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呼吁印巴克制（论文文献综述）
林雪雯[1]（2021）在《美国对巴基斯坦政策研究（1961-1968）》文中提出
彭昕[2]（2021）在《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国际制度的发展有深化合作和扩大规模两个方向。相对于深化合作直接实现内部提质、进一步促进制度的发展,制度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制度成员的增多,如若不基于强有力的约束协调,则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制度功能的发挥、威胁制度的未来发展。诸如欧盟等强制度,因扩员而引起的内部协调困难、一体化进程延缓等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约束力较弱的国际制度扩员就更易引起功能涣散、治理低效等问题。因此,弱约束性制度理应倾向于深化合作,谨慎扩员。然而,针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实践的经验观察发现,即便在组织面临迫切提质需求的情况下,弱约束性制度仍然实现了扩员。这一选择逻辑上的反常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弱约束性制度为何选择扩员?弱约束性制度如何应对扩员后的功能低效?针对这一问题,就学理基础而言,制度变迁研究构成了研究的宏观理论背景;就经验积累而言,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数据与文献为本文提供案例检验基础。但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当前以功能主义和理性选择为导向,大量聚焦强制度扩员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对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问题提供有效解释。针对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制度扩员的经验研究,缺乏更进一步的学理提炼与整合,存在理论性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分析折中主义方法,在制度具备包容性特征且处于协调性制度互动背景的前提下,围绕国际制度功能的多重性内涵,提出了影响弱约束性制度扩员实现的权力制衡、规范扩散以及功能补偿三项基本假设。将其分别带入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从搁置（2001年至2007年）到进行法律准备（2008年至2014年）再到最终落实（2015年至2017年）的三个具体阶段予以验证。就上海合作组织案例而言,针对其弱约束性特征的判定既有其结构性的客观原因,也依据其一系列主观的规则设定。作为一项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导的区域间合作制度,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基本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同一空间内众多的相似性制度供给,也在大国利益和小国需求的彼此兼容中维持了基本协调的互动关系。以此为前提,通过历时性比较上合组织扩员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发现:第一,在俄罗斯视角下,由于对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威胁感知不断提升,受到中国实力提升对中亚经济影响力增强的压力,其权力制衡需求呈现了持续增强,因此俄始终致力于积极推动扩员,以便更好地发挥制度作为软制衡工具的作用;第二,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背景下,上合组织的制度成熟、成员国的实力增长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提升“上海精神”这一核心规范出现了日益增强的扩散需求,推升了各成员国寄希望于通过扩员提升制度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倾向;第三,2015年“一带一盟”对接的实现、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确立,通过制度间功能协调上合组织突破原有功能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扩员引起的功能弱化问题,解决了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引起低效问题的后顾之忧。基于系统的理论假设和经验论证,最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制度成员国权力制衡和规范扩散需求的提升增强了制度扩员的可能,但不足以促成扩员的最终实现;功能补偿的出现,是在前两项需求不断增长、扩员可能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促使上合扩员决策得以最终达成的决定性因素。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当前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分析总结出可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约束性国际制度借鉴的发展经验和政策建议:在逆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大背景下,不论是既有弱约束性制度的未来发展,还是后发力量类似的制度供给,都应在关注内部功能建设的同时,重视制度间关系的维护,避免碎片化引起的制度消耗,追求在协调型互动中形成制度间功能的补偿甚至借用。2021年适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本文对于上合扩员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已完成的扩员实践,还在明晰扩员依据的基础上对上合新阶段从制度协调中获取的新兴发展动力做出了积极评估与展望。
李涛[3]（2021）在《肯尼迪政府对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1961-1963）》文中研究说明冷战的全球化开始后,美国对东方阵营进行全方位的遏制。在南亚地区寻求与印度合作未果后,转向通过与巴基斯坦结盟来进行支撑。肯尼迪政府不同于前任政府,其南亚的政策目标是整合印巴对抗东方阵营,为此调整了南亚政策。1962年中印边境发生军事冲突在客观上为肯尼迪政府调整对巴政策提供了动力。肯尼迪政府在权衡后认为军事援助印度的风险可控-即可以在大幅度密切美印关系的同时,继续维持与巴的同盟关系,同时承受一定时期内美巴关系复杂化的代价。最终美国不顾巴基斯坦的反对向印提供军事援助试图拉近美印关系,并引发了美巴关系危机。由于美巴相互需求的基础仍然牢固,美国也在对印援助中保持克制,美巴关系在经历风波后大致恢复并继续保持大体稳定。本文基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力图依据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外交文件集和相关决策者的回忆录,来试图还原肯尼迪政府对巴基斯坦政策的调整及其动因。特别是中印边境冲突爆发之后,肯尼迪在面对南亚错综复杂的地区局势,以及各方不同的反馈信息和意见时,如何在复杂形势下抓住转瞬即逝的可能促进美印关系走近的机遇。过往的研究往往较多关注美国对印度提供军事援助的结果,忽视肯尼迪本人的政治理念偏好及第三世界观,地区局势变化以及肯尼迪认知、决策在其中的适应过程,从而忽略肯尼迪具体的对南亚政策进行调整的利弊权衡的复杂决策过程。探究肯尼迪政府对巴基斯坦政策决策思维的复杂性,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决策背景的复杂性,以及政策实施结果的复杂性正是本文的初衷所在。
韩召颖,任炳卿[4]（2020）在《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对巴政策演变——基于强制外交与威慑理论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克什米尔地区是当今世界上最具争议的地区之一,从20世纪中叶以来,克什米尔问题成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关系的晴雨表。克什米尔问题也逐渐从领土争端发展成为了集印巴两国外交冲突于一体的集中爆发点,也使得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互动愈发复杂。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威慑政策的失败,决定了印度对巴采取强制外交政策与威慑政策的转化模式,从而形成了印巴在克什米尔地区的互动关系,造成当前克什米尔地区的印巴冲突现状。
何静[5]（2020）在《检察介入监察调查：依据探寻与壁垒消解》文中研究表明职务犯罪追诉实践中,检察机关介入监察调查是一种常见的法律现象。不过,对于检察介入监察调查是否具有正当性,检察介入存在哪些潜在的障碍以及如何确保检察介入的规范化运作等问题,理论上缺乏回应。检察介入监察调查具有正当性依据,具体而言,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以及承担控诉职能的需要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监检"配合制约"的法定原则则是其规范依据,实现法治高效反腐目标和监察调查力量的不足则为其提供了实践依据。当然,检察介入监察调查还面临着一些潜在的壁垒,包括监察机关配合意愿不足、法律依据缺位以及检察机关"角色混淆"的风险等,消解的方法在于续造相关法律规范,实现检察介入监察调查的规范化运行。
李亮[6]（2020）在《上海合作组织建立成员国间冲突调解机制初探》文中研究说明区域性国际组织在地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它们对本地区冲突管理的贡献上。上海合作组织基于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原则,对域内重大突发事件与成员国间的频繁冲突,均采取不介入姿态。但吸纳印度与巴基斯坦后,成员国间冲突的复杂性和强度显着升高,这将对组织的正常运行造成严重干扰,也对中国在组织内外的战略利益和"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制约,上合组织合理管控成员国间冲突势在必行。本文梳理各大区域性组织积极调解冲突的实践与成果,分析上合组织调解成员国间冲突的内部需求和对中国的战略利好,并总结国内外学界的相关观点,认为上合组织调解冲突是必要且迫切的。通过提炼上合组织调解冲突的五大优势和三重障碍,认为调解具有理论和制度上的可行性。在坚持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前提下,上合组织应创建以预防冲突、控制风险为目标的成员国间冲突调解机制,力争将冲突的频率、烈度及对组织的冲击维持在较低水平,为组织的长远发展保驾护航,中国则应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杨思灵[7]（2019）在《印巴围绕克什米尔争端的外交博弈及其影响》文中研究表明近期,印度单方面改变克什米尔地区现状,导致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持续紧张,引发印巴之间新一轮的外交博弈。从历史上看,印巴围绕克什米尔争端的外交博弈经历"零和博弈""合作博弈"与"拒和与求和"几个阶段。当前印巴克什米尔争端升级的外交博弈是"零和博弈"的回归。该争端升级的主因有多种,既有双方在克什米尔争端外交博弈非灵活性的根本原因,也有印度作为主要矛盾方面的主观选择,还有国家实力、战略互信、民族主义及外部变量等客观因素。这场外交博弈既关乎印巴双边关系,也对地区乃至世界格局的走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极有可能成为撬动相关地缘格局的杠杆。
苗健[8]（2017）在《印度反恐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南亚大国的印度,长期遭受着源于社会多重矛盾、具有深刻历史因由的本土恐怖主义和“圣战”思想主导的国际恐怖主义内外联动的威胁,反恐形势复杂严峻。历史上反恐机制的缺位使以“孟买连环恐怖袭击”为标志的重大恐袭事件对印度国家安全造成重创。近年来,印度政府着力加强以反恐决策、反恐情报、反恐力量和反恐合作为核心的国家反恐机制建设。但受制于国家内部政治生态,印度反恐机制存在其固有缺陷,连同印巴关系的现实影响,使之在应对多元复杂的恐怖威胁中所发挥的实效受到制约。同时,在南亚地区、国际战略环境以及本国战略文化因素的推动下,印度致力于在反恐国际体制中发挥影响力,利用反恐合作机制平台积极扮演“地区主导国家”和“国际秩序塑造者”角色。本文从印度恐怖主义严峻态势及反恐现实困境出发,探寻反恐机制之于印度的必要性。从反恐决策机制、反恐情报机制、反恐行动机制和反恐合作机制四个有机组成部分探讨印度反恐机制建设情况及其主要特点。审视印度反恐机制的成效与实施困境,考察印度国内政治生态、国际地区战略环境因素与印巴关系动态因素对其影响。兼采印度历史上对反恐机制建设起到推动作用的两个标志性反恐案例,从反恐行动视角和相关教训分析印度反恐机制暴露出的缺陷。评析印度反恐机制之得失,以求得出对中国反恐机制建设和反恐政策实践的启示意义。
张静[9]（2017）在《印度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4年5月26日,莫迪宣誓就任印度联邦政府总理。在任内三年多的时间里,莫迪在外交方面投入了巨大热情,取得了丰硕成果。根据印度的外交理念与传统,莫迪政府基本采取了被印度战略界喻为“同心圆”的外交战略思想,将印度外交划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的同心圆:第一层是印度的直接邻国即南亚地区国家,第二层是“扩展的邻居”,即印度直接邻国的外围国家,主要指穿越亚洲与印度洋的国家,第三层是指全球舞台,主要关注对大国与国际组织的外交。其中,本文将第一层与第二层的同心圆定义为印度的大周边外交,也是莫迪上任后积极扩展印度影响力的地域。莫迪政府大力推行大周边外交政策符合印度崛起的逻辑。印度目前虽尚未成为全球性大国,但已成为最重要的地区大国,这也是新兴大国固有的发展道路。因此,莫迪政府的大周边外交可视为印度实现“大国雄心”所必然采取的手段与途径。印度大周边外交具体政策虽然可能因国际环境和周边事态变化而发生相应调整,但外交思想和理念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探寻大周边外交政策的根源,需追溯印度特定的历史、文化、宗教等因素。对印度大周边外交政策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理念按其产生时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古代印度的遗产,其中广为流传并常被引用的是考底利耶的“曼荼罗体系”思想;二是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包括印度沿用至今的印度中心论与寇松的“斜坡理论”和“缓冲国理论”;三是印度独立后的周边外交理念,其中“潘尼迦海洋战略思想”主要关注于印度洋,而南亚版“门罗主义”和“古杰拉尔主义”的关注重点则在南亚。这些理念对于印度大周边外交政策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不尽相同,但它们却是印度外交思想的源头。除了印度的周边外交思想传统之外,具体到莫迪政府的大周边外交,其现实推动因素是不得不考量的重点之一。莫迪政府扩展大周边外交的现实推动因素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一是莫迪政府对印度终须实现大国雄心的战略定位以及莫迪个人层面希望将印度崛起打上个人印记的愿望。二是安全上的双重考量,即对于陆、海双向大周边的地缘政治考量这一传统安全领域,和主要关注恐怖主义、海盗威胁、全球气候问题、能源安全等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三是推动莫迪经济学的外向延伸,这方面的考量与印度经济结构及特点、莫迪政府的经济改革方向密切相关。四是大周边的软实力拓展,体现了软实力在印度整体外交中地位的提升,得益于印度软实力在大周边拥有的良好基础。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的实践层面可分为五个方向:一是致力于追求地区霸权的南亚地区政策;二是重点在经济的“东向行动政策”;三是考虑到能源与印侨问题的“西联”政策;四是关注安全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大中亚”政策;五是拓展印度在更广阔空间经济与安全利益的南向政策。印度大周边外交的每一个方向都存在其独特的实施背景、核心利益关切、路径选择和具体效用评估,但不同方向在印度整体周边外交中的地位有所不同。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与效果,也有消极方面的风险与挑战。政策积极的一面为:实现了国大党到印度人民党外交上的有机衔接、增加了印度的地区影响力、提升了印度的大国地位、优化了印度未来大国外交环境。而消极方面则体现为三个层面,即国际层面易受大国战略影响、地区层面的潜在风险与国家层面面临的挑战。无疑,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未来发展将继续坚持“莫迪风格”与既定大周边外交政策方略,大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的有机衔接将成为常态,并将根据国际和区域事态的发展不断优化。莫迪政府的大周边外交政策对中印关系会造成一系列影响。在大周边视野下,印度对中国存在三重定位:地缘上的防范对象、经济上的合作伙伴和亚洲优势强权的竞争者。对此,印度在大周边范围内采取了应对措施,一是在双边问题上立场强硬,二是明确反对中国插足南亚地区,三是适度介入印太地区安全安排,四是在周边地区枢纽国家增加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五是与日本强化合作以应对“一带一路”。鉴于印度在大周边视野下对中国的定位,中国对中印关系更应采取全局性视角,立足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个伙伴”,即国家层面“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区域层面“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体系层面“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采用符合现实并致力于中印关系长远发展的政策举措。
陈小萍[10]（2016）在《乌里恐袭事件与印巴关系走向》文中认为位于印控克什米尔乌里镇的印度军营遭到恐怖分子袭击,印度认为是巴基斯坦支持的恐怖分子所为。为了打击巴方支持的越境恐怖主义,印度对巴控克什米尔的恐怖分子基地实施了先发制人的外科手术式军事打击,同时在地区和国际层面对巴基斯坦发动了外交包围攻势。后乌里恐袭时期印巴关系的走向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印度对巴战略的调整,巴国内围绕巴军支持非国家角色的政治博弈,国际社会对印巴冲突的态度。
二、中国呼吁印巴克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呼吁印巴克制（论文提纲范文）
（2）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问题与选题意义 |
| 二、既有研究回顾与评析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弱约束性制度为何扩员 |
| 第二节 国际制度趋弱的现实背景 |
| 第三节 既有学理逻辑的解释与不足 |
| 第二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可能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弱约束性制度 |
| 第二节 两个假定:包容性制度、协调型互动 |
| 第三节 三个假设:权力制衡、规范扩散、功能补偿 |
| 第三章 案例选择的合理性分析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问题概述 |
| 第二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弱约束性界定 |
| 第三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包容性特征和制度互动背景 |
| 第四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权力制衡需求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相关权力要素:俄罗斯、美欧、中国 |
| 第二节 权力制衡需求:俄罗斯视角下的制衡需求与制衡可能 |
| 第三节 权力制衡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 本章小结 权力制衡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 第五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规范扩散需求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价值规范要素:“上海精神” |
| 第二节 规范扩散需求:“上海精神”的扩散需求与扩散路径 |
| 第三节 规范扩散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 本章小结 规范扩散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 第六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功能补偿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出现 |
| 第二节 在对接协调中获取功能补偿的可行性论证 |
| 第三节 功能补偿对扩员决策的决定性影响 |
| 本章小结 功能补偿是弱约束性制度扩员的必要条件 |
| 总结 |
| 一、总结与结论 |
| 二、基于结论的政策建议 |
| 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3）肯尼迪政府对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1961-1963）（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原因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主要观点内容 |
| 第一章 美国对巴基斯坦政策的缘起及美巴同盟的建立 |
| 第一节 巴基斯坦与形成中的美国南亚战略 |
| 一、巴基斯坦及其安全诉求 |
| 二、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其南亚政策 |
| 第二节 杜鲁门对新生的巴基斯坦政策:从忽视到寻求合作 |
| 一、杜鲁门政府时期的南亚国际政治现实 |
| 二、杜鲁门政府对巴基斯坦的回应 |
| 第三节 艾森豪威尔对巴基斯坦政策:美巴同盟的订立 |
| 一、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美巴关系 |
| 二、美巴同盟对南亚国际关系的影响 |
| 第二章 肯尼迪执政初期对巴基斯坦政策(1961-1962) |
| 第一节 肯尼迪政府南亚政策观的形成及执政初期对美巴军事同盟的认识 |
| 一、肯尼迪外交政策理念的形成 |
| 二、肯尼迪执政初期对南亚及美巴同盟的认识 |
| 第二节 《和平安全法案》与调整中的对巴援助 |
| 一、肯尼迪政府推动《和平安全法案》通过 |
| 二、肯尼迪南亚政策调整的动因分析 |
| 第三节 南亚政策调整与巴基斯坦对外政策的双向互动 |
| 一、肯尼迪政府对南亚政策调整的顾忌 |
| 二、阿尤布·汗政府重新评估美巴军事同盟 |
| 第三章 肯尼迪执政中后期的对巴基斯坦(1962-1963) |
| 第一节 肯尼迪政府对中印边境冲突的态度 |
| 一、中印之间的纷争 |
| 二、肯尼迪政府对中印纷争的态度 |
| 第二节 军事援助印度与美巴关系风波 |
| 一、中印爆发军事冲突期间美国军事援助印度 |
| 二、美巴关系风波及其影响 |
| 第三节 拿骚会议后肯尼迪政府推行“南亚联合防御计划” |
| 一、肯尼迪政府在中印边境冲突后的南亚政策 |
| 二、对肯尼迪执政末期的巴基斯坦及美巴关系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解密档案和公开文件 |
| 二、英文类文献 |
| 三、中文类文献 |
（4）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对巴政策演变——基于强制外交与威慑理论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强制外交与威慑理论及其相互转化 |
| 二、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对巴基斯坦的政策转化 |
| （一）巴基斯坦对印度威慑的失败 |
| （二）印度对巴的强制外交及威慑政策 |
| 三、印巴互动关系及克什米尔地区态势的发展趋势 |
| 四、结语 |
（5）检察介入监察调查：依据探寻与壁垒消解（论文提纲范文）
| 一、背景分析与问题提出 |
| 二、检察介入监察调查的正当性依据 |
| （一）理论依据 |
| 1.“以审判为中心”的内在要求。 |
| 2. 承担控诉职能的现实需要。 |
| （二）规范依据 |
| （三）实践依据 |
| 1. 检察介入监察调查是法治高效反腐的现实需求。 |
| 2. 监察调查人员的不足也为检察介入监察调查提供了正当性依据。 |
| 三、检察介入监察调查的潜在壁垒 |
| （一）监察机关的配合意愿问题 |
| （二）介入的法律依据问题 |
| （三）检察机关“角色混淆”问题 |
| 四、检察介入监察调查潜在壁垒的消解 |
| （一）检察介入的限度与启动方式 |
| 1. 检察介入的限度。 |
| 2. 检察介入的启动方式。 |
| （二）检察介入的时间和范围 |
| 1. 检察介入的时间。 |
| 2. 检察介入的范围。 |
| （三）检察介入的主体与手段 |
| 1. 检察介入的主体。 |
| 2. 检察介入的手段。 |
| 五、余论 |
（6）上海合作组织建立成员国间冲突调解机制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上合组织调解成员国间冲突的必要性 |
| （一）区域性组织调解冲突已成全球趋势 |
| （二）调解成员国间冲突是上合组织发展的迫切需求 |
| 1. 成员国间冲突威胁上合组织的团结与发展 |
| 2. 冲突调解有望形成上合组织另一核心竞争力 |
| 3. 本地化调解有助于排除域外因素干预 |
| （三）成员国间冲突损害中国战略利益 |
| （四）学界关于上合组织管控冲突的讨论 |
| 三、上合组织调解成员国间冲突的可行性 |
| （一）上合组织调解成员国间冲突的优势 |
| 1. 解决领土争议是上合组织的立身之本 |
| 2. 现有组织架构是上合组织调解冲突的坚实基础 |
| 3. 多数成员国间冲突符合调解的理论条件 |
| 4. 俄罗斯拥有丰富的重大冲突调解经验 |
| 5. 联合国多方位支持区域性组织调解冲突 |
| （二）上合组织调解成员国间冲突的现实障碍 |
| 1. 原则障碍：不干涉内政原则排斥调解 |
| 2. 能力障碍：组织决策与行动效率制约调解 |
| 3. 立场障碍：特定成员国抵触外界调解 |
| 四、建立“上合特色”成员国间冲突调解机制 |
| （一）原则：只调解国家间冲突，绝不干涉内政 |
| （二）目标：预防冲突而不是解决冲突 |
| （三）机制设计：“上合特色”的冲突调解之路 |
| （四）中国的战略选择 |
| 五、结语 |
（7）印巴围绕克什米尔争端的外交博弈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一、印巴围绕克什米尔争端的零和外交博弈 |
| 二、印巴外交博弈升级背后的合力作用 |
| (一)根本原因: |
| (二)主观原因: |
| (三)客观原因: |
| 三、印巴外交博弈升级的深远影响 |
| 余 论 |
（8）印度反恐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 1.4 核心概念辨析 |
| 1.5 论文框架安排 |
| 第二章 印度恐怖主义严峻态势 |
| 2.1 印度恐怖主义特点及成因 |
| 2.1.1 印度恐怖主义总体形势概述 |
| 2.1.2 印度境内恐怖主义威胁的突出特点 |
| 2.1.3 印度恐怖主义威胁的主要成因 |
| 2.2 印度恐怖主义动态与趋势前瞻 |
| 2.2.1 印度恐怖主义发展趋势 |
| 2.2.2 印度恐怖主义发展动态 |
| 2.3 印度反恐治理现状与主要挑战 |
| 2.3.1 印度反恐治理现状 |
| 2.3.2 印度反恐面临的主要挑战 |
| 第三章 印度反恐机制 |
| 3.1 反恐决策机制 |
| 3.1.1 反恐决策机构及其职能 |
| 3.1.2 印度“中枢式”反恐决策模式 |
| 3.1.3 反恐指挥架构 |
| 3.2 反恐情报支援机制 |
| 3.2.1 印度情报机构的反恐职能 |
| 3.2.2 反恐情报协调机构 |
| 3.2.3 现行反恐情报体制的主要局限 |
| 3.3 反恐行动机制 |
| 3.3.1 反恐行动的指导思想——印军“次常规”作战理论 |
| 3.3.2 反恐行动力量建设 |
| 3.3.3 反恐行动原则 |
| 3.4 反恐合作机制 |
| 3.4.1 反恐地区合作机制设 |
| 3.4.2 反恐国际合作机制 |
| 3.4.3 双边反恐合作机制 |
| 第四章 影响印度反恐机制的主要因素 |
| 4.1 国际战略环境对印度反恐机制的影响 |
| 4.1.1 国际社会层面 |
| 4.1.2 地区层面 |
| 4.2 国内政治生态对印度反恐机制的影响 |
| 4.2.1 影响印度反恐机制的政治因素 |
| 4.2.2 影响印度反恐机制的社会经济因素 |
| 4.2.3 影响印度反恐机制的历史文化因素 |
| 4.3 印巴关系对印度反恐机制的影响 |
| 4.3.1 印度的安全威胁认知与印巴“安全两难” |
| 4.3.2 印巴关系中的克什米尔因素 |
| 4.3.3 印巴两国对“越境恐怖主义”问题的争议 |
| 第五章 印度反恐典型案例分析 |
| 5.1 议会大厦恐怖袭击事件 |
| 5.1.1 事件背景与过程 |
| 5.1.2 印度政府主要反应 |
| 5.1.3 印度应对议会大厦恐怖袭击事件的主要教训 |
| 5.2 孟买连环恐怖袭击事件 |
| 5.2.1 事件背景与过程 |
| 5.2.2 印度政府主要反应 |
| 5.2.3 印度应对孟买连环恐怖袭击事件的主要教训 |
| 第六章 印度反恐机制评价与启示 |
| 6.1 印度反恐机制的成效与缺陷 |
| 6.1.1 印度反恐机制的主要成效 |
| 6.1.2 印度反恐机制的主要缺陷 |
| 6.2 印度反恐机制对中国反恐机制建设与政策实践的启示 |
| 6.2.1 印度反恐机制对中国反恐机制建设的启示 |
| 6.2.2 印度反恐机制对中国反恐政策决策的启示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9）印度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历史遗产:印度周边外交思想传统 |
| 1.1 古代印度的遗产:考底利耶的“曼荼罗体系”思想 |
| 1.1.1 “曼荼罗”理论 |
| 1.1.2 “曼荼罗”理论在现代印度的运用 |
| 1.2 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寇松主义” |
| 1.2.1 印度中心论 |
| 1.2.2 “斜坡理论”与“缓冲国理论” |
| 1.2.3 “寇松主义”在当代——“新寇松主义” |
| 1.3 独立后的周边外交理念 |
| 1.3.1 独立后的“潘尼迦海洋战略思想” |
| 1.3.2 南亚版“门罗主义” |
| 1.3.3 “古杰拉尔主义” |
| 第二章 现实动力:印度扩展大周边外交的现实推动因素 |
| 2.1 莫迪政府对印度的战略定位:大国的雄心 |
| 2.1.1 “有声有色的大国”战略定位的继承 |
| 2.1.2 大周边为印度大国追求提供战略支撑 |
| 2.1.3 为印度大国的崛起打上莫迪的印记 |
| 2.2 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的安全追求:双重的保障 |
| 2.2.1 大周边的传统安全 |
| 2.2.2 大周边的非传统安全 |
| 2.3 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的经济推动:莫迪经济学的外向延伸 |
| 2.3.1 印度经济结构及特点 |
| 2.3.2 莫迪政府的经济改革方向 |
| 2.3.3 大周边地区对于印度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
| 2.4 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的软实力拓展 |
| 2.4.1 印度软实力的内涵 |
| 2.4.2 软实力在印度整体外交政策中地位的演变 |
| 2.4.3 印度软实力在大周边地区的运用 |
| 第三章 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 |
| 3.1 南亚——追求地区霸权 |
| 3.1.1 实施背景——“印度中心论” |
| 3.1.2 核心利益关切 |
| 3.1.3 路径选择 |
| 3.1.4 效用评估 |
| 3.2 东向——“东向行动政策” |
| 3.2.1 实施背景——“东向政策”的深化 |
| 3.2.2 核心利益关切 |
| 3.2.3 路径选择 |
| 3.2.4 效用评估 |
| 3.3 西向——“西联”政策 |
| 3.3.1 实施背景——中东地区形势及印度政策传统 |
| 3.3.2 核心利益关切 |
| 3.3.3 路径选择 |
| 3.3.4 效用评估 |
| 3.4 北向——莫迪政府“大中亚”政策 |
| 3.4.1 实施背景——“大中亚”地区形势与印度政策传统 |
| 3.4.2 核心利益关切 |
| 3.4.3 路径选择 |
| 3.4.4 效用评估 |
| 3.5 南向——莫迪政府东南非洲与西南印度洋地区政策 |
| 3.5.1 实施背景——南向地区形势与印度政策传统 |
| 3.5.2 核心利益关切 |
| 3.5.3 路径选择 |
| 3.5.4 效用评估 |
| 第四章 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评估 |
| 4.1 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的影响与效果 |
| 4.1.1 实现了国大党到印度人民党外交上的有机衔接 |
| 4.1.2 提升了印度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
| 4.1.3 优化了印度未来大国外交环境 |
| 4.2 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
| 4.2.1 体系层面易受大国战略影响 |
| 4.2.2 地区层面潜在风险 |
| 4.2.3 印度国家层面面临挑战 |
| 4.3 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未来的发展方向 |
| 4.3.1 坚持“莫迪风格”与既定大周边外交政策方略 |
| 4.3.2 大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的有机衔接将成为常态 |
| 4.3.3 大周边外交政策将根据国际和区域事态的发展不断优化 |
| 第五章 印度大周边视野下的中国及中国对策思考 |
| 5.1 印度大周边视野下的中国 |
| 5.1.1 地缘上的防范对象 |
| 5.1.2 经济上的合作伙伴 |
| 5.1.3 亚洲优势强权的竞争者 |
| 5.2 印度在大周边范围内应对中国的举措 |
| 5.2.1 在双边历史问题上立场强硬 |
| 5.2.2 明确反对中国插足南亚地区 |
| 5.2.3 适度介入印太地区安全安排 |
| 5.2.4 在周边枢纽国家增加平衡中国的影响力 |
| 5.2.5 与日本强化合作应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
| 5.3 中国对印度战略评估与对策思考 |
| 5.3.1 中国对印度的战略定位 |
| 5.3.2 关于中国对中印关系的对策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四、中国呼吁印巴克制（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对巴基斯坦政策研究（1961-1968）[D]. 林雪雯.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2]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D]. 彭昕. 外交学院, 2021(10)
- [3]肯尼迪政府对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1961-1963）[D]. 李涛.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12)
- [4]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对巴政策演变——基于强制外交与威慑理论的考察[J]. 韩召颖,任炳卿.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06)
- [5]检察介入监察调查：依据探寻与壁垒消解[J]. 何静.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06)
- [6]上海合作组织建立成员国间冲突调解机制初探[J]. 李亮. 俄罗斯研究, 2020(03)
- [7]印巴围绕克什米尔争端的外交博弈及其影响[J]. 杨思灵. 现代国际关系, 2019(10)
- [8]印度反恐机制研究[D]. 苗健. 国防科技大学, 2017(02)
- [9]印度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研究[D]. 张静. 国防科技大学, 2017(02)
- [10]乌里恐袭事件与印巴关系走向[J]. 陈小萍. 南亚研究季刊,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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