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迎春[1]2004年在《青藏高原多年生人工草地牦牛暖季放牧方式及效益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暖季利用多年生禾本科人工草地放牧牦牛，将转变以往人工草地冬春季放牧或打贮草的利用方式，起到加快畜群周转、减轻天然草地的放牧压力、恢复青藏高原高寒草甸退化草地的作用。为制定有效的人工草地放牧利用制度，在海拔3719M、年均气温-0.7℃、年均降水量490mm、生长季162d的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地区青海果洛州玛沁县大武镇，2001年和2002年开展了多年生禾草人工草地暖季放牧牦牛试验，设牦牛在人工草地连续放牧、人工草地轮牧和天然草地连续放牧叁种处理，研究了放牧对人工草地的影响和不同放牧方式下牦牛的表现；2003年在无放牧条件下，研究了放牧对第二年人工草地牧草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 1．在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区，暖季放牧尤其是轮牧可以使人工草地的播种牧草比例保持稳定。轮牧人工草地月牧草风干物质高峰值为3198.8kg／hm~2，人工草地连续放牧和天然草地连续放牧分别为3023.2kg／hm~2和1328.8kg／hm~2。 2．人工草地放牧牛的采食量高于天然草地，人工草地轮牧时的采食量略高于人工草地连续放牧，试验期内1岁牛人工草地连续放牧、人工草地轮牧和天然草地连续放牧的总平均采食量分别为302.76kg／头、314.29 kg／头和301.45 kg／头，2岁牛分别为505.75 kg／头、515.64 kg／头、494.23 kg／头。人工草地的放牧强度为4.6头／hm~2时，可保持较为合理的草地利用率即50％以下。放牧可以提高人工草地和天然草地牧草生长率，轮牧人工草地的牧草生长率高于连续放牧人工草地，人工草地高于天然草地，2岁牦牛放牧草地的牧草生长率高于1岁牦牛放牧草地，2岁牛轮牧的人工草地的绝对生长率最高为2.32 g／d·m~2。 3．轮牧促进了人工草地第二年的种子出苗数，使第二年披碱草的鲜草、风干重产量和种子产量分别达到5088.88kg／hm~2、3053.33kg／hm~2和480kg／hm~2，均高于连续放牧人工草地和无放牧草地，轮牧人工草地杂草鲜草产量最低，为193.33kg／hm~2，适宜的放牧是人工草地可持续利用的手段之一。 4．牦牛放牧游走觅食时间分别为：人工草地连续放牧11.15min、人工草地轮牧10.6min、天然草地连续放牧12.95min；采食时间分别为人工草地连续放牧33.06min、人工草地轮牧37.9min、天然草地连续放牧34.61min；反刍休息时间分别为人工草地连续放牧14．26min、轮牧13.97min、天然草地连续放牧12.09min；上午11-12时采食量分别为人工草地连续放牧0.78kg／h、轮牧1.28kg／h、天然草地连续放牧0.79kg／h。 5．6-10月人工草地放牧牦牛增重效果优于天然草地放牧，1岁牛人工草地连续放牧、轮牧和天然草地连续放牧的增重分别为27.52kg、32.27kg、25.04kg，2岁牛分别为32.18kg、33.72kg、29.93kg，1岁牛日增重分别为人工草地连续放牧181.05g／d、人工草地轮牧212.3g／d和天然草地连续放牧158.1g／d，2岁牛日增重分别为211.71g／d、221.84g／d、196.91g／d。1岁牛单位草地面积活体增重分别为人工草地连续放牧126.59
刘迎春, 李有福, 来德珍, 胡自治[2]2005年在《青藏高原人工草地暖季不同放牧方式对牦牛增重的影响》文中提出在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区比较研究了多年生人工草地和天然草地暖季放牧对犊牦牛生长的影响,结果得出:不同放牧方式下,1岁牛的个体增重差异明显,人工草地轮牧>人工草地连续放牧>天然草地连续放牧,2岁牛的增重不受草地和放牧方式的影响,个体增重、日增重和单位草地面积的增重都高于1岁犊牦牛。
罗惦[3]2016年在《青藏高原牦牛冷暖季体况变化及其与牧草营养状况关系》文中研究表明牦牛作为我国主要牛种之一,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西北的青藏高原地区,牦牛放牧更是高寒地区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形式。相比较藏系绵羊,牦牛有采食量更大、踩踏作用更强、排粪量更大更集中等特点,因此牦牛放牧对草地的机械损伤更大。基于牦牛在青藏高原地区农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其自身的特点,牦牛放牧系统的管理成为高原草地生态保护和维护当地居民切身利益的重中之重。如何探索一种行之有效的放牧管理方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放牧强度对牦牛生产性能以及对草地植被的影响为切入点,在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在青藏高原东南部的甘肃省玛曲藏族自治县阿孜站通过对不同放牧强度的叁家牧户进行牦牛体况动态变化和牧草营养动态变化的调查。得到以下结果:家畜的体况在不同放牧强度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但差异不显着。家畜体况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不同季节的差异。天然牧草的营养动态基本符合植物生长规律,但在不同放牧强度下表现出差异。天然牧草中可食牧草粗蛋白、粗脂肪含量的最高值出现在8月,与此同时中性洗涤纤维和酸性洗涤纤维出现最低值;暖季从5月草场返青开始可食牧草粗蛋白、粗脂肪呈含量上升趋势,中性洗涤纤维、酸性洗涤纤维含量呈下降趋势,冷季各营养指标含量趋于稳定,各月差异不显着。牦牛体况与放牧地地上生物量、可食牧草中粗蛋白含量、粗脂肪含量呈正相关关系,与可食牧草中性洗涤纤维、酸性洗涤纤维含量呈负相关关系。近红外光谱技术在测定天然牧草粗蛋白含量,以及牦牛粪便粗蛋白含量、酸性洗涤纤维、中性洗涤纤维含量结果与实测值线性相关性较高,在鉴定牧草品质和牦牛消化代谢领域具有潜力。
罗惦, 柴林荣, 常生华, 程云湘, 侯扶江[4]2017年在《我国青藏高原地区牦牛草地 放牧系统管理及优化》文中研究指明基于牦牛所处地理环境,即青藏高原的特殊性,以及牦牛放牧这一生产方式在该地区第一产业中的重要地位,国内外学者从牦牛放牧系统的管理出发,对该系统中各因子之间的相互响应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当放牧制度不同时,系统中的初级生产力和次级生产力的表现特征。从不同放牧制度中草地和家畜的特征表现,再到人为管理对这两种生产力的影响,研究者通过对比和试验进行了系统优化方法的探索。笔者通过对现阶段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分析,概括在不同的放牧管理方式下草地放牧系统中的牦牛在生产力水平方面的差异,以及草地对不同放牧强度的响应,探究青藏高原地区牦牛放牧方式如何影响草畜之间的互作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在实际生产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通过改进管理制度优化生产的办法,并对牦牛放牧系统发展进行了展望。
马玉寿[5]2006年在《叁江源区“黑土型”退化草地形成机理与恢复模式研究》文中认为叁江源区高寒草地严重退化,通过多年实地调查、研究,将退化草甸划分为未退化草地、轻度退化草地、中度退化草地、重度退化草地和极度(“黑土型”)退化草地5个退化阶段。对各阶段的群落组成、退化成因及演替规律进行了详细研究。应用恢复生态学原理,提出了叁江源区退化高寒草地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模式。重点对“黑土型”退化草地植被的恢复模式与机理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叁江源区草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85%以上,高寒草甸是高寒生态系统的主体。该区正面临着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后果最为严重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主要表现为草地严重退化。叁江源区目前有中度以上退化草地面积1000万hm~2,占区域草地总面积63.3%,重度和极度(“黑土型”)退化草地面积在330万hm~2左右,占中度以上退化草地总面积1/3。“黑土型”退化草地产量仅有未退化草地产量的13%,植被平均盖度为45%,植物种类构成60%~80%为阔叶毒杂草,基本上失去了生态和牧用价值。叁江源区高寒草甸退化几个阶段为,未退化草地-轻度退化草地-中度退化草地-重度退化草地-极度退化草地。植物群落组成的演替规律为:短根茎莎草科植物群落阶段-短根茎莎草、密丛禾草植物群落阶段-疏丛禾草、短根茎莎草+杂类草植物群落阶段-匍匐茎杂类草植物群落阶段-一二年生毒杂草植物群落阶段。退化高寒草地成因的主导因素是人为超载过牧利用植被和鼠害破坏原生植被,造成土质疏松。在强大持久的风蚀、水蚀和早春冻融交替作用下,生草层坏死,冻融时发生滑塌剥离。“黑土型”退化草地形成的起点是植被稀疏的过牧地段或土质疏松鼠害地段,原动力是风蚀和水蚀,终点是融冻剥离。根据试验结果,中、轻度退化草地是受害轻微的退化草地生态系统,该系统的受损是可逆的,减轻放牧压力和鼠害,在3~6年内即可恢复到较好状态。重度退化草地和极度(“黑土型”)退化草地,由于草地植物群落中原生植被嵩草属植物几乎消失,其自然繁殖更新能力极低,因此,仅靠封育在短期内是难以恢复到优良草地状态,必须通过重建和改建才能恢复其植被。采用禾本科牧草的乡土草种在“黑土型”退化草地上改建人工草地,既可达到恢复草地植被的目标,也能满足当地畜牧业生产需要。选择适宜草种和农艺措施是“黑土型”退化草地建植人工草地成功的关键。合理的后期管护措施可保持人工草地的稳定
朱绍宏[6]2006年在《牦牛放牧强度对高寒草原植被群落及土壤养分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以天祝高寒草原白牦牛放牧地为研究对象,对放牧强度依次增强的南泥沟、岱乾、乌鞘岭叁个试验区的不同季节牧场进行草地植被群落、土壤理化性质的研究,分析了地上生物量、物种多样性等群落特征及土壤养分的变化规律,对放牧地草原健康状况有了初步的判断依据。结果表明:1.地上生物量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强,南泥沟、岱乾、乌鞘岭的夏季牧场地上生物量依次减少,分别为3783.3㎏/ hm~2,2317.6㎏/ hm~2,1588.2㎏/ hm~2差异极显着(P<0.01=;但冬季牧场南泥沟与岱乾差异不显着(P>0.05),为4418.7㎏/ hm2,4173.6㎏/ hm~2。夏季牧场的地上生物量与放牧强度呈显着负相关关系,回归方程为y = -1097.6x + 4758.1 (R2 = 0.964),表明该地区放牧强度超过适牧阶段,达到重度放牧。2.地下生物量放牧干扰明显的影响了植被地上、地下生物量,放牧强度的增强导致地上和地下生物量的共同下降。地下生物量的改变最主要体现在0～10㎝,结果表明,试验地0～10㎝层地下生物量占0～30㎝总量的85.63%～87.58%。而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呈极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在夏季牧场y = 18.928x -3153.8 (R~2 = 0.996);冬季牧场y = 17.402x -3684.9 (R~2 =0.981)。3.物种多样性在不同的放牧强度下,夏季牧场物种多样性指数随放牧强度的增加而减小,南泥沟>岱乾>乌鞘岭(分别为2.03、1.68、1.44),叁地差异性显着(P<0.05);冬季牧场岱乾的多样性指数高于南泥沟(分别为1.74、1.63),丰富度指数与均匀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的变化趋势相似。在夏季牧场中物种多样性指数与放牧强度呈显着负相关关系(y = -0.295x +2.306,R2 = 0.988);而在冬季牧场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放牧强度相关性不显着(P>0.05)。多样性指数与丰富度指数呈显着正相关,夏季牧场回归方程为:y = 0.6733x +0.5407 (R~2 =0.946);冬季牧场为:y= 0.4161x +0.9001 (R~2 =0.905)。4.优势植物种夏季牧场以比较耐践踏、再生能力强的如线叶嵩草(Kobresia capillifolia)、藏
张文娟[7]2018年在《气候变化与放牧管理对叁江源草地生物量和土壤有机碳的影响》文中认为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类型最为独特的高寒草地生态系统,是我国最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之一,也是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响应最敏感的地区之一。过去的几十年,青藏高原草地大面积退化,但导致草地生态系统变化的驱动因子及其产生的影响却仍未有定论,特别是气候变化和放牧对该区草地生物量和土壤有机碳(SOC)的影响。“叁江源”地区是青藏高原的核心区域,不仅草地资源丰富,同时也是黄河、长江和澜沧江的发源地、水源涵养地和补给区,因此我们将“叁江源”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利用DNDC(反硝化-分解作用)模型,分析草地植被生物量和土壤有机碳在不同气候情景(代表性的浓度途径:RCP4.5和RCP 8.5)及不同放牧强度下的变化动态,探究气候及人类干扰对草地生物量及土壤有机碳的交互作用,并得出各主要因子对草地变化影响的相对贡献率。主要结论如下:1)利用2005-2016年的草地生物量和土壤有机碳实测数据对DNDC模型的精度进行验证,结果表明,草地总生物量和土壤有机碳的模拟值与实测值呈显着的线性相关:R~2=0.71,RMSE=93.11 g C m~(–2);P<0.001和R~2=0.73,RMSE=21.51 g C kg~(–1);P<0.001,表明模拟结果能够较好的解释实测数据。2)各因子对草地变化的贡献率:气候是导致草地生物量和土壤有机碳变化的主要因素,温度和降水分别解释26.8%的草地生物量变化和48%的土壤有机碳变化,放牧强度解释6.4%的草地生物量变化和2.3%的土壤有机碳变化。3)在RCP4.5和RCP8.5两种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研究区的草地总生物量和平均土壤有机碳呈显着减少的趋势。与1987-2016年的平均值相比,RCP4.5和RCP8.5的气候情景下,草地生物量和土壤有机碳的模拟值分别下降了16.91%-18.51、23.82%-26.44%和3.94%-4.10%、4.03%-4.19%。4)草地生物量与放牧强度呈负相关性。与当前实际放牧情景相比,不放牧、放牧降低50%和放牧增加50%下草地生物量的变化率分别为+4.75%,+2.37%和–2.16%。同时放牧强度与SOC呈正相关,与实际放牧情景相比,不放牧、放牧降低50%和放牧增加50%下土壤有机碳分别改变了-0.43%,-0.23%和+0.22%。
郑伟[8]2014年在《环青海湖高寒草原植被和家畜增重对放牧的响应》文中研究指明试验以环青海湖高寒草原为研究对象，以藏系绵羊为试验动物，设置5个放牧梯度和一个对照进行全年连续放牧试验。采取野外调查和室内分析相结合，对不同放牧强度下初级生产力、第二性生产力、植物群落结构和物种多样性以及牧草养分的变化特征进行了研究，探讨草原植物和放牧家畜体重与放牧强度的关系，为环青海湖高寒草原制定合理的放牧管理策略，确定适宜的放牧率，同时为环青海湖高寒草原的合理利用提供基础数据，获得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植被盖度减小（P<0.05），适口性好的牧草（早熟禾（Poa sp.）、紫花针茅（Stipa purpurea）等）的优势度降低，一些杂类草和耐牧性较强的牧草（高山嵩草（Kobresia pygmaea））的优势度增加，群落可能从以紫花针茅和早熟禾等为优势种群向以高山嵩草和披针叶黄华（Thermopsislanceolata）为优势种群的方向演替。2.随放牧时间的延长，群落物种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随放牧强度的增大而增加，中度放牧区保持较高的均匀度指数。重度放牧区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最高主要与草地群落杂类草增多有关。3.随放牧强度的增加，禾本科牧草的比例降低，杂类草的比例增加，群落地上生物量显着降低（P<0.05）。牧草生长季群落平均地上现存量与放牧强度之间呈显着的线性负相关（P<0.05）。中度到重度放牧区植物地下生物量较高，地下生物量与放牧强度之间呈二次曲线函数关系。放牧导致植物根系趋于表层化，地下生物量的75%-88%分布在0-10cm土层。根冠比随放牧强度的增加呈增加的趋势，这是植物对放牧干扰的一种适应策略。4.牧草粗蛋白含量和磷含量随放牧时间的延续表现出低-高-低的变化，粗脂肪、粗纤维和钙含量随牧草生育期的推移表现出增加的趋势。随放牧时间的延长，不同放牧强度下牧草粗蛋白、粗脂肪和钙含量随放牧强度的增加而增加。牧草粗灰分含量的随放牧时间和放牧强度的变化规律不强，但不放牧牧草粗灰分含量明显高于放牧组。放牧既能减缓草地牧草粗蛋白含量降低的速度，还能减缓草地植物纤维化的速度。5.不同放牧强度下绵羊体重随放牧时间的推移表现出上升的趋势，放牧初期，不同放牧处理间绵羊体重的差异不大，随着放牧时间的推移，不同放牧强度下绵羊体重差异越来越明显，表现出随放牧强度的增加绵羊体增重减小。不同放牧强度下绵羊体重在6-10月增重速度较快，到10月体重基本达到最大，10-12月体重变化不大，12月后，绵羊体重呈线性下降，到翌年的4月底、5月初体重达到最低。6.绵羊个体增重随放牧强度的增大而减小，与放牧强度呈显着的线性负相关；不同放牧强度下公顷增重随放牧强度的增加而增大，第一个放牧周期公顷增重与放牧率呈线性关系，第二个放牧周期公顷增重与放牧率呈非线性的二次函数关系；绵羊个体增重的潜力第一个放牧周期大于第二个放牧周期。
参考文献：
[1]. 青藏高原多年生人工草地牦牛暖季放牧方式及效益的研究[D]. 刘迎春. 甘肃农业大学. 2004
[2]. 青藏高原人工草地暖季不同放牧方式对牦牛增重的影响[J]. 刘迎春, 李有福, 来德珍, 胡自治. 草原与草坪. 2005
[3]. 青藏高原牦牛冷暖季体况变化及其与牧草营养状况关系[D]. 罗惦. 兰州大学. 2016
[4]. 我国青藏高原地区牦牛草地 放牧系统管理及优化[J]. 罗惦, 柴林荣, 常生华, 程云湘, 侯扶江. 草业科学. 2017
[5]. 叁江源区“黑土型”退化草地形成机理与恢复模式研究[D]. 马玉寿. 甘肃农业大学. 2006
[6]. 牦牛放牧强度对高寒草原植被群落及土壤养分影响的研究[D]. 朱绍宏. 甘肃农业大学. 2006
[7]. 气候变化与放牧管理对叁江源草地生物量和土壤有机碳的影响[D]. 张文娟. 兰州大学. 2018
[8]. 环青海湖高寒草原植被和家畜增重对放牧的响应[D]. 郑伟. 青海大学.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