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银行股IPO定价分析及实证研究

我国银行股IPO定价分析及实证研究

方莉[1]2006年在《我国银行股IPO定价分析及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金融业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商业银行的改革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将通过上市的方式来提高核心竞争力,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而上市必然会涉及到如何对新股发行进行定价。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客观描述自1999年以来我国银行股首次公开发行的定价问题,研究各种影响因素与IPO定价之间的关系,并提出改善IPO定价水平的政策建议,对后继上市的银行起到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作用。本文首先通过对贴现现金流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计量观定价模型等股票IPO定价理论的简单介绍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认为计量观定价模型作为研究我国股票IPO定价的理论基础是最适用的,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整个问题的研究。其次,结合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和银行的企业特点,从内、外在因素两个方面定性分析影响银行股IPO定价的主要因素,初步建立了影响IPO定价的因素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与相关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1999年以来上市的7家银行IPO定价进行实证研究,从中找出对银行股IPO定价有重要影响的指标,建立银行股IPO定价的多因素回归模型。为进一步确认所建立回归模型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本文还利用其估计工商银行的A股发行价格,并与实际发行价格相比较,结果证明该模型基本合理。在做实证研究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1)上市银行的基本面已经成为影响IPO定价的重要因素;(2)宏观经济增长与IPO定价成负相关关系;(3)二级市场状况与IPO定价相脱节,一、二级市场缺乏联系;(4)IPO发售机制运行效率低下,运行市场化发售机制的条件还不完善。最后,针对上述现象,本文分别从银行自身及IPO发售机制两个大的方面提出了改善银行股IPO定价水平的政策建议。一方面,作为银行自身,应该提高核心竞争力,加强风险管理,只有自身价值的提高才会有较高的发行价格。另一方面,必须完善IPO发售机制,这点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完善证券市场,加强对信息披露的监管,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2)推进IPO机制的多元化发展,给予承销商和发行人更多的灵活性,并最终向固定价格/累计投标的混合发售机制发展;(3)引入后市支持制度,如引进绿鞋机制、联合做空等策略,以稳定价格,减少IPO风险;(4)培养投资银行定价能力;(5)发展机构投资者,提高机构投资者的素质和业务能力,引导市场理性投资。

梁志达[2]2013年在《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IPO定价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金融业改革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努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其中的方法有很多,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股票上市。企业发行IPO最关键的就是新股定价。本文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客观的描述我国商业银行股首次公开发行的定价问题,为改善商业银行股IPO定价的提出政策建议,为待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IPO定价起到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作用。本文首先对股票IPO定价理论的简单介绍贴,其中主要有现现金流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可比公司模型等,然后分析其在我国证券市场的适用性,并研究IPO定价与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其次,结合商业银行的行业特点,从政策和非政策因素两个方面定性分析影响银行股IPO定价的主要因素,对影响IPO定价的因素制定了一定的指标体系。在这个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1999年以来上市的12家商业银行IPO定价进行实证研究,从中找出对银行股IPO定价有重要影响的变量因素,建立商业银行股IPO定价的回归模型。在做实证研究的过程中,还发现:(1)上市银行的经营基本状况已经成为影响IPO定价的重要因素;(2)国民经济的增长与IPO定价成负相关关系;(3)二级市场的发展状况与IPO定价相脱节,一、二级市场缺乏应有的联系;(4)IPO发售机制运行效率低下,政府的行政干预严重,运行市场化一市场为主导的发售机制的市场条件还不完善。最后,针对前面的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分别从商业银行自身经营发展、国家经济运行大环境、股权结构和外资入股四个方面提出了改善银行股IPO定价的政策建议。

桑广君[3]2016年在《我国商业银行IPO定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无锡农商行以及江阴农商行的成功过会开启了我国银行A股上市的新一轮高潮,多家银行出现在证监会的待审名单中。商业银行的发行上市必然涉及到IPO定价问题,能否确定一个合理的IPO价格将涉及到商业银行是否能在资本市场上筹集到未来发展资金,这对商业银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鉴于我国计划逐步推进注册制改革,新股发行数量将会明显增多,上市公司和承销商自主定价权利更大,因此会更加关注IPO价格的确定。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我国股票市场长期以来存在一级市场火热,二级市场回报率较低、波动性较大等情况。然而在现有的股票发行机制下,我国中小投资者很难从一级市场购入股票,因此会在股票刚上市时从二级市场购入股票。这种行为可能会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因此,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能够找到合理的股票定价,根据股票的实际价值来判断投资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从整个资本市场运行的情况来看,我国股票市场经常出现由于新股发行而带来的整个二级市场下跌状况。分析其原因,主要是我国投资者“打新股”的热情所致,这种打新股的热情带走了大量的二级市场资金,导致了二级市场的大幅度下跌。这种基于新股IPO发行所导致的二级市场大幅波动将严重影响整个股市的正常运行。作为经济的晴雨表,股市的稳定与否将直接影响到其他市场的运行,进而影响整个经济体系。股票市场的大幅波动将破坏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因此,合理的IPO定价将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心理预期,盲目购买新股的热情将会有所减退,这将促进我国股票市场的平稳运行,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关于如何确定IPO的价格,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很多相关研究。各学者也都认为没有一个定价方法可以原封不动的用到任何国家(地区)的任何公司上,因此针对各国(地区)各行业的具体情况提出相应的模型是至关重要的。笔者在阅读相关文献时发现对我国商业银行IPO进行单独研究的文献较少,尤其近两年受商业银行无法在A股成功上市的影响,相应文献更是寥寥无几。并且目前研究商业银行IPO的文献均是针对A股上市商业银行进行的,并没有考虑到所有的上市银行。考虑到我国有很多银行在H股上市,因此本文对在A股、H股上市的银行分别进行研究并加以对比。文章希望通过相应的研究实现以下几个目的:第一,为中小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建议,为他们寻找一个更加合理的IPO定价模型。第二,为拟上市商业银行提供建议,使它们在准备上市之前可以针对公司及市场的情况对IPO价格有一个合理的预估。第叁,本文希望通过对IPO定价影响因素、模型的研究以及内地、香港两个市场的对比,为我国股市平稳运行、资本市场成熟发展提供相关的建议。本文主体内容共分为八个部分。文章第一部分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及意义。第二部分对已有文献进行相应研究,找到目前研究的争论点及空白点。第叁部分对相应的IPO定价理论及估值模型做了简要介绍。第四部分对IPO定价的影响因素及模型做了介绍。第五部分对香港及内地的股票定价制度进行简要对比并对两个市场IPO定价的有效性进行了简单的验证。第六部分对A股上市商业银行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建立不同模型定价找出IPO定价的关键因素,同时文章对模型结果的有效性进行了相应的检验。第七章采用与第六章相同的方法对H股上市商业银行进行研究。最后一部分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主要采用的方法有文献研究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建模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有逐步回归、主成分分析、偏最小二乘回归等。文章通过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我国A股市场上市银行首日超额回报率远高于H股上市商业银行。第二,我国A股、H股上市商业银行的IPO价格均能反映公司基本面信息,但是反映大小有区别,H股IPO定价反映的公司内在价值更多一些,而A股IPO定价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大。第叁,除了公司基本面因素外,我国A股市场IPO定价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首日IPO平均回报率、新闻正面报道程度、招股数量、发行费用、中签率、首日换手率等。第四,在我国A股市场上,新闻对IPO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情绪效应来反映,这一点在文章的两个模型中均得到了证明。而信息效应作用则并不明显,只有一个模型观察到了这种效应。第五,在我国A股市场上,IPO申购的羊群效应比较明显。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我国股票目前实行核准制,上市股票过少导致新股供给不足,因此一旦有股票上市就会引发羊群效应,即普通投资者会跟随机构投资者脚步,普通投资者之间也会互相影响。第二点,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尚不成熟,投资渠道较少,由此造成新股申购供不应求。第六,新股申购的供不应求导致我国A股市场IPO价格并不会随着发行规模增大而降低,这一点与香港市场是完全不同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发行公司及承销商均能意识到股票是供不应求的,因此即使发行规模增大也不会降低IPO价格。第七,文章的两种模型均可以对IPO价格进行有效的建模。叁种模型中最好的一种为偏最小二乘,这主要是由该方法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从投资者、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发展及政府作为四个角度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从投资者角度来说,目前我国投资者投资严重缺乏理性,盲目跟风现象较为严重。投资者也因此经常遭受严重损失。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我国多年以来的“打新股”热潮,投资者希望通过一级市场买入股票并从二级市场得到超额收益。然而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他们是没有办法从一级市场上购入股票的,因此很多投资者会选择在上市的开始几日购入股票期待股票价格继续上升。然而投资者此时从二级市场上购入的股票已经远远高于其实际价值,股票在后市中的表现往往较差,投资者往往会因此遭受巨额损失。因此,对大多数中小投资者而言,在投资时还要考虑公司实际的投资价值。只有以适当的价格买入真正有价值的股票才能够为自己带来收益。本文通过研究得到的模型能够较好的预测IPO的价格,可以为投资者的投资提供参考。同时,投资者在投资时也应该更加关注相应的IPO定价影响因素,做出更合理的投资决策。从上市公司角度来说,公司希望通过IPO筹集更多的资金支持未来发展。根据本文实证所得到的模型,公司可以关注以下因素提升IPO价值。首先公司应该切实提升自身实力,加强公司盈利能力、成长能力,这些因素在决定IPO价格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公司在IPO发行时要加大媒体宣传力度,大力提升公司形象,善于通过媒体影响投资者情绪。同时,公司可以利用本文实证提供的模型对IPO价格做一个初步的估计,为未来公司发行上市做准备。从我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来看,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较为落后,缺乏健全的投资机制,投资者投资渠道严重不足。同时,我国股票发行审核制造成股票供应量过少导致“打新股”的热潮。这种热潮加剧了二级市场的波动,影响了整个投资市场的稳定性。要想解决这一连串的问题,应该从以下角度着手:首先,逐步放开资本市场,拓宽投资渠道,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丰富股票市场、债券基金市场的投资品种及投资渠道,激发市场活力。其次,逐步实现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股票注册制改革将引导投资者进行合理的投资,提高其风险意识,让投资者通过对信息的判断识别公司的优劣,而不仅仅是现在的跟风效应。股票注册制也有助于股票回归真实价值,进而提高我国资本市场有效性。最后,注册制改革后需要政府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第一点,加强对个人投资者的专业知识教育及风险意识教育,提高其投资能力及风险意识,促进投资者合理利用相关信息,准确判断市场方向,做出合理投资决策。第二点,政府需要加强对企业信息披露的监督,合理规范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机制。相应的监管部门应转换自身职能,从以前对上市前公司信息的核查转化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各监管部门应督促上市公司及时、准确、全面披露信息,并对违规违法公司做出相应处罚。要求媒体等传媒机构切实提升自身社会责任,确保报道真实有效。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文章对我国内地所有上市银行进行了比较研究。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集中在A股及H股两个市场上市,考虑到两个市场成熟度及定价机制不同,以往研究商业银行IPO定价的文献只对在A股上市的我国商业银行进行研究。本文则将所有上市银行考虑进来,针对不同市场的不同状况分别进行研究并加以对比。第二,在确定IPO定价的影响因素时,文章综合考虑了所有的可能因素,包括基本面因素、发行承销相关因素、新闻因素、投资者情绪因素、市场羊群效应等,影响因素考虑全面。第叁,文章在对A股市场进行IPO定价时,考虑到新股发行上市开始一段时间会受到“打新股”情绪影响致使二级市场价格偏离真实价值,文章将这段时间排除,选择上市后10天至40天的均价代表合理IPO价格。第四,文章将新闻消息对商业银行IPO定价的影响加入到模型中。之前文献在研究新闻对IPO定价影响时多是针对整个市场进行研究的,并且这些文献在对整个市场进行研究时基本会将银行股剔除。因此本文搜集银行类上市公司IPO定价之前一段时间的相关新闻并将其量化加入到解释变量中,考察其对商业银行IPO的影响。

庄大伟[4]2008年在《银行类上市公司IPO定价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快速发展,全球化已成为世界金融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在此背景下,面对中国金融业市场化的趋势和资本市场的快速形成,中国的银行业正面临着巨大挑战和机遇。一方面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外资银行可以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进入目前国内银行占优势的业务领域,给中国的商业银行带来非常大的竞争压力。全面对外开放后,中外资银行将同台竞技,而对居民的人民币业务的开放将使竞争加剧。中资银行在收入结构、创新能力、信息化等方面均与外资银行有相当差距,这里面既有外部环境限制因素,又有自身经营能力的因素。由于历史包袱过重,中国的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普遍存在资产质量较差、经营管理水平不足、业务创新能力较低的问题。并且,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速,摆在我国商业银行面前的困难陡然增加。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给我国商业银行带来巨大的机遇。随着消费群体的迅速壮大,居民财富的日益集中,老龄化社会的加速来临,中小企业的强劲崛起,使社会融资需求日趋多样化和个性化,个人财富管理、消费信贷、企业理财、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以超出预料的速度持续成长,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机会。在这种形势下,要长远发展下去就必须通过由内至外的改革。而改革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改制上市。通过上市过程来达到对自身的全面检查和彻底变革,从而实现经营机制的转换和人员思想的转变;通过上市后的资本市场约束、公众约束、股东约束以及媒体约束的结合,促使银行的运作必须更透明、更合理、更符合国际惯例,最终建立真正有效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搏求长远发展。党的十六届叁中全会提出,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创造条件上市。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以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造为试点,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同年12月2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要求将国有银行加快建成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商业银行。以股份制为目标,通过财务重组、改造公司治理结构、资本市场上市,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运行机制、股权结构进行彻底改造。经过短短几年,国有商业银行不仅进行了股份制改革,而且已经有建行、中行和工行先后走向资本市场,农行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其先天的体制优势,在过去五年里进行了引进外资以及上市的探索,证券市场金融板块的动态令投资者关注。而以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北京银行为代表的城市商业银行揭开了城商行上市的序幕,掀起了银行上市的第叁波浪潮。目前,我国银行业中有5家在香港上市,有14家在国内A股市场上市。A股市场上,2008年7月末的银行股市值占总市值比重的24.99%。上市的股份制银行整体经营状况好于行业平均水平,充分代表了我国银行业现有发展水平和未来发展潜力,在整个行业的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将通过上市的方式来提高核心竞争力,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而上市必然会涉及到如何对新股的发行进行定价。制定合理的新股发行价格,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最关注的热点。在理论上,IPO定价的基本理论从产生至今已有几十年的历史,理论上己经比较完善。但IPO定价理论在我国A股市场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我国对股市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二级市场上,对一级市场的研究不多且大多集中在对股票发行管理制度、股票发行方式的研究上,而对我国新股发行定价决定因素的研究却甚少,这有A股市场不成熟、核准制实施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投资者缺乏投资理性等原因。在实践上,研究IPO定价,有助于IPO的合理定价,对于保证企业按计划顺利筹集到较为理想的资金数量,降低券商“被动”余额包销的风险,指导投资者投资行为的理性化,促进资本在一、二级市场的优化配置,推动整个证券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由于合理地确定出我国新股发行价格具有如此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充分梳理消化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吸收其合理内容。本文从主要的定价理论的介绍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谈起,介绍了我国定价制度和定价方式的变迁,在此理论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和银行企业的自身特点展开研究,定性分析银行股定价的内、外在影响因素,建立定价多元通过以上研究旨在对银行股定价问题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为银行股定价提出有价值的对策建议。各部分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指出本文写作是在银行改革这一历史背景下进行的,越来越多的银行将通过上市来提高竞争力,确定出银行新股发行价格的若干决定因素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其次是介绍了国内外学者研究现状。第二章IPO定价的基本理论概述。首先介绍了IPO定价主要的两种理论:内在价值理论和因素模型理论。其次介绍了IPO定价的叁种方法:现金流量贴现法、可比公司分析法、经济收益附加值估值法,然后介绍了我国IPO定价的方式,最后分析了定价方法在我国的适用性,认为多因素模型作为研究我国股票定价的理论基础是最适用的,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整个问题的研究。第叁章,结合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和银行的自身特点,从内、外在因素两个方面定性分析影响银行股定价的主要因素,初步建立了影响定价的因素指标体系。第四章在第叁章基础上,首先介绍了本文的样本选取情况和因素的选择情况针对银行股的特点,从商业银行经营的基本理念—“叁性”分析入手,同时引进对银行财务风险的有效分析工具—骆驼评价体系,来分析对银行股定价有影响的因素。其次,运用回归分析法对13家上市银行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对银行类上市公司IPO定价股票会产生显着性影响的因素有资本充足率、存贷比、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流动性、通货膨胀率、流通股股数。然后,对回归结果作了计量经济学检验和经济意义检验。最后对所讨论的内容进行了综述。第五章针对上述现象,本文分别从银行自身及完善定价方式两个大的方面提出了改善银行股定价水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 ,从本文搜集到的资料看,我国对股市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二级市场上,对一级市场股票IPO定价方法的研究不多,特别是银行类上市公司的研究更是少之甚少。2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系统探讨了影响银行类上市公司股票IPO定价的影响因素。针对银行股的特点,从商业银行经营的基本理念—“叁性”分析入手,同时引进对银行财务风险的有效分析工具—骆驼评价体系,构建起银行股定价有影响的因素。采用多因素计量定价模型分析影响银行股定价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多因素定价模型。

王叁枣[5]2016年在《上市银行IPO定价效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金融业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商业银行的改革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将通过上市的方式来提高核心竞争力,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然而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定价效率不高的现象,对一国的股票市场、市场参与者及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对此现象,许多学者们进行了研究与分析。上市公司IPO定价效率是通过分析不同影响因素对新股发行价是否有显着性影响,如果有显着性影响,则说明IPO定价是有根据的,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是有效率的,这种衡量IPO定价效率的标准实质上是分析各种影响IPO定价的因素与新股发行价的相关性,是一种相对效率标准。文章首先通过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回顾综述,对定价效率的相关概念,股票定价的影响因素及相关研究方法做了分析。其次,概述了股票市场基本理论和定价方法,详细比较了各种理论与方法的优缺点及适用性分析,为论文的实证分析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然后通过分析,把影响IPO定价的可能因素分为两类,即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指反映公司素质和增长前景的各种要素的总和。外部因素指影响整个公司正常经营状态的大环境,不直接反映其内生的持续盈利能力,但却影响对IPO定价判断的各种情况。在实证分析中,首先用IPO调整的抑价率做描述性统计分析,其次在相对效率的标准下对影响上市银行IPO定价因素的研究,样本选定了13个解释变量,并利用多因素定价模型对目前上市的银行进行数据分析,利用Stata软件对数据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建立有效的线性方程,通过对其经济意义检验、多重共线性检验、回归系数显着性检验等分析得出最终的结果。最后,根据实证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基于研究结论,相互借鉴,给出最终的政策建议。

杜峥平[6]2016年在《我国企业首次公开募股定价监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当前经济正面临着建国以来少有的错综复杂的局面,经济增速的换档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组成了当前“叁期迭加”的阶段性经济特征,体现在市场则表现为实体经济的萎靡不振。而新股发行市场的火爆和我国实体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股不败的神话在我国资本市场得到了完美的诠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在经济下行期我国一级市场高涨的投资情绪,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本文以当前“叁期迭加”的特殊经济时期和当下资本市场现状为背景,针对IPO定价监管问题进行研究。随着我国发行制度改革的推进,近几年来基于注册制改革下的定价问题研究逐渐增多,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发现,国内学者针对定价问题的研究多基于定价衍生的问题进行数理分析,仅在结论及政策建议部分加入了监管视角的制度改革建议,与本文研究的视角差别较大。除少数期刊对于定价监管问题进行浅析外,以规制和监管为视角的系统性定价研究几乎难寻踪迹,本文主要以法经济学中法律金融理论和政府规制经济学为分析视角,研究基于制度供给和监管效率的一级市场定价问题,即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供给和监管导向将IPO抑价控制在合理的区间。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对国外成熟市场的IPO定价监管经验进行了分析总结。美国拟上市企业采取累计投标询价制度的定价方式完成IPO,流程包括构建IPO顾问团队、尽职调查、辅导登记、定价发行等多个环节,构成其定价监管体系最为重要的环节是其信息披露制度的适度供给;德国采取的预发行制度对IPO定价体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交易价格在IPO询价之前确定,承销商定价权限受到市场约束和法制监管,提高了IPO定价的准确性,增加IPO定价过程的信息对称性,构成德国高效率定价监管体系的核心制度是其丰富的市场定价制度供给,通过预发行制度改善了投资氛围,浓重的理性投资氛围使得资本市场资源配置能力大幅度提升;日本IPO定价监管体制最大的亮点在于其注册制改革辅以强有力的处罚尺度,准入门槛的降低及违规成本的提升保障了日本的监管部门顺利的将其监管重心从事前监管向事中及事后监管转移,大幅度的降低了监管成本,提升了监管的效率。第二,总结了我国IPO定价监管制度供给失衡造成的影响。主要包括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对投资者的影响、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对承销商的影响和对金融诚信体系的影响五个方面。IPO定价监管供给失衡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包括:新股发行上市稀释资本市场容量,使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受损。对投资者的影响包括被动错位定价导致投资决策失误,二级市场流通后股价下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包括,打破上市公司公平竞争的融资平台,违规发行人损坏上市公司的公共形象;对承销商的影响包括,促使承销商为保障新股发行成功,主观提升新股抑价率,作为因信息不对称而对机构投资者可能产生损失的补偿,进而形成权力寻租;对金融诚信体系的影响包括,保荐机构的监督职能弱化,威胁监管诚信,承销商破坏买卖双方诚信基础,其他中介机构使基础信息失真。第叁,通过随机前沿方法(SFA)对新股定价的影响因素和定价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在财务影响因素方面,新股的盈利能力(EPS)始终对于其发行价格的制定有着明显的影响作用,新股的每股净资产(BPS)和资产负债率指标(ADR)对于发行价格呈现出了负相关的关系。在发行影响因素方面,发行公司的总股本(TSB)、市场整体环境(MKT)和每股发行费用(IPOF)与新股定价正相关,新股发行规模(IPON)与新股定价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在2006-2015年的全样本新股发行定价的效率分析中,随机前沿方法(SFA)得到的新股发行定价效率为83.63%,说明我国一级市场的发行定价制度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现行的累计投标询价制是具备效率的。第四,利用博弈论的纳什均衡理论对IPO定价监管的制度供给和博弈方的策略选择进行了分析。在IPO的发行人及其承销商选择低抑价发行概率ξ确定的情况下,监管部门选择实施提供制度适度供给策略的可能性与额外监管成本C成反比,与发行市场平稳时监管部门受到好评和奖励的收益λ和发行市场动荡时监管部门受到处罚的成本ω成正比,且C<λ+ω。在我国新股发行制度的监管方面,对于监管部门的考核与监督机制相对薄弱。首先,监管部门履职的透明度较低,公众无法从监管部门主动披露的信息了解监管的成本与效率;其次,拟发行的新股数量庞大,所属行业分类各异,监管部门的履职难度较大,额外监管成本C较高;再次,监管部门因其隶属关系使得其工作人员薪酬基本上固化,业绩考核与激励措施很难有机的结合,这使得履行监管职责的主要实施主体缺乏履职积极性,尽职监管(制度适度供给)的概率要远小于渎职(制度供给不足)。所以当前IPO定价监管的博弈均衡主要是第二种均衡,即监管部门采取制度供给不足的监管行为,而发行人及其承销商则进行高抑价发行。第五,通过案例分析找出目前监管体系存在的通病。通过对宏达经编发行案例分析可以发现监管部门出台的各种“窗口指导”和宏观调控手段反映了监管体系战略层面的问题。定价监管问题仅仅是监管大局中的一个点,而对于资本市场全局的把控才是政府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多年来,资本市场的监管政策,无论是频繁叫停IPO、印花税的调整还是抑价率上限、熔断机制的建立都属于治标不治本的制度供给,监管制度出台的动因始终是为解决过去或当下市场中的突出矛盾,而缺乏对于资本市场的宏观布局。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监管方式很容易造成“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尴尬局面。因此,针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制度供给应该以预防为主,将改革战略和策略拿到同样的高度上来。同时,案例中也反映了信息披露制度的漏洞,发行人利用制度漏洞采取不完全披露的策略使得一级市场过渡到二级市场后市盈率的大幅度降低导致投资者利益严重受损。第六,提出了我国加强IPO定价监管的可行性对策。发行制度改革方面,通过市场化的发行方式降低原有发行方式对于定价效率的制约;在信息披露制度强化方面,通过证券法的修订,提升信息披露的地位、披露内容的质量要求和加大违规披露的处罚尺度,并将监管重心从事前向事中和事后方向倾斜;在监管途径拓展方面,建立地方政府信息核查及披露机制,探索行业协会定价监管路径;在监管信息化推进方面,开发IPO定价网络信息系统,并关联中介机构诚信信息系统。通过监管战略上的调整-制度框架及法律制度的规定为灵魂,以监管渠道的全方位拓宽为辅制度供给方可以从根本上将我国资本市场的定价体系完善。

房芳[7]2008年在《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IPO定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加入WTO,银行业改革步伐加快,众多股份制商业银行力图通过上市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IPO(首次公开发行定价)是上市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其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银行的整体效率及国有股东的利益。本文首先对IPO定价的基本理论和国内外研究动态进行系统比较,采用宏观经济指标和8家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分析影响我国IPO定价的因素。其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影响IPO定价的主要因素(即行业增长率,每股收益,余额存贷比率,净资产增长率及外资入股),借助多因素定价法得出IPO定价回归方程。最后,以该回归方程对两家商业银行IPO定价进行估值。研究表明,该回归方程拟合度良好,但中信银行和工商银行数据显示,其IPO存在抑价现象。研究认为,抑价产生的原因在于我国证券市场尚不完善,银行的管理及股权结构欠佳等。建议应完善证券市场,提高核心竞争力,改善投资者结构,积极应对外资入胶,逐步消除商业银行IPO中的抑价现象。

朱良君[8]2009年在《中国上市公司IPO定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证券市场当前已经进入“转轨”阶段,上市公司是股票市场中主要的参与者之一。一个普通公司想成为上市公司,就要达到一个要求。这个要求。从宏观上可以说是公众对这家公司的认可;从微观上就是目前中国监管机构设置的一道道。门槛。一个公司一旦在微观上跨越了这些门槛,就有了上市的资格,那么接下来就是如何合理地发行股票从而更有效地募集资金了。这个时候,发行股票的定价就成了关键问题。现实中的中国股票市场,一个新上市公司发行新股,或有整个体系非市场化的种种缺陷,或有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在新股发行的时候,价格确定成了最大的争议,由这个争议引发的种种问题也成了目前中国股票市场理论研究的标的。上市公司的基本目标是使股东的价值或权益最大化。公司的内在价值来源于公司特有的竞争优势,以及在此基础之上识别和实施有价值的投资机会,并将其转换成未来的收益能力。进行IPO的公司与潜在投资者交易的就是公司一定比例的未来收益的现值。IPO定价就是识别、评价企业独特的竞争优势与核心能力,依据价值原理对其进行评估,将对业绩的预测转换为定量的股票价格,并有效地传达给资本市场的过程。中国上市公司IPO价格确定一般有两个阶段:首先是发行人配合主承销商根据一定的估价模型或者数量分析确定公司内部价值的参考价格,我们在上一点里已经全面地对估价模型作了详细的论述;接着,主承销商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新股发行方式,使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充分反映市场需求情况。而这就是上市公司IPO的发售机制。对于IPO定价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中国仍局限于采用可比公司模型,利用以市盈率为主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类比定价。虽然对于目前这一方法在中国的学术研究方面仍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大量研究表明,市盈率沿用的原因并不是它的优点,而是目前中国的股票市场的实际情况满足不了比较合理的定价模型的假设、定义和模型数据的选取。研究这些问题和根本原因,对于我们找出解决IPO定价问题的方法路径将会有极为有益的启示。在上市公司IPO过程中,要涉及到包括投资者、发行公司及承销商叁方的利益博弈,主要表现为:如果新股定价过高,可能导致新股上市当天就跌破发行价,这势必影响到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也给券商的声誉以及以后的承销业务带来了风险;反之,如果新股定价过低,新股上市当天收盘价机会显着得高于发行价,我们称之为IPO抑价。投资者从IPO抑价中获得的首日开盘的超额收益成为目前扭曲整个中国股票市场整个投资氛围的主要因素。在目前中国证券市场处于建立和构造规范化制度体系的历史转折时期,在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监管部门需要对证券市场制度安排的整体框架和发展前景有充分和全面的掌握,有一个可行的发展战略和计划安排。在这种对发展前景充分把握的前提下,充分行使权威性的政策监管职能,依照现有的市场制度和即将进行的制度安排,注重保持监管的规范化和连续性,针对违反制度安排的市场行为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利有关规则,从而在市场中逐步培育出遵守市场制度包括法律、法规等各项规则的市场参与主体。2009年6月17日随着股票市场的第七次IPO重启,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已经逐渐在慢慢改变并调整着整个市场的气氛。然而,真正的制度残缺并没有在本次改革中解决:第一,流通股比例过低;第二,流通股发行规模太小,股票供应不足导致发行市盈率过高;第叁,因限售而留给未来的“大小限”问题;第四,首日不设涨跌停引发的爆炒新股问题;第五,发行节奏实质上仍由行政控制的非市场化问题。这次改革致使象征性的对中小投资者作了一点让步,把五大核心问题留给了未来。

郭敏欣[9]2011年在《我国A股市场新股抑价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1969年理论界首次发现IPO定价偏低这一现象以来,“新股抑价之谜”便一直是现代金融领域中最令金融学者着迷的问题之一。作为“新兴+转轨”的证券市场,我国新股抑价水平之高更是引起众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A股市场的政府管制色彩及市场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造就了我国特有的“政策市”及“投机市”。为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根除新股高抑价这一顽症已势在必行。虽然我国反反复复地对新股发行体制进行多轮改革,但新股的抑价水平还是远远高于其他成熟市场及新兴市场。那么,我国新股如此之高的抑价究竟来自何方?为什么多轮市场化的定价方式都不能根除这一顽症?基于此,本文以1990~2010年沪深A股中的1880只新股为样本,对我国A股市场的IPO抑价现象及新股发行体制进行全面的研究,并试图寻找我国新股抑价高企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本文共分七章,各章节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并对全文的框架做一个简要的概述,最后阐述了本文在研究新股抑价问题中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及可能遇到的困难。第二章首先梳理了国外关于新股抑价的研究脉络,其次按市场参与方信息对称与否一一介绍了国外主流的新股抑价理论,并对这些抑价理论流派作相应的评述;最后对国内的关于新股抑价研究文献做了一定的梳理与归类,并略作评述。第叁章首先对我国的新股抑价现象进行大概的描述,而后按不同的划分方式对我国新股抑价现象及其他现象作系统性的分析;之后梳理我国新股发行的变迁历程,试图从新股发行的一、二级市场寻找新股抑价可能的原因;最后则从新股发行的参与主体入手,分析各自对新股抑价的影响程度。第四章则从一级市场出发研究新股的估值。首先梳理了国内外对资产定价这一问题研究的发展脉络,而后对西方成熟市场的主流估值模型做了详细的介绍并对这些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作相应的分析,最后分析了影响新股定价的各种因素。第五章则从一级市场新股的估值转入新股价格发现机制的研究,并对全球主要的新股发行监管机制及新股定价机制做详细的介绍和比较。第六章在第五章的基础上,对我国新股发行的监管方式、定价方式、发行方式变迁历程作详细的梳理及评论。在第七章中,通过建立新股抑价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各因素对新股抑价影响的显着性及强弱性,并以定价方式为划分依据对我国的新股抑价作阶段性分析,最后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焦巍巍[10]2009年在《A股为什么相对于H股溢价?》文中研究表明19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国际资本市场上交叉上市公司的“同股不同价”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他们提出了国际资产定价模型、市场分割假说、流动性差异假说、信息不对称假说、需求弹性差异假说,并尝试着运用行为金融学理论对某些“孪生”股票的价格差异问题进行解释。不过,当西方学者把研究目光投向中国的“A+B”和“A+H”交叉上市公司时,面对内资股(A股)相对于外资股大幅度溢价的现象,他们要么简单地称之为“特例”(Bailey etal.,1999),要么就不解地称之为“谜题”(Fernald and Rogers,2000),究其原因,是现有的理论虽能对交叉上市公司外资股溢价现象做出较好的解释,却不能对交叉上市公司内资股溢价的“中国之谜”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1990年代以来,针对我国“A+B”股价格差异的研究渐渐多了起来。但资本市场发展的实践表明,H股市场比B股市场更为重要;截止2008年6月30日,在内地和香港市场上已经有55家“A+H”交叉上市公司了,令人遗憾的是,针对“A+H”股价格差异的研究还不多。因此,本文围绕着“A-H股溢价之谜”,对A-H股溢价的产生条件、表现形态、影响因素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全文分为七章,具体安排如下:首先,第一章介绍了研究的背景、意义、思路、方法、创新点及不足之处。其次,通过对有关研究文献的回顾(第二章)和交叉上市公司内外资股价格差异的国内外比较(第叁章),发现“A-H股溢价之谜”确实存在。接下来,第四、五、六章分别不同角度来分析A-H溢价的成因和影响因素。第四章分析了A股IPO定价溢价率对A-H股溢价率的影响。研究发现:A股IPO定价溢价率与A-H股二级市场溢价率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其主要原因是:在A股交叉上市后较短的时间内,当初影响A股IPO定价溢价率的因素将继续影响A-H股二级市场溢价率。不过,A-H二级市场股溢价率远高于A股IPO定价溢价率,这主要是由A股抑价发行所造成的。第五章分析了市场分割对A-H股溢价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股票市场分割的情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A股市场与港股市场之间表现出“非对称分割”的特征;在跨境资本流动受到控制的情况下,内地和香港资金面的相对松紧程度是影响A+H上市公司A股溢价率的重要因素。第六章发现四个微观因素对A-H股溢价率具有显着影响,它们是内外资股的流动性差异,非流通A股比例,两地投资者行为差异,以及两地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其中,数量庞大的非流通股带来的A股二级市场供应短缺,是导致A-H股溢价的重要原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非流通股比例每降低1个百分点,A-H股溢价率将会降低3.5个百分点。最后,第七章对全文加以总结,并就未来较长时间内我国资本市场分割状况以及A-H股溢价率的变动趋势做出了展望。

参考文献:

[1]. 我国银行股IPO定价分析及实证研究[D]. 方莉. 东北财经大学. 2006

[2].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IPO定价问题研究[D]. 梁志达. 吉林大学. 2013

[3]. 我国商业银行IPO定价研究[D]. 桑广君. 西南财经大学. 2016

[4]. 银行类上市公司IPO定价实证分析[D]. 庄大伟.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5]. 上市银行IPO定价效率研究[D]. 王叁枣. 山东财经大学. 2016

[6]. 我国企业首次公开募股定价监管问题研究[D]. 杜峥平. 吉林大学. 2016

[7].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IPO定价研究[D]. 房芳. 青岛大学. 2008

[8]. 中国上市公司IPO定价研究[D]. 朱良君.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9]. 我国A股市场新股抑价问题研究[D]. 郭敏欣.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1

[10]. A股为什么相对于H股溢价?[D]. 焦巍巍. 复旦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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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银行股IPO定价分析及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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