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诗鸿[1]2003年在《金融脆弱性理论》文中研究表明脆弱性(fragility)是fragile的名词形式，英文解释是easily damaged or broken,delicate,not strong and healthy,weak.在西方的文献里“金融脆弱性”一词一般使用financial fragility。由Minsky,Hyman P.等文献，我们可以总结出金融脆弱性一词的定义：金融业固有的高负债经营特征使金融业易受到监管的疏漏、道德风险、经济周期波动、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冲击导致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企业破产、物价飞涨或通货紧缩、失业等的一种性状。 银行不良贷款是产生金融体系脆弱性和银行危机的主要原因，高不良资产对银行和经济有重要影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自1980年以来在181个成员国中，有133个国家都经历过严重的金融问题或危机，占全部成员国的74％。发生金融问题的有108例，其中，由银行不良资产引发的有72例，占67％，发生金融危机的有31个国家，共41起，其中因金融不良资产引起的有24起，占59％。银行脆弱度与不良贷款的关系可以表示为：银行体系的脆弱度=(不良贷款-资本-贷款准备金)／总资产。 大量积聚的不良资产，成为银行经营与发展的沉重负担，影响银行功能的正常发挥，威胁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同时，不良资产的存在和增加，又通过银行与企业，放大作用于整个国民经济，破坏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关于银行不良贷款，现有文献还有许多理论问题没有弄清楚，所以弄清银行不良贷款的生成机制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对银行监管、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金融体系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想从现有文献的不足之处出发，试图回答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并且做出有创新的研究。 试图回答并且做出有创新的研究之一 国内外的文献对银行不良资产生成的监管机制阐述不够，即对银行不良资产生成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企业(以企业代表所有的借款人)的行为分析不够。 我们将证明，假设国有商业银行将贷的一笔款已知是不良贷款，在不考虑市场风险和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可以选择贷款，也可以选择不贷款，此时金融监管部门企图对商业银行罚款来降低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并不总是有效的。 试图回答并且做出有创新的研究之二 现有文献对“监管”一词的论述过于简单，“监管”一词应该包含对被监管者的行为参数的考查。 试图回答并且做出有创新的研究之叁 本文研究了企业(借款者)逃债概率对企业(借款者)与商业银行的行为参数的边际值。 试图回答并且做出有创新的研究之四 本文研究了商业银行监督检查的概率对企业(借款者)与商业银行的行为参数的边际值。 试图回答并且做出有创新的研究之五 本文研究了企业(借款者)与商业银行合作与不合作两种情况对银行不良贷款生成的影响。比如：企业(借款者)与商业银行合作时，银行不良贷款更容易生成吗?企业(借款者)与商业银行不合作时，银行不良贷款不容易生成吗?答案是否定的。 试图回答并且做出有创新的研究之六 本文第一次提出银行不良贷款是一种“金融污染”，将对一个国家的福利产生负面的影响，本文设计了一个含有贷款、银行不良贷款的社会福利函数。 试图回答并且做出有创新的研究之七 本文从最优控制论的角度研究银行不良贷款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本文从最优控制论的角度求出银行不良贷款的鞍点均衡值与鞍径;现有文献没有从最优控制论的角度求出银行不良贷款的鞍点均衡值的变化轨迹。 试图回答并且做出有创新的研究之八 本文从最优控制论的角度从假设开始演绎发现了哈密尔乘子(影子价格)是银行不良贷款的边际负效用的倍数，倍数是由参数决定的，因为在不同的模型中，影子价格的经济学意义是不一样的。 试图回答并且做出有创新的研究之九 本文从最优控制论的角度对中国与日本银行机构不良贷款(金融脆弱性)予以解释与预测。 本文试图从理论上来回答上述问题。本文第3章试图回答上述问题之一至之五;本文第4章试图回答上述问题之六、之七、之八;本文第5章试图回答上述问题之九。 本文由6章构成，其结构和主要内容如下: 第1章利用所能获得的文献对若干概念(金融脆弱性的概念、不良贷款与动态路径的概念等)进行了解释，并且对研究金融体系脆弱性与银行不良贷款的紧迫性(选题的国际背景与选题的国内背景)、意义(研究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意义与研究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动态路径的意义)做了论述，有利于引起管理部门与学术界的进一步重视。 第2章系统地回顾了国外与国内有关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理论文献，总结了国外与国内有关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理论文献与不良贷款的关系，发现银行不良资产与金融脆弱性间的关系紧密。 发现国内外的文献对银行不良资产生成的微观机制阐述不够，即对银行不良资产生成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企业(以企业代表所有的借款人)的行为分析不够。银行不良资产的最优动态路径没有讨论，本文试图从理论上来分析研究上面的问题。 第3章研究了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监管机制。 第3章第1节从国有商业银行经理与?
张萌[2]2015年在《货币国际化视角下的系统性风险传导机制与监管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与“系统性风险监管”是目前我国经济金融领域面临的两大战略性课题。研究在稳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基础上,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对于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与金融安全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然而在现有研究中,系统性风险与货币国际化属于相对独立的两个理论体系,探究二者间联系的文献较少,尽管部分文献关注了货币国际化的风险,但是缺乏对风险理论内涵的详尽论述。另外,对货币国际化的研究也缺乏系统化、动态化视角,而且,研究方法过度偏重宏观理论与经验分析,缺乏微观基础与实证计量分析。鉴于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本文遵循由浅入深、由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演绎过程,主要通过叁个步骤循序渐进地展开研究：首先,深入梳理“系统性风险”与“货币国际化”两大理论体系,通过“风险传导机制”这一理论纽带建立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并构建统一的分析框架。其次,在货币国际化视角下对系统性风险传导机制的一般性理论规律、实证依据、中国特殊规律进行逐步探讨。最后,基于系统性风险传导机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规律,对中国的系统性风险依次进行评估与管理研究。作为开篇导论,第一章对问题的提出、文献综述、研究方案进行介绍,从全局视角展现本文的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第二章通过理论演绎探究货币国际化背景下,系统性风险传导机制的一般规律。第一节梳理了系统性风险的涵义、识别、成因以及传导机制等理论要素,研究表明系统性风险是指某种冲击通过一定的传导途径与作用机理在企业或金融机构之间广泛传播,引发一系列连锁失败反应,导致宏观经济与金融系统陷入动荡或瘫痪的可能性,主要包括货币风险、银行风险、经济增长风险、主权债务风险4种形式。“冲击→传导→全面性危机”是风险演绎的主要特征,冲击传导途径与作用机理构成风险传导机制。第二节回顾了货币国际化的涵义、条件、过程等相关理论,研究表明货币国际化是指一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演进过程,包括贸易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驻锚货币4个发展阶段,货币国际化涉及的条件是诱发系统性风险的冲击因素。第叁节论述了货币国际化4个阶段的系统性风险演绎过程,研究表明汇率定价扭曲是主要冲击因素,贸易与投资货币两个阶段的冲击具有外生性；储备与驻锚货币两个阶段的冲击具有内生性。另外,随着货币国际化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系统性风险的传导途径更加丰富,作用机理更加复杂,最终危机形式更加丰富、危害性也更加强烈。第叁章通过国际经验分析与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为系统性风险传导机制的理论研究结论寻求实证依据。第一节系统回顾英镑、美元、日元、欧元国际化过程中,国内经济失衡、金融动荡的经验,探讨二者之间联系,研究表明英镑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的国际化经验,符合储备货币与驻锚货币的系统性风险传导机制；欧元与牙买加体系下美元的国际化经验,符合驻锚货币的系统性风险传导机制；日元国际化经验符合贸易货币的系统性风险传导机制。第二节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国际化程度与货币风险、银行风险、经济增长风险、主权债务风险之间的联系,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稳定联系,但是,这些联系在国际间存在差异。第四章基于人民币国际化现状,从时间维度分析系统性风险传导机制的特殊规律。第一节分析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全球外汇储备领域中人民币使用情况,发现人民币国际化尚处于贸易货币初期且存在发展不均衡问题。第二节通过建立DSGE模型,刻画人民币作为贸易货币条件下宏观经济系统的主要特征。第叁节对DSGE模型进行稳态与转移动态数值模拟,研究结果表明在时间维度上,系统性风险传导机制包括两种形式：一是贸易品外币与本币价格、非贸易品价格、人民币汇率等冲击因素通过国际贸易途径传导；二是人民币汇率与国内外利差等冲击因素通过国际金融、银行信贷、财政与货币政策规则等途径传导。另外,从经济系统长期与短期稳定性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的均衡发展路径都明显优于非均衡的发展路径。第五章从产业与银行两重空间维度分析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系统性风险传导机制的特殊规律。第一节基于产业关联理论建立国民经济系统17个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矩阵,通过数值模拟方法找出国民经济系统中易受贸易冲击的5大系统重要性产业。这5个产业通过产业间供求关联效应将初始冲击传导至众多产业,导致国民收入剧烈波动。第二节基于银行间同业联系建立16家上市银行的双边资产负债关联矩阵,并以流动性监管要求为约束条件,通过数值模拟方法找出银行空间中5大系统重要性机构。另外,研究表明存放同业款项与拆出资金；现金与中央银行存款；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等3类资产是流动性冲击传导的主要载体；同业资产违约效应、挤兑效应以及资产抛售折价效应在冲击传导中发挥主导影响。系统性风险监管包括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两部分。第六章基于人民币国际化背景,评估中国的系统性风险状况。第一节全面梳理系统性风险评估的相关文献,在比较各种评估方法的优势与不足基础上,选择指标预警法作为本文的评估方法。第二节在提出系统性风险评估目标与评估指标设计原则基础上,构建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与预警机制。第叁节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2005-2014年的系统性风险综合水平、结构分布、预警结果进行实证评估。评估结果表明2012年3季度以来系统性风险综合水平进入持续上升期,风险管理极为必要。另外,系统性风险的主要类别包括经济增长方式风险、资产价格波动风险、银行体系稳定风险、主权债务违约风险、人民币投机风险、产业结构风险等6大类,而且,各类风险的演绎过程不尽相同。第七章根据系统性风险“冲击→传导→全面性危机”的演绎规律,针对各个风险演绎环节设计管理策略。第一节通过合理设计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战略规划与短期制度安排两条路径,实现对系统性风险的冲击源头管理。第二节分别针对系统性风险在宏观经济系统内部、金融系统内部,以及经济与金融系统之间的传导机制设计相应的管理策略,实现对系统性风险的传导过程管理。第叁节分别针对系统性风险演绎终端——货币危机、经济危机、银行危机、主权债务危机,设计相应的管理策略,实现对系统性风险的终端管理。
刘玉春[3]2014年在《金融效率视角下的农村金融体系重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加快科学发展,实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是农村,难点也在农村,要实现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富裕的目标,需要全社会多方面的支持与配合,更需要一个良好和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强有力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在满足农业、农村和农民生产生活的资金需求,促进农村生产力的提高,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等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仍然是整个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农村金融供需矛盾突出,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农村金融体系的整体功能还不能完全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金融领域并没有为农村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支持,―金融在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在农村金融领域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反思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目标和农村金融扶持政策的取向,基于金融效率视角构建以政策导向和市场化运作为基本原则的农村金融体系对于促进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突破了以农村金融风险和农村金融功能为视角的传统研究范式,基于金融效率视角紧紧围绕―构建高效率的农村金融体系来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综合运用理论与实证分析、定性与定量分析以及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来研究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问题,在具体研究中不纠结于―农村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这一问题,在肯定农村金融的促进作用前提下,着眼于农村金融发展、农村金融体系、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等宏观角度来探讨能够更有效地发挥农村金融促进效率的农村金融体系构建模式。论文在把握国内外农村金融体系构建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了现代金融发展的主要理论和农村金融发展的主要流派,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水平,发现农村金融一直是服从和服务于农村经济增长的外生品,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战略长期被轻视和忽视,农村金融机构被撤并,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导致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恶化,农村金融出现了严重的功能缺失与服务缺位。在此基础上,论文运用全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农村金融发展的长期时间序列数据,从作用机理和实证计量两方面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和农业科技进步的因果关系,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和对农民收入的拉动作用。基于协整理论构建了农村金融发展、农业科技进步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多变量VAR模型,并利用格兰杰因果分析、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析法分析了叁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关联性和影响程度。这既是对以往农村金融发展政策和农村金融改革效果的一次全面总结和评价,又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构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有效的金融供给对于农村地区的的经济增长、人民增收和区域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亟需一个高效的农村金融体系来动员资金并促进农村资本形成以有效解决日益紧迫的―叁农‖难题。基于效率视角来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完善现有农村金融体系功能,提高农村金融效率,促进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
主父海英[4]2010年在《金融负外部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选题是从金融组织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角度来研究金融外部性,特别是金融负外部性问题。围绕金融负外部性这个主轴,从各个角度和层面研究金融活动的外溢效应,尤其是金融成本溢出的问题。微观个体的金融风险承担行为会给宏观经济带来外部效应,宏观的金融政策或金融活动甚至会带来国际间的溢出效应。金融组织本身的成本和收益不等于社会的成本和收益,经过宏观经济的传导,金融领域的外部效应尤其强大。本文基本结构如下：第1章绪论,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理论与现实意义等,强调了全球化背景下研究金融负外部性的重要的战略意义。第2章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外部性、金融外部性等概念进行经济学溯源,重新思考了金融全球化的动因和二元效应,重点是对外部性理论的提炼、整合与补充,为全文打下了理论基础。第3章对金融外部性本质进行深入探析,创造性地诠释了金融外部性的概念与分类,重新对金融外部性产生的本质进行再思考,指出金融外部性是金融市场中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张力,金融市场的制度失灵所致的“官能障碍”是金融外部性的本质诱因,强烈的金融外部性必然催生新的金融制度。分析了金融准公共物品的“金融阈值”、“供给问题——金融公地悲剧”以及垄断经营所诱发的金融外部性等,揭示了金融负外部性理论与自然原理的耦合。第4章是对不同金融发展路径下的金融外部性的一个集大成的整合和重新界定,以麦金农-肖的金融发展理论为基础,分析了M-S范式的金融自由化下的金融负外部性,重新思考了金融压抑下的金融正外部性的负效应,对金融约束下的政策效果及干预边界进行了收益——成本评估。第5章构建了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各层次的金融负外部性的分析框架,首先从经济发展角度审视了金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溢出效应,发现发展中国家承受了金融全球化的主要外溢成本；然后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梳理了各层次的金融外部性,重点分析了国际货币、汇率政策等的国际金融负外部性。第6章构建了“金融创新-金融虚拟性-金融负外部性-金融危机”动态路径模型并进行验证。本章从社会设计者的角度建立了金融危机视角下金融创新的最优动态路径模型,分析了参变量对动态路径的影响与政策意义,并由之演绎出如下命题和结论：金融创新与金融危机既可以正相关,也可以负相关；金融负外部性与金融危机互为内生；金融危机深度的边际成本随时间递增、金融负外部性增加。从各次危机中筛选出有针对性的事实和数据对该命题进行了经验支持。第7章探讨虚拟金融的负外部性。首先从理论上界定了混淆不清的虚拟经济、金融与虚拟金融的关系,对虚拟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现象分别从外汇交易、股票市场、其他衍生工具等方面进行了实证考察,指出虚拟金融的货币增值是其自我扩张的源动力,分析了虚拟金融通过外溢效应伤害了实体经济。第8章对金融市场中政府行为的金融负外部性进行集中阐述,首先从理论上进行了政府行为及其外部性的经济学诠释,然后以汇率政策、金融市场中的寻租行为、政府救济等作为政府行为的代表深入探讨其溢出效应并提出有关对策。第9章是我国房地产的金融负外部性探讨,该问题是当前的敏感问题,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本章基于房地产业的金融属性,通过大量数据对房地产业的泡沫进行测量和评判,结论是当前房地产业既非经济的支柱产业,亦无“财富效应”,反而是以全局经济和社会效益损失来换取自身的经济绩效和片面发展,此乃房地产业的成本社会化。第10章针对前九章分析的各种金融负外部性提出了解决之道。首先是强调重视社会责任,重塑金融经济伦理,其次是在理论上确定了金融干预最优边界,提出了改变竞争规则的国际货币改革的建议,利用火车头理论(Locomotive Theory)和博弈分析提倡国际间合作,对当前热议的国际货币改革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文是利用金融外部性的成本—收益的经济效应分析,通过利率(不同金融发展路径)、汇率、金融创新、虚拟金融、金融市场的政府行为、房地产金融等诸多方面研究金融外部性,主要是金融负外部性问题。微观上涉及金融机构的风险社会化,宏观上涉及某些国家性的利益集团利用金融霸权,过度的开发全球的金融资源,进行有利于本国的宏观金融调控政策。再次揭示了金融双刃剑的本质,对当前金融的“去功能化”对经济造成的伤害发出警示。强调被漠视的金融伦理,既在微观上强调金融干预的合理边界,又以宏观的视野,探讨通过国际政治与经济的新平衡与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来解决目前全球面临的宏观金融负外部性问题。综上,本选题有着理论和现实的重大研究意义,尤其是在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的前前后后和危机深度蔓延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了金融负外部性的重要影响。可以说,此次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上个世纪及本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负外部性的集中、极端表现和例证,尽管对其描述性的文字已经汗牛充栋,但对其真正意义上的反思才刚刚开始,故而,当前研究金融负外部性这个选题更凸显了其深刻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战略意义。
姚岚[5]2012年在《中国商业银行体系脆弱性的综合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雷曼兄弟、美林等一批银行倒闭，银行体系脆弱性再次成为监管当局和公众所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我国银行业在全球的表现却十分突出，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等指标都达到国际标准，中国银行业的形势一片大好，但这是否意味着我国银行业已经不存在脆弱性问题仍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对我国商业银行体系脆弱性情况进行综合测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且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脆弱性程度与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力图把握我国商业银行体系发展的动态，为促进我国银行业稳定健康的发展提出对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主要考察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我国商业银行体系1993-2010年的脆弱性整体情况的综合测度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二是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四个子商业银行体系2001-2010年的脆弱性情况与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其中，综合测度过程中首先运用DEMATEL法微观主体层面提取代表资本充足性、资产质量、盈利性和流动性的指标构造脆弱性指数，然后结合模糊综合评价法与层次分析法测算出脆弱性程度数值并判断脆弱性状态；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则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表明：我国商业银行体系在1993-2010年间11年处于脆弱性状态，7年处于相对稳定状态；GDP增长率、全社会消费品价格增长率、信贷总额占GDP比重、资本账户开放度、银行业市场集中度、M2增长率、信贷总额增长率对我国商业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影响都在不同水平下显着；与一元方程比较，多元方程下的不同变量组合更具有显着性与经济意义；2001-2010年间，前期城市商业银行的脆弱性程度最高、国有商业银行次之、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则表现得相对稳健，但2008年开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脆弱性程度高于其他叁类银行；GDP增长率、CPI增长率、经常账户差额占GDP比重、资本账户开放度、银行业市场集中度、一年期存贷款利差、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幅度、在华外资银行资产市场份额对各子商业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影响在不同组合中呈现出强显着；金融环境对商业银行体系脆弱性影响要显着于宏观经济环境。分析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生存与发展历程，我国经济体制与金融制度对其影响重大，其脆弱性状态与程度除了受到银行业微观主体自身条件约束外，更多地来源于制度层面，本文在最后从提高商业银行竞争力、完善商业银行金融监管机制、为商业银行提供良好的运营环境叁个方面，结合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特点分别提出相关建议措施，力图增强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稳健性，促使我国银行业保持良好的发展。
郑嘉伟[6]2016年在《杠杆率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指出1936年凯恩斯颠覆性的着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之后爆发了着名的“凯恩斯革命”。之所以称之为“革命”,是因为其提出了一套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这一理论体系为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凯恩斯革命”的基础上,各种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模型应运而生,而对可持续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研究是目前全世界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最为着迷的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平稳,叁十多年来了经历了数次宏观经济波动。放眼全球我们发现这种高速且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不普遍,多数发展中国家增长乏力。尤其是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货膨胀率大幅上升且各经济体陷入深度衰退,“滞胀”导致诸多经济学家和各国政策制定者对政府干预政策的信心崩溃,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和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企图控制经济的政府注定会失败。他们希望政府的干预越少越好,央行只要专注于通货膨胀目标就足够了,实现经济增长的工作留给市场。过去几十年来诸多国家的央行秉持这样的法则,将工作主要集中在控制物价上,但没有想到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那么一国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究竟是什么?哪些因素导致了宏观经济波动?金融市场对宏观经济稳定是否重要?它在一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政府是否应该救市?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世界各国经济金融发展现状,运用宏观经济分析较为前沿的分析方法和工具——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力求在研究视角、数理模型与实证检验等方面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所突破。本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核心概念界定、研究方法和结构安排,在研究方法中主要介绍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演进,应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数量分析的步骤方法,相对于传统计量经济模型DSGE模型具有的优点等,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本文的创新点。第二章主要对国内外学者在杠杆率宏观经济效应领域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以了解这一领域研究的发展轨迹,把握其发展动态,为进一步研究杠杆率的宏观经济效应提供一个起点。第叁章全面梳理了世界各国的杠杆率水平以及杠杆率过高导致的危机,同时深入分析了中国各经济部门杠杆率的历史演变与发展现状,集中研究了在中国经济步入增速放缓、结构转型升级的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总体及各部门杠杆率水平发生了哪些变化,通过与世界各国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其背后蕴藏的风险,为进一步探讨杠杆理论形成的微观机制及宏观经济效应提供基础。第四章从微观经济主体异质信念(heterogeneous belief)出发解释各经济部门积极主动加杠杆行为的动因,从动态金融视角通过资产定价的二叉树模型精确刻画杠杆率对于资产价格及宏观经济的影响,并利用以杠杆机制为基础创新的金融产品分析了杠杆变化的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分析杠杆率的宏观经济效应奠定了微观基础。第五章通过构建一个四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在模型的框架下分析了杠杆率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本章以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和金融脆弱性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DSGE基准模型框架,同时使用中国数据对该模型进行校准、估计和评估,通过抵押物约束机制和信贷约束机制来刻画杠杆膨胀和收缩的宏观经济效应以及引发的冲击传导机制,具体分析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和彼此影响。第六章在引入金融巿场摩擦、家庭信贷约束与消费者异质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第五章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借助DSGE模型模拟了杠杆冲击对产出、物价、投资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重点分析了杠杆率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第七章和第八章总结了本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提出加强和改善我国杠杆宏观调控的对策建议,并对下一步重点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龙雨[7]2007年在《商业银行破产的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银行业是风险行业,商业银行是产生金融风险的主体,商业银行破产更是极具风险性的行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商业银行破产已经逐渐成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商业银行的最大特点是负债经营,其资产除少部分来源于自有资金外,其他大部分都是通过负债的形式筹集到的,因此,只要有银行业务的存在,商业银行破产的风险就不可避免。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完全避免商业银行破产倒闭现象的发生。为此,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管,特别是妥善处理危机银行,及早采取措施,直至破产,对保障金融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十分重要。因此,研究商业银行破产问题意义重大。时至今日,我国仍在摸索既适合我国国情,又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要求的商业银行破产之路。我国目前商业银行市场化破产的最大障碍就是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我国仅在《商业银行法》中对商业银行破产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在新《企业破产法》中对商业银行破产做了授权性规定,而缺乏具体的操作性规定和相应的配套法律制度,使商业银行破产案件的处理存在着很大的难度。本文以商业银行破产法律制度的阐释和研究为核心,在国内外研究资料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从制度层面对商业银行破产问题所涉及的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入地分析和探讨。研究商业银行破产的理论基础和立法依据,指导当前及今后的商业银行破产,妥善处理商业银行破产带来的各种矛盾,紧紧围绕破产法律制度在银行业的应用,建立起按市场理论和原则的商业银行破产法律制度,是本文的最终目的。由于现阶段国内对商业银行破产法律制度本身进行专门系统研究的书籍和资料尚不多见,本文在整合相关法学、经济学、金融学等相关交叉学科知识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就我国商业银行破产法律制度的构建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本文从结构体系上分为六章,前中后叁部分:前两章是理论研究,第一章以中国的商业银行可否破产为切入点,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论述了我国商业银行破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对近些年国内外理论界对商业银行破产问题的文献梳理,详细地阐述了商业银行破产问题的研究现状,指出今后的理论发展方向。第二章从银行危机和银行破产基本概念出发,从四个方面即经营商品的特殊性、银行体系的脆弱性、银行业的高风险性以及银行风险的传染性,详细分析了银行业的特殊性,进而导出商业银行破产的六大特殊性(破产标准严格化、破产审批行政化、当局角色功能化、债权申报自动化、清偿顺序特殊化以及存款人保护高度化)。接着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构建商业银行破产法律制度的可行性及必然性,指出我国商业银行破产立法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中间叁章是制度建设,尤其是第五章是本文的核心所在。第叁章从立法和实践两个层面对我国银行破产立法现状进行评析,指出我国银行破产法律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第四章通过实证分析和横向比较美、日、俄叁国在处置危机银行方面的经验及教训,从风格迥异的各国商业银行破产法律制度中挖掘和提炼具有共性特征的内容,揭示出商业银行破产制度的特殊性,从而也为我国商业银行破产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经验和成果;第五章从构建我国商业银行破产法律制度的法理基础入手,指出其法理基础是源于商业银行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理论;提出了我国在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条例》时商业银行破产应循序的基本原则;在此原则下,就未来的我国商业银行破产立法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与主张,重点探讨了商业银行的破产标准,另外对破产申请与破产宣告、商业银行的破产管理人以及破产清算等一些基本问题也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鉴于商业银行破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笔者还呼吁制定《银行兼并法》、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设立金融机构投资者保护基金、出台《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等相应的配套制度。最后一章是本文的结论,也是笔者研究的基本的学术交代。商业银行破产作为法律上的课题,不仅有其广泛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源渊,而且对于商业银行的改革与实践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研究商业银行破产的前提。再通过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自成体系的内在结构的学术安排来实现笔者为什么要研究商业银行破产法律制度、研究的成果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文的贡献与创新之处在于:(1)对近几年国内外有关商业银行破产的文献进行了一次非常全面的梳理,对商业银行破产的立法模式、破产的标准、破产申请人、破产的认定和受理、破产管理人以及破产财产的分配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有益的相关论点,可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人们进行商业银行破产制度的设计和实施。(2)在借鉴、提炼中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并充分考虑商业银行破产的特殊性,提出了商业银行破产六个值得参考的基本原则,即保障金融体系安全原则、审慎原则、准市场化原则、“结构化早期介入与解决”原则、保障存款人合法权益原则以及快速处置原则。这为我国商业银行破产法律制度的构建提出了一个可遵循的立法主旨。尤其是“结构化早期介入与解决”原则,笔者认为,如果结构得当,“结构化早期介入与解决”不仅可以减少破产的可能性,而且也会降低破产的成本。(3)详细阐述了我国商业银行的破产标准,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商业银行的破产标准不应仅仅是法律意义上指标,而更应该是金融意义上、经济意义上指标。认为应从投资人、债权人、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以及对社会影响程度的角度出发,为使监管目标和采取的措施更有针对性,需要对一些主要经济指标有一个大致的判断标准,基于此来构建如下判断商业银行破产的指标体系。即第一,判断是否已经或即将陷入支付困境;第二,判断商业银行依靠自身能力能否扭转支付困境;第叁,判断清偿能力是否能承担亏损和损失;第四,测算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和关闭成本。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商业银行破产立法及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完善的决策提供理论上参考。(4)为了提高本文的质量,笔者尽可能多地参阅国内外有关商业银行破产的文献资料,法律规章,以及其他经济学与金融学方面的理论书籍。因此,详实性、多学科性是本文的一大特点。(5)文中有大量的经济学、金融学专业术语,为方便读者,笔者都尽可能地加以注解,有些笔者还尽可能地搜集其背景知识并加以注释。这也是本文的一大特色。
章秀[8]2016年在《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计量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经济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传统金融监管体系的风险识别理论与风险度量模型暴露出了弊端和缺失,宏观审慎监管理论框架逐步替代传统金融监管体系成为金融风险度量和防范的主流思想。因此,揭示系统性风险生成演化机制、多维度地度量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给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对策,对于提高我国抵御经济金融风险能力、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发生和提升金融系统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按照认识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逻辑架构,在现有系统性金融风险理论基础上,针对我国金融系统中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了计量研究,研究主要包含叁方面内容：首先,认识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在第1章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理论研究工作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从第2章开始,在理论上引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展开讨论。我们界定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涵,归纳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特征、影响因素和生成演化机制。针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特征方面,我们阐述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生性、负外部性、传染性和顺周期性等特征；在系统性金融风险来源方面,我们考察了来源于金融系统自身的金融脆弱性和来源于金融机构所处环境的金融周期的共同宏观风险暴露影响因素。进一步地,我们针对金融脆弱性风险来源,从杠杆率、流动性和宏观总量视角进行了详细阐述,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考察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生成演化机制,并具体阐述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扩散-爆发”的动态演化路径。其次,测度系统性金融风险。第3、4、5和6章,我们从系统性金融风险“累积-扩散-爆发”的不同阶段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度量,度量范围包含极端情况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与扩散以及正常情况下金融风险的传导与累积。具体而言,我们针对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暴露、金融市场流动性尾部相依性、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利率的关联性以及外部系统性冲击对我国金融系统脆弱性的影响进行了计量研究。第3章我们考察了尾部风险压力下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并结合金融脆弱性假说考察了货币政策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对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贡献的影响。一方面,金融系统内部更加紧密的关联性导致金融机构间、金融机构对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效应增强；另一方面,投资环境变化带来投资者风险偏好的非对称变动,也会影响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贡献程度。根据以上特征,我们应用了非对称CoVaR模型,该模型度量了金融系统处在尾部风险压力时期,金融机构对于金融系统的系统性风险贡献程度。同时,为了更好地反应极端情况下金融时间序列分布的“厚尾性”,我们借助极端分位数回归模型,实现了极值理论框架下非对称CoVaR模型的估计。我们通过CoVaRqj/i给出极端情况下上市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并根据这个贡献度对金融机构进行系统重要性排序,评定出金融系统中的系统重要性机构。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应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考察了货币政策冲击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对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贡献的影响。第4章我们考察了极端情况下金融市场间关联性超出阈值后市场流动性的尾部相依性。当某金融市场风险压力增加时,投机交易资金可以帮助缓解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短缺,助力金融市场的服务功能发挥。但是,当市场流动性紧缺到投机者的投机交易资金也缺乏的时候,投机者的融资边际成本高于投机边际收益,投机交易减少。交易减少会进一步恶化短缺资金市场的流动性紧缺情况,易于诱发该市场中流动性风险暴露。金融市场之间紧密的关联性和整个金融环境流动性的短缺,使得流动性风险暴露在市场间扩散的概率升高,严重情况下可能带来系统性流动性危机。因此,市场中流动性的共同短缺或是市场共同处于流动性风险暴露时期,易于诱发金融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暴露。我们通过二元POT极值模型的参数和非参数估计方法,度量了尾部压力情况下我国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流动性之间的尾部相依性。进一步地,金融市场之间这种流动性相依性在极端分位数上的变化,帮助我们判断金融市场之间“跷跷板效应”发生的时段,以及市场共同处于流动性压力的时段,据此我们给出市场流动性的尾部相依区间。第5章我们细致研究了金融市场流动性定价指标利率的传导机制。本章借助适用于平稳数据和非平稳数据、线性关系和非线性关系的互信息关联性检验模型,研究了货币市场利率和资本市场收益率之间的复杂关系,给出了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之间利率的传导路径。研究结果显示,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处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轴心”。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渐渐扮演起利率定价“锚”的角色,可以作为金融市场基准利率。进一步地,货币市场利率和资本市场利率之间的传导路径较为顺畅。政策性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之间、货币市场利率与债券市场利率之间均存在紧密而稳定的关联性。这些关系中,前者表现为行政化手段调节的结果,后者表现为市场化手段调节的结果。相对于行政化手段调节的政策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顺畅传导,市场化的货币市场与债券市场之间的传导机制仍需加强。第6章我们构建了反应我国金融系统中金融脆弱性的金融状况指数,并进一步考察作为外部系统性冲击的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对我国经济金融状况的影响,以及美国货币政策的回溢效应。我们通过动态因子模型构建了我国金融状况指数,刻画了我国金融系统中金融脆弱性的动态演化路径,发现我国金融状况在高低金融脆弱性状态之间变换。进一步地,我们通过潜在门限时变参数LT-TVP-VAR模型刻画出具有区制特征的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对我国金融经济状况的冲击影响,并用时变脉冲响应函数给出了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对我国金融经济状况影响的时变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和中美利差以及汇率之间具有同向性；当美国货币政策出现政策反转的时候,对我国经济金融冲击影响较大。最后,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第7章在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金融领域中出现的不同程度的风险积聚现象,以及金融风险的内生性、外部性、传染性和周期性特征,提出了关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应对对策。我们从深入系统性金融风险理论与计量方法研究、系统重要性机构审慎监管、金融市场尾部流动性相依性缓冲、我国基准利率体系市场功能完善、金融系统顺周期性的逆周期调控以及防范外部冲击的风险影响六个方面,提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相关对策建议。
徐科越[9]2012年在《影子银行：概念、特征与监管框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影子银行（Shadow Banking）是一个崭新的名词，它在2007年被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麦卡利（McCulley）提出，是相对于传统商业银行的概念。它囊括能够行使类似传统银行职能，融资并提供流动性和信用，但不属于传统商业银行体系的金融中介机构，目前极少被纳入监管范围。广义上来说，投资银行、金融公司、货币市场基金、对冲基金、特殊目的机构（SPV）、结构性金融工具及金融资产持有者、和部分参与影子银行活动的关系实体，都属于影子银行体系。它们通过证券化产品、结构性金融工具、商业票据、回购协议和其他金融衍生品进行经营活动，活跃在金融市场上。影子银行由于高杠杆率、期限错配、不透明性等特点，使得其具有极高的内生脆弱性，并且因为它与传统银行的紧密联系和在金融市场活动中的广泛应用和深入，为金融体系带来了严重的系统性风险，成为引发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关于影子银行的研究是金融学和法学的前沿领域，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影子银行虽被不断提及，但其研究中必需的基础理论，现有研究和实务都未有过深入探讨分析。作为一个刚产生不久的概念，国内外学术对于“影子银行”的内涵、外延、性质及其特征都尚未有清晰的考量，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观点，恐怕也会失之偏颇。在美国和国际组织的先行之下，如今影子银行的监管立法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工作。没有对监管对象概念的准确认识，也无从谈起如何监管。在界定影子银行内涵与外延之后，分析影子银行的监管价值是确立监管框架的必要前提，必须充分考虑影子银行的正面和负面价值，在此基础上来确定影子银行是否该监管、如何监管。本文力求在梳理国内外影子银行及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上，深入探讨并界定影子银行的详细内涵与外延，同时剖析影子银行的性质和特征，完善影子银行的基础理论，对影子银行监管价值进行分析，再选取美国和G20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影子银行监管框架做比较法分析，提出构建影子银行监管框架的途径和完善建议。旨在进一步完善影子银行的理论研究，为影子银行监管提供立法导向、理论依据、框架选择的借鉴和参考。本文第一部分主要对影子银行做概念的探析，结合现有文献理论，细致分析其内涵的要素，准确定义影子银行，在此基础上归纳厘定影子银行的外延，作出详细分类。第二部分笔者通过对影子银行的主体和活动的解析，首先总结了影子银行的一般特点，并专门深入剖析了其重要特点——金融脆弱性，以建立影子银行基础理论。而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我国影子银行的主要表现形式和现状，从中归纳分析了我国影子银行的特殊特征。第叁部分着重选取美国和G20金融稳定理事会这两个国家和组织已经建立的相对成熟的影子银行监管框架做比较法研究。这一部分中笔者大量收集整理了美国和金融稳定理事会在立法改革中发布的法案、报告、研究成果等文献和法律文件，做了细致的梳理重组工作，归纳出了影子银行监管的具体框架措施，并对两个监管框架做出比较分析，对其进行评述并总结出影子银行监管立法的走向趋势，并讨论了我国可以从中获取的借鉴和启示。第四部分建立在前面的理论和比较研究基础之上，紧紧围绕着影子银行的内涵和性质特征，考察影子银行的发展脉络和职能，从正面和负面两个角度，客观分析了影子银行的监管价值。此后在此价值导向下，借鉴美国和金融稳定理事会的监管框架和实践经验，探讨了应该如何构建我国的影子银行监管框架，从监管理念原则、监管主体和对象、重点监管方向等方面入手，提出了笔者认为可行的立法建议。
参考文献：
[1]. 金融脆弱性理论[D]. 曾诗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2]. 货币国际化视角下的系统性风险传导机制与监管策略研究[D]. 张萌. 云南大学. 2015
[3]. 金融效率视角下的农村金融体系重构研究[D]. 刘玉春.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4
[4]. 金融负外部性研究[D]. 主父海英. 辽宁大学. 2010
[5]. 中国商业银行体系脆弱性的综合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D]. 姚岚. 长沙理工大学. 2012
[6]. 杠杆率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郑嘉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7]. 商业银行破产的法律制度研究[D]. 龙雨. 西南财经大学. 2007
[8]. 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计量研究[D]. 章秀. 吉林大学. 2016
[9]. 影子银行：概念、特征与监管框架研究[D]. 徐科越. 中央财经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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