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杨素[1]2003年在《科技革命与消费模式变迁》文中研究说明近十几年来，在诸多发生显着而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里，消费作为世纪之交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群活动之一，科技革命带来的消费模式及其所反映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是极其引人注目的，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整个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消费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一种复杂的、综合性的经济、社会、政治、心理和文化现象。消费模式在一定范围内是生活方式的延伸，是文化和社会建构的产物，有其形成和产生的文化和社会机制。本文试图从科学技术革命的变革中把握我国城市居民消费模式的变迁以及社会的价值取向。 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促使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持续增长，扩大了消费规模的范围，从而推动了消费模式的变迁，但是本文所主要关注的并不是消费总量这一经济学意义上的变化，而是要从社会学角度对消费生活所涉及的各种文化和社会机制及过程进行研究。从人们要消费什么、怎样消费以及为什么如此消费的文化价值和意义系统中，去试图理解消费现象所涉及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观念的显着变化。 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对科技革命的发展和消费理论的根源进行探求，分析现代消费的形成以及消费置于科技革命下的发展脉络，评析和讨论了科技革命与消费革命的社会学意义，这是论文分析的起点。在这样一个理论框架指导下，论文第二部分充分运用大量翔实的统计资料和有关文献，对改革开放前后叁个时期经济增长、消费结构变化以及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比较了各个不同时期的城市居民消费领域观念与行为的变化。第叁部分，论文运用问卷调查方法对南宁进行了实地考查，进一步了解和检验我国城市居民消费模式的变化。在这个阶段的调查中，主要使用了SPSS统计软件进行了简单直观的统计和相互交叉分析，还作了有关文献资料研究、收集和整理工作。这一部分资料构成了本文进行理论探讨的主要经验材料。第四部分，通过对我国城市居民消费模式历程的回顾历史和对南宁的实地调查分析，试图预测我国城市居民消费模式在新科技革命下发展的主要趋势，同时结合我国城市居民目前消费模式存在的一些不合理问题，提出未来我国城市居民消费模式的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有力地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科技革命是推动消费模式变迁的直接因素。但是，消费并不是被动的，消费是塑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力量，是一种社会分层的原则。在现代社会中，消费己成为一种建立人与人、人与物品、人与集体和世界间的关系的主动模式，成为一个体系化的行动。随着科技革命的变化发展，我国的消费模式演变过程也遵循这样一个规律。我国城市居民已从解决温饱问题的消费过渡到表现个性的消费，从生物驱动的消费过渡到更加富于社会性的、象征性的和心理性的现代消费。为了使人们以一种积极、合理的消费模式步入小康阶段，在新的科技革命下，适合我国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应该是——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可持续消费模式。
王超然[2]2011年在《生态经济学视角下的消费问题初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态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科学,其理论并不完善,在对其概念、研究对象的界定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争论。它是在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人们对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进行反思的结果。生态主义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很远,其中包含着生态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新兴的生态经济学是建立在现代物理学与热力学理论基础上的,其特点是将整个地球看作统一的生态系统,它与外界只能进行能量的交换而不能进行物质交换,经济系统是其中一个开放的子系统,从生态系统吸取能量并向其排放消费的废弃物。消费是与人类及社会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它研究的出发点不同,它所承担的含义也不同。消费时代带来的高消费与无止境膨胀的欲望给生态系统造成了不可承受的压力,将消费置于生态经济学的视角下重新审视势在必行,也是实现人类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唯一途径。本文对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及哲学理论等基础理论进行了梳理;运用历史演绎法对历史规律进行总结和归纳,并阐释了“生态消费”的内涵,尝试着弥补现有的对生态消费研究的不足;同时,运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我国改革开放叁十年来居民消费情况及其对资源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了我国居民消费中存在的问题、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居民实现生态消费的对策建议。文章的引言部分包含了本文写作背景、目的、意义、创新点、文献综述等内容;第一章、第二章梳理了生态主义的变迁及消费内涵的变迁,并在前人研究与理论梳理的基础上,阐述了我对“生态消费”概念的理解,并将其与绿色消费、可持续消费进行了比较;第叁章为实证分析,通过数据、计量模型等方法研究了我国居民消费及其对能源环境影响的状况,分析了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因素;最后一章为政策建议,对我国居民消费现存问题提出了以生产引导消费、树立生态消费观念等政策建议。
朱元秀[3]2013年在《现代化视角下长叁角地区转型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进入21世纪后,长叁角地区以其经济迅猛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趋势,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但与此同时,一些新问题和新矛盾开始凸显：2004年,长叁角地区出现较大范围的“用工荒”；2007年,无锡发生大面积蓝藻事件；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资对长叁角地区的投资热情开始降温,长叁角地区部分企业经营出现困难……。随着支撑长叁角经济发展要素条件的变化,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在未来的20-30年时间内,长叁角地区能否顺利完成转型,华丽转身,关系到长叁角区域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的建成。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不是直线式的,转型可以说是社会发展进程中转折跃升的“惊险一跳”。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这种“惊险一跳”表现并不明显。然而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现代化进程,使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由此带来的阶段性跃升和转变也更加频繁和突出。因此,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深处出发,运用现代化相关理论以及社会变迁理论,可以为我国当前转型的科学定位和系统研究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基于此,本文尝试通过分析世界现代化进程,从历史深处探源寻求转型发展的内在必然性,以期为我国当前的转型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然后在对我国当前转型科学解读的基础上,对长叁角地区的转型发展进行理论探源与实证分析。全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转型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现代化诸因素矛盾与冲突的必然结果。现代化是整体性的社会变迁,它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发展,还包括生产关系的调整。而且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现代化进程不断向高层次演进,转型即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因此,转型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适应并阶段性提升的结果。另一方面,虽然现代化是整体性的社会变革,但是在一定时期内却很难将各方面同步推进。现代化的各因素的不同步发展,必然会造成一定时期内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发展的不平衡、不和谐。这种不平衡、不和谐,正是深层次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具有体现,它推动着现代化的演进,使得转型发展成为必然。转型正是现代化诸因素矛盾与冲突的必然结果。(2)当前我国正面临着现代化进程中的第四次转型,这是一场全面、多元、复合转型。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期间共出现叁次模式大转换,阶段性特征明显。当前我国正面临着现代化进程中的第四次转型。这次转型与前叁次不同,不再是单一的经济体制或政治体制转变,而是一场全面、多元、复合转型,是适应全面现代化要求的“五位一体”转型,需要推进现代化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五个领域的协调发展。(3)转型是长叁角“时空共振”下的的必然选择,是“时空二维”与“内容五维”转型的统一。从时间演化角度分析,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决定了长叁角转型发展的必然性；从空间演变角度来看,区域空间结构演化规律决定了长叁角空间结构优化和转型的必要性。因此,转型是长叁角“时空共振”下的必然选择,它首先是“时空二维”转型的内在统一；其次在现代化内容上,又是相互关联的“五位一体”转型,是“时空二维”与“内容五维”转型的统一。(4)当前长叁角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众多结构性和素质性矛盾,是转型发展的现实基础。长叁角的转型,不仅是理论上已经进入“转折点”,更是现实中各种矛盾与问题不断加剧的必然选择。本文研究认为,长叁角地区转型的现实依据主要有五点：经济增长效率低下,难以维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消费占比偏低,高投资和出口导向模式不可持续；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要素成本不断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城市群集聚效应不高,区域空间结构有待优化。(5)近年塞长叁角地区的转型发展总体趋势向好,但各领域的转型进展仍不够协调。本文依据现代化的发展诉求,建立转型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静态的转型发展水平(TDL)和动态的转型发展指数(TDI)两个指标。指标体系包括五个一级指标和30个二级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对指标体系进行了组合赋权,并据此对长叁角转型发展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分析。横向的静态比较,计算了2000、2005、2011年叁个时点上长叁角及全国沿海部分省市的转型发展水平,结果显示,无论是作为区域整体的长叁角地区,还是区域内部的江浙沪叁省市,其转型发展水平一直位于全国前列,尤其在社会转型和生态转型等方面,效果显着,表现为我国沿海转型发展的前沿阵地。纵向的动态分析,计算了长叁角及叁省市的转型发展指数,结果显示,自2000年以来长叁角地区转型发展呈现良好的变化趋势,但是各领域的转型并不完全协调和同步,叁省市存在的主要问题也基本相同,主要是经济增长效益与经济结构优化进展较慢,滞后于整体转型的步伐；(6)长叁角转型发展面临众多制约因素,同时又拥有良好的现实机遇。当前制约长叁角转型的因素主要有：传统发展观念、制度的缺陷、发展战略的缺陷、较弱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及行政区经济的阻碍等。在面临众多制约因素的同时,长叁角也拥有良好的现实机遇,主要体现在：城市层面,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带来的战略机遇；区域层面,多重倒逼机制有利于促进长叁角转型；国家层面,加快推进长叁角一体化进程有利于加快区域转型；国际层面,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第叁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发展的机遇。(7)长叁角转型发展内容繁多,需要进行整体设计,明确转型的重点和关键对策。长叁角地区转型内容众多,纷繁复杂,而且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因此需要深刻理解各方面转型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顶层设计,从整体的高度全面谋划长叁角转型发展。这就需要从众多的转型内容中抓住转型的重点和方向,本文通过图解分析,寻找长叁角转型的关键词和发展的重点,认为优化产业结构、保障社会公平、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核心城市功能,发展平台经济、推进区域一体化等应该是长叁角未来转型发展的重点所在。
赵伟力[4]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科技现代化进程,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之路。当前,党情国情世情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科技已然成为国家综合国力提升的决定性因素。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找寻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科技现代化的“秘钥”,对于科技助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甚至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科技现代化提供可以借鉴参考的“中国方案”,都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文献研究、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科技现代化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以期揭示其特殊模式,并为我国科技现代化全面协调发展开掘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试图构建起一个以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历史实践为双重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作为文章的切入点,从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社会境遇和现实动力出发,以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为思想主线,以中国科技现代化实践为依托的研究框架。这个框架注重社会矛盾、社会结构差异、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则,注重科技与经济、政治、文化及科技自身等方面组合而成的社会结构分析,从而全面分析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首先,在相关研究基础上,从逻辑上厘清“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概念的基本内涵,在理论上明确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内在源流关系。其次,从社会境遇和历史条件出发,具体识别并概括推动科技现代化的现实动力、基本内容、时代特性、主要成就、特殊模式和总体特征。最后,总结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现实意义,探讨中国共产党人在所谓“第四次科技革命”现实境遇下所可能面临的历史挑战,并提出相应对策。这一研究框架可能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与科技发展观作为切入点,试图避开一般的经验性“自然思维”(胡塞尔)单一向度,把“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看作是由中国共产党这一主体推动科技理论现代化、科技实践现代化的综合历史进程。从科学技术本质论、发展观、人才观及动力论等四个方面来论述科技理论现代化,从科技体制、科技规划、科技人才及科技成果等方面论述科技实践现代化。显然,当且仅当“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和论域时,才能克服研究当中可能存在的盲目性、片面性,才能更为深入地揭示科技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主要矛盾,更为全面地把握科技现代化实践的一系列基本规律。其次,在对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质性研究基础上,初步勾勒出一个相对普遍的量性变量体系与观测点指标体系模型,力图达到理性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模型的相互支撑。通过数据图表的分析和对比来客观地、深入地论证中国科技现代化的经济、社会、科学及民生等方面的成就。这样,既可避免主观臆断而导致的缺乏说服力,凸显出文章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必要性,又可为进一步深入探讨与分析科技现代化“秘钥”奠定坚实的基础。最后,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凸显的历史主义意识出发,着力彰显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科技史普遍意义,从历史比较中揭示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实践性特质。以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及实践为分析视域,深度解读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特殊模式,并从主体性、集约性、效用性及人文性四个方面系统呈现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特殊模式的总体特征。纵观整个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进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独特的历史境遇和社会动力为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中国共产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从而形成了彰显中国特色的科技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特殊模式因其实践哲学取向贴切时代精神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是辩证统一的,实践推动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理论又反过来指导与推动科技现代化迈向新境界。
石元波[5]2017年在《当代中国消费文化的现实困惑与超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消费文化是当今社会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国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消费大国,消费文化建设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建设必须解决的文化命题。中国作为世界上的消费大国,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步入消费社会?中国如何避免陷入消费社会、又如何避免消费主义的伤害,这是摆在我国消费文化建设面前的最大困惑。本论文从当今中国消费领域遇到的现实消费主义问题为问题起点,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消费理论为指导,以西方消费主义话语为借鉴,深入剖析当今中国消费主义存在的生成因素、表现及危害,明确指出当今中国虽然存在消费主义现象,但并不完全具备步入消费社会的条件,我们必须从中国消费实际状况出发,积极探究解决中国消费问题、超越消费主义的对策与路径。本论文正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论文写作的基本理论概念和社会基本历史背景部分,主要介绍了消费、消费文化、消费主义、消费社会、生产社会等基本理论概念和社会历史背景主题,为论文的进一步论证提供基础理论支撑;第二、叁部分主要是有关消费文化研究的经典理论和中西方话语资源,主要涵盖马克思主义有关消费的经典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消费主义理论、中国消费文化语境等。这部分为当今中国消费文化建设既提供伦理指导和理论借鉴,也提供了中国消费文化建设的直接理论来源;第四部分是直面中国消费文化建设的现实问题,主要分析了当今中国存在消费主义的生成因素、实际表现以及危害与代价,论证当今中国虽然不具备步入消费社会的条件,但的确存在消费主义泛滥的现象,为我们探索超越消费主义困惑打下基础;第五部分是在如何避免陷入消费社会、又如何避免消费主义的伤害提出相应对策与路径研究,包括要尊重中国式消费主义的特殊性、解决中国消费困惑的核心消费理念以及相应路径选择等。本文研究宗旨是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消费文化”,而不是只会一味地消费的“消费式中国文化”。中国成为消费大国并不可怕,关键看因何而消费,如果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为了提高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而进行的消费,我们应予认同和支持,“切忌消费过敏症”;但是如果为了欲望占有、炫耀而进行过度消费,我们要坚决反对与遏制。消费原本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当人们将消费视为人生存在感和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时,人们为了消费而消费,必然带来自身存在感和价值感危机,必然诱使人们过度消费,浪费现象必然发生,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关系紧张。本文对于人们能科学解读消费的内涵、正确认识消费主义本质、树立和践行科学消费观提供了启示与帮助。
何媛[6]2012年在《中国消费模式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运作和作用,正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消费模式的变革。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人类一切关乎资本的经济行为都是围绕消费进行的。消费,不仅在国际社会,而且在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生活的重要作用逐渐显现出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消费的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研究边缘进入到中心,同时也受到了不同学科学者的广泛关注,所关注的主要领域有消费习惯、消费方式、消费心理、消费文化等等。对消费的研究,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消费观为根本路向,并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着重研究中国消费模式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的演变,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研究中国消费模式的演变；二是尝试建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消费模式。故本文的研究思路也在于此。本文的研究逻辑是：首先,引经据典对中西方重要消费理论进行总结和评析,确立本文研究消费模式的理论根基,宏观地分析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是生产决定消费,消费是生产的实现,进而总结出中国经济转型与其消费模式的演变路径。其次,对消费观念演进展开研究,主要从社会制度、消费政策和本土消费观念西化叁个角度出发,消费观念类型也因这叁种转变因素不同而迥异。再次,详细地展开对中国消费模式的演变研究。建国后的中国消费模式主要有叁种类型：温饱型消费模式、基本小康型消费模式和全面小康型消费模式,这些消费模式对应的是中国社会特有的叁种经济形态,本文根据时间顺序,比照性地分析研究这些消费模式的表现、特征和形成条件；紧接着,研究经济全球化和西方消费观念对中国消费模式发展变化的影响,因为发达国家今天的消费模式就是我们明天的消费模式,所以研究发达国家消费模式对中国消费模式具有指导性意义。最后,研究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消费模式,要解决的问题是：何为现代消费模式?这些现代消费模式的诉求和实现路径分别是什么?通过这些分析对现代消费模式进行展望。
房尚文[7]2011年在《“生态消费”的马克思主义解》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和生态危机分析理论不断交织融合,为生态消费思想提出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论文在梳理马克思主义生态和消费思想的同时,试图以生态消费为线索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脉络。人类的消费模式总是与一定的生态环境相适应,保持着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平衡。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平衡,生态危机伴随消费主义而来。马克思消费思想主要有哲学和经济学两个研究维度。哲学层面,消费异化根源是劳动异化和需要异化,资本社会从消费异化走向全面异化。经济学层面,马克思辩证地分析了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和相异性,揭示了生产和消费间难以弥合的裂缝。恩格斯晚年对工人阶级消费模式变化、资本主义控制手段转变和生态危机进行了初步探索。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消费思想和生态思想成为研究生态消费的重要理论支撑。消费主义蔓延缓解了资本社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难以调和的政治危机,危机向生态领域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全面展开对消费社会的社会批判,生态维度是最重要的批判角度。现代资本通过消费主义缓解一系列危机的同时引发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异军突起,成为批判资本社会有力的理论武器。当代中国消费模式变化迅速,中国生态足迹预示着中国未来的消费模式必然是绿色、适度、可持续的生态消费模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应该不断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消费模式。生态消费在中国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张召[8]2013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费文化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欧美发达国家早已完成工业化,进入了消费社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重政策推动力下,我国取得了一系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进步显着。人们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为提高消费水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全球化的拓展,消费社会的主流文化——消费主义文化借助广告、消费品和跨国财团等载体强势登陆我国,对部分较发达地区的居民和中高收入群体影响深刻,并且有逐渐向欠发达地区和中低收入群体蔓延的趋势。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我国正处于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如何规避消费异化、人的异化以及资源和环境危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消费文化体系已经成为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包括导言共分九章,其中导言介绍了研究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及其本文的研究方法、思路和创新之处。第二、叁、四章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其中,在第二章对与消费文化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对消费、文化、消费社会等概念界定的成果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对消费文化的内涵和特征、消费社会的出现及其历史逻辑和特征以及消费文化在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变迁机制重点做了较为深入的剖析。指出消费文化是人类消费生活中深层的、内在的程序和取向,是内化于人的消费活动之中并历史地凝结成的消费方式。在此基础上,对比较有代表性的炫耀性消费文化理论、异化消费文化理论、审美消费文化理论、符号消费文化理论等,对先秦以来主张以俭为主、反对浪费的中国消费文化发展史做了介绍。第叁章在消费的内涵、消费的属性、消费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消费需求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社会制度与消费、供求关系与消费、生产理论与消费、积累与消费、自然与消费、消费力理论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理论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第四章对与消费文化密切关联的需要、消费需要以及消费需要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做了较深入的分析。论述了需要的内涵以及消费需要的内涵和特征,借鉴了马尔库塞的消费文化理论,将需要分为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认为人们只有不被虚假需要所迷惑,意识到自己的真正需要才能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消费文化与消费需要的关系问题：消费文化来源于人们的消费实践,而不断发展的消费文化有创造出新的消费需要。因此,消费文化对城乡消费需要、物质和精神消费需要、近期和远期消费需要、个人和公共消费需要、消费需要的数量和质量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第五章从我国的国情、民情出发对我国消费文化的发展现状和特征做了论述。我国中东部及部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节约消费观念对这一地区的居民影响力愈来愈小,加上现代媒体对人们消费热情的极力煽动,使得我国一些较发达地区出现了明显的消费社会特征。伴随着这一变化,消费主义文化在我国逐渐蔓延,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产生了传统、现代、后现代叁种消费观并存,消费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共存,消费文化的地域差异性与全民统一性共存,以及消费水平的城乡差异与阶层差异共存的发展现状。正是由于消费主义文化和消费社会的影响使我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型与变化,所以多层次化、多样化、个性化、审美化成为了新时期中国消费文化发展的特征。第六章以全球化视野,对中西方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消费方式做了对比研究。当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和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民族,甚至一个人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都可以在短短几天时间内迅速普及,人们将某一明星作为自己消费模仿对象的情况已经屡见不鲜。因此消费文化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全球化趋势。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中西方的消费文化必定有碰撞,有冲突,也有融合。虽然中西方消费文化之间在消费利益观、消费价值观和对待传统消费观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异,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西方消费文化对我国居民的影响在逐渐加深,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超越了我国消费文化的影响力。因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学习、借鉴西方优秀消费文化的同时保持我国消费文化的精髓。第七、八两章以北京为案例,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经济与消费文化的发展轨迹,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北京在消费领域内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及其产生根源。北京作为首都,是我国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流中心,是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居民的消费生活随着经济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北京居民消费生活的第一次变迁中,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大幅度提升,居民消费结构显着改善,并且随着电视、电冰箱、洗衣机等电器进入家庭,新的生活方式随之产生。在北京居民消费生活的第二次变迁中,居民的消费水平迈上新台阶,消费者的利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高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层次已经逐渐拉开,假冒伪劣商品的出现使消费者的自主权益保护意识得到加强。在北京居民消费生活的第叁次变迁中,由于其收入水平出现了整体性的提升,在不同时期掀起了一阵阵的消费热潮,住房消费持续升温；汽车消费爆炸性增长；信息、通讯等电子数码类消费品迅猛增长；教育消费持续走高；休闲消费越来越受到重视。当今社会,消费品生产的强力扩张,高新技术的日新月异,都促进了北京市消费文化的快速发展,然而人们的道德素质、知识能力、审美水平等方面毕竟存在差异,面对异彩纷呈、快速发展的当代消费文化,难免对其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有益与无益等产生混淆,因此造成了北京市消费文化发展过程中公款消费、炫耀消费、畸形消费、“四高”消费,崇洋消费,以及部分农村地区消费不足、消费水平呈两极分化趋势和高收入群体低层次消费矛盾突出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找出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源,才能从根本上给与解决。因而,建设符合我国国情、民情的新型消费文化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第九章论述了建设当代新型消费文化是促进我国消费文化健康、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消费文化体系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必然要求。第一,要树立正确的消费价值观,引导人们逐渐由掠夺性消费向可持续性消费,由重视消费数量向重视消费质量,由注重物质享受向注重精神追求转型。第二,要具备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社会选择与个人选择统一,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统一的核心理念。第叁,要把握好适度性、公正性、功利性、审美性、主体性等构建新型消费文化体系的基本原则。第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文化的硬实力建设,应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积极造就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加快城乡消费文化一体化发展；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第五,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文化的软实力建设,应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提倡低碳消费理念；尊重自然价值；理性对待技术。
曾薇[9]2014年在《马克思消费思想及中国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理性的消费行为需要科学消费思想进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消费实践的变化和扩大消费需求重要性的凸显对阐明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提出了现实诉求和理论呼唤。马克思虽没有对消费进行集中论述,但其消费思想散见在很多重要的着作、笔记和手稿中。本文通过梳理马克思消费思想形成的历史理路,挖掘马克思消费思想的逻辑体系和主要内容,进一步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的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及作用,阐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与马克思消费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鲜明的特征。本文共包括七章,可以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绪论”,概述了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对已有研究进行评价,分析其中存在的不足与局限,明确本文的研究思路及方法。第二部分为第二章至第叁章,在梳理马克思消费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理论来源的基础上,通过文献分析法阐明马克思早期消费思想的萌芽、唯物史观形成时期消费思想的发展、重新研究经济学后消费思想的丰富这一历史理路,从而厘清马克思对消费概念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认识,着重论述了马克思消费思想的逻辑体系和主要内容。第叁部分为第四章至第五章。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进行历史分期,从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考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形成的影响因素、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第四部分为第六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的一脉相承与与时俱进”,全面分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对马克思消费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该思想蕴含的精神实质,阐释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所具备的科学性、继承性、时代性、创新性、实践性、历史性、人本性、开放性、全面性和原创性等特征。第五部分即第七章“结论”,总结全文,包括马克思消费思想的演进及逻辑体系解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理论分析,形成结论性观点,为论题的深入研究拓展了空间。
阴雅婷[10]2017年在《中国当代品牌文化传播变迁研究》文中提出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许多知名品牌早已成为国家文化的代名词,如苹果、可口可乐、麦当劳、迪士尼等,不仅在美国本地,而且在全球各地源源不断地以各种品牌传播形式输出美国文化价值观。这些世界级品牌通过青春流行文化和多元文化的铸造表现自我,并通过对外传播品牌精神文化,尝试着在这个多元化而又和谐的世界中构建一种国际性的、友好的资本主义乌托邦视野,其完整、成熟的品牌象征性符码已经等同于文化本身。反观中国本土企业,绝大多数一直以来都缺乏品牌文化意识,未能重视品牌文化传播对消费者的影响,对企业长远发展的价值和作用。从1978年至2015年,中国本土品牌文化的传播过程并非是直线式的、跳跃式的,新的发展阶段也不是完全取代之前的发展阶段,而是在某个过渡时期,前后两个阶段互相交错、重迭,并继续在共存并进中此消彼长,最终表现为今天的品牌资产文化呈现、品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态势。虽然中国品牌的核心理念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由不尽相同的文化价值主导,但在同一个时期,上一时期主导性的品牌文化价值并不会消失,而是与这一时期主导性的品牌文化价值交融化合、共存并进,共同丰富并影响当时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同时,虽然中国当代企业的品牌文化在广告的表现和传播中,于不同时期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但是,即使是同一阶段主导性的品牌文化传播也受到多种广告事件和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该时期政治、经济、媒体、文化等多重因素与关系交互作用的结果,凸显出该阶段的品牌文化传播不同于其他阶段的显着特征。本论文从广告的内容表现与传播、广告的消费文化表现、广告的艺术审美表现叁个角度,观察1978年～2015年中国品牌文化传播变迁的轨迹与规律,考察品牌文化对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价值取向产生的影响,促使中国企业反思自身的品牌营销策略与品牌国际化道路。经过梳理发现,20世纪80年代,外商品牌的涌入唤醒了中国企业的品牌意识,中国本土品牌文化整体上处于品牌符号文化的传播阶段;20世纪90年代,虽然过度的商业化、功利化追求,使相当多的本土企业一度忽视了品牌理念文化的建设,但是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用下,中国本土企业的品牌文化逐渐进入到品牌附加价值文化的传播阶段,21世纪初至今,在企业并购重组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品牌资产问题,逐步意识到品牌这一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的重要地位,于是,中国本土企业的品牌文化进一步迈向品牌资产文化呈现,以及数字化媒体环境下的品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阶段。从整体上看,中国本土企业的品牌文化传播呈现出现代化、多元化和美学化的特征和趋势,企业和消费者的品牌文化意识也在不断发展成熟。
参考文献：
[1]. 科技革命与消费模式变迁[D]. 邓杨素. 广西大学. 2003
[2]. 生态经济学视角下的消费问题初探[D]. 王超然. 中国政法大学. 2011
[3]. 现代化视角下长叁角地区转型发展研究[D]. 朱元秀.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4]. 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D]. 赵伟力. 西北大学. 2017
[5]. 当代中国消费文化的现实困惑与超越[D]. 石元波.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
[6]. 中国消费模式演变研究[D]. 何媛. 复旦大学. 2012
[7]. “生态消费”的马克思主义解[D]. 房尚文. 复旦大学. 2011
[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费文化变迁研究[D]. 张召. 北京交通大学. 2013
[9]. 马克思消费思想及中国化研究[D]. 曾薇. 东北大学. 2014
[10]. 中国当代品牌文化传播变迁研究[D]. 阴雅婷.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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