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私营企业人力资源配置状况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刘雅婕[1]（2021）在《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刻,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资源错配结构性矛盾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制约因素。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深刻认识并解决制造业资源错配问题,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以我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为核心内容,按照“是什么,会如何,怎么办”的逻辑开展研究工作,重点分析资源错配的测度、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及开放视角下的改善路径三大问题,为认识我国资源错配问题提供理论与经验证据。本文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明确资源错配的概念定义与测算方法,聚焦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选取利润函数法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进行多维度、长期趋势的测算。然后将资源错配引入要素收入份额分解,发现资源错配通过影响要素产出效率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在此基础上,基于行业数据对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再分解,并计算出资源错配的绝对影响。最后,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探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带来的信息开放和外商投资准入政策变化带来的外资开放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及其微观机制。本研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与结论:第一,是什么——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现状如何?理论分析基于Hsieh&Klenow（2009）提出的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设定市场存在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放松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求解企业最优生产决策。结果表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通过扭曲要素边际产出价值,导致效率损失。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对整体资源错配、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我国资源错配在1998-2013年期间得到改善。从长期趋势看,总体资源错配和资本错配发展呈W型,效率损失波动变化。劳动力错配整体呈改善态势,因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逐渐减少。第二,会如何——资源错配会对劳动收入份额有何影响?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全要素生产率问题,本文创新性地将资源错配引入利润函数,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进行分解,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丰富关于资源错配经济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理论分析表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来自技术进步偏向引发的技术进步偏向效应、要素密集度变化导致的资本深化效应以及由要素市场扭曲带来的资源错配效应。本文构建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组,求解分行业要素替代弹性,利用制造业各行业数据,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变化进行再分解。结果发现,资源错配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的影响为负,资源错配效应的绝对影响先降后升,影响力仅次于技术进步偏向效应。纠正资源错配对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第三,怎么办——如何改善资源错配?本文将对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分析信息开放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本文以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作为信息开放的代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互联网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互联网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互联网渗透率的增加有助于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互联网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错配存在异质性影响。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对改善低技术行业资源错配作用最大、对纠正密集使用该要素行业的要素错配效果更强、对改善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互联网打破信息传递壁垒,加速信息流通,通过降低企业管理费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2）互联网增强市场竞争,增加低效率企业淘汰概率,使资源从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提升市场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基于我国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投资的增加可以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投资有利于缓解中、低技术行业的资源错配、对纠正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更有助于缓解东部地区的资源错配。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外商投资会激发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淘汰低效率企业,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2）外商投资会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缓解东道国的资本约束,减少金融摩擦并改善资本错配。本文有三个创新点:第一是理论分析框架的创新。本文将资源错配以“价格楔子”的形式引入传统要素收入份额的分析框架中,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进行了再分解,从理论层面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补充已有研究不足。第二是研究思路与研究视野的创新。本文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分析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法对互联网发展和外商投资对资源错配的影响进行因果识别和推断。第三是经验证据的更新。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分别测算了我国制造业的资源错配效率损失情况,发现我国资源错配发展呈W型,为认识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动态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分析视角。未来应不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不断完善市场价格体系,提高要素流动性水平,依托市场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提高生产要素资源利用效率。其次,要加快“互联网+”战略实施,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融合,发挥互联网对改善资源错配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加大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切实发挥外商投资对优化资源配置、矫正要素扭曲的积极作用,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的全面深化。最后,要释放人力资本红利,促进劳动力与岗位、产业的匹配程度,提高人力资本转化效率。
侯恩宾[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步推进,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人士已逐渐成为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引领民营经济人士,使其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始终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重点聚焦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导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提供切实的经验与建议。本文按照总—分—总的结构,开展整体性研究。首先,阐释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其次,系统论述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纵深发展。再次,明确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态势、历史经验。最后,指出了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需要优化加强的四个方面。本文主要阐述内容如下:第一,界定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内涵,并探讨其功能。依据政策界定的四重维度,即政策对象、政策制定主体、政策目标、政策领域,本文认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是党和国家制定的,以培养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为目标,围绕着民营经济发展与民营经济人士成长,通过运用特定的方法,稳定民营经济人士信心,营造民营经济发展良好环境,团结民营经济人士的一系列方法与法规的总和。本文将方针政策主要内容界定为政治认识和政治引导两类。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具有政治引导、政治吸纳、政党调适三种功能。政治引导以实现“两个健康”为中心,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价值观、企业经营观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政治吸纳既是党开展统战工作,落实统战方针政策的重要形式,又承担着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巩固党的领导的重要功能。政党调适是政党主动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能力。面对着新生的社会阶层,党及时制定统战方针政策,开展统战工作,积极吸纳民营经济人士,进行组织建设调整以及阶层关系调适,促使党在时代发展变化中永葆先进性。第二,系统论述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以及纵向深化。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制定了“八字方针”,明确了工商联管理和引导民营经济的新使命。党的十四大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民营经济人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两个健康”“两个毫不动摇”等政治引导方针政策相继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一步深化了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的论断,深化了对“两个健康”的认识,提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等。第三,总结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总体态势以及七条经验。在政策价值理念上,方针政策的服务倾向明显;在政策对象地位的变化上,民营经济人士地位越来越高;在政策落实效果上,治理效能越发突出。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历史演进可以得出,我国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七条重要经验: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社会舆论是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国际环境是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利益是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方针政策协同推进。第四,进一步提出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优化和加强:从时代发展进程来看,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交接班的现实需要。“民二代”交接班面临着三重考验。党和国家要强化对企业交接班的重视程度;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注重政治引导的方式与内容;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建立导师制度,有效提升“民二代”自身的企业管理能力;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积极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组织。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重要机制来看,政治安排政策需要进一步优化。严格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标准;政治安排要凸显企业的差异性;发挥民营经济人士民主监督作用。从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视角出发,统战部门需要结合当下民营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国内外形势,积极制定相应的政治引导方针政策。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存在的问题;弘扬企业家精神;保障互联网企业从业者的劳动权益;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功能。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组织依托来看,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仍需要进一步完善。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问题;全面认识党组织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根据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科学发挥民营经济党组织联系性、协调性、示范性作用;提升民营企业党组织活力。
李翠妮[3]（2021）在《人口结构转变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中国凭借低要素成本优势推动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地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然而“老是在产业链条的低端打拼,老是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摸爬,总是停留在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而占领不了附加值高的研发和销售这两端,不会有根本出路”。并且,伴随着近年来中国“人口红利”触底、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制造”所依靠的传统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尽快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成为了摆在中国高质量发展面前的一道难题。劳动力作为企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其结构的变化对于企业生产决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正处于人口结构转变的关键时期,随着人口政策、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中国人口结构表现出“老龄化、技能化、高学历化”特征。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加剧,导致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丧失,使我国“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我国近年来相继启动了一系列教育发展与人才战略,促使人口质量结构的劳动力技能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得到了快速提升。这两方面事实构成了未来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机遇与挑战,而若要更好的把握机遇和应对挑战,首先需要充分厘清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作用和内在机制。鉴于此,本文从要素数量、要素质量及其结构性出发系统研究人口结构转变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首先,厘清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界定人口结构转变和出口质量升级的内涵,构建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并利用数学模型予以证明。其次,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与人口结构转变的特征性事实进行统计分析,并基于宏观地区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利用静态和动态实证检验、门限面板模型检验、倍差法检验等多种计量方法,分别从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技能结构、人力资本结构三个方面系统地考察了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的“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资本-技能互补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将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影响研究视野进一步延伸与拓宽。最后,试图为中国未来协调人口结构和生产结构转变,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提供政策启示。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包括:第一,人口老龄化对出口质量升级的“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具体结论为:基于门限面板模型实证检验发现,当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较低时,即低于门限值时,老龄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微弱的负向作用但并不显着;而当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超过门限值时,老龄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由负转正,实现了“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促进了出口质量升级。老龄化和人工智能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分别存在门限效应,老龄化初期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老龄化不断加深,老龄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负向作用不断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前期,由于资产投资回报较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一定的拖累,当跨过门限值后就会对出口质量升级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地,对影响机制检验后发现人工智能与老龄化的“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主要是通过优化劳动力结构、提升技术创新效率、提高资本形成率三个渠道来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第二,劳动力技能结构对出口质量升级的“资本-技能互补效应”。具体来讲: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能显着促进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主要表现为增加企业对技能劳动力的雇佣需求,减少了对非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使企业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雇佣比提升,实现雇佣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进一步验证了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通过实现“资本-技能互补效应”,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且“资本-技能互补效应”仅对技能劳动力显着,而非技能劳动力则不显着。第三,人力资本对出口质量升级的“技术创新效应”。具体来讲: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发现,高校扩招带来的人力资本扩张能显着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加入所有制性质分组变量后发现,仅在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中,人力资本扩张带来的企业出口质量效应显着为正,而在集体企业和个人企业中显着为负,法人企业和港澳台企业中并不显着。通过引入“是否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分组变量分析后发现,相对于未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人力资本扩张对实施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强,体制改革的政策红利会更大。进一步地,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从“人力资本扩张—技术创新—出口质量升级”这条传导机制对人力资本扩张的出口质量升级效应进行检验,结果验证了技术创新在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中发挥着显着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主要的创新之处有以下三点:（1）将包含人口老龄化、技能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同时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基于数理模型、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较为系统地探究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2）现有研究仍然缺乏关于老龄化、人工智能和出口质量升级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更鲜有文献对其中的内在机制进行探索。鉴于此,本文基于“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效应,从劳动力结构、技术创新效率和资本形成三个作用机制出发,理论上拓展了老龄化、人工智能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的研究边际;经验上利用中国数据填补了老龄化、人工智能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的实证空缺。（3）基于“资本-技能互补性”假说,探索在资本优惠政策的冲击下劳动力技能结构与出口质量升级的关系,为探寻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是对“资本-技能互补”假说加以验证,又能进一步拓展出口贸易的理论边界。本研究有助于拓展学术界对人口结构转变与出口质量升级的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并为我国制定有关完善贸易政策、人口政策、教育政策、产业政策以及优化劳动力配置、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王永仓[4]（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杨阳[5]（2021）在《制度质量、企业家才能配置与经济增长 ——机理分析与山西例证》文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中国企业家群体在创造社会财富和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企业家才能和经济绩效关系的相关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与企业家才能有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企业家才能却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如此的跨国差异使学者们认识到企业家才能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并不总是具有建设性的。因而研究如何促进企业家才能的有效发挥,进而提升经济绩效,对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具有现实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产生了比以往更高的生产效率,体现为资本家（企业家）为获取超额剩余价值而进行的对新技术的不断探索,最终结果可能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积累的扩大,也可能因资本主义内在的基本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引发经济危机,从而产生经济萧条现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提出了生产力是决定一切制度产生、存在和变迁的基础。鲍莫尔（1990）提出的企业家才能配置理论认为,企业家才能是中性的,既可以配置于研发创新的生产性活动以促进经济增长,也可以配置于寻租腐败等非生产性活动对经济的增长产生破坏作用,企业家才能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取决于一国的内生激励机制水平,即制度质量。鲍莫尔的论述对于我国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如何充分有效的发挥企业家才能以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具有启示作用。与西方经济学家从心理因素层面来解释企业家创新的动力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资本家的技术创新行为放在生产的基础上,体现了其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分析制度质量与企业家才能配置,企业家才能配置与经济增长间的传导机理与影响程度,探寻从制度上激励企业家才能向生产性活动领域配置的途径。山西作为典型的资源型省份,整体经济增长水平与拥有要素禀赋优势的资源大省地位不相匹配,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提高企业科技创新水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山西实现经济转型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理论分析部分,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对有关概念进行界定,分别从制度质量与企业家才能配置、企业家才能配置与经济增长两个层面研究三者之间的内在传导机理;在现状阐述部分,在比较优势与资源诅咒理论基础上,综合分析了山西省在制度质量、企业家才能配置与经济增长方面的现状与问题;在实证检验部分,通过建立模型,运用山西省1993-201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与各地级市面板数据,对上述理论分析进行验证,最后得出结论如下:第一,制度质量决定企业家才能配置方向。高质量制度激励企业家将时间与精力更多投入到生产性活动,减少了非生产性活动的才能配置;而低质量制度会诱使企业家花费更多时间精力从事非生产性活动,以此获得较之前将才能配置于生产性活动时更大的利润。第二,从企业家才能配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来看,企业家的生产性才能配置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企业家的非生产性才能配置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本文运用理论分析法,借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企业家才能与资源配置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对制度质量、企业家才能配置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实证分析法构建计量模型,对制度质量、企业家才能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检验。本文的创新点如下:第一,前人的文献大多只是对“制度质量与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关系”或者“企业家才能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单独研究,本文构建了“制度质量-企业家才能配置-经济增长”这一研究框架,丰富了学术界对于企业家理论、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甚至“资源诅咒”等相关研究。第二,提出“制度弱化”而非“资源诅咒”这一理解山西经济增长困境的崭新视角,既是对现有研究的发展和创新,也有利于山西更为明确的制定科学有效的经济增长战略。本文在实证研究部分所用数据分别是基于山西省级和市级层面的宏观数据,进一步的研究应该从山西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来研究制度质量、企业家才能配置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程度。此外,科学设定一个全面衡量制度质量与企业家才能配置的指标体系,能够使得这一方向的研究更具说服力。
李海铭[6]（2020）在《企业家精神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表现为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企业家精神已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提高人民福祉和促进全社会繁荣的重要驱动力。当前,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逐渐由微观个体层面转向宏观区域层面,并且相关研究也逐渐从关注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增长的“量”转向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增长的“质”的关注。因此,研究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在测度中国企业家精神和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引入营商环境这一关键要素,分析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进一步,把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集聚效应与企业家精神的空间特征相结合,探讨中国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七个章节,具体为:第一章,绪论。本章对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问题、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内容结构及创新点等方面进行了介绍。第二章,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本章通过系统梳理文献,厘清了国内外关于企业家精神、经济增长质量及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脉络及重要观点,并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第三章,中国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测度分析。本章基于已有文献研究确定了企业家精神的测度指标,并构建了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分别测度了2005年-2016年期间中国企业家精神和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发展水平。第四章,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分析。本章以营商环境为切入点,提出关于企业家精神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研究假设,选取市场化指数来衡量营商环境,由于相关数据从2008年更新至2014年,因此以2008-2014年中国30个区域（除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省和西藏自治区之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以及营商环境在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第五章,企业家精神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效应分析。本章进一步基于空间视角考察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选取中国30个区域（除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省和西藏自治区之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为保持企业家精神、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选取2005年-2016年期间相关数据,对中国企业家精神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六章,企业家精神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差异性分析。本章将我国30个区域（除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省和西藏自治区之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区域,选取2005年-2016年间相关数据,比较并探讨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空间差异性。第七章,研究结论与展望。本章对得到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关管理启示和研究局限。本研究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本研究从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两个维度来衡量企业家精神,并分别选取专利申请授权数和私营企业雇佣比率作为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的指标。从总体角度看,中国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均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从地区角度看,中国企业家精神发展较不均衡,呈现较为显着的地区差异特征,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逐年发展态势良好,中西部地区企业家精神的体量较小,增幅不高,属于缓慢增长型,而东北地区企业家精神增幅减缓,甚至出现负增长现象。（2）本研究从经济增长效益、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成果和经济增长环境四个维度（子系统）建立了包含25个基础指标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进一步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度发现:2005-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总体上呈现稳定上升态势,经济增长效益指数、经济增长成果指数和经济增长环境指数呈现出相似的上升态势,且对经济增长质量起到正向影响,其中经济增长环境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贡献度最大,而经济增长结构指数呈现下降态势,且与经济增长质量变动相反。这表明我国在民生福祉、福利成果、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改善与提升成为驱动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而我国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和经济开放结构的失衡成为抑制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主要因素。从地区角度来看,上海市、北京市、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等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四大子系统指数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东部地区相关指数明显优于东北地区及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四大子系统指数出现波动及下降态势,尤其是经济增长环境和经济增长结构两方面的乏力导致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滞缓;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四大子系统指数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且变动较为平缓。（3）本研究引入营商环境视角,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分别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营商环境在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业精神）与区域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调节效应,且营商环境正向调节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业精神）与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即随着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化,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4）中国各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增长率差距较大。就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排名来看,上升位次较多的区域有湖南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南省和重庆市,相比之下,海南省、河北省、山西省和新疆自治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排名下降较多,且中国各区域的经济增长质量差异不断扩大,两极分化较为严重。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演化特征来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表现为由西部内陆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逐步升高的趋势,且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质量相近,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集聚性。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演化类型可划分为“提升演化”、“同级演化”和“滞后演化”三大类,三者之比为6:13:11。中国各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演化特征呈现较大的差异,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演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地理集中性。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相关性进行分析,得到2005-2016年中国各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Moran’s I均大于0,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空间正相关性。经济增长质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可分为横向演化、同位演化、纵向演化和多重演化,四者的数量比为6:15:2:7,经济增长质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发生同位演化的数量较多,发生纵向演化的数量最少,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局部空间自相关集聚性较为稳定。（5）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均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其中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在受到本区域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影响的同时,还受到相邻区域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影响,且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影响程度高于企业家创新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6）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均在不同水平上显着影响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影响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系数分别为0.0158和3.636,东部地区的企业家创新精神无空间溢出效应,但企业家创业精神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影响东北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系数分别为0.177和2.853,东北地区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影响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系数分别为0.123和3.057,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系数分别为0.493和1.252,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从指标体系构建、机理阐释和研究视角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创新:本研究从经济增长效益、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成果和经济增长环境四个方面构建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深化了对经济增长“质”的考察。以营商环境作为切入点,检验了营商环境能够正向调节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从而揭示了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为分析企业家精神影响区域经济质量的机理提供了理论框架。此外,本研究突破了企业家精神的地理局限,通过引入空间相关性,探讨企业家精神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本研究在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演化特征的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别从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角度出发,实证检验了企业家精神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溢出响应。进一步,分析比较中国四大区域（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空间溢出效应的区别,为解释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性提供依据,并为党中央提出的“优化营商环境,弘扬企业家精神”提供实践参考。
林志帆[7]（2019）在《中国“关系型”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在正式制度与正规金融体系尚不完善或未完全发挥作用的转型期中国,“关系”这种非正式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围绕其展开的企业融资、治理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已经有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对于逐渐步入改革攻坚期与深水区的中国而言,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技术进步愈发重要,“关系”能否在未来长期支持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如何理解“关系型”非正式制度的局限性?本文从企业研发创新的角度出发,基于理论模型分析与一系列实证检验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提出的学术观点是:“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特惠”而非“普惠”制度——由于企业争夺的融资便利、政策资源、财政补贴、税负减免、政府订单、司法保护等稀缺资源的供给在任一时间地点上是相对固定,一个企业通过“关系”取得优势必然需要通过挤出其他企业实现,关系运作无法使所有企业同时受益。本文构建理论模型说明,在孤立视角下,企业能够通过关系运作得到更多稀缺资源,可能有助于研发创新;但在全局视角下,企业间的关系竞争实际上是相互挤出的“囚徒困境”,非合作博弈中企业家的时间精力与企业资源会更多地消耗于非生产性寻租活动,最终引发创新总量的社会损失。并且,在关系运作影响资源配置越强的情境下,研发创新的损失更为严重。基于第三章理论模型的推导假说、第四章对中国企业研发创新状况的梳理和计量方法讨论,本文进行了 一系列的实证研究:1.第五章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2013年的微观数据构造城市层面的关系文化强度变量,并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匹配后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关系文化强度与当地企业的研发投入、新产品产出、各类专利数量以及结构质量负相关,说明“关系型”非正式制度的确引发了研发创新的总量损失;分所有制与影响机制来看,关系文化对民营企业表现为“资源挤占”,对国有企业表现为“效率抑制”,对外资企业影响较小。进而,从传统文化逻辑出发,使用省区孔庙数量、户均拜年亲友数量、扫墓祭祖的家庭比例作为关系文化强度的工具变量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论稳健成立。2.第六章使用2002年～2012年六轮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企业公关招待对其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的影响显着为正,但同“城市-行业-年度”中其他企业的竞争大幅削弱本企业公关招待的功效,且该效应对没有政治关联、低利润行业、所在城市行政级别低的企业更为明显,并引致研发创新的总量损失,确认了企业关系运作的负外部性。深入研究发现,反腐能有效地遏制企业的公关招待,揭示清廉的制度环境有助于在中长期激励企业研发创新。机制检验揭示,提高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概率与数额是公关招待促进研发创新的途径之一,但同样受制于企业间的相互挤出。将企业关系竞争范围的假设放松至同“省份-行业-年度”或“城市-年度”、使用企业主家庭娱乐保健支出作为企业公关招待的工具变量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论稳健成立。3.第七章将企业竞争的稀缺资源具体化为贷款,同样使用2002年～2012年六轮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公关招待显着提升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概率与数额,但同“城市-行业-年度”中其他企业的寻租竞争大幅削弱本企业公关招待的功效,说明关系运作对企业获取资源的帮助的确通过挤出其他企业实现。并且,“竞争挤出效应”对没有政治关联、规模较小的企业以及在货币政策紧缩期更为明显。分银行类型来看,公关招待对国有四大行贷款决策的影响较小,但能“俘获”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信用社,且企业经营绩效并不与其得到中小银行贷款的概率和数额显着正相关,说明“小银行”可能存在“人情贷款”等内控问题,“关系”无法保证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偏私亲熟”的特惠式制度安排,依赖其配置资源不仅有违公平、更伤害效率。这揭示,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需要着力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多层次正规金融体系、简政放权等普惠性正式制度的建设,营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健全政企沟通机制,打破关系社会对企业的束缚,使企业家精神与企业资源回归生产性活动领域,才能有效激励企业研发创新活力、助力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
张飞雁[8]（2019）在《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很难找到不存在国有经济的国家,承担国有经济的载体是国有企业,在不同制度下国有企业承担的功能和作用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为其政党服务,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是为人民服务,所以在不同制度下国有企业的发展路径不同。纵观国有企业演变历程,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国有企业都经历改革,在不同的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改革目的与路径必然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有其制度的必然性,而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改革必然不能走私有化的道路,这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所决定。中国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载体,在创造“中国奇迹”的伟大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取得巨大成就。回顾中国国企发展和改革路径,改革开放前30年,建成了“统购统销”、“统分统包”、“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后40年,中国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围绕国有企业控制权进行改革,从“简政放权”、“股份制”、到目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基本上具备现代企业特征的基本构件。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当前的国企再也不再是单一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已是产权多元化的现代企业组织,基本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但是,国有企业也积累一些问题、存在一些弊端,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并把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升到制度层面,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写进国家重要文件,这为中国国有企业未来发展提出明确的发展路径——混合所有制。文章就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问题进行分析,从国有企业发展改革的实践路径入手,对国企改革路径以及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借鉴中西方的相关理论,提出解释国企混改的理论框架,用以分析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中的问题,并结合国内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最终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优化方式。文章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描述性分析、案例分析、比较分析法。笔者比较分析国内外国企改革的路径特点以及国外成熟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实践,为构建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与实践路径提供有益的借鉴。文章主要包括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即本文绪论部分,主要对中国国企混改的背景和理论与现实意义。对国内外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献和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总结既有的研究成果,分析现有研究的不足,理清本文写作可行性、目的及意义;确定本文的研究方法;明确本文可能创新点和难点。第二部分,即第一章,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理论,为分析国有企业改革奠定理论基础;其次,通过分析国有企业混合改革的逻辑发现公有制制度前提下可以实现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从理论上解决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融合的问题,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就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治理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即第二章主要梳理中国国有企业的来源、发展历程,以及从整体和局部对国有企业治理的现状、运行状况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从整体上看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萌芽、形成、发展并不断向成熟推进的过程,在国有企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所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征。第四部分,即文章的第三、四、五章,这部分主要是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分析,首先分析现阶段实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几种主要路径的模式的内涵、特征,并从整体上对各种路径的效果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其次是分析对国有企业改革中两个典型案例和国外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改革实现路径中典型的模式特点研究,分析国有企业在实践的路径中出现的问题及国企改革的启示;第三,通过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模式和国内典型案例分析,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第五部分,即第六章,是在以上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国企混改优化的具体路径和政策建议,为国企改革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并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建议。可能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一）许多学者认为微观层面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国有经济主要载体和实现形式。笔者认为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并不仅仅通过国有企业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实现,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实现形式都可以是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二）实践中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点,笔者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的突破点要注重人力资本在价值增中的作用,形成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要素利益共同体。（三）学术界与理论界一致认为,混合所有改革的关键是市场化改革,引入市场化体制机制打破行政垄断,而没有指出切实可行的实现市场化的路径。笔者认为职经理人的市场化机制是实现市场化的重要方式,最主要是政府放弃对国有企业人事的行政垄断权,使职业经理人选聘完全由市场决定。进一步探讨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企业的运行需要市场经济驱动,但政府也要发挥作用,需要市场与政府二者共同协调。随着经济的演化与发展,国有经济的运行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崭新的课题。进一步深入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有助于解决公有制制度体系下国有企业发展的问题,揭示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王利国[9]（2018）在《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乏力,就业问题严峻,人才流失严重,而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老工业基地的产业转型、振兴东北战略部署的实施,都离不开人才支撑。面对此困境,东北地区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人才,但在加强人才引进工作的同时,更应该立足东北,重视本地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减少东北地区人才的流失,确保东北振兴具有充足的人才保障。这些都对东北地区的就业环境、就业政策、就业措施等提出新的要求。而相关数据表明,作为人力资源中的高素质劳动力部分,东北地区的大学生近年来出现就业难、流失多的现象。因此,研究、解决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问题,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是为促进东北地区经济发展而进行人力资源储备的重要前提。在研究中,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就业理论为基础,西方经济学有关就业理论中的有益部分为借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业思想为具体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方法和观点为基础,吸收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将与大学生就业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就业理论,古典经济学派就业理论、凯恩斯的就业理论等西方就业理论,以及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就业思想进行系统梳理,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个案研究法和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多种研究方法进行具体研究。本文以中国大学生就业制度的历史演变为基础,回顾了不同阶段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的特征,认为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解决,要适应时代的趋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结合区域特点,利用市场机制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在对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的宏观环境和微观现实进一步分析后,通过对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的大学生就业质量报告数据研究,结合对东北地区11所高校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现状问卷调查,认为目前东北地区大学生的就业现状不容乐观:主要存在就业率下滑、毕业外流加重、高校专业结构调整不及时、用人单位存在对大学生的就业歧视、大学生就业过于追求经济利益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可能有区域经济增长疲软带来的就业市场萎缩、制度支持和创新不足导致的就业创业环境差、高等教育不适应产业转型对人才的需求、大学生就业偏好造成就业期望过高、就业市场存在对大学生的过度消费等经济学原因。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本文通过建立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分析了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状况、私营企业状况、就业工资状况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认为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培育东北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都能够明显促进大学生就业,但产业结构转型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此外适度地提升本地就业人员的基本工资水平,有利于吸引大学生在东北地区就业。针对东北地区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借鉴日本、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促进大学生就业的经验,认为在促进东北地区的大学生就业的政策选择上,应结合东北地区自身区域特点,参考美国的就业政策调整策略和反应速度,在细节上学习与我国东北地区文化和经济发展阶段更契合的日本政府的相关做法,同时借鉴英国政府的国家实习和职业培训政策等。通过以上分析、实证和借鉴,本文得出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解决对策:不能孤立地从某一个方面采取措施,而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高校、用人单位和大学生这五个主体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建立起具有区域特色内涵的“五位一体”的大学生就业促进体系:政府应积极履行其在大学生就业中的各种职责、大力发展区域经济、完善具有区域特色的保障和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法律法规、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建立政策制定主体协同机制、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工作来促进大学生就业;社会可以通过营造良好的大学生就业舆论环境、大力发展对大学生的社会职业培训、提升大学生就业的中介服务质量、搭建大学生就业信息交流平台来服务大学生就业;高校可推进教育教学体系改革、改进人才培养模式、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强化就业指导与服务来助推大学生就业;用人单位需树立科学的用人观、加强与高校合作、建立公平的大学生选聘机制、营造良好的单位用人环境来吸引大学生就业;大学生自身应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努力培养正确的就业观念、切实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注重强化求职技巧来应对就业。
许龙[10]（2017）在《“混合型”HRM感知对员工建言的影响机理：员工幸福感与人力资本的链式中介效应》文中研究表明为应对“新常态”的中国经济环境,国家、区域及企业均需借助“群策群力”实现创新突破。然而,作为组织创新源头的员工在面对可能改善组织绩效、纠正组织不足时,往往选择“三缄其口（沉默）”而非“畅所欲言（建言）”。特别是在中国情景下,因高权力距离、中庸思维等传统文化制约,员工更少地从事建言行为。因此,如何促进员工建言行为成为近年来我国管理学者和实践家关注的焦点。鉴于目前从人力资源管理视角探索建言行为动因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本文试图在中国情境下明晰企业所实施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对员工建言的影响机理。因中国企业中广泛实施着一种将控制型工作实践和承诺型雇佣实践相结合的“混合型”HRM系统,本文聚焦研究问题并试图回答:面对“混合型”HRM系统,员工是否及为何实施建言行为?为解答这一问题,本文以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在“认知-情感-行为”逻辑框架下整合信号理论与行为计划理论,构建了一个“混合型”HRM感知作为自变量,员工幸福感作为远端中介变量,员工人力资本作为近端中介变量,员工建言行为作为因变量的链式中介模型。为检验该模型,问卷调查了799名企业员工,利用SPSS 19.0和AMOS 21.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共同方法变异检测等检测问卷信效度并控制回收数据质量,进行ANOVA、独立方差T检验、结构方程模型、双中介效应检验、链式中介效应检验等检验各构念间的作用关系。实证结果支持所提假设:（1）员工所感知到的“混合型”HRM系统对员工促进性建言行为和抑制性建言行为具正向影响;（2）人力资本和员工幸福感分别在这一正向影响中具部分中介效应;（3）当将人力资本和员工幸福感同时纳入这一正向作用时,“混合型”HRM感知对员工促进性建言行为和抑制性建言行为的双路径作用机制被证实;（4）但检验员工幸福感对人力资本的作用效果时,“混合性”HRM感知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不再显着,而是通过员工幸福感发挥作用,证实了“混合型”HRM感知à员工幸福感à人力资本à促进性建言行为/抑制性建言行为的链式中介机制。本文与以往研究的差异和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将“混合型”HRM系统研究拓展至员工层面,厘清了“混合型”HRM感知对员工建言行为的作用机理;第二,通过整合员工幸福感和人力资本,系统地明晰了员工建言行为的发生机制;第三,证实了“混合型”HRM感知对员工幸福感的正向作用,为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互惠”视角提供了基于中国数据的检验;第四,明确了员工幸福感在“混合型”HRM系统对员工建言行为影响机理的链式中介效应,为未来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转型提供参考。
二、私营企业人力资源配置状况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私营企业人力资源配置状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及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资源错配的定义与理论沿革 |
| 2.1.1 资源的概念与定义 |
| 2.1.2 资源错配的概念与定义 |
| 2.1.3 资源错配的理论沿革 |
| 2.2 资源错配的测算方法 |
| 2.2.1 生产函数法 |
| 2.2.2 生产前沿法 |
| 2.2.3 利润函数法 |
| 2.2.4 指标法 |
| 2.3 资源错配的成因 |
| 2.3.1 市场环境因素 |
| 2.3.2 政府(制度)因素 |
| 2.4 资源错配的经济影响 |
| 2.4.1 微观层面 |
| 2.4.2 中观层面 |
| 2.4.3 宏观层面 |
| 2.5 文献述评 |
| 3 中国资源错配与市场化改革:理论与经验 |
| 3.1 市场化改革的基本逻辑 |
| 3.2 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与劳动力错配 |
| 3.2.1 劳动力价格机制 |
| 3.2.2 劳动力流动性 |
| 3.3 资本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错配 |
| 3.3.1 利率市场化 |
| 3.3.2 资本流动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动态变化与水平测度 |
| 4.1 资源错配的测度 |
| 4.2 数据选择与处理 |
| 4.2.1 数据库介绍 |
| 4.2.2 数据清理与匹配 |
| 4.2.3 变量选取说明 |
| 4.3 资源错配的动态变化:要素边际产出视角 |
| 4.3.1 省份维度 |
| 4.3.2 行业维度 |
| 4.3.3 所有制维度 |
| 4.4 资源错配的效率损失 |
| 4.4.1 省份维度 |
| 4.4.2 行业维度 |
| 4.4.3 企业性质维度 |
| 4.5 本章小结 |
| 5 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5.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5.2 资源错配下的要素收入份额再分解 |
| 5.3 参数估计方法与结果 |
| 5.3.1 参数估计方法 |
| 5.3.2 数据与变量说明 |
| 5.3.3 分行业估计结果 |
| 5.4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解析 |
| 5.4.1 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4.2 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基于开放的视角 |
| 6.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6.2 信息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以互联网为例 |
| 6.2.1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 6.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3 微观机制检验 |
| 6.3 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来自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证据 |
| 6.3.1 外资准入政策 |
| 6.3.2 识别策略与数据说明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4 微观机制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2）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研究 |
| (二)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研究 |
| (三) 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点与难点 |
| (一) 论文创新点 |
| (二) 论文难点 |
| 第一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统一战线 |
| 二、民营经济 |
| 三、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思想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统一战线思想 |
| 二、列宁新经济政策蕴含的对资产阶级统战思想 |
| 三、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三重功能 |
| 一、政治引导功能 |
| 二、政治吸纳功能 |
| 三、政党调适功能 |
| 第二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初步探索(1978-1992)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产生与党对民营经济人士初步认识 |
| 一、改革开放政策出台与民营经济产生 |
| 二、“看一看”方针 |
| 三、邓小平对民营经济人士群体的判断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发展波动与民营经济人士选择 |
| 一、治理整顿与左倾思想抬头:民营经济发展波动 |
| 二、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境遇表现:红帽子与假集体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正式出台 |
| 一、制定统战工作“八字方针” |
| 二、赋予工商联新历史使命 |
| 第三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1992-2012) |
| 第一节 促进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完善的因素 |
| 一、南方谈话破除社会主义传统认识 |
| 二、民营经济人士群体新需要 |
| 三、民营经济发展引发新争议 |
| 第二节 党对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认识的突破 |
| 一、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身份再认识 |
| 二、民营经济人士可以入党 |
| 三、政治安排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 |
| 第三节 政治引导方针政策日渐完善 |
| 一、坚定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 |
| 二、首倡“两个健康” |
| 三、协调劳动关系助力和谐社会建设 |
| 四、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提上日程 |
| 五、推进光彩事业引导先富帮后富 |
| 第四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纵深发展(2012——) |
| 第一节 推动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深化的多重因素 |
| 一、十八大以来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调整 |
| 二、“民营经济离场论”引发热议 |
| 三、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加 |
| 第二节 党对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认识深化 |
| 一、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 |
| 二、“两个始终” |
| 第三节 政治引导方针政策日益深化 |
| 一、“两个健康”新阐释 |
| 二、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 |
| 三、光彩事业助力精准扶贫 |
| 四、民营企业党建出现多种形式 |
| 第四节 新课题: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
| 一、政商关系畸形的三重因素 |
| 二、新型政商关系内涵 |
| 三、构建政商交流常态化机制 |
| 第五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历程的回顾总结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总体态势 |
| 一、政策价值理念的调整 |
| 二、政策对象的地位变化 |
| 三、政策实施效果突出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经验启示 |
| 一、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 |
|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 |
| 三、社会舆论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 |
| 四、国际环境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 |
| 五、必须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自身利益 |
| 六、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
| 七、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同发展 |
| 第六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优化完善 |
| 第一节 创新“民二代”统战政策 |
| 一、“民二代”交接班的三重考验 |
| 二、提高对“民二代”交接班的重视程度 |
| 三、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 |
| 四、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 |
| 五、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 |
| 第二节 优化对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政策 |
| 一、严格政治安排标准 |
| 二、凸显政治安排差异性 |
| 三、发挥民营经济人士的监督作用 |
| 第三节 积极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
| 一、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发展问题 |
| 二、弘扬企业家精神 |
| 三、保障互联网从业者劳动权益 |
| 四、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的统战功能 |
| 第四节 完善统战方针政策的组织依托 |
| 一、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 |
| 二、全面认识党组织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
| 三、科学发挥党组织的结构性功能 |
| 四、提升党组织活力 |
| 结语: 基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历程的进一步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人口结构转变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述评 |
| 2.1 人口结构转变相关研究 |
| 2.1.1 人口转变理论研究回顾 |
| 2.1.2 人口结构相关研究回顾 |
| 2.2 出口质量升级的相关研究 |
| 2.2.1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
| 2.2.1.1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概念 |
| 2.2.1.2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 |
| 2.2.1.3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 |
| 2.2.2 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
| 2.2.2.1 出口产品质量的概念 |
| 2.2.2.2 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 |
| 2.2.2.3 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 |
| 2.3 人口结构转变与出口质量升级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3.1 关于人口老龄化与出口质量升级的研究综述 |
| 2.3.1.1 人口老龄化与出口贸易 |
| 2.3.1.2 人口老龄化与出口质量升级 |
| 2.3.2 关于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与出口质量升级的研究综述 |
| 2.3.2.1 劳动力技能结构的经济效应 |
| 2.3.2.2 劳动力技能结构与出口质量升级 |
| 2.3.3 关于人力资本扩张与出口质量升级的研究综述 |
| 2.3.3.1 人力资本的经济效应 |
| 2.3.3.2 人力资本与出口质量升级 |
| 2.4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人口结构转变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人口结构转变与出口质量升级的内涵界定 |
| 3.1.1 人口结构转变的内涵界定 |
| 3.1.2 出口质量升级的内涵界定 |
| 3.2 人口结构转变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的分析框架 |
| 3.3 人口结构转变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的数理模型 |
| 3.4 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制 |
| 3.4.1 人口老龄化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制——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 |
| 3.4.1.1 人口老龄化对出口质量升级的直接影响机制 |
| 3.4.1.2 人口老龄化对出口质量升级的间接影响机制——人工智能的补偿作用 |
| 3.4.2 劳动力技能结构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制——资本-技能互补效应 |
| 3.4.2.1 资本积累与出口质量升级 |
| 3.4.2.2 资本积累与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 |
| 3.4.2.3 资本积累、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与出口质量升级 |
| 3.4.3 人力资本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制——技术创新效应 |
| 3.4.3.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出口质量升级 |
| 3.4.3.2 人力资本、所有制与出口质量升级 |
| 第四章 中国人口结构转变与出口质量升级的特征性事实 |
| 4.1 中国出口质量升级的特征性事实 |
| 4.1.1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与特征分析 |
| 4.1.2 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与特征分析 |
| 4.2 中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特征性事实 |
| 4.2.1 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分析 |
| 4.2.2 劳动力技能结构的特征分析 |
| 4.2.3 人力资本的特征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计量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选取 |
| 5.1.3 数据说明 |
| 5.2 实证分析 |
| 5.2.1 老龄化、人工智能与出口质量升级的实证检验 |
| 5.2.2 老龄化、人工智能的出口质量效应的区域异质性检验 |
| 5.2.3 老龄化、人工智能的出口质量效应的机制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劳动力技能结构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1 研究设计 |
| 6.1.1 计量模型设定 |
| 6.1.2 数据、变量与实证策略 |
| 6.2 实证分析 |
| 6.2.1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实证检验 |
| 6.2.2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实证检验 |
| 6.2.3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劳动力技能结构与出口产品质量的中介机制检验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人力资本扩张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设计 |
| 7.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7.1.2 模型设定 |
| 7.1.3 变量说明 |
| 7.2 实证分析 |
| 7.2.1 人力资本扩张的出口产品质量效应的实证检验 |
| 7.2.2 人力资本扩张的出口产品质量效应的中介机制检验 |
| 7.2.3 人力资本扩张的出口产品质量效应的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5）制度质量、企业家才能配置与经济增长 ——机理分析与山西例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制度质量与企业家才能配置 |
| 1.2.2 企业家才能配置与经济增长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和基础理论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制度 |
| 2.1.2 制度质量 |
| 2.1.3 企业家才能配置 |
| 2.2 基础理论 |
| 2.2.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 2.2.2 新制度经济学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企业家才能与资源配置理论 |
| 2.3 小结 |
| 第3章 制度质量,企业家才能配置与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
| 3.1 制度质量与企业家才能配置的机理分析 |
| 3.1.1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决定制度质量 |
| 3.1.2 制度质量决定激励机制 |
| 3.1.3 激励机制决定企业家才能配置 |
| 3.2 企业家才能配置与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
| 3.2.1 生产性活动促进经济增长 |
| 3.2.2 非生产性活动阻碍经济增长 |
| 3.3 制度质量,企业家才能配置与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
| 3.4 小结 |
| 第4章 山西制度质量、企业家才能配置与经济增长状况分析 |
| 4.1 山西的制度质量状况分析 |
| 4.1.1 山西的制度质量状况 |
| 4.1.2 制度质量状况分析 |
| 4.2 山西的企业家才能配置状况分析 |
| 4.2.1 山西的企业家才能配置状况 |
| 4.2.2 企业家才能配置状况分析 |
| 4.3 山西的经济增长状况分析 |
| 4.3.1 山西的经济增长状况 |
| 4.3.2 经济增长状况分析 |
| 4.4 小结 |
| 第5章 制度质量,企业家才能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5.1 制度质量与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实证分析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与数据处理 |
| 5.1.3 数据来源和基本统计量分析 |
| 5.1.4 实证分析 |
| 5.2 企业家才能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与数据处理 |
| 5.2.3 数据来源和基本统计量分析 |
| 5.2.4 实证分析 |
| 5.3 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局限与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6）企业家精神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企业家精神研究综述 |
| 2.1.1 企业家精神内涵 |
| 2.1.2 企业家精神的测度 |
| 2.2 经济增长质量综述 |
| 2.2.1 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 |
| 2.2.2 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 |
| 2.3 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研究综述 |
| 2.4 文献述评 |
| 2.5 理论基础 |
| 2.5.1 企业家理论 |
| 2.5.2 区域创新系统理论 |
| 2.5.3 经济增长理论 |
| 2.5.4 空间经济学理论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测度分析 |
| 3.1 企业家精神的测度与评价 |
| 3.1.1 企业家精神测度指标选取 |
| 3.1.2 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评价 |
| 3.2 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与评价 |
| 3.2.1 经济增长质量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
| 3.2.2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3.2.3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1 企业家创新精神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
| 4.1.2 企业家创业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
| 4.1.3 企业家精神、营商环境与区域经济增长质量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2.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4.2.3 计量模型设定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模型检验与分析 |
| 4.3.2 稳健性检验 |
| 4.3.3 结果讨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企业家精神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效应分析 |
| 5.1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时空演化分析 |
| 5.1.1 研究样本选择 |
| 5.1.2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时间演化特征分析 |
| 5.1.3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演化特征分析 |
| 5.1.4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 5.2 企业家精神对中国区域经济影响的空间计量模型设计 |
| 5.2.1 问题提出 |
| 5.2.2 研究假设 |
| 5.2.3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2.4 模型构建 |
| 5.3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5.3.1 实证分析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企业家精神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差异性分析 |
| 6.1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1.1 指标选取 |
| 6.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6.2 研究区域划定说明 |
| 6.3 统计分析 |
| 6.3.1 基于东部地区的统计分析 |
| 6.3.2 基于东北地区的统计分析 |
| 6.3.3 基于中部地区的统计分析 |
| 6.3.4 基于西部地区的统计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管理实践启示 |
| 7.3 研究局限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中国“关系型”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内容、创新与意义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创新与意义 |
| 1.3 研究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研发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1.1 知识产权保护 |
| 2.1.2 创新激励政策的效果与扭曲 |
| 2.1.3 反腐运动与官员规制 |
| 2.1.4 财政补贴 |
| 2.1.5 金融因素 |
| 2.2 转型制度环境下企业关系资本的相关研究 |
| 2.2.1 企业寻求关系资本动因的相关研究 |
| 2.2.2 企业政治关联的相关研究 |
| 2.2.3 企业公关招待的相关研究 |
| 2.2.4 企业关系资本对研发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 文献评述与本文边际贡献 |
| 第三章 企业关系竞争博弈模型与实证假说 |
| 3.1 模型假设 |
| 3.2 关系竞争博弈的纳什均衡解与社会损失分析 |
| 3.2.1 模型求解 |
| 3.2.2 稀缺资源租值耗散分析 |
| 3.3 企业研发创新:关于α的比较静态分析 |
| 3.4 企业研发创新:企业间关系博弈的影响 |
| 3.5 稀缺资源获取:企业间关系博弈的影响 |
| 3.6 本章小结与启示 |
| 第四章 中国企业的研发创新:数据事实与计量方法讨论 |
| 4.1 研究动机 |
| 4.2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
| 4.2.1 整体状况 |
| 4.2.2 分所有制分析 |
| 4.2.3 分行业分析 |
| 4.3 企业调查数据 |
| 4.3.1 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 |
| 4.3.2 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 |
| 4.4 解读各个数据来源的一致与冲突 |
| 4.5 合适计量方法的讨论 |
| 4.5.1 Probit与Logit模型 |
| 4.5.2 Tobit模型 |
| 4.5.3 Truncation模型 |
| 4.5.4 不同数据来源中研发创新变量合适计量方法总结 |
| 4.6 本章小结与启示 |
| 第五章 关系文化影响企业研发创新的实证研究 |
| 5.1 研究动机 |
| 5.2 假说提出与实证结论预览 |
| 5.3 数据、变量与模型 |
| 5.3.1 核心解释变量:“关系文化强度”的衡量 |
| 5.3.2 被解释变量:研发创新的衡量 |
| 5.3.3 实证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 5.4 实证回归结果与讨论 |
| 5.4.1 基准回归结果 |
| 5.4.2 分所有制类型回归结果 |
| 5.4.3 进一步探索:关系文化与研发创新效率 |
| 5.5 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回归 |
| 5.6 本章小结与启示 |
| 第六章 企业公关招待与寻租竞争影响研发创新的实证研究 |
| 6.1 研究动机 |
| 6.2 假说提出与实证结论预览 |
| 6.3 数据、变量与模型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变量定义 |
| 6.3.3 实证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 6.4 实证回归结果与讨论 |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 6.4.2 异质性检验:企业政治关联、行业利润率、城市行政级别 |
| 6.4.3 研发创新的总量损失与反腐的治理作用 |
| 6.5 影响机制检验:以银行贷款为例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6.1 放松企业关系竞争的范围 |
| 6.6.2 工具变量回归 |
| 6.7 本章小结与启示 |
| 第七章 企业公关招待与寻租竞争影响资源配置的实证研究:以贷款为例 |
| 7.1 研究动机 |
| 7.2 假说提出与实证结论预览 |
| 7.3 数据、变量与模型 |
| 7.3.1 数据来源 |
| 7.3.2 变量定义 |
| 7.3.3 实证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 7.4 实证回归结果与讨论 |
| 7.4.1 基准回归结果 |
| 7.4.2 异质性检验:企业特征、货币政策松紧期、贷款银行类型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与启示 |
| 第八章 全文结论、启示与研究展望 |
| 8.1 结论与启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关系文化强度”变量计算调整示例:两城市-两行业 |
| 附录2 “靠关系找工作”与“不靠关系找工作”群体的对比 |
| 附录3 关系文化强度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分企业所有制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一)混合经济思想 |
| (二)国外国有企业改革相关文献 |
| (三)国内国有企业改革相关文献 |
| (四)文献分析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文章创新与进一步研究的意义 |
| 第一章 中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来源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所有制、所有权和产权 |
| 二、混合所有制 |
| 三、企业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来源 |
| 一、马克思的相关理论 |
| 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 |
| 三、启示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分析框架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的基本逻辑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根本制度——产权制度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治理模式——公司治理 |
|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保障机制——监督机制 |
| 第二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的来源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过程 |
| 一、混合所有制萌芽阶段 |
| 二、混合所有制产生阶段 |
| 三、混合所有制的发展阶段 |
| 四、新时代混合所有制深化阶段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状分析 |
| 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整体运行状况 |
| 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行业与地区分布状况 |
| 三、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公司治理状况 |
| 第三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缘由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因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条件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路径分析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模式 |
| 二、并购和重组模式特点分析 |
| 三、整体上市模式特点分析 |
| 四、公私合营模式特点分析 |
| 五、员工持股模式特点分析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特点分析 |
| 一、推进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 |
| 二、以构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利益共同体为目的 |
| 三、资产监管方式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
| 第四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存在的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思维怪圈 |
| 一、概念认识误区:混合所有制概念的误区 |
| 二、围绕产权和控股权的争论 |
| 三、“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争论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制度缺陷 |
| 一、产权制度缺陷 |
| 二、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的缺陷 |
| 三、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缺陷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企业不同产权主体的矛盾问题 |
| 第五章 国内外国有企业改革的典型路径及启示 |
| 第一节 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分析 |
| 一、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因与改革方案介绍 |
| 二、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和效果分析 |
| 三、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意义 |
| 第二节 中钢集团案例分析 |
| 一、中钢集团并购重组简单回顾 |
| 二、中钢集团扩张过程 |
| 三、中钢集团并购重组分析 |
| 四、中钢集团重组给其他国企的启示 |
| 第三节 国外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分析 |
| 一、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 二、法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 三、英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 四、金股制度 |
| 第六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优化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突破口 |
| 一、重视国企的人力资本 |
| 二、分类改革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优化 |
| 一、优化的原则 |
| 二、适合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范围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步骤 |
| 四、优化方案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应该注意的问题 |
| 一、要坚持增量改革,不轻易放弃控股权 |
| 二、国有资本要积极入股非国有企业 |
| 三、要注重员工持股公平公正与激励机制的建立 |
| 四、要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正确的定位 |
| 五、正确认识“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
| 第四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
| 一、加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改革顶层制度设计 |
| 二、打破“政企不分”的瓶颈方法 |
| 三、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向 |
| 四、完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机制 |
| 五、完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保障机制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学习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9）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述评 |
| 1.2.1 大学生就业相关概念界定 |
| 1.2.2 国外大学生就业研究述评 |
| 1.2.3 国内大学生就业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内容 |
| 1.3.4 文章框架 |
| 1.4 可能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相关理论梳理与理论分析框架 |
| 2.1 人的本质与就业的出发点 |
| 2.1.1 经济活动中人的本质 |
| 2.1.2 劳动是人的本质需求 |
| 2.1.3 大学生就业的出发点 |
| 2.2 价值取向与就业目标 |
| 2.2.1 就业的价值取向 |
| 2.2.2 就业的基本目标 |
| 2.2.3 大学生的就业观与就业目标 |
| 2.3 劳动力配置与就业方式 |
| 2.3.1 劳动力的计划配置 |
| 2.3.2 劳动力的市场配置 |
| 2.3.3 大学生的就业方式 |
| 2.4 经济增长与就业变动 |
| 2.4.1 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与相对过剩人口 |
| 2.4.2 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理论 |
| 2.4.3 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理论 |
| 2.4.4 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理论 |
| 2.4.5 经济增长与大学生就业 |
| 2.5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 |
| 2.5.1 两大部类与就业结构 |
| 2.5.2 三次产业与就业结构 |
| 2.5.3 产业结构与大学生就业 |
| 2.6 工资决定与就业吸引 |
| 2.6.1 工资的本质 |
| 2.6.2 工资的决定 |
| 2.6.3 工资与大学生就业 |
| 2.7 社会保障与就业扶助 |
| 2.7.1 社会保障的本质 |
| 2.7.2 社会保障的功能 |
| 2.7.3 社会保障与大学生就业 |
| 2.8 教育培训与就业能力 |
| 2.8.1 马克思和列宁的论述 |
| 2.8.2 西方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 |
| 2.8.3 教育培训与大学生就业 |
| 2.9 理论分析框架 |
| 2.10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特征的历史演变 |
| 3.1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 |
| 3.1.1 统包统分 |
| 3.1.2 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的特征 |
| 3.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阶段 |
| 3.2.1 由供需见面向双向选择过渡 |
| 3.2.2 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的特征 |
| 3.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后阶段 |
| 3.3.1 以市场为导向的自主择业 |
| 3.3.2 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的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现状、问题及经济学原因分析 |
| 4.1 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现状 |
| 4.1.1 东北地区各省大学生就业整体状况 |
| 4.1.2 东北地区大学毕业生就业现状调研 |
| 4.2 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存在的问题 |
| 4.2.1 就业率呈下滑趋势 |
| 4.2.2 毕业外流程度加重 |
| 4.2.3 专业结构调整滞后 |
| 4.2.4 企业存在就业歧视 |
| 4.2.5 过于追求经济利益 |
| 4.3 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经济学原因分析 |
| 4.3.1 区域经济增长疲软决定了就业需求萎缩 |
| 4.3.2 制度支持创新不足导致就业创业环境差 |
| 4.3.3 高等教育不适应产业转型对人才的要求 |
| 4.3.4 就业市场存在对大学毕业生的过度消费 |
| 4.3.5 大学毕业生就业偏好造成就业期望过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实证分析 |
| 5.1 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影响因素分析 |
| 5.1.1 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分析 |
| 5.1.2 产业结构状况的影响分析 |
| 5.1.3 民营企业状况的影响分析 |
| 5.1.4 就业工资状况的影响分析 |
| 5.2 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动态影响的模型构建 |
| 5.2.1 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的构建 |
| 5.2.2 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的估计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5.3.2 平滑转移特征及其结论分析 |
| 5.4 促进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的启示 |
| 5.4.1 保持区域经济的稳定增长以提升就业需求 |
| 5.4.2 促进区域的产业优化以激活第三产业发展 |
| 5.4.3 正确看待和培育东北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 |
| 5.4.4 适度地提升本地就业人员的基本工资水平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大学生就业的国际经验借鉴 |
| 6.1 日本大学生就业经验借鉴 |
| 6.1.1 前金融危机时代的大学生就业经验 |
| 6.1.2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学生就业经验 |
| 6.2 英国大学生就业经验借鉴 |
| 6.2.1 前金融危机时代的大学生就业经验 |
| 6.2.2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学生就业经验 |
| 6.3 美国大学生就业经验借鉴 |
| 6.3.1 前金融危机时代的大学生就业经验 |
| 6.3.2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学生就业经验 |
| 6.4 对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的启示 |
| 6.4.1 推进相关法案制定,构建公平就业体系 |
| 6.4.2 强化职业指导培训,改善劳动力的供给 |
| 6.4.3 实行产业扶持政策,扩大社会就业需求 |
| 6.4.4 建立就业信息平台,健全就业服务体系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促进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的对策建议 |
| 7.1 政府层面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对策 |
| 7.1.1 明确政府在大学生就业中的职能 |
| 7.1.2 完善促进和保障就业的法律法规 |
| 7.1.3 发展区域经济促进区域就业提升 |
| 7.1.4 建立就业政策制定主体协同机制 |
| 7.1.5 引导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就业创业 |
| 7.2 社会层面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对策 |
| 7.2.1 营造良好就业舆论环境 |
| 7.2.2 大力发展社会职业培训 |
| 7.2.3 提升就业中介服务质量 |
| 7.2.4 搭建就业信息交流平台 |
| 7.3 高校层面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对策 |
| 7.3.1 推进教育与教学改革 |
| 7.3.2 改进人才培养的模式 |
| 7.3.3 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 |
| 7.3.4 强化就业指导与服务 |
| 7.4 用人单位层面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对策 |
| 7.4.1 树立科学的用人观念 |
| 7.4.2 开展深度的校企协作 |
| 7.4.3 建立公平的聘用机制 |
| 7.4.4 营造良好的用人环境 |
| 7.5 大学生自身层面促进就业的对策 |
| 7.5.1 努力培养正确就业观念 |
| 7.5.2 切实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
| 7.5.3 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
| 7.5.4 注重强化求职能力技巧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混合型”HRM感知对员工建言的影响机理：员工幸福感与人力资本的链式中介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结构与技术路线 |
| 1.5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述评 |
| 2.1 “混合型”HRM感知-9 - |
| 2.1.1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基础、研究视角与范式 |
| 2.1.2 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概念界定与相关概念辨析 |
| 2.1.3 转型期中国企业的高绩效工作系统研究 |
| 2.1.4 员工感知视角下的“混合型”HRM系统研究 |
| 2.2 员工建言行为 |
| 2.2.1 概念界定与相关概念辨析 |
| 2.2.2 维度与测量 |
| 2.2.3 影响因素 |
| 2.2.4 作用效果 |
| 2.3 人力资本 |
| 2.3.1 理论基础、研究范式与多层面理论的整合 |
| 2.3.2 概念界定与相关概念辨析 |
| 2.3.3 人力资本资源涌现：涌现赋能流程和混合组合机制 |
| 2.4 员工幸福感 |
| 2.4.1 员工幸福感的概念 |
| 2.4.2 员工幸福感的结构维度 |
| 2.4.3 员工幸福感的测量 |
| 2.4.4 工作场所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
| 2.4.5 中国传统本土文化的权变作用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模型、概念界定与假设提出 |
| 3.1 理论模型提出 |
| 3.1.1 信号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的整合 |
| 3.1.2 概念模型与测量模型的提出 |
| 3.2 测量模型假设提出 |
| 3.2.1 “混合型”HRM感知 |
| 3.2.2 员工建言行为 |
| 3.2.3 员工幸福感 |
| 3.2.4 人力资本 |
| 3.3 结构模型假设提出 |
| 3.3.1 “混合型”HRM感知与员工建言行为 |
| 3.3.2 人力资本的中介机制 |
| 3.3.3 员工幸福感的中介机制 |
| 3.3.4 员工幸福感和员工人力资本的双重中介机制 |
| 3.3.5 员工幸福感的链式中介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测量工具的形成及其性能检验 |
| 4.1 初始量表的筛选与确认 |
| 4.1.1 量表的筛选 |
| 4.1.2 初始量表的确认 |
| 4.1.3 初始量表设计与形成 |
| 4.2 预调研 |
| 4.2.1 初始量表的发放与回收 |
| 4.2.2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3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4.3 正式调研 |
| 4.3.1 正式量表的形成 |
| 4.3.2 问卷方法渠道选择及正式量表的发放 |
| 4.3.3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测量模型检验与数据质量评估 |
| 5.1 测量模型检验 |
| 5.1.1 “混合型”HRM感知 |
| 5.1.2 员工建言行为 |
| 5.1.3 员工幸福感 |
| 5.1.4 人力资本 |
| 5.2 共同方法变异检测 |
| 5.3 验证性因子分析与竞争模型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6.1 控制变量的差异性分析 |
| 6.1.1 关于性别因素的差异性分析 |
| 6.1.2 关于年龄因素的差异性分析 |
| 6.1.3 关于教育背景因素的差异性分析 |
| 6.1.4 关于企业性质因素的差异性分析 |
| 6.1.5 关于所处职位的差异性分析 |
| 6.2 研究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 6.3 假设检验 |
| 6.3.1 “混合型”HRM感知与员工建言行为 |
| 6.3.2 员工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 |
| 6.3.3 员工幸福感的中介效应 |
| 6.3.4 员工人力资本与员工幸福感的双中介机制 |
| 6.3.5 员工幸福感的链式中介效应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7.1.1 控制变量的结论与讨论 |
| 7.1.2 研究假设的结论与讨论 |
| 7.1.3 整体模型的结论与讨论 |
| 7.1.4 理论贡献与实践参考 |
| 7.2 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
| 7.2.1 研究不足 |
| 7.2.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私营企业人力资源配置状况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D]. 刘雅婕. 浙江大学, 2021(01)
- [2]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D]. 侯恩宾. 山东大学, 2021(11)
- [3]人口结构转变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D]. 李翠妮. 西北大学, 2021(12)
- [4]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5]制度质量、企业家才能配置与经济增长 ——机理分析与山西例证[D]. 杨阳.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6]企业家精神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D]. 李海铭. 辽宁大学, 2020(07)
- [7]中国“关系型”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D]. 林志帆. 厦门大学, 2019(07)
- [8]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D]. 张飞雁.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D]. 王利国. 吉林大学, 2018(07)
- [10]“混合型”HRM感知对员工建言的影响机理：员工幸福感与人力资本的链式中介效应[D]. 许龙. 河北工业大学,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