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燕[1]2004年在《要素禀赋理论、战略贸易政策与二元经济发展》文中研究表明要素禀赋理论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中最为重要的理论,而战略贸易理论则是新贸易理论的重要内容。二者的分歧反映在国内学界的相关讨论中,就表现为中国现阶段应该采取比较优势战略还是战略贸易政策理论的激烈争论。本文认为,对于具有典型二元结构特征的中国经济而言,以要素禀赋理论为依据的比较优势战略要比战略贸易政策更为合适;从战略贸易政策理论出发对要素禀赋理论的批评意见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两种理论的误解和模糊认识。本文还认为,一旦我们对这一规范性问题的争论背后的理论基础进行系统的考察,并且获得较为全面而且准确的理解,那么争论中的许多问题就会不言自明。有鉴于此,本文在对要素禀赋理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进行综合性论述的基础上说明,从实证层面而言,要素禀赋理论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规律;从规范层面而言,比较优势战略对于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发展更加具有现实意义;战略性贸易政策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经验验证的情况看,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不能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对外贸易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在文章的最后,对在中国这样的二元经济中实施比较优势战略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关嘉麟[2]2013年在《转型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外贸易政策，作为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善一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是调整中观经济结构的有效途径，也是引导微观企业行为的常用工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飞速发展，进出口贸易总额不断攀高，贸易结构持续改善。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后，中国对外贸易自1994年至今，连续19年实现顺差，这既得益于开放市场的活力，又得益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对中国对外贸易的良性政策干预。本研究以自由贸易为基准，试图运用科学的经验性分析，将一国政府干预对外贸易活动的各项措施的合力进行量化，构建对外贸易政策干预指数，以判别一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真正取向，进而深入探究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取向的成因与绩效，为新形势下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方向提供实证依据。本文共分8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选题意义、基本概念、研究方法、结构安排以及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与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第二章，对外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一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基本是遵循两条主线发展演进的，即基于提高国民福利的对外贸易理论与基于实现国家利益的对外贸易理论。本章按照上述逻辑思路，首先对一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主要理论进行回顾，然后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为搭建转型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理论框架提供依据。第叁章，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一般性分析。本章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为指导，首先介绍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演进过程，然后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演进过程及发展现状进行梳理，通过归纳不同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基本措施，总结转型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呈现的基本特征。第四章，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取向测度指标的构建。本章重在以经过笔者修正后的对外贸易商品实际比较优势指数(TRSCA)和对外贸易商品国际竞争力指数(TSC)为基础，构建对外贸易政策干预指数（G），搭建测度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取向的指标体系，为进一步测算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取向奠定基础。第五章，转型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取向的动态分析。本章旨在测算1987-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分类取向、总体取向及其动态变化趋势。首先按照上一章建立的测度标准对中国11类商品的对外贸易政策取向进行逐类测算，得出分类政策取向；其次在对中国239种产品进行加权平均的基础上，对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总体取向进行测算，得出总体政策取向。第六章，转型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影响因素分析。本章结合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总量目标、结构调整目标以及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详细论证了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形成的叁个主要影响因素。转型时期贯穿中国经济运行轨迹的最主要总量目标是经济持续增长，最重要经济结构调整目标是城乡二元经济转换，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是长期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这叁个因素对于转型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分类取向及总体取向的形成都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七章，转型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成因与绩效的实证分析。本章主要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进行论证，将第五章测算的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总体取向与第六章分析的影响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形成的叁个主要因素，即经济增长、城乡二元结构转换及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纳入多变量模型（1987-2011），揭示转型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形成的原因与绩效。第八章，结论与政策建议。根据上述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取向的演进趋势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都具有问题导向的渐进式发展特征。第二，从分类取向看，中国多年来一直对具有比较优势的低技术制成品采取极力支持、鼓励出口的态度；对于近年来刚刚显示出比较优势的加工型高技术产品也采取积极扶植、促进出口的态度；而对于不具有比较优势或已丧失比较优势的中等技术产品和初级产品及资源型产品则采取放任自流，甚至抑制出口的态度。第叁，从总体取向看，转型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总体取向确为重在提高中国商品国际竞争力的出口导向型对外贸易政策。这种政策取向的形成与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总量目标、结构调整目标以及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密切联系。时间序列分析结果显示，经济持续稳步增长目标、城乡二元结构有序转换目标和国内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构成了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形成的内在动力。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绩效的实证分析还表明，转型时期中国政府通过政策干预，鼓励按照“超比较优势”（拔苗助长）的原则实施的出口导向型对外贸易政策总体取向对经济持续增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以及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作用并不显着，这便构成了中国今后调整对外贸易政策总体取向的有力证据。
谢杰[3]2008年在《汇率改革、贸易开放与中国二元经济》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研究汇率改革、贸易开放对中国二元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实际汇率的作用。论文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主要采用的是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IFPRI)L?fgren,Harris and Robinson(2002)开发的标准CGE模型,同时引入扩展的1-2-3(CGE)模型。在IFPRI标准CGE模型的数据处理方面,主要是根据2005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以及公开出版的相关统计数据构建了包括57个部门的中国2005年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并把它作为论文中IFPRI标准CGE模型的基期数据集。在2005年SAM中,不同农业部门划分采用了PRCGEM2007数据库中的相关信息。在IFPRI模型中的生产弹性计算上,采用了Bayes(贝叶斯)方法和广义最大熵(Generalized Maximum Entropy,GME)方法,选取较为合适的生产弹性;在计算居民消费需求的支出弹性时,采用了加权最小二乘法。由于数据获取上的困难,CGE模型中的Armington弹性和CET弹性筛选自不同的文献资料。在进行了模拟和结果分析之后,对CGE模型进行了敏感性检验。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大量农村劳动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压低了中国实际汇率。中国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因此生产率的上升没有充分地反映到工资上涨上来,从而没有观察到“巴拉萨-萨谬尔森效应”;如果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向服务业,即非贸易品部门,实际汇率将面临向下压力。汇率升值使农业的国内需求价格下降,除服务业、建筑业外,大部分产业产出下降。国内消费受到的负面影响小于生产受到的负面影响。汇率升值将对纺织、鞋帽、家电和已实现国际化定价的行业产生负面冲击。但是,生产中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均来自国外,产品也大部分销往国外,属于“大进大出”型的“两头在外”行业,人民币升值对其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大致可相互抵消,所受影响不大。过大幅度升值,对中国经济整体不利的效果显现。汇率升值后,农业部门的农业劳动力需求减少,服务业、建筑业劳动力需求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服务业、建筑业这样的非农产业的转移是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的必经阶段。关税消减与汇率升值的不同之处在于:扩大进口的同时,它不会抑制出口。农业单方面关税消减情景下GDP上升幅度小于全面关税消减情景。关税消减对消费的负面影响大于对产出的负面影响。消减关税使大部分农业部门的农业劳动力需求减少,大部分非农行业劳动力需求增加。消减关税扩大了城乡差距。全面关税消减,其它谷物、纺织、服装、木材家具的产出价格下降,其余部门产出价格上升;除畜牧业、渔业、蔬菜水果外,农业部门的总产出下降;能源、建筑业、电水气,以及与农业密切相关的食品烟草的商品总产出下降;工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商品总产出增加。全面关税消减,畜牧业、渔业、蔬菜水果部门农业劳动力需求增加,其余农业部门农业劳动力需求减少;建筑业将会有更多的进口资本品替代劳动从而导致劳动力需求降低;大部分轻工业、制造业、服务业劳动力需求增加。农业单方面关税消减,农业部门全面受损,产出价格下降。除畜牧业、渔业外,大部分农业部门的总产出下降;煤炭、石油、矿产、制造业、电水气产出略微下降,其余部门产出增加。农业单方面关税消减,建筑业的农业劳动力需求增加,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服务业的劳动力需求增加。为降低汇率改革与贸易开放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需要加强农业支持,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竞争力。其次,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以产业结构升级,拉动消费、扩大内需应对汇率升值。再者,继续深化金融改革,降低汇率风险。
孙佳燕[4]2016年在《“一带一路”一次能源合作的依据及其金融促进的路径选择》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一年多以来,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与支持。“一带一路”战略建设已成为我国建设开放经济新体制的工作重点,2016年“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将进入实质性进展阶段。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建设“一带一路”遵循“规划先行,金融先导”的原则。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是能源资源、跨境通道、基础设施等。随后我国便牵头成立了亚投行及丝路基金等作为先期启动资金,联合跨境金融机构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区域的许多国家蕴含着丰富的能源资源,能源作为人类活动的物质基础,掌握着一个国家经济和政治命脉。蒙古国、中亚叁国、伊朗、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国家在世界能源供应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能源贸易合作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也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的重点。我国的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加速,对能源的需求量也是与日俱增,供需缺口不断扩大,对能源进口的依赖程度日趋严峻,面临极高地能源安全风险。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受能源问题影响严重,经济安全受到威胁,面临发展瓶颈。通过参与国际能源合作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迫在眉睫。要素禀赋理论为解决我国能源问题和参与“一带一路”区域能源合作提供了理论依据。该理论阐述了要素禀赋和国家贸易的关系,要素禀赋差异导致国家贸易的产生。我国具有技术资金的比较优势,而“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能源相对丰裕,根据要素禀赋理论,那么贸易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开展国际贸易,双方资源互补,同时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带动整体经济发展,有助于实现“一带一路”区域经济的共同繁荣。“一带一路”战略建设不但是构建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必然选择,也为深化亚欧国家合作勾勒了宏伟蓝图,更为促进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繁荣提供了崭新机遇。促进能源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介绍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分布以及贸易情况,同时分析了我国一次能源严重供不应求的现状,通过要素禀赋理论阐述开展能源贸易合作的重要性。开展能源贸易合作不但可以填补我国消费缺口,保障我国能源安全,还可以实现资源优势互补以及要素的最佳配置,有利于“一带一路”区域经济的发展。然而我国在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区域能源合作的过程中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如侧重贸易而对能源领域的投资不足、追求广范围的合作却忽视了合作深度,此外,我国能源安全面临内忧外患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以便更好地开展能源合作就需金融的支持。那么金融对“一带一路”区域能源合作的促进如何落到实处,就要依托现存的与未来的金融渠道,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及其能源产业合作,实现“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共同进步。
李春梅[5]2013年在《产品内分工与二元劳动力市场》文中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加工贸易取得蓬勃发展,体现出对国际制造业部分工序环节的强大吸引力。专业化分工能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规模。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尤其是运输、通讯成本的不断下降,产品生产环节的分工也日益细化,各环节的要素配置比例细分取代了整体产品的要素特征。比如产品的研发,设计、营销环节为知识资本密集型,而中间品的组装,集成往往是劳动密集型的。在跨国企业通过全球配置生产环节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的同时,更细化的分工模式也进一步突显了全球不同区域的要素禀赋差异。作为全球非熟练劳动力禀赋相对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在参与产品分工过程中实现了潜在优势向实际优势的转变。加工贸易出口额从1981年的11.3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7403.3亿美元,成为世界生产基地。承接大规模的国际产品内分工引致的劳动力需求高度开发了我国非熟练劳动力资源。同时,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使我国城市部门的劳动力禀赋变化具有动态特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不同阶段,其与产品内分工的相互关系将发生变化。在“刘易斯拐点”之前,农村部门沉积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转移时,城市工业经济发展面临着无限弹性的非熟练劳动力供给。此时,承接产品内分工规模变化引起的劳动力需求变化决定了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均衡位置。这是本文四五章的逻辑分析背景。当农村劳动力转移临近“刘易斯拐点”或至少城市部门可获得的非熟练劳动力不再具备无限供给特征时,现代制造部门的对外禀赋优势将产生变化,从而制约产品内分工承接的规模。本文第六章对这种“反向作用”进行了实证。本文以产品内分工和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为视角,讨论了产品内分与二元劳动力市场转变过程中的互动影响。第一、二章分别为研究背景和相关文献综述。第叁章建立了非熟练劳动力市场需求、供给以及制度约束下的分析框架。第一节使用统计数据阐述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和转移阶段。讨论了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否达到了“刘易斯”转折点,并列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存在的制度约束；第二节分析了以FDI为代表的国际需求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的速度和规模的影响,加工贸易出口的变化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风向标,其变化趋势先行影响我国的发展速度,从而以乘数方式影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第叁节为开放经济下,二元经济结构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无制度约束和制度约束下的转移模式及其对非熟练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均衡分析。短期内,均衡结果为更高的收入水平和就业,但长期内,会引起企业退出或选择偏向技术密集型发展模式,将导致未来大规模的非熟练劳动力失业；第四节对分析框架进行经验验证。第四章对我国参与产品内分工的规模及其背景下的出口就业效应进行了估计。前叁节分别使用VSS比率、BEC中间产品比率和加工贸易比例指标对我国承接产品内分工的规模及发展趋势进行检验：VSS比率考虑了产业间的完全消耗,对出口品中包含的进口成分衡量最为准确；BEC方法从动态角度勾勒出国外进口投入在我国总产出中所占的比例,补充了VSS比率5年周期变化的细节；加工贸易规模方法进一步对前两种判断进行补充和验证。叁种方法一致的结论为：(1)我国承接产品内分工的绝对规模在扩大,但我国经济在进入21世纪前十年之内,几乎所有行业的产品内分工相对规模都出现明显下降趋势；(2)2005年,每单位办公、会计和计算机设备出口中,国外的零部件和半成品占74%,每单位广播、电视和通信设备出口中,国外的零部件和半成品占58%,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规模的扩张的确存在较高比例的统计假象,中国独立生产并出口高科技产品的能力尚未形成。运用OECD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对出口带动就业进行估计结果显示,在扣除产品内分工背景下生产中的国外投入品后,1995年,2000年和2005年我国出口产生的就业量为1.3亿,1.4亿和2.3亿,净出口引起的就业为0.27亿、0.4亿和0.43亿,我国的贸易结构仍然为劳动力净输出型。若不考虑完全消耗中的国外中间品投入,将引起引致就业效应的高估,以2000年计,出口带动的就业量将高估19.9%,净出口高估16.9%。第五章使用1989年到2010的宏观数据分析了产品内分工对我国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相对需求的长期影响。协整分析表明,我国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供给与相对收入长期内显着负相关。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进入城市引起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熟练劳动力相对供给不断下降是相对工资显着上升的重要解释因素；我国以加工贸易方式参与的产品内分工提高了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引起我国相对收入差距下降。承接产品内分工是吸收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重要渠道。第六章使用2001年后的省际面板数据对非熟练劳动力供给偏紧背景下,省内非熟练劳动力聚集的相对规模和最低工资影响各省加工贸易出口效应进行相对短期估计。第一节使用统计数据描述了非熟练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2001年后日益增强的全国性供给小于需求的结构和在省际间工作地与户籍地分离规模结构；第二节使用各省最低工资的竞争性调整建立了各省之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聚集“农民工”的竞争结构。利用2002年至2007年各省最低工资水平与次级劳动力市场规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发现了二者间的正向联系；第叁节用2008年29省2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发现次级劳动力市场规模越大的地区,在加工贸易出口较高的行业将获得正向的出口优势,对一般贸易占比较高的行业具有负向影响。用最低工资水平替换次级劳动力市场规模,得出最低工资水平与加工贸易出口间的正向联系。即最低工资水平越高的省份,次级劳动力市场规模越大,从而从事加工环节的优势也越大；第四节用2002年至2007年的面板数据估计了29省省内次级劳动力市场规模和最低工资水平对加工贸易出口的影响。次级劳动力市场相对较大的省份或者最低工资水平相对高的省份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了更多的产品。这一正向联系的作用机制主要是由于我国的最低工资水平还处于非常低的阶段,其提升作为一种信号能在劳动力供给偏紧的背景下吸引相对更多的低价劳动力。最后一节利用GMM估计讨论了相关变量的内生性。最后一章为全文的主要结论。
张瑛[6]2012年在《国际技术溢出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是对国际贸易研究视角的开拓,而且也为研究当代国家贸易问题、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与国际竞争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分析工具。与此同时,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发展,各国间的贸易与投资活动愈发频繁,知识、技术的国际溢出对一国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存在重要的影响。鉴于此,构建国际技术溢出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演进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深入分析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深化的影响机制,并就国际技术溢出对我国在外贸出口技术复杂度深化过程中遇到的困境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为此本文在结合相关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尝试构建国际技术溢出对出口复杂度演进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框架分析的基础上以遵循客观经济事实为原则,从实证角度利用面板计量模型就国际技术溢出对出口复杂度演进的影响机理从跨国比较与我国国内跨区域比较的双维层面进行了探讨,最后将理论与实证分析的结论应用于中国如何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的思考。本文在引入企业异质性理论分析框架下,运用贸易扩张的二元边际分析,通过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Melitz模型与LP模型相结合,从理论上阐述了国际技术溢出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运用联合国数据库以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99—2009年中国、俄罗斯与16个OECD国家的数据,根据HS分类标准选取8类产业作为样本,结合Hausmann(2005)模型在跨国层面对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了测度,并对各经济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了对比。在考虑了中国各省区层面经济发展状况、出口规模的差异基础上,剔除加工贸易对测度结果的影响,借鉴修正的EXPY指数对中国省级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了分析。同时,从本国知识技术资本与国际技术溢出的角度,对跨国与省级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进行了绩效评价,构建了分析国际技术溢出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动态演进的面板数据模型。研究表明：在跨国层面,中国就本文选取的8类产业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综合指数最高,说明此8类产业其出口贸易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动力；绩效研究结论表明,技术效率的提高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深化,其中规模效率的增长起主要作用；实证分析验证了国际技术溢出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变迁确实有影响,尤其是以ODI作为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深化具有促进作用。国际经验论证了在当今国际市场上部分ODI是以寻求技术为目的的。在中国省级层面,绩效研究证明了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在考察期间的确得到了提升,而且是由于国内知识资本与国际技术溢出共同推动了对外贸易行业的技术进步而导致的对外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深化,但我国对国内知识资本与国际技术溢出的利用效率并不高。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演变更多的依赖经济增长；我国吸收的国际技术溢出在非加工贸易出口部门的效应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结合绩效研究的确说明我国对国际技术溢出的利用效率不高。从另一方面讲,我国吸收的国际技术溢出主要应用于加工贸易领域,大量的FDI流入我国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本文就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现状研究发现,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深化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缺乏长远的动态比较优势,固化了低水平的数量扩张型对外贸易结构。分析了困境产生的两个原因：出口导向型政策是该困境产生的宏观因素,而加工贸易比例过重则是其产生的根源,两者共同造成国际技术溢出渠道不畅,国际技术溢出的动态效率难以发挥出来。借鉴出口技术复杂度深化的国际经验,同时考虑我国吸收、利用国际技术溢出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是：进一步融入产业内国际分工体系；鼓励我国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的发展；加大对外商投资结构的导向力度。
龚向明[7]2012年在《经济规模、贸易成本与出口增长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克鲁格曼(1995)曾提出“对世界贸易增长原因这一基本问题的解释仍存在很大的争议”,非专业学者将世界贸易的增长归因于技术进步导致的运输成本下降,而经济学家认为政策引导下的双边或多边贸易自由化刺激了世界贸易的增长。Helpman (1987)、Hummels and Levinsohn(1995)提出了世界贸易增长的第叁种解释,即：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在上述叁类因素的基础上,Feenstra(1998)提出了国际贸易增长的第四种解释,国际贸易增长来源于产品生产环节在全球范围内的布局以及跨国公司导致的垂直化分工。总体来看,贸易增长表现为在一体化水平逐步深化的国际环境下,受贸易增长推动力的作用沿着特定路径的扩张过程。遵循这一思路,研究贸易增长主要涉及叁大部分,即：贸易增长的路径、贸易增长的动力和贸易增长的效应,叁大部分作为有机整体贯穿于贸易增长的全过程。根据以往的研究,试图勾勒出贸易增长的全貌是一项宏大的系统性工作,本文试探性地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通过出口边际分析出口扩张的路径问题,将出口边际分为广度边际(Extensive Margin)和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分析两条路径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度。其次、本文分析贸易成本、经济规模对出口边际的影响,糅合贸易增长动力和途径,找出贸易增长动力对出口路径影响的差异性。根据本文对出口路径的研究,从静态分析上来看,国家间选择了差异性的出口路径。发展中国家都试图通过多样化减弱出口波动,并增加出口,即：广度边际对于发展中国家出口扩张更具有重要意义；而发达国家经历多样化后重新向专业化回归,集约边际的意义更大。从动态分析上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不同出口边际的主导地位逐次转换,从最初的广度边际居于主导地位到集约边际,最后又重新回归到专业化。一般而言,国家间通过差异性的出口路径实现了贸易增长,但主导性出口路径并非一成不变的,不同路径的主导性地位动态地转化。促进贸易增长的动力系统包含了多种因素,诸如：劳动生产率、关税水平、运输条件等,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对贸易增长的效应异常艰难,并且很难区分何为主要因素。本文在引力模型思想的指导下,将经济规模和贸易成本作为“中间目标”,分析其对出口增长及出口路径的影响,其他因素通过这两类“中间目标”发挥作用。事实上,贸易成本作为一个系统自身具有很强的复杂性,并且不同类型的贸易成本对出口边际的影响存在差异性,本文将贸易成本分解为进入成本与交易性成本,研究结果表明：在企业层面上进入成本仅影响广度边际,而交易性成本对两类边际都有影响。经济规模作为研究贸易增长动力系统的第二个“中间目标”,从引力模型的角度来看,两国经济规模对双边贸易总量的效应等价,但分析经济规模对出口边际的影响时,发现两者的效应并非等价,本国经济规模的变动仅影响本国出口企业的广度边际,国外经济规模变动则对本国的广度边际和集约边际都有影响。上述部分作为本文的规范分析,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出口边际、贸易成本及经济规模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并动态地分析主导性出口边际演变的内在规律。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中国钢铁行业出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解释钢铁行业出口增长的途径,并检验贸易成本、经济规模与出口边际的效应。结果表明：1995-2009年间钢铁行业出口主要来源于集约边际；从广度边际来看,地域层面广度边际的贡献度大于产品种类层面,但从价值上来看,两个层面上广度边际的贡献度又发生了逆转。此外,利用单一层面出口边际可能无法全面解读钢铁行业出口增长,而需要将地域层面与产品种类层面出口边际相结合,在二维情况下重新界定两类出口边际的外延,结果表明：二维情况下广度边际的贡献度显着提高。此外,本文对2007年钢铁行业HS八分位204类产品出口数据计算不同出口边际,衡量我国与168个国家的广度边际(EM)、集约边际(IM)、价格因子(P)和数量因子(X),实证表明：集约边际对钢铁出口增长的作用大于广度边际,对不同国家出口的差异来源于数量因子,而价格因子的差异较小；从贸易增长动力对不同出口边际的影响来看,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贸易成本对出口边际影响显着,但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经济规模的效应要大于贸易成本。
李海东[8]2009年在《关于在中俄沿边口岸建立保税区问题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之间贸易发展较慢的情况告诉我们,以前把中国的北方作为重点,把黑龙江省作为依托,把黑河、满洲里等城市作为前沿的范围较小、水平较低的两国经济贸易已经不能适应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中国和俄罗斯双方都应该努力提升其经济贸易战略关系,在中俄沿边口岸建立保税区不仅可以为两国建立经济贸易合作平台,使中俄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向更大规模、更高层次迈进。同时也可以创造一个新的经济运行环境,完善贸易规则,充分发挥两国的自身优势,开展多元化、多角度的经贸合作,对经济的增长将产生示范作用、拉动作用和辐射作用,把沿边开放提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对带动黑龙江和东北亚地区的对外开放及沿边经济发展都将会产生重要作用。最终以口岸保税区作为基础,建立中俄边境自由贸易区。本文首先对论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理论基础进行了简要的说明。其次运用理论与数据相结合的方法对在中俄沿边口岸建立保税区的必要性、发展前景进行详细的分析,再借鉴国内典型保税区的功能定位、管理模式、成功经验,最后以建立绥芬河保税区和东宁保税区为例,分析建立保税区的可行性、产生的经济效益,进而制定其推进战略。
窦勇[9]2010年在《开放进程中要素市场扭曲与宏观经济失衡》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主要任务是从要素市场角度来解释我国的宏观经济失衡。叁十年来,与产品市场价格改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地区间、行业间要素市场分割现象严重,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要素的获得和使用等方面差异很大,计划经济的残余还在影响着要素市场的正常运行。要素市场的扭曲妨碍了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导致宏观经济失衡。以劳动力市场为例,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歧视性的教育、医疗等相关制度又加剧了这一状况,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难以获得合理的要素报酬;对于中高级知识分子来说,医疗、子女受教育以及不合理的人事制度等也限制了他们的合理流动。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使得劳动者得不到合理的要素报酬,抑制了居民收入的增长,从而导致消费需求持续低迷,内需不足,不得不加大投资,造成内部失衡;不得不过度依赖出口来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从而导致外部失衡。宏观经济失衡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外表现为“双顺差”长期存在,对内则主要是消费、投资比例失调,内需不足。宏观经济失衡中,内部失衡是主要因素,外部失衡是内部失衡的突出表现,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当中国经济遭遇负面外部冲击时,经济失衡带来的矛盾就会集中爆发。当前宏观经济内外失衡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平稳发展的主要因素,也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得不面临的一道难题。本文认为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是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导致宏观经济内外失衡,力图从微观角度对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失衡作出解释。首先,在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构建起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叁十年来,中国要素市场变迁表现出了相当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这一分析框架要充分体现影响中国要素市场发展的各主要因素。一是要符合微观经济规律。扭曲是对理想均衡状态的一种偏离,从微观角度来看,简单的说,当MRS L1 K≠MRSL2K时,要素市场发生扭曲。二是从宏观角度分析要素市场扭曲如何通过影响收入分配,进而造成消费不足、投资过度和国际收支“双顺差”,即宏观经济失衡。叁是要体现出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一方面是中国充分发挥要素禀赋,获取比较利益;另一方面是开放对要素价格及产业发展的影响。四是要体现发展的特点。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劳动力人口众多,而资本相对匮乏。在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指导下,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往往人为地扭曲要素市场。五是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均衡的实现,借助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讨论开放条件下一个国家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宏观经济内外均衡。其次,对中国要素市场的变迁和扭曲进行分析。叁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要素市场演变一方面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另一方面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转轨的影响,所以本章首先分析了要素市场发育的“中国式”背景。进而从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叁个方面介绍了中国要素市场的演变和当前的状况。并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当前我国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进行测度。第叁,阐述我国要素市场扭曲与宏观经济失衡之间的关系。首先,指出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几个基本特征:过度投资、消费不足、高增长与低就业并存以及双顺差,总的来看,表现为要素市场扭曲下低成本出口导致的宏观经济失衡。其次,基于要素市场对消费不足、过度投资、就业不足和双顺差进行分析。最后,对要素市场和宏观经济失衡进行数量验证。第四,完善要素市场的思考。一是劳动力市场改革要按照有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和人力资源配置,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开展。从体制机制改革入手,在调整区域发展政策、产业政策、所有制结构政策、城镇化政策等宏观决策过程中,逐步取消地域界限、户籍界限、行业界限,淡化所有制身份,消除人为的市场分割和干扰,实现劳动力市场的高效运行。二是针对我国短期内资本市场强制性制度变迁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深化资本市场的改革,推进资本市场开放,完善资本市场结构,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消除市场扭曲,建设一个更加公正、透明、高效的资本市场。叁是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原则下,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明确我国土地市场利益主体的权利范围,有效地制约部分地方政府的行为,减少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建立透明公开的土地市场。本文以中国转型时期为研究背景,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生产要素市场扭曲的经济效应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不仅加深了人们对转型时期生产要素市场扭曲的理解,而且对我国要素资源配置和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熊超[10]2013年在《全球化背景下新新贸易理论发展动态研究》文中提出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步伐已经深入到世界任何一个经济体系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立于世界经济体系而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跨国公司的贸易与投资活动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展开,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贸易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例如,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逐渐成为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活动；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销售扩张远大于直接出口；服务行业的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比以前发展都要快；中间投入品贸易,公司内贸易以及国际贸易垂直专业化和全球分散化生产等现象。最前沿的新新贸易理论将异质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以基于企业层面的经济分析来解释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的贸易新现象。本论文以此为研究切入点,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新贸易理论发展动态进行了研究,以期对新环境下我国的贸易发展提供一点启示。本论文大体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第二部分属于文献综述,第叁部分是正文部分,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产生背景,分别从理论模型分析和简单的模型解释两方面分别介绍了新新贸易理论中最为关键的两个基本模型,Melitz模型和企业内生边界模型。Melitz模型主要揭示了不同生产率的企业选择不同的企业战略,同一行业中最低生产率的企业选择退出市场,中间生产率的企业选择只为国内市场提供产品,而较高生产率的企业会选择同时服务于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企业内生边界模型主要用来解释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选择方式,一体化或外包。随后论文对基于这两个模型基础上的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的其他模型进行了研究,主要介绍自2003年以来国内外对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的新扩展以及近年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动态,并总结新新贸易理论的特点。第四部分分析了新新贸易理论的政策含义,并结合中国的外贸现状指出新新贸易理论对我国的外贸启示,最后总结全文。
参考文献：
[1]. 要素禀赋理论、战略贸易政策与二元经济发展[D]. 石燕. 湘潭大学. 2004
[2]. 转型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研究[D]. 关嘉麟. 吉林大学. 2013
[3]. 汇率改革、贸易开放与中国二元经济[D]. 谢杰.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8
[4]. “一带一路”一次能源合作的依据及其金融促进的路径选择[D]. 孙佳燕. 安徽大学. 2016
[5]. 产品内分工与二元劳动力市场[D]. 李春梅. 南开大学. 2013
[6]. 国际技术溢出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D]. 张瑛. 西北大学. 2012
[7]. 经济规模、贸易成本与出口增长路径研究[D]. 龚向明. 复旦大学. 2012
[8]. 关于在中俄沿边口岸建立保税区问题的研究[D]. 李海东. 黑龙江大学. 2009
[9]. 开放进程中要素市场扭曲与宏观经济失衡[D]. 窦勇.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10]. 全球化背景下新新贸易理论发展动态研究[D]. 熊超. 山东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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