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3A公司战略联盟策略的分析与研究

案例—3A公司战略联盟策略的分析与研究

刘振[1]2004年在《案例—3A公司战略联盟策略的分析与研究》文中指出在 21 世纪动态的竞争环境中,竞争全球化,技术创新速度加快,具有竞争所需一切资源的企业很少,企业间的合作程度不断增加,合作范围越来越广泛,合作形式也越来越多样。战略联盟成为除通常采用的并购、联合、参股等合作形式外的另一种重要合作形式。 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战略联盟的理论和实践加以研究。全文由两部分组成,案例介绍和案例分析。 在案例介绍部分,主要介绍了 3A 公司的行业背景,发展历程和公司通过战略联盟进入中国教育市场的过程。 在案例分析部分主要利用资源基础理论,同时借鉴其他战略联盟理论的观点,对 3A 公司职业教育 IT 课程改革项目加以分析和研究。 一、对企业资源基础理论重新加以分析,并利用企业资源基础理论对战略联盟的形成给以解释。提出了战略联盟的定义:企业战略联盟是指由两个或两个的企业(或特定事业和职能部门),为达到共同拥有市场、共同使用资源等战略目标,通过各种契约而结成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要素双向或多向流动的松散型网络组织。 二、分析了 MOE 项目联盟成员的作用和地位。 首先,根据 MOE项目战略联盟各合作伙伴在知识产品的价值链中的位置,将战略联盟中的各合作伙伴作如下的定位——IT 厂商:知识提供商,为3A 公司固化在培养方案中的系统性知识提供 IT 技能性知识;3A公司:知识加工商,将 IT 厂商提供的技能性知识经过加工之后,形成可以被学校所接受的系统性知识;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知识 53分销商,利用自身的资源转移 3A 公司所提供的系统性知识。然后,利用网络空洞理论对 3A 公司在战略联盟中的地位详细地加以分析,指出 3A 公司是战略联盟中的中心企业。 叁、对 MOE 项目战略联盟各成员的结盟动机进行了深入地研究,指出 3A 公司的结盟动机是因为竞争环境、获得商誉资源、减低成本与风险、充分利用已有资源等原因。软件厂商的战略联盟动因是为了进入教育市场、增加用户转换成本等。而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则是为了获得先进的教学资源以及扩大招生等原因加入了战略联盟。虽然战略联盟各方的结盟动机有所不同,但是联盟伙伴都可以从联盟中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这是战略联盟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 四、对 MOE 项目战略联盟各成员所拥有的资源加以分析与研究,并得出结论:公司与 IT 厂商之间是基于知识资源的联盟,而3A 公司与学校之间主要是基于产权资源的联盟。并对不同资源类型的联盟结构性质加以简要地分析和总结。 五、研究了 MOE 项目战略联盟的生命周期,并对处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联盟伙伴如何转换自身的角色提出了个人建议。由于战略联盟的管理极为复杂,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而特别强调联盟经理的管理敏锐性和卓越的领导和协调能力。随着战略联盟的成长和发展,根据内外环境的动态变化,联盟经理需要不断审视制定的战略、计划和日常运行操作,及时而准确地认识到问题并有效地加以解决。同时在各个阶段,积极转化角色,领导和协调下属及合作伙伴,保证战略联盟健康和稳定地成长。 六、对 MOE 项目战略联盟合作加以分析,指出各合作伙伴之间的战略协同性比较高,而文化协同性比较差。并进一步指出各合作伙伴之间的文化冲突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合作伙伴的组织性质 54和结构相差甚远,尤其是作为非营利性组织的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其文化氛围与作为企业的其他合作伙伴之间的差异更大。因此,如何协调好各合作伙伴之间的文化冲突,是作为中心企业的 3A 公司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一部分,本人给出了解决文化冲突的原则性方法,可以帮助企业在实践中灵活运用。 七、由于 3A 公司的战略性资源很大部分是关系,包括与 IT厂商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与合作学校的关系,这些资源是3A 公司竞争优势的来源。所以,对关系的管理就尤为重要。本文借鉴关系营销的一些理论知识,建立了 3A 公司战略联盟关系管理的框架。 在本文的分析中暗含了一个观点,即不但将企业看作“资源的特殊结合体”,同时也将高等职业学校这一非营利性组织看作“资源的特殊结合体”。这一假设不但有助于教育界开放思路调动企业力量进行办学,而且也为其如何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并与之建立战略联盟提供了一些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的指导。另外一方面,由于企业要面对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因此不但需要与各种上下游企业组织保持良好的关系,同时也需要与各种非营利性组织进行各种联系与沟通。本文通过介绍企业与学校之间的战略联盟案例,可以为企业在与非营利性组织之间建立密切联系,甚至共同建立战略联盟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提供了一个思路。

马成梁[2]2005年在《基于知识链的企业战略联盟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战略联盟取得了较快发展,企业之间在产品开发、科学研究、生产制造、产品销售和售后服务等方面,以相互参股或联合的方式进行广泛合作。进入21世纪,企业战略联盟在组织形式和内容上开始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和趋势,即从线性的联盟链发展为立体的联盟网络、从产品联盟发展为以技术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学习型联盟、从强弱联合的互补型联盟发展为强强合作的竞争型联盟、从反应式的战略联盟发展为前瞻式的战略联盟。 本文尝试从从企业知识链(即知识流在不同市场主体间的转移与扩散而实现知识的集成、整合与创新的具有价值增值功能的网链结构模式)的视角,通过对产品联盟、知识联盟(特别是基于知识链的战略联盟)的比较研究及不同层次知识联盟策略的研究构筑基于知识链的战略联盟的理论框架,系统考察了基于知识链的战略联盟形成原因、形成过程、特征、策略以及大量的案例。 从理论上来看,现有的研究文献大多数仅限于理论解释战略联盟形成的原因,而对战略联盟形成过程、战略联盟的策略、战略联盟的成败案例研究方面的非常少,而且往往只关心外部联盟与协作,而对组织内部基于知识链的战略联盟的研究关注不够。为此,本文强调原理、策略和组织内部基于知识链的战略联盟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以往战略联盟研究方面的不足。 从实证方面来看,本文依据自己构筑的理论框架,深入研究了富士通、摩托罗拉、珠江科技街等典型案例,将为解决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知识缺乏、知识分布不均衡等问题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从而大大提高企业经营管理绩效提供借鉴;为我国企业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主题,实现战略管理的跃升,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有效的操作思路。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根本方法,发展和联系的观点方法非常适应于基于知识链的企业战略联盟的本质和特征研究。同时考虑到研究对象的特点,综合采取了系统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本土化的方法、博奕论的方法、案例研究的

黄冠云[3]2006年在《基于战略的企业竞争力培育的决策模式研究》文中提出企业的一切工作只有等到其产品/服务被顾客认可并购买之时起,其价值才能实现。为了让顾客认可并购买其产品/服务,企业必须凭借其竞争力在市场上去竞争。也就是说,企业各方面工作对企业价值的贡献程度如何,都可以借助于企业竞争力来间接地体现。从这个角度上看,任何指导企业运作或企业管理的理论或方法,都可以被看作是能够帮助企业培育竞争力的理论或方法。本文以系统工程学和企业竞争力学为依托,将所有与企业运作或企业管理有关的理论和方法纳入到“竞争力培育”这个框架内来考察,并从战略角度探究企业竞争力培育的决策模式。 本论文的研究前提假设是:市场是理性的、信息不对称的、拥有大量顾客的、顾客对待风险和效用的态度不完全相同的、非完全垄断的市场。 在第一章中,作者主要阐述了进行“基于战略的企业竞争力培育的决策模式”研究的现实意义。 在第二章中,作者以“竞争力培育”为着眼点、借鉴亨利·明茨伯格的文献综述与研究手法,从战略角度系统性地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总结,探究了主要竞争力培育范式的精神实质,探讨了这些范式存在的各种缺陷。首先,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修正地提出了《孙子兵法》的竞争力体系结构;其次,将与企业竞争力培育有关的所有管理理论和方法归总为“竞争力内源论”、“竞争力外源论”和“竞争力策略论”叁大理论范畴,归纳出了基于战略的企业竞争力培育研究的“十范式”(与亨利·明茨伯格的“战略十派”显着地不同),研究了各个范式的思想本源和形成空间,并从企业竞争力培育角度对各个范式的研究成果客观地加以述评。最后,对与本论文研究相关的基本概念与评价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 在第叁章中,对基于战略的企业竞争力培育的相关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性研究。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对传统的战略定义进行了适当修正,并指出战略定位和管理有效性在特定的战略思维下是相容的甚至是可以互换的,而战略的本质则在于寻求有利于企业自身发展的某种“差异化”。从竞争的目的出发,结合案例研究对竞争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描述,同时,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企业竞争具有的得益与损失并存、冲突与联合并存的两面性。本章还从管理视角探索性地提出了企业竞争力定义,指出竞争力和能力的本质上的不同之处,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竞争力的产生机理和函数表达进行了详细研究。最后,采用案例分析、经济解释等手法证明了“竞争力和规模之间的关系曲线”,并提出了企业竞争力具有“气泡”特性、“共生”特性和“和谐”特性。

高健[4]2013年在《企业外部增长策略与企业价值实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通过并购、重组、联合等企业价值外部增长方式,来建立和发展一批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食品大企业或集团,以改变我国目前食品行业中小企业数量众多、产品同质、无序竞争、产业分散的格局,是我国食品行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全球市场的战略联营与并购研究,结合食品行业特征和现状分析,对国内外食品行业如何实施企业外部增长策略与企业价值评估进行系统研究,基于食品企业较准确地进行企业价值评估为着眼点,并着眼于确保“食品安全”的社会责任,研究提出了有效的选择与实施食品企业外部增长的基本策略。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阐明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目的,界定本论文相关的概念,提出本论文研究的切入点以及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第二章,研究现状综述。围绕本论文的研究目标、范围和内容,对现有关于企业价值及其评估,企业外部增长策略及绩效的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介绍并评述本论文研究中依据的相关理论,包括资本结构理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企业交易成本理论、企业并购理论、联营企业理论和企业价值理论,构建本论文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提供基础。第叁章,食品行业企业外部增长策略与价值实现理论分析。在上述研究评述和理论基础上构建本论文研究的整体理论分析框架,论述企业价值观、企业价值评估方法和体系,构建食品行业企业价值评估模型。接着,构建食品行业企业外部增长策略及其选择模型。最后,分析研究食品行业价值增值策略与外部增长策略、企业价值实现的关系,包括内部经营策略与基于企业价值实现的外部增长策略和企业价值实现与评估的关系,特别是联盟与并购等外部增长策略及其价值实现的相互作用机制。第四章,食品行业企业外部增长策略与价值实现实证研究。首先对我国食品行业的发展现状、特点及趋势进行分析;并对我国食品行业并购的历程进行回顾和展望。在此基础上,对具体实证分析范围进行界定,基于理论分析模型构建计量分析模型,并对食品行业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五章,企业外部增长、食品安全与社会责任。在分析我国食品安全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新技术背景下面临诸多新问题的基础上,构建了适合我国的食品行业企业的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第六章,我国食品行业企业发展策略。根据理论论述和实证分析结果,给出食品行业企业价值评估、企业成长策略及其选择模型应用建议、外部增长策略选择策略性及外部策略增长选择模型等的应用建议,并以食品企业可追溯体系投资意愿为视角,基于隐马尔科夫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HMM),提出了食品行业并购中企业选择策略。第七章,结论和展望。对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进行了总结,同时指出论文的不足,分析了需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地方,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本课题的主要创新之处主要是,研究了食品行业企业价值实现与外部增长策略的关系,并基于价值实现的食品行业企业外部增长策略选择模型的构建,建立了食品行业企业外部增长路径选择模型和外部增长路径、企业价值关系模型;将食品行业的外部增长策略与食品安全的社会责任有机结合起来,尝试性地应用HMM模型,通过仿真方法研究了果蔬加工企业可追溯体系投资决策意愿的形成过程与主要影响因素,并由此提出了食品行业并购中企业选择的一般原则。

王智生[5]2013年在《基于知识转移的研发联盟信任演化机理及动力学模型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深,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所面临的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而面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对企业创新能力要求的不断提高,单一企业受困于研发成本的不断攀升而加剧了运营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研发联盟因其在攻克关键共性技术、拓展产业市场空间、服务专项任务目标、促进产业良性发展、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等方面显现出来的优势而蓬勃兴起。然而,由于研发联盟受到资源投入大、技术复杂、协同创新风险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成员间的信任关系作为合作的基础和联盟的重要治理机制至关重要。深入分析和揭示研发联盟成员信任关系的动态演化机理以求解决联盟治理是研发联盟技术创新面对的重要问题。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系统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运用博弈论、系统科学理论等规范研究方法,与实际调研、机器学习等实证研究方法相结合,从知识转移视角系统深入的研究了研发联盟成员间信任演化的内涵、过程、动力以及演化中的信任评价和修复问题。基于知识转移视角,揭示研发联盟信任演化机理,主要从以下几点展开并得出结论:首先,在对前人的组织信任及信任演化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与归纳总结的基础上,界定了研发联盟信任及信任演化的内涵,分析了联盟信任的影响因素,借鉴并采用计算型信任、知识型信任、认同型信任叁层次的经典信任演化研究思路,并将研发联盟成员间转移的知识分为技术知识、系统知识以及战略知识叁类进行分析,进而从知识转移视角构建研发联盟信任演化研究的体系结构,为研发联盟信任关系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和切入点。其次,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将知识转移类型、信任演化过程与联盟形成、发展及成熟叁个阶段相结合,构建基于知识转移的研发联盟信任演化机理的理论模型。通过对联盟、知识转移以及信任的相关文献的分析,提出基于知识转移的研发联盟信任演化作用机理的相关研究假设,以技术知识、系统知识、战略知识转移作为自变量,计算型信任、知识型信任、认同型信任作为因变量,并引入经典的组织信任整合模型中信任关键影响因素——(感知到的)能力、诚实与善意作为中间变量(其中感知到的能力与诚实属于信任知识方面的因素,善意代表可信性情感方面的因素),并将联盟的叁个发展阶段的知识转移与信任演化理论分析结合,建立了一个贯穿联盟叁阶段的信任演化整合理论模型。然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实际研发联盟访谈、发放问卷进行实际调研,实证检验了基于知识转移的研发联盟信任演化机理。结果表明,技术知识转移与(感知到的)能力正相关,战略知识转移与诚实、善意正相关,而系统知识转移对能力、诚实、善意均正相关;能力、诚实与计算型信任正相关,善意与认同型信任正相关,而叁者与知识型信任均正相关;在联盟的形成、发展及成熟阶段,计算型、知识型、认同型信任分别对技术知识、系统知识与战略知识转移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再次,从知识转移视角分析研究了研发联盟成员间信任演化的动力机制,运用系统科学研究方法,分别构建了基于知识转移的信任演化动力学模型与含时滞动力学模型。求解信任演化动力学模型并绘制其相位图,定义叁个区域分别代表创新发展、动荡以及崩溃区域,并提出叁项促进联盟信任向创新发展区域演化的对策和措施;对含时滞信任演化动力学模型求解得到,在一定条件下(a≤b),信任函数与知识转移函数之间一定会发生周期变化现象。最后,分析了基于知识转移的研发联盟信任演化路径,在此基础上,对演化过程中的信任评价与信任修复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通过对信任不信任二维性与信任非对称性分析,提出了基于知识转移的信任演化路径。运用粗糙集与小波支持向量机的分析研究方法,构建了基于知识转移的信任评价模型,实证结果验证了信任评价模型的有效性及精度。将信任研究对象分为研发联盟的领导者与一般成员两类,以研发联盟领导者对联盟成员在知识转移过程中发生信任违背后采取信任修复决策的问题为背景,构建了基于知识转移的信任修复羊群行为模型;结果表明,拥有私人信息的联盟领导者在有限理性的情形下可能发生羊群行为,并通过算例对信任修复羊群行为模型及发生条件进行了验证。

栾笑天[6]2015年在《航空物流战略联盟稳定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航空运输战略联盟备受关注,运用战略联盟将航空货运相关主体有机地融入现代物流服务是航空物流发展的趋势之一:航空物流战略联盟即是将物流职能主体有机结合起来的契约型组织形式。产业实践中航空物流战略联盟的组成形式是多种多样,如何有效反映多种联盟组成的稳定性至关重要但未被解决。本研究主要解决以下几个与航空物流战略联盟稳定性相关的问题:一是稳定性影响因素的有效识别;二是通过数学建模实现稳定性分类的准确判别;叁是稳定性的控制问题。研究从航空物流的一般性发展问题着手;在厘清航空物流发展趋势和方向后将研究指向了航空物流战略联盟这一种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的组织形式;从理论研究角度深入挖掘基本概念的实质性理解,专题文献综述详细阐述航空物流、航空物流服务、航空物流战略联盟的本质和特征等内容,从而为后续全面研究稳定性奠定了基础。深入分析和论述了各学科领域有关稳定性的理论成果,通过对比不同领域给出稳定性概念和国外物流联盟稳定性管理实践,采用比较、归纳和演绎的方法,系统整理了航空物流战略联盟稳定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提出了航空物流战略联盟稳定性成长的理论观点和二维稳定面理论观点,并进行了实验探讨。针对航空物流战略联盟稳定性影响因素的识别问题系统地设计了识别流程:第一步,借鉴已有的一般战略联盟研究成果完成一般性影响因素识别。第二步,如何识别出具有航空物流产业特征和发展特征的稳定性影响因素成为了研究的重点,研究采用元胞自动机作为产业发展演化的建模工具,从而有效的识别出航空物流成本、点线协调能力、物流集中度叁项稳定性的特征影响因素。第叁步,组织航空物流产业的多领域专家进行行为事件访谈,将访谈作为前两个步骤的检验和补充。借鉴NASA-TXL量表设计了航空物流战略联盟稳定性负荷量表,将其用于稳定性影响因素的数据调查;选择了对航空物流战略联盟相关业务和管理比较熟悉的产业专家及学者为调查对象,在对象选择过程中尽量做到人员来源能覆盖到航空物流各职能相关企业和各服务环节。在提出航空物流战略联盟基本结构型后,二轮专家访谈的目的是有效地对稳定性进行分类,具体分为随机稳定性、市场稳定性、联盟组合稳定性、多维相关稳定性。稳定性判别问题是稳定性研究的核心,为了保证稳定性量化模型判别实践的有效性,采取递进/平行建模思路:递进思路即首选使用成熟常用的方法(含成熟方法的改进),其次选在本领域未使用过的新方法;平行思路即使用两种方法同时建模。具体建模过程是首先将多元回归方法进行改进并应用于航空物流战略联盟稳定性判别建模,其次是将新方法贝叶斯判别方法应用于航空物流战略联盟稳定性判别领域。两种方法建模的判别效果都较好,前者构造简单,后者更适于管理实践,后续的稳定性控制研究基于对两个模型的综合使用。稳定性控制研究从一般合作行为的互补效应与协同效应出发,设计了航空物流战略联盟稳定性控制的互补机制和协同机制。前者包含能力互补、激励互补、约束互补和监管互补。后者包括学习协同、信任协同、竞合协同和文化协同。提出四大联盟稳定性控制策略:第四方物流思维、链式联盟组合管理、稳定性成长地图和联盟生态位调整。

曹崇智[7]2005年在《第叁方物流企业联盟体稳定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物流作为一种先进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技术,已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并形成一种新兴产业,成为继劳动力、资源之后的第叁个利润源泉。中国加入WTO,国外世界级的物流公司瞄准国内物流市场陆续登陆。中国物流企业该如何应对?建立第叁方物流企业联盟就是其中对策之一。第叁方物流企业联盟体达到预期目标,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保持联盟体的相对稳定性。然而,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联盟的发展存在着不稳定性问题。因此,第叁方物流企业联盟稳定性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首先用相关理论作为支撑,在介绍第叁方物流企业联盟体相关概念(如物流、第叁方物流、第叁方物流企业联盟以及第叁方物流企业联盟稳定性)的基础上,分析了第叁方物流企业联盟体形成的内外动因,定性分析影响第叁方物流联盟体稳定的四个内部因素,即联盟类型、盈利结构、合作策略以及利益分配对于联盟体稳定的影响。其次针对“联盟类型”,提出第叁方物流联盟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在此基础上,在生态系统演化的动力模型中引入竞争与合作两个因素,建立相应的动力学模型,讨论该因素对第叁方物流企业联盟体的稳定性的影响。接着针对“盈利结构”,引入四种盈利结构模型,深入探讨各种盈利结构模型下,第叁方物流企业联盟体的稳定情况。然后针对“合作策略”,运用委托—代理理论,讨论了当联盟体中存在一个盟主和多个盟友的情况下,盟主与盟友之间合作策略的选择对联盟体稳定性的影响。最后针对“利益分配”,采用合作博弈中的二人合作博弈模型,讨论了各盟友之间利益的分配问题,从而得出合理的利益分配,有效地保持联盟体的稳定。

李实萍[8]2014年在《航空公司战略联盟与动态竞争对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全球化竞争的不断深入,中国企业在进行国际化经营时,一般需要通过战略联盟的决策,参与联盟与联盟的内部和外部的动态竞争,来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因此,本文聚焦回答“中国企业在进行国际化经营时如何进行战略联盟的决策,以及如何进行联盟内部和外部的动态竞争来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加企业的绩效?这个科学问题。由于全球航空业比较典型地符合本文研究的特点,因此本文就选择航空业一个行业的特点和具体的数据,采用实证研究、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航空公司战略联盟和动态竞争的这个问题。首先,对航空公司加入航空联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关于哪些因素是航空公司加入航空联盟的决定因素,相关文献多为定性分析,得出的结果让人难以信服。本文利用全球75家航空公司12年的相关数据对航空公司加入航空联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研究,通过使用离散选择的多项逻辑模型和嵌套逻辑模型,分析了航空公司加入航空联盟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旅客运输量、机队数量、联盟市场份额、联盟压力是航空公司加入航空联盟的决定因素;并且通过相对风险比率分析进一步发现航空公司的战略决策不是选择一个特定的联盟,而是是否加入联盟,这与传统的研究不同。这个结论不仅丰富了航空联盟的决策理论,而且可用来指导航空公司是否要加入航空联盟的决策。对航空公司加入航空联盟后,联盟航线网络结构的动态竞争如何影响绩效的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将航线网络结构的不同组合与产品的差异化程度、外部选择和边际成本结合起来,构建了联盟航线网络结构不同组合的均衡决策模型。通过数值分析,探讨了航空公司航线网络结构的不同组合对航空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航空公司的利润是产品差异化程度的凹函数;航空公司的利润有可能随着边际成本的增大而增大、不变或是减小,这些与传统研究不同;其次,航空公司竞争的均衡网络结构的不同组合对应不同的利润水平。这个结论可以指导航空公司在联盟网络结构的竞争中,根据产品的差异化程度、外部选择的成本高低选择不同的均衡航线网络结构,来提高航空公司的绩效。在航空联盟成员合作与竞争中,探讨了收益共享机制对航空公司绩效的影响。构建了具有风险规避的航空公司组成的航空联盟网络的两种决策模型,利用均值-标准差风险度量准则分析了航空联盟集中决策下的最优决策行为,研究发现了航空公司的风险规避特性将会降低票价,进而减少航空联盟整体的绩效。在航空联盟分散决策下,提出了一种最优的收益共享机制,不仅可以实现航空联盟成员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同时可以达到航空联盟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实现航空联盟的完美协调;并且还发现,实施收益共享机制可以带来绩效水平的提升,航空公司的风险规避度越大时,绩效水平提升的幅度也越大。这个结论不仅丰富了航空联盟收益共享机制理论,而且还可以指导航空联盟在实践中使用一种最优的收益共享机制来提高航空公司的绩效水平。虽然,本文是基于航空业的研究,但是解决的是一般性的理论问题,也就是说其重要结论不仅可以解决航空业的问题,还可以解决中国其他行业的企业在进行国际化经营时,如何进行战略联盟决策,以及如何进行联盟内部和外部的动态竞争来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加企业绩效的问题。因此,本文对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化战略联盟的动态竞争中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盈利水平,提供了有益的实践和理论启示。

李洪彦[9]2007年在《高科技创业企业风险管理研究》文中认为高科技创业企业是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企业,其产品具有成长性强、生产周期短、更新速度快、附加值高、市场渗透能力强等特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以及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高科技创业企业的风险问题已日益受到理论工作者与创业家的高度关注。本论文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研究高科技创业企业的生存发展问题,对促进我国高科技创业企业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论文以高科技创业企业的风险管理作为研究重点,针对高科技创业企业的成长特点及其可遇见的风险展开研究。在阐述高科技创业企业的风险管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高科技创业企业的风险特征及风险之间的内在结构关系,探讨了存在于高科技创业企业中的特定风险规律,构建了高科技创业企业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为高科技创业企业风险控制提供了理论思考。并分别从高科技创业企业的风险评价、风险分散、风险分摊、风险控制、风险预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结合具体实例进行了实证分析。论文首先对高科技创业企业及风险管理进行理论研究,包括高科技创业企业的内涵与基本特征、高科技创业企业的风险系统、风险变动规律以及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为后面几章的研究作了理论铺垫。其次,对影响高科技创业企业生存发展的风险因素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影响高科技创业企业发展的系统风险因素与非系统风险因素,并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总结分析,得出了影响高科技创业企业成败的叁个关键风险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关键风险因子的高科技创业企业风险评价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第叁,论文选取风险分散、风险分摊、风险控制等风险管理技术对高科技创业企业的风险防范与风险利用进行了重点研究,探讨了风险分散的理论机理,提出了高科技创业企业实施多元化经营策略分散经营风险的理论模型;从高科技创业企业发展的战略层面,分析了高科技创业企业之间的合作竞争与风险运动的关系,并应用博弈论的方法,探讨了合作博弈对分摊风险的作用;在风险控制这一章节,论文将实物期权的思想引入了高科技创业企业的风险控制,对科学合理地评价高科技项目的投资价值,理性对待不确定性所蕴藏的机会和损失提供了新的视野;同时,结合高科技创业企业成长所具有的阶段性特点,提出了分段投资的贝叶斯风险控制方法并进行了实例分析。第四,论文在分析了神经网络预测高科技创业企业风险局限性的基础上,结合高科技创业企业风险预测过程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将基于案例的模糊类比推理方法用于高科技创业企业的风险预警分析,为实现高科技创业企业的风险预警管理进行了新的尝试。考虑到知识资源在高科技创业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本论文引入知识集成的方法,对高科技创业企业风险管理中的知识集成的特点与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高科技创业企业风险管理的预防性策略。最后,论文选取高科技行业领域的创业企业实例进行了实证分析

张芙幸[10]2015年在《新创企业品牌联合伙伴选择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品牌联合是新创企业打造强势品牌,提高品牌资产和品牌竞争力,从而奠定企业市场地位的重要手段,而品牌联合形成的关键环节在于战略合作伙伴的选择,因此,新创企业如何选择合作伙伴,及对伙伴选择标准的建立都将关系到品牌联合的稳定和成败。本文从CAS理论的视角出发,以新创企业为研究对象,以品牌联合、CAS理论等相关研究为理论支撑,结合案例研究和计算实验等方法,借助多主体建模的分析思路,对品牌联合系统进行分析,提出品牌联合伙伴选择的5项标准,深入研究新创企业品牌联合伙伴选择机制,为新创企业选择合作伙伴进行品牌联合提供理论指导。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包括:首先,基于CAS理论探讨品牌联合系统的复杂适应性特征,提出该系统的整体架构,描述适应性主体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分析品牌联合系统伙伴选择的步骤和过程,即核心企业与候选企业间存在双向选择与评价,构建伙伴选择机制的概念模型,揭示品牌联合伙伴选择的本质。其次,采用探索性案例深入分析A家居联盟中的新创企业选择合作伙伴的过程。结合相关文献和实地调研,提出品牌联合伙伴选择的5项标准:联合匹配性、品牌资产、营销能力、关系承诺和兼容性。再次,借助CAS理论的基本模型构建品牌联合系统伙伴选择的微观模型(刺激—反应模型)和宏观模型(回声模型),通过微观模型分析品牌联合系统中企业主体的行为,利用回声模型匹配分数描述企业主体间的交互作用,即双选与互评过程。最后,采用计算实验方法,应用Net Logo5.2.1的软件平台,对品牌联合伙伴选择机制进行建模与仿真,实验结果表明:外部环境变化对品牌联合的形成和新创企业联合策略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影响;新创企业更倾向与关系承诺较高的成熟企业联合,合伙企业对新创企业的评价受到新创企业品牌资产的影响,因此新创企业必须具备较高的关系承诺和联合匹配性才能加入品牌联合;新创企业属性的变化只影响联合匹配性评价和自身的品牌资产,对合伙企业的类型、数量和特征影响并不明显。

参考文献:

[1]. 案例—3A公司战略联盟策略的分析与研究[D]. 刘振. 吉林大学. 2004

[2]. 基于知识链的企业战略联盟研究[D]. 马成梁. 复旦大学. 2005

[3]. 基于战略的企业竞争力培育的决策模式研究[D]. 黄冠云. 浙江大学. 2006

[4]. 企业外部增长策略与企业价值实现[D]. 高健. 江南大学. 2013

[5]. 基于知识转移的研发联盟信任演化机理及动力学模型研究[D]. 王智生.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3

[6]. 航空物流战略联盟稳定性研究[D]. 栾笑天.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5

[7]. 第叁方物流企业联盟体稳定性研究[D]. 曹崇智. 重庆大学. 2005

[8]. 航空公司战略联盟与动态竞争对绩效的影响研究[D]. 李实萍. 华南理工大学. 2014

[9]. 高科技创业企业风险管理研究[D]. 李洪彦. 武汉理工大学. 2007

[10]. 新创企业品牌联合伙伴选择机制研究[D]. 张芙幸. 河北工业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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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A公司战略联盟策略的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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