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旎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100083）
摘要：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拥有较少的社会资源、更容易受到社会的威胁以及拥有较低的个人控制感，鉴于这种生活环境，人们可能预期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比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亲社会行为少。但是近年来有研究表明社会地位低的人比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拥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他们趋向于对福利的关心，因此为了适应恶劣的生活环境而从事更多社会所认可的亲社会行为，同时他们也更能体会到他人的感受，这种趋向会产生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和较少的功利性道德判断，本文概述社会经济地位与亲社会行为和功利性道德判断的关系，探讨其中差异性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亲社会行为；功利性道德判断
中图分类号：C912.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035（2013）09-0000-02
一、引言
谁应该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谁应该有更多的功利性道德判断？此问题一直在道德框架和政治哲学上有争议。几个世纪以来，学者们试图建立社会经济地位与此的联系。社会经济地位形成了亲社会行为、功利性道德判断重要方面的个人风格。
二、亲社会行为
（一）亲社会行为内涵。
到目前为止，对亲社会行为的概念界定依然不统一。有人认为亲社会行为就是利他行为，有人认为利他行为隶属于亲社会行为的概念范畴，只是亲社会行为的最高表现形式，而亲社会行为主要包括分享、合作、谦让、帮助等行为。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各学科更是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建构了不同的理论体系。
（二）社会经济地位与其亲社会行为。
1.社会经济地位与关注他人。
社会经济地位是一种物质财富的客观特征和使用资源这两个层次多方面来定义的（Oakes&Rossi,2003)。此外，社会经济地位身份影响个人的生活环境和模式（Adleretal.,2000)。对于有关占用资源和位置威望等方面的研究显示，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往往对自己的生活经验缺乏控制感，他们通过适应社会环境来适应社会的其他方面(Johnson&Krueger,2005,Lachman&Weaver,1998)。调查研究发现，当被问到为什么“therearerich(poor)peopleintheU.S”低收入者更可能回答是因为背景因素，如教育机会的缺少以及社会经济结构，而不说个人特质和能力(Kluegel&Smith,1986)。最近的研究指出，在解释社会和政治事件时，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士往往把原因归为个人情绪，而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认为个人和内部特质占主要原因。
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士个人控制感较低、更依赖他人，关注社会背景，这影响到他们更愿意与他人交流，而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士经济独立、个人控制感高，他们更愿意获得自由(Frazeretal.,2007)。此外，自然观察法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孩子比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孩子更愿意与其他孩子玩，而且会有更多的微笑(Stipek&Ryan,1997)。这种关注他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亲社会行为，因为能体会到他人处境的人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行动。
2.社会经济地位、移情和亲社会行为。
以往的研究大多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具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资源，但是近期有很多研究者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士具有更多的同情心，更能理解他人的痛苦，对他人的需要有更多的反馈，同时也具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Henrichetal.2001年跨文化的合作研究证实了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拥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美国调查数据显示高收入人群高消费品花费占其收入的较大部分，而用在帮助他人的较少。美国全国范围内慈善捐款时发现，虽然总体来说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捐款总额高，但他们捐款的比例占家庭花费更少。
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可以用物质财富去实现自己在社会中的亲社会行为，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由于对社会依赖，为了帮助他人而增加了亲社会行为的可能，结果是更具有亲社会行为。
3.社会经济地位与亲社会行为代价的矛盾。
一些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会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会给予别人更多的帮助与慷慨，这其实是自相矛盾的。具体来讲就是亲社会行为是昂贵的，把自身的资源献给他人，人们进行亲社会行为的可能性及其大小将会减少(Dovidio,Piliavin,Schroeder,&Penner,2006)。因为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拥有更少的资源、更少的控制感和更多的负面影响，因此他们相对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来说可能先考虑自身的利益而非他人的利益，从而表现出更少的亲社会行为。虽然这是合理的说法，但上述概述也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更容易产生移情，而移情是亲社会行为的重要预测变量，高移情水平的人深知别人的痛苦与需要，同时为了社会自己的认可和自身的成就感，更愿意在生活中去帮助他人。
三、功利性道德判断
（一）功利性道德判断内涵。
功利性判断与亲社会行为不同。虽然亲社会行为与功利性判断两者均与加强他人的利益有关，但是亲社会行为与功利性判断的差异在于前者未必为最多的人提供了利益最大化。功利性判断最大化大多数人的利益基于“成本—利益”分析原理(Baron,1993;Baron&Ritov,2009;Bentham,1948;Cushman&Greene,2012)。功利主义判断常常与道义判断相冲突，赋予权力和义务优先(Kant,1785/1959)。利用道义的方法，个体基于规则作出道德判断，这似乎对于其中的人是公平的，即便是当这些判断并没有为大多数人提供最大化的价值。
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特质与亲社会行为之间有负相关，但与功利性判断之间有正相关。这些不同的相关可能是因为功利性判断更加清晰的基于计算和对不同结果的考虑。过去的研究发现认知负担干涉功利性判断的形成，但是增加了亲社会行为的可能性。
（二）社会经济地位与其功利性道德判断。
1.道德两难情境中的功利性道德判断。
影响形成功利性判断的可能因素是道德直觉的存在，即快速、自动的评估什么样的感情是对的，什么样的感情是错的。神经成像研究发现，当人们在高冲突的道德两难事件中作出决定时，情绪相关的脑区（例如，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变得活跃。
在高冲突道德两难事件中越是道德直觉高的个体，越少作出功利性判断。一项研究发现，高水平的压力导致被试捐更多的钱去帮助一个生病的孩子（最少的功利性选择）而不是一组生病的儿童（最大的功利性选择）。有研究发现有情感缺陷的病人由于前额叶病变或额颞叶痴呆也支持功利性选择。这些发现表明社会经济地位高增加了在高冲突道德两难境况中的功利性判断。相反，有研究表明当个体在低冲突的道德困境中做出决定时，大脑的情感区域显示相对弱的激活水平，即道德直觉并没有在两难情境的道德判断中发挥重大作用。因此，影响道德直觉力量的因素应该在低冲突的道德困境中对功利性判断有弱的影响，低冲突的道德困境并没有强烈地占用直觉。
2.社会经济地位、移情和功利性道德判断。
有关社会经济地位的心理表现的理论和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高可以减少道德直觉，进而增加在高冲突道德困境中的功利性判断。心理学家认为，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个体水平特征，它根植于客观的社会价值资源和相对主观的对于他人排位的看法。过往的研究表明，低社会经济水平和高社会经济水平所处环境的差异即占用的不同资源导致他们发展出独特的思维和感知，解释和对不同的情境作出反应。特别是社会经济水平低的人们面临更多健康和福利的威胁，这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很常见，这些威胁通常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们是隔绝的。
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个体面对更多的环境威胁和相对缺乏的物质资源，他们进行大量的适应性社会认知加工，采纳适应性的回应，通过建立网络模型进行支持和相互依存。当问题出现时，可以来应对威胁。一项调查表明，与经济地位高的人们相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个体描述他们中的大多数关系更亲密，在社会情感线索的敏感性Stroop测试中表现更好。社会学研究发现城市贫穷自发性的资源分享是管理失业人口的一种策略。
为了方便支持和相互依存的发展，社会经济水平低者在社会环境中表现出对他人强烈同情的反应。相反，独立性强和对他人的依赖低导致社会经济水平高者少有移情，即为“一组全等的替代情感…更加关注外界而非自身，包括同情、怜悯、温情等”。一项调查显示，与社会经济水平高者相比，社会经济水平低的人们在观看完一个忍受癌症病痛的孩子的视频后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和更加强烈的心理表征。另一项研究，社会经济地位高的被试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被试相比，不太可能帮助一个需要得到帮助的陌生人，这种趋势由移情驱使。
总而言之，过去的理论和证据表明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个体相比，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个体对他人少有移情，移情减少了功利性判断。因此，我们假设社会经济地位高者应该更有可能作出功利性选择，使大多数人在高冲突的道德困境中利益得到最大化，那是道德直觉与结果论计算的对抗。
四、总结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逐渐进入向多元化、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个不定型、不成熟的特殊时期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的错综变化从根本上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生活态度以及价值等诸方面。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亲社会行为及功利性道德判断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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