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玲[1]2003年在《科技史教学与弘扬科学精神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社会，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各国都充分认识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我国应当在中学就加强科学精神的培养，尤其是加强对学生科学的理性精神、创造精神、伦理精神和献身精神的培养。历史课程中的科技史教学是进行科学精神培育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但目前我国历史课中的科技史教学，在教科书中所占的篇幅上、在讲授的内容和传授的方式上，都存在不少问题。在调查的基础上，对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和剖析，并作理论上的探讨，认为：在中学历史课教材中，应加大科技史容量，在讲述历史发展进程时有机地注入科学发展的因素，注重科学成果中所洋溢的科学精神的阐述；同时紧扣时代脉搏，采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使科技史教学充分发挥出培养学生科学精神的重要作用。
赵小平[2]2012年在《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论文选取“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为题,以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科技观为线索,遵循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了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从萌芽到确立的艰难历程,并借助科技事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状况。论文具体分六章展开分析：第一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根据地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是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摇篮。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与法治观指引下,根据地科技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得以初步确立并促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但这种“阶级性”与“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日后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第二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初步确立,在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科研机构与社团、科技奖励、科技人员的培养与管理、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展开,科技文化在科技法制的框架内建设发展。中国科学院的组建、留学生归国潮、技术革新运动以及“156项”工程的实施等科技事件揭示出法治科技观指引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共同促进了共和国科技事业向前发展。第叁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在强调“阶级性”的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总体上经历了停滞、削弱及走下坡路的过程,科技界反右、科技大跃进以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科技事件反映了“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在曲折中发展。正是有了科学精神的回归与中共中央即时纠偏,才能取得成功合成牛胰岛素等标志性科技成就,从而迎来共和国第一个科技发展的黄金期。第四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毛泽东《最高指示》被视为科研领域人们行为与判断是非的准则。科技法制建设几近空白,科技事业遭受严重摧残。对相对论的批判与蜗牛事件是文革时期批判资产阶级学说、批判洋奴哲学的典型,揭示出“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共和国同世界本来缩小的科技差距又拉大了。第五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与十一届叁中全会的召开,不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推动了科技领域“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的革新。摒弃“阶级性”的法治化科技观在这一时期逐步确立,以《科技进步法》为龙头的科技法制体系到1993年已初步形成。伴随着科技法制的恢复发展,科研机构与社团相继恢复建立,科技人员与科学的地位获得了极大提高,共和国迎来了科技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陈梦猇事件、韩琨事件以及曹时中事件反映出法治化科技观引导下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进程；南极科学考察站的建立,使共和国获得南极事务的决策权,标志着共和国的极地考察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预示着共和国的国际科技合作走向世界。第六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自1993年《科技进步法》实施以来,第叁代与第四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新时期的科技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1999年以宪法形式确立,共和国终于从人治走上了法治的轨道。从此,共和国科技法制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科技为奋斗目标的新阶段。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法治科技观的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在2010年基本形成,科技文化在建设健全的科技法制框架内谐调发展,共和国迎来科技发展的第叁个黄金期。叁桩科普文章官司反映了科技人员在自觉履行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揭示出中国科技界的社会分层状况与科学精神的部分缺失。“汉芯”事件的披露与处理显示出全社会尤其是科技共同体的科技法律意识在不断提高,促进了科研诚信法制建设,也反映出科技评价法律机制亟待改进；《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的关注。这几起科技事件折射出“功利性”法治科技观的消极影响,启示我们应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结论：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确立过程,以法治科技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文化是科技法制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而科技法制则是科技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坚决摒弃“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逐步摒弃“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构建一种新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
陈然[3]2012年在《试论钱伟长的科学精神及其影响》文中研究指明钱伟长教授（1913—2010）是我国着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生前任上海大学校长、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他从事教育、科研工作逾七十年，在力学、应用数学、物理学、中文信息处理、科学史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由于他为我国力学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与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教授一起被公认为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钱伟长的一生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杰出的成就、超人的才华、坦率的品格和创新的观念为人敬仰。钱伟长继承并光大了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的优秀传统，大力发扬学术民主，组织各种学术活动，经过他的传道授业，数以千计的学子迅速成长，不少人成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新一代的中流砥柱。因此，总结、研究、分析并弘扬他的科学精神，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此做了初步尝试，主要工作如下：1、试图通过回顾钱伟长的一生科学报国的经历，对钱伟长的科学精神和影响进行解读，介绍钱伟长主要的学术成就，指出科学报国和强国富民的爱国情怀是其科学精神的根基。2、列举了钱伟长学术生涯中所的取得的若干重要创新成果，对他在发展我国力学事业的创举、科研选题上的创新进行了分析，以此解读钱伟长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3、系统地总结和分析了钱伟长治校（上海大学）、建所（上海大学力学所）、办班（各类理性力学讲习班、应用数学和力学培训班）、办刊（《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办会（各类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的经历，并据此提炼了钱伟长知行合一的奉献精神。4、从钱伟长参与制定新中国第一个科学规划到求学治学的求真务实，到不迷信权威敢于追求科学真理和攀登学术高峰，解析了钱伟长始终坚持探索真理的求实精神。5、综合钱伟长“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知行合一的奉献精神、探索真理的求实精神”等方面，对钱伟长科学精神的进行了溯源研究，还分析了钱伟长虽遭受磨难，但仍然坚持自我不懈努力的坚毅意志，着重指出钱伟长科学精神的可贵之处，并在此基础上发掘钱伟长科学精神及其影响的深刻内涵及时代价值。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指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袁凤菊[4]2011年在《科学精神教育及其在我国基础教育中的缺失》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成为“分数”的奴隶,与科学精神教育的宗旨背道而驰,这严重束缚了学生创新意识的激发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应走出当前我国中小学科学精神教育的误区,通过适宜的途径和采取适当的方法,为科学精神教育的实施创设充分的条件和有利的环境,实现科学精神教育的理性回归。本文在学术界已有的科学精神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列举大量事例,对科学精神的内涵、科学精神教育的内涵和意义分别进行了分析和阐述,指出当前我国基础教育中科学精神教育缺失的表现和原因,并结合实际,提出了科学精神教育回归的途径和方法。
何苗[5]2008年在《中学历史教学与科学精神培养》文中研究指明新一轮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改革要求中学历史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因此对学生进行科学精神教育是当前历史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科学精神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积淀下来的最美好的东西,对个人、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科学精神是人类在追求真理过程中所创造的,反之它又对人们追求真理又进行科学指导。探索求真、求实创新、开拓进取、竞争协作、敬业献身等都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我国青少年科学素养存在明显不足,缺乏科学精神,这是长期以来应试教育所致,中学历史教学对此也“功不可没”。科学精神是人类对抗一切迷信无知和伪科学的最有效的思想武器。提倡和弘扬科学精神,对中学生进行科学精神教育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当前未成年人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本文详细的论述了历史新课改和科学精神的关系,并概括了历史教育中科学精神培养的目标,从而得出结论,中学历史教学对待学生科学精神的缺失不能袖手旁观,教师要积极参与,努力挖掘素材,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科学精神。本文论述了科学精神教育的必要性,历史教学中科学精神教育的方法和途径,对当前历史教学中科学精神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并提出了解决历史教学科学精神教育的问题的相应对策,同时对中学历史教学科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及手段进行了探讨,以期对新一轮历史课程改革研究与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王红明[6]2004年在《中学历史教学与科学精神教育》文中认为新一轮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改革要求中学历史教学注重对学生科学精神教育,培养学生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 科学精神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积淀下来的最美好的东西,对个人、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科学精神是人类在追求真理过程中所创造,反之对人们追求真理又进行科学指导。探索求真、求实创新、开拓进取、竞争协作、敬业献身等都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 我国青少年科学素养存在明显不足,缺乏科学精神,这是长期以来应试教育所致,中学历史教学对此也“功不可没”。科学精神是人类对抗一切迷信无知和伪科学的最有效的思想武器。提倡和弘扬科学精神,对中学生进行科学精神教育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当前未成年人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学历史教学不能袖手旁观,教师要积极参与,努力挖掘素材,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科学精神。 本文论述了科学精神教育的必要性,历史教学中科学精神教育的方法和途径,对当前历史教学中科学精神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并提出了解决历史教学科学精神教育的问题的相应对策,以期对新一轮历史课程改革研究与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同时对中学历史教学科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及手段进行了探讨。
于笑梅[7]2011年在《初中历史教学与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文中提出应新一轮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改革要求,人教版《初中历史新课程标准》在课程目标中明确提出:“在了解科学技术给人类历史发展带来巨大物质进步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崇尚科学精神的意识,确立求真、求实和创新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是人类所创造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是时代发展和科学进步的内在动力,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在我国向现代化快速迈进的今天,培养高素质的国家建设后备人才以适应社会主义发展势在必行。然而现实却表明我国国民的科学精神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尤其是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的桎梏,使我国的基础国民教育失却了应有的教化功能,不仅忽视了对学生科学素质的培养,甚至破坏了学生完整人格的养成。而科学精神所涵纳的如下特征诸如执着探索精神、求真求实精神、理性实证精神、实践创新精神、竞争协作精神、民主开放精神乃至锲而不舍的意志正是青少年在个人成长发展阶段最为需要得到的教育!也是初中历史新课程改革目的包括的应有之义。因此加强科学精神的培养从青少年抓起至关重要。历史本身就是一门科学,这令初中历史教学在培养学生科学精神方面有其固有的特色优势。作为初中历史教师,结合学科特点对学生进行科学精神教育理应责无旁贷。本文首先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文献阐述了科学精神的基本概念和内涵。其次通过对我国青少年科学精神现状调查的分析,指出初中历史教学中贯彻科学精神的理论依据及必要性和现实性;最后通过探讨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科学精神的方法途径,提出了解决初中历史教学中科学精神教育问题的相应对策,以期达到加强对初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科学精神培养的目的。同时也期望对作同一研究课题的同行提供抛砖引玉的参考。
高建勋, 刘刚[8]2004年在《论大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学精神能扩大大学生的视野 ,开阔胸怀 ,启迪智慧 ,对大学生的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章分析了大学生缺乏科学精神的现象 ,有针对性提出了对策
于洋[9]2016年在《我国科学传播中的异化现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科学传播的异化现象,是指媒体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违背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方法,以传播科学知识为名误导受众,打着科学的旗号宣扬伪科学和反科学内容的传播活动。这种现象并不是由于科学认识的局限性而产生的问题,因而并不包括那些处在科学假说阶段尚不精确的科学研究成果,也不包括在历史上存在但后来被证伪的科学研究成果。开展科学传播异化研究需要利用的相关理论资源,包括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论和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科学传播的异化现象具有隐蔽性、盲从性、功利性、长期性的特点。本文着重研究以下四种科学传播的异化形式：第一,科普专题节目中的神秘现象。第二,在科幻作品中出现伪科学情节。第叁,伪科学广告欺骗大众。第四,科学新闻报道的片面性。我国科学传播异化现象的产生,可以从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论的角度剖析其原因。首先有来自传播主体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科技工作者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有些科学家认为科学传播不应属于科学家的职责,而应该由媒体来承担。另一方面,非职业科学家的科学传播人员由于专业背景限制,使得他们不可能对所有传播内容都做出准确的判断。公众经由媒体获得的科学知识,是媒体根据其主观倾向重新建构的知识,这与科技发展的真实情况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其次有受众方面的原因。受传统思维方式注重直观体验特点的影响,使得很多人对科学采取盲目崇拜的态度,给披着“科学”外衣的科学传播异化现象创造了相应的社会氛围。传统思维方式对知识体系强调经世致用,导致许多人缺乏识别和抵制伪科学的能力。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心态和价值取向,也会助长科学传播的异化现象。此外,行业审查和主流舆论监督的缺位,也是导致科学传播异化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最后还有科学教育方面的原因。由于应试教育对人才考核上偏重分数,缺乏对科学精神、科学思想方法的考核,造成了科学传播人才培养的缺陷,使得科学传播异化现象的发生难以根绝。借鉴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观念和方法,可以提出解决科学传播异化问题的相应对策。首先应建立一支专业的科学传播队伍,这支队伍应包括各个领域的专家和从事科学传播的专业工作者,这些人应具备识别和防范科学传播异化现象的能力。其次,向大众传播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培养大众尤其是学生运用科学精神和思想方法解决一般社会问题的能力。为防止科学传播异化的发生,应建立科学传播的专业评估机制和问责机制。科学传播的媒体人的责任意识应该上升为一种道德情感,进而指导其科学传播实践。要从根本上杜绝科学传播异化现象,还需要建立遏制科学传播异化的社会环境。媒体应担负起社会责任,培养大众正确的价值观、利益观、伦理观。应鼓励公众对科学传播异化现象进行监督和揭发,使整个社会形成遏制科学传播异化的良好氛围。
江增辉[10]2013年在《西学东渐的成功典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竺可桢(1890-1974),我国着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现代中国全面学习引进西方科学并逐步本土化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治学严谨,谦虚谨慎,持之以恒,深受同辈和晚辈的尊敬和爱戴。路甬祥说：“通过挖掘竺老的文化遗产,我们将会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丰富的营养。”竺可桢特别注重根据中国国情有效推进科学化的进程,做了大量有关科学与教育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他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思想与理念,大力提倡科学方法与精神,建设学科平台,为推进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竺可桢取得的卓越贡献与他十分重视科学方法的研究和创新密切相关,归纳总结竺可桢对中国科学与教育发展的贡献及其方法论意义,对于当代科学工作者进一步提升科学创新的能力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尤其是他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和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观察的的科学态度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榜样力量。根据文献分析结果可知,目前对于竺可桢的研究具有追忆性、零散性、重复性和浅层性几个特征,缺乏成熟有效的竺可桢系统研究框架,富有人文价值的成果较少。因此,本文以“西学东渐”为主线,尝试建立竺可桢系统研究框架：首先,通过对竺可桢相关历史资料的深入调研,利用科学计量法对其着作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其生平各个阶段中科学研究的侧重点；其次,在深入调研的前提下,对竺可桢在西方科学思想、教育理念以及科学体制的学习和引进过程中经验和教训展开论述,这也是竺可桢以其科学家、教育家以及领导者的多重身份对我国科学与教育事业进行探索的艰难历程；再次,对上述竺可桢科学贡献及影响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竺可桢学术成就中的方法论价值,事实上,竺可桢高瞻远瞩的学术视野以及功勋卓着的科教成就绝非偶然,与他对中国国情与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对现代科学精神的准确理解、对中西科学文化的融会贯通以及对科学方法的实践探索密不可分；最后,就竺可桢对我国现代科学与教育发展的启示作了初步探讨,认为竺可桢在将西方科学融入中国本土的不懈努力过程中,尊重国情而又大胆创新,以多种身份的优势注重内容与制度并举等经验尤其值得关注学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竺可桢这一典型人物的系统研究,吸取他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的成功方法、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科学体制化道路、模式和特征,理解中国近代科学演化的艰难历程,而且可以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全面现代化提供学习的榜样和不可多得的方法启迪。
参考文献：
[1]. 科技史教学与弘扬科学精神研究[D]. 陈玲. 福建师范大学. 2003
[2].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D]. 赵小平. 山西大学. 2012
[3]. 试论钱伟长的科学精神及其影响[D]. 陈然. 上海大学. 2012
[4]. 科学精神教育及其在我国基础教育中的缺失[D]. 袁凤菊. 郑州大学. 2011
[5]. 中学历史教学与科学精神培养[D]. 何苗.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6]. 中学历史教学与科学精神教育[D]. 王红明.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7]. 初中历史教学与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D]. 于笑梅. 东北师范大学. 2011
[8]. 论大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J]. 高建勋, 刘刚.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9]. 我国科学传播中的异化现象研究[D]. 于洋. 大连理工大学. 2016
[10]. 西学东渐的成功典范[D]. 江增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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