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旭宏[1]2004年在《民间资本进入公共投资领域问题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前，我国的国家财政预算内资金已不能满足公共投资的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我国的民间剩余资本却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膨胀和发展：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民营企业不断做强做大，积累了惊人的财富；全国居民个人储蓄不断增加，资金大量闲置；民间资本触角遍及了国民经济的十六大行业，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闲置的民间资本参与公共投资，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成为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本论文试图通过我国公共投资领域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的分析，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和国内外的有益尝试，探索一条在公共投资建设项目中利用民间资本融资的有效模式，以期解决公共投资资金匮乏，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同时通过对民间资本现状的研究，设计对其资金的有效整合，从而确定其进入公共投资领域的合理范围和应注意解决的问题。在系统地研究公共投资理论和我国民间资本现状的基础上，本文探讨并界定了公共投资的定义及其边界、民间投资主体及其应用范围，论证了我国现阶段通过各种融资手段将民间资本引入公共投资领域的可行性和优势。通过对我国公共投资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以及对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带来的挤出效应和乘数效应的理论分析，并与实践相结合，详细讨论了如何有效地应用各种融资手段（市政或国债债券、公共投资基金、BOT、TOT、PPP、PFI等）解决在我国公共投资事业中使用民间资本的问题以及各种融资方式的适用范围。最后，提出了目前在公共投资建设中利用民间资本所面临的一些障碍和问题，并针对这些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思路。
胡元聪[2]2006年在《我国公共投资准入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公共投资的含义在学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公共投资是指所有投向于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行业，向社会提供基础性和公共性商品或服务的投资。狭义公共投资特指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在基础设施和自然垄断行业进行的物质性公共投资。本文主要探讨广义上的公共投资，即包括政府但不限于政府对公用事业、公共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公共投资对稳定经济和促进经济发展，增进人民福利，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改革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公共投资不仅是一项复杂的经济活动，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 按照传统的观点，国家基于其职能应该是公共投资最基础、最核心的主体。同时，由于我国存在因转轨经济时代遗留的问题如政企不分、行政垄断对公共投资的消极影响，导致了我国公共投资主体的单一，资金来源的不足。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矛盾越来越大，迫切需要公共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以吸引更多的资金，从而构建国家主体、民营经济主体以及外国投资者主体相互合作的多元化主体投资体系。当然，公共投资准入的条件不同于一般市场主体，并非任何企业均可以参与公共投资，对准入主体作某些限制是必要的。此外，目前我国公共投资准入的问题除了投资主体单一，还存在政府在公共投资中职能的“越位”与“错位”，公共投资法律体系的不健全，非公有经济投资领域的狭窄、准入程序的不规范，投资运行缺乏必要的监管以及退出机制的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上述问题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公共投资的效率和公平。 本文基于经济法的视角，通过公共投资基本含义和范围的界定，在比较国外准入制度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公共投资准入制度的具体对策，以期实现我国公共投资准入的多元化和法治化。 本文主体内容分四个部分对我国公共投资准入法律制度进行了研究，其基本框架是： 第一部分，公共投资准入制度的一般理论。首先，界定公共投资的一般理论，包括公共投资的含义、特征和范围，准入制度的含义以及公共投资准入法律制度的含义。其次，对公共投资准入制度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包括公共投资对于社会经济的特殊意义、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第叁，对公共投资准入制度的价值取向进行了分析，指出秩序、效
娄振华[3]2012年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关系动态演进的研究》文中提出投资、消费、净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叁驾马车。投资则是启动经济的最快引擎，是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工具。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投资一直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金融危机以后，政府投资成为保增长的主导力量，投资增长形成了由政府和国有经济带动的格局。但是，政府投资作为增长动力不具有可持续性。经济增长不可能完全依靠外力保持，同时，政府财政赤字也难以承受长期投资增长的资金需求，投资动力必须向私人投资转换。只有私人投资信心得到有效恢复，经济增长才能真正获得内生的、可持续的动力。如何正确处理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关系、鼓励和促进私人投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本文首先对国内外文献进行了梳理，并从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挤出和挤入效应以及私人投资的决定因素叁个视角对相关文献进行了评介。进而对我国宏观和分省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特征事实进行了总结，重点从总量、结构和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对全国公共投资内部基础设施投资、科教文卫投资和公共管理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进行分析，初步形成了对中国宏观经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关系的一个基本判断。关于地方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采用分省面板数据，采用格兰杰检验和协整以及VAR脉冲响应分析等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方式，不仅研究了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是“竞争”还是“互补”，更深入分析了公共投资内部基础设施投资、科教文卫投资和公共管理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因地区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政策性因素等方面的差异，公共投资内部构成对私人投资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和科教文卫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都表现为正向，但在部分省市表现出负面影响；而公共管理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地区间差异较大。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的关系在省市间的差异性表现与经济发展水平和所有制类型有关。在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地区，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是竞争关系；而在西部不发达地区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表现为互补关系。考虑到我国处在从财政主导型向银行主导型体制转变的过程中，金融发展和财政收入是影响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重要因素。本文采用分省面板数据，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将金融发展、财政收入、财政分权等变量纳入模型进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和财政分权对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及其相互关系的影响省际间存在结构性差异。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与私人投资水平密切相关，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金融发展能够有效带动私人投资增长，而金融发展水平滞后的地区，私人投资很难从金融中介获得支持实现快速发展。地方政府公共投资受到财政收入的约束，财政分权程度不同的地方将会产生不同力度的公共投资。财政收入、财政分权对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且财政收入和财政分权对基础设施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一些。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而忽视了短期内对地区经济增长促进效果不明显的科教文卫投资。本文还对各省市公共投资的最优比重进行了预测。最后基于以上实证检验结果的比较分析，在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管理和促进民间投资的相关政策建议。
王威[4]2007年在《中国公共投资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从凯恩斯强调政府干预经济以来,公共投资已经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工具之一,但不同的经济学家对公共投资政策在经济中的作用持不同看法。其中,凯恩斯在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同时,强调了资本(物质资本)形成以及公共投资的重要性,但凯恩斯对资本积累重要性的认识不是一种理论论证结论,而只是一个实际判断。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在对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进行扩展之后,却从另外一个实际判断的角度,说明了在调节需求总量方面,公共投资政策的有效性不如消费性财政支出政策。其主要理由是政府公共工程投资时滞长,效率低。实际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以凯恩斯的乘数理论否定了凯恩斯的判断,并促使西方国家在二战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选择了以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而实际经济运行存在这样的现象,消减形成资本方面的开支比消减消费性开支更容易。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实践和改革后我国的经济实践都证明了政府支出中消减基础设施投资、教育开支和科研支出比消减消费性公共支出更容易。如果我们不能从理论上和经验上验证公共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地区发展、私人投资的重要性,就不能正确认识公共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和地区协调发展的机制,制定经济政策时将无法避免短视行为,政府的公共投资政策将不能得到有效地运用。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对公共投资的效应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文献来看,关于公共投资、公共支出、政府支出等的研究多是侧重于研究其对经济增长或地区产出的效应,而对于公共投资的其他效应,如供给效应、汲水效应、社会福利效应等的研究比较少,没有文献对公共投资的效应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在这些文献中,我国学者关于公共投资的研究多是侧重从理论角度进行研究。而从实证角度研究的学者,多是侧重研究公共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即公共投资对经济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而对公共投资的其他效应,尤其是供给效应研究得很少。而国外的学者多是从经验的角度,运用计量、协整、VAR等研究方法研究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和私人投资的效应问题,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因此,结合西方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本文认为对我国政府的公共投资效应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是有必要的。在研究中,本文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并以定量分析为主。在运用数量模型进行说明的同时,本文还运用回归分析、协整分析、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等计量分析方法对公共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供给效应、汲水效应和社会福利效应进行定量测算。本文的基本结构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本文选题的背景与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及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框架、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点和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等。第二章介绍公共投资的相关理论。主要是在对公共投资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阐述与公共投资相关的理论,以为后面公共投资效应的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叁章主要探讨公共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本章在对公共投资经济增长效应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相关分析法、协整分析、Granger检验法对我国1990年以来公共投资总量规模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方法(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验证我国公共投资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运用Panel Data分析法检验公共投资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在总量规模上,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公共投资规模的经济增长效应(0.53)大于私人投资(0.18)对经济增长的影响。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1998年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后,公共投资产生了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在公共投资结构上,当期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服务投资、教育和科研投资、国防支出对产出的影响均为正。其中,教育和研发投资、公共服务投资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产出的影响较大,回归系数分别为0.649、0.455和0.382,国防支出对产出的影响较小,回归系数仅为0.184。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公共投资的结构变量均对GDP产生明显的正向冲击,但时滞不同,影响持续的时间也各不相同。其中,公共服务投资正效应基本上在1年后达到最大,经过2年后影响效应则基本消失;教育、研发投资和国防支出分别在3年和2年后达到效应最大,且其正效应大约要在3到4年后渐渐消失;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需要经过6年才能产生正向效应,但它的影响效应持续时间也是最长的。方差分析表明,以公共投资每一个结构变量为因变量的方程都能够对GDP的长期增长做出明确的解释。在投资区域方面,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各区域的公共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并且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明显的差别,其中西部区域的公共投资效应(0.129)明显低于东部(0.349)和中部区域(0.354)。第四章主要在阐述公共投资供给效应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分别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我国公共投资的总量供给效应进行对比分析。分析表明,不论我们采用线性模型还是对数模型,采用OLS还是TSLS方法,我们都可以得出近似的结论,即公共投资具有显着的供给效应。但,通过对决定公共投资相对供给效应的主要因素:公共投资供给量和公共投资的资本产出效率的分析表明,尽管1990-2004年间公共投资相对供给平均增长率为17.11%,但我国公共投资的相对供给增长能力从总体上来说是逐年下降;同时公共投资各个组成行业的投资产值结构比表明,我国对基础设施产业的投资力度最大,其次为对公共服务的投资,而对教育和科研等的投资力度最小。第五章主要对我国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共投资总量和结构对私人投资的具体效应进行论述和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投资率与私人投资率之间高度相关(r=0.802),且公共投资率是私人投资率的单向Granger原因,即相对于GDP来说,公共投资的变动会引起私人投资的变动,但私人投资的变动不会引起公共投资的变动。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线性关系,并且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入效应,公共投资率每变动一个单位,私人投资率则增加0.707个单位。除国防支出外,公共投资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资本存量可以提高私人投资的收益率,从而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入效应,即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服务投资、教育和研发投资所形成的存量每增长1%,则私人资本的收益率分别增长0.175%、0.392%、0.230%。而国防支出不论是当年的流量还是存量对私人投资的汲水效应均不明显。第六章主要对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体育社会福利、文化广播和国防等领域公共投资的分析,以判断我国公共投资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效应,并着重分析了公共投资的教育效应和就业效应。分析表明,公共投资在不同领域有明显的差别,因此产生的社会福利效应也不尽相同;尽管教育公共投资的力度在逐年加大,但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公共教育投资水平是偏低的,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8%(2004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为3.26%);增加公共投资能够带来就业增长,但其影响存在时效性,随着时间推移其作用会衰退。第七章和第八章分别论述了制约公共投资效应的因素和提高公共投资效应的途径。在这两章中,首先描述了公共投资效应的现状,然后对影响公共投资效应的因素进行具体分析,找出我国公共投资存在的问题,最后有针对性地从公共投资的范围、公共投资的规模、公共投资的结构以及公共投资的方式、管理体制等几个方面提出解决我国公共投资效应问题的具体途径。
龚志坚[5]2010年在《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下的财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资源的快速耗竭和环境污染的恶化为沉重代价,无序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实施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是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举措。自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和2006年3月《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确立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以来,部分省份开始了主体功能区划的试点,但停留在划分层面的较多,设立配套的具有特色的财税政策较少,部分省份甚至还未开展主体功能区的区划。受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实践活动尚未普及和不够丰富的制约,理论界对如何运用财税政策贯彻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意图,研究得还不够系统和深入。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从财税政策作用于投资、消费和就业等要素的机理出发,借鉴国外运用财税手段调控经济、实现环保、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成功经验,根据我国四类主体功能区的目标任务,确立相关财税政策的目标定位和设计构想,力求在主体功能区财税政策理论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系统性和挖掘研究深度。并对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下的财税政策的设计和运用进行细化,并预测各种财税工具使用产生的效果,构建贯彻实施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所需的各种机制,增强操作性和指导性。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实现了四个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既有各种财税工具调控经济、实现环保、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机理阐述,又有它们促进主体功能区战略目标实现的绩效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既有我国目前各种财税工具使用与主体功能区战略目标不相适应及改进建议的规范分析,又有国外类似领域及我国各种财税政策使用的实证分析；历史研究与逻辑研究想结合,既有国外及我国财税政策运用的实践历史研究,又有在当前历史时点,面对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的大背景,设计财税政策须考虑的相关逻辑因素的分析；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研究既有理论上的解释,总结财税政策运用的规律,而且以理论为指导,提出适应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要求的财税政策的设计,并力求具有可操作性。本论文在以下叁个方面具有创新性。一是观点创新。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的实施,是我国发展理念的一次重大变革,是新鲜事物,在各种配套政策研究尚处初级阶段的时期,本文对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甚为重要的财税配套政策展开系统研究,具有观点上的创新性。二是内容创新。本文着重从环境税、税式支出、转移支付、基础设施公共投资、政府绿色采购等各种财税工具的设计、运用方面,探讨与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的契合,所研究的内容都是实践尚未丰富,亟待解决的前沿课题。叁是方法创新。运用计量研究方法分析各种财税政策在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效应；在环境税、转移支付、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税式支出、政府绿色采购5个核心内容的撰写过程中,按照国外相关实践、我国当前现状与绩效评价、适应主体功能区要求的相关财税政策设计叁个步骤展开,使论文更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和视野广阔性。通过相关研究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一、环境税是促进主体功能区环保和资源节约的有力工具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强调要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征收环境税,通过发挥市场价格机制,解决生产的负外部效应问题,会有比较理想的效果。对于生产者来说,通过对污染征收环境税,提高了企业制造污染的成本,有助于将外部成本内生化,使其边际私人成本等于其边际社会成本,从而促使企业通过诸如废物再回收、废物分解前的净化、减少产量等方式来减少污染,增加整个社会的净收益和福利,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税也可对消费者产生影响,减少产生污染物的消费品的消费,达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目的。我国环境税收起步较晚,目前还很不完善,严格来说还没有真正意义的狭义环境税。从广义环境税角度看,具备环境保护调节功能的税种有车船使用税、资源税、消费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等。但这些税收政策制定时也缺乏对环境保护的考虑,其环境功能并不突出,没起到相应的保护环境的作用。以环境保护为目的设定的减免和税收差别较少,排污税还未设立。排污费作为我国目前的关键环境经济手段,由于存在制度设计不科学、难以足额征缴、征收缺乏刚性、可以转嫁、使用不规范等问题,其环保功能不够明显。当然,除了排污费我国还有一部分环境管理的收费制度,如矿区使用费和矿产资源补偿费等,但这些收费制度除了普遍存在征收范围偏窄、刚性不足、收费标准偏低、不能体现地区差异等问题外,还各有不同的缺陷。目前,我国开征环境税已具备基本健全的公共财政功能、社会对环境税的认同度提高、拥有专门的组织机构等有利条件,相关经济社会环境已形成。适应主体功能区环保要求,狭义环境税需要对课征对象、纳税环节、纳税人、计税依据和税率进行专门设计。同时,还需要资源税、消费税等其他广义环境税配套改进,促使其环保功能的有效发挥。二、政府绿色采购是促进主体功能区环保的关键环节政府实施绿色采购政策显然有利于各主体功能区的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我们应认真借鉴国外成功的政府绿色采购经验,针对我国主体功能区的现实情况,加以研究和制定政府绿色采购政策。我们必须在国家实施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不遗余力地建立和推广我国的政府绿采购制度。根据我国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实际情况,结合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我国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设计：着眼于绿色采购观,提升绿色意识,建立绿色标准；制定必要的政府绿色采购法律、法规；改进相关政策,扶持政府绿色采购；加大对农业项目的政府绿色采购；建立一个全面、准确的信息网络技术系统；加强绿色政府采购的组织建设；明确我国政府绿色采购的优先领域；健全政府绿色采购的监督机制。叁、转移支付是促进主体功能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途径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作为主体功能区的重点评价内容。可见,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实现主体功能区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995年,我国制定了《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首次引入了“标准支出”和“标准收入”的概念,初步建立了与分税制体制相匹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规范。但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在平衡各地区财力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如各形式转移支付间缺乏协调、税收返还不利于均等化、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过小、专项转移支付均等化效应缺乏、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尚未健全,这些问题导致公共服务水平难以均等化。适应主体功能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现有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必须进行改革。应从确立转移支付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定位、改进转移支付形式、增强“因素法”的科学性、明晰划分政府间事权与财权、改进省以下财政体制、建立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健全转移支付的监督评价机制和管理机构、加强转移支付的法制化建设、界定主体功能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范围等方面,对主体功能区的转移支付进行设计。四、基础设施公共投资是促进主体功能区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强调,通过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吸纳资金、技术、产业和人口聚集的能力,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提升区域辐射能力,使重点开发区成为支撑今后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和集聚人口的重要载体。主体功能区的基设施建设离不开公共投资,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主体功能区的基设施建设现实情况,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针对性地设计公共投资政策。针对我国基础设施公共投资领域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我国主体功能区的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应着重从以下方面进行设计：推动投资多元化、提高投资效率、确立合理的投资范围和规模。五、税式支出是促进主体功能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手段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强调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提高增长质量,提升参与全球分工与竞争的层次。税式支出作为政府调整产业结构最直接的税收手段之一,对产业投资有重大影响,必然在主体功能区的产业升级中发挥作用。我国的税收政策因客观上赋予不同产业不同的税收负担,改变了不同产业的收益率,从而对资本投向具有引导作用,最终影响了产业结构。但目前我国税式支出在对产业的激励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税式支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力度不够。目前,服务业、农业等其他行业排除在增值税实施范围之外,不能进入进项税额进行抵扣,进一步加大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成本,增值税政策制约着科技进步的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不利于企业技术进步,企业资折旧方法限制过多,税收优惠政策效果不明显,鼓励企业进行科研开发力度不够。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不完善,没有考虑高科技人才教育投资成本大的情况,在税前扣除时没有考虑居民的教育支等因素,致使居民对高层次教育投入不足；对高科技人才的创造发明、成果转让收益征收所得税,导致科研成果转化率低。其次,税式支出对现代服务业的激励不足。营业税税制不完善,现行营业税按照行业设置税目,并对课税对象采用列举法,当经济中出现一些新的生产经营方式时,营业税则无法将其纳入征税范围；税率设计上未能充分地体现行业差别,也未突出应鼓励的服务行业。所得税优惠措施对服务业产业政策的导向性体现不够。对于现代服务业,缺乏统一规范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再次,税式支出对先进制造业激励不足。相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对制造业给予的税收优惠少之又少,促使具有基础产业性质的制造型企业急于给自己贴上“高科技”的标签,未将科技成果真正转化为生产力去运用。使用进口设备享受的优惠多于采购国内设备,合资、外资企业拥有“超国民待遇”,使国产设备渐渐失去价格优势,我国装备制造业的税负较重,加大了产品成本负担,影响其国际竞争力。现行税收政策对先进制造业所急需的高级技工和技术设备管理人员并没有鼓励措施,高级技能人员的匮乏与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不相适应。最后,目前所有制取向和区域取向的税式支出使优化产业结构的效应受到削弱。而且,我国的税收体系尤其是地方税体系不健全,导致税收缺位与收费越位现象并存,使得中央政府利用税收政策进行产业结构宏观调控的能力也大大降低。目前,我国优化开发区是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最集中的地区。我们在借鉴国外税式支出优化产业结构的经验的同时,按照主体功能区产业升级要求,对我国税式支出进行科学设计。应从实施长期的优惠税率、运用纳税扣除和投资税收抵免方式、合理实施减免税和退税、有选择地实行加速折旧法、实行风险损失补偿制度、积极参加国际科技多双边合作的国际税收协定等方面设计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税式支出政策。应进一步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对生产企业购买诸如专利技术等其他服务投入允许进行抵扣；调整营业税的税目、税率；确定服务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目标和重点,完善现行服务业税收优惠的具体内容,调整税收优惠政策的手段和环节,制定合理有效的税式支出政策体系；建立促进服务外包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实施促进服务业市场化改革税收优惠政策。从以上几个方面,设计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支出政策。应从尽快使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明朗化、对先进制造业的科技开发加大税收鼓励力度、减轻我国装备制造业的税负、对先进制造业高级技能人员进行个税激励等方面设计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税式支出政策。
赵璧[6]2012年在《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北京市政府投融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存在,集中表现为中国社会贫富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资源环境矛盾相对突出。特别是,旧有经济体制僵化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进步的主要问题。原有的只强调效率而忽视发展质量的道路已经难以为继,经济体制必须要改革。除了经济体制因素,各地方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还要受到本地自然条件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在多重困境压力之下,在体制机制尚未作出必要的调整或者是正在经历调整、适配、再调整的关键阶段,肩负着在本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地区现代化建设重任的地方政府必须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必须要兼顾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因此,在现有体制机制框架内,通过微观方法的创新去解决一些地方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将是中国今后一段时期内经济工作的重点。经济建设要更重视质量而不再过分强调速度,不能再继续鼓励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要转移到依靠消费和技术进步上来。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加大科技研发、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提供力度。另一方面,未来一个时期国家执行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可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全社会资金供给都处于紧张的状态,融资的成本和难度会加大。在此前提下,北京市政府如何能够在资金相对和绝对短缺并存的情况下,保持公共领域产品的提供力度,从而保障首都人民享受发展成果,促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对于北京市的管理者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这就需要北京市政府通过投融资手段,充分发挥有限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广泛吸引社会资金,为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关键领域开辟稳定筹资渠道。然而,北京市的政府投融资本身还存在诸多问题。如何站在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去看待北京市政府投融资问题,并利用投融资模式上的创新或者是投融资需求供给管理的优化来为北京市长期可持续发展服务,是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本文在解决问题的时候,采用的是标本兼治的思路,不仅仅是就事论事。因而,本文的重点不是去探讨北京市政府投融资体制机制本身如何变革,而是试图在现有体制机制框架内,站在整体的高度,基于可持续发展这个视角,以金融和财政相结合的手段按“有保有压”的方针,去解决中短期内北京市政府在公共领域的投融资问题。同时,利用政府投融资这一手段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这对于其他省市地方政府也具有借鉴意义。本文沿着“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政策分析”的思路,以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为基础,以发展为背景,重点关注了在“十二五”规划目标背景下北京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地方政府投融资问题。在文献综述部分,本文回顾了地方政府投融资的理论背景和现实原因,包括：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地方考核激励制度不完善、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并分析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可能造成的负面效果。随后从制度经济学等角度探讨了地方政府投融资的理论基础,以及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最后,对包括北京市在内的地方政府投融资的主要模式和外国经验做了梳理。在实证部分,本文综合运用案例研究和计量分析等实证分析方法,分析了北京市政府所面临的资金短缺现状,试图从可持续发展视角寻找一种中短期的非体制改革的解决办法。本文提出：从需求角度,北京市政府必须“有保有压”抓重点保证地方重点领域的投融资需求；从供给角度,必须创新投融资模式挖潜力,利用有限的财政资金为引导,吸引社会力量和资源,以期能保证在体制机制变革时期,满足北京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实现发展经济与保障民生的平衡,最终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还对北京市政府可能面临的融资风险做了简单探讨。在政策分析部分,本文从融资模式优化、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等几个方面为北京市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部分得到的主要结论有：第一,地方政府投融资冲动的现实背景是地方政府财力不足,体制机制背景是地方官员考核激励机制不完善,而地方政府对国有银行过度利用也是投融资冲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上述原因所造成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冲动带来了很多风险,包括：因为债务违约可能造成的地方政府信用风险和道德风险,融资规模过大可能引起的财政风险,地方金融风险和宏观经济风险等。第二,政府投融资行为是一个有多方参与的委托代理行为,人民群众委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治理国家,中央政府委托地方政府管理地方事务。地方政府通过建立投融资平台来缓解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压力。但是在实践中地方政府投融资过度依赖投融资平台,融资平台的资金来源渠道又过度倚重银行贷款,这些都造成融资成本高而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所以,地方政府必须创新融资方式,在分析每一领域公共产品的公共性和盈利性等特征的基础上,利用不同的投融资模式吸引民间资本,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多更有效率的公共产品。第叁,外国政府的投融资体制机制相对灵活多样,但是都是结合本国的国情特点逐步确立的。其中,美国的特色模式是市政债券模式,德国的特色模式是融资租赁模式,法国的特色模式是公共事业特许经营模式。中国各个地区之间的投融资模式也有差别。如与上海投融资模式相比,重庆模式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主要原因是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造价高,回收周期长,盈利水平低,民营资本较少参与。天津模式大体上介于上海和重庆之间。北京市在融资模式创新上进行了许多有益尝试,但是模式创新所占的比重还较低,这导致了一些不可持续的问题。第四,北京市政府投融资不可持续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越位与市场缺位并存,体制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二是,投资总量不足与投资主体单一,北京市的有限财政资金,显然不能满足庞大的社会公共需求相。叁是,融资渠道单一与创新不足,过度倚重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融资成本较高。第五,根据北京市“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在资金约束条件下,北京市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应该“有保有压”抓重点,保证重点领域的投融资资金来源,并且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去选择投融资的重点领域。同时,重点领域的融资模式必须可持续,以市场化融资为基础,在公共领域充分发挥社会资金的积极性,完善对于北京市重点领域投融资的保障。第六,北京市“十二五”规划发展目标可以被认为是北京市可持续发展的中短期战略目标,所以投融资重点领域的选取必须紧紧围绕北京市“十二五”规划发展的目标和北京市已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这个实际情况来开展。要按照公共产品理论区别不同领域的公共属性和盈利属性,对照各种融资方式的风险、成本和可得性指标,分别有针对性的为重点领域设计融资方案。同时,要充分对各资金渠道作挖潜,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来为北京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最终目标是实现“两个可持续”,即北京市投融资资金及模式的可持续和北京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第七,北京市融资渠道的市场化程度不足,民间资本进入公共领域还存在政策性门槛。因此,北京市一方面要大力引入“PPP”等创新方式优化政府投融资模式,另一方面还要积极推进“阳光融资”,充分挖掘民间资本参与北京市建设和公共产品提供的潜能。此外,要积极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健全风险管理与监控体系,防范北京市政府融资的风险。
刘尚希, 赵全厚, 孟艳, 封北麟, 李成威[7]2012年在《“十二五”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压力测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二五"时期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风险压力与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公共投资的资金需求、地方政府投资能力、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力匹配格局以及政府与市场公共投资边界调整等因素密切相关。本研究报告围绕"十一五"时期存量债务影响、公共投资需求、公共投资能力叁个方面对"十二五"末债务余额、债务率、偿债率等指标进行定量测算。文章对"十二五"时期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状况,从四种情形分别进行了测算:(1)经济增长视角下债务动态测试;(2)中央与地方支出格局调整债务压力测试;(3)政府与市场边界调整对债务压力测试;(4)养老保险缺口资金显性化债务压力测试。根据测算结果,"十二五"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虽然总体可控,但部分指标揭示出债务压力持续走高,形势不容乐观,有必要多管齐下、疏堵结合,从制度建设、体制机制和政策管理等方面入手,缓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压力。
王海民[8]2010年在《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诱导效应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社会投融资体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私人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过程中最积极,最活跃的组成部分,私人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但是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看不见的手”会产生市场失灵、外部性等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处于低谷时期,容易出现凯恩斯所说的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这时就需要政府果断作出反应,通过积极、有效的政府公共投资来诱导私人投资的发展。2008年由于美国次贷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实体经济遭受重创。为了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我国又重新启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2008年11月10日国务院宣布了两年总计4万亿的投资计划,其中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2800亿元；用于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3700亿元；用于铁路、公路、机场和城乡电网建设,总额18000亿元；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400亿元；生态环境3500亿元；自主创新结构调整1600亿元；用于地震重灾区的恢复重建投资1万亿元。在金融危机背景下,4万亿的投资对于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有一定的作用,但仅仅依赖公共投资,难以发挥投资对经济的乘数效应,经济增长没有后劲,经济如果不景气,私人投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因此,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之间是否存在传导机制,以及公共投资如何诱导私人投资发展,从而启动内需,提高投资效率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在目前的经济发展格局中,私人投资无论是对经济增长,还是对创造就业岗位以及维护社会稳定,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公共产品供给与私人产品供给均衡关系决定于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的均衡状态,因此研究公共投资合理、有效的引导私人投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的研究内容共分六个部分,各章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为导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与实际意义、相关研究概念的界定、文献综述、研究结构与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以及主要的创新点与不足。第二章是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诱导效应的理论基础。本章内容分别介绍了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外部性理论及公共产品理论。通过本部分的论述,指明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了私人投资中存在的外部性问题,并最终阐述了政府进行公共投资的原因,以及公共投资的作用。第叁章总结了我国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对公共投资的分析包括了四方面的内容,首先,对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过程进行了回顾,因为财政体制改革的变化直接关系到政府公共投资的范围和内容；其次介绍了公共投资的主要范围；叁是通过从公共投资的总量、公共投资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公共投资中教育和科研支出情况等角度分析了我国公共投资发展的现状；四是简要描述了现阶段我国公共投资存在的问题。对私人投资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分析主要包括叁方面的内容：一是回顾了我国自建国以来至今私人投资的在宏观层面所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二是总结我国私人投资的产生和发展状况,通过使用历史数据进行趋势分析,分析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至今我国私人投资的产生和发展状况；叁是分析我国私人投资存在的问题,从私人投资区域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投融资渠道不畅叁个方面进行因素分析,综合评价我国当前的私人投资情况以及需要政府公共投资进行诱导的必要性。第四章是对我国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诱导效应的理论分析。本章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一是政府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诱导效应的内涵,政府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诱导效应包括了挤出和挤入两个方面；二是分析了政府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诱导效应的因素；叁是总结了发达国家和地区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诱导效应的经验,从融资体系、监管体制、制度环境、法律法规、融资渠道等方面进行了横向的比较；四是总结出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传导机制的主要思想,按照这种思想构建了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传导机制的主要框架,即公共投资通过基本建设支出、人力资本和政策制度叁种机制对私人投资进行传导,并且详细论述了传导的过程。第五章构建模型对我国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诱导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本章主要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整理了现有文献关于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数据处理方式,并提出合理的数据处理方法,采用2000年1月至2009年12月的月度数据,选择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为公共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公共投资的差额为私人投资,建立VAR模型进行时间序列的检验,研究了经济增长、公共投资、短期利率对于私人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协整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实证分析,研究长期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的关系。二是基于扩展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政府公共投资诱导效应模型进行设定。采用Alfred Greiner (1996)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公共资本的稀缺程度进行假定后,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推导完全竞争条件下,包括经典家庭、生产部门和政府叁部门的封闭经济的动态模型,对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诱导效应的存在性进行讨论,然后进一步设定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诱导效应估计模型。本文认为政府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是否具有挤入或挤出效应,关键是看政府公共投资是否提高了私人投资的效率。选取1981-2008年的年度数据将资本存量分为公共投资资本存量和私人投资资本存量,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用城镇就业人员人数表示劳动力数量,每年财政用于科研的投资来表示公共研发投资,国家财政支出中用于公共教育支出表示人力资本投资,通过对上述数据进行相应处理后,进行参数估计,最终得出我国政府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诱导效应的程度,进而确定政府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是否存在挤出或是挤入效应,以及产生这种效应的程度。第六章为全文的总结以及相关的政策建议。通过上文我国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诱导效应的实证分析,提出我国政府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影响的传导机制的新框架和设想,并对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诱导效应提出了新的途径和措施。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采用了更加严密的实证分析方法。本文利用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近十年的月度数据建立VAR模型,研究公共投资、私人投资和相关因素的协整相关关系,放弃常用低频年度数据,转而选择高频度月度数据,扩大了样本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模型的准确程度。再运用较长时间段的年度数据,采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资本要素区分为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运用E-G两步法检验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相关关系,以及两者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两个模型从不同的时间长度对同一个问题进行验证,有相互校验的作用,提高实证结果的准确性,最后得出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是挤入效应还是挤出效应,进行综合评价。二是提出了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传导机制,构建了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传导机制的主要框架,公共投资通过基本建设支出、人力资本和政策制度叁种机制对私人投资进行传导,并且详细论述了传导的过程。
张梦龙[9]2014年在《基于公共物品属性视角的铁路改革结构特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如何在积极推进高速铁路等铁路现代化建设的同时,通过改革来创造新的制度红利,实现技术进步和改革创新的协调发展,是一项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铁路改革需要考虑诸多因素,行业所提供的物品属性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试图从铁路产业特征和运输产品属性出发,研究分析对改革路径有着深层次影响的铁路改革结构特性及相关问题。具体来讲,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通过对我国铁路前期改革的反思,以及国内外相关产业改革经验的考察,论证提出研究铁路改革必须重视行业提供的物品属性,尤其是公共物品属性。我国铁路改革已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继续深化却面临诸多难题,行业属性定位的模糊成为铁路改革长期处于“胶着”状态的深层原因。作为兼具商业性和公益性的特殊行业,铁路不可能完全市场化,改革的先行步骤是明确基于行业属性分解的市场边界,这也决定着铁路领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确处理。2、在对铁路产业特征及公共物品属性构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公益性与商业性、行政性与市场性、共用性与专用性、公共性与企业性等多个维度对铁路公共物品属性的特殊表现展开研究。从不同侧面重点分析了公共物品属性对铁路改革存在的若干结构性影响。论证提出在影响铁路改革结构特性的各种结构性问题中,基于物品属性的结构是最基础性的。探究铁路改革应当首先致力于解决这些结构层面的问题,建立对铁路改革更加全面和理性的经济分析。3、在对铁路作为一个行业整体上的公共物品属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铁路产业内部各具体业务环节的公共物品属性问题也进行了研究,论证提出在探寻铁路改革目标模式与结构特性时应充分考虑以上问题的特殊影响。基于行业属性分解的铁路分类管理与改革、基于公共企业独立运作的运输生产组织结构调整、基于产业纵向关系调整的铁路运输业重组,以及相应的行业管理和政企关系重构,都是公共物品属性视角下铁路改革需要重点考虑的内容。为此,本文试图从容易引起人们忽视的公共物品属性这一新的视角,从行业所提供物品的属性这一基本维度,来重新认识铁路的性质及对改革的特殊影响,并对其中的主要经济学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建立更具完整意义上的铁路经济和铁路改革分析框架。本文主要运用公共物品理论和公共经济学,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共分七章的内容,重点就公共物品理论、铁路产业的公共物品属性构成、公共物品属性对铁路改革的结构性影响、国外铁路和国内运输业改革中公共物品属性问题的处理等展开讨论,在对如何区分铁路的公益性和商业性、明确政府在铁路中的作用和铁路的市场边界、铁路公企业的运作及相应的政企关系、政府规制和法律环境等整体性问题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深入到产业内部对铁路产业链各具体业务环节的公共物品属性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建立起了对铁路属性的整体认识,构建了一种基于公共物品属性结构性影响的铁路管理体制改革框架。论文的主要论点和创新体现在四个方面：l、在总结国内外经验走向和对我国铁路前期改革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论证提出应当重新明确铁路的属性定位并按属性分解进行分类管理。公益性铁路与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铁路,以及公益性运输和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运输的明确区分和分离即“公商分离”,按物品属性对行业进行分类管理、投资、建设和运营,是今后铁路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铁路领域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的基础。2、对铁路产业中普遍存在而又容易受到忽视的市场失灵、市场边界、公共性、公益性、公平性、正外部性、拥挤性、共用性、市场化指数、可商业化程度、公共物品属性程度、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属性的转化、政府作用、公共企业、特殊法人制度等概念及对铁路改革的结构性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归纳提出“共用经济”这一经济学概念用以分析铁路经济问题,从而构建了基于公共物品属性视角的铁路改革分析框架。3、将“公共中间品”概念引入对铁路的经济分析,改变对铁路轮轨关系和产业组织的传统看法,并深入到铁路产业链内部,对铁路运输业内部特有的公共物品属性及基于网络型基础产业共用经济现象一般特性的铁路公共中间品和公共企业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一种基于从“二分法”到“叁分法”产业纵向关系调整的铁路运输业重组模式。4、在对铁路改革中若干结构性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论证提出了基于公共物品属性的中国铁路管理体制改革框架,并对其中的“公商分离”、“调度公共化”、“叁分法”行业重组、政企关系重建及改革过渡期的政府职能等有关配套改革进行了探讨。应当说,从结构层面来思考和研究铁路改革,需要回答的问题还很多；从物品属性特别是公共物品属性视角来探究铁路经济和铁路改革问题,本文目前做的还只是初步探索,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对此寄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和努力。
冯云廷, 张素芬[10]2000年在《公共设施与服务的供给:民营化及其有效边界》文中研究说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基本经济职能就是组织公共物品的供给。但是,由于人们对于公共物品性质的认识不断深化,在一些原本由政府严格管制的公共投资领域,引入市场机制效率更高。因此,本文研究了公共设施与服务领域民间资本引入的一般趋势,界定了公共机构与民间机构在公共设施与服务领域的投资边界及其标准,并就在公共项目中引进民间资金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
参考文献：
[1]. 民间资本进入公共投资领域问题应用研究[D]. 赖旭宏. 重庆大学. 2004
[2]. 我国公共投资准入法律制度研究[D]. 胡元聪. 西南政法大学. 2006
[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关系动态演进的研究[D]. 娄振华. 南开大学. 2012
[4]. 中国公共投资效应研究[D]. 王威. 辽宁大学. 2007
[5]. 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下的财税政策研究[D]. 龚志坚. 江西财经大学. 2010
[6].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北京市政府投融资研究[D]. 赵璧.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2
[7]. “十二五”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压力测试研究[J]. 刘尚希, 赵全厚, 孟艳, 封北麟, 李成威. 经济研究参考. 2012
[8]. 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诱导效应问题研究[D]. 王海民. 东北财经大学. 2010
[9]. 基于公共物品属性视角的铁路改革结构特性研究[D]. 张梦龙. 北京交通大学. 2014
[10]. 公共设施与服务的供给:民营化及其有效边界[J]. 冯云廷, 张素芬.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00
标签：投资论文; 主体功能区论文; 投资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政府转移支付论文; 政府支出论文;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政府债务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可持续发展论文; 环境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