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及其变迁的研究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及其变迁的研究

程贯平[1]2004年在《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及其变迁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劳动力市场运行中一个普遍的现象,也是劳动经济学中一个重要并且很有前景的研究领域。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劳动力市场分割文献的回顾,确定了一个比较特别的视角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进行研究。 本文首先在整理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横向比较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国外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形成原因、分割状态等,从而归纳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四个特点。 其次,本文重点分析了我国78年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的状态的变迁过程,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依据其分割特点划分了四个阶段。并且从产业政策、户籍制度、所有制结构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四个因素综合作用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及其变迁的导致原因。 最后,本文尝试分析了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对就业的影响。

毛隽[2]2011年在《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文中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传统农业产业与现代非农产业之间的相对收入差异,诱使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农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普遍趋势。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自主选择向城镇迁移定居。与此不同,我国劳动力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及其一系列制度,成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森严壁垒,改革与变迁相应的体制与制度,才能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自主转移。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制度变迁,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取得了巨大成就:2009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1.45亿人,占城镇从业人数的46.7%,加上就地转移的0.85亿人,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已占我国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9.1%和全国工人总量的2/3以上,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我们应清楚看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任重道远,面临复杂情况。一方面,我国劳动力转移进入“总量过剩、结构短缺”的年轻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新阶段,尚有近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另一方面,新制度供给不足,农民工应有权益得不到保障、待遇不公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入城定居阻力重重,已成为影响农村劳动力可持续转移的顽症,危及社会稳定。因此,如何面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出现的新情况和突出问题,有效推进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制度化建设,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可持续转移面临的一个极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本文对此的深入研究,不仅对从制度这个根本上切实保障农民工应有权益,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可持续转移,而且对解决“叁农”问题、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维护社会稳定,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外劳动力转移理论,将不存在迁移的制度障碍的发达国家或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研究对象,因而,制度对劳动力转移影响问题没有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成为该理论的“缺项”。本文从我国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劳动力流动存在明显的制度障碍这一国情出发,来研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外劳动力转移理论的缺陷。而且,本文从动态的制度变迁视角,较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的问题与对策,补充了目前国内静态研究为主的不足。本文从制度变迁视角进入,研究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旨在探索“促进我国农村劳动力可持续转移,应该进行怎样的制度变迁或制度安排”,围绕这一研究目的,首先,确定了将劳动力转移理论与新制度经济理论融合起来,形成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的新视角。其次,通过实证分析,揭示叁十多年来我国政府主导的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变迁的历程、特征与不足;分析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变化与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制度原因;最后,依据目前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制度缺失,提出了促进我国农村劳动力可持续转移的制度安排构想。全文分叁篇九章展开研究:第一章导言。主要论述了选题背景与意义;论文的逻辑框架与研究方法;并对相关概念的内涵作了界定;对论文可能性的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作了自我评估。第一篇,基础理论研究篇,分叁章论述:一是劳动力转移理论。第二章在大量的文献检索、整理与评述的基础上,将已有的劳动力转移理论研究成果,作为本文研究可资借鉴的基础理论,与此同时,摸清该理论研究现状、前沿问题及薄弱环节,为本文研究从制度视角进入找到依据。二是制度变迁理论。第叁章对旧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有关代表人物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分别作了概述与简评。叁是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两个基本条件的理论。第四章主要论证了“非农产业的发展对农业劳动力吸纳”,是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条件;制度直接制约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能否转移与能够怎样转移的程度,因而对阻滞转移旧制度进行改革与变迁,是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充分条件。这两个基本条件理论,为以后各章尤其第九章的研究,从这两个基本条件入手展开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篇,作为实证分析篇,共分四章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第五-六章,侧重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变迁的实证研究。主要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变迁轨迹、特征、路径依赖与利益博弈,以及制度变迁存在的缺陷等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与研究,并阐述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流动政策的变通行为与执行偏差的原因。第七章,对当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新变化和主要特征作实证分析。认为“新变化”集中体现在:我国劳动力转移进入了年轻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现阶段农民工的主体,并归纳分析了总量、人口学、流向、流动“周期性”和流动“宿愿”等五个特征。第八章,主要从制度视角,对当前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制度缺失,作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认为当前农民工面临的困境的根源仍在于制度缺失:包括维护农民工权益仍缺乏必要的制度安排;某些制度设计有缺陷,使其发挥不了应有作用;某些新制度安排事实上没很好实行,也是一种制度缺失;某些制度安排没有突破制度环境的制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制度安排,仍停留在政策、规定层次,尚缺乏法律、法规的完整有效保护。第叁篇,对策探索篇,即第九章。从“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化,促进转移”,以及“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促使非农产业吸纳更多劳动力,促进转移”这两个方面入手,对促进转移的制度安排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保障农民工权益,促进转移”的制度安排设计,主要针对目前农村劳动转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困难,从六个方面切入:必须建立与完善农民工公平合理的工资制度,这是当前维护农民工权益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安排;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使农民工享有公平待遇的权利;建立和健全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就业服务制度,为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均等化和就业能力的提高创造制度条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解决城镇落户定居问题;增强农民工维权的立法强度,提高执行力度,以确保新制度的落实到位;造就包容的城市人文环境,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制定促进非农产业吸纳更多劳动力的产业政策应包括:支持劳动密集型和服务型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植中小企业的政策;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转移的政策;鼓励和扶植农民工回乡创业政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政策等。

汪波[3]2016年在《中国劳动份额演变的研究—企业和劳动双重异质性的视角》文中指出围绕双重异质性条件下劳动份额随产业升级如何演变,本文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二章为全文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章本文将在回顾和总结现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全文的分析框架。文中将建立一个双重异质性条件下劳动份额演变趋势走向的数理模型,以在数理上描述我国特定时期劳动份额走向的特征。接下来着重构建一个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解释这些特征的原因。在这个模型中,产业升级、高技术产业和企业的成长引致了对高素质劳动者需求的增加是客观诱因,国力薄弱加上制度因素导致高素质劳动力供给不足。高技术企业选择通过要素替代方式实现产出增长。这样高技术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就降低了,高素质劳动力的工资增长率要明显低于产出增长率,劳动份额因此下降,这还进一步抑制了高素质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由于高素质劳动者供给小于需求,这使得本来就供大于求的低素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比进一步增加。低技术企业劳动份额降低。劳动份额整体下降,只有当要素替代成本超过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增长的成本时情况才可能逆转。这个逻辑本文的核心思想。第叁章研究企业异质性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以及加入劳动异质性后劳动者平均报酬水平差异的变化。首先从生产率水平、人均资本密集度和企业规模等几个方面比较高技术和低技术企业的差异;从能力素质、生产率水平等方面对比高素质和低素质劳动者的异质情况。随后本文分析企业异质性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即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程度。最后本文分析高技术企业和低技术企业的真实人均报酬差距,判断劳动力市场分割和人力资本差距对人均工资差距影响的大小。第四章是本文定性分析的重点内容。本章首先分析高素质劳动力的供求结构。接着分析导致这种结构的制度原因及其变迁。本章的剩余部分着重分析高技术企业作为营利性的生产组织面对高素质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时的反应以及劳动份额的演变。第五章是本文的定量分析部分。前文的分析留下了两个有待验证的问题:一是劳动份额的未来走向是否如本文的理论模型所预言的那样经历转折?二是技术进步的情况怎样?这两个问题无法通过定性分析解决,第一个问题由于是关于未来的趋势,没有现实资料,第二个问题中的技术进步无法量化,只能通过构建相关指数加以估计。因此本章主要完成两个任务:前半部分根据理论模型,构建劳动份额随产业升级进程演变的计量模型,从行业和微观两个角度估计劳动份额随产业升级的演变路径,尤其是检验其未来趋势与理论的一致性;后半部分在前人研究得基础上估计技术进步偏向指数及相应指数的增长率,比较两类企业相同指数和增长率的差异,进而分析高技术企业相对于低技术企业的技术进步偏向性及其程度并与前文的分析相对照。本章的结果有助于进一步检验和完善全文的理论和定性分析。第六章是全文的总结结论。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劳动份额确实随着中国产业升级进程呈现先下降,后逐步上升的轨迹。本文的理论模型、定性和定量实证分析均证明了目前我国劳动份额处于下降阶段,并且劳动份额在高技术企业是处于一个比低技术企业更低的起点水平上下降,而低技术企业则是从一个相对较高的起点开始下降。本文的研究并没有发现我国劳动份额存在整体的或者局部的上升,这里认为劳动份额在产业升级达到一定水平后会上升是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的预测。从理论上说,我国劳动份额下降是一系列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因素要么可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逐步加以解决,要么就是其存在和扩张本身需要成本,其不会一直扩张下去,等到导致劳动份额上升的因素发展到超过这些因素的时候,劳动份额自然会回升。从实证分析看,对我国劳动份额随产业升级的演变进行的回归分析中,无论从行业角度还是从微观企业角度,代表现状的解释变量一次项和预测未来趋势的二次项不仅均十分显着,而且其符号也完全符合先上升后下降的理论预期。因此可以得出劳动份额随产业升级进程先下降,后上升的结论。二、双重异质性是导致劳动份额演变轨迹存在的前提条件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结构中,少数技术先进的企业和多数比较落后的传统企业的存在使得生产方式、分配方式在技术水平相差明显的企业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这就使得两类企业的比重发生变化导致劳动份额随之变化成为必然。而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目标又要求高技术企业逐步淘汰低技术企业,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不可避免的。而劳动异质性的存在使得情况更加复杂,高素质劳动力和低素质劳动力同时存在使得劳动力市场在劳动力素质方面又出现了分割,并且高技术企业只能与高素质劳动力匹配。高素质劳动者培养方面的特点导致其供给不足,这样高技术企业在生产扩张的过程中还面临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这就使高技术企业的反应更加复杂并且其影响还会传导到低技术企业并影响其就业和工资水平,如果只存在企业异质性而劳动力均是高素质的,那么这种复杂的情况就不会出现了,情况就简单得多。叁、高技术企业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是导致劳动份额现阶段下降的直接原因。在我国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高技术企业逐步实现扩张,其产出稳步增长。这就使得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随之增长。但是我国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并没有随需求增加而同步实现增长,这就造成了高素质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企业只能通过要素替代的方式增加产出,进而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不断降低到接近其供给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高技术企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提高得比较缓慢,远远低于其产出水平的提高,而劳动力数量相对或者绝对减少。这两者共同造成高技术企业劳动份额下降。而高技术企业的情况传导到低技术企业造成其就业压力,低技术企业劳动份额也下降。这一切的直接原因就是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四、导致高素质劳动力供给不足和企业选择要素替代的根本原因,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两类:历史传统和遗留问题、发展问题。延续了2000年以上的官本位思想和制度极大地挫伤了优秀人才成为非管理高素质劳动者的积极性,这对于高素质劳动力供给产生了釜底抽薪的影响;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历史不仅造成了中国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能力素质低下,还造成我国可以用于培养高素质劳动者的资源十分有限。这些都可以归结为历史遗留问题。体制转轨时期的一系列不合理的制度安排造成了高素质劳动力培养资源的投放领域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脱节,造成了本已有限的资源使用不当。我国现阶段的发展水平导致企业选择劳动增强型、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更加容易,这些都可以归结为发展问题。

孙小元[4]2013年在《学术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于高校学术职业流动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目前,我国学术劳动力市场并非一个一元化的市场,高等教育系统的多元化发展使得学术劳动力市场呈现出一种分割状态,教师通过市场的配置作用进入不同的分割市场中从事不同形式的学术活动,并获得不同的职业地位。与此同时,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状况对教师学术职业流动的影响作用日益凸显,因此,探讨学术劳动力市场对于高校教师学术职业流动的影响有助于深化对学术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并为实现学术劳动力市场资源优化配置提供理论依据,从而保障学术职业的合理流动。本研究对学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形式、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有助于探寻学术劳动力市场与学术职业流动的相互影响作用。同时,有助于深化对学术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并在学术劳动力市场分割下,为实现学术劳动力市场资源优化配置提供理论依据。本文认为,学术劳动市场分割形式主要包括性别分割、学科分割、学历分割、职称分割以及学校类型分割。在高校教师学术职业流动过程中,来自高校组织内部的“近亲繁殖”障碍、晋升障碍、工资福利障碍、组织文化障碍以及地位差异障碍对教师学术职业流动产生障碍;与此同时,不对称合约、流动成本的增加和对地位获得的预期构成了教师流动壁垒。而导致教师学术职业流动产生障碍和壁垒的主要因素包括组织制度与政策、教师自身价值追求的不同、教师学术职业流动成本以及组织环境。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探讨了制度隔离、市场筛选与市场筛选过程中社会资本对教师学术职业流动的影响。因此,确保学术劳动市场公共、平等,保持有序良性的发展是确保学术职业合理流动的根本,建立完善的价格机制和健全的竞争机制,促进制度的变迁,保障制度的和谐、调整博士生规模、质量结构是我国学术劳动力市场培育的实现途径。

申鹏[5]2010年在《基于中国人口转变视野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创新研究》文中提出[美]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着作《The World Is Flat》中写道:“如果某个地方拥有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最廉价的劳动力,全世界的企业和资本都会到这里来。”曾几何时,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推动中国经济腾飞的主要动力,也是外资投入中国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导致了劳动力供求关系重大变化,进入了年轻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新阶段,进而引起平均工资水平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一新阶段不仅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形成一个新的收入分配模式,而且还要求创造一个劳动者充分就业的制度环境。而现实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着一系列的制度障碍,使农村劳动力进城非农就业只是实现了产业转移和地域转移,很少实现身份转变,进而产生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过程。本文运用人口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合理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以中国人口转变导致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及其相应的经济发展阶段作为研究背景,试图从制度创新视角系统地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本文共分八章,主要是运用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创新的理论体系分析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及其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进而从广义人口转变的角度引出研究主题:基于中国人口转变视野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创新问题。随后,全文主要以回答以下问题为主要创新点:第一,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层次如何?本文通过从制度视角来回顾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历程,总结出“流动有余而转移不足”和“限制的多而鼓励的少”是其独有的两个差异,进而导致农村劳动力经历的是一个流动过程而不是一个转移过程,这一流动过程的存在是因为在“再外出→再回流”之间存在着制度障碍。文章突破了传统的“推-拉理论”,根据制度障碍的侧重点不同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障碍分为“农村转出”和“城市融入”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在“农村转出”层次中,农村土地是重点;而在“城市融入”层次中,户籍制度是本源。“农村转出”和“城市融入”两个层次共同构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机统一的全过程。第二,如何理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层次?本文通过分析农村土地制度和金融制度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认为“农村转出”层次主要涉及农村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和地域转移两个方面,而农地金融制度创新则有利于推动农村土地的确权流转制度创新,是农村劳动力获取有效金融资源的主要途径,可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支付一定的转移成本。本文通过分析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培训制度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认为“城市融入”层次主要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身份转变及其定居城镇问题。其中,户籍制度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城市融入的角色身份问题,劳动力市场制度解决的是经济收入问题,社会保障制度解决的是社会根基问题,而农村教育培训制度则是解决农民劳动力城市融入的可持续性问题。第叁,基于制度障碍层次如何构建新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理论模型?本文提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两个前提(或必要条件):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认为这两个前提能够推动转移进程。基于制度创新视角,认为新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主体包括宏观主体(中央政府)、中观主体(各级地方政府)和微观主体(农村劳动者、农户及农村集体组织);同时认为,新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是在典型的二元结构下进行的,其制度创新过程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只能采取有重点分阶段、逐步过渡的方式推进。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必然面临着不同的时代背景,还需要研究转移制度安排的次序和协调问题,即过渡性的中间制度安排和各项制度安排之间的统筹协调问题。根据前述的制度创新理论,本文从制度供给的角度构建了基于制度障碍层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型,以此为基础,选取各制度变量的指标体系构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创新理论模型。该模型以制度创新主体(主要是中央政府)为主导,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为手段,以培育农村劳动力可持续性的就业能力为目的,加速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进而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的城乡关系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同时,基于制度创新子系统之间的统筹协调问题构建了制度创新变量各指标体系的相互关系模型。通过这个关系模型,笔者认为,农村土地制度创新、金融制度创新、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创新构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过程,教育培训制度创新和户籍制度创新能够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程。第四,新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创新的路径何在?本文强化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创新的政府责任和制度创新路径模式。笔者认为,强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创新的政府责任是加快农村劳动力制度改革的法理基础,其目的在于维护制度公正。同时,本文分析了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认为必须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的阶段性和制度创新体系之间的协调性,突破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创新的传统路径依赖,加大制度创新力度,以适应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创新各阶段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据此,本文提出以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为中心,以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为重点,以农村土地制度、农地金融制度、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制度与农民工培训制度为支撑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近期(2010-2015年)制度创新路径模式;以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为重点,以教育培训制度为支撑,进一步完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金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中期(2016-2020年)制度创新路径模式;以积极推进各项制度变量的深化与完善、彻底消除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为主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长期(2021-2050年)制度创新路径模式。对于以上四个问题的回答,即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逻辑思路、核心内容和主要创新。本文力图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理论及对策研究方面有所创新,进而推动后危机时代农民工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或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落户和城市融入问题。然而,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使论文在定量分析方面的力度不够,也未采用差异系数来对某个制度变量的城乡差异程度进行实证分析;而且,对于所构建的理论模型肯定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具体阐释也有未尽全面之处。弥补这些缺陷与不足将是笔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曹文文[6]2015年在《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格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问题正在逐渐凸显,反映到收入分配领域,则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虚拟经济行业包括金融业和房地产业,除此以外的行业都为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行业收入就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所有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就是除去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之外的其他行业所有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以虚拟经济行业和实体经济行业的划分为背景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格局,能够为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改善行业间收入分配状况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全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失衡的同时,地区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格局呈现较大的差异。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方面,东部地区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虚拟经济行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地区排序与之相同。在实体经济行业内部收入差距方面,东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整体行业收入差距的排序与之相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东部地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之间和行业内部收入差距也最大,且远高于西部和中部地区,是拉大全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力量。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虚拟经济行业与剔除垄断行业的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显着大于虚拟经济行业与全部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表明虚拟经济行业垄断特征对加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虚拟经济行业与垄断性实体经济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及其扩大表明,无论是否存在行业垄断,其他虚拟经济行业特征导致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都存在,并有所扩大。虚拟经济行业劳动者报酬高于实体经济行业的原因有叁种可能性,一是虚拟经济行业劳动者比实体经济行业劳动者创造了更多的价值,二是虚拟经济行业劳动者得到了更多的租金(利润)让渡,叁是虚拟经济行业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平均化存在制度障碍。这叁种可能性具体表现为,虚拟经济行业人力资本总量和人力资本结构均优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行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行业劳动收入比低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行业资本劳动比大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的利润大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行业的资本产出比大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生产要素价格扭曲。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整体表现为:进一步扩大居民间收入差距,导致经济资源配置向虚拟经济行业集中,引发投机性投资需求和社会不满情绪增长,并引起就业机会的不均等和就业率下降。由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存在地区差异,地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失衡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西部地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导致投资“脱实向虚”,反而更好地促进了实体经济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这表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并非越小越好,也非越大越好。对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俄罗斯和中国香港地区虚拟经济行业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的分析表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行业特征差别的必然结果,与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尽管经济发展水平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并不存在固定的变动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发达国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水平相对小于发展中国家。此外,发达国家虚拟经济行业内部收入差距更小且更趋于稳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虚拟经济行业内部收入差距更大且变动幅度更大。综上所述,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格局失衡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是多种因素交叉作用的共同结果,需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从人力资本政策、垄断管制政策、要素市场政策、金融引导政策和产业调整政策等多个政策层面调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差距,最终形成公平与效率兼顾、激励与约束并存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格局。

董亚男[7]2009年在《政府主导下的劳动就业制度公正论》文中研究说明作为植根于人性深处的一种诉求,公正是古往今来最经久不衰的价值准则。政治基于社会共同体对权利公正的追求而生,政治公正的本质是国家通过订立规则对该社会所有成员的权利追求与正当行为予以维护和保证。公正原则表现为维系社会秩序的公共规则对自发秩序下公正本真的“复制”,即制度对权利分配、权利与义务界分的不偏不倚。劳动是人的基本社会活动方式,劳动权内涵的演进凝聚着人们对社会公正与文明秩序的不懈追求。劳动就业制度的真谛在于以国家强制力对劳动权加以确认、维护和保障,是劳动权由理念转向实现的媒介和劳动权的制度化形态,更为确切地说,劳动就业制度是劳动者面对的一种既定的制度安排或制度环境。劳动就业制度作为重要的社会制度,同样应以公正为元规则,劳动就业制度公正是制度公正的重要领域和社会公正的底线。劳动就业制度公正的实质是平等地保护全体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正当合理地平衡劳动关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实现不同劳动者群体之间权利配置的均衡化。旨在加强权利补偿、促进权利平衡。我国的社会转型是基于政府主导改革逻辑的渐进主义制度转型,政府角色的历史规定性及其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权能,决定了政府成为劳动就业制度公正的第一推动者和实践主体。本文以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相关理论为根基,辅之以其他相关学科领域的理论成果,首先对若干基础性问题进行了理论阐释;其次,选取沉积于城市职业格局底部和市场活动末端的非正规就业群体作为研究劳动就业制度公正问题的薄弱环节与关键部位,论述了政府主导劳动就业制度公正的现实逻辑和时代意蕴,构建了“政府主导劳动就业制度公正的基本分析框架”。复次,追溯了政府主导型劳动就业制度变迁中非正规就业发展的时序脉络,深入探究不同时期劳动就业制度承载的政府公正价值维度及非正规就业群体对公正内涵的新诉求。再次,拉开赋权文本形式公正的“幕布”,以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为背景,通过考察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劳动权减损状况,阐明政府对劳动就业制度供给的落差。在此基础上,由政府对非正规就业领域的制度供给状况,窥见劳动就业制度的实质不公之处,进而立足于作为劳动就业制度供给实践主体的政府本身,考察其在劳动就业制度供给中的权力范畴、制度伦理价值取向与制度行为,分析出症结所在。最后,通过厘清政府主导劳动就业制度供给的范畴与权限、选定政府制度伦理之公正取向的立足点、对实现劳动就业制度公正进行总体规划与目标定位、按照递进目标对促进劳动就业制度公正的配套制度加以衔接(实现劳动就业制度的实质公正)、构建公正的操作程序(实现劳动就业制度的程序公正),实现政府主导劳动就业制度公正的预期。本文尽量避免学术研究的功利化、重复化倾向,力求拓展和创新行政学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并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将关注与解答现实社会的民生问题作为理论研究追求的境界。

王同益[8]2016年在《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与阻力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在新世纪以前进展缓慢,在新世纪以后却有较为明显的实质性突破。但与此同时,仍有很多地方政府在具体实施户籍制度改革时表现出了迟疑甚至反对。鉴于这一现实背景,本文旨在回答如下两个问题:第一,新世纪以来什么样的因素的出现为地方政府改革户籍制度提供了新的动力从而带来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质性突破?第二,地方政府在推行户籍制度改革时的迟疑或反对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又该如何破解这种阻力?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两大深刻的变化:一是城镇的劳动力供给开始从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二是有着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快速壮大。本文构建的包含了劳动力竞争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型发现,城镇劳动力供给从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之后,地方政府就会开始对劳动力进行竞争,地方政府向外来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的边际收益上升,由此促使了地方政府对户籍制度的改革。本文构建的包含了社会冲突的理论模型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和壮大使得户籍歧视下的非生产性损耗大幅度攀升,即政府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的边际收益上升,到某一个临界点之后,改革户籍制度、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就会成为地方政府理性的、主动的选择。第二,在上述劳动力竞争理论模型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并采用基于倾向性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控制选择偏差和不可观测因素可能造成的内生性问题,考察户籍制度改革对外来人口分布的影响后发现,新世纪以来部分地区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的确起到了吸引外来劳动力的作用。接着,利用2001-2014年地级市层面的求人倍率等数据进行的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户籍制度改革会对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产生显着的负面影响。第叁,在上述社会冲突理论模型分析的基础上,借助1997-2013年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和PMG模型考察户籍制度、外来人口比重与刑事犯罪率叁者之间的关系后发现,放松户籍管制、提高外来人口获得当地户口的概率(入户概率),可以有效地降低刑事犯罪率。研究还发现,在过去的户籍制度下,外来人口比重的增加显着提高了刑事犯罪率,但这主要是由外来人口中的暂住人口的增加导致的,户籍迁入人口的增加没有对犯罪率产生显着影响;当入户概率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外来人口的增加将不再对犯罪率产生显着的影响。第四,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计算得到各个地区的市民化率(市民比重),并考察地区市民化率与个人劳动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无论是用“常住非农业户口人口数占总常住人口数的比重”来衡量地区市民化率还是用“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叁者的平均覆盖率”来衡量地区市民化率,结果都表明,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市民化进程,给更多的非市民以市民身份和权利,不仅不会损害其他劳动者的收入,相反会产生正向的外部性使得他们从中获益。归纳起来,本文的研究结论有以下两个:第一,新世纪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两大深刻变化,即劳动力数量结构的变化(城镇劳动力供给遭遇短缺)和劳动力人员结构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壮大),造成了原有制度框架下的非均衡状态,为地方政府改革户籍制度提供了潜在的获益机会,这是户籍制度改革在新世纪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根本原因。实证研究表明,新世纪以来的户籍制度改革的确起到了预期的作用。第二,政府的有限理性使得它们无法对户籍制度改革产生或将产生的实际影响做出准确的判断是它们在改革户籍制度时迟疑甚至反对的根本原因。破解户籍制度改革的阻力的关键是对已有的改革的效应进行科学的评估和总结,弥补政府在这一方面的信息不足。实证研究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在不恶化城镇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情况下吸引外来劳动力的流入;户籍制度改革后外来人口的增加并不会导致地区刑事犯罪率的上升;户籍制度改革后市民比重的提高不仅不会损害原有城镇居民的收入,相反还能产生正向的外部性。所以说,部分地方政府由于有限理性和信息的不足在以往的户籍制度改革决策上做出了错误的预期和选择,在未来政府应当更加坚决、大胆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代馨[9]2016年在《中国大学生过度教育问题研究》文中指出过度教育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都曾不同程度的出现过度教育现象。过度教育的概念是由美国学者弗里曼于1976年首先提出的,他观察到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大学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的收入差距急剧缩小且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低于自身学历水平的工作岗位上就业,弗里曼将这种现象称为"过度教育"。此后,过度教育问题引起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的广泛关注与研究,并指出在发展中国家过度教育更多的表现为大学生失业。1998年我国出于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及缓解就业压力等层面的考虑提出实行高校扩招计划,并于1999年出台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自此我国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模式开始向大众化教育模式转变,高等院校招生规模迅速增加,到200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7%,提前7年实现目标。高校毕业生人数由1999年的101万人增长至2015年的749万人,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3.34%,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在此背景下,我国大学生的过度教育现象愈发明显,劳动力市场中的人才"挤占效应"、"学历高消费",高等教育收益率下降以及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不断升级。研究过度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过度教育不仅使劳动者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削弱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还会使雇员对工作的满意度下降进而影响其劳动生产效率,损害社会和企业的经济利益;同时,过度教育会影响人们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且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本论文致力于研究大学生的过度教育问题,分别从过度教育发生率、过度教育收益率以及失业叁个维度来研究我国大学生过度教育的具体表现,进而全面而综合地掲示我国大学生的过度教育问题;并分析过度教育的制度与政策成因,进而寻求政策上的改进,力图缓解甚至解决大学生过度教育问题,进而实现大学生就业环境的改善与就业质量的提高。本研究共由叁个部分组成,分别为过度教育的研究综述、过度教育的度量、成因分析与政策建议,主要研究方法与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研究综述。该部分的内容安排为:(1)交代过度教育的定义和内涵,以及过度教育表现的叁个维度;(2)系统回顾了国内外关于过度教育形成机制的研究文献,包括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信号理论、工作竞争理论、工作匹配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以及教育质量差异论和技术变迁理论的主要观点并进行评述,为本研究提供理论基础;(3)关于过度教育的实证研究回顾:一是,过度教育发生率测量方法的评估与文献综述;二是过度教育收益率测度的模型与文献综述。这部分内容重在呈现当前关于过度教育的研究进展,为本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证基础,有利于后续内容的展开。第二部分,过度教育的测度,从过度教育的叁个维度上具体展开,分别测量过度教育的发生率、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以及过度教育背景下的失业与待就业规模。首先,在过度教育发生率方面,本研究使用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与政策研究"(批准号14BSH107)以及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研究"(批准号11JJD790052)的调研数据来分析我国大学生的过度教育发生率情况,利用标准差法和众数法作为衡量手段,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法分析过度教育发生率的总体水平以及个体特征、企业所有制及行业差异,并进一步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来分析过度教育发生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其次,关于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本研究使用2014年的样本数据来分析我国大学生过度教育收益率,基于独立样本T检验方法分析大学生收入水平的个体特征差异、企业所有制与行业差异,同时通过构建ORU模型和Verdugo-Verdugo模型来估算过于教育收益率情况;另外,关于过度教育背景下的失业,本研究根据教育部近年来公布的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指标与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大学生就业报告》分析近年来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与待就业规模,直观分析大学生的就业情况。同时,基于奥肯模型分析总量经济增长对大学生就业的拉动作用,并通过分析人社部网站近年来公布的劳动力市场上大学生人才的求人倍率指标及应届高校毕业生失业情况,分析大学生人才在劳动力市场上所面临的供求情况。第叁部分,过度教育的制度成因及政策建议。本研究从我国的就业体制、产业发展政策以及企业的人才选拔标准与工资激励叁个层面来分析制度与政策对过度教育的影响。其中,关于产业发展政策对过度教育的影响,本研究主要采用比较劳动生产率指标来分析产业结构与大学生就业结构的协调性问题;关于企业的人才选拨与工资激励对大学生过度教育的影响,本研究主要通过Mincer工资方程来反映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用人标准。最后,结合过度教育的表现及其制度成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不仅证明了我国大中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教育现象;同时,由于劳动力市场中存在行业分割、企业所有制分割以及性别歧视使过度教育现象更加突出;另外,产业发展政策不合理和企业的人才选择与激励也是催生过度教育的重要因素。具体如下:第一,我国大中城市存在过度教育现象,(1)在过度教育发生率方面,2014年样本平均过度教育发生率在15%以上,且随劳动者学历层次的提高而增加,通过截面数据的比较发现劳动力市场中岗位学历水平有所提高,验证了工作竞争理论和教育信号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2)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是负的,ORU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过度教育收益率和教育不足收益率均低于适度教育收益率水平;Verdguo-Verdugo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为负值,发生过度教育的劳动者收入水平显着低于同等学历水平上适度教育劳动者的收入,验证了人力资本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3)大学生已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群体,近年来大学生的求职难度不断增加,应届高校毕业生中迫于就业压力而选择创业与升学比率持续增加,受雇全职的比例不断下降,劳动力市场上新成长失业青年中应届高校毕业生占50%左右,规模高达50万人以上。第二,不同所有制企业和行业的过度教育发生率不同,这一结果验证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在民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就业的大学生劳动者的过度教育发生率显着低于国有企业,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叁资企业就职的劳动者过度教育发生率与国有企业不存在显着差异;与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行业,如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和IT业相比,受政府行政管控较为严格的行业中劳动者过度教育发生率更高,包括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及供应业、社会公共管理服务业、房地产业、教育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8个行业。第叁,性别歧视的存在使女大学生更容易发生过度教育。从教育收益率及大学生的求职结果来看,女大学生存在一定的教育过度现象。ORU模型、Verdguo-Verdugo模型以及Mincer工资方程的回归结果均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女大学生的收入水平显着低于男性,且这种现象无论在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广泛存在;同时,在求职过程中女大学生遭遇严重的性别歧视,其就业搜寻次多比男生高得多,获得就业机会较少。第四,产业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过度教育现象的发生。基于奥肯定律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总量经济增长并没有有效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发展失衡导致大学生在各经济部门畸形分布,进而导致过度教育现象产生。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与大学生就业的关系极为不协调,与之在国名经济中的地位相比,其对大学生人才的吸纳能力较弱;第叁产业是大学生就业的主要领域,但大学生在产业内部的分布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与生产相关性较小的社会服务业吸引了过多的大学生人才,而与生产相关性较大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流通性服务业吸引的人才数量较少。第五,用人单位招聘时对求职者的要求以及其对大学生的工资激励特征均反映出学历偏好,这将促使劳动者不断追加自身的教育投资,进而造成过度教育现象普遍存在。我国大多数企业在招聘时往往将求职者的学历作为门槛,并且对劳动者的学历施以更高的工资激励(国有企业更为明显),而对"干中学"工作经验的工资激励力度较小。基于上述五点结论,本研究提出叁点政策建议: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我国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内生于财政分权体制与地方官员激励机制,对此笔者认为改进措施有二:第一,在现有的分权体制下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指标并进行税收制度改革,平衡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第二,废除分权模式,借鉴西方公共财政体制的模式,进行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改革,充分发挥"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在产业发展政策上,加快工业化进程,增加工业行业的技术生产水平,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进而调整大学生的就业结构,使大学生人才的就业领域从社会服务业逐渐转向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二是,加强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市场化。消除相关垄断行业的进入与退出壁垒,鼓励民营资木和外商资本的进入,使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促进金融体制改革,取消政府对银行利率及信贷投放的干预,加快发展在公开市场上的直接融资方式。政府应在税收政策、监管政策、体制改革走向以及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等方面为社会提供一个稳定的公共政策环境,同时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叁是,效仿日本模式提出高等教育应实行前瞻性发展。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出发,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发展为前提,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本研究的主要贡献有叁点:第一,提出了一个可用于过度教育问题研究的框架。当前我国关于过度教育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对过度教育发生率和过度教育收益率的实证分析,然而Coombs(2000)与Maynard and Feldman(2011)等人指出过度教育在发展中国家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失业现象,基于此本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要从过度教育的发生率、收入效应及失业率叁个层面综合分析我国过度教育的情况,致力于为过度教育的分析提出一个研究框架;第二,构建了经济增长与大学生就业的计量模型。关于过度教育背景下大学生失业问题的分析,本研究除采用绝对与相对数据来描述大学毕业生的失业与待就业规模外,尝试构建大学生就业率与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目前关于经济增长与大学生就业之间的研究大多为定性与简单的数据描述,而对二者进行建模分析的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引入奥肯模型对经济增长与大学生就业的关系进行经验验证,定量分析高校扩招以来,经济增长对大学生就业拉动作用;第叁,厘清过度教育的相关制度与政策成因。全面分析影响大学生过度教育的相关政策与制度性成因,从就业体制、产业发展政策及企业的用人标准与工资激励层面分析过度教育的形成原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建议,试图有效解决大学生的过度教育问题。

谌新民[10]2004年在《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运用规范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内部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原因、运行特点和效率基础,较系统地研究了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以及在中国国有和民营企业中的运用。认为企业内部长期雇佣承诺、内部晋升和报酬后置等特征,有利于节约替代成本、降低道德风险、增加特殊人力资本的积累和解决异质性人力资本定价困难。 本文着重探讨了内、外部劳动力市场运行机理存在的差异。在分析了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竞争与合作、薪酬决定等叁个机制后,将企业内部保障作为提高企业效率的第四机制。认为要在企业内部激发竞争活力,在外部利用资本、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压力来维持其运行效率。同时应从内外两种市场的配合来设计经营者的薪酬制度。 在专题研究中,指出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核心症结是内部劳动力市场运行机理失调,就业和工资的双重刚性使它们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上丧失了激励功能,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丧失了资源再配置的功能,应从内外部劳动力市场关联的角度提出解决国有企业低效率和就业困难的思路。在民营(家族)企业内部构建人力资本投资激励的微观机制是其健康发展的前提,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企业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及其变迁的研究[D]. 程贯平. 华南师范大学. 2004

[2].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D]. 毛隽. 复旦大学. 2011

[3]. 中国劳动份额演变的研究—企业和劳动双重异质性的视角[D]. 汪波. 中央财经大学. 2016

[4]. 学术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于高校学术职业流动的影响[D]. 孙小元. 武汉理工大学. 2013

[5]. 基于中国人口转变视野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创新研究[D]. 申鹏.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6]. 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格局研究[D]. 曹文文. 武汉大学. 2015

[7]. 政府主导下的劳动就业制度公正论[D]. 董亚男. 吉林大学. 2009

[8].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与阻力研究[D]. 王同益. 浙江大学. 2016

[9]. 中国大学生过度教育问题研究[D]. 代馨. 东北财经大学. 2016

[10]. 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研究[D]. 谌新民. 暨南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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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及其变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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