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强制与关爱的结合——社会转型期行政道德建设的合理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袁蕊[1]（2020）在《“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文中指出矛盾和冲突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是任何时代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从经济结构到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经济生活到精神生活、人际关系到价值观念,无不发生着深刻的历史变迁。这种历史变迁,一方面使得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有了全面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正是伴随着我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变化出现的,是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正确理解、认识、化解和防范“无直接利益冲突”,维护国家的和谐与稳定是当务之急。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无直接利益冲突”与西方话语下的“社会冲突”具有不同的属性。“无直接利益冲突”可治可防可化解,具有人民内部矛盾属性。因此,文章围绕“无直接利益冲突”治理的依据、以往治理的成败得失、今后的治理方向和目标等问题展开。在写作逻辑顺序上,首要工作是对“无直接利益冲突”进行了阐释,即在文章开篇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形成了有关称谓辨析、表征、成因和影响等一般性理论,确定我们全面认识和了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重要前提。我们认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不能脱离社会实际而展开,“社会转型”是考察“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最大的实际,为此我们把社会转型期,作为“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社会背景。正是在此背景下,社会利益格局发生分化、社会阶层多元化,特别是贫富差距扩大引发人民群众强烈的不满情绪,才产生了庞大的源头性矛盾,为发生“无直接利益冲突”埋下隐患。转型期,原有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失效、缺位、错位,新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尚未健全,社会整合力和控制力下降;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错,社会心理发生变异等综合因素,导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生成。其中,心理因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心理因素包括社会心理和群体心理两个方面,二者是不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功效。社会心理是“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基础性心理,是长期存在的心理感受;群体心理具有短暂化、情景化等特征,是特定情境下,特定群体的心理状态。从“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的群体心理着手,通过研读大量案例得出:“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不仅有消极的群体心理,还存在正面、积极心理。调控、疏导负面心理,鼓励、保护正面心理,能够为我们从根本上防范、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赢得宝贵的时间,创造和谐的氛围;也有利于引导民众养成健康、理性、乐观、向上的群体心理。这对于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和谐社会、凝聚全社会力量、助推中国梦实现,有着无法替代的积极意义。这一观点是论文的创新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具着深厚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矛盾的论述、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矛盾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矛盾治理理论是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无直接利益冲突”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而爆发。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现了直接利益冲突事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直接利益冲突逐步演化为无直接利益相关的冲突。这一新型社会冲突走入学者的视野,成为广泛研究的议题。学界关于其概念内涵、性质、影响及治理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讨。以往学者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学理研究、各级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依据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治理不足的原因,深入探索新时代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新模式。新时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化。受国外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冲击和网络政客的蛊惑,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外部条件风险增加。国外反华势力故意挑起或利用国内焦点事件,制造冲突事件,丑化中国;国内社会结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等发生变化,社会矛盾也随之有了新的变化和特征,这些都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带来挑战和困难。机遇总是伴随挑战和困难。新时代,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价值引领,调整、规范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利益关系,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磅礴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在党内,中国共产党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披荆斩棘的政治勇气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风建设呈现新气象和新变化,这已然成为党和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底气和机遇。针对问题提出对策,是研究问题最终的落脚点。创新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首先要创新治理思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双方不是绝对的对立,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冲突的双方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政府要转变原有的思维方式,转变治理理念。从传统的斗争思维、紧张对峙、政治控制方式转变为以和谐思维为指引、以官民的平衡互动为契机、以多元社会治理方式为路径,深化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思维认知。其次要推动治理制度完善。制度是规范、原则、价值观念和体系在国家强制力层面的具体呈现,是社会运行的保障。从创新调解制度、信访制度和诉讼制度等方面入手,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提供保障。再次要构建治理新格局。通过加强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强化治理方式融通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最后要优化治理化解机制。机制是保证制度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制度必须依赖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才能有效运转。“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热点,也是透视中国政治生态的重要渠道。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需要冲破以往旧的、静态的、排他的、刚性且脆弱的治理体系,构筑动态的、包容的、柔性且坚韧的治理体系。这种现代化的治理观和治理体系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神内核,也是实现“无直接利益冲突”良性治理的关键所在。
谢勇[2]（2020）在《制度环境对西南民族地区禁毒社会组织影响机制研究 ——以黔东南州H组织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禁毒社会组织是统述性的话语概念,主要服务对象是出戒毒所后或未达强制收治条件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吸戒毒人员;主要工作内容是通过毒品预防、心理干预、宣传教育、就业扶持、临时救助等方面对吸毒者心理、精神状态进行调试和矫治;主要是由民政部门登记的以及虽未经民政部门登记但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等各种社会组织构成;主要目的是通过嵌入进禁毒治理结构的系统机制和组织安排中,帮助吸戒毒人员提升社会适应能力,尽力克服“人格退化”,促进吸戒毒人员顺利回归社会,并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支持关爱吸戒毒人员的良好氛围。我国西南民族地区（主要包括云贵川三省;广西、西藏自治区和重庆市）因其特殊的地理区位等多重因素,成为我国毒情形势较为严峻的重点区域之一。近年来,西南民族地区积极探索禁毒社会化道路,大力发展禁毒社会组织,取得了显着的工作成效。制度环境形塑社会组织。对于西南民族地区禁毒工作而言,引入禁毒社会组织促进吸戒毒人员回归社会是一场全新的革命,涉及到对新体系的认同和社会身份塑造的互动过程。深入探究西南民族地区制度环境是通过怎样的机制来支持、培育和规制当地禁毒社会组织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要想解释这个问题,就必须回答好西南民族地区禁毒社会组织面临的制度环境包含哪些结构性要素,呈现出哪些“异质性特征”,又该怎样完善当地制度环境,来促进西南民族地区禁毒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等具体问题。本文选取了西南民族地区较有代表性的禁毒社会组织——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H组织为个案,通过深入分析其面临的制度环境结构性要素以及影响机制,探求整个西南民族地区禁毒社会组织制度环境全貌。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西南民族地区地域宽广,各禁毒社会组织在生成结构、运行机理以及所处的制度环境等方面均有一定程度的差异。与大多数个案质性研究一样,如何通过对H组织深入的个案研究,来处理好宏观与微观、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也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结构功能主义认为,制度环境中各个结构性要素是有机构成的,并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下发挥功能,共同对社会组织这个有机体产生影响作用。可见,制度环境对西南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的影响机制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基于此,本文认为虽然对H组织的个案研究无法简单推导为西南民族地区禁毒社会组织制度环境有关整体性结论,但是对H组织所面临的制度逻辑以及在既定制度环境影响下西南民族地区禁毒社会组织的策略选择确是值得讨论的,并有可能从中提炼出关于西南民族地区禁毒社会组织制度环境有关结论,实现从独特个案走向概括整体。本论文共分八个部分。在“第一章绪论”中,阐述研究缘由,首先解释了为何选取H组织作为本文研究的个案,再结合研究需要梳理和总结了社会组织、禁毒社会组织、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组织以及制度环境对社会组织影响机制四个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并就本文的类型、研究方法、相关的概念等做了简要说明。在“第二章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中,介绍了本文采用上世纪下半叶兴起的研究社会组织较为经典的理论:“资源依附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了制度环境的结构性要素,提出了制度环境与行动策略的分析框架。在“第三章研究个案介绍”中,阐述了H组织的创建原因;机构性质、组织架构、人员构成、工作职责、经费来源等组织情况,分析了组织特点,阐述了组织的运行成效。在“第四章H组织正式制度表现形式及特征”中,从宏观正式制度、微观正式制度以及执行正式制度三个方面阐述了H组织正式制度的供给情况及表现形式,并分析了其特征。在“第五章正式制度对H组织影响机制:结构性嵌入机制”中,论述了这种正式制度会通过结构性嵌入机制对H组织产生影响,并分别阐述了结构性嵌入机制的基础、表现与效应以及在此正式制度影响下,H组织的行动策略。在“第六章H组织非正式制度表现形式及特征”中,从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网络、狭隘关注的公共精神、族群内部的高度信任以及传统有效的社会控制四个方面阐述了H组织非正式制度的供给情况及表现形式,并分析了其特征。在“第七章非正式制度对H组织影响机制:信任机制”中,论述了这种非正式制度会通过信任机制对H组织产生影响,并分别阐述了信任机制的基础、表现与效应以及在此非正式制度影响下,H组织的行动策略。在第八章“对策建议”中,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两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将资源依附理论与新制度主义理论有机结合。本文理论创新之处在于整合两个理论关于制度环境结构性要素、制度环境对社会组织影响机制等观点,以H组织所需的制度环境为切入点,阐释H组织对制度环境的依赖性以及H组织为克服这种制度依赖、维持自治的各种努力及成效。同时,与既有研究不同的是,本章将社会组织所处的制度环境看做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结合体,既包括具有不同行为逻辑和治理偏好的多层次政府共同塑造的激励和约束结构,又包括信任网络机制下的非正式制度环境。正是这一复杂结构强化或削弱了社会组织发展。二是从研究机制视角,深入分析制度环境对社会组织的影响。目前我国对社会组织的研究以经验表层为主,经常可见“半官半民性”“官民结合”“平等协作”“社会化、市场化、自主化运作”等用语,没有上升到经验提升与理论概括的高度。本文引入了机制概念,深挖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是如何分别通过结构性嵌入机制、信任机制,在既有的一些基础性条件之上,对H组织产生影响,其影响的表现及效应又是如何等问题。影响机制的研究有力突破了一般现象描述和浅层经验总结的局限,有利于更加深刻把握西南民族地区禁毒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总体特征等内容。
褚楚[3]（2019）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文中认为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关于如何加强乡村治理有效性问题的探讨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关注重点。与许多从转变乡村治理模式、调整乡村治理结构等视角出发展开的研究不同,本文从“现代国家的构建与有效运行依赖于一个规模庞大且素质优良的官僚组织”这一视角出发,探讨了基层官僚主要构成群体、党和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力量——乡镇公务员其素质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在“国家——社会”理论分析框架下,乡镇公务员是连接国家政治社会和乡村民间社会的纽带与桥梁,要完成乡村基层治理这样一种兼具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特殊社会分工,既应当具备坚定地政治素质、熟练于正式制度规则和政治权威的运用,发挥好政治传输功能,也应当具备合理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来化解地方利益冲突和治理困境的乡土智慧,为乡村百姓解决好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乡镇政府的职能及其发挥职能的具体方式发生转变,对乡镇公务员观念意识、知识能力和心理素质各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对于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研究的总体分析框架,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为研究背景,以治理理论、街头官僚理论、理性行为选择理论、素质模型理论和培训的相关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综合运用了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法、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法,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探讨。本文主要探讨和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首先,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应当具备的素质内容。一方面基于治理理论,从乡村治理过程中乡镇政府承担职能的三个维度——即纵向维度的执行性职能、横向维度的协调性职能、以及前后维度上的规划引导与服务保障职能,探讨了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提出的基本素质要求,即应当具备坚定的政策执行素质、积极的三农服务素质和良好的统筹协调素质。另一方面依据善治和善政的相关理论,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即具备更强的基层组织建设素质、民主与法治素质、统筹规划与协调素质、运用现代治理技术和治理工具的业务能力素质、以及预防、化解和应对突发危机的素质等。其次,从理论逻辑和现实需求两方面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实意义与必要性。从理论逻辑上,一是基于街头官僚理论和理性行为选择理论,在“工作环境—行为选择”分析框架下,以自由裁量权和行为选择空间为逻辑起点,探讨了乡镇公务员的几种典型行为选择模式,如政策的变通执行、规则依赖、一线弃权等;二是基于素质模型理论,乡镇公务员的外在行为表现是其素质构成的一部分,并且由其内在的观念意识、性格品质以及知识能力等素质综合作用而形成,进而结合素质是由“意识灌输、知识学习、能力锻炼和习惯养成四个环节反复循环而形成”的这一基本规律,论述了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矫正乡镇公务员在工作中的行为选择偏差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本次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媒体案例分析等途径考察了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的现状,发现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整体存在不足,例如政治意识和政治理论知识不足,民主素质和法治素质不高、职业道德责任亟需增强,文化业务素质有待提升、身体和心理素质仍需提高等,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迫切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提高乡镇公务员整体素质水平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第三,通过对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历史和现状的考察,分析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中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例如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素质培育的方式较为单一、公务员培训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等,究其原因:一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不健全,导致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二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基层教育培训资源和经费拨付难以得到保障;三是由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端正的态度和足够重视。第四,通过对比分析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几种主要的特征类型和主要做法,即以英国等英联邦国家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性”,总结了可供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借鉴的基本经验,例如加强公务员培训的法治与制度保障、分级分类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对公务员进行定期素质测评、完善公务员道德行为规范建设、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以及注重公务员培训教育结果的考核与运用等。最后,基于前文论述提出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路径。以可靠的政治素质、良好的道德素质、精湛的业务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坚持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理论培训与实践养成相结合、规范约束与激励保障相结合、传统继承与时代创新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以加强构建完整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为主要对策,通过丰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与方式、加强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完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等途径,提高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系统性、持续性和有效性。
苟欢[4]（2020）在《社会转型期的社区合作治理研究 ——行动主义的视角》文中提出纵观我们的生活空间,是一个不断被各种社区所嵌入的场域,就像地球被“国家化”、国家被“城市化”一样,城市也逐渐被“社区化”了,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与社区这个包裹着我们身、心、灵的壳打交道。当人类进入20世纪80年代,社区作为治理开展的新兴力量和基础单位,承担了越来越多（甚至是超越其能力）的公共性,以至于出现了街道开始具备执法权的奇特景观。西方国家对社区及其治理功能的重视早于中国,这与其特殊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和“自洽”的理论阐释逻辑息息相关。从实践背景而言,西方较早进入工业社会发展阶段,较早受到工业文明的洗礼,也较早感知到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各种“负产品”（各类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危机事件易发多发。）正是这些“负产品”不断冲击着社会治理的各道防线,使得西方社会治理变革的诉求更为迫切,变革动力更为深刻,变革决心更为坚定,一场“依靠社区发展社会”的社区复兴运动便由此开始。那么,引导西方社区治理实践的理论是什么呢?总结而言,就是“公共选择+民主理论”的变革理路。以奥尔森、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论证了集体行动的诸多实践困境,如搭便车、公共池塘、负外部性行为等等问题;以罗伯特·达尔、卡普兰、帕特南为代表的民主理论探析更告诉我们:“民主太遥远了,不如打个折去搞多头政体”、“理性选民是个神话,总统总是选择不良政策”、民主制度的绩效在地区间存在极大差异会导致“独自打保龄球”的社会原子化。将这两条主线合流,便构成了西方社区治理实践与研究的基本假设与理路:共同体内人数太多,民主制度不易玩转,必须缩小共同体规模,即将国家治理转换为城市治理、把城市治理分割为社区治理,在“小场域”的社区民主实践中去实现“大场域”的社会发展。然而,立足于历史发展与转型的时空格局来看待走向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当今社会及其治理,社会治理及其行动场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要素与特征不断凸显,社区的民主追求与治理行动亦呈现出非线性的发展趋势,社区再也无法从社会大系统中被分割看待。进言之,治理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部分简单相加之和,社会的治理绝对不能被机械地加总为对“多个社区的治理”,因为多个社区之间的互动极可能放大一些问题,亦可能次生出一些之前没有的新问题。所以,在走向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转型期,在一个城市胜利的时代,在社区生活模式不可逆转的时代,我们需要在对社区及其治理面貌的重新省察基础之上对社区治理的未来发展做出前瞻性的行动构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使得以社区治理为核心构成的城市治理、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具有坚实的存在之基。如果说当下社区及其治理的建构目标与行动路径是由整个社会的历史转型情景与发展诉求所决定的,那么新型社区及其治理行动的建构过程必然充满着各种困境。因为社会的发展与转型并非是一个均衡的发展过程,相反,其间不断充斥着由各种主、客观因素作用而成的社会发展失调问题,即主要表现为作为主观条件的行动知识建构滞后于作为客观条件的时代发展情景,继而致使具有主观性和稳固性特征的传统社会意识,在新生社会情景中依然继续发挥着对新生社会事物及其运行过程的观念塑造与行动支配作用,这显然具有导向意识混乱与行动失灵的双重发展困境。全球化和后工业进程中呈现出的新型社区及其行动建设便处于这样的风险之中。虽然转型时期的社区及其治理语境已然不同于工业社会时期的样貌特征,但是工业社会时期的意识形态却依然继续侵染着新兴社区及其治理行动场域。这将不仅削弱作为新型社会治理力量之一的社区在转型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亦将极大干扰以新型社区自治与合作为基本实践路径而实现社区实质民主价值的行动方向,更将最终阻碍以社区合作治理促进整个社会合作治理的发展进程。当然,我们并非就此而全盘否定传统社区及其发展的历史作用,在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全面转型的历史发展情境中开展社区及其治理模式的构建,必须始于对工业社会时期的社区观念与行动的反思性考察与合理性解构,继而才能创造性地重构出具有“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特征的社区治理理论与实践模式。针对这些研究背景、特征省察、研究目的与基本假设,我们将关于转型时期的社区治理考察与研究凝练为一个核心问题: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如何促使社区及其治理模式改革朝向具有实质民主意涵的发展方向。围绕这个核心问题而拓展出的实践模式思考,便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社区合作治理模式。据此,我们又将核心研究问题具化为一组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问题链:为什么社区合作治理模式是走向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时期的社区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建构趋势与目标?为什么行动主义是社区合作治理研究的应然理论范式?社区合作治理模式构建的行动主义特征与规范基础为何?如何在行动主义的知识规范下具体建构走向合作的社区及其治理实践?根据这些问题索引,我们首先对转型时期社区合作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基本论证,明确了现代社区作为新市民社会的基本构成区别于传统社区所具有的自主行动特质,以及作为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的新型自治力量,对社会合作治理终极建构目标所具有的实践价值。其次,通过对工业社会时期所形塑的制度主义社区治理方案的反思性考察,发现其在后工业化情景中具有导向社区治理走向失灵和形式民主等诸多实践悖论的风险,故转而透过行动主义的理论棱镜去折射出转型期的社区治理模式所应关注的建构维度和内容。并在此基础之上重新梳理了社区民主与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社区民主作为社区治理追求的价值目标,应该在公共性的社区扩散实践发展背景之下,在作为新生社会治理力量的社区自治组织与以政府为核心的公权力部门之间建构平等的合作关系模式,从而实现契合社区自主行动诉求和提升社会治理效率的双重目标。如此,朝向合作的新型社区自治模式也便具有时刻关照各类社区治理行动者权益的实质民主发展蕴含。这一“结构-解构-重构”的诠释过程,也便构成了社区合作治理理论构想的行动主义知识与规范。最后,为了更为具体地诠释转型社会时代中社区合作治理建构的行动主义知识与规范,我们着重选取了两组相对应的诠释要素——“自主性-场域”和“他在性-角色”——以更为具体地贯通行动主义视角下社区合作治理模式构建的理路与实践。在关于“自主性-场域”的理论探析过程中,我们首先明确了自主性作为社区场域的构成性特征,是规范现代社区治理场域的一个基本建构性变量。据此,我们树立起对社区参与治理模式的实践警觉、排除了社区自治与他治的实践纠结、打破了社区治理理念中感性与理性的对立性思维,并最终确立起合作理性在社区合作治理模式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发展过程中的价值指引功能;在“他在性-主体”的实践探析过程中,我们首先树立起对“他在性”作为一种区别于“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去主体中心化”的理念,它之于社区民主价值的实现所具有的主体建构意义。以此为基础,我们更加具体地明确了服务型政府模式与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建构之于社区合作治理建设的核心引导作用、明确了社区场域中的新社会组织及其组织形态之于社区合作治理建设的重要支持作用、并确立起社区治理行动者角色及其能力塑造的基本向度。以上这些问题和内容的相继呈现,共同诠释了什么是行动主义的社区合作治理模式,以及如何建构更加符合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转型情景的社区合作治理模式。这一切在理论建构的意义上,为朝向具有实质民主蕴含的社区及其行动模式的建设做出了大胆的探索。
张世定[5]（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具有从细微处形塑人行为的规范力,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人的日常生活。乡村文化源于乡村社会,历经持久的历史积淀,体现了乡村民众的精神面貌、价值理想与生活方式,尤其是在精神塑造、力量凝聚以及秩序安排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担负着先进文化引领与乡村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富有成就的实践探索,为当下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了乡村全面发展与繁荣而做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由于文化所具有的铸魂特质与功用,决定了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实现的关键与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为研究主题,必会在乡村文化建设价值认知的增强、乡村文化建设路径选择的丰富、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学术视界的拓展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历史深度的挖掘等方面产生积极的意义,从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发展、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绪论与结束语在内,共七个部分。绪论部分,涵括了研究意义、学术回顾、研究重难点与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第一章系统阐释了乡村文化的内涵、特征、价值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是全文的立论基础;第二章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从历史传统、理论依据与现实背景廓清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出场逻辑;第三章细致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展示了这一时期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尤其是以L村为调研对象,具象呈现了微观镜像之中的乡村文化建设;第四章全面审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在总结成就的基础上分析了面临的挑战及存在的深层原因,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提供思考的维度;第五章构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在基本内涵、方法创新、具体路径、经验借鉴以及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束语部分,笔者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认为乡村文化之魂、乡村文化之体与乡村文化之基是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之义。立足改革开放以来的宏大逻辑,构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整体化图式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笔者通过系统研究发现,由于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耦合关系,新时代进行乡村文化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在主要内容上,要聚焦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深化、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丰富;在方法论上,从学科交叉的多维视界出发,需要汲取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也要吸收公共管理学与法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还要借鉴政治心理学、教育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在建设路径上,乡村主流价值建构、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乡村非物质文化传承、乡村教育结构优化与乡村现代文化重塑等构成了基本谱系;在经验借鉴上,传统中国、近代中国以及国外乡村文化建设能够给我们提供经验借鉴;在保障体系上,明确乡村经济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乡村政治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乡村民众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社会条件,旨在通过调动乡村社会各要素来确保实践的顺利推进。此外,乡村文化建设推进的最关键之处在于“魂、体、基”的整体性构建,也就是乡村主流价值是文化之魂、乡村民众是文化之体、乡村优秀传统是文化之基。方法是认知事物的桥梁,也是抓住事物本质的基本途径。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在研究方法选择上,基于基础理论、历史逻辑与现实问题相融通,把历史思考与现实需求相结合,借用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希冀从整体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有: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学科交叉法,通过综合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廓清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为研究过程的严谨性、研究结论的科学性、研究指向的针对性提供了有效保障。关于本文的创新,笔者谋求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即在研究视角上,借助长时段历史视野,对原有研究场域的拓展与研究视界的转换,打破了城市视角支配下所持有的乡村文化建设必须按照城市文化范本改造乡村文化的误区,从乡村社会内在逻辑来重建乡村文化秩序与乡村生活方式;在研究内容上,将宏大叙事与微观探查相结合,从理论创新、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等方面全方位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并以L村为对象进行了具象考查;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吸收了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学科交叉法等方法;在研究结论上,从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主要内容、保障体系、经验借鉴等多方面着手,旨在构建起一个整体化图式,进而谋求乡村文化的“魂、体、基”建设。总之,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当下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回顾历史、汲取经验、反思不足、服务当下,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宏大历史为基础,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与乡村问题的高效解决提供文化之维,这是本文研究的初心。
王红梅[6]（2019）在《现代管理伦理作用研究》文中提出管理伦理是处理各种管理关系的道德规范体系,是对管理活动进行指导、协调的道德原则,更是管理体系追求的人文理性精神,是现代管理发展追求的应然状态和为之努力的方向。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它兼具行为规范性、道德理想性、精神价值性等各种特征。本文首先从管理伦理的角度审视了现代管理在制度、手段、责任、信念、精神等方面的缺陷,进而把管理伦理引入现代管理实践,探索运用管理伦理的视角和方法去消除现代管理存在的各种问题。以综合型思维的视角把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管理的终极动机,把社会的整体和谐作为管理的根本目的,把对个人、组织和社会的多元责任统一起来作为整体的责任追求,用公平、效率和民主多元价值取代单一的效率价值,把人文伦理手段和工具理性手段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现代管理的新格局和新秩序。其次,基于上述意图,本文以伦理学中存在的基本伦理类型:规范伦理、美德伦理、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为主线,尝试建构现代管理伦理的四大伦理体系。指出上述四种伦理在管理伦理制度完善、管理主体德性养成、管理责任践行和管理伦理精神塑造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指出四者在作用方向、作用机理及作用方式上存在着明显不同,只有通过四者的有机结合,相互补充,才能使管理伦理有效作用于现代管理,减少管理实践中非伦理行为的发生,督促管理主体履行对员工、利益相关者、社会、生态等方面的伦理责任,使现代管理更适合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整体进步。再次,为了保证四大管理伦理能够有效发挥作用,本文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提出了个体机制、组织机制、社会机制三大作用保障机制。最后,结合我国现代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从分析中国传统管理伦理对现代管理伦理建设的积极意义及限制性入手,提出了相应的建设之策,为我国现代管理伦理建设提供有益借鉴,促进我国现代管理的良性运行和发展。
张娟[7]（2019）在《马克思主义权利观下的医患权利冲突及化解研究》文中指出冲突遍布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各项权利也不例外,呈矛盾共生关系,有相容也有冲突。在以权利话语构筑的法律世界中,同样存在作为法律现象出现的权利冲突。权利冲突是一个同权利现象相伴随的问题。权利冲突问题的解决必须以权利理论为分析工具。马克思主义权利观无疑能为化解当下的中国医患权利冲突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本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权利观为指导,分析我国医患权利冲突的产生原因,以及探求化解我国医患权利冲突的以法治路径为主导的多维路径。论文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权利观的理论立场、实践理性及人文意蕴这三个维度,阐释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的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马克思主义权利观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并着重解读新时代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利观基本内涵。接着转入描述马克思主义权利观在当代中国实践的现实图景,并指出权利冲突在权利实践中难以避免这一困境。通过已有对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的系统梳理,从中挖掘出其对当代中国权利冲突化解的理论启示,包括对权利冲突的成因、化解路径以及人文目标这三个方面的启示。当然,作为发生在医患关系领域的权利冲突,这三个方面的启示,同样对中国医患权利冲突及化解有重大理论价值。论文以此为铺垫,选取了当下中国医患权利冲突的典型案例,探讨了医患权利冲突的特性与本质。接着,在马克思主义权利观指导下,对中国医患权利冲突的成因进行深入分析,包括主体因素、法治因素、社会因素及经济因素这四个方面。接着文章开始探讨如何化解医患权利冲突。文章首先确立我国医患权利冲突化解的基本原则,包括患者利益优先原则、医患利益平衡原则,并围绕“医患权利合作”这一核心原则,构建医患权利冲突化解的具体制度路径。对应已经揭示的医患权利冲突成因,对这一冲突化解的路径包括法治路径,以及马克思主义权利观指导下的主体路径、社会路径以及经济路径的多维路径。最后,文章在结语中点出,我国医患权利冲突的产生和化解,折射出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乃至社会改革所经历的成功和挫折,以及所昭示的愿景和前途。在中国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的过程中,医患权利冲突的化解不仅需要制度革新,更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宽容合作与温暖关爱。
杨四海[8]（2019）在《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公民精神的理论意义,在于探寻不同于西方古典公民精神、现代公民精神的当代内涵,阐述其在个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意蕴;其实践意义在于从文化、政治及时代和发展的维度建构中国公民精神,为具有前现代、现代某些特征和受到晚期现代性影响的中国,提供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论文回溯了国外公民精神实践和研究的成果,对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及公民精神进行考察,深入研究个体化语境下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论文以行动主义为视角,主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在中外文献叙事中进行比较研究和逻辑论证。“个体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伴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在中西方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在西方背景中,乌尔里希·贝克等人提出了关于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化在释放个体自由的同时,对现实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也产生了严重威胁。在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虽然个体化现象有着与西方晚期现代性的不同,但也呈现出从“单位社会”转变为“个体社会”的显着形态,个体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其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精神信仰物质化、私人生活中心化,社会结构表现出原子化的态势。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公共性为主要属性的公民精神,是应对个体化之觞的现代国家的普遍选择,也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建设共同体的现实途径,将其用于应对中国个体化现象的消极后果应该也是合理的。研究公民精神,必须要首先考察国外公民精神理论。西方公民精神的理论源流及其嬗变,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初识“公民”及塑造公民的理论参考,也是今天认识和研究中国公民精神的重要背景知识。国外关于公民精神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的流派,即传统公民共和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以此为基础又演化出新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多样性的公民精神。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需要从中国个体身份演化的分析开始。清朝末期,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塑造“新民”的设想;民国初期一批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又深感国内民众教育严重不足的知识分子,尝试性地进行了国民教育改造的实践;待1949年后,“人民”成为新中国主导性政治身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和个体各自的单独运作以及国家与个体的相互影响下,中国公民身份的形塑取得了一定成效,公民精神也随之初步出现,但是公民尚处于追求个体权利和个人利益阶段,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无公德公民。种种现实表明,中国目前要有效抵御个体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首先从内容上建构中国公民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除了需要应对个体化消极后果的直接挑战,还需要深入思考几个与公民和公民精神本身有关的现实问题。一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处在由领域分化到领域融合的时代,如何认识其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又如何处理全球化和个体化背景下的市民与公民、公民理性与公民激情、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二是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是否具有可欲性。由已有的研究可知,基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先进社会制度的建构是可欲的,这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提供了启示。三是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需要观照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影响等因素。在综合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涵应该主要包括四种精神,即价值理性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公共参与精神和平等合作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从内容建构到现实培育,既需要进一步探究培育的现实条件,也需要研究培育主体、培育环境和培育路径所包含的内容。首先是考察目前培育的社会现实性如何。为此,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对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法治观念产生的影响,审视中国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状况对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考察中国“三种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思想观念及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其次是从主体、环境和路径等不同视角思考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此处主要分别从国家、学校和个人出发,讨论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问题,同时还探讨家庭生活环境、社区公共环境和网络虚拟环境对公民精神孕育的作用,深入研究公民精神培育的三个重要路径,即宏观层面的国家推动、中观层面的学校理念转变及其公共生活开展、微观层面的生活政治润养。
韩小凤[9]（2018）在《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碎片化及整体性治理》文中认为人口老龄化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普遍趋势,而对于我国来说“老年人口基数之大,老年抚养比之高”特征异常明显。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升,包括养老保险、老年健康、养老服务、老年关爱等内容的“老年福利”议题日益成为当下我国公共政策以及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增进老年群体的民生福祉,满足他们“美好生活的需求”便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共同追求。但是在老年福利供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供给的碎片化问题:老年福利制度安排的区域差异与失衡、管理部门之间的割裂与冲突以及供给主体的限度与分散,这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分析形成某种“契合性”。本研究根据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政府组织的层级治理、功能治理和公私伙伴关系的构建,并结合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现状,提出从区域、部门、主体三个分析维度对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碎片化进行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利用了文献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和半结构化访谈,阐释了我国老年福利供给中的碎片化问题及其成因,并提出了整体性治理的方案。依据这一思路,本研究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即第一章: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理论分析工具。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缘起入手,通过梳理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指出整体性治理理论就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的衰落及新公共管理改革带来碎片化问题的战略性回应,并成为分析“棘手性”公共问题的有力工具。并根据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实际情况,提出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碎片化问题的三个分析维度。第二部分,即第二章: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历史变迁与现实困境。老年福利供给经过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朝着政府主导的“社会化养老”方向发展,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另一方面,老年人的福利需求在工业化、现代化和市场化交织的过程中始终缺乏同等的回应,老年福利差距持续扩大,致使老年人享受的福利水平和获得的福利项目不公平和不平等,老年福利供给存在碎片化困境。第三部分,根据整体性治理理论问题分析的三个维度,分别从区域、管理部门、主体三方面对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碎片化进行了阐释。该部分由第三、四、五章构成。第三章: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区域碎片化,主要关注的是同一制度安排在不同统筹区域之间的差异。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区域碎片化,不仅表现为制度的区域差异,更表现为老年福利待遇水平之间的差异,通过具体的指标对其进行了分析。而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区域碎片化是中央与地方不断博弈以及地方自利性的双重结果。第四章: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部门碎片化,主要聚焦于政府内部,讨论了政府横向部门之间的冲突、分裂。老年福利供给的职责被划分到多个不同的职能部门。各种分而治之的管理体制导致各部门的职责范围都是有限的,其整合资源的能力也受到了限制。尤其在需要部门合作以处理较为复杂的老年福利问题时,各部门之间的冲突以及部门本身具有的自利性,都容易导致部门供给的碎片化问题的出现。第五章: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主体碎片化,主要对老年福利供给中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家庭等主体的功能与限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单一福利供给主体已经无法满足老年人福利需求的多样化。公共部门（政府）和私营部门（市场、社会组织、家庭）的合作供给则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办法。通过济南天思养老服务中心和善德养老院的实地调研发现,公私合作供给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公私双方主体之间并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公私供给主体间的良性伙伴关系并未形成。第四部分,即第六章: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整体性治理。老年福利供给的碎片化迫切要求政府进行变革以提高服务的品质和回应性。制度微调不仅已无力解决碎片化问题,反而会固化已有的路径。这就需要超越既有的制度框架,制定老年福利供给整体性治理的目标,对老年福利供给进行统筹规划;可以通过政府上下级及同级部门间权力责任的合理划分,将碎片化的福利供给整合到统一体中,优化福利资源配置的效率,寻求和扩大老年福利供给的公平;同时,政府在承担主导责任的同时,必须发挥市场、社会组织、家庭等其他主体的作用,并对其进行准确合理定位,在此基础上构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实现福利资源的公平有效供给。总之,本研究从广义老年福利的界定出发,构建了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整体性理论分析框架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期望能对我国老年福利改革的进一步推动起到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
于春滨[10]（2018）在《云南白族价值观当代适应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云南白族价值观为研究对象,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依据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理论,采用多学科结合的办法,从建构价值观研究的学理基础入手,通过对云南剑川白族的实证调研,对白族居民的经济、政治、法律、婚姻、信仰价值观等进行研究。从共时性的视角,研究当今白族价值观的实际状况,发现白族价值观的特点,寻找需要加强建设的方面;从历时性的视角,研究价值观的发展脉络,探索白族价值观的发展规律和传承机制,提出白族价值观当代适应性建设的措施和建议。新中国成立后,白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白族群众的经济生活结构和特点发生了很多变化,价值观也随之变迁,既有原有传统价值观的传承问题,也有新价值观的建构问题。新价值观的建构,既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作用发挥,又关系民族地区团结和谐稳定,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本文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分析现时白族价值观,并与白族传统价值观、与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比较,探讨当今白族价值观和传统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探讨白族价值观当代适应性过程中要解决的问题,最后讨论如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推进白族地区的价值观建设。本文内容包括七个部分。绪论,阐明本论文研究的背景、缘由、要解决的问题和意义,对相关概念进行了概念界定,梳理了国内外研究,同时总结了研究的重点和方法。第一章,主要阐述价值观思想的脉络。分别从西方价值观思想、我国价值观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思想三个方面来分析价值观研究的历史脉络。第二章,详细的梳理了云南白族传统价值观的历史演变过程,总结了其特点,对历史嬗变进行了详细阐述。第三章,调查了当代云南白族价值观现状,主要是以云南剑川白族为案例,通过量表编制、施测、汇总、分析和实地访谈,对白族价值观进行实证分析,把握白族价值观的现实状况。重点结合文献搜集、问卷调查、访谈、调查掌握的材料,从经济、政治、法律、婚姻、信仰、幸福价值观等方面进行分析。第四章,主要是分析云南白族价值观在当代适应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第五章,主要是提出云南白族价值观的当代调适路径。明确提出,只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才能不断增强白族的价值观自我调适能力,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中促进白族价值观的当代调适,并在调适中实现国家认同。结语部分,分析白族价值观建设的目标是促进白族人民对国家主导价值观的认同,使白族民众能充分融入到国家主导下的现代生活中,使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等能有一整套相对稳定的价值观进行指导。同时阐释改善白族地区群众生活对于白族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出白族价值观建设的实质就是白族现代生活的建构,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实现对白族民众主观世界的改造,为边疆繁荣稳定和民族团结进步发展创造条件。文末总结了探索和创新之处。
二、强制与关爱的结合——社会转型期行政道德建设的合理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强制与关爱的结合——社会转型期行政道德建设的合理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1）“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述评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理论分析 |
| 一、“无直接利益冲突”概念界定 |
| 二、“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生成 |
| (一)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成因 |
| (二) “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机理 |
| 三、“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表征 |
| (一) 弱势群体为主体 |
| (二) 借机发泄为目的 |
| (三) 偶发事件为起因 |
| (四) 以政府部门为冲突对象 |
| (五) 表现形式多样化 |
| 四、“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负面影响 |
| (一) 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 |
| (二) 损害政府权威和政治合法性 |
| (三) 破坏社会心理 |
| (四) 阻碍人民政治素质的提高 |
| 第二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学理依据 |
| 一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属性定位 |
| (一) 定位“无直接利益冲突”属性的依据 |
| (二) “无直接利益冲突”属性的层次性分析 |
| (三)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多元属性分析 |
| 二、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理论依据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矛盾思想为理论指导 |
| (二) 以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矛盾理论为理论基石 |
| (三) 以西方集体行为和社会冲突理论为镜鉴 |
| 第三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价值意义 |
| 一、契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 |
| (一) 提高对人民主体的关切 |
| (二) 实现治理理念的现代化 |
| (三) 推进治理方式的民主化 |
| 二、符合建设平安中国的题中之意 |
| (一) 法治是建设平安中国的根本依托 |
| (二) 协同治理是建设平安中国的重要手段 |
| (三) 综合治理是建设平安中国的必然趋势 |
| 三、符合基层治理的内在要求 |
| (一) 基层治理是防范冲突的第一道防线 |
| (二) 基层治理是引领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要素 |
| (三) 基层治理效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生动体现 |
| 第四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
| 一、治理初探阶段(1949-1992) |
| (一)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的治理(1949-1978) |
| (二) 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四大召开时期的治理(1978-1992) |
| (三) 阶段特征 |
| 二、艰难探索阶段(1992-2012) |
| (一) 党的十四大至党中央对“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确认期间的治理(1992-2006) |
| (二) 2006年至党的十八大前夕的治理(2006-2012) |
| (三) 阶段特征 |
| 三、创新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 |
| (一) “无直接利益冲突”新特征 |
| (二) 治理理念新发展 |
| (三) 治理实践新探索 |
| 四、“无直接利益冲突”治理的基本经验 |
| (一) 必须坚持直面社会矛盾和冲突 |
| (二) 必须坚持从源头预防和化解矛盾 |
| (三) 必须坚持着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
| (四) 必须提高政府阶段性应对能力 |
| 第五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现实新境遇 |
| 一、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新契机 |
| (一) 以新时代开启治理新征程 |
| (二) 以社会发展的新目标和新任务为价值引领 |
| (三) 以新时代党风建设新气象为精神铸魂 |
| 二、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面临的严峻挑战 |
| (一) 国外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冲击 |
| (二) 国内社会发展和社会矛盾的变化 |
| 三、推进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面临的难题 |
| (一) 传统滞后的治理理念 |
| (二) 僵化闭塞的治理方式 |
| (三) 不健全的治理机制 |
| 第六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创新思路 |
| 一、创新治理思维 |
| (一) 以和谐理念推动思维方式转变 |
| (二) 以协调方式促进立场关系转变 |
| (三) 以包容理念推进治理方式转变 |
| 二、推动治理制度完善 |
| (一) 完善调解制度 |
| (二) 健全信访制度 |
| (三) 加强诉讼制度 |
| 三、加强治理主体协同 |
| (一) 加强党委的组织保障 |
| (二) 突出政府的主导力量 |
| (三) 强化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 |
| (四) 畅通公众参与渠道 |
| 四、强化治理方式融通 |
| (一) 发挥民主协商的优势 |
| (二) 夯实法治保障 |
| (三) 激发科技治理效能 |
| 五、优化治理化解机制 |
| (一) 完善多元纠纷裁决机制 |
| (二) 建立责任明晰的联动机制 |
| (三) 加强对抗行动的制动机制 |
| (四) 建立社会心理疏导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制度环境对西南民族地区禁毒社会组织影响机制研究 ——以黔东南州H组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一)社会组织研究 |
| (二)禁毒社会组织研究 |
| (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研究 |
| (四)中国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一)观察法 |
| (二)深度访谈法 |
| (三)文献法 |
| 四、关于本文中特殊概念的说明 |
| (一)禁毒社会组织 |
| (二)禁毒社工 |
| (三)机制 |
| 五、研究的主要问题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理论基础 |
| (一)资源依附理论:外部环境控制与组织的权力策略 |
| (二)新制度主义理论:合法性机制下的组织行为 |
| (三)两种理论的关系:制度化组织的能动性 |
| 二、分析框架:制度环境与行动策略 |
| (一)制度环境分析框架 |
| (二)行动策略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研究个案介绍 |
| 一、创建原因 |
| (一)政府机构改革所产生的需求 |
| (二)当地政府在禁毒工作中所遭遇的挑战 |
| (三)当地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践及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经验 |
| 二、组织情况 |
| (一)机构性质 |
| (二)组织架构 |
| (三)人员构成 |
| (四)工作职责 |
| (五)经费来源 |
| 三、组织特点 |
| (一)更加强调和重视民族规则与文化认同 |
| (二)对吸戒毒人员更多人本关怀 |
| (三)采取专业化社会诊治策略 |
| 四、运行实效 |
| 第四章 H组织正式制度表现形式及特征 |
| 一、正式制度概述 |
| 二、H组织所面临的正式制度表现形式 |
| (一)宏观正式制度方面 |
| (二)微观正式制度方面 |
| (三)执行正式制度方面 |
| 三、H组织所面临的正式制度特征 |
| (一)“工具主义”的治理逻辑 |
| (二)政府部门利益需求明显 |
| (三)微观正式制度部分缺失 |
| 第五章 正式制度对H组织影响机制:结构性嵌入机制 |
| 一、结构性嵌入的理论研究 |
| 二、结构性嵌入机制的基础 |
| (一)资金保障 |
| (二)人力资源 |
| (三)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
| (四)服务对象 |
| 三、结构性嵌入机制的表现 |
| (一)管理体系的松散化 |
| (二)工作职能的行政化 |
| (三)组织运作的机关化 |
| (四)绩效评估的形式化 |
| (五)组织结构的断裂化 |
| 四、结构性嵌入机制的效应 |
| (一)禁毒社会组织对政府组织的强依赖 |
| (二)政府组织对禁毒社会组织的权力渗透 |
| 五、禁毒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及成效 |
| (一)积极争取社会资金支持 |
| (二)积极招聘禁毒社工 |
| (三)积极招募禁毒志愿者 |
| 第六章 H组织非正式制度表现形式及特征 |
| 一、非正式制度概述 |
| 二、H组织所面临的非正式制度表现形式 |
| (一)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网络 |
| (二)狭隘关注的公共精神 |
| (三)族群内部的高度信任 |
| (四)传统有效的社会控制 |
| 三、H组织所面临的非正式制度特征 |
| (一)从形成机制看,非正式制度具有自发生成的特征 |
| (二)从外化形式看,非正式制度具有非成文性的特征 |
| (三)从实施机制看,非正式制度具有弹性约束的特征 |
| 第七章 非正式制度对H组织影响机制:信任机制 |
| 一、信任问题的理论研究 |
| (一)关于信任的定义 |
| (二)关于信任的理解与定位 |
| (三)关于信任的构成与纬度 |
| (四)关于信任的功能 |
| 二、信任机制的基础 |
| (一)来源于政府组织的纵向信任关系 |
| (二)来源于社会的横向信任关系 |
| 三、信任机制的表现 |
| (一)H组织与公安部门之间基于资源互补与功能依赖产生的信任关系 |
| (二)H组织与政府之间基于资源供给产生的信任关系 |
| (三)H组织与村(居)委会之间基于业务合作产生的信任关系 |
| (四)H组织与服务对象之间基于共同利益产生的信任关系 |
| (五)H组织与当地少数民族社会组织之间基于业务配合产生的信任关系 |
| 四、信任机制的效应 |
| (一)网络体系:H组织活动网络不健全 |
| (二)规范体系:H组织族群认同欠缺 |
| (三)支持体系:H组织面临制度排斥 |
| 五、H组织行动策略 |
| (一)与政府组织建立信任关系 |
| (二)与当地少数民族社会组织建立信任关系 |
| (三)与服务对象建立信任关系 |
| 第八章 对策建议 |
| 一、正式制度方面的对策建议 |
| (一)在价值理念上,实现西南民族地区政府组织由“工具主义”向“合作治理”提升 |
| (二)在立法保障上,将支持保障禁毒社会组织内容纳入地方性法规中 |
| (三)在微观正式制度制定上,要创新完善毒品治理政策体系 |
| (四)在对禁毒社会组织规制上,要不断加大指导管理和监管力度 |
| 二、非正式制度方面的对策建议 |
| (一)更加重视当地风俗习惯的作用 |
| (二)更加发挥当地村规民约的治理功能 |
| (三)更加努力培育民族地区公共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英文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附录2 黔东南州H组织章程 |
（3）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理论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内容 |
| 四、拟创新之处、难点与不足 |
| (一)拟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难点 |
| (三)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理论基础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治理、乡村治理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
| (二)公务员与乡镇公务员 |
| (三)素质、公务员素质与乡镇公务员素质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与善治理论 |
| (二)素质模型理论 |
| (三)新制度主义理论 |
| (四)街头官僚与行为选择理论 |
| (五)学习和培训的相关理论 |
| 三、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意义 |
| (一)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现实需求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提高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前提 |
| (三)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的重要保障 |
| 小结 |
| 第二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在逻辑 |
| 一、乡镇政府职能定位与乡镇公务员素质要求 |
| (一)乡镇政府职能定位 |
| (二)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的素质要求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的形成过程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理论逻辑 |
| (一)基层治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分工 |
| (二)现代化治理价值与技术需要培育养成 |
| (三)乡镇公务员的行为选择逻辑 |
| 三、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必要性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的现实要求 |
| (二)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总体状况考察 |
| (三)当前乡镇公务员素质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
| 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状况考察 |
| 一、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历史考察 |
| (一)新中国成立后乡镇干部的素质培育 |
| (二)改革开放后乡镇干部的素质培育 |
| (三)《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后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 |
| (四)《公务员法》实施之后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 |
| 二、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状考察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状况调查问卷 |
| (二)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 |
| (二)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不健全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保障机制不完善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经验 |
| 一、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特征类型 |
| (一)以英国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 |
| (二)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 |
| (三)以加拿大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 |
| (四)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 |
| (五)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型” |
| 二、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做法 |
| (一)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 |
| (二)分级分类对公务员进行培训 |
| (三)重视对公务员进行素质测评 |
| (四)加强培训教育机构建设 |
| 三、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经验 |
| (一)建立公务员培训的法律与制度保障 |
| (二)完善公务员的道德行为准则 |
| (三)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四)注重公务员培训考核结果的运用 |
| 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路径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思路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 |
| (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要求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原则 |
| 二、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要求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构成要素 |
| (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具体内容 |
| 三、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途径 |
| (一)构建完善的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 |
| (三)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环境 |
| (四)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社会转型期的社区合作治理研究 ——行动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主题陈述 |
| 一、选题背景与主题确立 |
| 二、研究价值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社区治理与合作的国外研究 |
| 二、社区及其合作治理的中国研究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指向、基本假设 |
| 一、研究指向 |
| 二、基本假设 |
| 第四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社会转型 |
| 二、社区 |
| 三、社区合作治理 |
| 第五节 理论基础与运用 |
| 一、社会转型论与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理论 |
| 二、后结构主义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理论 |
| 三、制度主义理论与行动主义理论 |
| 四、其他理论 |
| 第六节 研究方法 |
| 一、作为宏观范式的方法论——建构主义 |
| 二、作为中观策略的研究方法或方式——历史反思阐释法和“想象”法 |
| 三、作为微观方法的具体技术和技巧——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 |
| 第七节 研究框架与篇章结构 |
| 一、研究框架和技术路线 |
| 二、篇章结构与内容设计 |
| 第二章 作为时代课题的社区合作治理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中的社区及其治理 |
| 一、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特征 |
| 二、社会构成中的基层社区 |
| 三、社会治理中的社区治理 |
| 第二节 社区重建中的行动空间 |
| 一、流动性和异质化的社区构成 |
| 二、陌生化和匿名性的社区特征 |
| 三、开放性和网络化的社区发展 |
| 第三节 走向合作的社区及其治理趋势 |
| 一、社区中的竞争文化与实践后果 |
| 二、社区合作治理的意愿与理念 |
| 三、领域融合中的社区合作治理 |
| 第三章 行动视角中的社区合作治理 |
| 第一节 社会治理转型中的行动主义主张 |
| 一、行动主义的理论建构 |
| 二、行动主义的社会治理构想 |
| 三、合作治理研究的行动主义范式 |
| 第二节 作为行动主体的新型社区 |
| 一、社会自治再兴模式中的新型社区自治 |
| 二、共同体进化中的社区样态 |
| 三、社区的建构性特征 |
| 第三节 通过行动建构社区合作 |
| 一、制度主义的社区合作方案 |
| 二、对合作的行动主义理解 |
| 三、社区治理的行动主义阐释 |
| 第四章 走向社区合作治理的思想历程 |
| 第一节 社区治理的价值追求及其困境 |
| 一、基于民主追求的公民治理 |
| 二、对社会契约论的颠覆以及民主的没落 |
| 三、公民治理的民主救赎与失败 |
| 第二节 从民主向合作转型的社区治理逻辑 |
| 一、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民主实践 |
| 二、公共性扩散条件下的社区合作 |
| 三、超越民主模式的社区合作治理理路 |
| 第三节 社区治理体系及其结构的知识转型 |
| 一、在社区治理的系统中廓清结构概念 |
| 二、社区治理结构分析的视角转换 |
| 三、社区合作治理体系的知识重塑向度 |
| 第五章 社区合作治理的行动场域 |
| 第一节 自主性生成的社区行动场域 |
| 一、社区行动场域的建构基础 |
| 二、自主性争夺的社区治理场域冲突 |
| 三、重塑社区行动自主性的思维机制 |
| 第二节 社区行动场域中的形式理性省察 |
| 一、工业社会语境中的社区行政模式 |
| 二、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 |
| 三、社区“自治”模式在社会转型中的挑战 |
| 第三节 社区行动场域中的合作理性建构 |
| 一、社区治理实践的去感性化是否可能 |
| 二、社区治理实践中的经验是否可靠 |
| 三、社区治理中的合作理性建构路径 |
| 第六章 基于“他在性”的社区合作治理 |
| 第一节 政府权能重塑与社区公共服务 |
| 一、公共性扩散中的政府与社区关系重构 |
| 二、社区合作的政府服务向度 |
| 三、社区合作治理中的政府职能 |
| 第二节 新社会组织兴起中的社区合作 |
| 一、新社会组织的行动逻辑与社区治理转型 |
| 二、走出社区自治与他治的二元困境 |
| 三、社区合作治理的组织形态 |
| 第三节 社区合作治理中的行动者及其观念 |
| 一、社会变迁中的社区行动者角色 |
| 二、社区行动者的独立性 |
| 三、社区治理行动者的能力塑造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关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学术回顾 |
| (一)国内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 (二)国外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 三、研究重点、难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存在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文化与乡村文化建设 |
| 第一节 乡村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
| 一、乡村文化的内涵 |
| 二、乡村文化的特征 |
| 第二节 乡村文化的价值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一、乡村文化的价值 |
| 二、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必然性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传统 |
| 一、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开启 |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 |
| 三、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定位 |
| 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深化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基础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体系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科学品质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背景 |
| 一、乡村经济基础的优化 |
| 二、乡村基层政治的发展 |
| 三、乡村思想文化的多元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进程 |
| 一、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 |
| 二、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阶段 |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微观镜像——历时性视角下的L村 |
| 一、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六大的文化建设(1978-2002) |
| 二、新世纪初期的文化建设(2002-2012) |
| 三、新时代的文化建设(2012 年至今)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审视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一、农民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高 |
| 二、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逐步增强 |
| 三、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初步构建 |
| 四、乡村文化制度建设日渐完善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
| 一、乡村文化城市化倾向明显 |
| 二、乡村公共文化发展不充分 |
| 三、多元价值取向普遍存在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挑战的原因分析 |
| 一、乡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影响 |
| 二、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的影响 |
| 三、文化全球化的影响 |
| 第五章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 |
| 第一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 |
| 二、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逻辑耦合 |
| 三、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 |
| 一、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三、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第三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 |
| 一、建构乡村主流价值,培育乡村核心价值观 |
| 二、建立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文化认同 |
| 三、发展乡村公共文化,丰富民众文化选择 |
| 四、传承乡村非物质文化,留存优秀文化基因 |
| 五、优化乡村教育结构,营造乡村文化发展氛围 |
| 六、重塑乡村现代文化,彰显乡村文化时代魅力 |
| 第四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借鉴 |
| 一、传统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二、近代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三、国外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第五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保障体系 |
| 一、发展乡村经济,夯实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
| 二、增强政治引领,明晰乡村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
| 三、重视乡村民众,激活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 |
| 结束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一个整体性框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L村文化建设情况调查问卷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现代管理伦理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现代管理伦理基本问题界定 |
| 第一节 管理、伦理和管理伦理 |
| 一、伦理与道德 |
| 二、管理和伦理 |
| 三、管理伦理的基本内涵 |
| 四、管理伦理的基本属性 |
| 第二节 前现代管理发展及伦理特征 |
| 一、前现代管理的历史发展 |
| 二、前现代管理的管理伦理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管理及其工具理性特征 |
| 一、现代管理及管理范式转换 |
| 二、现代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 |
| 第四节 现代管理伦理及其主要内容 |
| 一、现代管理伦理的概念提出 |
| 二、现代管理伦理对现代管理危机的回应 |
| 三、现代管理伦理的主要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现代管理伦理的产生及价值诉求 |
| 第一节 现代管理伦理精神失落及回归诉求 |
| 一、现代管理伦理精神失落的主要表现 |
| 二、现代管理伦理精神失落的原因分析 |
| 三、现代管理伦理精神失落对现代管理伦理的诉求 |
| 第二节 现代管理伦理的产生条件 |
| 一、现代管理伦理产生的经济条件 |
| 二、现代管理伦理产生的科技条件 |
| 三、现代管理伦理产生的思想条件 |
| 第三节 现代管理伦理的基本价值诉求 |
| 一、现代管理伦理对制度公正的价值诉求 |
| 二、现代管理伦理对美德回归的价值诉求 |
| 三、现代管理伦理对社会责任的价值诉求 |
| 四、现代管理伦理对公共精神的价值诉求 |
| 五、现代管理伦理对管理效率的价值诉求 |
| 六、现代管理伦理对人本回归的价值诉求 |
| 七、现代管理伦理对卓越目标的价值诉求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现代管理伦理的基本作用与作用机理 |
| 第一节 现代管理伦理的基本作用 |
| 一、现代管理伦理的价值导向作用 |
| 二、现代管理伦理的规范作用 |
| 三、现代管理伦理的评价作用 |
| 四、现代管理伦理的凝聚作用 |
| 五、现代管理伦理的激励作用 |
| 六、现代管理伦理的调节作用 |
| 第二节 现代管理伦理的作用特点 |
| 一、广泛性 |
| 二、义务性 |
| 三、形式灵活性 |
| 四、行为自律性 |
| 第三节 现代管理伦理四大体系的作用机理 |
| 一、现代管理制度伦理对管理行为的约束机理 |
| 二、现代管理美德伦理对管理主体的塑造机理 |
| 三、现代管理责任伦理对管理责任的践行机理 |
| 四、现代管理信念伦理对管理主体的精神激励机理 |
| 第四节 现代管理伦理四大体系的作用限度及内在关联 |
| 一、现代管理制度伦理的作用限度 |
| 二、现代管理美德伦理的作用限度 |
| 三、现代管理责任伦理的作用限度 |
| 四、现代管理信念伦理的作用限度 |
| 五、现代管理伦理四大体系作用的内在关联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现代管理伦理作用实现的保障机制 |
| 第一节 现代管理伦理作用实现的个体机制 |
| 一、道德情感、良心、义务感:美德养成的内在心理机制 |
| 二、鉴别力、抉择力:解决伦理困境的能力机制 |
| 第二节 现代管理伦理作用实现的组织机制 |
| 一、正式制度:组织内部硬性约束机制 |
| 二、非正式制度:组织内部软性约束机制 |
| 第三节 现代管理伦理作用实现的社会机制 |
| 一、社会舆论:社会文化氛围机制 |
| 二、社会荣誉:社会评价激励机制 |
| 三、榜样示范:社会价值牵引机制 |
| 四、社会制度体系:社会规范控制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传统管理伦理的扬弃与现代管理伦理建设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管理伦理对现代管理伦理建设的积极意义 |
| 一、中国传统管理制度伦理对现代管理伦理建设的积极意义 |
| 二、中国传统管理美德伦理对现代管理伦理建设的积极意义 |
| 三、中国传统管理责任伦理对现代管理伦理建设的积极意义 |
| 四、中国传统管理信念伦理对现代管理伦理建设的积极意义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管理伦理在现代管理伦理建设中的局限性 |
| 一、中国传统管理制度伦理在现代管理伦理建设中的局限性 |
| 二、中国传统管理美德伦理在现代管理伦理建设中的局限性 |
| 三、中国传统管理责任伦理在现代管理伦理建设中的局限性 |
| 四、中国传统管理信念伦理在现代管理伦理建设中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管理伦理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一、中国现代管理制度伦理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二、中国现代管理美德伦理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三、中国现代管理责任伦理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四、中国现代管理信念伦理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7）马克思主义权利观下的医患权利冲突及化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基本内容 |
| 五、创新点及有待解决的问题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权利观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权利观的理论维度 |
| 一、理论的基本前提:科学的权利观 |
| 二、理论的基本立场:历史唯物主义的权利观 |
| 三、理论的思维方法:唯物辩证法的权利观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权利观的实践理性 |
| 一、权利规范的形成根植于物质基础所决定的社会秩序 |
| 二、权利关系的变迁受制于社会关系的变迁 |
| 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对权利正当性的决定作用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权利观的人文意蕴 |
| 一、权利是“人赋”的,并且是人之为人的确证 |
| 二、权利的价值诉求体现人的主体性地位 |
| 三、权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的当代中国发展及价值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的当代中国发展 |
| 一、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的发展 |
| 二、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的发展 |
| 三、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的发展 |
| 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的发展 |
| 第二节 新时代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利观内涵解读 |
| 一、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利主体地位 |
| 二、党的领导是实现人民权利的根本保证 |
| 三、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人民权利的基本路径 |
| 四、人的全面发展是人民权利实践的根本目标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权利观在当代中国实践的现实图景 |
| 一、权利观念革新:从服从权力到争取权利的观念进步 |
| 二、权利领域拓展:从民事权利到社会权利的不断推进 |
| 三、权利诉求多元:从基本人权到新兴权利的类型丰富 |
| 四、权利冲突产生:从个人主义到合作主义的困境突出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权利观对权利冲突的启示 |
| 一、提供权利冲突发生原因的理论解释 |
| 二、确立权利冲突化解路径的实践指向 |
| 三、树立权利冲突得以化解的人文目标 |
| 第三章 医患权利冲突的特性与成因 |
| 第一节 医患权利冲突的典型案例及规范梳理 |
| 一、医患权利冲突的典型案例 |
| 二、医患权利冲突典型案例的规范梳理 |
| 三、医患权利冲突典型案例的相关启示 |
| 第二节 医患权利冲突的特殊性质 |
| 一、医患权利冲突的真伪之辩 |
| 二、医患权利冲突的特征概括 |
| 三、医患权利冲突的本质分析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权利观下医患权利冲突的成因 |
| 一、主体因素:医患双方权利观的非理性运用 |
| 二、法治因素:医患权利保护的法律运行失灵 |
| 三、社会因素:医患权利运行的保障制度不足 |
| 四、经济因素:医患权利实现的物质条件制约 |
| 第四章 医患权利冲突化解的基本原则 |
| 第一节 患者利益优先原则 |
| 一、患者利益优先原则确立患者权利主体的首要地位 |
| 二、患者利益优先原则的内涵辨析 |
| 三、患者利益优先原则的若干具体运用 |
| 第二节 医患利益平衡原则 |
| 一、医患利益平衡原则兼顾医患权利内容的动态实现 |
| 二、提出医患利益平衡原则的现实迫切性 |
| 三、医患利益平衡原则的若干具体运用 |
| 第三节 医患权利合作原则 |
| 一、医患权利合作原则促进医患权利关系的良性互动 |
| 二、坚持医患权利合作原则的必要性 |
| 三、医患权利合作原则的若干具体运用 |
| 第五章 医患权利冲突化解的法治路径 |
| 第一节 医患权利配置的立法表达 |
| 一、制订医患权利保护的统一法律 |
| 二、确立医患权利内容的明确边界 |
| 三、明确医患权利行使的具体规则 |
| 第二节 医患权利协商的行政执法 |
| 一、增强医师个人行政责任的承担 |
| 二、发挥行政机关预防医患权利冲突的执法功能 |
| 三、完善医患权利冲突化解的行政调解程序 |
| 第三节 医患权利平衡的司法裁量 |
| 一、强化医患权利冲突化解的诉讼功能 |
| 二、改进医患利益冲突衡量的法学方法 |
| 三、确立医患权利冲突化解的指导性案例 |
| 第四节 医患权利冲突的多元化解机制 |
| 一、构建医患权利冲突多元化解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 二、加强医患权利冲突当事人间的和解制度 |
| 三、构建医患权利冲突化解的医事仲裁制度 |
| 四、突出化解医患权利冲突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机制 |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权利观下医患权利冲突化解的多维路径 |
| 第一节 培育医患权利共同体的理性权利观 |
| 一、和谐社会背景下构建医患权利共同体的必要性 |
| 二、医患信任与沟通是构建医患权利共同体的关键因素 |
| 三、重建医患权利共同体的具体路径 |
| 第二节 完善医患权利运行的社会保障制度 |
| 一、推进医方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
| 二、优化普通患者的医疗社会保障制度 |
| 三、健全贫困患者的医疗救助制度 |
| 第三节 巩固医患权利实现的物质经济基础 |
| 一、合理配置医疗资源确保患者权利均衡实现 |
| 二、公立医院改革坚持患者利益优先的公益本位 |
| 三、规范社会办医行为减少发生医患权利冲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趋势 |
| 1.2.1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现状述评 |
| 1.2.2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发展趋势述评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 1.4.1 个体化 |
| 1.4.2 公民精神 |
| 2 中国社会个体化症候分析及公民精神培育的提出 |
| 2.1 个体化的呈现:生产个体化和生活个体化 |
| 2.1.1 从“单位社会”到“个体社会”的生产个体化 |
| 2.1.2 家庭、消费和空间里的生活个体化 |
| 2.2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个体化 |
| 2.2.1 中外个体化的相似之处 |
| 2.2.2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独特性 |
| 2.3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影响 |
| 2.3.1 个体凸显有助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化 |
| 2.3.2 对社会个体化现象负面影响的批判性分析 |
| 2.4 应对中国个体化症候的公民精神路向 |
| 2.4.1 国外研究者回应个体化后果的启示 |
| 2.4.2 公民精神之于个人幸福和共同体建设的价值 |
| 2.4.3 公民精神培育:个体化时代国家的普遍选择 |
| 3 公民精神的缘起及其理论嬗变 |
| 3.1 公民精神的缘起 |
| 3.1.1 崇尚美德的传统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 3.1.2 彰显个人的古典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 3.2 不同社会思潮中的公民精神嬗变 |
| 3.2.1 自我修正的新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 3.2.2 重释自由的新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 3.2.3 超越个人的社群主义公民精神 |
| 3.3 多元文化主义中的公民精神厘析 |
| 3.3.1 指向文化领域的公民精神 |
| 3.3.2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理论主张 |
| 3.3.3 对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评价与思考 |
| 4 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个体考察及公民精神探析 |
| 4.1 清末塑造“新民”的主张 |
| 4.1.1 中国能否产生类似西方的公民 |
| 4.1.2 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人身份 |
| 4.1.3 严复和梁启超的“新民”观 |
| 4.2 民国建立前后“国民”改造的主张与实践 |
| 4.2.1 从政治思想主张到现代国家建设 |
| 4.2.2 民国早期国民教育的“速写” |
| 4.3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身份的兴起 |
| 4.3.1 “人民”身份的主导 |
| 4.3.2 主导性“人民”身份的形成原因 |
| 4.3.3 “人民”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异同 |
| 4.4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觉醒及公民精神萌动和局限 |
| 4.4.1 改革开放前“公民”的缺位 |
| 4.4.2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的逐步觉醒 |
| 4.4.3 主体性和公共性公民精神的萌动 |
| 4.4.4 当前中国公民精神的局限性 |
| 5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理论观照和本土设想 |
| 5.1 基于共同体思想的公民再认识 |
| 5.1.1 作为公共生活主体的公民 |
| 5.1.2 “公民”继续存在的可能性 |
| 5.2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中的关系把握 |
| 5.2.1 市民与公民的关系 |
| 5.2.2 公民理性与激情的关系 |
| 5.2.3 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 |
| 5.3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现实背景和本土设想 |
| 5.3.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学理可能 |
| 5.3.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特征 |
| 5.3.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本土设想 |
| 6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国情考量 |
| 6.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经济因素分析 |
| 6.1.1 经济发展促进公民政治生活 |
| 6.1.2 经济发展增强公民法治观念 |
| 6.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民主政治考察 |
| 6.2.1 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名 |
| 6.2.2 具有民主带动作用的党内民主发展 |
| 6.2.3 社会民主中的公民参与与自治 |
| 6.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文化因素探究 |
| 6.3.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当代公民的意义 |
| 6.3.2 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对公民价值观的影响 |
| 6.3.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引 |
| 7 新时代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厘定、环境分析和基本路径 |
| 7.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 |
| 7.1.1 引导公民精神走向的国家主体 |
| 7.1.2 承担公民塑造功能的学校主体 |
| 7.1.3 具有自我塑造作用的个人主体 |
| 7.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环境 |
| 7.2.1 作为“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的家庭生活环境 |
| 7.2.2 作为居民自治的社区公共环境 |
| 7.2.3 能够影响公民价值观的网络虚拟环境 |
| 7.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路径 |
| 7.3.1 宏观层面的国家政策推动 |
| 7.3.2 中观层面的学校观念转变和公共生活塑造 |
| 7.3.3 微观层面的个体“生活政治”润养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碎片化及整体性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问题 |
| (三) 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一) 福利 |
| (二) 老年福利 |
| (三) 碎片化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整体性治理理论研究 |
| (二) 老年福利供给研究 |
| (三) 文献评论 |
| 四、研究思路与内容安排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内容安排 |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创新点 |
| 第一章 老年福利供给分析的理论工具 |
| 第一节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缘起 |
| 一、整体性治理的学术缘起 |
| 二、整体性治理的现实渴求 |
| 三、整体性治理的实践探索 |
| 第二节 整体性治理的逻辑架构 |
| 一、整体性治理的对象定位:“棘手问题” |
| 二、整体性治理的对象特征:碎片化 |
| 三、整体性治理的目标指向:问题解决 |
| 第三节 我国老年福利供给分析的理论框架 |
|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适用性:我国老年福利供给问题的特征 |
| 二、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应用:我国老年福利供给问题的分析维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历史变迁与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我国老年福利供给模式的演变 |
| 一、从“家庭养老”到“去家庭化” |
| 二、从“国家-单位”养老到“去单位化” |
| 三、政府主导的“社会化养老”格局形成 |
| 第二节 老年福利供给的碎片化困境 |
| 一、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的碎片化问题厘定 |
| 二、老年福利供给碎片化的表现 |
| 三、案例分析:“入狱养老”背后的老年福利供给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区域碎片化 |
| 第一节 老年福利供给中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设计 |
| 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从“人群分设”到“国民身份” |
| 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逻辑及其存在的问题 |
| 三、案例分析:养老金差距背后的老年福利区域失衡 |
| 第二节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区域差异与失衡 |
| 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区域差异 |
| 二、基本养老保险区域差异的指标分析 |
| 第三节 基本养老保险供给区域碎片化的原因探究 |
| 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关系的变化 |
| 二、中央与地方政府责权划分与养老保险区域碎片化 |
| 三、地方机会主义导致的基本养老保险区域供给碎片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管理部门碎片化 |
| 第一节 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政府部门设置 |
| 一、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部门改革实践 |
| 二、我国老年福利供给部门的复杂性 |
| 第二节 我国老年福利供给中的部门割裂与冲突 |
| 一、老年福利政策制定中的部门割裂与冲突 |
| 二、老年福利政策执行中的部门割裂与冲突 |
| 第三节 自利与冲突:老年福利供给部门碎片化的原因探究 |
| 一、老年福利供给中政府部门的自利性 |
| 二、老年福利供给中政府部门间冲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主体碎片化 |
| 第一节 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主体及限度 |
| 一、提供安全与保障的政府 |
| 二、追求利润与效率的市场 |
| 三、促进社会活跃的组织 |
| 四、增进参与和团结的家庭 |
| 第二节 我国老年福利供给中的公私合作实践 |
| 一、政府与市场公私合作供给:以济南天思国际养老服务中心为例 |
| 二、政府与社会组织公私合作供给:以善德养老院为例 |
| 三、我国老年福利供给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评析 |
| 第三节 老年福利供给中制约公私合作的影响因素 |
| 一、社会观念环境的影响 |
| 二、政策执行偏离预定目标 |
| 三、不同主体的职责边界模糊 |
| 四、公私双方并未建立起平等的伙伴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整体性治理 |
| 第一节 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价值追求 |
| 一、致力于老年福利的公平供给 |
| 二、提升老年福利的供给效率 |
| 三、实现老年福利供给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
| 第二节 我国老年福利供给整体性治理的目标 |
| 一、福利供给对象的全民性 |
| 二、福利供给内容的全面性 |
| 三、老年福利供给方式的多样性 |
| 第三节 我国老年福利供给整体性治理的路径选择 |
| 一、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跨区域整合 |
| 二、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跨部门整合 |
| 三、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合作伙伴关系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框架的本土化构建 |
| 二、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碎片化表现 |
| 三、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碎片化的根源 |
| 四、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整体性治理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论文中所用表格 |
| 附录三: 论文中所用图标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云南白族价值观当代适应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价值 |
| 二、价值观 |
| 三、白族价值观 |
| 四、当代适应性 |
| 第四节 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重点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价值观思想的脉络 |
| 第一节 西方价值观思想的脉络 |
| 一、西方古代价值观思想 |
| 二、西方近现代价值观思想 |
| 第二节 我国价值观思想的历史脉络 |
| 一、我国古代价值观思想 |
| 二、我国近现代价值观思想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研究的脉络 |
| 一、国外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研究 |
| 二、我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研究 |
| 第二章 云南白族传统价值观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云南白族传统价值观的特点 |
| 第二节 云南白族传统价值观的嬗变 |
| 一、社会转型中的白族价值观 |
| 二、传统与现代交互中的白族价值观 |
| 三、复杂嬗变中的白族价值观 |
| 第三章 当代云南白族价值观现状调查 |
| 第一节 云南白族价值观现状调查的方式 |
| 一、样本选择 |
| 二、量表编制 |
| 三、实地访谈 |
| 第二节 云南白族价值观现状调查结果 |
| 一、白族政治价值观 |
| 二、白族经济价值观 |
| 三、白族法律价值观 |
| 四、白族婚姻价值观 |
| 五、白族信仰价值观 |
| 六、白族幸福价值观 |
| 第四章 云南白族价值观在当代适应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云南白族价值观在当代适应性方面存在的问题 |
| 一、白族价值观民族特性存在弱化趋向 |
| 二、白族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摩擦 |
| 三、白族民众价值观变迁速率的不平衡性 |
| 第二节 云南白族价值观在当代适应性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白族传统文化传承乏力 |
| 二、白族人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
| 三、多重差异导致的不平衡 |
| 第五章 云南白族价值观的当代调适路径 |
| 第一节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白族价值观调适 |
| 一、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白族价值观的关系 |
| 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白族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
| 第二节 增强白族价值观的自我调适能力 |
| 一、增强自我意识,提升白族价值观的自我调适能力 |
| 二、引导个体或群体需要,提升白族价值观自我调适能力 |
| 三、加大宣传教育,提升白族价值观的自我调适能力 |
| 第三节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促进白族价值观的当代调适 |
| 一、在社会实践中调适价值观 |
| 二、在法律规范中调适价值观 |
| 第四节 在价值观调适中实现国家认同 |
| 一、价值观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 |
| 二、政策调控对促进国家认同发挥重要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强制与关爱的结合——社会转型期行政道德建设的合理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D]. 袁蕊. 山东大学, 2020(12)
- [2]制度环境对西南民族地区禁毒社会组织影响机制研究 ——以黔东南州H组织为例[D]. 谢勇. 贵州民族大学, 2020(07)
- [3]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D]. 褚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4]社会转型期的社区合作治理研究 ——行动主义的视角[D]. 苟欢.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20(04)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D]. 张世定. 兰州大学, 2019(02)
- [6]现代管理伦理作用研究[D]. 王红梅. 黑龙江大学, 2019(05)
- [7]马克思主义权利观下的医患权利冲突及化解研究[D]. 张娟.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8]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D]. 杨四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
- [9]我国老年福利供给的碎片化及整体性治理[D]. 韩小凤. 山东大学, 2018(08)
- [10]云南白族价值观当代适应性研究[D]. 于春滨. 云南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