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凡玫[1]2004年在《金融中介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实证与政策》文中研究指明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金融中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提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金融中介发挥着动员储蓄、配置资源、便利交换和管理风险的作用，推动整个经济体系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从根本上讲，金融中介的产生和发展是实体经济发展的结果和需要，它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 本文按照历史与逻辑的顺序首先对金融中介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梳理，对金融中介的功能和经济增长关系理论、金融体系的结构和经济增长理论以及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结构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分析了金融中介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经济发展对金融中介功能和结构演变的影响，深入论证了金融中介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其次，引入数学模型对金融中介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理进行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揭示出金融中介体系的先天性缺陷所在，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分析使得理论框架更趋完整。再次，从实证方面对金融中介发展和经济增长所表现出的关系进行国际比较，发现其中蕴含的基本规律，即金融中介发展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以此为参照研究中国的实践，通过对不同省份间金融中介发展水平的差异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发现我国表现出不同于一般趋势的情况，即金融中介发展水平从指标分析看比较高的省份，其经济增长状况低于平均水平：而金融中介发展指标值较低的省份却拥有高出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这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金融中介体系结构的不合理。最后指出中国金融中介发展改革的方向和政策建议：加大产业升级力度，实现经济转型；发展中小金融机构；调整和优化金融中介发展结构。
孙晶[2]2013年在《中国区域金融发展论》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各地区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区域金融发展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另外,随着各地区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区域间金融发展的空间异质性逐步显现,其变动趋势与演变规律也开始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对区域金融发展的研究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空间,在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的现实经济世界,区域金融发展呈现出“块状”特征。运用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和现代空间计量方法探索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空间分布及其演进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区域金融发展对本地及周边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显然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区域金融发展的溢出效应包括本地溢出效应和跨区溢出效应。本地溢出效应是通过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机制、信息管理机制、成本管理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四大内生微观机制作用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从“质”和“量”两个层面共同推动本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跨区溢出效应是通过区域金融发展中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周边地区金融业乃至整体经济发展,这种跨区溢出效应包括金融集聚效应和金融扩散效应。一般而言,随时间推移金融集聚效应会不断减弱,而金融扩散效应会经历先以递增速率递增后以递减速率递增的持续增加的过程,综合前两种效应金融跨区溢出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呈现出由负变正的变化规律。本文借助Eviews6.0和GeoDaO.95i等计量经济学软件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本地和周边溢出效应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和分析,实证结果支持了理论研究的观点。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区内收入水平、人力资本水平、财政收支水平以及金融信息化水平是推动本地区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区域金融发展存在显着的正向跨区溢出效应；政府行为、法律法规以及人文地理等非量化因素可能是影响区域金融跨区溢出效应发挥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促进区域金融更好、更快地发展,需要大力提升区内的“四项水平”推动本地区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需要进一步打破区域限制,推进区域金融的跨区协调发展；需要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探索城乡金融的联动发展；需要破解金融行业间的壁垒,提升叁大金融行业的合作深度与广度。
徐云松[3]2015年在《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发展非均衡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1988年邓小平立足于国民经济全局,明确提出“两个大局”的伟大战略构想,即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加快对外开放,内地要支持东部率先发展,服从这个大局;当东部发展到一定阶段,再支援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的区域发展战略,就是一种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应该承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和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且经过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我国也确立了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四大经济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形成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的空间发展格局。然而,我国区域发展的矛盾愈发显着,暴露出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尽管国家提出了要实现统筹区域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国家“十二五”规划还特别强调了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区域之间的差距仍然在不断拉大,区域增速格局的扭转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事实上,我国区域发展仍然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并且区域发展过度非均衡的趋势还引致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而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中又以西部地区最为典型,作为土地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71.5%的最大经济区域,西部内陆的普遍贫穷落后与东部沿海的发达富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西部的贫困落后与历史上西部曾成为世界中心地带的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东部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广袤的欠发达西部地区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整体飞跃的掣肘。中国最广大的经济区域仍然是欠发达地域,并且地理面积广阔、涵盖省份最多的西部地区自身也存在着发展差距。伴随着区域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日益明显,这显然有悖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说,只有实现面积最广、省份最多、最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后发赶超”,促进西部区域协调发展,解决现实中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才能为整体国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在现代经济增长因素中有详实的理论支撑,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也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区域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空间层次,着重于探讨一国内的地区中观层面金融结构与运行的分布状态与互动关系。经济发展决定金融发展,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也具有显着的非均衡性,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水平与速度明显滞后于发达的东部地区,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十二五”时期进入第二个西部大开发十年以后,特别是“一带一路”中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实施,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在发生变化,金融业开放程度会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但是,如果区域过度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和态势不加以改变,协调机制不加以顶层设计和系统完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就难以实现质的提升,就难以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统一的金融发展,不能以此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问题的研究,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以及均衡与非均衡辩证统一的思想。在方法论上本文坚持系统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运用发展与联系的思维方式剖析问题;树立全局与局部考察相结合,整体与部分分析相结合的观念。全文对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研究,立足于两个空间层面的分析视角,即主要矛盾——西部与东部之间的非均衡问题,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西部各省份之间的非均衡问题;通过回顾、总结与分析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系统梳理了各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前沿。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以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四个研究视角为切入点:一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总量观,运用各项指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总量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二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结构观,从金融行业结构、融资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资产结构和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结构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叁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功能观,从金融实现其功能的效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功能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四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观,将金融子系统放置到整体系统环境中,运用逻辑推理、统计描述、计量模型等分析方法,探究影响与导致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因素。从定性的角度分析由于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而造成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从定量的角度,构建动态的数理模型研究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统观的分析要求涵盖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体现多学科交叉,涉及经济学科外的社会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地理学、法学等理论与知识,使本文的论述与研究达到一定的历史厚度、思想高度、专业深度和学科广度。基于全文系统的逻辑论述体系,以及多维度研究思路、多样化分析方法得出的观点与结论,从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客观实情与现状出发,针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快推动西部区域金融从非均衡发展向实现均衡与非均衡内在统一的协调发展转变的第一个层面;以及促进金融系统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协调统一,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复兴等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第二个层面,本文提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构想、对策与建议。全文逻辑体系下的中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导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背景和目的,提出研究问题,论述本文意义;对概念进行界定与辨析,对研究范畴进行阐述。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技术路线与逻辑框架、主要的创新点、不足之处和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等内容进行概述。其次是理论文献的回顾与分析。总结了国内外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进程与研究现状;按照金融发展理论萌芽——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的顺序进行了综述,并深入到金融发展理论的空间层面进行了回顾。基于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研究的两个空间层面和四个金融发展非均衡维度与视角的结合,对其进行了文献综述,并阐述了该理论与本文研究问题的联系。第叁是分析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历史演进,研究其问题表现。从历史角度对1949-1978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进行详述,对同时期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状况进行了研究。对1978年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状进行描述,基于两个层面(西部区域内与东西部区域间)金融发展非均衡角度,采用统计实证分析法、图表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等方法,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功能角度衡量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表现,阐明非均衡的时空特征与变动趋势。第四是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从金融系统研究的系统观角度,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进行剖析。运用定性分析法、统计描述法、对比分析法,实证检验法,从制度因素、经济条件因素、客观环境因素、非正式制度因素和不确定性冲击影响因素这五个方面探究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形成机理,分析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第五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负面影响分析。该部分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和对文化的负面影响。第六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简要回顾了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进行简要评述。其次从定量的角度运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测度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差异;在阐述了面板数据动态与静态模型、计量检验方法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的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Panel-Data)协整检验,面板数据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短期动态效应进行了量化测度。该部分同时研究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前沿,探讨了法律制度、法治效率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从区域层面对“中国之谜”命题(低水平法治与高速经济增长并存)进行部分解释;分析了区域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对法治(正式制度)与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在区域层面表现出的替代机理与耦合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建设,即健全法律制度环境、提升法治效率(正式制度),复兴西部内陆优秀文化(非正式制度)的重大意义。第七是总结与建议。根据全文逻辑体系,该部分对各章研究结论进行统一的归纳梳理,结合研究的主要观点与结论,提出西部区域金融由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协调发展必须注重顶层机制设计。在此基础上,以系统观的思维为指导,提出两个层面的针对性建议。一是西部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优化西部银行业结构;建设西部资本市场,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培育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发挥金融集聚与扩散功能;推动多层次区域金融合作;大力发展移动金融引领西部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效率;实施差异化与统一性相协调的区域金融调控政策。二是西部区域金融系统与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对策选择,包括:健全西部地区法律体系,提升法治效率;弘扬西部地区优秀社会资本,推动西部优秀传统文化复兴,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现代金融发展的伦理体系。
周振[4]2008年在《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关系研究：重庆个案》文中研究表明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积累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文献,并得出了主要观点:金融发展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这一命题近年来在国内同样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但是,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二元经济结构矛盾依然突出。本文对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关系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进行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得出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概述如下:1、金融的非均衡发展最终会强化二元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部门资本存量及其积累速度,实现二元经济总产出的增长。但是,受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配置资本内在机制的影响,金融资源配置在部门间出现了流动性失衡,金融非均衡发展最终会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强化二元经济结构,即经济增长是以总量扩张为依托的,经济发展效率有待提高,金融发展动员资本的结果顶多是中性的。这同时也为评价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结果提出了新的衡量标准。研究同时表明:(1)在农业生产面积呈下降趋势的前提假设下,要维持农产品产出的增长,必须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同时以更快的速度增加金融资源在农业的存量比例。(2)非农部门发展的真正动力源泉是部门自身的集约型发展,是由部门资本、技术积累和扩张,以及较为成熟的金融市场支撑的。(3)非农业部门较农业部门而言,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比较高的产出率,因而非农业部门的资本边际生产率显然高于农业部门,根据资本逐利性的本质特征,在封闭经济状态下,国内资本在市场作用下会流向非农部门,进而刺激二元经济总产出增加。这也就是二元经济下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4)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应适度。在人均农产品需求增长一定的条件下,一方面取决于农业部门金融资源存量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取决于非农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2、政府主导型金融制度边界收缩和完善农村金融制度体系是金融发展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有效行为选择。中国的金融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下渐进改革的过程,具有鲜明的强制性和渐进性变迁特征。这与变革的初始条件、变革主体的偏好、文化价值观念以及意识形态刚性分不开的。现实表明,政府主导型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在维持金融改革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方面取得了若干积极效应。但是,这种强制性渐进改革具有阶段性,其边际报酬率呈逐步递减,同时也引致了金融制度的非均衡。研究以“诺斯悖论”为基础将政府效用函数分解为租金偏好效用函数和效率偏好效用函数,对政府主导型金融制度变迁涉及的有关博弈主体进行了行为分析。研究发现,农业金额剩余的强制性转移和不断增加的制度变迁成本削弱了农业发展的动力,束缚了二元经济结构的良性转换。因此,我国金融发展应以政府主导型金融制度边界收缩和完善农村金融制度体系为重点,有效推进相关领域的深层次变革。3、金融发展影响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逻辑关系是金融发展←→投融资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二元经济结构)。即金融发展首先作用于投融资结构,通过对资金流量和存量的影响,引导相关生产要素进行产业间的配置,并最终推动经济结构的变迁。具体地:(1)金融发展是产业结构调整的直接推动力。产业结构的调整一般包括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在我国目前金融分业管理体制下,金融发展主要通过两个不同性质的市场,两种作用层次不同的渠道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影响。一是间接融资为主的信贷市场;二是直接融资为主的证券市场。研究同时表明,金融发展的产业范围选择由于受政府主观意愿和金融自身发展局限性的约束,是一种有限理性行为,存在市场失灵区域。(2)产业结构优化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历史逻辑来看,其根源是生产要素产业间非均衡配置所致。而产业结构优化正是通过资源的重新有效配置实现的,并通过释放产出效应、成长效应和组织供给效应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4、重庆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有显着负效应。研究表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重庆金融发展和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重庆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有显着负面影响。纵观重庆经济发展的历程,我们发现其同样带有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赶超战略实施遗留下的色彩。金融系统被政府行为主导而成为其推进改革开放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直接工具,大量的金融剩余被政策性地从农业抽向工业,从农村抽向城市,支撑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重庆产业结构近年来的变动,不仅超越了以轻工业为重心的阶段,同时也超越了以基础工业为重心的阶段,直接跃进到以重加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重庆农业基本上还在承袭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农业金融发展举步维艰,使得农村金融内部形成的系统性和非系统性较之城市金融显着增加。经济二元性最终导致了城乡金融的增长性失衡,即农村金融的低层次畸形发展和城市现代金融业相对高度发达状态的呈现。从长期角度看,城乡金融的非协调性发展会固化二元经济结构的刚性,金融发展配置资本的结果顶多是中性的。由此可见,重庆近年来金融发展是以城市金融为支撑的。在金融总量和效益不断提高的背后,是农村金融的相对萎缩。金融发展形成的中心城市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金融非协调性发展强化了经济的二元性。而该趋势的长期延续,势必会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削弱地区经济增长后劲。为了加快金融发展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步伐,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应着实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尽快促使城乡金融的协同演进。具体地:1、加快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2、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3、合理引导和发展非正规金融;4、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体制改革有机结合。
石永拴[5]2013年在《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区域经济发展与金融支持的关系研究既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实施的现实问题,又是一个全新的重大理论问题。1978年以来,以河南为主体的中原经济区实现跨越式增长,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经济成果。在此其间,由于区域内部金融支持能力不足,导致金融运行状况整体呈现弱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原经济区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成为制约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发展瓶颈。鉴于此,本文在对国内外已有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力求揭示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动力机制和发展趋势,并从中总结出有关金融支持与区域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以期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并在金融实践领域中做出有益探索。本文从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存在动态相关性这一逻辑出发,以经济增长理论和金融理论为支撑,在借鉴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所采用的主要模式及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将区域经济增长、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叁化”协调纳入到统一的框架中,构建了金融支持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的逻辑框架,探讨金融支持对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利用实证研究分析了金融支持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的渠道和效应,揭示了两者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和变动趋势。同时,基于区域金融支持对产业关联、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叁化”协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结合开放条件下金融资源全球配置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从金融发展层面来寻求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并提出了有关金融支持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通过研究发现,中原经济区金融支持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存在强相关关系；金融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区域经济的稳定、健康、持续发展；金融发展差距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原经济区内部经济增长的差距。在区域发展进程中,一方面,金融只是被动地适应区域开发对融资的需求,未能全面发挥金融在资源配置、风险管理、监督企业、传递信息等方面的功能；另一方面,中原经济区在金融生态、信用环境、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改善,这些因素的存在都会对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效果产生影响。本文共分八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是从中原经济区金融支持的实际出发,明确本文的研究背景及其理论和现实意义,确立基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然后定义和规范研究中涉及的相关概念,概括相应的研究思路、结构框架和主要内容,并归纳出本文的主要创新点。第二章主要对国内外文献研究进行述评。本章梳理了国内外金融支持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文献,从区域金融、金融支持的视角对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和评价,厘清了国内外有关区域经济发展和金融支持研究的内容和现状,发现了既有研究的空白和不足之处,并从中找到了本文研究的切入点。第叁章主要提出了金融支持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结合金融发展与金融支持,分析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创新能力提升、发展方式转变以及“叁化”的发展脉络,建立金融支持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该框架研究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为本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第四章着重分析了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结合经济发达国家、新型工业化国家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实践,梳理出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具体模式,并结合中原经济区实际,找到适合中原经济区发展的金融支持策略,为本文相关章节提供借鉴。第五章主要考察了中原经济区金融发展的现状及问题。从总体上对中原经济区金融发展的整体状况进行了分析,通过构建相关指标体系来衡量和评价区域金融发展的程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中原经济区金融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后续章节的研究提供现实基础。第六章着重对金融支持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进行实证分析。主要是对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进行实证检验,从金融发展与产业关联、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技术能力提升等几个层面揭示出金融支持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的具体效果,并结合实际指出影响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第七章主要是提出完善金融支持中原经济区发展的政策建议。本章明确提出了中原经济区强化金融支持作用的总体思路,并根据区域发展特征,提出可以通过优化金融生态、构建区域金融中心、加快融资模式创新、加大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等政策措施来提升区域金融支持能力,扩充金融服务功能。第八章为结论与展望。总结本文的主要结论,根据论文所做的工作,分析研究中存在的局限和不足,并提出未来研究有待进一步改进和需要深入研究的方向。
刘刚[6]2006年在《发展金融学框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类的金融活动虽然由来已久,但自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以降,人们对货币、金融、金融的作用以及金融的变化一直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虽然其中也有少数经济学家发出过不同的声音,但却无法改变整个局面。换言之,货币、金融、金融的作用及金融的变化长期以来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忽视、忽略或者省略掉了。只是伴随着最近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浪潮在世界各地的广泛兴起,迅速发展和急剧演变的金融现实使人们不得不承认,金融不仅是经济的核心,而且金融已从传统上是一国内部的行业性和被动适应性的局部性微观问题逐步转变为全球各民族国家与经济体经济与社会发展稳定的核心性、主导性和战略性的要素。如果继续从传统的角度去理解与对待金融,就不仅有失公允,而且金融也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强度去教训与惩罚人类,上世纪末在全球一些国家与地区爆发的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机就是其生动的写照。中国学者白钦先教授针对上述变化了的经济金融现实,不仅在世纪之交提出了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以解释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经济金融危机,而且近年来在不同场合更是多次提出将隶属于发展经济学的金融发展理论独立出来建立一门新兴学科——发展金融学的时机已经成熟。与此同时,白教授(2005)还高屋建瓴地对发展金融学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与总结,他认为发展金融学主要是研究金融是什么以及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科学,即不仅研究金融本质的演进及发展,而且研究经济发展的科学,但它不是孤立地、一般地研究金融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而是研究金融与经济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与相互影响,即二者彼此互动的意义上来研究金融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而金融功能就是联结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关节点或桥梁。从实践上看,发展金融学不仅研究发展金融学的过去与现在,而且研究它的未来;从空间上讲,它既研究发达国家金融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又研究转轨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既研究发展金融学的理论,又研究发展金融学的实践;既从金融与经济互动关系的角度研究发展金融学的发展,又从金融的本质演进与金融经济互动关系二者紧密联系的角度来研究发展金融学的发展;既研究金融与经济的正效应、正功能,又研究二者关系的负效应、负功能。根据以上研究思路,本文在夯实了发展金融学的理论基石,即从实现金融发展理论到发展金融学的转换之后,提出发展金融学是以金融本质的演进基础上的金融
王冬[7]2010年在《金融中介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文中指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金融几乎都陷于这次危机中,金融资产的大幅震荡进一步引起了实体经济的波动。此次危机影响之大,范围之广,使得世界各国经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现代金融发展水平对现代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金融市场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问题,最终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发展,使得金融资源成了稀缺的重要的战略资源。我国也不例外,虽然我国对金融及其衍生品的发展有非常严格的限制,但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经济也受到非常大的冲击,08年以来季度GDP同比增长速度快速下滑,我国各个省区的经济增长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我国金融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的重要。本文在研究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选择以金融中介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为切入点,研究金融中介的发展是否能在真正意义上促进经济的增长。选取了金融中介的规模、效率、深化、和结构四个指标,分别对我国从1991年到2009年以来的全国及30个分省的全要素生产率从时间维度和空间截面维度分别作了回归分析和面板协整分析。本文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上使用了经济较为前沿的数据包络分析(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对我国及30个省区的全要素做了重新的测算。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和面板分析的实证分析,结论表明：1.在时间维度分析上我国金融中介发展与全要生产率之间存在较好的长期、稳定的关系,但是传统指标M2/GDP呈负相关关系。2.在截面维度上通过ECM面板分析表明金融中介效率和深度指标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最后,本文结合前述研究结果,提出应该进一步打破国有金融中介垄断,降低金融中介业进入壁垒,完善非公有制企业融资机制,加快区域间经济金融市场的交流与融通,加快我国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加强金融监管和金融法制建设,优化我国金融市场环境方面的政策建议。
VONGSENGCHANH, LATSAMY（拉沙米）[8]2013年在《老挝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文中指出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始终是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热点问题。金融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其重要性早已为广大学者所公认。特别是近年来西方学者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发达国家,更广泛地推广到了发展中国家。经过不断的实践检验,该理论显现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将西方日益成熟、完善的理论和老挝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考察老挝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老挝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同时也为老挝金融体系的发展、金融结构的调整提供理论依据。基于此,选择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课题,并从金融学的视角系统探讨和研究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定义进行了界定,并且概括性地阐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国内外研究,明晰了其中的观点,指出了不足;而且从提供支付系统、影响储蓄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导致更高比例的储蓄转化为投资等四个方面分析了金融发展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同时进行了经济增长如何作用于金融发展的分析,且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如何相互作用进行了说明。其次,基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传导路径和理论分析框架,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间强调有许多研究理论文献,本章将首先介绍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接着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的主要理论成果,在金融发展理论中介绍了金融结构论、金融抑制论、金融功能的主要理论成果。然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探讨了影响经济增长的金融要素,最后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宏观经济理论进行了梳理与总结,从而为本文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其叁,从金融机构信贷发展概况、股票市场发展概况和保险市场发展概况等叁个角度阐述了老挝金融发展的演变过程,同样也介绍了老挝经济增长的演变过程,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出基本判断,从而得到了老挝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基本结论。其四,在研究的指标设计及实证方法。首先对影响经济增长的金融要素进行归类分析,其次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反映各要素的指标体系；再次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指标的数据进行定义；最后就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的实证方法作一选择,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假设及建立模型,从而为后面两章.的实证研究打下基础。其五,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研究全国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选取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结构、金融中介效率、外贸和实际利率,将相关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来研究各金融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和作用方向。其六,在研究区域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选取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结构、金融中介效率、就业人数增长率和投资总额的比例,将相关变量在面板数据模型上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从本文考察样本所反映的长期稳定的关系来看,老挝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结构、金融发展中介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个层面全国和地区的如下结论：(1)从老挝全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历史和现状来看,自从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老挝金融业整体发展水平也得到改善和提高,特别是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的发展与经济的增长保持着良好的同步性向前扩大和提高发展。而这种现象的存在也是我们进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力研究的中前提之一。(2)从老挝金融规模的长期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老挝金融资产总量不断地扩大并且它的扩张对经济增长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各种金融资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大说明他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并不意味着一国金融发展的质量达到了相应的水平。如果金融资产扩张建立在高质量、高效率的基础上,那么这种扩张当然会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否则,这种扩张隐含着很大的危险。(3)从老挝全国金融结构变化的角度来看,最近几年老挝中央银行占银行业总贷款的比例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体现出了金融结构的优化,银行业之间开始更多的有序竞争,无疑将有利于发挥金融对经济的正面作用。但是我们同样发现2005年之后,一定程度上体现金融中介效率的银行对非国有银行对非国有企业贷款占银行业总贷款的比例份额却出现下降特征,这些指的标变化很好地说明了银行贷款过程中的“所有制歧视”现象依然广泛存在,这无疑不利于老挝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扩大。(4)从老挝金融中介效率来看,长期以来老挝金融中介效率不断地得到提高和改善,老挝的金融体系仍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也是目前老挝最重要的金融中介机构。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表现为将更多的储蓄存款转化为投入到实体经济中去,但由于存在存款创造机制,金融中介效率没有促进经济增长是因为在国有商业银行占主导的金融市场中,效率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改善,现有的市场金融市场缺乏多层次,多样化的产品与服务,难以满足需求,也无法促进经济增长。进一步分析可发现,老挝金融系统存贷比率在1987-2008年期间一直下降,然后逐渐有所上升。这主要源于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能力受到制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按照效益大最化的原则同时兼顾到安全性,实行一级法人管理体制,存有大量资金。另一方面,老挝很多信用担保机构因发展规模小和担保能力较弱,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作用很有限。因此导致经济增长对金融效率提高的作用并不明显。(5)从老挝各地区统计描述和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来看,老挝四个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水平都存在差异很大,经济与金融比较发达都集中在老挝中部和首都万象,这是老挝各地区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和不平衡现象问题。通过对金融结构、金融规模和金融中介效率的考察,本文发现四个大地区在金融存款、金融贷款等方面表现比较为一致的变化趋势。在绝对规模上,万象首都和中部在上述方面都占绝对优势,但南部、北部地区在近几年的增长速度上却有明显的追赶趋势,甚至某一些指标的速度上还跟首都万象和中部差不多。在金融资产使用效率方面,中部地区在四个地区中最高的,万象首都地区次之,南部和北部最低,由此可见,各个地区金融资产使用效率情况与金融结构规模关联性很大,且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相关性也很强。最后本文对整个研究进行了总结并针对上述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具有可行性的政策性建议,然后对本文研究不足之处提出了展望。
张亮[9]2013年在《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支撑能力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金融发展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已被理论界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所广为认可，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的研究，也已成为长期以来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热点之一。国外和国内学者通过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于如何发挥好金融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而实现二者间的良性互动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但从目前研究成果上看，对于全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成果虽然较多，而限于数据获取等方面的制约，对于国内欠发达省份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特点以及二者间关系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并不多，忽视了我国区域间经济金融发展方式和特点的不同。当前，欠发达省份的金融发展现状和水平如何，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发挥的怎样？金融发展怎样促进了经济增长，效果和程度又如何？金融在支持欠发达省份经济增长中还存在哪些制约因素，问题形成的原因又是什么？如何进一步提升欠发达省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能力？诸如此类的问题的解答，无论对于学术界还是政策制定者来说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为如果这些问题清楚了，在区域政策制定中将更有利于挖掘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潜力，提高金融要素的配置效率，促进经济与金融的协调发展，进而通过金融的发展来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平稳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从而缩小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因此，笔者以吉林省为例，选择上述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内容。本文共分为7章，其基本结构与逻辑框架如下：第一章：引言。从国外、国内的理论界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成果以及国内的现实背景入手引出本文的研究主题。同时，对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点及不足以及全文的结构安排进行简要的介绍。第二章：理论分析。在这一章系统的回顾了经济增长理论、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以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其中，重点介绍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早期研究成果、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第叁章：吉林省经济发展历程回顾与增长现状分析。这部分主要是从区域经济发展入手，即对吉林省经济发展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将吉林省经济发展历程划分为叁个阶段，即奠定国民经济发展物质基础阶段（1949-1978）、改革开放大发展阶段（1979-2002年）、老工业基地振兴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阶段（2003-2009）。同时，本文还对吉林省当前经济增长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从经济总量、工业、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进出口等方面阐述了当前吉林省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并结合发展现状，提出了目前吉林省经济运行中面临的主要问题。第四章：对吉林省的金融业运行现状及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进行分析。在这一章，通过对银行业运行情况、证券业运行情况、保险业运行情况、金融市场运行情况、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情况这五个方面对吉林省的金融业发展现状进行阐述。之后，为从整体上分析和判断目前吉林省金融发展水平在全国的排位情况，本文选取15个指标，共同构成金融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吉林省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吉林省与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比较还存在较大差距，且较“十一五”前差距又有所扩大。东北叁省内部看，辽宁的金融发展水平最高，整体金融发展水平排名靠前，具有较好的金融基础，而吉林省与发达省区市差距仍较大，其金融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在内的金融业整体还不够发达，还存在较大发展潜力。此外，本文还对当前吉林省金融运行的主要特点进行总结，并从资金利用效果、经济结构调整、固定资产投资、中小企业等方面分析了金融对吉林省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第五章：对吉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这部分首先对国内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再结合吉林省金融发展的实际，即证券业和保险业二者的资产规模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10%，规模总体偏小，本文将证券保险业忽略，重点从银行业角度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研究吉林省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时，主要选取了金融发展的总量规模指标、金融发展的资金配置效率指标、金融发展的信贷结构指标，将数据进行季节调整并剔除价格因素，将相关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指标、金融效率指标和信贷结构指标都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的正相关关系。其中，信贷结构指标对GDP的促进作用最大，系数达到2.687；金融效率指标对GDP的促进作用处于其次，系数达到1.539；金融发展指标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系数仅为0.091。从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看，信贷结构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金融效率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另外，为了更为全面的考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又构建一个包括人口规模、信贷投放规模、经济增长水平等经济要素在内的VAR模型，结果表明，滞后2期的信贷投放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滞后1期和2期的经济增长对信贷投放均具有正向的激励作用；在10%的置信水平下，信贷投放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根据脉冲响应函数图得出，在1个单位信贷投放的外部冲击下，第1期的真实GDP成负向变动，从第2期开始，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和实体经济的活跃，真实经济对信贷冲击的反应过程持续为正，之后在第4期（1年后）达到最高，且具有较强的延续性。第六章：金融在支持吉林省经济增长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结合上一章的实证分析结果以及吉林省金融层面历史数据横向和纵向比较研究，本章从金融总量、效率、结构叁方面，分析了金融在支持吉林省经济增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所形成原因。第七章：全面提升金融支持吉林省经济增长能力的对策建议。针对上一章所存在的问题，本章从扩大社会融资总量、促进金融效率的提升以及推进信贷结构调整等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第八章：结论与政策含义。
李延军[10]2007年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机理研究》文中指出论文围绕“金融与经济增长”这一主题,针对理论研究倾向于对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分析上偏向于一方的不足,立足于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互动发展的新视角,旨在研究不同金融结构——以金融市场为主的金融结构与以银行中介为主的金融结构,履行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机理。具体内容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导论和文献评述,包括第1、2章。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等,并从经济增长理论、金融结构理论等视角介绍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协调机理相关理论的研究现状,分析了当前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以及对本研究的启示。第二部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包括第3、4、5、6章。这一部分首先分析了金融交易的特征,说明金融交易是一种“关系性交易”并具有不完全的特性;接着在分析金融契约治理机制的基础上,从节约成本、金融功能等方面分析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比较优势和局限性,彼此的替代与互补关系决定了金融体系的均衡结构;然后,结合内生增长模型,从金融功能角度探讨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机理,发展中国家应基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融资方式作合理选择;最后,通过对金融创新的功能及动因的分析,说明金融创新是实现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第叁部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包括第7、8章。这部分论文从四个方面进行研究:第一,简要回顾和评价了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环境下,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演进与互动发展推动金融深化的历史逻辑;第二,转轨时期我国金融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第叁,金融中介、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第四,金融中介、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在第叁和第四点内容研究过程中,论文利用1993年1季度至2007年1季度有关数据,对叁者关系做了详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我国金融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影响,中介与市场相比较而言,金融中介的作用更大一些,我国目前仍属于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结构之间存在着多个单向和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整体上,经济增长对金融体系的影响较大。第四部分:结论与展望,包括第9章。这一部分对本文的研究作了总结,并基于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探讨了我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协调途径及政策建议。最后本文还对后续研究作了展望。
参考文献：
[1]. 金融中介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实证与政策[D]. 卜凡玫. 中国海洋大学. 2004
[2].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论[D]. 孙晶.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3].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D]. 徐云松. 中央财经大学. 2015
[4]. 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关系研究：重庆个案[D]. 周振. 西南大学. 2008
[5]. 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研究[D]. 石永拴. 武汉大学. 2013
[6]. 发展金融学框架研究[D]. 刘刚. 辽宁大学. 2006
[7]. 金融中介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效应[D]. 王冬. 西北大学. 2010
[8]. 老挝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D]. VONGSENGCHANH, LATSAMY（拉沙米）. 昆明理工大学. 2013
[9]. 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支撑能力的实证研究[D]. 张亮. 吉林大学. 2013
[10].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机理研究[D]. 李延军. 河北工业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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