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江[1]2000年在《WTO与中国金融业开放策略研究》文中认为本文讨论了WTO与中国金融业开放的几个主要问题。全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剖析了WTO框架下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ST）与《金融服务协议》（FSA）对推动全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绩效以及它们对中国金融改革的促进效应。第二章主要阐述了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开放进程中的一系列问题。首先论证了中国金融业走上开放途径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行性，接着详述了中国金融业近二十年的开放历程，最后指出了中国现阶段实行金融开放所面临着的现实困难。第叁章则着重阐述了中国加入WTO后，给国内民族金融业带来一系列的挑战与机遇。第四章主要探讨了加入WTO后，中国民族金融业应如何应对现实挑战和即将出现的潜在威胁，又如何抓住历史机遇，增强自身竞争力，走上金融开放的快车道等问题。本章强调了加快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论证了中国金融开放的合理模式与顺序的选择，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现实操作意义的策略主张。
刘能华[2]2008年在《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与金融稳定》文中研究表明1997年,世界经济领域发生了两件非常巧合而又影响深远的事情,一是金融开放不久后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卷入了亚洲金融危机;二是WTO成员在GATS框架下签署了《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把全球95%的金融服务贸易纳入自由化进程。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是否会导致金融危机?入世过渡期结束后的中国是否会重蹈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覆辙?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在理论界存在许多相互冲突的观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研究采用静态分析方法,割裂了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本文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研究方法,引入DSGE模型,分析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经过数理推导,本文发现:在金融体系开放初期,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积累相对较低,资本的边际产出较高,外资银行的信息收集成本也较高,银行贷款的回报率较高。内资银行在经历了一段高利润、低风险、净值迅速增长的开放初期后,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其边际产出开始下降。同时,外资银行对东道国了解进一步加深,其信息收集成本下降,贷款利率下调。在国内银行仍然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这种优势开始下降的情况下,它们容易采取一些冒险行为,银行体系从而进入危机的敏感期。如果国内银行可以渡过这段敏感期,相对国外竞争者继续保持足够的成本优势,那么将进入一个低风险的稳健经营期。相反,如果危机敏感期宏观经济基础不稳定,银行自身抗风险能力低下,监管又不到位,银行危机就容易爆发。利用上述理论,本文从金融服务贸易开放的角度重新解读了亚洲盒融危机,说明了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在长期内实现收益的同时,中期内可能存在风险。最后,本文分析了中国金融服务业开放新形势下的金融稳定问题。随着我国金融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资本大量流入,信贷扩张加速,资产出现泡沫;金融机构之间竞争加剧,监管当局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与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情况很相似。但是,我国多年国际收支“双顺差”,形成了位居世界第一的国际储备,短期外债占GDP比重较小,资本帐户不完全开放,财政状况持续盈余;而且,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随着内需的启动,对外部的依赖将逐步减弱,经济的规模效应将非常明显。因此,虽然目前我国金融体系处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但只要政策组合得当,就能顺利渡过难关,迎来金融服务业一个较长的稳定发展时期。
杨金凤[3]2004年在《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文中认为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并称为世界经济的叁大支柱，有“经济联合国”之称。其宗旨是通过市场的开放和关税的降低，实现人类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可持续、均衡的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依据WTO关于各缔约方必须遵守的普遍的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互惠、公平贸易、透明度等一系列基本原则，开放金融服务业是WTO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政府已经作出承诺：入世当年外资银行办理外汇业务就没有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5年之内逐步取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的地域和客户的限制；5年内取消所有现存的对外资银行在经营业务方面、设立形式方面的非审慎的限制；5年之内对外资非银行金融机构实行国民待遇。这就要求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充分利用过渡期内的保护性措施，尽快掌握和适应规则，加快自身改革进程，增强国际竞争力。 为迎接入世，中国商业银行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包括推行审慎会计制度和提高资本充足率、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和精简机构、剥离不良贷款、提高信贷资产质量等，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并伴随外资银行的进入而日显突出，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根据入世两年来的实践，中外资银行的竞争主要集中在人才、客户、业务、服务手段、金融监管、网络银行等六个方面，并呈现日趋激烈的态势。外资注入对中国商业银行来说，犹如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为金融市场建立适度竞争创造了条件，有利于促进国内的金融改革，提升国内银行业的整体经营水平，增强国内金融市场的融资能力;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难度，在人才、客户、业务等方面对国有商业银行造成了巨大冲击。为此，国内商业银行业必须抓住有利因素，提高金融创新意识和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遵循国际金融业经营管理的统一规则，推进银行业的国际化与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就中国商业银行今后的总体发展策略而言，走向世界的中国银行业的战略目标应该是:市场导向的、开放的、参与国际竞争的、各类金融机构分工协作的、零售与批发业务合理组合的、全能银行与专业性银行以及大银行与小银行布局合理的、具有完善金融安全网和规范化监管的银行市场体系。为实现这一目标，应采取积极稳妥的实施策略。一是履行义务，执行wTO的法律规则和谈判协议。包括建立健全金融管理制度、加大法律法规透明度、加强金融行业的执法力度、惩处金融违规行为等。二是确保稳定，采取各种措施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包括消除金融隐患，缩小经营不善的国有中小银行规模、允许优良民营银行入市;建立合理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充分利用规则保护民族金融业等。叁是逐步开放，循序渐进地促进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国际化。可考虑分四步完成:第一步，利用3年左右的时间解决国有企业亏损和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着力提高我国银行业竞争力，为金融自由化提供健康的微观基础;第二步，利用2一3年的时间实现利率自由化，避免过激的市场反应;第叁步，利用1年左右的时间实现金融业的合业经营与管理，确保金融资源能够在利率的引导下在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中流动;第四步，再利用3一5年实现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和资本项目的可兑换。 根据总体发展战略目标以及基本策略，中国商业银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特别是在今后几年内，应采取以下几项具体措施:一是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即在国家控股的前提下，实现银行股权的多元化，为提高竞争能力提供制度保证。二是完善商业银行内部组织架构，即在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叁权分离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有效的适应市场竞争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叁是加紧处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通过债转股、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尽快减轻负担，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新的不良资产产生。四是加强联合，通过建立国内同类型和不同类型银行的战略联盟以及国外金融机构的联盟，提高整体竞争能力，实现管理和经营国际化。五是提高中小银行整体实力，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以金融控股公司等形式联合抗御外资冲击。六是正确处理同外资银行的合作与竞争的关系，谋求“共存双赢”。七是积极拓展网络银行业务，以适应全新的金融发展趋势。
廖涛[4]2002年在《论加入WTO与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文中认为中国己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之后，可以享受相应的权利，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服务业必须按照GATS的要求对外开放。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 对外开放和兑争从长远看有利于促进银行业的稳定发展，但不可避免地会对本国银行带来一些冲击。外资银行在中国已有20多年的发展，今后5年之内在业务范围上将与中资银行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现阶段看，外资银行的赢利能力要强于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在业务创新方面，外资银行也有一定优势。然而应该看到，外资银行带来的冲击也不是绝对的，中资银行在网点、本币业务等方面也有自身优势。中资银行可以在竞争中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将会是合作竞争关系，并且共同把市场做大。 加入WTO会削弱我国现行货币政策的控制力，从而要求货币政策作出调整，以适应经济开放的要求。同时，还将促进银行业向混业经营的趋势发展。 在开放之初，可以利用GATS中“更多参与”和“逐步自由化”规则减弱外资银行的不利冲击，要走出国门拓展海外业务，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深化银行业改革，真正实现银行业的转变，提高其核心竞争力。
赵智[5]2006年在《金融开放下的中国金融安全》文中指出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和由此推动的金融全球化的蓬勃发展，在客观上要求各国通过实施金融开放参与到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1978年确立全面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后，中国的金融开放也随之展开，多年来取得了众多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我们在开放中不断加快步伐。但若干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金融实力普遍弱小的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金融活动的过程中却要以国际市场上主要由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为导向，金融内在脆弱性在开放中极易诱发各种前所未有的金融风险，危及本国的金融安全。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在金融开放中同样面临以上问题，这使得对金融安全问题的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动态地研究金融安全问题是一个可取的视角，因此对中国金融开放的阶段分析显得十分重要。同时各金融行业之间在开放的程度和速度上是不尽相同的，由此对其所面临的不同金融安全问题需要分别进行分析。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本文以中国金融开放的不断加快推进和参与国际金融活动的增多为背景，对中国金融开放推进的四个阶段做出界定和分析，比较全面地对构成金融业的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叁大行业进行了金融安全分析，对作为经济发展基本要素的资本流动分别从流入和流出两个角度探讨了相关的金融安全问题，并最后落足到推进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方面的探讨。 本文在结构上分为两个部分共6章。其中，前言与第1章是总论，第2、3、4、5、6章为专论。在前言之后，第1章对金融开放的内涵进行了新的探讨，进而对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金融开放和金融安全的研究进行了一个综述，并在此基础上站在金融开放的角度对金融安全作出了界定，对金融安全预警机制建设方面做了一些分析；第2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历史回顾中，将开放的整个历程
严青珊[6]2016年在《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出口分析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中国作为一个全球贸易大国,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而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也紧随其后。本文研究在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的背景和现状进行阐述和分析后,以理论与实证分析的方法探究其影响因素,旨在找出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出口有正向影响的关键,以推动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稳定、快速、健康地发展。本文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内容、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不足之处;然后对本文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对服务贸易影响因素以及金融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的国内外文献研究进行回顾、整理,并总结国内外研究现象；接下来从金融业的入世承诺及对外开放概况进行阐述,分别包括银行、保险以及证券行业的对外开放情况,然后用两种主要的金融服务贸易方式,即跨境交付和商业存在的总体水平和贸易结构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分类归纳了金融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从基本经济因素、基本环境因素、制度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四个方面,选取了1997-2014年18年的10个变量指标,以银行业数据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方法包括ADF检验、协整检验、OLS回归分析、稳健性检验以及格兰杰检验,最终通过平稳性检验、稳健性检验以及格兰杰检验的一共有3个变量,包括金融服务业增加值、金融服务实际利用FDI和货物贸易出口额,即此3个变量都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出口具有促进作用；GDP以及城市化水平未通过格兰杰检验,但仍然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前者为负面影响,后者则有极大的正面影响作用；最后根据实证研究所得,本文提出了关于提高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相关对策建议。
谢东升[7]2012年在《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文中认为随着国内银行业改革方向的确定,以及中国于2001年底加入WTO后的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一直受到政府与民间的重视,也是学术界与实务界经常讨论的热点。然而外资银行进入究竟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了什么影响?以往文献大多着重是否有助于国内银行业效率的提升,或者是论证引进外资战略投资的优缺点进行探讨,较少以全面性、系统性的由上至下分析外资银行进入对国内银行业的影响。本论文有别于以往研究,试图在宏经济观、微观经济以及社会大众叁个层面下,从整体银行行业、银行企业、以及金融市场投资人等多视角,探讨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在学术理论上,透过文献回顾的过程,进行学术理论与实证研究梳理,分析跨国银行海外扩张理论成因,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影响何在,综合溢出效应的研究,整理近期中国银行业相关研究成果。在现实层面上,以古鉴今,完整介绍中、外资银行在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史,分析当前国内中外资银行经营现状,参与WTO开放外资银行所造成的冲击,并且从外资同业角度观察外资银行对未来中国市场的前景。藉由文献梳理和中外资银行现状分析,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影响可区分为叁大影响层次,在此理论分析框架下,本论文分别从叁个专题,研究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第一个专题是在宏观经济影响层面下,以国内银行整体行业视角进行研究,实证分析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是否存在生产力溢出效应。根据经济学生产理论的基础,建立一个可以衡量整体银行行业的生产力溢出效应模型,讨论外资银行对国内银行在劳动、资本、资金叁种要素的投入产出影响,以及中国银行业在外资银行进入后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以行业视角观察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并未存在明显生产力溢出效应,以2006年后全面开放外资银行为研究分界,也没有明显的影响。再从各要素的资源配置情况观察,国内银行劳动边际生产力低于外资银行,但资金与资本边际生产力高于外资银行,国内银行本身经营的技术进步率则为负成长的情况。第二个专题是在微观经济影响层面下,以银行企业视角观察外资银行进入后国内私人银行业务的兴起。利用案例分析方法,对国内最新私人银行业务做了全面且系统的介绍。研究结果发现,国内私人银行自2007年开办以来,借鉴外资私人银行,国内财富管理业务蓬勃发展。中资私人银行在国内有本土化优势,并受惠于政策对外资经营限制。而外资私人银行的优势在于境外资产配置能力较强,对客户定制化服务能力较高。本研究提出国内私人银行当前存在的问题,如专业财富管理人才短缺、产品服务同质化太高、风险控管系统薄弱、以及全球资产配置能力不足。并建议加速中国银行业国际化脚步、金融产品服务创新、严格专注细分市场、以及善用混业经营的优势,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私人银行业务模式。本文再以招商私人银行为例,分析其财富管理业务发展策略,以及对高端客户、专业团队、业务流程、产品服务、以及品牌营销上的特色。第叁个专题是在对社会大众影响层面下,以金融市场投资人视角观察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影响。以事件研究法辅以严谨的实证分析,观察投资人对于外资金融机构宣布参股国内银行事件的公告效果,并以被参股银行的类型,以及参股金额规模进行分类比较,研究投资人对于外资参股后对国内银行业前景的反应有何不同。实证结果发现,针对外资参股事件的公告,国内投资人是抱以正面的反应。而且事件公告日前,参股消息已经在国内股市发酵,中国股市存在信息泄漏以及内幕交易的情况。再以被参股银行类型不同进行研究,实证结果发现,当被参股银行是国有商业银行时,会有较大的公告效果。而参股金额的大小并不会与公告效应有绝对正向的关系。显示外资参股国有商业银行所造成的标竿效应,以及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示范效果,才是金融市场投资人考量国内银行业前景最主要的关键。本论文在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叁大影响层面为基础,以全方位的多视角进行研究,完整清晰的分析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银行业所产生的变化与影响。在研究方法上,结合定量与定性方法的优势,得到了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影响的初步结论。经过对本论文叁个专题的研究结果进行归纳整理后,在理论意涵与实践意义上,接着提出在国家政策上,应该稳健适度开放外资与中资银行合作,协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工作,并加速外资银行进入内地二叁线以下城市或农村发展。在银行行业或企业上,建议增强经营管理能力、提高组织效率、吸收国际经验、创新金融产品、提高劳动素质以及专注细分市场,并且加快中资银行国际化的脚步。在社会大众上,建议投资人可以参考外资参股消息,关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带领的标竿效应与示范效果,并且防范国内股市内幕交易的风险。
肖平飞[8]2005年在《WTO金融服务贸易法律制度与中国银行业开放》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以金融自由化、国际化为核心的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国际金融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适应和引导这一变化,世界贸易组织(WTO)通过一系列的谈判,确立了调整服务贸易领域的多边规则。WTO 所包含的内容构成一个庞大的法律体系,涉及许多不同的方面,其中《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框架为以法定约束形式承诺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提供了载体。中国加入WTO 后,根据《中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所作的承诺,逐步对外开放了金融服务领域。银行业是金融业的核心部门,银行业开放是整个金融业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银行业的开放意味着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和随之而来的激烈竞争,鉴于外资银行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及中国银行业与国际大银行相比所存在的差距,中国银行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因此,如何为中资银行制定法律对策,迅速提高其竞争力对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崔健[9]2005年在《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壁垒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国际金融服务贸易中,各国出于保护本国金融业及国家整体经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都或多或少对外国金融业在本国的发展设置了非自然障碍,构成了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壁垒。金融服务贸易壁垒的设置有其合理因素,但它的存在又确实阻碍了国际金融服务的全球化发展。面对金融服务自由化的国际金融发展趋势,应当如何对待金融服务贸易壁垒?作为金融市场欠成熟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应如何设计金融市场开放战略,如何在贸易壁垒逐渐减少的情况下加速本国金融业的发展、促进本国金融业的国际化以及对法制建设提出了那些要求?这些都是新形势下我们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本文将通过对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壁垒的比较分析,对上述问题做出初步回答。 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探讨了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壁垒的含义和特点,并分析了金融服务贸易壁垒存在的合理性。第二章是对法律法规形式的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壁垒的比较研究,特别对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壁垒和有违国民待遇的壁垒进行了比较与分析;最后,文章总结了国际服务贸易壁垒设置透明度、壁垒设置态度以及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叁方面的差异。第叁章通过分析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发展背景,提出了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壁垒“适度维持、逐步消除”的发展趋势。第四章探讨了以银行业为代表的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问题,提出了我国对待金融服务贸易壁垒的应有态度,并分析了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的法律途径。
邓诚[10]2015年在《中国金融服务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在《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框架下WTO成员国之间不断深化金融服务开放,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是世界经济的大势所趋。入世过渡期结束后的近十年时间里,我国全面兑现金融服务业的入世承诺,在审慎监管的框架下,对外资金融机构实施国民待遇。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领域自由化的风险不容轻视,近几十年来,许多国家都进行了金融改革,开放金融服务业,其方式和结果都大相径庭。面对金融服务业自由化可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解释中国金融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分析影响贸易政策的因素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将贸易政策作为一种“内生”于政治博弈过程中的公共物品,考虑其中政府的目标、利益集团和社会的价值观等现实因素,更加贴近现实中的政策决策过程。借鉴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来分析我国金融服务贸易政策决策的过程,对影响金融服务贸易政策叁个方面的因素,包括国家目标和利益、国内利益集团和国际服务贸易环境及双边关系进行了分析。使用中国2002—2013年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影响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开放的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在国家目标和权威上,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度与金融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率呈正相关,符合国家对经济拉动作用较大的行业采取鼓励开放政策的一般态度。在行业利益影响上,政府对银行业持较为开放的态度,鼓励外资银行在华发展;而对于竞争力较弱的证券业则赋予一定保护倾向。
参考文献：
[1]. WTO与中国金融业开放策略研究[D]. 刘卫江. 湖南大学. 2000
[2].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与金融稳定[D]. 刘能华. 复旦大学. 2008
[3]. 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D]. 杨金凤. 吉林大学. 2004
[4]. 论加入WTO与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D]. 廖涛. 湖南大学. 2002
[5]. 金融开放下的中国金融安全[D]. 赵智. 四川大学. 2006
[6]. 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出口分析及影响因素研究[D]. 严青珊. 北京林业大学. 2016
[7]. 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D]. 谢东升. 复旦大学. 2012
[8]. WTO金融服务贸易法律制度与中国银行业开放[D]. 肖平飞. 湘潭大学. 2005
[9]. 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壁垒比较研究[D]. 崔健. 武汉大学. 2005
[10]. 中国金融服务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D]. 邓诚. 中南民族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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