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巧[1]2006年在《毕节地区烤烟收购管理调查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通过对毕节地区烤烟收购数量、收购结构、收购均价、收购政策、收购标准执行、收购人员以及收购服务等现状、存在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毕节地区烟叶收购管理状况与我国及我省烟叶收购状况发展趋势基本相似，近10年来，收购数量表现出先突升突降后逐渐趋于平稳的变化趋势，如1997年420.62万担，2001年84.93万担，2001-2005年150-190万担；收购等级结构却表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如上等烟率1996年为44.6％，到2000年降至6.11％，2005年又升至40.28％；烟叶均价稳中有升，1995年仅为232.06元／担，2005年上升为534.52元／担；烟叶等级合格率逐年提高，基本达到国家要求。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烤烟产购合同执行不到位、履行率较低、收购标准中存在定义较为抽象、等级质量与收购价格不甚吻合、工业采购等级结构结构不甚合理，影响标准执行；预检制实施时间短、手段粗犷、预检不到位、收购期间服务烟农意识较差、服务设施不齐全、收购人员的文化素质、专业职称、业务素质偏低等问题，如全区合同履行率仅86.12％，而收购人员中小学文化竟占54.38％。针对上述存在问题，本文提出了毕节地区烤烟收购管理对策及建议，即在坚持国家烤烟收购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和纪律下，创新和完善各种烤烟收购管理和考核办法，严格执行烤烟产购合同，严格执行《烤烟》GB2635—92国家标准，引进高学历专业人才，优化收购技术队伍结构，搞好培训工作，努力提高广大收购技术人员、预检员和烟农的素质，抓好烤烟收购预检制，完善各种收购服务设施，增强广大职工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加快烤烟收购信息化建设，使毕节地区烤烟生产朝可持续发展。
吴轶凡[2]2011年在《毕节特色烟叶单元建设现状及配套技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式卷烟原料烟叶的生产是中式卷烟的物质基础,贵州毕节市围绕特色优质烟叶的生产,开展了毕节市特色烟叶基地单元的建设,在毕节特色烟生产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本文针对毕节市的七个基地单元建设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对单元基地生态条件、生产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了现状调查和分析,为科学合理的规划奠定了基础,分析了现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要为基地单元内的烟草生产开展完善配套技术措施的研究,以推进毕节市特色优质烟叶的生产。针对单元内的烟草生产配套技术以双水单元为研究基地开展了烤烟不同种植模式、提高上部烟叶可用性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技术的研究,试验表明,一行双垄烟的种植模式适合该基地单元；南江叁号在一垄双行的栽培模式下优于对照栽培模式；喷施微生物菌剂对上部叶片面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筛选出50%敌草胺作为基地单元的化学除草剂：生产示范表明特色烟叶生产方式的产量和产值高于常规种植。研究的结果可作为基地单元特色烟叶生产的配套技术措施。
刘荣昆[3]2016年在《林人共生：彝族森林文化及变迁探究》文中研究说明森林研究通常被归入自然科学领域,然而由于森林与人类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其间又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属性。客观上讲,林学兼有自然和人文双重属性。特别是在人类面临诸多生态问题困扰的时候,绿水青山在社会经济发展及人类生存中的地位愈发重要。森林的资源和生态两大重要功能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甚至决定意义,人类文明的进步大多构筑于对森林开发利用的基础之上,一些文明的衰落或经济、政治重心的转移往往也因森林的毁坏而引起。彝族的生存和发展与森林有着紧密的联系,彝族在认识、利用、保护森林的过程中,形成了积淀深厚、内涵丰富的森林文化。彝族森林文化主要表现在物质、精神、制度叁个层面。物质层面,彝族充分利用森林资源以维持生计,在利用森林的过程中,总结出许多利用森林的技艺,这是彝族物质层面森林文化的精髓。精神层面,彝族对森林有着深厚的情感,在原始宗教信仰及人生礼俗方面有很多与森林相关的习俗,从这些习俗中可以看出彝族敬重森林的生态观念。制度层面,彝族有护林组织及护林制度,彝族对森林的维护主要体现在即植树造林、神山森林体系、护林制度等叁个方面。彝族地区森林在清代以前变化不大,而清代以后因人口剧增、农业垦殖、矿冶及烤烟耗薪、商业采伐、皇木采办、工业耗材、政治活动、军事活动等致使森林破坏较为严重,引发一系列生态及社会后果。森林变迁、科技进步、现代生活方式介入等引起彝族森林文化变迁,进而使与森林相关的一些文化淡化甚至消失,为森林保护带来挑战和机遇。彝族森林文化的核心是林人共生。林人共生关系中林处于主要地位,林是前提,有林才能有人类对森林资源的利用,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对森林的认知体系以及利用森林的技术体系。林人共生关系发端于林而又回归于林,发端于林是指林为人类的生存提供必要的条件,回归于林是指人类为了森林作用的长久持续发挥而保护森林,林人共生关系的模式为从林到人,再从人到林,即林——人——林,抑或用林——护林——用林。林人共生的生态观念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显得弥足珍贵,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彝族森林文化对彝族地区生态保护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生物多样性减弱以及生态恶化的情况下,应当挖掘并传承彝族森林文化,为生态恢复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借鉴和路径。彝族植物文化是森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把彝族植物文化元素应用到彝族聚居区的城市绿化中,以彰显出彝区城市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
陈雪[4]2006年在《毕节地区烤烟主要病虫害调查及综合防治技术应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3年至2005年，在烤烟苗期、大田期对毕节地区主要烟区主要病虫害发生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烟草病毒病(TMV、CMV和PVY)、赤星病、青枯病、黑胫病、根结线虫病、烟青虫和烟蚜为轻度发生或偏轻度发生。烟草病毒病(主要由蚜虫传播)有逐年加重的趋势，其中2003、2004和2005年的病情指数分别为0.16、0.22和2.18。2005年烟草花叶病造成烟叶产值损失率和产量损失率分别为3.437％和2.635％。2003年烟青虫虫量为23头／百株，发生面积为1.4万hm~2，产值损失率和产量损失率分别为1.591％和1.2％，是2003年为害最严重的病虫害之一。赤星病空中孢子量与田间发病程度呈正相关，但田间实际发病情况受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赤星病田间始发期为7月上旬，随后发病程度和病指有所增加。2003、2004、2005年最高病情指数为21.14、1515、3.14，年度间发病程度呈下降趋势。烟青虫发生高峰期为6月中下旬，高峰期百株虫量分别为：大方县15.0头、金沙县8.0头。叁年综合防治区各病虫的平均防效依次为：黑胫病58.1％、烟蚜55.54％、赤星病49.9％、烟青虫45.76％、病毒病35.99％、地老虎35.49％、青枯病18.75％。叁年来对病毒病的防效是逐年提高的，2005年防效为57.33％，与2003年防效23.97％和2004年防效26.67％差异显着(P＜0.05)。对根茎性病害的综合防治在进行农业措施防治的同时，关键时期用58％的甲霜灵猛锌可湿性粉剂防治效果好。利用集成技术建立综合防治示范区，防治效益明显。叁年病虫害综合防治示范面积为772hm~2，累计挽回经济损失估计为113万元，累计增加净收入估计为108万元。
陈文相, 翟欣, 陈雪, 吴一平, 赵翠萍[5]2012年在《沼渣肥与复合肥配比对烤烟生长及其品质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通过田间试验研究了施用不同比例沼渣肥25%沼渣+75%复合肥、50%沼渣+50%复合肥、75%沼渣+25%复合肥、100%沼渣和常规施肥对烤烟生长发育及其烟叶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施用75%沼渣+25%复合肥有促进烟株生长发育、增加产量和提高烟叶品质的作用。
徐玮[6]2005年在《卷烟企业原料基地建设中农业技术推广途径与效益的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烟草行业组织结构调整,工商分设,“大品牌,大市场,大流通”步伐的稳步推进,烟叶作为卷烟企业竞争重要的战略物资,实施烟叶基地化建设已成为国内卷烟企业获取原料的主要方式和发展方向。本文以贵阳卷烟厂为例,分析了厂办基地得初步成效、存在问题和发展对策。 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 通过厂办基地建设,可以实现工业对农业的直接投入,卷烟企业可获得稳定的原料供需渠道,引导产区生产符合卷烟工业配方需要的烟叶。不断改进基地烟叶质量。 2 笔者通过对贵阳卷烟厂近叁年基地工作的实施与探索,结合当前国内企业办基地的几种模式和贵州省情,分析了贵州省烤烟生产现状,认为贵阳卷烟厂省内烟叶基地建设“以科技为先导,厂技术中心品牌配方为思路,科、工、商合作联办公优质基地”的模式是成功可行的。科工合作有利于解决当前农业技术推广针对性不强、效率不高、机制不畅等问题;科商合作有利于提高技术推广质量和技术到位率,把工业对农业的要求转化成实用技术;工商合作有利于产销互动,规模稳定,优势互补的产业格局形成。随着厂办基地工作的快速推进,科工商合作联办优质烟叶基地将对行业发展产生巨大推进作用。 3 笔者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厂办烟叶基地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并提出了贵阳卷烟厂办好厂办基地的对策措施。这些措施包括:(1)切实加强与基地县政府的合作,充分发挥政府职能;(2)强政府的服务性投入,提高烟农土地生产率;(3)完善政府的服务体系,提高烟农抗风险能力;(4)加强与科研院所的合作,为普及烟草适用技术提供有效支撑;(5)稳定基地面积,调动烟农的种烟积极性。
李余江[7]2006年在《贵阳市烟草生产现状、问题与解决途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沁介次掌硕士学位论文贵阳市烟草生产现状、问题与解决途径研究studies on Situation,Proble斑5 and Solution countermeasures
肖丽娜[8]2006年在《贵阳地区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探索》文中研究说明烟草工业整合提高品牌卷烟制品的产量，增加了烟叶的需求，中国在卷烟市场上与英、美国家抗衡的关键是具备生产“中式卷烟”的烟叶原料，烟叶成为整个烟草行业的基础，烟叶发展则行业发展。在新形势下如何稳定并扩大生产规模，保持烟叶生产持续稳健发展，是当前烟叶生产中面临的的问题，论文通过对烟叶经营可持续发展具备的两大关键因素，一是烟叶生产立足持久性地满足市场的需求；二是烟叶生产自身做到可持续发展的理解，结合贵阳地区烟叶生产的实践，进行烟叶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探索。本文通过对贵阳地区烟叶生产发展的生态条件、社会经济条件进行分析，得出贵阳地区的是适宜种植烤烟的，可以生产典型中间香型、香气质好、香气量足的优质烟叶；从社会经济条件得出烟叶生产在县域社会经济中具举足轻重的地位，烟叶生产发展倍受重视；从烟叶市场需求不断加大，生产规模不断加大，得出烟叶生产具备持久性满足市场需求的基础。同时从区域规划不科学、农村经济多元化、烟农收入较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工商系统利益冲突等五方面阐述了贵阳地区烟叶生产自身要做到可持续发展还面临相当大的困难。针对这些难题，对贵阳地区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进行了探索，指出了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良好生产条件，稳定烟农队伍，稳定规模；开展实用性技术研究，与市场发展质量要求保持一致；加强技术推广，推广烟叶标准化生产，减轻烟农种烟的难度；对技术推广体系进行改进和完善是解决贵阳地区烟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路。
陈鹏[9]2014年在《烟农专业合作社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2007年，国家烟草专卖局提出了发展现代烟草农业的战略目标。此后，烟农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在我国烟叶产区广泛兴起并呈加速发展趋势。实践证明：加快推进烟农专业合作社建设是发展现代烟草农业的必然要求，是保持烟叶生产稳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强烟叶基础设施管护的有效措施。但是，烟农专业合作社仍处于起步阶段，加之烟草产业具有相对独特的产业特征，理论界缺乏对其必要的关注与深入理解，因此，研究烟农专业合作社很有必要。本文运用贵州省毕节市农户的调查数据，从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角度出发，对影响农户参与烟农专业合作社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揭示了影响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的因素，并在其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简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内容、思路及方法等。第二章：对近年来国内外有关农户行为、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影响因素以及烟叶生产组织创新方面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第叁章：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对相关理论进行阐述，相关概念涉及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烟农专业合作社，相关理论包括制度变迁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第四章：为便于人们对烟农专业合作社的了解与认识，本章重点对我国烟农专业合作社的产生与发展背景、政策演变、发展总体情况及影响因素等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对研究区域---毕节市的综合服务型烟农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状况进行介绍。第五章：贵州省毕节市是全国最主要的烤烟产区之一,，在对毕节地区4县300个样本农户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利用SPSS17.0软件对影响烟农参加专业合作社意愿的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旨在明确烟农参加专业合作社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各因素的影响程度。第六章：结合以上研究，提出相关的建议。
赖毅[10]2012年在《彝族生物多样性智慧及其农业生产实践研究》文中指出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供给、支持、调节和文化服务,维系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然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生物多样性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西方传统人与自然两分的自然观念及其技术应用是这一危机的根源,解决这一危机需要转变西方传统观念,建立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伦理,不同于西方的文明为这一转变提供了思想源泉和知识动力。彝族是我国第六大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四省区。彝族族源主体是以游牧为生的羌人,在广泛的民族交融与分化中,彝族族群得以形成,采集、狩猎、农牧兼营成为其生产方式。金沙江南北两岸,北纬22°-29°、东经98°-108°之间,海拔在1500-3000米的山区是彝族主要分布的地区。这一地区有着广泛的环境多样性、植物多样性和动物多样性。虽然彝族聚居地区自然环境不同,文化交流和发展不平衡,但长期依赖于自然的生产生活形成的独特自然观念和农业生产方式却有效地维护了其生存环境的生物多样性。由于彝族地区树木丰富,长期生活在多树的环境,彝族人深切地感受到了森林对于人、对于动物、对于大自然的重要性,体会到树是人类生存和大自然生机勃勃的基础,在彝族的自然观念中,天地万物就来自于“树”的变化,一棵“梭罗树”成为了天地万物之源。万物因“梭罗树”而生,也禀受了来自“梭罗树”的生命特征,这一特征突出地表现为万物都有播种、发芽、开花和结果的生命循环。万物接受着“梭罗树”的生长调控,地上树木承接着“梭罗树”的作用。生命的灵魂来自于树,由于树木对于灵魂的重要性,人和万物的生存都离不开树。树木不仅是自然万物生命的根源,更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依据。神对这个世界的调控与树木的作用形成了统一,人们对神的敬仰和期望,直接表现为对树的崇拜和祭祀,树成为了各种神的化身和象征。彝族地区有丰富的树木,也有丰富的动物。在彝族看来,各种自然存在物在具有树木特点的同时,也具有动物的特性。自然事物不仅具有与动物相同的身体结构,也具有其雌雄相分、生长发育和交配繁衍的特点。相配是事物生长发育的本能,自然界中各种事物都要相配或出嫁,但相配并不局限于同种同类事物之间,彝族人认为不同种类的事物也能够、也要相配。不同事物的相配使自然事物之间相互依赖,一种事物的相配为其他事物的繁衍发展创造了条件。不同事物的相配可以实现事物之间的互补与协同,从而更有利于相配双方的生存。自然万物的繁衍发展依赖于生物多样性的共生共存,因此,相配给予了自然以稳定的存在,通过同种和不同种事物的雌雄相配,自然世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在这一整体中,万物各得其所,有序而稳定。一个稳定的世界也是一个平衡的世界,在彝族看来,这种平衡并非绝对的均匀,而是最大化多样性的共存。通过对自然事物存在数量和比例进行控制,让万物各有所得,使各种不同的事物获得生存的保障是自然平衡的要求。在彝族看来,各种大小、形状、方位、重量、功能等差异的存在都是自然事物之间相互制约平衡的需要,在自然的平衡中,不仅那些对人有用的事物要存在,那些凶猛的动物,甚至一些对人类生活有害的事物也是自然平衡中不可或缺的。要维持万物之间的平衡,就需要对各种自然事物的生存范围包括神灵的行为活动有所限制。人的发展就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平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生存对环境多样性的认识与利用、农业生产对自然开发的限制和约束就是彝族人与自然平衡的结果。在生物多样性自然观念的指导下,彝族形成了独特的农业生产活动,以“树”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协同合作的生产方式以及农业生产中的生物多样性技术是其生产的特占在彝族看来,“粮”的概念并不局限于农作物和畜牧养殖品,野生植物和动物也是“粮”的重要组成,森林资源不论作为食物的保障还是经济收入的来源都有着重要作用。利用野物对食物的依赖性将森林环境中牛、羊、马、猪等野物驯化,彝族发展了畜牧养殖,而山地中丰富的草木又使野外放养成为了彝族畜禽养殖的主要方式。畜牧养殖的兴旺是以树木为表征的牧神或山神等神灵保护和作用的结果,也是彝族放牧活动对草木生长的有效维护。以“树”为象征的神灵维持着彝族畜牧养殖与自然的平衡。为保障作物生产的顺利进行,农作生产从耕作、播种、病虫害防治到收获都离不开树木的作用。自然资源是彝族农业生产的基础和条件,但在利用自然环境的农业生产中,彝族人并不单纯从自然中获取利益,通过采集狩猎、作物生产、畜牧养殖与自然的协同,对山地、森林和野生动物的合理利用不仅保障了农业生产的进行,也维护了其生存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在彝族农业生产中,不仅作物生产、畜牧养殖成为了自然植物生产和动物生产的有机组成,畜牧养殖与农作生产这两大生产活动也在与自然环境的协同中互为作用,共同发展,畜牧生产既是食物生产的组成,也是农作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彝族农业生产中既有作物生产与畜牧养殖的配合,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合作,这种生产合作广泛存在于男女、家庭、村社、地域以及各民族间,合作不仅是合理分配劳动力,提高农业生产率的重要手段,也是对环境多样性充分利用的要求。利用山地多样性环境,彝族农业生产呈现出结构和品种的多样性。彝族不仅有林业生产、作物生产和动物生产,在具体的生产活动中,通过环境和生产的协同,种植与养殖的协同,彝族地区作物生产不论是动植物生产品种,还是生产技术都具有生物多样性。利用混作、间套、套作、换种等方法,彝族人利用不同环境尽可能多的种植多种作物,与此同时,配合作物生产,彝族动物生产也具有多样性,其畜牧养殖既包括利用坡地杂草的水牛、黄牛、山羊、绵羊、驴、马、骡、兔以及各种野生动物,也包括利用农副产品的猪、狗、鸡、鸭、猫等,利用多种动物的混牧以及对不同动物群体的管理是其实现多样化畜牧养殖的有效方法。多样性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彝族生产工具的多样性,彝族人不仅针对动植物生产的工具多样,生产工具制作与利用方式也具有生物多样性。彝族自然观念和农业生产源于对其生存环境的认识和利用,随着现代农业科技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观念和技术逐渐显示出了对环境、生物多样性维护以及经济发展的价值。与西方科技人与自然主客二分,人具有主宰自然权力的伦理价值不同,彝族将树作为自然万物之本,人类虽然也有自己的权力,但树木才是这个世界的控制者。由于万物是与人相同的生命存在,自然的繁衍是人类繁衍的基础,人们在利用自然谋求生存的同时,也具有维护生物多样性的责任和要求。尽管农业生产生活总是不可避免地对自然改造以适应人类的需要,但由于彝族对自然资源有节制的使用,农业生产中通过多样化的生产结构和种养殖技术维护生物多样性,其农业生产尽可能地避免了对自然的过度开发。随着传统自然观念的消退,彝族地区农作生产方式发生着改变,片面发展农作生产导致的森林大量砍伐、集约化耕作方式带来的水土流失、单一作物的规模化种植导致的化肥农药广泛使用以及畜牧养殖对商品价值的追求带来的是灾害性气候频发、滑波泥石流不断、野生动物的消失、畜禽品种的退化和农业生产成本的提高,由此而产生的是彝族地区的贫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存发展的困境中,传承和发展彝族传统生物多样性智慧及其农业生产对彝族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发展的价值日益显现。利用传统生物多样性观念,在彝族聚居地区恢复以生物多样性为基础的传统宗教信仰活动,开发森林产品,发展林下种植养殖,建立林业-种植业、种植业-畜牧业以及农业-工业的良性循环,发掘传统荞及野生近缘种特色农产品的商业价值,利用传统合作关系建立新型农业股份合作发展规模化经营将是彝族地区生物多样性维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选择。
参考文献：
[1]. 毕节地区烤烟收购管理调查研究[D]. 吴学巧. 贵州大学. 2006
[2]. 毕节特色烟叶单元建设现状及配套技术研究[D]. 吴轶凡. 湖南农业大学. 2011
[3]. 林人共生：彝族森林文化及变迁探究[D]. 刘荣昆. 云南大学. 2016
[4]. 毕节地区烤烟主要病虫害调查及综合防治技术应用[D]. 陈雪. 贵州大学. 2006
[5]. 沼渣肥与复合肥配比对烤烟生长及其品质的影响[J]. 陈文相, 翟欣, 陈雪, 吴一平, 赵翠萍. 湖南农业科学. 2012
[6]. 卷烟企业原料基地建设中农业技术推广途径与效益的研究[D]. 徐玮. 浙江大学. 2005
[7]. 贵阳市烟草生产现状、问题与解决途径研究[D]. 李余江. 浙江大学. 2006
[8]. 贵阳地区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探索[D]. 肖丽娜. 浙江大学. 2006
[9]. 烟农专业合作社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D]. 陈鹏. 河南农业大学. 2014
[10]. 彝族生物多样性智慧及其农业生产实践研究[D]. 赖毅. 南京农业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