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与中国银行业改革

外资银行与中国银行业改革

王海英[1]2016年在《增量改革及产业政治: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的历史制度分析(1984-2015)》文中提出近年来,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形态异军突起,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与那些强调技术创新特质的观点有所区别,本研究试图以互联网金融为引子,将其发展放置到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长时段变迁进程中,探寻(包含互联网金融在内的)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的历史制度逻辑。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自1980年代中期初步确立起体制框架以来,其形态先后经历了叁个阶段的重要变迁:一是1984-2007年间从国有银行专业化分割垄断向多元商业化银行体系的转变;二是2008-2012年间民间金融的再度兴起与制度化发展;叁是2013-2015年间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作为一种宏大的产业制度变迁过程,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形态叁十多年间的变迁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转型。关于我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发展变迁,既有研究大致从叁个主要脉络展开分析研究:一是从金融抑制或金融深化的角度辨析我国金融体制对银行业发展的影响;二是从产权结构与市场结构的争论出发,讨论我国银行业金融体制变革的应然路径;叁是从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二元对立出发,讨论我国银行业金融体系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及变迁性质。从这些脉络出发的相关研究为我们理解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发展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与观察视角,但是,既有研究不能为我们揭示出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背后深层的历史制度逻辑,不能为我们理解诸如互联网金融等一系列复杂或新兴的金融现象给予有洞见力的解释框架。为此,本研究试图运用经济社会学历史制度主义的相关理论视角及推论工具,对1984-2015年间我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叁阶段的重要变迁提供一种制度性的分析与解释。在分析框架上,本研究主要从决策者认知、增量式战略构建、产业政治叁个逻辑上紧密联系的维度出发,对不同阶段我国银行业金融形态的变迁进行具体而深入的实证分析,并试图勾勒或揭示出从体制内银行的变革、民间金融的再度兴起到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之间内含的一致性的历史制度逻辑。研究发现,1984-2015年间我国银行业金融形态的变迁本质上是由国家所主(引)导的产业制度变迁过程。从早期银行业金融体系的多元化发展到民间金融的再度兴起与制度化发展,再到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每一个阶段都持续性或贯穿性地呈现出国家所主导的银行业金融体系增量式变革的一致性历史制度逻辑。即第一阶段是以股份制银行等为代表的变革发展实现了相对于国有银行体系的增量式变革;第二阶段民间金融的兴起与制度化发展,实现了相对于以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等为主体的正规金融体系的增量式变革;第叁阶段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实现了相对于传统金融模式的增量式变革。正是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增量式变革,国家试图持续推动我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适应性发展,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更好地满足多层次的金融资源与服务需求。

蔡丛露[2]2007年在《银行业市场结构、产权结构与金融稳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银行系统的稳定是金融稳定的核心,这是从20世纪金融业研究中得出的一项基本结论。从国际经验的总结可以看出,即使金融危机的爆发点不在银行系统,而是在货币,外汇或股票市场,然而银行危机给经济带来的损害往往最大。中国的金融体系属于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银行业的稳定更是金融稳定的关键所在。自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以来,银行业发展发生了质的飞跃,各类银行盈利能力稳步提高,金融创新业务不断发展,电子金融得到广泛推广,合作竞争、混业经营的趋势日益显现。与此相伴,银行体系的安全性问题也越来越受关注,银行业市场结构、产权结构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开始被重视。基于产业组织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在银行业结构研究中的运用,学术界对于竞争与集中的市场结构孰优孰劣,公有主导与私有主导的产权结构孰好孰坏,仍然存在较大分歧。考虑到银行特殊的企业性质以及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笔者试图以银行业市场结构、产权结构为着眼点,探寻维护中国金融稳定的途径,并构建在金融稳定前提下,中国银行业二维空间结构的优化路径。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性的评述,甄别出适用于中国银行业现状的理论支持;第二章通过国际比较与借鉴,汲取典型国家银行业结构演进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作为中国银行业结构优化策略的有益参考;第叁章至第五章是论文展开性的章节,首先理顺中国银行业结构变迁的来龙去脉,辨析结构优化过程中几个争议较大的观点或论调;再应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国家效用模型对中国银行业结构的变迁路径进行分析,探寻五年过渡期后,如何改善银行业结构的最优路径;最后,对论文的主要观点和结论作个归纳,并提出在维护中国金融稳定前提下的优化银行业结构的政策策略。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银行业作为具有特殊行业性质的部门,保持一定的市场集中度,并不是损害市场竞争。市场集中度也并非衡量市场竞争程度的充分指标,两者没有必然的冲突。(2)对于国有产权仍占绝对主导的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国家(如中国)来说,银行业的民营化改革势在必行,但把握改革的速度非常关键,渐进式的改革思路是明智之举。(3)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产权结构的优化过程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主要通过经济绩效、风险控制、信用增强和银行监管四个方面发挥作用。(4)有效的竞争应该在同量级的银行间进行。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以下叁点。第一,本文选取了较新的研究视角,以银行业结构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这个角度尚未得到国内学者研究的重视;其次,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国家效用模型分析银行业的二维空间结构,并将之运用于中国的国情,在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创新;最后,本文得出的关于银行集中度和金融稳定关系的结论,以及银行业产权结构改革的政策建议,与现有文献有所差别,并开创性提出了优化中国银行业结构的“SPGC框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谢东升[3]2012年在《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文中认为随着国内银行业改革方向的确定,以及中国于2001年底加入WTO后的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一直受到政府与民间的重视,也是学术界与实务界经常讨论的热点。然而外资银行进入究竟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了什么影响?以往文献大多着重是否有助于国内银行业效率的提升,或者是论证引进外资战略投资的优缺点进行探讨,较少以全面性、系统性的由上至下分析外资银行进入对国内银行业的影响。本论文有别于以往研究,试图在宏经济观、微观经济以及社会大众叁个层面下,从整体银行行业、银行企业、以及金融市场投资人等多视角,探讨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在学术理论上,透过文献回顾的过程,进行学术理论与实证研究梳理,分析跨国银行海外扩张理论成因,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影响何在,综合溢出效应的研究,整理近期中国银行业相关研究成果。在现实层面上,以古鉴今,完整介绍中、外资银行在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史,分析当前国内中外资银行经营现状,参与WTO开放外资银行所造成的冲击,并且从外资同业角度观察外资银行对未来中国市场的前景。藉由文献梳理和中外资银行现状分析,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影响可区分为叁大影响层次,在此理论分析框架下,本论文分别从叁个专题,研究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第一个专题是在宏观经济影响层面下,以国内银行整体行业视角进行研究,实证分析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是否存在生产力溢出效应。根据经济学生产理论的基础,建立一个可以衡量整体银行行业的生产力溢出效应模型,讨论外资银行对国内银行在劳动、资本、资金叁种要素的投入产出影响,以及中国银行业在外资银行进入后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以行业视角观察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并未存在明显生产力溢出效应,以2006年后全面开放外资银行为研究分界,也没有明显的影响。再从各要素的资源配置情况观察,国内银行劳动边际生产力低于外资银行,但资金与资本边际生产力高于外资银行,国内银行本身经营的技术进步率则为负成长的情况。第二个专题是在微观经济影响层面下,以银行企业视角观察外资银行进入后国内私人银行业务的兴起。利用案例分析方法,对国内最新私人银行业务做了全面且系统的介绍。研究结果发现,国内私人银行自2007年开办以来,借鉴外资私人银行,国内财富管理业务蓬勃发展。中资私人银行在国内有本土化优势,并受惠于政策对外资经营限制。而外资私人银行的优势在于境外资产配置能力较强,对客户定制化服务能力较高。本研究提出国内私人银行当前存在的问题,如专业财富管理人才短缺、产品服务同质化太高、风险控管系统薄弱、以及全球资产配置能力不足。并建议加速中国银行业国际化脚步、金融产品服务创新、严格专注细分市场、以及善用混业经营的优势,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私人银行业务模式。本文再以招商私人银行为例,分析其财富管理业务发展策略,以及对高端客户、专业团队、业务流程、产品服务、以及品牌营销上的特色。第叁个专题是在对社会大众影响层面下,以金融市场投资人视角观察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影响。以事件研究法辅以严谨的实证分析,观察投资人对于外资金融机构宣布参股国内银行事件的公告效果,并以被参股银行的类型,以及参股金额规模进行分类比较,研究投资人对于外资参股后对国内银行业前景的反应有何不同。实证结果发现,针对外资参股事件的公告,国内投资人是抱以正面的反应。而且事件公告日前,参股消息已经在国内股市发酵,中国股市存在信息泄漏以及内幕交易的情况。再以被参股银行类型不同进行研究,实证结果发现,当被参股银行是国有商业银行时,会有较大的公告效果。而参股金额的大小并不会与公告效应有绝对正向的关系。显示外资参股国有商业银行所造成的标竿效应,以及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示范效果,才是金融市场投资人考量国内银行业前景最主要的关键。本论文在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叁大影响层面为基础,以全方位的多视角进行研究,完整清晰的分析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银行业所产生的变化与影响。在研究方法上,结合定量与定性方法的优势,得到了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影响的初步结论。经过对本论文叁个专题的研究结果进行归纳整理后,在理论意涵与实践意义上,接着提出在国家政策上,应该稳健适度开放外资与中资银行合作,协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工作,并加速外资银行进入内地二叁线以下城市或农村发展。在银行行业或企业上,建议增强经营管理能力、提高组织效率、吸收国际经验、创新金融产品、提高劳动素质以及专注细分市场,并且加快中资银行国际化的脚步。在社会大众上,建议投资人可以参考外资参股消息,关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带领的标竿效应与示范效果,并且防范国内股市内幕交易的风险。

亓永宾[4]2009年在《印度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印度和中国,作为两个直接相邻的亚洲大国,在上个世纪末期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段里进行了各自的银行业改革。本文旨在对这两个有着诸多共同特征的大国银行业改革的初始条件、改革内容和路径、改革效果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得出一些对双方特别是对中国未彻底完成的银行改革有借鉴意义的启示。这两个国家的改革起源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双方在过去均执行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市场模式,在银业中存在着银行资金使用管管制、利率管制、外资银行管制、民营银行进入管制等。虽然中、印在银行业改革中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各自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当时的环境,经历了几个分属不同阶段的过程,但中国银行业改革更多地摸着石头过河,而印度银行业改革则有总体规划;在民营银行与外资银行进入方面,印度是先让民营银行发展,再对外开放。双方银行业均取得了瞩目的成绩,银行业改革初步取得了成效,主要表现在:银行业的总体经营状况得到改善,抗御风险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但同时两国政府也为银行业的改革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还有待于提高,银行业所发挥的总用还没有达到理想中的要求。最后,提出了一些对双方特别是对于中国银行业深化改革有意义的结论,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比如敢于创新,增强市场竞争,支持民营银行的发展,继续坚持银行业的改革以及完善制度建设等方面。

黄晓阳[5]2007年在《WTO过渡期后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挑战与对策》文中研究表明2006年12月11日,作为WTO成员国,中国按照入世协议,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在承诺基础上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这意味了五年的WTO过渡期结束后,外资银行将与中资银行展开全方位的激烈的竞争,银行业将迎来新一轮并购潮,新的市场竞争格局将逐步形成。07年1月20日结束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更是标志着经历了改革阵痛的中国金融业正迎来了历史性拐点。本文将海内外学者关于银行业改革的理论和观点进行对比、分析,进而提出:中国银行业改革的重中之重在于国有银行改革,同时必须加快金融创新。本文依据相关资料和数据,通过对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差距、国内叁大国有上市银行的竞争力状况、东莞建行在同业中的优、劣势叁个层次的比较分析,对WTO过渡性保护期结束后外资银行的八大核心业务与带来的挑战、中国银行业的竞争策略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进而以建设银行(特别是东莞市分行)为研究对象开展实际探索,指出银行企业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改进的对策建议:重点抓住“四管理”和“一渠道”,即品牌管理、客户管理、产品管理、服务管理和分销渠道。文章共分六章,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简要介绍本论文的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第二章阐述国内外银行改革观点和理论,通过综合分析,探索适合的银行改革方向。第叁章阐述入世五年来中国银行业竞争现状。第四章讨论中国银行业在WTO过渡性保护期结束后的面临外资银行的挑战和对策。第五章论述中国建设银行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分析。第六章进行东莞建设银行的现状分析并提出发展策略。希望本文能为相关银行领导层的战略规划提供决策参考。

杨大光[6]2004年在《中国银行业反垄断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垄断是中国银行业长期存在的现象。国有商业银行独霸银行业,致使微观金融和宏观金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加入WTO,中国银行业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和巨大的挑战。中国银行业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再拒绝改革,继续垄断下去,中国银行业将整体垮掉。只有早日破除垄断,才能摆脱目前银行业危机四伏的险境。因此,抓住“反垄断”就是抓住了银行业改革的纲,纲举目张,必将促进目前银行业改革中所触礁的所有重大问题的解决。然而,我们对反垄断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银行业反垄断存在悖论:需要依靠那些维护垄断的人去推动反垄断。反垄断的政策制定和实施需要依靠一些关键部门和一些关键岗位的人员,但恰恰在这部分人中,有的却从银行垄断中攫取利益。反垄断将使他们的利益受损,所以,他们将抵制反垄断,再加上旧体制的惯性、新体制因子的弱小等因素,中国银行业的反垄断必然呈现长期性、艰巨性及复杂性的特征。通过对中国银行业发展的不同时期进行反思,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外资银行及民间金融在中国银行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旧中国时期的外资银行对中国现代银行的崛起功不可没。没有外资银行的示范,我们不知要在黑暗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摸索多少年才能孕育出现代商业银行。建国后的相当长的时期中,我们将外资银行拒之于国门之外,使我们丧失了向外资银行学习、缩小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差距的历史机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于中国民间金融长期采取限制、取缔的政策值得商榷。<WP=236>民间金融是反抗银行业垄断的产物,民间金融的存在表明其发展的必然性,我们应鼓励、扶持其成为未来中国银行业市场多极竞争主体中的一极。银行业垄断是指少数银行为达到特定目的,利用经济或其他手段限制竞争,操纵和控制目标市场,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中国银行业的垄断具有手段的行政性、主体的复合性、动机的多样性、地位的两面性等特征。其垄断的机理有着深厚的体制基础、所有制基础、思想基础和法律基础。反垄断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本文从叁个方面吸收、借鉴他人的理论成果。一是马克思主义垄断观使我们认识到:反银行垄断的意义远远超出了银行业,也超出了金融领域;反垄断的任务是长期的,目前重点反行政垄断,长期看,还要反经济垄断;反垄断就是要维护市场竞争;反垄断的范围不仅局限于国内。二是西方经济学反垄断理论使我们认识到,应避免教条主义地应用完全竞争市场模型来构建反垄断的理论基础;可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来判断市场的垄断程度;政府对市场的适当干预是必要的,但须严格界定其界线;开放银行业的同时,必须加快国内金融的改革及强化金融监管。叁是国内学术界对银行业垄断的研究使我们对银行业垄断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同时,也存在诸多缺陷:如对银行业反垄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少对银行业垄断的明确定义;未见从反垄断角度反思中国银行业历史,并对外资银行及民间金融的地位进行重新的评价;对中国银行业垄断的特征和产生的原因研究的不够充分;未见反银行业垄断必须突破哪些理论障碍的研究成果;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后的终极目标少有研究,也未见主张突破国有控股的观点。反垄断必须清除银行必须国有、垄断可保证金融安全、垄断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垄断有利于追求规模经济等理论障碍。本文发现:现实与理想的错位决定了银行不必一定采取国有的形式;垄断使风险累积,反垄断令金融更安全;垄断破坏了市场的竞争秩序、交易秩序和道德秩序,反垄断才能维护真正的市场经济秩序;银行大规模与银行垄断并非简单相等,在区分银行扩大规模是追求垄断还是追求规模经济的前提下,反对前者,容忍后者。<WP=237>打破垄断格局须培植银行业竞争主体,思路有叁:其一,由体制内生出市场竞争者,即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其最终目标是非国有化,但非国有化不等于私有化;其二,允许国内新竞争者的进入,即发展民有银行,用“民有银行”代替“民营银行”的提法;其叁,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引入外部竞争者即外资银行参与竞争。但应纠正目前对外资银行的“恭敬”过度与开放不足的两种错误倾向。反银行垄断还必须重塑政府与银行的关系。在传统政银关系中,政府对商业银行的过度干预是行政权力控制和支配金融资源。这种干预被特殊的制度安排长期化、合法化,同时,为特定的人群攫取特殊利益创造了条件。西方国家政府与商业银行关系的演化过程给我们的启示是:商业银行应是商品经济“自然”孕育的产物,它应经过市场的充分竞争而成长。政府对商业银行的干预应侧重风险防范,而不是支配金融资源。重构新型政银关系首先应借助市场经济之力冲破束缚商业银行的任何行政羁绊,通过全力推进市场经济建设,釜底抽薪,彻底瓦解行政干预的制度基础。其次,应加速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四个分开:一是政府的国有商业银行资本所有者职能与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者职能分开。二是把政府的国有商业银行资本所有者职能与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职能分开。叁是把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与市场自动调节的功能分开。四是把政府宏观金融监管的职能与微观金融主体的经营职能分开。

刘斯丁[7]2003年在《外资银行与中国银行业改革》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首先回顾了外资银行在华发展历史,通过对境内中、外资银行的竞争力的比较分析,客观地评价外资银行在中国银行业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对中国银行业改革给出政策建议。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旧中国的外资银行业经历了萌芽、发展、壮大、萧条、恢复、清理与停业等六个阶段,其在中国的发展带有浓重的殖民色彩。尽管其在客观上加强了中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与竞争程度,同时也促进了旧中国私营银行的发展,但其通过种种特权,以实力做后盾,与中国银行之间进行不平等的竞争,并通过殖民背景控制中国金融市场,使我国财政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在华外资银行处于完全停止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在华外资银行先后经历了六次发展高峰,逐渐成为了我国经济金融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于是国内舆论中兴起了所谓的“外资威胁论”,其认为中国入世以后,随着银行市场的逐步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会利用其种种优势对中资银行在人才、客户及业务等叁方面形成激烈竞争,最终会对中国银行业市场进行过度抢占。此论调将注意力过度集中在外资进入后对中资银行形成市场竞争的表面现象,并夸大了其负面效应。笔者通过对境内中、外资银行的流动性、盈利性、资产质量及发展能力等四方面的竞争力指标进行比较,发现境内中资银行在与境内外资银行的竞争力比较中所显现出的劣势主要表现为银行盈利能力低下,资产质量水平差以及由于银行的资本金不足而影响银行的长期发展能力等问题,而导致产生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主要有:1. 我国在金融业产业管理制度中实行的银行、证券、保险叁业分业经营的管理政策已不能适应现代金融业发展的趋势,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银行的盈利能力与国内银行的国际竞争力;2. 国有银行对我国银行业市场长期垄断,国家对银行业设置极高的行业进入壁垒,民营资本的进入受到严格限制,造成了国内银行业的效率低下;3. 我国有银行产权结构与产权管理机制的不合理导致了占国内银行市场主导位置的国有银行盈利水平低下,不良资产水平居高不下,银行缺乏有效的资本补充渠道等问题。新中国的外资银行业在现代中国经济发展与金融业改革的促进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境内外资银行通过其产生的外资引入及金融市场效应,推动了我国的外资引进,加快了我国竞争性金融市场的建立,也促进了中国金融市场向纵深发展。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我国为了防止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出现外资银行对我国银行市场过度抢占的情况发生,已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法规,对在华外资银行在开展业务的种类、客户、地域、资金来源及机构发展速度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有效的限制,外资银行的在华业务发展规模已被严格限定在一个固定的、相对较小的范围内。所以,外资银行对中国银行业市场的冲击将非常有限。外资银行对中国银行业产生真正的冲击并非是对中国银行市场的过度抢占,而是对中国落后银行体制的冲击。从对中国境内中、外资银行的竞争力的比较分析中不难发现,阻碍中国银行业发展,并造成中资银行在与外资银行竞争中处于不利局面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中国金融业管理政策、银行业内部产业结构及国有银行产权制度等深层次体制问题。但是,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微观金融主体对于未曾经历的新条件并不敏感,没有推动金融业改革的动力,改革的动力反而要来自于在西方被视作是革新阻力的政府部门。然而,政府的目标取向与行为模式决定了它对条件变化的反应具有滞后性。<WP=3>只有当微观经济领域的困境影响到了政府的宏观目标取向时,政府部门才会考虑对该领域进行改革。所以就造成了我国的银行业缺乏内生动力,银行业一直无法实现根本性的改革。外资银行的进入在客观上正是我国银行业改革的有效外生推动力。由此可见,中国银行业现阶段所面临的根本矛盾并非中、外资银行之间的矛盾,而是中国落后的金融体制与我国银行业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我国银行体制中存在的分业经营、国有银行的长期市场垄断和国有银行的单一化产权机制以及缺乏国有股权有效代理机制等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银行业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要从根本上扭转我国银行与外资银行在竞争中所处的劣势,保证中国银行业的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就必须正视以上深藏于我国银行业制度中的深层问题,把入世当作一个契机,积极推进我国银行业的全面改革。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 实现金融业各部门混业经营,逐步向全能化银行体系转变;2. 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在银行业内引入公平竞争机制;3. 分四个步骤将国有银行改造成为国有控股的、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金融控股集团,具体步骤如下:(1)通过建立有效的国有股权代理机制(2)国家出资消化国有银行不良资产(3)引入中外机构投资者,实现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4)国有银行向金融控股集团转变,完成控股公司的分步上市股份制改造。

杨金鹏[8]2016年在《全面开放格局下FDI对中国银行业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分阶段对银行业进行了内部体制改革,为银行业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在改革初期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程度还较低,基本没有外资进入中国银行业市场。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随着中国成功加入WTO,中国银行业市场开始逐步对外开放,根据中国对WTO的承诺,到了2006年,中国银行业开始全面对外开放。流入银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外商独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参股内资银行两种方式。现阶段,中国银行业效率距离国际上具有先进水平的外资银行业效率仍有一段差距。外商直接投资在对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环境造成一定影响的同时,也对中国银行业效率有着重要影响。在中国银行业开放之前,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对制造业等第二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全面开放格局下,研究FDI如何对中国银行业效率产生积极效应对于中国实施外商直接投资引入政策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和银行业效率的相关理论及影响因素分别进行理论分析,然后对外商直接投资对银行业效率影响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作文献简评,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历程以及中国吸收总量外商直接投资和银行业外商直接投资进行概括分析,进而运用规范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银行业效率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系统地探究。本文主要采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对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在分析银行业发展水平时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展开分析,分别是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银行体系稳定性以及银行所有制结构。最后本文得出结论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中国政府可以用来增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银行业发展的积极效应的政策措施包括:(1)正确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流向;(2)吸引适度的银行业外商直接投资;(3)注重引入外资参股内资银行;(4)构建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和银行业的监管体系。

高新波[9]2007年在《外资进入与中国银行业改革》文中指出一、选题背景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我国金融体系目前又以银行间接信用为主,这就决定了银行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银行业改革的步伐和绩效,不仅直接关系到银行业自身素质和竞争实力的提高,也影响着我国宏观经济的各个方面。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并非始自今日。改革开放伊始,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我国的银行体系便开始了其漫长的改革历程,但长期以来其改革措施更多地局限于技术层面,成效不佳。近年来,我国银行业改革步伐明显加快,外汇注资、股份制改革、以及境外上市等一系列举措,使得银行业改革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特别是中资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浪潮,更是激起了社会各界广泛而激烈地争论。无论是国有银行还是股份制银行,甚至不少地处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都有向外资出售股权的计划。政府和管理层以及银行高管大多对国内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持乐观态度,认为这有助于国内银行充足资本、学习国外同行的先进技术,从而提高自身经营效率,并进而推进国内银行业改革。质疑的声音则更多地来自学界和民间,不少学者对外资进入能否起到预期的作用表示怀疑,并担心外资持股可能会危及我国的经济金融安全。双方争论的实质是金融改革路线之争,即目前大规模向外资出售股权的方式能否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银行业。在我国加入WTO过渡期已经结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之际,认真地思考我国银行业的改革思路,显然十分必要。二、论文主要内容外资银行进入对一国银行体系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外资的参与能否推动东道国银行业改革,是否会威胁东道国的经济金融安全?目前学界对此并无统一的认识。一种看法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可以通过示范效应、促进竞争、有效降低银行体系利差等途径来提升东道国银行体系的效率;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而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东道国的初始金融发展状态、政府监管能力、外资银行的数量和源属国集中程度等都会影响到外资银行进入的效果。通过对东欧、拉美和亚洲国家银行业开放实践的对比研究,我们发现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的影响的确是不确定的,随后对影响外资银行进入效果的若干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更好地发挥外资银行进入的积极作用提出了一些看法,希望对我国的银行业改革能有所助益。除此之外,文章还分析了银行业效率提升与宏观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目前有关外资银行进入的争论主要有两个焦点:一是外资银行的进入是否有助于国内银行业效率的提升;二是外资参股中资银行是否会影响到我国经济金融的安全稳定。目前较为常见的研究方法是将两个议题分开进行讨论的,有关金融安全的讨论主要是担心外资银行的参股会影响到我们的金融控制权,从而引发一系列安全问题。但在本文中,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讨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经济金融安全的影响。即假设外资的参股没有影响到我们的金融控制权,并且显着地提升了国内银行业的效率,那么这种效率的提升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安全稳定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文章的分析结论是:从长远来看,银行业效率的提升对于促进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加强金融安全有着重要作用,效率和稳定之间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但就短期而言,考虑到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效率和稳定之间则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换言之,银行业效率的提升有可能影响到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因此银行业改革的步伐和节奏必须与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相协调。将银行业改革简单化,割裂其与整个宏观经济的联系,孤立地看待银行业改革,则是危险的。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从思路安排上,本文首先介绍了当前我国银行业改革所表现出的外资依赖倾向,继而通过对我国银行业改革历程的回顾来分析产生这种外资倾向的原因,随后介绍了学界及民间对大规模向外资出售银行股权的质疑和担心。紧接着,通过对国际上银行业开放实践的研究,探讨了外资进入与东道国银行业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对影响外资银行进入效果的若干因素进行了更进一步地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外资银行进入效果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希望对我国的银行业开放实践有所帮助。最后将银行业效率提升与整个经济金融的安全稳定联系起来,分析两者的关系,认为应该以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待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叁、文章结构从结构上看,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以当前国内银行业大规模向外资出售股权为切入点,介绍了我国银行业改革所表现出的比较严重的外资依赖。随后,通过对我国银行业改革历程的回顾分析了产生这种外资依赖倾向的原因。紧接着,介绍了学界对国内银行业大规模向外资出售股权的质疑和担心。第二章则从分析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开放的实践入手,研究外资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的影响,并介绍了理论界的两种观点。就东欧、拉美、亚洲等地区银行业开放的实践来看,外资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的影响的确是不确定的。另外,尽管理论界对外资银行进入的效果看法不一,但研究的路径却又有着相通之处,即都十分重视竞争的作用,本章对此进行了着重分析。第叁章承接上文,更具体地分析了影响外资银行进入效果的若干因素。既然外资银行进入的效果是不确定的,那么究竟有哪些因素影响着外资银行进入的效果呢?第二章中特别提到了竞争的作用,并认为外资银行进入是通过影响东道国银行体系的竞争程度来发挥其作用的,那么理论上而言,任何影响竞争程度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外资银行进入的效果。限于文章篇幅和作者能力,本章只是有选择地分析了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东道国初始金融发展状态、政府监管能力和外资银行源属国集中程度。第四章,在上文分析了影响外资银行进入效果的若干因素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本章对如何才能更好发挥外资银行进入的积极作用,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包括:放开对国内资本参与银行业改革的限制;努力提高政府监管能力和公共治理水平;以及加强对外资机构的资格审查等。希望对我国银行业的引资开放实践能有所助益。第五章,将银行业效率提升和经济金融的安全稳定联系起来考虑,认为在短期内,银行业效率与宏观经济的安全稳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银行业效率的提升有可能对宏观经济的安全稳定形成冲击。因此应该以更为宏观的视野看待我国银行业的改革问题,其步伐和节奏必须与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相协调。四、本文创新及不足之处本文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在选题上,本文针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银行业改革所表现出的外资依赖倾向,分析外资进入对我国银行业改革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第二,对影响外资进入效果的若干因素进行了细化分析,较有新意。第叁,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外资进入可能给我国经济安全带来的影响。认为即使不考虑金融控制权问题,且外资进入如期望般提升了中资银行的效率,其仍有可能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安全与稳定形成冲击。因此,银行业改革的步伐和节奏必须与整个宏观经济相协调。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缺少实证研究和说明,使得本文基本思路的实践支持略显乏力。第二,对影响外资进入效果的若干因素的分析仍显粗糙。

李晓宁[10]2013年在《政府行为对银行业市场竞争度影响的研究》文中提出摘要:在中国银行业发展的整个现代历史中都不曾缺少政府的身影,而中国的经济金融体制的形成机制也决定了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的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决定了政府行为与银行业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本文主要研究政府经济行为对银行业市场竞争的影响,并从两个维度界定政府经济行为的范畴,一个维度分为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制度供给等,另一个维度分为中央政府行为与地方政府行为。本文在总结政府行为相关理论与银行业市场竞争度测度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政府行为对银行业市场竞争度的影响。在理论分析方面,研究了政府在中国银行业的产权变迁和市场结构的作用,分析了政府行为影响银行业市场竞争的传导机理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银行业竞争的行为表现。在实证检验方面,本文在修正了PR模型的基础上重新测度了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竞争度,得出中国银行业处于垄断竞争格局的结论;之后构建了政府经济行为相关变量与银行业市场竞争度之间的关系模型,通过自变量的筛选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在现在的市场经济发展的状况下银行业中国有产权比例与证券市场发展程度是银行业市场竞争度的Granger原因的结论,这说明制度性规范在整个银行业中的地位与重要性。因此,要规制政府行为,规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为,加快银行股权结构改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与金融主体多元化体系,继续银行业改革等。本文重点研究了政府经济行为与银行业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银行业竞争的行为表现,并从实证方面分析了政府经济行为对银行业市场竞争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得出政府促进银行业有效竞争的行为规范。

参考文献:

[1]. 增量改革及产业政治: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的历史制度分析(1984-2015)[D]. 王海英. 上海大学. 2016

[2]. 银行业市场结构、产权结构与金融稳定研究[D]. 蔡丛露. 厦门大学. 2007

[3]. 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D]. 谢东升. 复旦大学. 2012

[4]. 印度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比较研究[D]. 亓永宾. 外交学院. 2009

[5]. WTO过渡期后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挑战与对策[D]. 黄晓阳. 广东工业大学. 2007

[6]. 中国银行业反垄断问题研究[D]. 杨大光. 吉林大学. 2004

[7]. 外资银行与中国银行业改革[D]. 刘斯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3

[8]. 全面开放格局下FDI对中国银行业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D]. 杨金鹏. 海南大学. 2016

[9]. 外资进入与中国银行业改革[D]. 高新波. 西南财经大学. 2007

[10]. 政府行为对银行业市场竞争度影响的研究[D]. 李晓宁. 中南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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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与中国银行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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