 云南产业结构演变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分析 |
| 3.3.1 经济总量与税收变化 |
| 3.3.2 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 |
| 3.4 小结 |
| 第4章 云南产业结构演变与税收增长的实证分析 |
| 4.1 变量的选取及数据说明 |
| 4.1.1 变量的选取 |
| 4.1.2 数据说明 |
| 4.2 产业结构与税收的实证分析 |
| 4.2.1 模型的说明 |
| 4.2.2 平稳性检验及滞后阶数的确定 |
| 4.2.3 协整关系 |
| 4.2.5 诊断性检验 |
| 4.2.6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4.3 检验及其结论 |
| 第5章 结论及研究展望 |
| 5.1 本文主要结论 |
| 5.2 相关建议 |
| 5.3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南京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研究（1931-193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论证 |
| 三、学术史综述 |
| 四、学术要点 |
| 五、相关界定 |
| 第一章 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成立与发展 |
| 一、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的原因 |
| （一）统制经济的盛行 |
| （二）中国与国联的技术合作 |
| （三）棉麦大借款提供了建设经费 |
| （四）蒋介石、宋子文的支持 |
| 二、全国经济委员会的运行与发展 |
| （一）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 |
| （二）秘书处、常务委员会、委员会议和分支机构 |
| （三）宋子文时期的经委会 |
| （四）蒋介石时期的经委会 |
| 三、全国经济委员会与国际联盟 |
| （一）南京政府与国联的早期接触 |
| （二）经委会与国联的技术合作内容 |
| （三）评价 |
| 四、宋子文与经委会的关系 |
| （一）宋子文、经委会与棉麦大借款 |
| （二）宋子文大权旁落与接掌经委会 |
| （三）宋子文的西北考察 |
| （四）简评 |
| 五、经委会与其它经济部会之间的联系 |
| （一）经委会与建委会和实业部的关系 |
| （二）国防设计委员会与经委会 |
| 第二章 经委会的最大建设成果：公路建设 |
| 一、南京政府早期的公路建设规划 |
| 二、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公路建设 |
| （一）苏浙皖三省联络公路的建设 |
| （二）从“七省联络公路”到“各省联络公路”建设 |
| （三）西北公路之兴筑 |
| （四）公路修筑标准与施工 |
| （五）公路运输事业之举办 |
| （七）调查研究事宜之办理 |
| （八）公路人才之训练 |
| 三、筑路经费来源 |
| 四、对公路建设的评价 |
| （一）从拨借各省经费方面看公路建设 |
| （二）蒋介石对公路建设的作用不可忽视 |
| （三）公路质量与作用 |
| 第三章 经委会的水利建设 |
| 一、筹备处时期的水利建设 |
| 二、经委会成立后的水利建设 |
| 三、水利委员会的成立 |
| 四、水利工程建设 |
| （一）黄河水利工程 |
| （二）西北灌溉工程 |
| （三）华北水利工程 |
| （四）扬子江水利工程 |
| （五）江淮汉赣堤闸工程和金水建闸工程 |
| （六）导淮水利工程 |
| （七）广东治河事业 |
| （八）水利试验 |
| （九）河道地形水文测量与水利研究 |
| 五、对水利建设的评价 |
| 第四章 经委会在农业、棉业、蚕丝、卫生方面的建设 |
| 一、农业建设 |
| （一）最初的农业建设计划 |
| （二）农业建设的内容 |
| （三）农业简评 |
| （四）土地委员会 |
| 二、棉产改进 |
| （一）棉业统制委员会 |
| （二）棉产改进经费和改进计划 |
| （三）棉业改进的内容 |
| （四）棉业简评 |
| 三、蚕丝改良 |
| （一）蚕丝事业经费与改良计划 |
| （二）国联蚕丝专家的指导 |
| （三）蚕丝改良委员会 |
| （四）蚕丝改良的工作内容 |
| （五）蚕丝改良简评 |
| 四、卫生建设 |
| （一）中国与国联的卫生合作 |
| （二）卫生经费和建设内容 |
| （三）简评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读研期间发表文章 |
| 后记 |
（5）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烟酒税的征收与稽查研究（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说明 |
| 三、研究回顾 |
| (一) 烟酒业 |
| (二) 烟酒税 |
| (三) 税收中政府与商人关系 |
| 四、研究方法与视角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视角 |
| 五、文章框架 |
| (一) 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二) 章节内容 |
| 第一章 烟酒税改革背景及其制度安排 |
| 第一节 烟酒税改革的背景及其原因分析 |
| 一、民国前期的烟酒税行业发展与烟酒税 |
| 二、1927年烟酒税改革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烟酒税的机构设置 |
| 一、烟酒税税制与经管机构 |
| 二、稽征机关的职责 |
| 第三节 烟酒税的规章制度 |
| 一、稽征组织规章与程序规范 |
| 二、从业人员行为规范 |
| 第二章 烟酒税的常规征收与管理 |
| 第一节 征税规范性依据的确立 |
| 一、烟酒商登记与商标登记 |
| 二、分运转运与贴照验照 |
| 三、容器度量与装裱标准 |
| 第二节 税率与税级:烟酒牌照税 |
| 一、税率与税级的确立 |
| 二、烟酒商对烟酒牌照税征收的反应 |
| 三、烟酒牌照税的征收困境 |
| 第三节 税级与纳税额:卷烟统税 |
| 一、变级与改税 |
| 二、华商反抗二级税制 |
| 第三章 烟酒税征收中的弊病泛滥与应对 |
| 第一节 私货泛滥及应对 |
| 一、私货泛滥概况 |
| 二、私货应对与处置 |
| 第二节 私货稽查的另番较量——手工卷烟案例分析 |
| 一、手工土制卷户群体与国家体恤 |
| 二、手工土制卷烟商得寸进尺与最终取缔 |
| 第三节 税务稽征中的徇私舞弊及处置 |
| 一、税务稽征中的种种乱象 |
| 二、乱象整治中的政商博弈 |
| 第四章 烟酒税稽征的实效评估 |
| 第一节 1927-1937年烟酒税收入分析 |
| 一、烟酒收入定量分析 |
| 二、烟酒收入地位分析 |
| 第二节 烟酒税稽征行为评估 |
| 一、烟酒行业影响 |
| 二、现代税制的探索 |
| 第三节 烟酒税制中的问题与不足 |
| 一、机构冗沉与税率不一 |
| 二、经费不足 |
| 结语 |
| (一) 烟酒税制度监管与秩序维护 |
| (二) 政府与烟酒商的角色分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和理论 |
| 第四节 田野调查点的概况 |
| 第一章 满洲里市税收概况 |
| 第一节 满洲里税收史简述 |
| 第二节 满洲里市的地税 |
| 第三节 满洲里市的国税 |
| 第四节 不同历史时期的满洲里市税收对比分析 |
| 第五节 地税、国税的财政贡献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 |
| 第二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对外贸易发展 |
| 第二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 |
| 第三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工业发展 |
| 第四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畜牧业、批发零售业发展 |
| 第五节 税收与扶持民族企业发展 |
| 第三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
| 第一节 税收促进边疆城市重点项目建设 |
| 第二节 税收支持民族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
| 第三节 税收稳定民族地区城市社会保障与就业 |
| 第四节 税收保障边民生活质量提高与文化发展 |
| 第四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事业发展 |
| 第一节 少数民族人口发展与生计变迁 |
| 第二节 少数民族的衣、食、住、行发展 |
| 第三节 民族认同与民族关系发展 |
| 第四节 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发展 |
| 第五章 边疆、税收与国家认同 |
| 第一节 边民互动中的国家认同 |
| 第二节 税收环境与“用脚投票” |
| 第三节 民族关系、身份认同与家园选择 |
| 第六章 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 |
| 第一节 边疆民族地区税收的功能、特点及影响 |
| 第二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 第四节 税收杠杆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 |
| 第五节 税收杠杆与国家统筹建设 |
| 第六节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税收与边疆城市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改革的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权利配置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价值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理论价值 |
| 1.1.3 应用价值 |
| 1.2 研究思路、方法和主要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内容安排 |
| 1.3 研究创新和不足之处 |
| 1.3.1 创新之处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围绕中国农村贫困事实的测算 |
| 2.1.1 贫困概念的演进及分类 |
| 2.1.2 贫困测度方法及农村贫困事实 |
| 2.2 中国农村改革的减贫效应及其一般解释 |
| 2.2.1 经济增长的“涓滴机制”导致农村减贫 |
| 2.2.2 公共财政支出增加导致农村减贫 |
| 2.2.3 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导致农村减贫 |
| 2.3 从权利配置视角解释中国农村改革的减贫效应 |
| 2.3.1 权利贫困理论及相关述评 |
| 2.3.2 农村土地与社会保障权利清晰导致减贫 |
| 2.3.3 关于农村减贫的其他相关权利研究 |
| 2.4 进一步降低农村贫困的相关政策研究 |
| 2.4.1 经济增长视角的相关研究 |
| 2.4.2 政府投入视角的相关研究 |
| 2.4.3 权利配置视角的相关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基于权利配置视角的中国农村减贫分析框架 |
| 3.1 贫困、权利与权力 |
| 3.1.1 贫困概念的界定 |
| 3.1.2 权利、权利配置与权力的内涵 |
| 3.1.3 影响农村减贫的三种核心权利 |
| 3.2 权利配置影响农村减贫的一般机理 |
| 3.2.1 平等的参与权是实现农村减贫的前提 |
| 3.2.2 广泛的收入权是实现农村减贫的主体 |
| 3.2.3 充分的保障权进一步扩大农村减贫的覆盖面 |
| 3.3 不同权利配置组合下农村减贫的实现路径 |
| 3.3.1 减贫增长曲线及其实现模式 |
| 3.3.2 权利配置视角下的减贫增长曲线 |
| 3.3.3 不同权利配置组合下的农村减贫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农村改革中贫困与权利配置变化的动态跟踪 |
| 4.1 农村改革开始起步阶段（1978-1992） |
| 4.1.1 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改革 |
| 4.1.2 农村绝对贫困严重但内部差距小 |
| 4.1.3 参与权与收入权稳步提高 |
| 4.2 农村改革速度减缓阶段（1993-2002） |
| 4.2.1 以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的改革 |
| 4.2.2 农村绝对贫困逐步降低但内部差距拉开 |
| 4.2.3 权利配置组合地区差异明显 |
| 4.3 农村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2003-至今） |
| 4.3.1 新型农村政策体系框架逐步形成 |
| 4.3.2 农村绝对贫困较小但内部差距继续扩大 |
| 4.3.3 权利配置体系日趋完善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权利配置视角下中国农村改革的减贫效应测度 |
| 5.1 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
| 5.1.1 数据来源与前期处理 |
| 5.1.2 描述性统计 |
| 5.2 基于收入密度函数的减贫效应测度方法 |
| 5.2.1 洛伦兹曲线与收入密度函数之间关系 |
| 5.2.2 基于收入密度函数的减贫效应分解 |
| 5.3 洛伦兹曲线的参数估计及拟合效果评价 |
| 5.3.1 洛伦兹曲线的参数估计 |
| 5.3.2 洛伦兹曲线参数的拟合效果评价 |
| 5.4 中国农村减贫的权利配置效应分解 |
| 5.4.1 中国农村洛伦兹曲线的变动 |
| 5.4.2 权利配置的农村减贫效应分解过程 |
| 5.4.3 权利配置减贫效应的变动特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权利配置影响农户减贫的实证研究 |
| 6.1 权利配置影响农户减贫的测度模型及估计方法 |
| 6.1.1 明瑟收入模型及扩展 |
| 6.1.2 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分析法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指标选取与模型设定 |
| 6.2.2 数据来源与基础处理 |
| 6.2.3 指标相关性描述 |
| 6.3 权利配置影响农户减贫的实证分析 |
| 6.3.1 农户减贫影响因素的计量检验过程 |
| 6.3.2 权利配置影响农户减贫的整体效应分析 |
| 6.3.3 权利配置影响农户减贫的贡献度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通过优化权利配置实现农村减贫的政策建议 |
| 7.1 优化权利配置的总体原则和指导思想 |
| 7.1.1 总体原则 |
| 7.1.2 指导思想 |
| 7.2 加强政府公共投入，使农户参与权更加平等 |
| 7.2.1 扩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覆盖面 |
| 7.2.2 增加农村教育资源投入 |
| 7.2.3 提高农户金融信贷可获得性 |
| 7.3 增加要素供给，使农户收入权更加广泛 |
| 7.3.1 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
| 7.3.2 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及流转收益权 |
| 7.3.3 进一步加大农业补贴力度 |
| 7.4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户保障权更加充分 |
| 7.4.1 提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服务水平 |
| 7.4.2 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救助双重“保护网” |
| 本章小结 |
| 结论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的相关科研成果 |
（8）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说明 |
| （一）军人社会保障 |
| （二）残疾 |
| （三）残疾军人社会保障 |
| 三、研究综述 |
| （一）特殊教育 |
| （二）社会保障 |
| （三）残疾人事业 |
| （四）残疾人的贡献与影响 |
| （五）职业群体 |
| 四、研究方法与写作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起点和参照 |
| 第一节 历史起点：帝制时代的保障措施 |
| 一、明清以前：代有诏令 标准同一 |
| 二、明清时期：官兵有别 赏依伤定 |
| 三、晚清时期：多规并行 新旧共存 |
| 第二节 历史参照：残疾人的积极救助 |
| 一、传统遗产 |
| 二、晚清变化 |
| 第三节 时代参照：欧美国家的保障措施 |
| 一、物质补偿 |
| 二、康复就业 |
| 三、权利保障 |
| 小结 |
| 第二章 残疾军人的优抚 |
| 第一节 抚恤：经济补偿 |
| 一、管理机关 |
| 二、待遇标准 |
| 三、实际推行 |
| 第二节 优待：精神慰藉 |
| 一、优待方式 |
| 二、实际效果 |
| 小结 |
| 第三章 残疾军人的安置：政府举措 |
| 第一节 收容教养 |
| 一、机构沿革 |
| 二、收容转院 |
| 三、教养管束 |
| 第二节 就业安置 |
| 一、制度建构 |
| 二、实施情况 |
| 第三节 成绩与问题 |
| 一、主要成绩 |
| 二、存在的问题 |
| 小结 |
| 第四章 残疾军人的安置：社会支持 |
| 第一节 社会舆论的关注 |
| 一、关于安置意义的阐发 |
| 二、关于安置途径的探讨 |
| 第二节 社会团体的协助 |
| 一、推动职业重建 |
| 二、建立安置社区 |
| 三、组建互助团体 |
| 小结 |
| 第五章 革命根据地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 |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 分工明确形成体系 |
| 一、机构设置 |
| 二、内容构成 |
| 三、实际运作 |
|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 优抚安置保障生活 |
| 一、抚恤 |
| 二、优待 |
| 三、安置 |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量才使用 继续革命 |
| 一、提高觉悟 培养能力 |
| 二、分配工作 量才使用 |
| 三、生产节约 支援前线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附录 |
| 致谢 |
（9）高密市优化发展高效特色种植业的现状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引言 |
| 0.1 研究背景 |
| 0.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0.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0.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0.5 研究创新 |
| 1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1.1 现代种植业、特色种植业、高效种植业 |
| 1.2 现代农业、特色农业、有机农业、都市农业 |
| 1.3 种植业结构调整理论 |
| 1.4 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
| 1.5 农业系统理论 |
| 2 高密市特色种植业基础条件和发展现状 |
| 2.1 高密市优化发展高效特色种植业的基础条件 |
| 2.1.1 自然优势 |
| 2.1.2 软环境优势 |
| 2.2 高密市特色种植业发展现状 |
| 2.2.1 粮食作物 |
| 2.2.2 经济作物 |
| 3 高密市优化发展高效特色种植业实例分析 |
| 3.1 柏城镇特色种植业实例分析 |
| 3.1.1 发展现状 |
| 3.1.2 特色种植业模式分析 |
| 3.1.3 发展前景展望 |
| 3.2 夏庄镇特色种植业实例分析 |
| 3.2.1 发展现状 |
| 3.2.2 特色种植业模式分析 |
| 3.2.3 发展前景展望 |
| 3.3 密水街道特色种植业实例分析 |
| 3.3.1 发展现状 |
| 3.3.2 特色种植业模式分析 |
| 3.3.3 发展前景展望 |
| 3.4 柴沟特色种植业实例分析 |
| 3.4.1 发展现状 |
| 3.4.2 特色种植业模式分析 |
| 3.4.3 发展前景展望 |
| 4 高密市发展高效特色种植业面临的问题 |
| 4.1 种植业基础设施薄弱 |
| 4.2 基层种植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够完善 |
| 4.2.1 种植业劳动力素质亟需提高 |
| 4.2.2 种植业技术推广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
| 4.2.3 种植业标准化程度有待提高 |
| 4.3 资金、技术、信息等市场要素发育不够健全 |
| 4.3.1 种植业龙头企业有待进一步壮大 |
| 4.3.2 种植业信贷亟需提高 |
| 4.3.3 种植业生产组织化程度有待提高 |
| 4.4 农民增收长效机制还需进一步规范完善 |
| 4.4.1 品牌宣传推介力度小，产品附加值低 |
| 4.4.2 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不强，基地、龙头连结不够紧密 |
| 4.4.3 现代种植业发展水平较低，土地产出效益不高 |
| 4.5 政府服务功能需进一步加强 |
| 5 国内外特色种植业发展背景、特点及启示 |
| 5.1 国外特色种植业的发展特点及启示 |
| 5.2 我国特色种植业的发展背景、特点及模式 |
| 6 高密市发展高效特色种植业的对策研究 |
| 6.1 完善政策、金融等扶持力度，引导高效特色种植业优化发展 |
| 6.1.1 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 |
| 6.1.2 拓宽融资渠道，促进特色种植业上规模、上水平 |
| 6.1.3 落实国家各项惠农政策，促进特色种植业更好更快发展 |
| 6.2 扩大基地、示范园区和品牌竞争力，提高特色种植业市场化水平 |
| 6.2.1 以整合资源为基础，扩大特色种植业基地发展规模 |
| 6.2.2 进一步做大做强龙头企业，提升企业品牌知名度 |
| 6.3 强化科学支撑能力，为特色种植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
| 6.3.1 培养农村实用科技人才，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
| 6.3.2 加大科技园区建设，促进农产品的科技成果转化 |
| 6.3.3 健全科技兴农机制，提高种植业生产水平 |
| 6.4 完善硬环境与软环境建设，为特色种植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
| 6.4.1 加强种植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种植业综合生产能力 |
| 6.4.2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特色种植业有力发展 |
| 6.4.3 加大推行种植业标准化的力度 |
| 6.4.4 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高密市种植业各镇街区基本数据统计表（1—7） |
| 攻读农业推广硕士期间所发表的文章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10）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背景和意义 |
| 一、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背景 |
| 二、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意义 |
| 第二节 资源型城市的问题 |
| 一、资源型城市的非专属问题 |
| 二、资源型城市转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资源型城市研究简要评价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框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的框架与内容 |
| 三、主要创新点 |
| 四、本文的几点不足 |
| 第二章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资源型城市的界定、分类与特点 |
| 一、资源型城市的概念 |
| 二、资源型城市的界定标准和数量 |
| 三、资源型城市的分类 |
| 四、国内资源型城市的特点 |
| 第二节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基本内涵及现实意义 |
| 一、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基本内涵 |
| 二、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现实意义 |
| 三、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基本特征 |
| 第三节 比较优势与资源诅咒问题 |
| 一、比较优势理论 |
| 二、对比较优势的挑战：资源诅咒 |
| 三、资源诅咒的发生机制：理论解释 |
| 四、制度与资源诅咒 |
| 五、资源充裕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比较优势陷阱还是制度诅咒 |
| 六、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
| 第四节 资源型城市的落后是否为资源诅咒 |
| 一、自然和地理因素分析 |
| 二、人口集聚因素分析 |
| 三、制度与政策因素分析 |
| 四、对资源型城市落后的原因总结 |
| 第三章 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国际经验及借鉴 |
| 第一节 国外典型资源型城市转型案例 |
| 一、德国的鲁尔地区(煤城、钢城) |
| 二、法国洛林(煤炭、钢铁城) |
| 三、英国伯明翰(煤炭城) |
| 四、美国的匹兹堡(钢铁城) |
| 五、美国的休斯敦和洛杉矶(石油城) |
| 六、日本九州(煤炭、钢铁城) |
| 七、澳大利亚墨尔本和珀斯(金矿、综合矿城) |
| 第二节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比较研究 |
| 一、各国(地区)资源禀赋和战略 |
| 二、转型模式比较分析 |
| 三、国外资源型城市转型主要经验 |
| 四、对我国的若干启示 |
| 第四章 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总体情况及相关政策分析 |
| 第一节 资源型城市的总体分布 |
| 第二节 资源枯竭试点城市转型发展的进展情况 |
| 第三节 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发展的总体情况和相关政策分析 |
| 一、中央出台的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相关配套政策 |
| 二、省一级政府出台的支持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政策 |
| 三、中央及各省市开征的与资源型城市相关的税费政策 |
| 第四节 政策效果分析 |
| 一、18个资源枯竭型转型试点城市情况分析 |
| 二、山西实施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试点政策的效果分析 |
| 第五章 石油、煤炭等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主要实践与经验 |
| 第一节 阜新等资源型城市的转型经验 |
| 一、辽宁省阜新市的转型经验 |
| 二、吉林省辽源市的转型经验 |
| 三、安徽省淮北市的转型经验 |
| 四、安徽省淮南市的转型经验 |
| 五、黑龙江大庆市：最着名石油资源型城市的主动转型之路 |
| 第二节 资源枯竭转型试点城市的主要规划发展思路借鉴 |
| 一、产业转型 |
| 二、体制机制建设 |
| 三、社会转型 |
| 四、生态环境 |
| 第三节 对其它资源型城市推进转型的启示 |
| 一、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主旋律 |
| 二、积极培育接续替代产业，推动经济转型 |
| 三、转型发展要特别注重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 |
| 四、大力发展社会事业、改善民生，是转型发展的归宿 |
| 五、自身努力和中央、省政府的外力支持相结合 |
| 六、体制机制建设是转型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
| 第六章 资源型城市转型及竞争力模式研究 |
| 第一节 资源型城市转型及竞争力提升模型及分析 |
| 一、国外城市竞争力理论模型 |
| 二、国内城市竞争力理论模型 |
| 三、对现有模型的小结 |
| 第二节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三个关键点 |
| 一、产业结构转型 |
| 二、整体社会转型 |
| 三、综合环境转型 |
| 第三节 资源型城市转型和竞争力提升的系统工程 |
| 一、三大关键转型的关系 |
| 二、一体化背景下的开放意识 |
| 三、扭转资源文化，建立科技文化和人才文化 |
| 四、政府制度保障 |
| 第四节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基本理念 |
| 第七章 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 |
| 第一节 新兴主导产业的选择原则、选择误区及特点 |
| 一、新兴主导产业的选择原则 |
| 二、新兴主导产业的选择误区 |
| 三、新兴主导产业的特点 |
| 第二节 产业转型模式选择 |
| 一、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模式 |
| 二、产业转型模式选择须因地制宜 |
| 第八章 资源公平建设 |
| 第一节 资源公平的内涵 |
| 一、马克思的资源公平观点 |
| 二、亨利-乔治等人的土地资源公平观点 |
| 三、我们的资源公平观点 |
| 第二节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资源公平问题 |
| 一、资源型城市向发达地区和央企等利益主体流失经济利益 |
| 二、资源红利在普通居民和少数暴利群体(矿老板现象)的分配不均 |
| 第三节 资源性产品的价值补偿 |
| 一、价值补偿的理论基础 |
| 二、资源开发补偿现状 |
| 三、我国资源开发补偿制度缺陷 |
| 第四节 以更大的勇气推进改革，加快资源公平的体制机制建设 |
| 第九章 近中期改善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建设高效率和服务型政府，改善经济发展环境 |
| 一、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升政府服务水平 |
| 二、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
| 三、健全财政预算体制，打造民生型财政 |
| 第二节 健全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财政和投资政策支持体系 |
| 一、中央和省加大对资源型城市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 |
| 二、中央和省级政府加大对资源型城市的专项支持倾斜力度，减少专项配套 |
| 三、利用国债资金和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的扶持政策 |
| 四、调整和完善可持续发展基金分成和使用办法 |
| 第三节 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为转型提供更多正向激励 |
| 一、加快税制改革，增加绿色税种，加快结构性减税 |
| 二、加快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地方市政债先行先试 |
| 三、在资源型城市试点建立资源型经济转型政策性金融机构 |
| 四、给予资源型城市一定的政策先行先试空间 |
| 五、建立健全接续替代产业发展的扶持机制 |
| 六、建立资源合理开发和生态补偿机制 |
| 第四节 突破瓶颈制约，为实现经济转型提供更大政策空间 |
| 一、投资项目审批政策 |
| 二、调整区划政策，适度推进区域合并 |
| 三、推进土地制度改革 |
| 四、增强科技创新和人才的支撑作用 |
| 五、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山东省国税收入十年回顾与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厘捐、子口税及其博弈[D]. 余治国. 安徽师范大学, 2019(06)
- [2]中国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研究[D]. 宁彤云. 浙江大学, 2019(03)
- [3]产业结构演变对税收增长的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 ——以云南为例[D]. 徐芝达. 云南大学, 2018(01)
- [4]南京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研究（1931-1938）[D]. 柴德强. 山东师范大学, 2017(01)
- [5]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烟酒税的征收与稽查研究（1927-1937）[D]. 钟珊.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6]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D]. 金德谷. 中央民族大学, 2016(04)
- [7]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改革的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权利配置视角[D]. 田龙鹏. 湘潭大学, 2016(02)
- [8]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研究[D]. 王安. 苏州大学, 2015(07)
- [9]高密市优化发展高效特色种植业的现状及对策研究[D]. 刘洋. 中国海洋大学, 2014(01)
- [10]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政策研究[D]. 曾万平.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