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杰[1]2010年在《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投资策略及财务风险防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公司获利手段增加,获利能力增强；另一方面使公司管理难度增加,风险水平提高。交易性金融资产中主要类别之一的衍生金融产品尤其是套期保值设计也是一把“双刃剑”,通常为防控风险而生,却可能产生更大的风险。“双刃剑”的两面分别是对公司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公司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将不得不面对其可能产生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而随着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公司与金融市场联系将更加密切,各类公司追逐金融产品的“有利影响”成为必然,这意味着加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投资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其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也将十分必要。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投资策略及财务风险防范问题研究是一个集计量属性、投资管理和风险管控“叁位一体”的研究。其关注的重点有叁个：一是关注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自身特性和其计量属性可能产生的潜在风险；二是关注不同类型公司在防控风险前提下的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策略研究；叁是关注以风险财务指标体系为核心的交易性金融资产风险管控制度的建立和运行。这一逻辑思路有“四个突破”：一是范畴突破,没有囿于财务与会计的小范畴,而是融合财务与金融的大范畴；二是内容突破,没有囿于交易性金融资产财务管理的理论范畴,而是立足于指导实践,融合了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大范畴；叁是视角突破,没有囿于某一类公司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及其风险管控的研究,而是比较分析不同类型公司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及风险管控的行为；四是思路突破,没有囿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争论怪圈,而是从大处着眼,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上对各类公司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行为及结果进行研究,并提出以风险财务指标设计与管理为核心的交易性金融资产风险管控问题。对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投资策略及财务风险防范问题进行研究,根本目标是以财务指标为核心提出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的策略及风险防控,保证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能够优化财务指标和财务报表,而不是使之恶化。因此,财务指标尤其是风险财务指标体系是文章各个部分的串联点。首先,交易性金融资产自身特性及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结合对财务指标的变动及暴露影响巨大；其次,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策略的研究和投资管理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优化财务指标；再次,交易性金融资产风险管控以风险财务指标体系的设计和风险管控制度的建立与运行为基础；最后,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及风险管理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可以用风险财务指标的变动来表示,风险财务指标优化,说明投资及管理水平有所提高；反之亦然。论文共分十叁章,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展开。第二-五章是“提出问题”,从宏观层面分析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范畴、类别、计量属性及其争论和可能的风险,从而为微观层面上的风险分析、投资策略分析及风险管控建议奠定了基础。实际上,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价格波动性天然存在,其风险性也就天然存在,但这种风险性对企业而言主要的暴露方式是通过财务指标和财务报表反映,因此有必要对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计量属性及其争论进行介绍,这是解决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策略及财务风险防范问题的大前提。第五-十章是“分析问题”,从微观层面上分析公司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潜在风险以及不同类型公司的基本情况、投资现状、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等。其中,第五章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将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结合起来,引出公司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具体情况分析并相应提出建议。第六-十章则展开对金融公司、非金融投资控股公司、中央企业财务公司、一般企业(含上市公司)、社会公益类基金等不同类型主体进行具体分析,这五章的基本结构是前半部分介绍基本情况、投资现状及风险承受和管控能力,后半部分提出基于防控风险的投资策略。第六-十叁章是“解决问题”,先从微观层面上给出防控交易性金融资产风险的具体建议,包括投资策略建议和风险管控建议两部分。第六-十章分不同类型主体提出基于防控风险的具体投资策略；第十一章提出公司要加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风险财务指标体系设计,其中包括共性财务指标和具体财务指标；第十二章提出公司要建立并完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风险管控制度,包括系统的机制流程和具体的方法技术。再从宏观层面上提出防控交易性金融资产风险的具体建议,第十叁章提出主管部门要加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投资指导及风险监管建议。
王书斌[2]2016年在《环境规制约束下中国工业行业雾霾脱钩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发展水平日趋提升。工业发展对我国经济快速腾飞的作用显着。与此同时,由于工业生产过程中往往包含了多种化学反应过程,容易产生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粉尘等有害气体的排放。随着工业规模扩张,这些有害气体排放量增多,最终导致了现在被广大国民所诟病的雾霾污染问题。雾霾污染对国民的生活、身体健康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得到了政府密切关注。但就此放弃如火如荼的工业化发展,来换取清洁的空气环境,也不切实际。所以,寻求实现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发展路径,成为"两全其美"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因此,政府势必会从制度构建出发,通过强化环境规制约束,推动经济的绿色化转型。鉴于此,本文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影响,并着重从企业投资、产业集群、产业转移与外商直接投资四种经济活动着手,探讨其在环境规制约束作用下对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影响效应。本文的主要工作有:(1)理论分析环境规制约束下实现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作用机理。此部分分别基于企业投资的个体行为、产业集群的企业群体行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动态行为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来经济行为四个视角,依次阐释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投资偏好、产业集聚环保外部性、产业转移和外商直接投资绿色外溢对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作用机理。(2)阐述环境规制与雾霾脱钩强度的关系。结果发现环境规制与雾霾脱钩强度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环境规制与雾霾脱钩强度始终表现出强烈的正相关关系,且环境规制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都是雾霾脱钩强度变动的原因。且在短期内如果出现环境规制增强(减弱)所导致的雾霾脱钩强度偏离了其均衡水平,雾霾脱钩强度会通过反向修正机制使其重新回归至均衡水平。(3)从企业投资偏好角度对环境规制的雾霾脱钩效应进行解释。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可通过影响企业技术投资偏好和类金融投资偏好两条路径来实现雾霾脱钩。随环境规制强度提高,企业技术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逐步增强,且企业类金融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先升后降。企业规模异质方面,大规模企业技术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随环境规制提高而减弱,但中小规模企业却逐步增强;大规模企业类金融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随着环境规制提高先升后降,中小规模企业随环境规制提高而减弱。企业产权异质性方面,随着环境规制提高,地方国有企业技术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逐步增强,而非地方国有企业只在第一门槛区间内有效;地方国有企业与非地方国有企业类金融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均随环境规制强度提高而增强。(4)从产业集群角度对环境规制的雾霾脱钩效应进行解释。结果发现产业集聚对地区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影响存在拐点,当产业集聚上升至一定水平后,才发挥正向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有助于增强产业集聚的雾霾脱钩效应。环境规制提高通过提升产业绿色生产率机理,增强了产业集群对雾霾脱钩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提高通过发挥共享治污基础设施机理,实现了产业集群的雾霾脱钩效应。(5)从产业转移角度对环境规制的雾霾脱钩效应进行解释。结果发现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显着促进了地区雾霾脱钩,且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有助于增强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的雾霾脱钩效应。重污染产业遵循空间邻近转移模式,由于雾霾污染具有强空间扩散性,无论周边地区重污染产业集聚或外迁均可能对本地区雾霾污染脱钩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重污染产业空间邻近转移的雾霾脱钩效应不显着;但如果本地区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则会敦促周边地区重污染产业外迁至更远地区,从而可以降低周边地区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对本地区雾霾脱钩强度的负面影响。高环境规制地区重污染产业外迁对低环境规制地区雾霾脱钩影响不显着,但如果两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差距拉大将加剧高环境规制强度地区重污染产业外迁对低环境规制地区雾霾脱钩强度的负面影响。(6)从外商直接投资角度对环境规制的雾霾脱钩效应进行解释。结果发现重污染产业及其上、下游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均可以显着促进地区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其中上游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雾霾脱钩效应最强,且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有助于增强叁种类型外商直接投资的雾霾脱钩效应。只有当雾霾脱钩强度提升至较高水平后,环境规制才会促进重污染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雾霾脱钩效应。且当地区雾霾脱钩强度最高时,环境规制对上、下游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雾霾脱钩效应的调节作用也达到最强。最后基于全文的研究结论,为科学设计环境规制,推进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进而促进经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使我国工业发展的环境效应更加有益于民生,使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全面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
贺雅婷[3]2016年在《中美家庭金融行为比较》文中认为近年来,国内外对于家庭金融问题的研究已经获得了一些成果,但这些研究大多关注于单个发达国家,少数对我国与发达国家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进行比较的研究,也停留在家庭资产结构对比和定性分析的层面。家庭金融行为受人口统计学因素的影响,但由于国别差异的存在,相同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不同国家的家庭来说,会引起其不同的家庭金融行为特点。因此,本文在对中美家庭金融行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探究对两国家庭金融行为造成不同影响的因素,并对两国表现出不同家庭金融行为特点的原因进行解释。本文将家庭金融行为定义为家庭金融资产投资和家庭负债行为这两个方面,研究方法上结合了理论与实证。首先,本文梳理和总结了家庭金融相关理论,在对中美家庭的金融资产结构和负债水平进行比较后,分别对影响中美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偏好和负债选择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深层次分析这些因素对中美家庭的金融行为造成不同影响的原因。在实证方法上,本文采用了二元probit模型分别对影响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负债概率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采用tobit模型研究影响家庭金融资产份额和负债程度的因素。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中美家庭金融行为进行比较,本文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市场发展程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差异,是造成中美家庭不同风险金融投资偏好的深层次原因,同时,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因素也会显着影响家庭金融行为,但其对中美两国家庭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此外,人口统计学因素、消费传统、房产等因素会对家庭负债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引起了中美家庭在负债行为上的差异。针对得出的主要结论,本文提出了优化资本市场环境、提升教育水平、制定完善的养老金计划、保障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和鼓励小额贷款等政策建议。
李芳[4]2016年在《煤炭资源开发项目融资决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煤炭资源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我国既是煤炭生产大国,又是消费大国。根据海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煤炭资源需求量远远大于产量,一直以来都是进口大于出口;且据BP集团的2015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可知,我国的煤炭储采比仅为30,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长远的角度出发,这不仅会阻碍我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更有甚者会威胁到我国的能源安全。因此,加快开拓煤炭资源开发项目的国际市场,不仅是我国煤炭企业长远发展的需要,更是维护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需要,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随着“走出去”战略思想的提出,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尝试境外投资煤炭资源开发。2004年,兖矿集团全资收购澳大利亚澳思达煤矿,是我国首次进行境外投资煤炭资源开发实践活动,接着神华、中煤、开滦等大型煤炭国有企业也开始加快境外市场的拓展,但发展并不理想。总结失误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自身的机制不健全,融资渠道不畅通,融资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发展境外煤炭资源开发项目的重要因素。煤炭资源开发项目,具有投资大、回报高、风险大等特点,尤其是跨国融资面对的金融与法律环境非常复杂。单一的项目投资方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投入,且难以承担巨大的风险。在项目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阶段性特点明显,单一的投资方难以掌握全过程的运作知识,不利于实现项目效益最大化,因此,合理的股权结构不仅能够解决资金问题,又能带来管理与技术上的进步。但项目融资过程中涉及众多决策问题,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决策过程。现阶段,我国进行境外煤炭资源开发迫在眉睫,又经验不足。因此,需要在项目前期做全面的尽职调查,建立合理的决策模型,选择最优的融资模式、股权结构及资金结构,并能够适时预测资金结构的波动,及时做出调整。我国针对煤炭资源开发项目融资决策问题缺乏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国外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也很少,而在国内的一般公司财务领域与项目融资领域使用了多种经典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奠定了投资煤炭资源开发项目融资决策的研究基础。但国内外学者常用的定量分析方法和模型比较零散,研究深度非常有限,且尚未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因此本文从项目的特性分析出发,基于实际项目,建立了煤炭资源开发项目,融资模式选择的多目标定量决策模型,股权结构选择的多目标博弈模型,资金结构优化的实物期权模型、实证分析模型以及资金结构预测的小样本时间序列模型。通过案例分析,验证了本文研究模型对煤炭资源开发项目融资决策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具体来说,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与成果如下:(1)基于多目标定量决策模型的煤炭资源开发项目,项目融资模式选择通过对煤炭资源开发项目投资阶段性特点分析,建立了分阶段融资模式。根据项目特点,在项目的勘查阶段一般采用内源融资模式;项目建设阶段,融资较为复杂,以项目融资模式为主;项目运营阶段,随着债务的清偿与资本的积累,项目以重组或上市融资。对煤炭资源开发项目建设期融资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共甄别了14项核心影响因素作为项目融资模式选择的指标。分析了国际常用于矿业项目融资的五种模式(“产品支付”、“杠杆租赁”、bot、abs、ppp)各自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用于确定14项核心指标权重的基于ism-模糊网络模型的专家群决策模型。在指标权重已知的情况下,建立了煤矿项目建设阶段项目融资模式选择的混合多指标灰靶决策模型。本文首先根据指标间的相互关系,建立了解释结构模型的邻接矩阵,通过模型计算建立了二层的ism递阶结构层次,作为模糊网络模型的计算基础。然后,本文选择了4位专家,在专家权重未知的情况下,分别对每层指标的权重进行评价,并进行了对应的叁角模糊数量化,经过专家权重计算,对专家评价信息进行了加权集结,然后根据模糊网络模型计算方法,确定了煤炭资源开发项目建设阶段项目融资选择模式的指标权重。最后,根据14个指标的各自性质,分别求取定量指标、区间数指标与定性指标(转化为叁角模糊数指标)的靶心距,结合指标权重,最终求得各融资模式在本文案例中的评价排序。通过案例计算,确定了abs融资模式为最优选择。(2)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煤炭资源开发项目股权结构选择煤炭资源开发项目每个阶段的资金需求量都很大,且技术要求较高,所以专业的任务代理方,都可以仅通过委托代理关系提供服务,也可以作为股东,扮演委托方和代理方的双重角色。即在每个阶段都假设有两种方案,一种是该阶段只有资金类股权投资,另一种是该阶段的主要代理方以其执行任务作为投资或追加投资来换取项目股权。本文根据项目现金流的阶段性特点,将股权结构分为两大类进行分析,一是现金流出类,代理方在项目公司授权下执行项目的具体投资工作,称为投资期的股权结构;二是现金流入类,代理方在项目公司授权下执行项目的运营管理工作,称为运营期的股权结构。(1)基于多目标委托代理理论的煤炭资源开发项目投资期股权结构选择。本文在分析投资期特点的基础上,建立了“工期”、“质量”双目标双激励下的叁种博弈模型,分别是:代理方不参股且双方不合作的委托代理模型,代理方与项目公司合作的博弈模型以及代理方参股的博弈模型。通过案例数据的仿真实验,可得出以下结论:a.在叁种博弈模型中,项目价值增值、项目公司价值增值、承包商价值增值都与工期、质量间的努力边际成本替代率k有关。b.对于代理方参股模型而言,当k在一定范围内,k为定值时,总能找到一个参股比例区间,在这个区间内叁方的价值增值都优于代理方不参股的情况。c.随着k值增大,承包商参股模型比承包商不参股模型的价值增值在降低,当k超过一定的范围时,采取不参股模式要比参股模式获得更高的价值增值。(2)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煤炭资源开发项目运营期股权结构选择。参照在项目投资阶段的研究方法,建立了项目运营期叁种对应博弈模型通过案例数据的仿真实验,可得出以下结论:a.在叁种博弈模型中,项目、金融投资方与运营管理商价值增值都与产出系数3x有关。b.合作模式对项目的价值增值最有利,关键在于增值价值是否能够合理分配。非合作博弈与运营管理商参股模式相比,对项目的价值增值有提高但不明显,关键在于运营管理商出资能够换取的占股比例是否合理。c.产出系数3x一定时,可以求出金融投资方与运营管理商都能够接受的占股比例区间,随着产出系数3x值增大,该比例区间在逐渐往实数轴的左侧移动。(3)煤炭资源开发项目分阶段最优资金结构动态选择根据煤矿项目投资建设程序及其资金需求特征,本文将煤炭项目投资生命周期分为投资阶段与运营阶段两部分来考虑,动态研究其最优资金结构。建设阶段采取的abs融资模式是以资产真是出售来获得项目资金的融资方式,因此,abs剥离的资产,既不会给公司带来节税收益也不会增加公司额外的破产成本。因此,本文将项目勘察阶段与项目建设阶段的资金结构综合起来称为项目投资期的资金结构。运营阶段的项目融资与项目所在地政府政策、法律法规、经济环境等因素密切关系,通过对运营发展良好的同类企业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在同等环境下的项目运营阶段最优资金结构区间。(1)基于b-s期权定价模型的煤炭资源开发项目投资期资金结构选择。本文建立了基于b-s期权定价公式的节税收益与破产成本计算模型,并通过遗传算法实现了案例企业价值最大化均衡的求解。为进一步细化资金结构,建立了基于机会准则的同类资金组合优化模型,且通过遗传算法实现了案例模型的求解。(2)基于实证研究的煤炭资源开发项目运营期资金结构选择。本文在大量调查资金结构的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建立了资金结构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对澳大利亚的煤炭上市企业进行了相关财务数据的调研。并对相关调研结果进行了实证研究与函数关系拟合。综合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2014澳大利亚煤炭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存在很大差别,分布比较离散。企业综合价值z呈资产负债率dar的二次函数形式,当资产负债率在一定范围内增大时,企业价值随之增大;当超过这个范围后随之降低,呈倒u字型关系。由拟合函数可见最优资金结构区间为[48.72%,60.08%]。(3)基于小样本时间序列的煤炭资源开发项目资金结构预测本文利用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模型对资金结构进行预测,并利用粒子群优化算法对支持向量机的关键参数进行寻优。通过案例实验,预测结果与实际值较为接近,预测效果理想。该模型可作为企业资金结构预测的一种新方法,为企业的财务策略,提供了预测手段,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本文作为项目的前期理论研究,并通过实际案例分析,验证了所提出模型方法的可行性,为煤炭资源开发项目顺利推进提供参考价值。
杨曦[5]2012年在《基于二元语义叁维评估方法的金融投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金融投资的普及,金融投资分析受到了广泛关注。由于传统的金融投资分析方法将侧重点放在了对金融投资方案的专业评级中,需要评价者具有丰富的投资经验,专业的金融知识和较高的分析水平。然而金融投资目前已经是一种普通的投资行为,越来越多非专业金融投资者进行金融投资,传统的方法不能满足让普通的金融投资者也参与到金融投资评价中的要求,也无法根据投资者的购买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给出相应的最优投资方案。金融投资评估在综合考虑各项指标的情况下,对投资方案进行科学合理地评价,以提高投资收益,降低风险和减少损失为目的,为金融投资者提供参考。投资者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减少投资决策的盲目性,需要金融投资评估,然后作出科学的投资决策。如何使普通的金融投资者参与到金融投资评估中,从多种投资方案中选出风险较低、收益较好,又符合投资者购买能力和投资要求的投资方案,做出最优决策是本文的研究方向。金融投资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些评价指标很难给出数值类的评价信息,针对评估者以模糊语言形式来进行评价的情况,本文将二元语义多属性决策方法应用在金融投资评估中,提出了两种面向金融投资者的基于二元语义叁维评估方法的金融投资评估。针对自然语言的评价信息,(1)本文提出了并构建了二元语义的叁维评估框架；描述了可以概括为评价信息的二元语义转换层、评价信息综合层、决策层这叁个层面的二元语义的叁维评估方法。(2)研究了国内外现有的一些金融分析方法,针对我国金融投资市场的特点,根据评价指标确立原则,建立了基金和股票投资评价指标。在二元语义的叁维评估框架下,提出了基于二元语义叁维评估方法的两种金融投资评估方法。(a)给出了面向初级投资者的金融投资评估步骤。针对投资者缺乏投资经验,希望获得专业的优势投资方案推荐服务的情况,给出了面向初级投资者的金融投资评估步骤。(b)给出了面向中高级投资者的金融投资评估步骤,提出了扩展的二元语义信息集结算子。针对投资者有一定的投资经验,风险偏好、承受能力以及对市场的认识程度不同的情况,提出了扩展的二元语义信息集结算子,将投资者意见与评估专家意见相结合,给出了帮助投资者进行理性投资的面向中高级投资者的综合金融投资评估步骤。(3)用实例给出了二元语义叁维评估方法在金融投资中的具体应用过程,基金投资中的应用和股票投资中的应用,验证了本文提出方法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朱映惠[6]2016年在《中国企业金融投资变动：宏观经济效应与成因研究》文中提出实体部门与金融部门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两大主体,其中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以服务实体为导向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经济体系中的两大部门对应形成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两种不同的资本形态,产业资本在资本结构中居于基础地位,金融资本以支持和引导产业资本而存在。然而,在经济金融化发展过程中,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互渗透改变了实体企业传统的生产经营模式,企业金融投资规模持续增加,金融资本由从属于产业资本的地位逐渐演变成产业资本的影响者或控制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提醒我们,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将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次贷危机爆发后,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减速换挡的新常态时期,然而金融部门却呈现出逆经济周期独立膨胀态势。金融与经济背离发展引发多层次资金流向脱实向虚,具体表现为:宏观层面,资金在金融领域持续空转或流向实体部门的链条被拉长;微观层面,企业实物投资增速下降,而金融投资规模不断增加,企业获利渠道对金融投资收益的依赖性增强。在我国实体部门收益持续下降阶段,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不断增加金融投资逐利而荒废主营业务,这种企业资本投向的变化将显着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但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分析企业实物投资,而对企业金融投资的经济影响关注较少。本文以企业资金配置脱实向虚问题为研究对象,在全面了解我国企业金融投资变动的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尝试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实体企业参与金融投资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影响效应与影响机制是什么?第二,导致我国企业金融投资规模持续增加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通过对上述两个问题的深入分析有利于合理引导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防范实体企业资金配置脱实向虚,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有利于通过有效的政策制定影响和引导企业投资行为助力供给侧改革,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是:首先,基于我国经济新常态时期,金融与经济背离发展所引起的企业资金配置脱实向虚的现实,从规模和收益的角度分析企业金融投资的现状与问题(第叁章);其次,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企业金融投资的宏观经济效应,即明确企业金融投资持续增加、获利渠道对金融投资收益的依赖性增强将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产生何种影响(第四章、第五章);再次,根据企业投资决策理论发展脉络,将企业实物投资和金融投资统一放置于企业投资理论框架中,分析完美市场条件和非完美市场条件下企业增加金融投资的影响因素,并以此为依据分析我国企业资本投向脱实向虚的根本原因(第六章、第七章);最后,通过对影响我国企业金融投资持续增加的因素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对策(第八章)。本文的主要工作与研究结论如下:1.本文以我国上市非金融企业为样本,测算了企业金融投资规模和金融投资回报率,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的经济上行区间,我国企业金融投资规模较小,实物投资回报率超过金融投资回报率;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运行进入下行区间,实物投资回报率下降导致企业实物投资意愿降低,与其相对,金融投资规模和收益持续上升,企业获利渠道对金融投资收益的依赖性增强,在次贷危机后,企业资本投向表现出显着的脱实向虚倾向。2.关注企业金融投资的宏观经济效应,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分析了企业金融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经济波动的影响。第一,在分析企业金融投资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时,论证了“挤入”和“挤出”两种效应,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企业金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次贷危机爆发后的经济下行阶段企业金融投资持续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要强于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且金融投资对物质资本投资的挤出效应要高于对技术资本投资的挤出效应。第二,针对企业获利渠道对金融投资收益的依赖性不断增强的现实,分析了企业金融投资收益增加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企业金融投资收益既可能平抑经济波动也可能会放大经济波动。而实证研究结构表明,我国企业金融投资收益增加加剧了宏观经济波动,企业对金融渠道利润来源的依赖性越强,对经济波动的放大作用越显着。并且,银行信贷是连接企业金融投资收益和经济波动的重要传导渠道。3.基于企业金融投资决策理论框架分析了可能导致企业金融投资持续增加的原因。本研究提出在完美市场条件下,企业将在实物投资与金融投资之间均衡配置资金,实现均衡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通过放松完美市场条件假设发现,投资回报率差异、宏观流动性过剩、融资约束、经济的不确定性与代理成本都将导致企业金融投资持续增加。此外,本文以我国实际数据,验证了理论分析中所提出的影响金融投资的因素,并结合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总结了影响我国企业金融投资持续增加的深层次原因。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包括:(1)研究视角独特。本文以企业金融投资持续增加的现实为研究视角,理解和把握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资金配置脱实向虚问题具有一定的新意。(2)观点创新。本文核心关注微观企业金融投资的宏观经济效应,从理论层面提出了“挤入”、“挤出”和“波动”叁效应,并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企业金融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真实影响。拓宽了宏观经济问题研究的微观基础。(3)方法创新。本文以企业投资决策理论为基础,将金融投资与实物投资放置在统一的投资决策分析框架内,分析完美市场条件和非完美市场条件下企业的资金配置问题,相较于以往多将两者分离、独立研究,具有一定新意。
魏丽萍, 陈德棉, 谢胜强[7]2018年在《互联网金融投资决策:金融素养、风险容忍和风险感知的共同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普通互联网金融消费者(N=348)为样本,运用结构方程建模,探讨金融素养、风险容忍、风险感知对互联网金融投资决策共同影响的机理和路径。主要结论如下:(1)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越高,越倾向于参与互联网金融市场;风险感知水平越低,越倾向于参与互联网金融市场。(2)金融素养、风险容忍、风险感知对互联网金融投资决策共同影响的机制为链式效应,即金融素养→风险容忍→风险感知→投资决策;此路径中,风险容忍完全中介了金融素养对投资决策的影响,风险感知完全中介了风险容忍对投资决策的影响。(3)金融素养对投资决策的直接效应(0.565)远大于间接效应(0.029),这说明,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对促进消费者互联网金融参与的直接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综上叁者可知,消费者互联网金融投资决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因变量是消费者的金融素养,对消费者互联网金融投资决策的正确把握应从了解消费者的金融素养开始。
舒强[8]2014年在《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收益风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收益风险是个人进行高等教育投资决策的重要前提及依据,也是国家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关键,因而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收益风险问题已逐步成为当前教育经济领域研究的焦点。对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收益风险问题的分析宜始于高等教育投资的根本属性。从教育投资属性角度管窥我国高等教育投资属性,其生产与消费并存属性已逐步强化。人力资本理论、公共产品投资理论和教育公平理论以及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与实践已进一步佐证,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过程中,其投资风险的凸显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然而,高等教育投资收益风险的客观存在性仅是当前高等教育投资收益风险问题的一隅,因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并不简单是高等教育风险本身问题,其如何科学度量并合理有效规避风险,已成为解决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保障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手段。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将必然带来城乡劳动力频繁流动,而由此所产生的农民工群体将越来越庞大,庞大的群体效应必将对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改革、社会稳定等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其子女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效果——收益风险问题,将深刻的影响到社会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效果和改革目标的实现。近年来,农民工群体已受到政府及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重视,但这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其相对弱势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对其经济方面的援助仅能使其生存环境得到暂时缓解,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其问题,阶层之间的代际继承已逐步呈现。随着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微观经济划分日益凸显,关注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投资及其收益风险问题,提高投资收益率的同时规避、降低或分散投资收益风险,则是对这一特殊群体关注的一种根本性、发展性、提升性的途径。当前科技的革新已逐步成为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与主要手段。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技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将越来越依靠人力资本的累积。而科技的创新、人才的培养,其根本还在于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由此,在新环境下,以分位数回归和组合投资理论为基础重新审视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向“普及化”过渡过程中,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收益风险问题,并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思考其风险生成的机理,合理有效规避、降低、分散其投资收益风险,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协调发展,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重大课题。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投资收益与风险是其投资的两个维度,据此从投资收益风险的分散、规避及分担角度来研究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收益风险问题,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不同分位数上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进而分析其个人投资收益风险,其结果显示：当前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约为4.23%,投资收益风险为4.21%,其中主动投资高等教育的收益风险为3.13%,被动投资高等教育的收益风险为6.86%。相较于之前相关研究,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呈下降趋势,而投资收益风险则逐渐增大,高等教育投资风险与收益没有正相关关系,反而存在一定负相关关系,即呈现出“低收益,高风险”态势。与其他群体相比,城镇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约为8.71%,投资收益风险为2.07%；农村其他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约为7.01%,投资收益风险为2.23%,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投资收益风险明显高于城镇家庭子女和农村其他家庭子女。影响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投资收益风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个人投资意愿、就读学校层次类别、就读专业、确定性收益保障、就业城市类别等。其中个人投资意愿、就读学校类别层次差异和确定性收益保障不足是造成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投资收益风险较大的最主要原因,并呈现出就读学校层次越低,投资风险越大,被动投资比主动投资风险更大的情形。这几方面的共同作用,造成当前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投资收益不足、风险偏大。制度是减少不确定性、降低风险,有效配置资源的一种提高经济效率的方式,制度的内载运作方式使得相关制度安排与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投资收益风险之间架构了理论的链接。高等教育投资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手段,必须通过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经济发展不平衡、就业率普遍偏低、社会保障供给不足、确定性收益缺失、高等院校层级差距过大等导致高等教育及其相关制度安排与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严重错位,投资收益不确定性加大,风险增大。而与之相关的高等教育制度、社会分配制度、劳动力市场机制、社会保障制度以及风险分担机制的缺失与不足则是造成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错位,进而形成投资收益风险的根源所在。高等教育及其相关制度供给中的政府“经济人”利益诉求,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利益冲突和制度供给悖论是相关制度安排有效供给不足的内在机理。加强制度供给,推进高等教育相关制度的改革与变迁,是有效规避和降低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收益风险的必然取径,也是政府实现其教育振兴经济计划、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应然选择。推进高等教育制度变迁需要在现有相关制度基础上,根据国家的总体战略和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建立完善相关政策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加快高等教育相关制度供给与安排,积极设计以高等教育带动经济发展的新机制,推进招生培养、专业设置、资源投入、成本分担、就业引导等多方面改革,加大对低层次类别高等院校的投入,逐步缩小不同类型层级学校之间的校际差距、提升高职高专院校的学历教育层次和教育质量,建立不同层级类别学校间的流动机制,推进高职院校免费教育,适时考虑废除高考学校层级选拔制度,完善职业教育向普通高等教育的流动机制；其二,国家及地方政府在加快经济发展、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缩小城乡经济差距、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同时,应逐步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双重壁垒”,建立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促进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合理流动,统筹考虑设立大学毕业生最低保障工资制度和失业保险机制,增大保障性收益比重,降低投资收益不确定性,逐步设立农村大学生免费定向招生、培养和就业制度,不仅可以有效规避和降低其收益风险问题,也有利于国家对产业结构的宏观调整；其叁,结合组合投资理论,逐步引入高等教育风险投资机制和保险制度,分散投资风险,分担风险后果；最后,农民工家庭子女根据自身情况积极主动投资高等教育的同时,应强化风险意识,结合国家及教育主管部门高等教育评估情况,正确认识并理性选择不同类型、不同专业的高等教育,避免盲目投资。
杨竹清[9]2018年在《企业高管团队特征对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选择2008年至2015年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金融投资的程度和是否选择投资等行为的影响,并探索了企业属性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年龄异质性、学历水平、学历异质性、持股比和不领报酬比例等特征,在企业不同金融资产投资决策过程中存在显着影响,而且其中企业属性具有一定的调节效应。此外,管团队特征对企业是否选择投资金融资产和投资程度往往存在截然相反的作用。
周广肃, 樊纲, 李力行[10]2018年在《收入差距、物质渴求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文中认为本文使用2010-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考察了收入差距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收入差距的增大显着提高了家庭对股票和广义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概率,基尼系数每提高0.1,家庭投资股票和广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分别提高1.18和1.33个百分点。使用不同的收入差距衡量指标作为解释变量,以及使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均得到一致结论。对机制的分析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通过增加人们的物质渴求来影响家庭的风险金融投资。此外,分样本的回归表明,收入差距影响风险金融投资的正向效果主要来源于非农户口、高收入、高人力资本及高社会资本的群体。
参考文献：
[1].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投资策略及财务风险防范研究[D]. 张晓杰.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0
[2]. 环境规制约束下中国工业行业雾霾脱钩效应研究[D]. 王书斌. 东南大学. 2016
[3]. 中美家庭金融行为比较[D]. 贺雅婷. 西南交通大学. 2016
[4]. 煤炭资源开发项目融资决策研究[D]. 李芳.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6
[5]. 基于二元语义叁维评估方法的金融投资研究[D]. 杨曦. 广东工业大学. 2012
[6]. 中国企业金融投资变动：宏观经济效应与成因研究[D]. 朱映惠. 中央财经大学. 2016
[7]. 互联网金融投资决策:金融素养、风险容忍和风险感知的共同影响[J]. 魏丽萍, 陈德棉, 谢胜强. 管理评论. 2018
[8]. 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收益风险研究[D]. 舒强. 西南大学. 2014
[9]. 企业高管团队特征对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J]. 杨竹清. 浙江金融. 2018
[10]. 收入差距、物质渴求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J]. 周广肃, 樊纲, 李力行. 世界经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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