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颖[1]2006年在《国民政府时期科技政策探讨》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将国民政府的科技政策按时间顺序分叁个阶段探讨,第一阶段是1927-1937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按照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后十年中国民政府颁布的包括专利法案、科技奖励、工业科技政策、科学教育等方面的科技政策;第二个阶段是1937-1945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科技政策。战争使得这个阶段的科技政策呈现了一种承上启下的过渡性。以抗战为背景,通过科技的发展、工业格局和科教布局的整合、科技政策的绩效评估等几个视角,分析抗战时期科技政策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说明战时科技政策所起的积极作用;第叁阶段是抗战后科技政策的调整和发展。战后国民政府着手重建恢复工作,并将发展工业放在战后重建的首位。本文对国民政府科技政策进行研究,总结出国民政府科技政策具有外来性、国家行为、实用性等几个特点,同时指出了国民政府科技政策缺乏宏观调控、忽视基础理论科学的研究等不足。国民政府科技政策促进了当时的科技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刘杰[2]2015年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文中认为公债作为一种新的财政收入形式为中国近代政府所长期使用。晚清政府以“息借商款”形式为财政筹募资金开创了中国近代政府发行公债的滥觞。此后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更是多次以公债作为调节财政收支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近代政府公债的运行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撑。由于近代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特别是完备的金融债券市场的发展相对迟滞,政府大多数时候摒弃“公募法”,采取间接募集法由金融机构特别是华资银行业来负责公债的发行、承募及偿还。以近代金融史长时段演变轨迹来管窥近代公债的发行历程,银行业与公债演进构成了复杂多样的关系。近代政府公债无论是对于政府财政本身功能的拓展还是对银行的经营与制度变迁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是“公债”本身所呈现的问题,“就债论债”居多且多以政府层面和财政角度出发去阐释,对于“公债与金融”这一主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因此,本文更加关注于近代公债“观念”——“行为实践”——“制度变迁”的演进轨迹,力图通过“经营公债”的视角窥视近代银行业在公债发行、整理、政策调整之中的具体行为以及引起的制度变迁。具体则是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分析,从银行业视角,来进一步观察公债政策乃至制度的建立与调适的过程。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角度继而审视近代银政关系以及近代国家信用构建的历史镜像。从“公债”知识传播与观念源流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公债及其制度内涵自清末西学传播热潮之中传入中国。“公债”知识经历了古今词义转换与中外对接历史过程。公债知识在中国的引介、传播对晚清政商界人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近代公债与金融演变轨迹上看,外债与外资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均早于内债与华资银行。在这一独特背景下,清末政府举借外债进一步刺激了外资银行在华的发展。随着晚清政府公债的实践与新式华资银行的成立,早期华资银行正式启动了对政府公债的经营。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的具体实践受到了国家公债政策、银政制度安排以及近代证券交易市场发展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随着国家公债制度以及金融环境的改善,华资银行业在民国时期政府公债承销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债对银行业的影响可以从其对银行业的发展作用角度进行考察。实证分析证明公债对近代银行业资力以及盈利有着直接的影响,但对银行数量的变动并不构成直接影响。在具体经营过程之中,华资银行在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之上与政府展开了复合型博弈。同时经营公债对其本身业务制度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与近代商业性质银行相对应的是,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发展与政府公债亦存在密切的关联。公债成为了国家创立中央银行重要的原始资本来源。中央银行亦获得政府授权经理公债、公开买卖公债以及参与对公债的保管等具体事务。受限于近代中国特殊的金融发展环境,从效应上看,近代中央银行以公债调控金融市场的具体实效较为有限。公债风险是近代华资银行经营公债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计量实证进一步表明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面临着市场与政治的双重风险。银行业对公债经营的风险应对主要是从投资的选择以及内控制度的构建着手。为合理规避公债风险,银行业在调整自身经营、对政府债务政策发声、谋求信用保障之余,其自身亦进行了多层组织搭建与制度设计。近代华资银行业在经营公债之中还积极参与了政府叁次公债整理。其中银行公会是公债整理的重要力量,银行公会积极协助银行业与政府进行交涉、同时联络商人团体共同参与公债整理并谋划公债基金的稳固,在公债整理之中发挥着联动作用。从制度变迁角度看,近代华资银行在经营公债过程中直接促进了近代公债法制建设以及国家公债基金制度的建立与演进。银行与政府协商博弈建立了新的公债管理组织,在制度创新上集中体现在银政“债权共同体”的构建。从债权信用角度上看,银行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存在紧密关系,对推进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的构建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国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自始终在于对信用秩序的追求。而在其具体经营公债过程之中推进了中国近代国家信用的构建与金融制度的变迁。
慈玲玲[3]2016年在《民国时期乡村基础教育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乡村基础教育的发展,是中国教育近现代进程中最为浓墨重彩的构成内容,而关于民国时期乡村基础教育政策的研究,更是上承清末下启新中国乡村基础教育政策构成的关键性、重要性内容。基于民国时期乡村基础教育政策的环境透视、内容阐释、过程考察与价值意蕴所进行的整体性、系统性探讨与分析,共同构建了民国时期乡村基础教育政策体系的全貌,这对于具体学习、科学论述、以及继续研究民国时期的基础教育、乡村基础教育与乡村基础教育政策,极具有跬步千里的学术价值。本论文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结合教育学、政策学等相关理论,共分为六部分(引论及主体五章),试图从环境、内容、过程和价值四方面对民国时期乡村基础教育政策进行深度系统的研究。具体如下：引论部分旨在对相关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的基础上,论证民国时期乡村基础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第一章主要论述了民国时期乡村基础教育政策制定与颁行的国内外政治、经济与教育环境,并详尽透视了可供借鉴的日本、美国乡村基础教育发展和可作基源的清末基础教育政策的发展。第二章和第叁章主要以民国政府及其教育等部门所颁行的直接或间接的关于乡村基础教育发展的政策文件为切入点,拨云见日,系统阐释了乡村教育政策在教育行政体系划定、义务教育规划筹定、教育经费管理制定、课程实施规范订定、教职员与学生政策拟定和私塾改良办法颁定共六方面的主要内容,进而具体在乡村教育行政体系沿革,义务教育年限要求、学校及学级设置、设学方法选择、发展进程设计,教育经费筹集与支配,教科书审查、课程科目及教授时数设置,教师管理、校长任用与学生规范,以及私塾改良过程与内容等已有政策文本史料佐证的前提下力求清晰、明确的构建民国时期乡村基础教育政策的全部内容。第四章全面考察了民国时期乡村基础教育政策的决策过程与执行过程。即一方面通过对全国教育会议、教育行政会议、学制会议以及战时其他各种教育会议等各类教育会议中,若干基础教育的提案决议及其后相关政策内容的确定与颁行详情等,充分审思了乡村基础教育政策的决议与制定过程；另一方面,通过对全国及乡村基础教育实施与发展过程中,其体现在学校、教职员、学生、教育经费、义务教育、私塾改良等方面的数量变化与发展趋势分析,全面归结了乡村基础教育政策的执行与实施过程。第五章主要由教育政策的价值镜像和教育政策主体的价值博弈两部分构成,一方面从深受政权更替与战事变化影响、重视义务教育发展、兼顾国际化与本土化、渐趋规范化与法治化四个方面进行教育政策客体价值的概括总结,另一方面则从教育政策决策主体与教育政策执行主体两方面进行主体价值的细致分析,通过对政府的教育意图、教育者的理想与乡村的现实需求、乡民的教育诉求进行对比博弈,从而全面展现决策主体与执行主体的价值沟壑,进一步揭示乡绅、乡民与乡村基础教育发展的冲突,找寻乡村学校与私塾矛盾的深层原因,进而挖掘我国近代乡村社会危机的教育根源。
姚昆仑[4]2007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系统的发掘、搜集和考证中国25史与相关的史料为基础，对中国文明诞生以来科技奖励活动和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试图梳理清楚我国从古至今科技奖励的发展脉络，反映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今天各个历史阶段的科技奖励状况和特点。同时通过与国外科技奖励的简要比较，评述中国科技奖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为今天的科技奖励提供历史和现实的借鉴。论文研究的重点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我国科技奖励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和作用，并通过科技奖励的发展史实来深化对科技进步的认识和理解。论文的每章在历史分期的基础上，对不同时期的科技奖励史实、特点和作用进行了发掘和分析。每章的研究要点如下：第一章：阐述了从上古以来到明代末期中国非制度化科技奖励的演进过程。人类最早的科技奖励活动，是从对政治、军事方面有功的赏赐发展而来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有关对“格致学”和技艺方面的奖励有了较快的发展，从主要对天文学、医学的奖励扩展到对农业、军事科技、建筑等领域。这一时期，诸子百家对奖励的作用多有论述，并将其升华到一定的高度。这些论述和认识，直到今天仍有很大影响和积极的借鉴作用。第二章：阐述和分析了清代科技奖励的发展路线、转折及特点。清代是我国非制度化科技奖励走向制度化科技奖励的转型时期，这一转型既来自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在我国传播的推动，也反映了在科学救国、科学强国思想下中国民众的自我觉醒。虽然这时的制度化科技奖励是建立在专利制度上的，但对推动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促进技术产品从模仿到自我革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叁章：论述了民国时期科技奖励制度的发展情况，并分析了科技奖励活动的特点。本章首先论述了从民国初年到抗战爆发之前，随着近代科学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和科学建制化出现，民国政府、研究院所和社团设立了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科技奖励的特点；其次论述了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时期，民国政府科技奖励的侧重点，如注重实用技术和替代品的奖励，对基础研究激励重视不够等。第叁是论述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的科技奖励活动的特点和产生的积极影响。第四章：论述和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技奖励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科技奖励进入了新的阶段。本章论述了五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并重点分析了1999年国家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后我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特点以及省市科学技术奖和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的现状和特点，并简要概括了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奖励的作用。第五章：对当代中国和国外科技奖励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本章开头简要回顾了西方科技奖励发展的历史并着重分析了20世纪科技奖励的发展脉络。其后从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的视角对中外科技奖励在推荐形式、评审程序、奖金额度的变迁、影响奖励知名度的各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比较，并着重对我国与当代最发达国家美国、毗邻的发展中国家印度的科技奖励制度进行了个案比较分析，最后指出了当代国外科技奖励制度的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此外，附录中对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外有关科技奖励的理论进行了简要评述。包括对国外科技奖励制度的各种起源理论、专利制度与奖励制度的关系、奖励制度与科学资助(基金)的关系以及国外激励心理学的论述和分析。总之，本文主要的努力方向是：对中国科技奖励的历史起源和发展进行全面的考证和系统的研究，从浩繁的文献资料中发掘出我国古今科技奖励的丰富史料，整理归纳古代贤哲有关奖励的论述和理论，分析不同时期科技奖励的特点。同时，对当代中国与国外科技奖励在评审、奖金强度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中国科技奖励制度与国外科技奖励制度的差异，探讨我国科技奖励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国外科技奖励制度中可资借鉴的内容。
周海燕[5]2015年在《民国十年（1927-1937）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是长期以来的世界性话题,随着时代发展,理论界众说纷纭,派系层出。环视当代中国,自1978年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叁十多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依靠政府强制之手与逐步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日益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焦点问题。如何实现强势政府向服务型政府之转变,是中国经济改革之重任,任重而道远。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以1927-1937年民国建设为例,阐述民国十年黄金期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关系,提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政府适时的正确主导是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对民国十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析与总结,为当代中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一定借鉴与参考价值。围绕核心观点,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说明选题价值、文献回顾、研究思路、方法、创新与不足等。文献综述部分,通过对民国十年经济发展与发展原因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指出已有研究对1927-1937年民国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认识不足,未能准确解读这一时期政府与市场双向互动推动历史发展的事实,亦未能准确解读好政府与国家资本、民营经济等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已有研究或仅肯定市场作用,无视政府当年以强制性制度供给在诱致性市场创新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土地改革中回避租佃制度优化实为农业发展的较优选择,故本文从政府的强制性制度供给与诱致性市场创新相结合的视角,全面阐述与评价南京国民政府在战乱年代推动的农村改革。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部分,概述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史,并指出任何理论都不是万能的,其张力的施展必须基于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与历史传统;基于政府与市场理论之研究视角,归纳本文核心观点,同时明确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最后提出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中国现代化的内外危机及其发展模式转型。国内危机方面,体现在国内新旧军阀分裂混战导致的政治动荡,20世纪30年代市场危机的出现与自然灾害频繁打击;国外方面,体现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危机,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全世界,世界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形成,大规模世界性战争在所难免,而自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对中国侵略的长期存在,都加速了中国国家主权的不完整性;理论挑战方面,为摆脱世界性经济危机,美国凯恩斯主义形成与成功实践,美国与西方多数国家走出危机,并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世界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亦趋向日益成熟,对古老而落后的中国而言,是危机亦是挑战;发展模式新选择与威权政府建立方面,阐述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开始迈向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导向的转型,南京国民政府威权统治逐步确立,并创建具有现代性的政治制度。第叁章为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政策环境创新,主要论述南京国民政府供给的各项制度改新。土地私有财产权制度的法律确认,主要资源及矿产所有权的明晰,财产登记的法律保障制度完善,都推动现代产权制度的确立;关税制度的革新促进关税自主权的实现,盐税制度市场化改革,废除厘金制度,促使现代税收制度的确立;废弃银两制度改用银元制度,法币政策确立现代币制,四行二局的国有银行制度之形成,推动南京国民政府迈向金融国家资本道路;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各项法律措施,鼓励工业科技发明创新,支持农业科技与技术改良,完善人才引进与培养制度,普及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广泛引进留学归国人才参与国家建设;南京国民政府出台系列政策,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等,扶持民营经济发展,发展对外贸易,以协调工商业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引导各类民间组织发展,支持商会与同业公会组织制度改组,创建农会制度,支持民间建设力量进行乡村建设活动,推动民间组织服务经济发展功能之发挥;南京国民政府发起农业复兴运动,租佃制度优化改新,农业合作社制度创新,资源保护与农田水利建设制度的改进,促进农村秩序的恢复与城乡协调发展。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全方位制度创新,虽然存在某些不足或制度的有效性有限,但总体上适应了时代需要,为经济恢复发展奠定基础。第四章为政府主导下市场的互动与多元创新。土地与主要资源的确权实现优化配置,农业生产要素多元流动,主要资源国有化经营,企业资本集中化加速;税制金融制度创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税制现代化改善了市场交易环境,现代货币促进了市场流通,金融国家资本市场化运作;人才引进与科技创新提升市场竞争力,工业科技改新推动了生产进步,农事技术的市场运转与推广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专家与专业人才投身工农业建设;工商业经济协调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主要工业领域全面确立,壮大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力量,提高工业化水平;民营经济朝资本集中化方向发展,民营经济多元化发展活跃市场空间,并带动工业技术进步与管理创新,对外贸易拓深国内外市场;民间组织发挥联接政府与市场的中介作用,商会维护商人利益,同业公会维持市场秩序,民间乡村建设力量投入农业教育与经济建设推动了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开启对中国"叁农"问题的探索;农村改革中的诱致性市场创新,现代银行支持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农业合作社联接城市金融救济农村,缓解农业资金短缺,推动农业技术改良与进步,对城乡经济发展起到联动效应;小农户经济发展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上述政府主导下的市场互动与创新,体现了 1927-1937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良性互动与动态发展,虽然存在某些不足或发展的有限性,但总体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第二次经济黄金期的出现。第五章为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评价与现实启示。本文指出对于经济落后大国而言,中央政府统治权威的保持与政治稳定非常重要;南京国民政府大量采用留学归国专家与精英治国,专家精英在制度设计与决策实施方面,结合中国国情广泛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经验,有利于减少制度试错成本;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动态与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政府与市场保持一定距离是必须的,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应依据本国国情与历史传统;农村改革方面,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是核心问题,发展农户经济与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同时注重传统文化建设。当然,民国十年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亦值得后世加以总结与借鉴。第六章是研究结论与展望。通过对民国十年建设中,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关系分析,得出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正确而适时的政府调控主导是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孙从军[6]2005年在《中国近现代科技体制化的历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不断增强,科学技术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体制。这种科技体制已成为国家科技资源最优配置的有效手段,科技体制化水平也已成为衡量各个国家科技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 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立足于哲学的角度,借助现有的科技史料,运用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对中国近现代科技体制化的历程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中国近现代科技体制化大致经历了萌芽、形成和发展叁个阶段。随着西方近代科技的传入、科技教育的发展、科学家群体的出现、科技活动的广泛开展、科技社团的大量涌现和中国科学社的成立,科技活动由以前零散的个人独立研究转变为有组织的集体活动,中国科技开始步入了体制化轨道。由于中国科技本身的发展需要和国民政府急需借助科技力量摆脱内忧外患困境的政治需要,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确立了大学制度,并且形成了以科技奖励制度、专利制度及院士制度为内容的科技政策和管理体系。这种国家较少干预的国民政府分散型科技体制使得科技活动由民间有组织的集体活动转变为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行为。后来因抗日战争,中国科技体制化过程中出现过国民政府分散型科技体制模式、伪满洲国殖民科技体制模式和陕甘宁边区科技体制模式。但由于各自的性质、特点及目的不同,它们都无法胜任新中国成立后的科技发展,从而建立一种新的科技体制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选择。通过中国科学院的建立,高等院校的调整、科技教育新体制的形成、新的科技政策的制定、新的科技管理体系的建立,中国集中型科技体制得以形成。从此,科学技术成为了一种有计划的国家事业。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科技体制的转型,中国科技体制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通过深入系统地探讨中国近现代科技体制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我们还得出有利于中国当代科技发展的叁点重要启示:(1)科技与社会的互动是中国科技体制化的驱动力,(2)国家的干预和调控是中国科技体制化的制度保障,(3)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是中国科技体制化的互动平台。
王今诚[7]2015年在《近代关中农村经济变迁研究（1927～1937）》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前20多年,关中天灾人祸不断,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主导下的近代化加速推进,国民经济建设成就显着。关中农村经济近代化转型,即在此历史背景下发生。1927～1937年,关中土地分配关系呈现出宽松的特点,为典型的小自耕农社会——佃农数量少,租佃不发达。据调查,1931年关中农户中佃农占9.75%,半自耕农占13.05%,自耕农占77.20%；1937年关中农户田场平均面积为26.08亩,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土地利用方面,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农民的土地生产安排,受价格影响程度加深,农产品市场化水平大幅提高。关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棉花种植区,1934年陕棉种植面积与产量居全国第6位；关中各县均产烟草,以岐山、凤翔、陇县、宝鸡等县的出产为最好。农村家庭手工业方面,手工纺织受纺织工业影响,商品化程度下降,主要用于家庭日常消费。凤翔手工酿酒业有所发展,具有一定的品牌优势。蒲城、长安、凤翔等县手工造纸业最为发达,所产纸张除本省消费外,主要行销甘宁青蒙等地。农业合作运动作为复兴农村的一项基本措施,在关中地区发展较快。截至1937年,合作组织发展到591个、社员29955人,农村金融枯竭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同时,农业合作组织在推广良种、新式农具、耕作技术、农民教育等方面的贡献也非常突出。1930年代,中国农民负担与地方财税改革呈现出一定的悖论现象——国家以财政力量推进近代化,而中国工业又不够发达,只能从农村榨取资金,导致农民在承受工农业剪刀差的同时,还要支付沉重的近代化费用。结果造成关中农村经济负担沉重,农民生活艰难。1927～1933年,关中地区受灾严重,人口质量与数量大幅下降,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农民负债问题严重。关中农户的平均负债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86.86%。关中农户借贷的主要原因是生计所迫,用途以生活消费性为主,很少用于生产性消费。高利贷对农民生活的负面影响最大,合作借款对农村经济的意义最为积极。制度与技术的近代化,是关中农业冲破传统模式向前发展的时代条件。行政机构是各项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农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效果与政府农政机构的设立、完善关系重大。南京国民政府有关农业的改革承上启下,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农政体系。陕西在开发西北的潮流中,积极推进农政近代化,并在近代大型水利工程兴修、农业科技推广、交通路网建设、金融体系构建、市场贸易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1927-1937年,为中国传统农业走向近代化的重要阶段。关中农村经济不再是单纯的恢复与过密型增长,而是在近代农政体系、合作组织、农业科技、水利工程、金融体系、市场贸易等因素的合力下产生的质与量的发展。这些历史经验,对当代中国解决“叁农”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袁博[8]2014年在《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文中提出水是一种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它在人类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大禹治水起，中国历史就与水有不解之缘，在这几千年中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治水放在治国的重要位置，形成治水文化。从这一角度讲，中国历史是一部关于水的历史。因此关于水的研究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当今水资源紧迫的形势下，中央多次发布文件，号召全社会重视水、解决水问题。选题的研究可为建设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加快水文化的建设步伐。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利益的驱使下，纷至沓来。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国人。在这炮声的背后，资本主义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也随之东传，与传统国人的守旧、保守思想发生碰撞和冲突，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西方思想的先进性。近代中国社会对水的态度、认识和利用的转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古代历史便形成了具有丰富内容的水文化，不仅形成了一套管理高效的水政系统，保存了大量有关水文的记录，还涌现出诸多杰出的水利着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水经验。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具有神秘力量，人们把水不断神化，形成各种水神，在日常尤其是水旱灾害发生时便会祭祀、祈佑。除此之外，还形成许多关于水的哲学、文学艺术及建筑、民俗等。这些构成了传统水文化的主要内容。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的打开，近代中国的水文化内容也日渐体现出科学、现代化的特征。首先是各届政府逐步引进西方制度，形成现代化水政，对水的管理不断规范化。第二，随着教育救国论的兴起和传播，近代教育体系日臻完善，高等教育、实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因此水利教育在晚清出现后，在民国时期逐步确立并发展。不仅各级工科学校课程得到完善，还出现多所专门水利学校，为近代水利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第叁，近代水利事业得到发展，不仅近代社会普遍认识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还形成全社会讨论各地水利建设的现象，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水利专家，同时也推动了近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第四，传统文化中的水神崇拜在科学日兴的近代中国仍继续存在，并体现出新特征。虽然水神信仰在近代逐渐式微，但由于民间信仰的依赖性和根深蒂固性，并不容易消除，从而形成了迷信与科学、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局面。第五，通过发掘近代出版的书籍、报纸、期刊、名人着作等史料，探究近代民众对水的认识的变化。由于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传入，民众对水尤其是江河湖海、瀑布等自然事物的形成、变化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和解读。近代各类报纸、杂志流行，不断向民众传播各类科学常识，其中关于各种形式的水的科学知识、文学作品等改变了人们对水传统认知，也改变了生活习惯，提升了国人素质，表现了中国水学的近代化。最后，作为特殊水体的海洋在近代中国有着重要的地位。近代中国的侵略者都是从海上入侵的，这就促使了近代中国海洋意识的觉醒。加之西方海权思想的传入，近代中国海防、海权思想也得到发展和完善。总之，水文化在近代中国既保留了传统社会的内容，又接纳了西方文化的内容，使水文化在“变”与“不变”中的不断发展。这体现了近代水文化对传统水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西方近代先进水文化的引进与吸收；也既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又体现了近代文化的先进性。在二元文化的影响下，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教育体制、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科学文化等呈现出多元化、近代化的趋势，中国社会也向着现代、文明、科学的方向前进。
王丽娟[9]2016年在《民国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流变研究（1912-1937）》文中研究说明学科是大学的基本单元,又是最重要的组织基础。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作为大学“基本操作单位”的学科始终处于基础和龙头地位。学科价值取向指的是学科活动的方向,是学科价值主体以自身客观认识能力为依据,在对外部社会历史发展及学科发展实际情况的判断基础上,在学科建设实践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倾向性。它是价值主体对学科进行价值选择的理性动态过程,它弥散贯通于学科建设的方方面面,在现时性上学科价值取向包含理想与现实两个维度。一直以来大学学科建设深陷“非此即彼”的价值困惑,这导致学科社会目标与学术目标的关系问题一直比较突出。研究学科建设的价值取向问题,需要借鉴我国大学学科建设价值取向发展演变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民国时期,在中国财政萧条、政局动荡的历史背景下,国人在大学学科建设方面作出了不懈的探索,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和值得吸取的教训,值得我们深入地进行研究。近代大学学科制度萌芽于上世纪初清末新政改革之后,诞生于民国前期,发展于民国中期。它历经了叁个阶段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和演变,完成了近代化学科建设主要阵地的叁次转移：一是民国初年至五四运动时期,在北京大学；二是五四运动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东南大学；叁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在中央大学。本文以民国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发展演变的叁个历史时期为经,以“学科知识一学科制度一学科文化”为纬,动态研究民国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的形成、演化过程和演化的影响因素,追寻其实践效果,并探讨造成学科发展价值理想与实施现状的差距,揭示不同价值取向下学科的真实形态以及构筑这种形态的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以为当前研究型大学学科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参照。为此,本文将以跨学科研究为主要方法论范式,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与逻辑研究法、个案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借鉴哲学、高等教育学、社会学、政策学等学科的理论观点,对民国以来国立大学学科建设进行系统的价值审视。本研究主要分为七个部分,主要内容和逻辑结构如下：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问题提出的背景、研究现状、概念及研究范围的界定、研究意义、研究的理论依据及研究方法等。第二部分论述了民国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流变的历史渊源。把中国古代大学“天人合一”学科价值取向作为民国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流变的历史源头,把清末民初“中体西用”学科价值取向的转变作为民国学科价值取向的历史转点。第叁四五部分分别论述了民国初年至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五四运动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期的东南大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中央大学各个历史时期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演变的外部环境及内部逻辑,学科价值取向形成过程及价值实现的表征。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学科价值转型,推动了近代大学学科行政本位向学术本位的制度转型,北大实现了学科组织重构和学科管理制度重建,正式确立了以教授治校等为具体形式的大学学术权力制度,进而开启了中国大学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受到中国社会发展的程度水平的制约,缺乏外部制度环境以及文化传统的支持,以及受制于学科主体自身之局限性,此时的学科价值转型,也是仅仅停留在价值文本层面,学科对于社会的影响,也仅是局限在上层思想界,对民众影响并不大。郭秉文时代的东南大学,在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学科建设目标指引下,以美国为蓝本,对当时的大学学科宗旨、学科结构、学科组织与管理模式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变革,学科“现代性意识”有所深化。但是,由于受到社会实践外界因素的影响,当时学科建设与中国社会相脱节,学科建设难以走向本土化。罗家伦时代的中央大学学科建设走出了学习引进和模仿的阶段,确立了新的学科建设价值观念,学科不断走向成熟,学科建设走出了理想与现实“非此即彼”的价值困惑,回归学科实践本体形态,有效地协调了学科社会目标与学术目标的关系,主动追求多维文化动态平衡。但是,由于当时科学发展状况以及人们对科学的认识状况,另外,还有学科主体自身的素养问题,“实践本位”的学科价值目标很难真正实现。第六部分基于对以上叁个时期大学学科价值取向的研究结果,揭示其整体流变之态势,对这叁个时期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演变的基本内容、演变的原因、学科价值取向演变的实质进行论述分析。第七部分基于历史流变趋势对现实大学学科建设价值取向进行总结和反思。这部分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本理论,提出了建构合理学科价值形态的理论依据——实践价值哲学,并且在实践价值哲学视域下,对大学学科价值实现策略进行具体分析论述。
胡勇军[10]2015年在《国家权力渗透与苏州乡村治理（1927-1937）》文中提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对全国的政治统治。为了构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南京国民政府意图按照民族国家的模式来建构地方政权,从而极力向基层社会进行渗透与扩张。那么国家通过何种途径渗入基层社会,在渗透的过程中又遭遇什么样的困境,基层社会对此又作出何种反应,国家权力的扩张对乡村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本文通过对苏州乡村的个案研究,以此来回答这些问题。在具体操作上,笔者主要遵循以下研究思路。本文首先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政治力量来构建和完善县级以下的地方行政政体系,经过多次的调整和规划,最终确定了乡镇机构在基层社会的重要领导地位,而在乡镇之下则先后通过邻里组织和保甲制度进行强化控制。除此之外,还大力发展党部、农会、警察系统和保卫团,以此来构建整个基层社会的防控体系。其次笔者分别从租佃制度改革、围剿湖匪、改造社会风俗以及乡村建设四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经过考察,笔者发现由于国家在勘荒和催租事务上面的介入,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抗租风潮,加剧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对抗。在围剿湖匪方面,通过军警之间的有力配合,剿匪效果显着,对维护乡村治安起到了积极作用。面对乡村中烟赌和迷信活动的盛行,国家意图通过强制力量对乡村社会风俗进行改造,但却因自身原因而收效甚微。为了挽救日益衰败的乡村经济,国家不得不承担起重责,并联合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团体开展乡村建设。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不断渗透,国家在乡村事务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民众只是处于一种被动的接受和改造状态。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对乡村社会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国家对乡村事务的过多干涉,从而将自己置于农民的对立面,加剧了两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另一方面国家可以发挥其主导作用,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从而推动乡村的治理和建设,但又由于自身原因而存在种种弊端,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在近代转型中的艰难性。
参考文献：
[1]. 国民政府时期科技政策探讨[D]. 徐颖.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6
[2]. 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D]. 刘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3]. 民国时期乡村基础教育政策研究[D]. 慈玲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4]. 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制度研究[D]. 姚昆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07
[5]. 民国十年（1927-1937）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研究[D]. 周海燕. 江西财经大学. 2015
[6]. 中国近现代科技体制化的历程研究[D]. 孙从军. 湖南大学. 2005
[7]. 近代关中农村经济变迁研究（1927～1937）[D]. 王今诚. 西北大学. 2015
[8]. 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D]. 袁博. 山东师范大学. 2014
[9]. 民国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流变研究（1912-1937）[D]. 王丽娟.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10]. 国家权力渗透与苏州乡村治理（1927-1937）[D]. 胡勇军. 上海师范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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