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竞争力（论文文献综述）
张秀萍[1]（2021）在《新疆乌什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满意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瞿连贵[2]（2021）在《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认为发展教育以摆脱贫困是各国反贫困的普遍做法。然而,在普及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何种教育更适合于贫困者的需要也更有利于他们摆脱贫困则与经济发展、文化观念等因素密切相关。职业教育直面贫困群体发展能力不足这一根本原因,专注于开发贫困群体的职业能力、促进贫困群体就业、依托就业摆脱贫困。由于这一特性,职业教育已成为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状态的教育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渠道、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的长远之计。为此,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作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旨在从学理上阐明职业教育为何能反贫困?职业教育反贫困又是如何实现的?可以从国内外的历史实践中汲取什么经验?职业教育如何在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中更好地发挥功能又如何发挥?可以提供何种行动方案?为探究以上问题,研究围绕以下思路和方法展开。第一,借助文献和理论分析,确定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第二,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揭示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脉络及蕴藏的对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理解和认识的演进;第三,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展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图景及其实现路径;第四,采用比较分析法,梳理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典型做法及其背后对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的理解和认识;第五,运用归纳法,提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具体的研究内容和步骤如下:首先,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梳理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演进动因及政策治理的基本逻辑。接下来,以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为研究对象,着力分析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成效、运行特征和现实困境,呈现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然境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的组织使命与反贫困理念、职业教育反贫困主要实践、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最后,综合历史、现实和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出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的优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得出以下七个结论:第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经历了六个阶段: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改变普遍贫穷落后的面貌（1949-1977）;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和促进农民增收（1978-1993）;面向成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增收和转移就业（1994-2000）;面向贫困地区群众提升素质、加快解决温饱步伐（2001-2010）;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助力脱贫攻坚（2011-2020）;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开展终身职业培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2021-）。背后的演进动因为:政治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经济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将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重要手段;政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文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透过政策演变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政策逻辑为:与国家反贫困战略目标内在统一,融入国家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之中,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以及适时优化反贫困的实施方式。第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面向多维贫困和脱贫难度较大的贫困家庭学生,提供适合的学习机会和优质的资源支撑,实施长周期和系统化培养,最终实现综合赋能的目标。表现出以职业院校为主体、以国家贫困标准为识别依据、以能力开发与就业服务衔接为途径、以就业创业促脱贫促发展为目标、以学校和企业共同赋予贫困家庭学生发展权能为保障的运行特征。与此同时,职业院校在激活贫困家庭学生内源动力的意识、能力和方法,在开发贫困家庭学生人力资本的质量和针对性、在促进贫困家庭学生向工作过渡的制度建设,在支持贫困家庭学生生涯发展等方面,尚有较大空间。第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精准聚焦于农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展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从多维度激活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内源发展动力,成人贫困劳动力对职业技能培训的满意度较高,增进了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些成效与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呈现出的以下运行特征密切相关,即政府统筹配置培训资源与引入市场竞争相结合以优化培训供给、技能培训与劳动生产有效衔接以扩充成人贫困劳动力发展权能、共同目标引领下政府与市场组织和贫困劳动力多向互动。面对国家治理的新形势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新诉求,职业技能培训面临供给主体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能力不足、学员来源多样和需求多元与培训成本约束之间的内在张力、面对培训机构间合作难以实现、外在激励与内源动力不足的双重制约等现实挑战。第四,国际劳工组织面向非正规经济开展促进就业的综合项目,借助培训促进特殊群体人力资本开发,促进体面就业和创业以改变不利处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促进青年就业和创业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核心任务,将促进教育公平和性别平等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重要领域,将培养绿色技能促进绿色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发展方向,创新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以提升服务特殊群体的能力;世界银行从促进可持续发展出发、发展面向未来的全民教育,从可持续发展和减贫出发、实施人力资本项目。以上实践的启示在于,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据不同群体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以促进处境不利群体就业和体面工作为根本目标,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以创设能力建设与能力发展衔接的政策环境。第五,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可以概括为,专注于贫困家庭学生面向职业的能力开发、学校培养和企业培训紧密结合、促进就业创业以阻断贫困传递。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职业教育能否赋予贫困者内源发展动力、贫困者能否有效参与职业教育、参与主体之间能否有效配合、反贫困政策内部是否协调一致、能力开发能否与市场需求匹配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表现为:以面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发劳动生产能力为起点,以提供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并促进转化为途径,以促进成人贫困劳动力与劳动产生和就业岗位匹配为目标。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技能供给的质量是否有保障,技能需求的个性化与培训供给的同质化的矛盾能否消解,培训资源能否支撑受训者多样化的诉求,技能培训变革能否顺应低收入群体的新需求。第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贫困对象的识别为起点,包括能力开发和精准赋能、促进就业和摆脱贫困、能力发展和增收致富,最终摆脱贫困和实现发展。现实中表现为三个向度:一是个体层面的教育培训、岗位就业、稳定收入和脱贫致富互相关联;二是区域层面的本土人才培养、区域发展的人才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区域脱贫与个体脱贫同步推进;三是社会层面的岗位创造、能力开发、促进就业、群体增收、社会稳定前后贯通。第七,面向新时代乡村振兴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现实需要,职业教育需要从以促进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为主体转向以服务低收入群体增收为重点,注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和终身职业培训的整合以提供终身发展的支持,从促进贫困群体就业转向服务低收入群体生涯发展,以为优化社会结构和社会融合贡献职业教育的力量。
王永仓[3]（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提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杨和平[4]（2020）在《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变化的影响研究 ——以成渝地区为例》文中认为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探索,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贯穿了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农地流转在被提出之初,被寄予了盘活农村沉睡资产、推动农村产业发展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厚望。然而随着改革探索的进一步深入,农地流转规模增速和农民收入增长增速都出现明显的下滑,农业经营收入对家庭收入的贡献率持续下降,农地流转可能陷入“内卷化”和收入增长效应疲软的双重困境。正确处理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是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切入点,也是保障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核心问题。在确定农地流转是否存在农户收入增长效应的基础上,还需要增加对农户间收入不平等导致的收入差距问题的讨论,厘清农地流转对资源要素的流动整合过程,深度辨析其机制发展的路径差异。成渝地区受国家政策倾斜和自身内驱动力的双重推动,成为西部地区最关键的增长极,而“大城市大农村”的社会发展格局却表现为城乡发展的相对不均衡。因此为推动农村产业经济协调发展,区域进行了大量农地流转探索实践。作为对已有研究的视角补充和层次丰富,本研究基于成渝地区两市（区）10个乡镇（街道）39个样点村1102份农户调查问卷,采取“特征分析-影响因素-效应评估-驱动机制”的研究范式,在细致梳理研究区农户农地流转和家庭收入特征的基础上,探讨比较农户转入农地和转出农地的影响因素,评估农地流转对转入户和转出户家庭收入结构变化的效应差异,利用psm得到的反事实收入计算流转前后的基尼系数,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间收入差距的贡献程度,并综合辨析农地流转农户收入效应的驱动机制,依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其研究成果可为成渝地区乃至全国农村地区的农地流转政策探索与实践提供指导和参考。本研究主要开展的研究工作和获得的结论如下:（1）从农户家庭特征和农地流转特征方面,对研究区样本农户调查问卷和实地调研数据进行梳理:（1）在农户家庭特征层面,受访农户平均年龄为57.36岁,受教育程度主要为小学及以下,家庭总人口的平均数为4.32人,常年务工人数占家庭总劳动力的比例达到55.91%;承包耕地面积户均3.43亩,人均耕地面积为0.79亩,破碎程度达到2.33块/亩,平均耕作半径达到683.31 m。（2）在农地流转行为特征层面,流转的实际发生率达到63.16%,与农户参与流转意愿84.57%仍有差距;户均转入和转出农地面积分别为3.23亩和2.54亩,流转期限普遍在10年及以下,未约定流转年限的占23.12%;流转形式以出租为主,比例高达85.98%;流转年均价格为789.75元/亩,水田流转价格略高于旱地。（2）农户农地转入和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1）农户个体特征层面,农户年龄显着地阻碍了农地转入行为,而正向推动农户转出农地。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对转入和转出行为都具有明显促进作用。（2）农户家庭特征层面,家庭负担系数、常年外出务工人口、非农收入比重和家庭社保参与人数对农地转入具有明显负向影响,但也显着促进了农户转出承包农地。家庭成员政治经历对农户农地转入的影响通过了显着性检验,而未能对农地转出产生明显作用。农业培训显着增强了农户转入农地的可能性,也明显不利于农地转出行为的发生。（3）耕地资源特征层面,耕地破碎程度显着推动了农户农地转入和转出行为,而家庭承包耕地面积仅对农地转出行为产生影响,最大耕作半径则对农地流转行为都不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4）农户流转认知层面,农地产权认知对农地转入和转出行为的负向推动作用均通过了1%的显着性水平检验,而政府干预满意度对转入和转出行为都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5）区域差异层面,村庄经济水平有助于推动农地转入和转出行为,村庄地理环境对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影响不够显着,而处于丘陵地区的农户则更倾向于转出农地。（3）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水平具有显着的增长作用,但也扩大了农户间收入差距。运用基于Logit的倾向得分匹配法,发现参与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增长效应为13.1%;相较于未流转农户,转入农地对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的增长幅度为23.2%,其中人均农业收入和人均非农收入比未流转农户高出15.0%和4.3%;转出农地对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的增长幅度为13.4%,家庭人均非农收入显着高出14.4%,而人均农业收入显着降低15.9%。收入差距方面,参与农地流转后整体农户基尼系数由0.3799升高为0.3895;农地流转对转出户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影响明显大于转入户,转入户和转出户基尼系数分别由流转前的0.3792、0.3883上升至流转后0.3852、0.3996。农户间内部收入差距变化的最主要驱动因素为以劳动力配置为核心解释的农户家庭特征,农地流转关键变量对转入户和转出户内部收入差距的贡献度分别为27.91%和22.38%,贡献度排序分列第二、第三位。（4）农地流转的农户收入效应主要通过规模经营报酬、农地资产变现和劳动分工优化的三大机制驱动实现,且机制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协同作用。农地流转后转入户家庭收入增长的驱动机制主要为规模经营报酬机制和劳动分工优化机制,农地资产变现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转出户家庭收入增长效应主要通过劳动分工优化和农地资产变现的机制驱动产生,规模经营报酬机制暂未显现。农地流转实现农户家庭收入增长效应,其驱动机制不是单一的独立发挥作用,而是通过对各类资源要素的共同作用与配置,形成各大机制之间的交互协同而产生的结果。（5）研究表明,农地流转通过对承包农地、劳动力、家庭资本等家庭资源要素进行有机流动整合配置,可有效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因此,为健全农地流转有效流转环境,提升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无论从政策制度建立健全还是实践探索方面,都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加强关注:第一,针对规模经营报酬机制的实现,建议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第二,针对农地资产变现机制的发挥,应完善农地流转价格确定机制,提高流转市场规范化水平;第三,针对劳动分工优化机制的实现,建议加快农村职业教育培训,提高劳动力非农就业竞争力。
张宇晨[5]（2020）在《亳州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是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方法,也是一个农业国家快速发展,实现“两化”的有力之选。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比重大,城市与乡村的经济发展差异也大。虽然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很快,但水平还很低,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基于此情况,要想实现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已然成为必不可少的一步。亳州市作为安徽省的一个农业大市,近些年,城镇化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一方面,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急需转移;另一方面,社会越来越需要“技能型”人才。然而,文化素质不高,没有一技之长的劳动力很难有效、稳定地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对于促进劳动力有效转移、提升农民自身职业技能水平、实现稳定就业十分关键。本文以亳州市为调研对象,通过实践调研的方法,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78份。对问卷进行仔细的分析和汇总,更加清楚的掌握当前该市转移培训的状况。调研发现在农民工自身、政府、以及培训机构等方面都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诸如:农民工教育水平不高、受落后观念影响较深、缺少优秀的教师、在培训的方式和内容上单一、资金投入不足、管理服务人员配置不合理、培训信息滞后等突出问题。为此,通过学习其他国家和省市的成功做法,提出有助于亳州市开展此项工作的建议:农村劳动力自身要打破传统观念,重视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应当完善培训内容、重视硬件设备的建设、扩大和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政府部门要增加资金并保障专款专用、加快培训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等,以期推动亳州市农村劳动力顺利、有效转移,为亳州市城镇化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张延曼[6]（2020）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取得了显着进展,但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显着。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发达城市和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带动力度发挥不足、带动意愿不强、带动机制不健全,致使当前城乡发展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本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宗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积极探索城乡发展新动力、新方向、新模式。在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对城乡关系进行历史性、全面性梳理,并站在全局性、战略性高度,提出了推动中国发展迈上新台阶的“城乡融合发展”战略。随着2019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以及2019年12月29日国家发改委等18个部门和单位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工作的通知》并印发《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等举措的陆续实施和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正越来越多地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保障与支撑。新时代中国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通过对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体系的深刻挖掘,有助于更好地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更好地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进而更好地助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是在补齐农村发展短板的基础上,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格局、释放乡村活力的迫切要求,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围绕对城乡差距现状的揭示,以及对差距形成因素的深层次剖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城乡之间、城乡各要素之间、城乡居民之间的各种协调、统筹、融合发展关系;对当前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存在的如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机制不健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体制不合理、城乡要素配置以及治理结构不均衡、城乡社会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机制不健全等等一系列制度问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对于拥有几千年城乡渊源的文明古国而言,对于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的中国来说,如何能够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加快实践创新的制度调整,找出一条有效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本文共有六章。第一章绪论部分。重点描述研究的时代背景和政策背景,挖掘研究的理论意义并阐明实践价值,对国内外关于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的研究进行综述,并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同时对创新之处以及不足进行归纳总结。第二章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其一是对相关概念的梳理,按照历史逻辑对城乡关系、城乡二元结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以及城乡融合概念进行界定;其二阐述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制度的理论奠基: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思想,列宁关于城乡发展制度的思想,毛泽东对城乡发展制度的探索,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发展制度理论;其三是对当代西方城乡融合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和借鉴。这部分主要为论文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发展的制度变迁历程。整个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城乡分割制度体系,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城乡历经曲折发展进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新时代以来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体系的逐渐形成。这部分主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制度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第四章当前中国城乡发展的制度性短板及原因探析。具体从现行制度下城乡发展差距的外在表现、当前城乡发展制度体系的不尽完善,以及城乡发展出现制度性短板的深层次原因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和剖析。这部分主要阐述当前中国城乡发展制度在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并分析其原因。第五章构建与完善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这里针对前一章提到的现实问题,指出中国实施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的必然性。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第二,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有利于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第三,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抓手;第四,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供有效保障。这部分主要阐述在新时代中国发展中构建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必然选择。第六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的完善路径。首先,强调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做好“三农”工作推动乡村振兴,合理利用存量空间搞好城市建设,发展产业群推进新型城镇化,以及满足居民在城乡安居的自由选择。这部分首先从宏观上对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进行把握,而后分别从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的打通、进城务工人员基本权益保障制度的完善、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体制机制的建立健全三个角度,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该如何完善。
邓文勇[7]（2020）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成教”协同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实践,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举措。农村转移劳动力作为关涉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发展的核心主体,提升其素质,使其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融入发展,是促进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作为农村转移劳动力素质与能力提升的两种重要教育类型,在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化发展中协同共力,不仅迎合了新型城镇化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诉求,也为职成教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契机。本研究立足新型城镇化核心主体“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化发展这一目标与要求,主要从协同的视角,对关涉这一目标任务建设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为何要进行协同、协同实践中面临什么问题、如何推进协同并实现协同发展等进行探索与研究。研究遵循“问题提出——文献述评——理论解析——现实审视——策略建构——总结展望”的基本逻辑与程序,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和访谈研究法,在对前置（基础）性理论问题、主体理论问题进行充分分析基础上,深入探究并分析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成教协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障碍,进而探建职成教协同发展的路径与措施。研究内容共分为“三大模块,六个章节”。第一大模块为前置性理论问题的扫描与审析,即第一章的“绪论”。通过廓清研究背景、核心概念、理论基础等一些前置性理论问题,明确本研究的价值与重点所在。第二大模块为主体理论问题的厘定与澄明,包含第二章“协同发展的基础:职成教逻辑分殊与耦连”、第三章“新型城镇化:职成教共同聚焦的作用目标”等内容。通过分析职成教的本质内涵及逻辑分殊与耦连,识别可用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协同能力及协同发展关系;同时对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目标任务与发展现状及与职成教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从而为职成教协同辨明方向。第三大模块为“问题、对策及总结与展望”部分,分为第四章“问题”的考察与分析、第五章“对策”的建构和第六章的“总结与展望”。以文献分析为基础,以调查研究为支撑,依据协同共生理论的三维分析框架,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成教协同发展的问题进行探析:在“实然”推进职成教协同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协同单元异化、协同关系失范、协同环境困扰等生态之殇。因此,培育合格协同单元、建构适切协同关系、创建良好协同环境,是职成教在协同服务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实现互利共赢并走向深层次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与措施。
王恒[8]（2020）在《社会资本、劳动力流动与农户多维贫困研究 ——基于秦巴山区的微观调查数据》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体制转型,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显着减少,贫困发生率持续降低,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中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连片特困地区、革命老区和“三州三区”等深度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基础差、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因病、因学、因残和因灾致贫返贫问题突出,人居生活环境问题严峻,是贫困人口的集中区和深水区。农户贫困不仅体现在收入维度,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等多维福利的贫困现象逐渐凸显,成为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通过梳理和分析现有相关文献发现,社会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对减缓农户多维贫困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资本可以促进信息传递和共享、促进金融借贷和劳动力外出务工等,劳动力流动则会直观地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进而改善农户家庭福利,使农户避免陷入多维贫困状态。因此,从社会资本与劳动力流动视角研究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制定新时期精准扶贫政策、完善劳动力流动政策和提升社会资本减贫效应提供参考借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劳动力流动理论和农户多维贫困理论等相关理论,在系统梳理和分析国内外现有文献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连片特困地区秦巴山区646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为例,从收入、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维度测度农户多维贫困程度,并且从社会资本和劳动力流动视角探讨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首先,构建了农户多维贫困指标评价体系,利用A-F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与分解,计算农户单维贫困程度、多维贫困程度及多维贫困指数贡献率;其次,运用因子分析法、Probit模型、倾向得分匹配（PSM）、Logistic中介效应模型和IV-Probit模型等方法和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以及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最后,在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的政策建议,并且对2020年后贫困时代的相对贫困趋势及特点进行分析,以期丰富多维贫困的现有研究理论,为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其他相似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提供现实参考与决策依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对农村扶贫历程与政策演变进行梳理,发现中国农村先后经历了救济式扶贫阶段、体制改革式扶贫阶段、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综合开发式扶贫阶段、参与式扶贫阶段和精准扶贫阶段,农村贫困人口显着减少,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全面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条件不断改善,脱贫攻坚取得显着成效。目前秦巴山区还存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户文化程度较低、生活质量较差、家庭资产薄弱和政策执行偏差等问题。（2）秦巴山区农户在收入、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等维度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贫困现象,农户主要在厕所类型、做饭燃料、受教育年限和疾病4个指标的贫困发生率较高,从各省、各县和不同农户类型分析后,结论一致。当k=3时,秦巴山区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为0.930,多维贫困强度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分别为0.421和0.352,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各省农户多维贫困程度和指标与总体一致。对农户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后发现,收入和受教育年限指标对农户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最大,适龄儿童失学、房屋、饮用水和家庭资产指标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随着维度的增加而提高。总体来看,秦巴山区农户多维贫困现象较严重,贫困程度较深。（3）构建农户社会资本的指标维度体系,把社会资本分为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参与维度,并对农户社会资本进行测度和特征分析,发现农户在不同分类和维度下的社会资本特征存在显着差异。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着负向影响,具有明显的减贫效应。当维度从三维贫困增加到六维贫困时,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大小存在差异,社会资本对农户七维贫困和八维贫困的影响不显着。社会资本维度中,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着负向影响,社会信任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不显着,社会声望对农户多维贫困有负向影响,但不显着。总体而言,社会资本能显着降低农户陷入多维贫困发生的概率,并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控制变量中,户主婚姻、劳动力短缺情况和交通情况均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着负向影响,到县城距离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着正向影响,表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是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重要因素。（4）对秦巴山区样本农户劳动力流动现状进行分析,发现不同省份和不同类型农户的劳动力流动情况具有明显差异,流动农户与非流动农户在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社会资本和村庄特征方面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构建了PSM模型实证分析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并且运用多种匹配方法,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着负向影响,具有明显的减贫效应,劳动力流动已经是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农户通过外出务工获取非农收入,提升农户家庭工资水平,改善农户家庭福利,有效避免多维贫困的发生。（5）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着的负向影响,社会资本维度中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也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着的负向影响,表明社会资本具有明显的减贫效应。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发现社会资本总指标和社会资本各维度均对农户劳动力流动有显着正向影响,社会资本的提升有助于促进秦巴山区农户家庭的劳动力流动。实证检验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具有明显的减贫效应。对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发现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劳动力流动在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过程中存在负向部分中介效应,劳动力流动在社会信任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过程中存在负向部分中介效应,劳动力流动在社会声望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过程中存在负向部分中介效应,劳动力流动在社会参与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过程中存在负向部分中介效应。
周文[9]（2020）在《汉中市X县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劳动力资源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资源,对于劳动力资源的利用已经成为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和来源。我国的劳动力资源现状是总量丰富、质量不均、分布不平衡,农村地区劳动力资源流动性大、稳定性低、带来经济效益也不高。如何更加科学、合理、高效地利用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乡村振兴的最有效手段。汉中市X县是秦巴山区国家级贫困县,其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基础薄弱,但是农村劳动力资源量却相当丰富。本文通过梳理X县统计数据,在此基础上对X县农村劳动力资源现状进行认真对比和客观分析,并采用入户问卷调查、分对象进行访谈等科学方法实地掌握和了解X县在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中存在的诸如劳动力资源利用重视程度不够、闲置劳动力资源未有效利用、劳动力资源利用渠道单一、劳动力素质缺乏优势和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等现实问题。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研究认为X县政府应该大力发展区域经济、营造公平就业环境、持续拓宽就业渠道、促进城乡劳动力资源有序流动和提升劳动力综合素质等方式多渠道地开发农村劳动力资源,最大限度统筹解决好外出劳动力、闲置劳动力等不同类型的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效果。本文的研究可以为X县政府在拓宽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渠道、改善利用方式和提高利用效果上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在助力X县政府转变服务理念,不断丰富并完善劳动力资源利用上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李金星[10]（2020）在《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融合视角下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选择机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农村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农业产业出现了大量剩余的劳动力。同时,城镇化的推进和工业化的发展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任务,可见农村劳动力多渠道转移就业和增收是党和政府关心的重要问题。大量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就业不仅受囯家宏观政策的影响,更受其自身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制约。在转型阶段的劳动力市场,仅仅依靠人力资本并不能确保获得工作机会,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和适应城市生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现阶段的研究成果较多关注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选择的直接影响机制,忽视了这两种资本的交互影响,很少讨论在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决策二者以怎样的机制发生交互作用,尤其是在务工距离选择中两者的关系。本文运用规范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理论分析,证明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决策、务工距离选择的直接影响机制和交互影响机制。基于陕西省717个农村劳动力的实地调研数据,在由社会声望、社会互动、社会互惠、社会信任角度构建社会资本指标体系及由受教育程度、技能培训、健康状况角度构建人力资本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本文运用Probit模型和有序Probit模型重点分析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选择的直接效应和交互效应。研究结果发现:（1）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均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决策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但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社会互惠、社会声望、社会互动均能提高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概率,但社会信任会降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概率。受教育程度和技能培训均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决策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但健康状况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决策并不具有显着的影响。（2）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均显着影响外出务工距离,但影响方向是相反的。社会资本由于存在地域“半径”的限制,负向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距离。人力资本通过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知识、技能水平、适应能力等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距离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3）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外出务工决策的作用存在互补关系,对外出务工距离的影响存在替代关系。即人力资本的提高能增强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决策的正向作用,能减弱社会资本的“地域半径”限制,削弱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距离的负向影响。最后,本文从引导农村劳动力提升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充分利用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互动机制,提升就业保障等方面,提出对策与建议。
二、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竞争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竞争力（论文提纲范文）
（2）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反贫困 |
| 二、职业教育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反贫困历史中职业教育作用机理的考察 |
| 二、反贫困行动中职业教育功用与定位分析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制的已有理解和认识 |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支持环境探析 |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策略探讨 |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问题及应对策略 |
| 第五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目标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步骤 |
| 第二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内源发展理论:职业教育激活贫困者内在发展动力 |
| 一、内源发展理论及其发展 |
| 二、内源性反贫困及其实现 |
| 三、内源发展理论与贫困者内生动力生成 |
| 四、内源发展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二节 赋权理论:职业教育赋予贫困者能力的内在机理 |
| 一、赋权理论及其发展 |
| 二、赋权理论的构成要素 |
| 三、赋权理论的支撑环境与基本条件 |
| 四、赋权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三节 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职业教育对贫困者人力资本的开发 |
| 一、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内涵 |
| 二、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教育的反贫困功能和价值拓展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与人力资本开发 |
| 四、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局限 |
| 五、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四节 现代治理理论:构建职业教育参与贫困治理的路径 |
| 一、现代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
| 二、现代治理理论与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内在关联 |
| 三、现代治理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五节 理论框架与分析思路 |
| 一、理论框架 |
| 二、分析思路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与治理逻辑 |
| 第一节 分析视角 |
| 一、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及分析方法 |
| 二、历史制度主义对本研究的启示 |
| 第二节 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 |
| 一、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1949-1977):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早期探索 |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1978-1993):激发农村经济活力促进农民增收 |
| 三、面向成人的职业技能培训(1994-2000):促进农民增收和劳动力转移就业 |
| 四、面向贫困群众转移就业提升素质(2001—2010):加快解决温饱步伐 |
| 五、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2011—2020):打赢脱贫攻坚战 |
| 六、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的终身职业培训(2021—):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动因 |
| 一、政治动因:职业教育是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
| 二、经济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关键 |
| 三、社会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 |
| 四、文化动因:职业教育是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 |
| 第四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治理逻辑 |
| 一、与国家反贫困总体战略目标内在统一 |
| 二、嵌入国家经济全面持续高速发展之中 |
| 三、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 |
| 四、适时优化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进展调查与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调查目的与实施过程 |
| 一、调查目的 |
| 二、调查对象 |
| 三、调查工具 |
| 四、实施步骤 |
| 五、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 三、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 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与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国际劳工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 二、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五、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二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性与反贫困 |
| 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三节 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世界银行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 二、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世界银行的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 |
| 五、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四节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经验 |
| 一、注重能力建设: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
| 二、实施路径多元:依据不同群体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 |
| 三、面向就业创业:促进弱势群体体面工作以提升生活质量 |
| 四、多元主体共治:创设能力建设与岗位转化衔接的社会政策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及优化改进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与模式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基本模式 |
| 第二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实践向度 |
| 一、搭建面向贫困者个体的促进就业进而摆脱贫困的阶梯 |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经济发展所需实用人才促进区域脱贫 |
| 三、畅通低收入者技术技能发展通道以向中等收入群体跨越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优化改进 |
| 一、对象拓展:从以贫困人口为主体到以低收入人口为重点 |
| 二、方式优化: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和终身职业教育衔接 |
| 三、目标升级:从促进就业摆脱贫困到促进生涯发展和职业成功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反思及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共识:能力贫困、教育反贫和职教赋能一脉相承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治理逻辑:开发能力、服务经济和促进增收紧密衔接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模式:分类瞄准、多向发力与赋权增能互为支撑 |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国际经验:以人为本、服务需求与体面就业高位衔接 |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精准识别、综合赋能与能力发展层层递进 |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路径转向:对象拓展、方式优化与目标升级同频共振 |
| 第二节 研究反思 |
| 一、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可持续性的探讨和分析较为有限 |
| 二、对职业教育反贫困功能限度的考察不够深入 |
| 三、职业教育与贫困内在关系的辩证分析不透彻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一、多维度审视职业教育在弱势群体治理中的功能与价值 |
| 二、立体化审视职业教育促进弱势群体发展的实现路径 |
| 三、发展性审视职业教育助力弱势群体发展的路径优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变化的影响研究 ——以成渝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文献综述 |
| 1.1 农地流转相关理论 |
| 1.1.1 产权理论 |
| 1.1.2 地租理论 |
| 1.1.3 规模经济理论 |
| 1.1.4 劳动力转移理论 |
| 1.2 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 |
| 1.2.1 农地产权制度 |
| 1.2.2 区域经济条件 |
| 1.2.3 农户自身禀赋 |
| 1.2.4 农地交易费用和成本 |
| 1.3 农户收入变化研究 |
| 1.3.1 农户收入增长研究 |
| 1.3.2 农户收入差距研究 |
| 1.3.3 土地与农户家庭收入 |
| 1.4 农地流转与农户家庭收入变化的研究 |
| 1.4.1 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 |
| 1.4.2 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分配及收入差距的影响 |
| 1.4.3 农地流转影响农户收入的驱动机制研究 |
| 1.5 研究评述 |
| 第2章 绪论 |
| 2.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2.1.1 研究背景 |
| 2.1.2 研究意义 |
| 2.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2.2.1 研究目标 |
| 2.2.2 研究内容 |
| 2.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2.3.1 研究思路 |
| 2.3.2 研究方法 |
| 2.4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
| 2.4.1 研究区概况 |
| 2.4.2 数据来源 |
| 第3章 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 |
| 3.1 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特征分析 |
| 3.1.1 农户家庭特征分析 |
| 3.1.2 农户农地流转特征 |
| 3.2 计量模型构建及变量选择 |
| 3.2.1 计量模型构建 |
| 3.2.2 变量选择 |
| 3.2.3 描述性证据 |
| 3.3 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
| 3.3.1 农地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3.2 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4 稳健性检验 |
| 3.5 小结 |
| 第4章 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 |
| 4.1 理论分析及假说 |
| 4.2 研究方法、数据和变量 |
| 4.2.1 研究方法选取 |
| 4.2.2 数据和变量处理 |
| 4.3 农地流转影响农户收入水平的结果分析 |
| 4.3.1 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统计分析 |
| 4.3.2 基于logit的倾向值估计结果 |
| 4.3.3 基于PSM的农地流转收入效应结果分析 |
| 4.3.4 匹配质量的检验 |
| 4.4 农地流转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结果分析 |
| 4.5 小结 |
| 第5章 农地流转收入效应的驱动机制辨析及政策启示 |
| 5.1 农地流转收入效应的驱动因素分析 |
| 5.1.1 计量模型与方法 |
| 5.1.2 变量筛选 |
| 5.1.3 农户收入方程回归结果 |
| 5.1.4 基于回归的夏普利值分解结果 |
| 5.2 农地流转收入效应的驱动机制辨析 |
| 5.2.1 农地流转的规模经营报酬机制 |
| 5.2.2 农地流转的农地资产变现机制 |
| 5.2.3 农地流转的劳动分工优化机制 |
| 5.2.4 农地流转收入效应的驱动机制综合辨析 |
| 5.3 政策启示 |
| 5.3.1 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 5.3.2 完善农地流转价格确定机制,提高流转市场规范化水平 |
| 5.3.3 加快农村职业教育培训,提高劳动力非农就业竞争力 |
| 5.4 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发表论文及参与课题 |
（5）亳州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之处和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 |
| 1.4.2 论文的不足 |
| 2 相关概念和基础理论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农村劳动力 |
| 2.1.2 农村劳动力转移 |
| 2.1.3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推力-拉力’理论 |
| 2.2.2 人力资本投资培训理论 |
| 2.2.3 终身教育理论 |
| 3 亳州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培训现状 |
| 3.1 亳州市及劳动力基本情况 |
| 3.2 亳州市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 |
| 3.2.1 转移就业数量及收入情况 |
| 3.2.2 转移就业地域分布情况 |
| 3.2.3 转移就业行业分布情况 |
| 3.2.4 转移劳动力文化层次情况 |
| 3.3 亳州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状况 |
| 3.3.1 政策法规支持 |
| 3.3.2 培训经费补贴情况 |
| 3.3.3 转移培训机构现状 |
| 3.3.4 培训内容情况 |
| 4 亳州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问卷调查情况及分析 |
| 4.1 问卷设计 |
| 4.2 数据来源 |
| 4.3 统计分析 |
| 4.3.1 基本情况 |
| 4.3.2 参与培训情况 |
| 5 亳州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存在的问题 |
| 5.1 政府方面存在的问题 |
| 5.1.1 培训经费投入不足 |
| 5.1.2 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缓慢 |
| 5.1.3 缺乏有效的监督考核机制 |
| 5.2 培训机构方面存在的问题 |
| 5.2.1 培训时间不足 |
| 5.2.2 培训内容安排不当 |
| 5.2.3 师资力量薄弱 |
| 5.2.4 培训方式单一 |
| 5.3 劳动力本身存在的问题 |
| 5.3.1 农村传统观念的影响 |
| 5.3.2 文化程度低,缺乏学习能力 |
| 6 亳州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对策 |
| 6.1 政府管理服务方面的提升对策 |
| 6.1.1 加大资金投入,拓宽资金来源 |
| 6.1.2 加快培训信息平台建设 |
| 6.1.3 建立长效的监督考核机制 |
| 6.2 培训机构方面的提升对策 |
| 6.2.1 优化培训时间 |
| 6.2.2 合理设置培训内容 |
| 6.2.3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
| 6.2.4 培训方式多元化 |
| 6.3 劳动力本身方面的提升对策 |
| 6.3.1 转变思想观念,提高培训意识 |
| 6.3.2 主动参加多样化教育,提升文化水平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情况调查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时代背景 |
| 1.1.2 政策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综述 |
| 1.3.2 国外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城乡关系 |
| 2.1.2 城乡二元结构 |
| 2.1.3 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与城乡融合 |
| 2.2 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制度理论奠基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发展思想 |
| 2.2.2 列宁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
| 2.2.3 毛泽东对城乡发展的理论探索 |
| 2.2.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发展制度理论 |
| 2.3 当代西方城乡融合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和借鉴 |
| 2.3.1 空间社会学理论对中国城乡发展的影响 |
| 2.3.2 当代西方城乡融合实践反思与参考借鉴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发展的制度变迁历程 |
| 3.1 新中国成立后(1949-1978):城乡分割体制的形成以及固化 |
| 3.1.1 “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执行 |
| 3.1.2 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建立推动了城乡分割体制的形成 |
| 3.1.3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强化加剧了城乡分割体制的固化 |
| 3.2 改革开放后(1978-2012):城乡固化状态在曲折发展中破冰 |
| 3.2.1 家庭承包制的推进与乡镇企业的崛起缓解了城乡关系 |
| 3.2.2 城市及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政策激化了城乡再度分离 |
| 3.2.3 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不断打破城乡二元的固化状态 |
| 3.3 新时代以来(2012-至今):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体系逐渐形成 |
| 3.3.1 “三农”政策的实施力度不断加大 |
| 3.3.2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双轨推进 |
| 3.3.3 城乡发展逐步走向全面融合新格局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性短板及原因探析 |
| 4.1 现行制度下城乡发展差距 |
| 4.1.1 城乡居民在收入、消费与就业上的差距 |
| 4.1.2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及管护投入差距 |
| 4.1.3 城乡教育资源投入以及家庭教育的差距 |
| 4.1.4 城乡医疗服务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差距 |
| 4.2 当前城乡发展的制度体系不尽完善 |
| 4.2.1 城乡人口和土地要素治理体系失衡 |
| 4.2.2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管护不统一 |
| 4.2.3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机制不健全 |
| 4.2.4 城乡产业布局和发展平台不够完善 |
| 4.3 城乡发展出现制度性短板的原因分析 |
| 4.3.1 历史上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及影响 |
| 4.3.2 理论上对西方城乡发展的认识出现偏差 |
| 4.3.3 实践中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呈复杂性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构建与完善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
| 5.1 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
| 5.1.1 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的打通是根本 |
| 5.1.2 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是目标 |
| 5.1.3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实现是途径 |
| 5.1.4 城乡普惠金融服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保障 |
| 5.2 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有利于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
| 5.2.1 有利于实现工业现代化在城乡之间的双向突破 |
| 5.2.2 有利于发挥农业现代化促发展的根基保障作用 |
| 5.2.3 有利于利用信息化为现代化建设注入新鲜活力 |
| 5.2.4 有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为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 |
| 5.3 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抓手 |
| 5.3.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把握城乡融合发展方向 |
| 5.3.2 在农业和农村优先发展中打破城乡失衡困局 |
| 5.3.3 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打造城乡特色融合模式 |
| 5.3.4 在改革发展稳定中坚持人民群众的共享发展 |
| 5.4 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
| 5.4.1 城乡产业融通发展制度促进发展的平衡化充分化 |
| 5.4.2 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
| 5.4.3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的完善路径 |
| 6.1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
| 6.1.1 做好“三农”工作推动乡村振兴 |
| 6.1.2 合理利用存量空间搞好城市建设 |
| 6.1.3 发展产业群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
| 6.1.4 满足居民在城乡安居的自由选择 |
| 6.2 打通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 |
| 6.2.1 加强城乡居民户籍统一管理 |
| 6.2.2 完善城乡人口双向自由流动 |
| 6.2.3 放宽农村集体土地入市条件 |
| 6.2.4 构建工商资本持续入乡机制 |
| 6.3 完善进城务工人员基本权益保障制度 |
| 6.3.1 推进进城务工人员平等就业同工同酬 |
| 6.3.2 健全进城务工人员基本住房保障制度 |
| 6.3.3 确保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享受公平教育 |
| 6.3.4 完善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体制机制 |
| 6.4 建立健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体制机制 |
| 6.4.1 构建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培育机制 |
| 6.4.2 搭建特色小镇联结城乡发展平台 |
| 6.4.3 创建农业产业园区促进城乡融合 |
| 6.4.4 实现城乡生产与消费多层次对接 |
| 6.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和致谢 |
（7）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成教”协同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一、时代境域:新型城镇化对职成教协同的实然诉求 |
| 二、协同发展:关乎职成教学科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 |
| 三、研究现状:丰富职成教发展相关理论的现实需要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的相关研究 |
| 二、关于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关系的研究 |
| 三、关于新型城镇化与职成教发展的研究 |
| 四、对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的述评与反思 |
| 第四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新型城镇化 |
| 二、职业教育 |
| 三、成人教育 |
| 四、协同发展 |
| 第五节 理论基础阐释 |
| 一、协同共生理论 |
| 二、人力资本理论 |
| 第六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内容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协同发展的基础:职成教逻辑分殊与耦连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本质内涵 |
| 一、职业教育本质内涵的特异性解析 |
| 二、成人教育本质内涵的特异性解析 |
| 第二节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逻辑分殊 |
| 一、内涵特质的差异 |
| 二、外延边界的不同 |
| 三、实践运行的区别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逻辑耦连 |
| 一、职业性内容:职成教历史发展的逻辑交织 |
| 二、职后教育域:职成教实践范畴的逻辑交叠 |
| 三、教育性使命:职成教追求的本真价值选择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型城镇化:职成教共同聚焦的作用目标 |
| 第一节 新型城镇化的历史渊源与内涵解读 |
| 一、新型城镇化的历史渊源简述 |
| 二、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内涵 |
| 三、教育学视域中的新型城镇化 |
| 第二节 新型城镇化的目标任务及发展现状 |
| 一、新型城镇化的总体目标任务及发展现状 |
| 二、核心主体城镇化的目标任务及发展现状 |
| 第三节 新型城镇化与职成教间的关系探析 |
| 一、新型城镇化对职成教的影响分析 |
| 二、职成教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审视 |
| 三、新型城镇化与职成教的关系逻辑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成教协同发展的问题 |
| 第一节 协同单元异化:职成教角色的迷失与错位 |
| 一、协同单元异化之职业教育维度 |
| 二、协同单元异化之成人教育维度 |
| 第二节 协同关系失范:职成教间协同欠缺与不足 |
| 一、职成教协同合作意识不强 |
| 二、职成教协同内在机制欠缺 |
| 三、职成教协同育人平台不足 |
| 第三节 协同环境困扰:职成教协同保障环境缺失 |
| 一、物质基础薄弱,“硬性”环境亟待改善 |
| 二、政策制度缺失,“软性”环境保障不足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成教协同发展的推进 |
| 第一节 培育合格协同单元:明确职成教的角色与定位 |
| 一、职业教育需巩固“技术培育”之价值基础 |
| 二、成人教育需强化“生命关怀”之价值立场 |
| 第二节 建构适切协同关系:推进职成教间的互通对接 |
| 一、理念支撑:树立协同的思想观念 |
| 二、机制联接:构建协同的内在机制 |
| 三、载体助力:搭建协同的育人平台 |
| 第三节 创建良好协同环境:营建“软硬性”保障环境 |
| 一、营建“硬性”保障环境:加强物力与财力资本源保障 |
| 二、营建“软性”保障环境:强化体制、治理与质量建设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总结 |
| 第二节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非教育行政机构管理人员”访谈卷 |
| 附录B:“教育行政机构管理人员”访谈卷 |
| 附录C:“职成教机构管理人员”访谈卷 |
| 附录D:“农村转移劳动力”访谈卷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8）社会资本、劳动力流动与农户多维贫困研究 ——基于秦巴山区的微观调查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多维贫困测度研究 |
| 1.3.2 多维贫困影响因素研究 |
| 1.3.3 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 |
| 1.3.4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 |
| 1.3.5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来源 |
| 1.6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社会资本相关概念 |
| 2.1.2 劳动力流动相关概念 |
| 2.1.3 多维贫困相关概念 |
| 2.2 理论分析框架 |
| 2.2.1 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分析 |
| 2.2.2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分析 |
| 2.2.3 社会资本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机理分析 |
| 2.2.4 社会资本、劳动力流动与农户多维贫困机理分析 |
| 第三章 农户贫困及劳动力流动现状分析 |
| 3.1 农村扶贫历程与治理绩效 |
| 3.1.1 救济式扶贫阶段(1949-1977年) |
| 3.1.2 体制改革式扶贫阶段(1978-1985年) |
| 3.1.3 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1993年) |
| 3.1.4 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1994-2000年) |
| 3.1.5 参与式扶贫阶段(2001-2010年) |
| 3.1.6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阶段(2011年至今) |
| 3.2 农村劳动力流动现状剖析 |
| 3.2.1 农村劳动力流动现状 |
| 3.2.2 农村流动人口特征分析 |
| 3.3 秦巴山区农村贫困治理成效 |
| 3.3.1 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治理成效 |
| 3.3.2 秦巴山区农村扶贫成效显着 |
| 3.4 秦巴山区农村贫困特征分析 |
| 3.4.1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滞后 |
| 3.4.2 农户生活质量和条件较差 |
| 3.4.3 耐用消费品拥有率较低 |
| 3.5 样本区域农户贫困现状及问题 |
| 3.5.1 数据说明 |
| 3.5.2 农户文化程度普遍偏低 |
| 3.5.3 家庭收入处于较低水平 |
| 3.5.4 因病致贫返贫现象突出 |
| 3.5.5 农户生活质量较差 |
| 3.5.6 农户家庭资产存量薄弱 |
| 3.5.7 扶贫政策执行存在偏差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分解 |
| 4.1 多维贫困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多维贫困维度与指标选取 |
| 4.1.2 多维贫困指标权重设定 |
| 4.1.3 多维贫困指标构建 |
| 4.2 数据说明与测度方法 |
| 4.2.1 数据说明 |
| 4.2.2 测度方法 |
| 4.3 农户多维贫困测度 |
| 4.3.1 农户单维贫困状况 |
| 4.3.2 农户多维贫困状况 |
| 4.4 农户多维贫困指数分解 |
| 4.4.1 总样本农户多维贫困指数分解 |
| 4.4.2 各省农户多维贫困指数分解 |
| 4.4.3 不同类型农户多维贫困指数分解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
| 5.1 社会资本指标体系构建 |
| 5.1.1 社会网络维度 |
| 5.1.2 社会信任维度 |
| 5.1.3 社会声望维度 |
| 5.1.4 社会参与维度 |
| 5.2 农户社会资本测度 |
| 5.2.1 农户社会资本测度方法 |
| 5.2.2 信度和效度检验 |
| 5.2.3 公因子提取 |
| 5.2.4 农户社会资本特征分析 |
| 5.2.5 不同类型农户社会资本特征分析 |
| 5.2.6 各省农户社会资本特征分析 |
| 5.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3.1 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
| 5.3.2 社会网络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
| 5.3.3 社会信任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
| 5.3.4 社会声望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
| 5.3.5 社会参与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
| 5.3.6 关系理论模型 |
| 5.4 数据说明、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 5.4.1 数据说明 |
| 5.4.2 变量选取 |
| 5.4.3 模型设计 |
| 5.5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5.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5.5.2 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检验 |
| 5.5.3 社会网络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检验 |
| 5.5.4 社会信任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检验 |
| 5.5.5 社会声望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检验 |
| 5.5.6 社会参与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检验 |
| 5.6 稳健性检验和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
| 6.1 样本农户劳动力流动现状分析 |
| 6.1.1 数据说明 |
| 6.1.2 劳动力流动农户单维贫困状况 |
| 6.1.3 劳动力流动农户多维贫困状况 |
| 6.1.4 劳动力流动农户基本情况分析 |
| 6.1.5 各省农户劳动力流动情况 |
| 6.1.6 不同类型农户劳动力流动情况 |
| 6.2 变量选取、描述性统计与模型设计 |
| 6.2.1 变量选取 |
| 6.2.2 描述性统计 |
| 6.2.3 模型设计 |
| 6.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3.1 共同支撑域与PSM结果 |
| 6.3.2 平衡性检验 |
| 6.4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劳动力流动中介作用下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
| 7.1 研究假设与理论框架 |
| 7.1.1 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
| 7.1.2 社会资本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
| 7.1.3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
| 7.1.4 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中具有中介效应 |
| 7.1.5 关系理论模型 |
| 7.2 数据说明、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 7.2.1 数据说明 |
| 7.2.2 变量选取 |
| 7.2.3 描述性统计 |
| 7.2.4 计量模型构建 |
| 7.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7.3.1 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检验 |
| 7.3.2 社会资本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检验 |
| 7.3.3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检验 |
| 7.3.4 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分析 |
| 7.4 稳健性检验及分析 |
| 7.5 中介变量的内生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构建农户多维贫困预警机制 |
| 8.2.2 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及农户多维福利 |
| 8.2.3 提升农户人力资本及自我发展能力 |
| 8.2.4 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
| 8.2.5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农户多维贫困缓解路径 |
| 8.2.6 基于劳动力流动视角的农户多维贫困缓解路径 |
| 8.2.7 基于社会资本与劳动力流动协同驱动的农户多维贫困缓解路径 |
| 第九章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9.1 研究局限 |
| 9.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汉中市X县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农村劳动力资源的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劳动力与农村劳动力 |
| 2.1.2 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 |
| 2.1.3 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概念 |
| 2.2 农村劳动力资源的相关理论 |
| 2.2.1 人力资本理论 |
| 2.2.2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2.3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第三章 汉中市X县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现状 |
| 3.1 X县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
| 3.1.1 X县基本情况 |
| 3.1.2 X县经济发展概况 |
| 3.2 X县农村劳动力资源数量和素质概况 |
| 3.2.1 X县农村劳动力资源数量 |
| 3.2.2 X县农村劳动力素质水平 |
| 3.3 X县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概况 |
| 3.3.1 X县农村劳动力的特点 |
| 3.3.2 X县农村劳动力转移概况 |
| 3.4 X县劳动力资源利用情况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 |
| 3.4.1 问卷调查和访谈的设计 |
| 3.4.2 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实施 |
| 3.4.3 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整理与分析 |
| 第四章 汉中市X县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存在的问题分析 |
| 4.1 对劳动力资源利用的重视程度不够 |
| 4.1.1 政府层面的问题 |
| 4.1.2 农村劳动力自身的问题 |
| 4.2 闲置劳动力未有效利用 |
| 4.2.1 女性劳动力就业环境不理想 |
| 4.2.2 老年劳动力就业无保障 |
| 4.2.3 残疾劳动力就业援助效果不佳 |
| 4.3 劳动力资源利用渠道单一 |
| 4.3.1 劳动力对外转移遇到障碍 |
| 4.3.2 本地劳动力需求难以满足 |
| 4.4 劳动力资源素质缺乏优势 |
| 4.4.1 劳动力素质偏低制约发展 |
| 4.4.2 农村职业教育发挥作用不够 |
| 4.4.3 技能培训缺乏针对性 |
| 4.5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
| 4.5.1 农村医疗保险政策不稳定 |
| 4.5.2 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不高 |
| 第五章 汉中市X县农村劳动力资源合理利用的对策建议 |
| 5.1 增强劳动力吸纳能力 |
| 5.2 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
| 5.3 持续拓宽就业渠道 |
| 5.3.1 促进城乡劳动力资源有序流动 |
| 5.3.2 合理利用农村其他有效劳动力资源 |
| 5.3.3 加强苏陕协作劳动力转移就业 |
| 5.4 提升劳动力综合素质 |
| 5.4.1 统筹配置农村职业教育 |
| 5.4.2 增强技能培训针对性 |
| 5.4.3 切实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汉中市X县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情况入户调查问卷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融合视角下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选择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动力因素研究 |
| 1.3.2 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研究 |
| 1.3.3 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研究 |
| 1.3.4 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交互影响研究 |
| 1.3.5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分析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劳动力迁移理论 |
| 2.2.2 社会资本理论 |
| 2.2.3 人力资本理论 |
| 2.3 机理分析 |
| 2.3.1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决策的直接影响机理 |
| 2.3.2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务工距离选择的直接影响机理 |
| 2.3.3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选择的交互影响机理 |
| 第三章 数据来源、变量说明与样本分析 |
| 3.1 数据来源 |
| 3.2 变量说明 |
| 3.3 样本分析 |
| 3.3.1 社会资本的现状分析 |
| 3.3.2 人力资本的现状分析 |
| 3.3.3 外出务工的现状分析 |
| 第四章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选择的直接影响实证分析 |
| 4.1 模型设定 |
| 4.1.1 外出务工决策模型 |
| 4.1.2 务工距离选择模型 |
| 4.2 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决策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3 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务工距离选择的直接影响实证分析 |
| 4.4 稳健性检验 |
| 第五章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选择的交互影响实证分析 |
| 5.1 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决策的交互影响实证分析 |
| 5.2 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务工距离选择的交互影响实证分析 |
| 5.3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
| 6.3.1 研究不足 |
| 6.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竞争力（论文参考文献）
- [1]新疆乌什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满意度研究[D]. 张秀萍. 塔里木大学, 2021
- [2]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D]. 瞿连贵.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1)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4]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变化的影响研究 ——以成渝地区为例[D]. 杨和平. 西南大学, 2020(01)
- [5]亳州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问题与对策研究[D]. 张宇晨. 广西大学, 2020(07)
- [6]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研究[D]. 张延曼. 吉林大学, 2020(08)
- [7]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成教”协同发展研究[D]. 邓文勇. 天津大学, 2020(01)
- [8]社会资本、劳动力流动与农户多维贫困研究 ——基于秦巴山区的微观调查数据[D]. 王恒.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
- [9]汉中市X县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研究[D]. 周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20(05)
- [10]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融合视角下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选择机制[D]. 李金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