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玉华[1]2003年在《应对形式与两性会话风格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大量的会话录音调查和小型问卷调查，对会话中的应对形式和两性会话风格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首先，对汉语会话中的应对形式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应对形式不等于非话轮，并从语言形式和语言功能两个角度对应对形式进行分类。其次，对两性在汉语会话中的应对形式进行了对比分析，着重探讨了应对形式在年龄、话题熟悉度以及同性会话和异性会话中的不同表现及由此形成的会话风格。最后，对两性会话风格差异进行了理论上的初步解释，认为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是两性在会话中的不平等地位的根源，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地位角色的不同内涵最终导致了两性在会话规则运用上的不同表现。
韩玉华[2]2004年在《从应对形式看两性会话风格差异》文中研究说明引言语言的性别差异是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感兴趣的课题,也是社会语言学中的热门话题,研究范围非常广泛。西方学者经过大量细致的研究认识到,男性和女性在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上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别,在会话风格甚至应对形式的
郭风岚[3]2007年在《汉语日常会话中的言语应对及其性别差异》文中认为本文以录音语料为依据,首先对汉语日常会话中的言语应对形式、分布及功能特点等进行了描写与归纳,言语应对形式包括单纯式和合成式两类叁种,其分布有四种,功能主要为表达说话人争取话语权和非争取话语权。其次,对男女两性在日常会话中表现出来的言语应对的复杂性进行了讨论与分析,认为在相关变量,例如年龄、文化程度等均相同的条件下,男女两性在言语应对的使用总频率上的确存在差异,但在言语应对的形式、分布以及功能上二者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文中从性别角色定势与社会的发展变化两方面解释了其成因。
马春燕[4]2014年在《汉语多人会话结构分析与性别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从建构主义理论的视角,运用会话分析的理论和方法,首先对汉语多人会话自建的17万字语料库进行分析,认为汉语在话轮、反馈项目、话轮转换规则、话轮控制策略、打断、话语共建、重迭、修正和结盟序列组织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征,从而修正了以往的会话分析理论,提出了汉语多人会话的结构特征。然后对男性和女性在汉语会话中(话轮、反馈项目、话轮转换、打断、重迭、话语共建、修正、结盟等具体会话序列)的不同表现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和分析,指出了男性和女性在多人汉语会话中建构其性别特征的方式:男性会话以论证观点为目的,通过会话建构主动、主导、霸权、专业、独立话语权的男性气质;而女性会话则以情感交流为交谈目的,通过会话建构合作、感性、亲密的女性气质。具体来说,本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主体部分内容共有七章。第一章简要评述了国内外话语分析、会话分析和性别语言学的历史、发展和现状,提出了当前会话研究和性别语言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和研究任务。第二章厘清了会话的两个基本构成单位——话轮和反馈项目的定义和判断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性别在会话中的话轮和反馈项目的使用情况及其性别建构进行描述和探讨,认为女性会话语言更规范,话轮转换频率和反馈项目使用频率更高,话轮和反馈项目类型更丰富,通过这些特征建构了女性会话情感交流为主的话题基调和合作话语权的特征。第叁章讨论了汉语多人会话中的话轮转换规则。本章是对以往的"话轮转换规则"进行了补充、修正和完善。修正后的话轮转换系统为多人会话中的复杂现象提供了更强的解释力。第四章讨论了多人会话中话轮的控制策略与性别建构的问题。本章关注在会话互动中当前说话者利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完指派话轮和维持话轮,以及当前听话者如何理解话轮终止、如何索取话轮。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男性和女性对"话轮权"这种资源的占有欲和控制欲的不同,导致了两性在维持、指派、索取等方式上的性别差异。女性在会话中一般遵循"当前说话者结束话轮后再开始说话"的原则,从而建构女性平等、和谐的话语特征;而男性在会话中往往遵循"我有话要说"的原则开始自己的话轮,构成了男性竞争、霸权的话语特征。第五章是对话轮转换规则的"偏常"情况与性别建构的讨论。本章通过对多人会话中打断、话语共建和重迭等"偏常"现象的研究和分析,不仅梳理了叁种"偏常"现象原因、特征及会话者的反应,而且发现了叁者对性别的建构。通过比较,我们认为女性会话者会更多地考虑谈话对象的接受心理和切身的感受,据此调整自己的话语内容和言谈方式,以营造和谐平等的谈话氛围,维持良好的互动关系,从而建构合作、和谐的女性形象。而男性则通过打断来论证观点和建构自身权威形象。第六章在厘清会话修正基本概念、修正的类型、修正的轨迹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比汉语多人会话的修正方式和特点与Schegloff等人(1977)的研究结果,认为汉语存在"共同修正" '现象,并且在"他人修正"上,汉语比英语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本章还通过对比汉语多人会话中,男性和女性在会话修正中的不同点,认为男性通过会话建构了表现个人权威、专业的独立话语权特点;女性通过会话建构了交流情感、表现一致性的合作话语权特点。第七章在分析汉语多人会话中结盟的类型、原因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讨论了汉语多人会话中的结盟与性别建构。认为(1)女性的结盟方式类型比男性更丰富,结盟原因与意见是否一致无关;而男性交谈的目的是表达观点,结盟是为了是自己的观点更加具有说服力而结盟,因此结盟的对象是能够支持观点的人。(2)女性交谈,结盟是目的;男性交谈,结盟是工具。(3)男性在会话中更在意彼此间传递的信息以做出相应的反应,而女性更注重创造并维持融洽的交际氛围。女性通过结盟建成友谊,显示并维护友好、和谐;男性通过结盟说服他人,建构自我的强大、专业、权威形象。(4)在男性和女性共同参与的多人会话中,当话题带有明显的性别特征(如婚姻、家庭、足球等)时,性别一致性会成为结盟的首要原因。第八章是对全文的总结和讨论,并提出了本论文的不足和以后有待努力的方向。
钟美[5]2009年在《会话结构中的汉俄性别差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俄两国在历史舞台上一直都是有着重要关系的国家,从早期的中苏关系到现在的中俄关系,俄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在两国之间的交流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中俄两国彼此仍缺乏深入的了解,在中国的东北地区,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障碍,他们开始研究俄罗斯文化,分析中俄两国会话结构中的性别差异,也写出了部分文章,但是这些始终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随着语言口语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口语学家开始把视线从语言的形式转向语言的交际——语用方面,转向言语活动参与者——说话人和听话人及其语言变体。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是话语分析的一个分支,本论文从总体上概述了会话结构中性别差异的特点,并对汉俄语目前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语音、词汇、话题、感叹词、语气词、詈语、称谓语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论述,试图通过会话分析理论对中俄两种语言中的性别差异研究作出一些有益的尝试。在分析过程中,本人作为一名在中国学习了四年汉语的俄语语系学生,结合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和经历,进行一下举例比较。通过比较,本论文也分析了产生这些不同的原因,那就是两国文化的不同,这也可以说是其根源所在。同时,希望本文的研究能为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提供一些可借鉴的理论依据以及实际的经验。
王晶[6]2005年在《跨性别文化交际》文中研究说明性别语言差异是社会语言学所关注的主要课题之一。60年代以来,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推进及社会学、心理学的发展,性别语言的差异越来越多地吸引着语言学家的目光。本文从社会语言学,心理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的视角深入研究两性用语的形式,差异及跨性别交际的话语风格。力图在更高的层次上较为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语言使用与性别差异的关系问题。 本文首先对男女两性语言在语义学和语法学方面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差异形成的原因。此外,进一步比较东西方文化影响下跨性别交际的异同,并强调社会文化差异是跨性别文化交际产生误解或失败的主要原因。本文提出,主流文化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一个基本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表现在集体主义取向与个人主义取向上。其次,受强交际环境与弱交际环境的影响,不同民族也有其自身的交际行为规则。在主流文化与性别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形成了男女两性不同的交际风格。最后,本文提出了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的几点建议。并指出,无论处于何种文化,男女两性都要正视性别语言的存在,根据语境的变化自如的应用交际规则,提高交际能力,满足交际活动的需要。
王晓谦[7]2015年在《汉语自然会话中的支持性反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听话人在会话过程中通过使用支持性反馈,不仅可以建立起自己与说话人的联系,同时还能够营造出一种良好的交际氛围,以促进听说双方交际目标的顺利达成。支持性反馈既是一种语用现象,又是一种语用策略的体现。合理地使用它,可以让人际交往朝着正面的方向发展。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大量真实、自然的汉语日常生活会话语料,综合运用会话分析理论、言语行为理论、言语交际理论、互动社会语言学等多种理论与方法论,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办法,对汉语支持性反馈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立体的考察。研究主要完成了如下工作：首先,理清已有定义中存在的谬误,合理阐释支持性反馈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重新界定,划分了其在汉语会话当中的类型,不仅明晰了支持性反馈在汉语会话中的存在样貌,也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汉语反馈信号的研究；其次,总结归纳了汉语支持性反馈具有的一般性特征及特殊性,探讨了其交互机制在会话中的实现方式,这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和了解这一语用现象,亦对语用理论及会话分析理论小有丰富；再次,结合自建汉语自然会话语料库,考察了支持性言语反馈的使用情况,并探讨了社会因素对其使用的影响,这种“立足于会话考察会话”的研究方法,有别于以往仅凭语感来推测和解释语用现象的研究方法,提高了研究的信度。此外,研究还将听话人的点头行为作为个案,关注了汉语自然会话中的支持性非言语反馈,拓宽了汉语反馈信号研究的广度。本研究除绪论和结语外,正文由六部分构成。第一章是绪论。主要包括论文的研究缘起、选题意义及创新性、研究框架、理论依据及研究方法、语料采集与转写及基本概念说明。第二章是文献综述。第一节对国内外反馈信号研究情况进行历时溯源,共时归纳反馈信号和支持性反馈研究的现状及其焦点问题；第二节对支持性反馈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并寻找本研究可深入探讨的问题所在。第叁章对汉语支持性反馈进行了界定和类型划分。第一节在理清反馈信号、支持性反馈和非支持性反馈叁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结合话轮概念给出汉语支持性反馈的界定标准,并此基础上做出定义；第二节将支持性反馈与应答行为、回声话语及话语标记叁种功能话语进行了区分；第叁节将汉语支持性反馈的表现形式和语用功能进行了划分。第四章对汉语支持性反馈的特点和交互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一节归纳了汉语支持性反馈所具有的口语交际的一般性特征；第二节归纳了汉语支持性反馈的所具有的特殊性；第叁节结合信息域理论,探讨了汉语支持性反馈的交互机制。第五章借助汉语自然会话语料,对汉语自然会话中支持性言语反馈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系统考察。第一节提出研究问题并对研究语料的筛选、整理和提取方法进行了说明；第二、叁、四节分别对汉语自然会话中支持性言语反馈的表现形式、语用功能及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与考察,并结合统计结果对相关现象进行了分析。第五节对前面叁节所得结论进行了归纳和整理。第六章借助汉语自然会话语料,考察了社会因素对汉语自然会话中支持性言语反馈使用情况的影响。第一节主要考察了社会性别因素影响下支持性言语反馈在表现形式、语用功能及分布上呈现出的差异,并分析了出现该差异的原因；第二节讨论了其他社会因素影响下支持性言语反馈在表现形式、语用功能及分布上呈现出的差异,并讨论了出现该差异的原因。第七章使用汉语访谈类节目作为会话语料,对汉语支持性非言语反馈进行了关注,并以点头行为为研究个案,考察了其在会话中的使用情况。第一节对汉语支持性非言语反馈进行了概述；第二节主要考察了点头行为在汉语自然会话中的使用情况；第叁节对所得结论进行了小结。第八章是结语。将本文对汉语支持性反馈的研究做出总结,对正文各章研究进行了梳理,归纳出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海波（Robert, Grzybowski）[8]2015年在《汉语礼貌表达方式的性别语言差异性调查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般来说,人们建立友谊的重要的原因在于彼此表示亲切友好以及志趣相投。根据布朗和莱文森的(Brown and Levinson,1987)礼貌理论,这种友好行为被称为“积极礼貌”,即对方视为伙伴并接受对方的秉性和性格特征。而它被称为“积极礼貌”是为了与另一种常见的礼貌形式区别开来：“消极礼貌”主要平息消极面子的威胁,使用一些以回避为基础的策略,确保人的行动自由不受或者受到最低限度的打扰。两种类型礼貌的区别在于友好行为和尊敬行为之间并都构成相当重要的社会润滑剂。许多研究发现,男女两性各有不同的友好相处之道。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隐蔽录音两个方式了解中国男女表达礼貌方式的差别。表扬是人们日常交际中常用的一种最明显的积极的礼貌言语行为之一,因此本文问卷包括一系列的简短的表扬对话让受调查者判断对话中说话人及听话人的性别并回答关于表扬的问题。受调查者分别为50个男性和50个女性。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男女两性都认为表扬行为是由女性独占的领域,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同意他们表扬女性(91%)比表扬男性(9%)多,同样也认为他们接受女性的表扬(86%)比男性的(14%)多。以此同时,中国受访者觉得与男性相比,女性更习惯表扬别人(84%)和接受表扬(86%)。96%的调查参与者认为男性习惯表扬女性,但女性表扬男性和表扬别的女性一样多。这些调查结果和西方同样的问卷(Grzybowski,2005)或类似(Holmes,1986,1998;Herbert 1989,1990)的调查结果保持一致性,全体一致地同意表扬和接受表扬主要是女性的习惯。不仅如此,男性和女性还有不同赞美的话题,如女性喜欢表扬外貌,男性更倾向于评论车辆和电脑。为了进一步确认项目的可行性我们对男性之间和女性之间的日常生活对话进行隐蔽式录音和话语分析,以了解中国男女在话语风格和策略方面所存在的差异。语料采集主要是对16名年龄在24岁至31岁之间的两所上海的大学的研究生和一家贸易公司的白领雇员的日常会话进行了现场隐蔽式录音,其中男性8人,女性8人,共计4段单性间的会话：2段为男性之间的对话,2段为女性之间的对话。我们对4段会话在话题发展、极少回应、同时发言、独白和话题转移、沉默和缺乏言语反馈以及言语攻击等6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并得出结论：中国说汉语的男女在话语风格和交际策略上存在多方面的分歧。根据我们及其他社会语言学家对于世界各地单性别非正式谈话的分析,可以证实的是,男性和女性不同比例地使用着各种各样的语言特征。扩展话题、极少回应、同时发言、共同构成了女性倾向性谈话的模式,而自说自话以及话题的突然转换,鲜少口头反馈或者是频繁并公开地表达不同意则是属于男性倾向性谈话的模式类别。这些发现就使得男性和女性说话风格两极分化：竞争与合作。一方面,女性似乎将她们的谈话作为一项合作,在这项合作中,她们通过不断地发言来鼓励彼此详尽阐述正在讨论的问题。而另一方面,男性则更倾向于发表长篇大论而无需任何支持,他们以直接批评甚至是辱骂的方式来质疑他人的发言内容。因此,一些社会语言学家认为女性比男性更为尊重那些受到公认的礼貌互动的准则,女性更倾向于使用由布朗和莱文森(Brown and Levinson,1987)描述的积极礼貌策略作为强调团队归属性和团结的策略,而男性经常性地陷入纠纷,公开向对方表示敌意该谈话的模式与朗和莱文森(Brown and Levinson,1987)提出的礼貌理论背道而驰。尽管如此,这种公开的挑衅是男性团结的标志和他们所追求的一种策略,他们对此乐此不疲。本文在前人研究其他社会男女日常生活交流的基础上,对16名中国男女在非正式场合中的聊天式的言语交际活动进行隐蔽式录音和话语分析,填补了中国男女两性同性间日常言语交流中研究的空白。为了确保项目的可行性(受调查者不受异性或陌生人的影响)我们采取恰当的措施(在录音之前,笔者请求每一段会话中的一个人对同事同学进行隐蔽的录音)。在话语分析的过程当中,我们使用扫科茨(1996),卡梅隆(1996),皮尔金顿(1998),柯伊伯(1991)等西方社会语言学家所提供的分析模式去了解中国男女单性别非正式谈话的差异并与西方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目前有关语言的性别差异研究,尤其是在言语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性别差异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社会中进行,而直接针对汉语社会的研究还不多,本文是国内首个考察男女日常汉语会话中表达礼貌方式差别的博士论文。
陈丛耘[9]2008年在《汉语词语与性别关系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在综述前人性别语言研究的基础上,就汉语词语与性别的关系,研究六个具体问题:一、词语的性别歧视:“他”为老字号,“她”为“分店”:把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属;把女性当作例外;男女称谓不对等;女性的称谓缺位;贬义词语女性多于男性;丑化妇女的词语更形象;女性名词“贬义化”,男性名词“褒义化”;男先女后的语序。二、词语选用的性别差异:女性色彩词语的掌握能力强于男性:女性比男性更喜欢使用情感词语;女性比男性更善于使用委婉语;女性比男性少用粗俗语和诅咒语;称呼的差异反映在古代女性称“娘”男性称“郎”以及今人的夫妻昵称上;人称代词的指称差异反映在女性用第二人称代词指称第一人称,用第叁人称代词指称第一人称,用不定指人称代词指称定指。叁、骂詈语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差异:男性的骂詈语比较粗露,女性的骂詈语比较委婉;骂男人诋毁其能力,骂女人诋毁其贞操;女性害羞时用“假骂”,男性舒心时用“假骂”:女人骂别人咒骂,男人骂自己发誓。骂詈的深层原因与贞操观、祖先崇拜、人类的动物性、玩笑式招呼习惯有关。四、成语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差异:性别歧视表现在“男先女后”的语序上,成语的性别差异在手势语、身势语、情态语上表现为女性专用、男性常用、男女通用叁类;女性成语的文化内涵体现在对女性生活的多层面展示、封建男权思想的体现、女性歧视的描绘、社会等级观念的透露、女性心理的刻画上。五、谚语的性别歧视与性别差异:反映在生理因素(体质特征、衰老规律、性情特征)、心理因素(社会心理、性差心理、民族心理)、社会角色因素(家庭角色、社会角色)、文化因素(封建文化、社会文明)上。六、人名用字的性别歧视与性别差异:“姓”的起源尤其是女旁姓氏最早就具有性别色彩,最初的取名几乎是男性的专利;女名用字的特征是多用女旁字、多用花鸟字、多用闺物字、多用珍宝字、多用艳彩字、多用柔景字、多用女德字、多用迭字;另有男性女名和女性男名的“错位”现象;与女性相比,男性取名用字与时代结合得更紧密;人名用字的性别差异有弱化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采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同时注重从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学科以及语言学的其他相关学科吸收有关理论和方法,多角度揭示汉语与性别的关系。
周晨萌[10]2010年在《汉语日常会话中的插话现象研究》文中提出插话是日常交际中常见的一种话语现象,我们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实地调查,对获得的12段日常会话录音语料进行了分析和讨论,重点考察了插话的界定和类别,插话的使用分布,插话频率与说话人的性别、年龄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男女两性、老中青叁代人在插话的使用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是由社会文化和认知等因素造成的,同时,也受到个人会话风格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应对形式与两性会话风格研究[D]. 韩玉华.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2003
[2]. 从应对形式看两性会话风格差异[C]. 韩玉华. 第叁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4
[3]. 汉语日常会话中的言语应对及其性别差异[J]. 郭风岚. 世界汉语教学. 2007
[4]. 汉语多人会话结构分析与性别建构研究[D]. 马春燕. 浙江大学. 2014
[5]. 会话结构中的汉俄性别差异研究[D]. 钟美.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6]. 跨性别文化交际[D]. 王晶. 黑龙江大学. 2005
[7]. 汉语自然会话中的支持性反馈研究[D]. 王晓谦. 中央民族大学. 2015
[8]. 汉语礼貌表达方式的性别语言差异性调查与研究[D]. 海波（Robert, Grzybowski）. 上海师范大学. 2015
[9]. 汉语词语与性别关系研究[D]. 陈丛耘. 南京师范大学. 2008
[10]. 汉语日常会话中的插话现象研究[J]. 周晨萌. 菏泽学院学报.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