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刚[1]2003年在《美国风险投资微观分析与中国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从美国风险投资微观分析开始，提示出劳动力资本概念；接着论述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意义，并作出对现行现代企业制度的评价；然后分析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两个理论基础，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所有制和劳动力资本；最后，以劳动力资本理论分析中国现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弊病，进而以此为基础，探讨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途径与方法。
戴志敏[2]2004年在《国际风险资本运作、退出与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风险投资已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国内外成功经验表明,风险投资是促进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的有效形式。一批高技术企业在风险资本的支持下脱颖而出,不少高技术企业成功地进入了国内或海外的资本市场,实现了风险投资的完整流程。 值得注意的是,九十年代以来,国外一些风险资本正悄然进入中国的风险投资领域,他们已经成为引进外资中的一种独特而新出现的投资行为,其发展势头和影响不可小视。今后几年将是我国高科技产业继续蓬勃并走向健康发展的关键年份,经历了波折的中国高技术风险投资业将会以全新的投资环境、人才市场、项目质量来迎接更多的资金。网络股的降温使得国际风险投资家变得理性,但它们并没有因为遇到挫折而退缩。国内外的风险投资者都必然看好这个市场并大施手脚。 对于国际风险资本的进入,理论界和实际界已开始进行初步的研究。但鉴于国际风险资本的特殊性,国内目前对于这种有别于一般合资模式的风险资本进入中国的规模、行业、运作方式以及对我国经济所可能产生的影响缺乏深入而系统的研究,特别是由于风险资本退出渠道的不畅通使得国际风险资本疑虑重重。这就使笔者觉得有必要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地调查分析、研究探讨。本文通过大量的调研和资料搜集,指出国际风险资本进入中国的规模、特征、原因及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着重探讨了国际风险资本在中国投资所存在的退出障碍,在评价海外多层次资本市场与退出渠道后,对于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设立的必要性进行了具体制度设计,并提出应建立相应的制度环境。 论文主要内容如下: 一、对国际风险资本在我国的运作特征作总体描述(第1-3章)。 论文在从理论上分析了风险投资的基本原理和运作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后。论文指出了国际风险资本在我国投资总体规模、投资的行业与企业发展阶段特征、投资区域特征。分析和比较了国际风险资本选择项目的依据及评价项目的定性和定量方法。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方式,风险投资的组织形式也有其特殊性,论文对国际风险资本在中国的组织形式与投资策略也进行了分析。 二、分析了国际风险资本进入中国的影响与成因(第4章)。 国际风险资本既然已进入中国,那么它们对我国的经济和金融等方面必然会有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本论文分析了国际风险资本进入中国的作用与影
吕洪霞[3]2005年在《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家族企业是出现最早的企业形式,也是当代企业群体中数量最为庞大、内部结构与关系最为复杂、规模差异最大的一种企业形态,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崛起、已经表现出强大活力的民营企业,其中的大多数在形式上就是家族企业。这些家族企业不仅在我国当前的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从长远的发展来看,也将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企业群体,也关系着我国的社会发展与文化的进步。由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家族企业的发展历史短暂,规模不大,技术落后,“富不过叁代”的现象表现得格外突出,尤其是加入WTO 给家族企业带来更为严峻的竞争态势。家族企业由于其自身的特定条件,生存具有很多的困惑,壮大有着很多的“瓶颈”,发展面临众多的矛盾,它们期待着理论上的探讨、解答和指导。正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所说,家庭和血缘有一切理由能构成研究现代中国的第一主题。因此对中国家族企业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旨在考察我国家族企业内部和外部制度现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借鉴国外经验,探寻适宜中国家族企业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思路,为家族企业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指导,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从而更有力地促进我国民营经济和家族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从上述研究目的出发,本文以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为基础,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分析工具,采用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相结合等多种方法,在全面考察和分析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从产权制度、企业治理结构、创新主体、创新动力和效率等角度对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合理取向和模式进行了探讨,最后提出了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战略构想和可行方案。第一章,导论,在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明确研究目的和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章,家族企业与制度创新,在综合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什么是家族企业提出了自己的界定:它是以家庭(或家族)契约关系为基本纽带,以家庭(或家族)成员掌握企业所有权或经营控制权为基本手段的经济组织。它包括从所有权与控制权不
田东霞[4]2005年在《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保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既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也是一个长久性的课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无论是经济繁荣时期,还是经济萧条时期,中小企业都活跃在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上,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小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自改革开放后,中小企业得到空前的发展,他们与国有大中型企业一起,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我国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增加就业机会,活跃地区市场,方便群众生活,推动技术创新,增加出口创汇,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近几年来,国家确定和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力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借此历史机遇,改变观念,勇于创新,呈现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但是,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仍然相对缓慢,大部分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与大企业相比,它们在获得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等方面都存在着制约和障碍,加之其内部治理结构不合理,经营管理不规范,技术开发水平低,产品竞争能力弱等因素,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作为弱势地区的弱势群体,西部中小企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共同扶持。 中小企业由于其灵活的机制,适宜的规模,较低的管理成本,较强的应变能力等特点,因而更能适应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环境,对培育西部地区市场主体,推动西部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国家以及西部地区应采取有效的保护和扶持措施,以引导、鼓励、规范和促进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这己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当务之急。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虽然不一定都是由法律问题引起的,也可能不是仅有法律就能解决的,但是其中确有不少法律问题,或者这些问题最终只有借助于法律才能得以解决。因此,从法律保障角度提出并研究解决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中的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本文选题最主要的目的和动机。 我们过去对市场经济法制的研究,多着眼于如何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作用和对国有大企业的改革和改组,而忽视了对中小企业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体系建设的研究,一直未能借助经济立法为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创造较好的外部法律环境。本论文的选题,即是适应这种需要,定位于促进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保障体系研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通过制定专门的中小企业法或小企业法,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我们应借鉴国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经验,建立健全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保障机制。 目前对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的研究,有许多视角,但大都是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中小企业的产业政策、融资政策、技术进步、规范管理、提升竞争力、改革和发展等方面问题,见诸报刊的文章大都强调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或者呼吁在某些方面对中小企业从政策措施上给予扶持;而从法律学角度对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保障机制进行系统研究者很少,对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法律保障机制的系统研究,更为少见。本论文最大的特点,是从法律学角度出发,系统有机地结合国内外中小企业发展的经济学方面研究成果,来构建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保障机制,以期在中小企业法律保障机制这一新的经济法研究领域做一些有益的探讨,并使其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法律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_本论文分别从中小企业理论概述、国外扶持中小企业的法律政策借鉴、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概述、西部地区中小企业设立法律制度研究、西部地区中小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研究、西部地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法律制度研究、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利用风险投资的法律问题研究、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利用二板市场的法律问题研究、西部地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法律问题研究、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吸引外资法律问题研究,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法律保障等十一个方面研究了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法律保障问题,较全面地对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中涉及到的法律方面问题及其内在关系进行了归.纳和探讨。 论文在对和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相关的现行法律政策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针对西部中小企业发展法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缺陷,分别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为制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相配套的法规政策文件提供借鉴和思路。尤其是对当前经济和法律学界备受关注的中小企业利用风险投资,利用二板市场,融资的信用担保,现行的法人治理结构等热点问题作了重点分析和探讨。关键词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法律保障
赵秀丽[5]2013年在《国家创新体系视角下的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研究》文中认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也正处在一个转型变革的关键时期。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历史阶段,迫切需要把自主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幅度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使自主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动力。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和行业发展的龙头,理应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但纵观近年来国有企业的发展,其整体创新能力还比较弱,竞争力还不强,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不仅事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对提升我国整体自主创新能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如何确立和强化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提升其自主创新能力就成为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本文在对自主创新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发现国内学者对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研究已有不少进展,为继续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发现,已有的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微观角度进行的,并且主要集中在企业自身建设的研究上,而很少从国家创新体系的角度进行分析。实践中,现代技术的综合性与复杂性,科技、经济全球化的态势也决定了企业不能单打独斗、自我封闭,而应通过合作创新、开放创新,形成创新网络体系,有效降低研发风险和创新成本,提高创新效益。国有企业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的主体,随着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全面推进,需要在其中承担更重要的任务,发挥更重大的作用。同时,国家创新体系从国家、制度和效率层面上外在地决定着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发展,构成了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外在制度框架。因此,本文选择从国家创新体系这一角度深入研究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等基本方法搜集大量相关资料并进行详细分析和论证。首先,综合国内外创新理论,架构了国家创新体系视角下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阐明了国家创新体系和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相关理论,从理论、历史和现实叁个维度分析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并从宏观和微观角度界定了自主创新的科学内涵。分析了企业自主创新的基本特性。进一步研究了国家创新体系与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内在关联性。重点分析国有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论证国家创新体系下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对影响自主创新的几个重要因素进行了细化的相关性分析,目的是为国有企业与国家创新体系各部门进行紧密的创新合作提供理论依据。其次,结合我国政府相关政策规定,论析了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现状,以便找到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并从国家创新体系的角度,将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归结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尚未完全确立、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尚不完善、支持创新的社会环境尚不成熟叁个方面,使国有企业自主创新问题的研究更具针对性。最后,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中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战略思路。特别强调科学的创新理念对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性,提出了企业自主创新应突出的四个基本理念,即创新驱动理念、协同创新理念、持续创新理念和立法先行理念。坚持“四个结合”的基本原则,即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相结合、重点突破与整体提升相结合、市场导向与政府支持相结合。在此基础上,从国家创新体系的角度提出了实现国有企业自主创新可供选择的基本路径,进一步明确了未来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发展方向。本文重点分析了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叁条具体实现路径。第一,分析强化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使其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决策主体、投入主体、利益主体和风险承担主体,是实现自主创新的基本前提。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和其创新主体地位确立的关系,为加快国有企业体制机制创新确定方向和重点,立足解决国有企业自主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探讨了如何加强国有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建设问题,重点解决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的问题。强调了文化软实力建设对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并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度,更加紧密地把企业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结合起来,着力解决企业自主创新的氛围和环境问题。第二,论述了建立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是实现企业自主创新,健全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了国有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有利于国有企业充分利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各种创新要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指出了要进一步整合各方优势资源,推动产学研合作向更高层次、更深领域发展,必须注重长期长效产学研合作形式的探索和实践。运用案例分析方法重点探讨了国有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叁种主要方式,即项目合作、共建研发实体和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论述了推进国家发展战略核心重要举措的产学研合作,必须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完善有利于产学研结合的政策环境。必须积极培育科技中介机构,加强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同时还要建立健全产学研合作的金融支持体系。结合国有企业实际,从重视政策性银行的引导作用、加大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入、进一步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叁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措施。第叁,突出了社会生态环境对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支撑作用。提出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是实现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保障。着重就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和文化环境建设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措施。完善制度环境和政策体系,为企业自主创新活动提供体制保障。主要探讨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和完善需求激励政策两个方面。突出了政府采购政策对自主创新的激励作用,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政府采购支持创新的具体措施和手段,为政府制定出台相关鼓励和扶持政策提供参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企业自主创新活动提供法律支撑。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对调动企业自主创新积极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性。分析了营造自主创新的文化氛围和人文环境的两个着力点,即在全社会培育和营造一种持久而深入人心的创新文化,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精神文化氛围。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大力开展创新教育,为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创造适宜的教育环境。通过以上研究,不仅可以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加强国家创新体系相关理论的建设,同时也对提升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通过以上研究,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骨干带动作用,必须强化国有企业自主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与国家创新体系各主体的协同合作,努力实现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新提升。随着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全面推进,国有企业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进一步凸显,围绕国有企业创新发展的研究也将会更加深入。
刘义圣[6]2005年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多功能定位与发展方略》文中提出资本市场作为现代经济运行的重要工具,其功能发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和完善过程中愈发占据支配性的地位,也是各种矛盾的集中所在。深化对资本市场功能的认识,对中国资本市场功能进行准确、科学的定位,对于解决目前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功能视角”下的中国资本市场。一般认为,使用规范性方法抑或实证性方法,与所研究的目标问题有关,目标层次越高越具有规范性,目标层次越低越具有实证性。所以,本文在研究资本市场及其相关经济制度等问题时采用规范性方法,而在研究资本市场实际功能时采用实证性方法。另外,本文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不仅应用纯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还尝试从社会、心理以及文化等多视角加以诠释。 本文共有九章内容,在谋篇布局上刻意求工,力图做到主次分明,先后有序,文理清晰,连属成篇。 第一章资本市场泛论:马克思主义视角,对现代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与“资本市场”进行概念的回顾与界定,然后根据现阶段中国经济的运行特征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质性内涵做出解释,并从资本市场理论的发展变迁中确定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认为资本与资本市场的概念与功能内涵是历史的、动态的。 第二章资本市场功能琐考,开始切入正题,研究资本市场的功能一般。由于资本是资本市场运行的载体和核心内容,理解资本的功能将直接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资本市场功能的认识,因此本章内容安排上先考察资本功能,再考察资本市场功能。在考察资本市场功能中,依照一般逻辑,先考察资本市场微观功能,再考察资本市场宏观功能。 第叁章中国资本市场功能的初级实证,比较系统地考察包括证券市场、产权市场、企业债券市场和创业资本市场等主要子市场及其各种功能的现状和问
张朝[7]2016年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绩举世瞩目。在我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阶段,因为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市场化机制也不完善,所以我国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借助国有企业在规模和地位上的优势,充分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集中全社会资源选择和大力发展工业,这对于促进我国当时主导和支柱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奠定我国的工业化基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市场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如果要想继续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继续依靠发展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业的传统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所以加快转变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已成为当务之急。而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仍然主要依靠政府主导,必然会造成政府决策与市场选择的矛盾,从而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延误新兴产业发展的时机,进而阻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步伐。所以在新时期,更多的依靠市场机制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是必然选择。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它的基本功能就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一个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也就是说,资本市场通过资金投资导向的变化,引导资金从落后的产业流出,然后流入新兴产业,使得资本在不同产业间的投入比例发生变化,最终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具体来说,资本市场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将新的资源投入新兴产业和有望突破瓶颈获得进一步发展的传统产业;二是将已有的资源从夕阳产业转入朝阳产业,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发挥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作用,从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美国是世界公认的资本市场最发达、分层最完善的国家,其以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为代表的资本市场,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对其新兴产业的发展、主导产业的形成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以及很多发达国家的国际经验都充分表明,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调整必须以市场化的运行机制作为支撑,也就是说,产业结构调整到一定阶段,就必须依托于资本市场才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政府的引导和调节可以作为补充。所以,资本市场作为现代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担负着将金融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重任。即资源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有效流动和合理配置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动力,而促进资源的有效流动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功能。因此,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调整的过程中,资本市场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规模不断扩张,范围不断扩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日益增强。而其对于改善企业融资结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推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93年我国股票市场融资总额为226.97亿元,而到了2015年,这一数值就变为11002.6亿元,增长了48倍1。可以肯定的是,今后我国的资本市场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发挥的作用仍将进一步加大。但是,尽管目前我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已经初具规模,但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功能,一直让位于经济增长速度的需要。举例来说,股票市场虽然得到了迅速的扩张,但从设立之初直到现在,其仍然主要是“政策市场”和“圈钱市场”;上市公司从资本市场得到了巨额的融资支持,但却并未给投资者以应有的回报,使得投资者缺乏长期投资的动力;资本市场经常处于动荡调整之中,使得其资源配置效率较低,难以发挥自身的功能。凡此种种,都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资本市场发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功能。因此,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找出其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充分发挥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就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资本市场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为研究对象,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第一,本文通过概括总结资本市场功能理论和产业结构调整理论,较为全面客观的总结归纳出资本市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制。即资本市场主要是通过调整产业资本增量和存量两种方式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在调整产业资本存量方面,主要是通过资本流动,使资本从夕阳产业流入朝阳产业,即主要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具体体现在叁次产业结构占比的变动;在调整产业资本增量方面,主要是直接将新增资本配置到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当中,即主要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具体体现在各产业中高端产业的不断成长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第二,本文的实证研究主要依托WIND数据库,从宏观、中观、微观叁个层次搜集整理了我国1978年至2015年的相关数据。不仅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印花税、上市公司总市值、总股本、流通市值、上市公司成交额、创业风险投资规模等宏观数据;以及行业就业人数、细分行业增加值、行业营业利润等中观数据;更是深入企业层面搜集整理了我国2835家上市公司包括IPO融资额,增发再融资额,配股再融资额,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在内的各项微观数据。不论从时间跨度,还是覆盖范围,都较为全面深入。将灰色关联度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时间序列分析、面板数据分析以及数据包络分析和Malmquist指数分析相结合,充分发挥了各方法的优势,不仅检验了我国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联程度,也检验了资本市场对各产业以及细分行业影响作用的大小,使得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第叁,在对资本市场发展水平进行量化处理时,并不单单采用市场融资率作为代表资本市场发展程度的指标,因为融资额每年的波动较大,选取不同的时间段进行研究就容易导致研究的结果出现差异,而且单单就融资率一项,很难全面反映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本文在借鉴之前学者的经验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了衡量资本市场发展程度的指标。具体来说,主要借鉴Kunt和Levine(1996)2的研究成果。他们提出了包括市场规模、流动性、以及集中化程度等在内的四类总体指标,本文选取资本化率(1),资本化率(2),融资率,周转率和交易率五个指标来衡量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第四,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资本市场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时,从资本市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方面的影响出发,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相比于以往研究更多专注于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本文选取指标对产业结构高度化进行量化处理。在衡量产业结构高度化时,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标。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时,也不是使用简单的增长核算法即索罗余值法,而是使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数法,Malmquist指数法求解全要素生产率既避免了索罗余值法不精确的弊端,又充分结合了参数与非参数估计法和指数法不用设定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结果更加准确的优点。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第一,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资本市场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反映资本市场发展的综合指标,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具有促进作用。但我国资本市场在融资、规模和流动性等方面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调整作用仍未充分发挥,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第二,在产业结构高度化方面,资本市场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之间并不存在促进关系,即资本市场在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各产业的科技含量方面作用并不明显,在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方面的作用仍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第叁,从总体来看,资本市场对第二产业的支持力度较大,不论是从上市公司家数,还是融资额占比等方面,都远高于其他两大产业。从内部四大行业分别来看,对制造业总体促进作用较明显,但从制造业内部再进行细分,可以得出其对传统行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而对高端产业支持相对不足;而其他叁大行业,采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建筑业方面,资本市场的促进作用较不明显。第四,从第叁产业内部行业层面来看,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抑制作用。11个行业中,只有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住宿餐饮业和金融业通过了实证检验,且符号为正,表明资本市场的发展对这些行业确实起到了带动作用,而这其中代表现代服务业的只有金融业通过了检验,且系数为正。这说明,资本市场主要还是促进了传统服务业的发展,对于现代服务业虽有促进作用,但不及传统服务业明显。第五,虽然中小板、创业板对于促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但由于其发展时间较短,与主板市场规模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在整个产业结构调整中所起到的作用有限,仍需进一步发展壮大,以充分发挥其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
唐代盛[8]2005年在《人力资本风险投资的理论框架及决策条件研究》文中认为关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议题,许多经济学家通过劳动价值学说确立了人的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决定性地位。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 -1790)、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920)等经济学家早期都曾对此作过论述,认为劳动力是经济进步的主要力量,国民后天取得的有用能力应被视为资本的一部分,强调教育的经济价值。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在1960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发表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就职演说以来,“人力资本投资”这一重要概念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并纳入研究的视野。20 世纪80 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崛起的以卢卡斯(Rucas)、罗摩(Romer)、巴洛(Balo)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学派将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加以强调,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可以起到一举数得的功效。这些研究成果使得以教育培训为主要内容的人力资本投资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受到重视。在人力资本投资研究文献中,较多关注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生产性功能及人力资本的形成问题,而忽略了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性。人力资本投资具有风险性甚至高风险性,这已经被许多国家和我国的人力资本投资实践所验证。运用经济学家常用的方法对中国教育投资回报率评估,20 世纪初的教育投资回报率为4%,据估计1997 年中国教育投资回报率提高到7%,近期的估计可能更高,但与其他国家15% -20%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相比,我国宏观人力资本投资低效率问题突出。微观企业和家庭或个体同样存在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如我国目前本专科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仅为80%,这说明人力资本市场需求受到某种难以克服的约束,企业投资形成的关键性人才流失严重,部分国有企业流失人员高达60%。应该说,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低效率对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提出新的要求,迫切需要重视和研究。就其症结而言,人力资本投资低效率主要是由于现有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零风险”基本前提,这是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重大缺陷。
张晓晴[9]2006年在《中国创业投资公司治理机制研究》文中认为自1985年中国首次引入了“创业投资”概念以来，创业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已有二十余年，但无论从创业投资业自身的发展还是对科技产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贡献来讲，制度引入后并未充分发挥应有的绩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长期以来注重创业投资形式上的引入，轻视创业投资公司内生治理机制的构建，最终解决不了高运营成本、高代理成本和弱激励机制等基本问题。论文力图从理论上揭示中国创业投资公司治理机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这些困扰中国创业投资业发展的问题的政策建议，为繁荣创业投资公司治理机制理论、推进和完善中国创业投资公司治理机制的实践做出贡献。 创业投资涉及投资者、创业投资家和创业企业家叁个行为主体和两层委托—代理契约，面临着特定的公司治理问题。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带来了公司治理问题，创业投资高交易费用的运行特征引起人们对创业投资治理机制研究的高度关注。论文将交易费用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共同治理理论以及金融契约理论进行理论综述，作为研究创业投资公司治理机制的理论基础。 论文采用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简述创业投资的起源、发展历程与现状的基础上，分别从政策、法律法规、金融、社会中介服务和文化等环境要素方面对中国创业投资发展的外部环境进行描述和分析，并对中国创业投资的微观治理机制的困境和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概括和总结。论文提出，中国创业投资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制度变迁的认知阶段、兴起和缓慢发展阶段、完善和调整制度结构阶段、制度创新阶段；中国创业投资微观治理机制的主要问题包括运作问题、投资主体问题、人才资源稀缺、组织制度滞后等。 论文以创业投资公司运作中两层激励约束契约的设计为切入点，探讨与此相关的创业投资机构组织形式、创业投资契约和创业投资风险管理机制等问题。投资者与创业投资家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创业投资中的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论文对创业投资组织形式的变迁和有限合伙契约形成的制度环境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有限合伙契约的历史、产生原因及其制度框架，揭示了有限合伙契约对创业投资家的激励约束机制及其制度优势。论文对创业投资家激励约束机制在中国的探索与实践进行分析，包括中国创业投资组织形式的历史考察、中国有限合伙契约的实践及适应性分析和中国创业投资家激励与约束机制存在的问题。论文提出，由于大多数政府创业投资机构都是公司制，不能实现有限合伙制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经营管理人员缺乏激励，经营者没有长远的职业规划与经营打算，比较注重眼前利益，与创业投资者中长期投资的属性相悖，导致创业投资机构缺乏发展后劲，影响创业投资的效率。
李国庆[10]2015年在《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脱媒化是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金融行业所呈现出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金融脱媒最早出现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颁布了Q条例,该条例要求商业银行不得对活期存款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利率上限设置限制。在大萧条时期,Q条例的实施有利于将融资成本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有助于恢复和重建美国的金融秩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过十几年的恢复与发展,美国经济逐渐走上繁荣,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开始居高不下,甚至曾一度突破20%,而Q条例对银行存款利率上限进行严格的限制,导致投资者饱受财产流失的折磨,公众对银行存款的信心逐渐丧失。在这种环境下,投资者急于寻找其他投资渠道,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大批资金开始流出银行,这也是促使美国货币市场基金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后,以葡萄牙、法国、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也相继出现金融脱媒现象。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整个社会资源均由国家统一分配,社会融资方式非常单一,中国金融业缺乏发展的土壤,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金融体制上,也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积极推进由高度单一的金融结构向多元化的金融结构转变,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开始逐步趋于多样化,金融业务种类不断丰富和服务领域不断扩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不断加快,逐步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商业银行开始在社会融资中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此后,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蓬勃发展,中国金融业也开始呈现脱媒化趋势。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既有宏观角度的影响,包括对国家的金融体制和相关制度、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影响；又有中观的影响,包括对区域、行业和产业等的影响；也有微观的影响,包括对居民、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影响。论文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注重借鉴国际经验和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分析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和借鉴发达国家金融脱媒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金融脱媒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的经济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金融脱媒化可以分为资金供给端脱媒和资金需求端脱媒。从资金供给端来看,导致金融脱媒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资本的逐利性；技术进步；居民为了实现资产稳值、增值；投资理论的发展促使居民转变投资观念；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信用制度逐渐完善,资金借贷双方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打破了传统金融垄断金融市场的局面,进一步刺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从资金的需求方来看,导致金融脱媒化原因主要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完善与发展,企业融资可选空间大幅增加；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基金在企业发展初期融资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互联网融金融迅速崛起,企业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募集所需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迅速。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的金融脱媒化也被赋予了中国特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发展至新的高度,预示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中国金融脱媒化出现的时间较晚,与国外金融脱媒化不同的是,中国金融脱媒最早是从资金需求端开始的,这也是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紧密相连的。随着金融产品创新的发展,金融脱媒逐渐从资金需求端蔓延至资金供给端。由于国内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也有自身的特点。资金供给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银行存款利率低,导致大量存款资金流失；居民投资观念的转变；金融市场持续发展,金融产品日趋多样化,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商业银行经营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资金需求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直接融资成本较低,且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银行借款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规模要求较高,中小微型企业被迫转向其他融资渠道；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和完善,市场融资能力大大增强,直接融资渠道逐渐打开；PE/VC机构迅速崛起,创投快速发展；互联网融资渠道的拓宽,企业能够以众筹、P2P平台等方式获取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主要表现在：社会融资规模大幅增加,直接融资占比逐渐提升；银行存贷款余额增速有所放缓；以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规模大幅增加；银行存贷款利差空间逐渐缩小；以互联网理财产品和P2P网贷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从居民的角度来看,组合投资理念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参与证券投资和互联网金融投资；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的融资方式更趋多元化,银行、交易所市场、银行间市场、互联网金融等都已成为企业融资的可选渠道；从银行的角度来看,银行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增速下降,而中间业务增速不断加快,银行的非利差收入在银行收入总额中的占比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金融脱媒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影响,即金融脱媒程度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反过来,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制约着金融脱媒化程度。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金融脱媒化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融资渠道更加畅通,有利于刺激投资需求,充分发挥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随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直接融资重要性逐渐增强,有利于改善和优化社会融资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金融脱媒化对银行业主导下的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应影响。金融脱媒化也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产生影响,通过政府行为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论文通过金融脱媒化对利率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信贷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渠道的影响具体研究了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面对金融脱媒化,中央政府的应对策略是：在处理金融脱媒化的问题上,既要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又要准确把握节奏、稳步推进；要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金融监管,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鼓励金融企业更加重视培养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意识,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通过政策倾斜缩小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差距,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继续推进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格局,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可选融资方式；采取政策措施,鼓励非银行金融行业的发展,充分发挥非银行金融在社会融资中的积极作用。各地方政府应当适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积极发挥金融脱媒化的优势,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以适应当前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金融脱媒化的产生和发展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产生一定的扭曲效应,从而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因此,央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到金融脱媒化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和政策效果,以便更好的发挥宏观调控职能。金融脱媒化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与对策。论文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是：第一,金融脱媒化程度对东部地区的积极作用显着大于中西部地区。除个别省份外,金融脱媒化对东部地区省份的经济增长的总效应都在2%以上；对中西部省份的总效应较低,大多在1%以下的水平。平均来看,对于东部地区,金融脱媒化程度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将会拉动经济增长0.28个百分点；对于中西部地区,金融脱媒每提升1个百分点,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11个百分点和0.06个百分点。第二,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金融脱媒化的程度,进而又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金融市场尚不成熟,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对传统的银行信贷渠道依赖较大,金融脱媒化的积极促进作用尚不明显。而对于东部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市场的成熟度较高,企业和居民不断接受新的投融资观念,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性逐渐下降；随着金融脱媒化程度的加深,社会融资成本不断下降,企业和居民的财务负担有所减轻,极大的刺激了社会投资和最终消费,进而对经济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金融脱媒化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有利于促进各行业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行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为新兴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金融脱媒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环境下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机遇主要是：金融脱媒化倒逼商业银行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竞争力,大力推进经营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增强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所面临的挑战是：商业银行在市场融资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意味着市场融资方式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银行的地位和功能；随着金融脱媒化的产生与发展,金融市场上的投资产品更趋多元化,银行理财产品、股票、债券、信托产品、基金等产品逐渐成为人们可接受的投资方式,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严重威胁着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在金融脱媒化的压力下,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也受到威胁；金融脱媒化会加剧银行存贷款期限不匹配,从而可能引发银行流动性风险。应对策略是：金融脱媒化环境下盈利模式的创新成为商业银行发展的新出路；转变银行的经营模式,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努力培养产品和服务创新意识,积极推进产品创新；深化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更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意味着企业融资渠道更加丰富、融资成本更低,有利于企业改善资本结构,特别是有利于解决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企业应对策略是：充分把握良好的融资机遇,合理调整发展战略；改善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提高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注重培养自主创新意识；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最佳融资方式；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争取实现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到优的跨越式发展。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和居民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促进了金融产品创新,拓宽了居民的投资渠道；冲击居民的投资理念,组合投资理念逐渐被大众所接受；为居民融资提供便利,极大的刺激了居民消费。居民应对策略是：选择合乎自身需求的投资产品并保持良好的投资心态；通过分散化投资的方式降低投资风险,树立科学的组合投资观念；比较多种融资方式优劣,选择最佳融资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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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D]. 张朝. 中央财经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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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创业投资公司治理机制研究[D]. 张晓晴. 西北大学. 2006
[10]. 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D]. 李国庆. 武汉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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