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科技产业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问题实证研究

大学科技产业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问题实证研究

李峰[1]2003年在《大学科技产业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问题实证研究》文中指出大学科技产业作为现代大学与社会经济直接结合的产物,作为最具科技创新特色的科技产业,随着知道经济的来临,已成为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高技术产业之一。在我国,大学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在国民经济中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已经引起社会特别是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由此也推动了对大学科技产业研究的深入。但是大学科技产业作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新生事物,目前国内的研究也基本上停留在个案和经验总结的层面,难以上升到较高理论层次。 本课题旨在通过对近几年我国大学科技产业发展的现状,特别是通过对大学科技产业比较集中的“武汉·中国光谷”推动整个武汉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研究,探讨大学科技产业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中的作用。第一部分探讨了大学科技产业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概述。大学科技产业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现代大学融入经济生活的必然产物,是大学的学科、科研、成果的自然延伸,是潜力巨大的高技术产业。第二部分探讨了大学科技产业在区域产业结构中的作用。从科技创新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一般理论出发,结合近几年的实践,探讨了我国大学科技产业在区域产业结构中的作用,认为大学科技产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起到了有效的补充作用、技术进步的示范作用、发展知识经济的先锋作用和科技开发园区的促进作用。第叁部分是以大学科技产业比较集中的“武汉·中国光谷”为对象,探讨了光电子信息产业在武汉地区产业结构中的效应和作用。第四部分说明了以推进大学科技园建设、建立产学研互动机制和市场导向与政府扶持为核心的推进武汉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几个对策。 随着大学科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对其研究也必将深入,从而在大学科技产业经济学意义上形成更加科学和完善的体系,进而促进大学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

黄寰[2]2006年在《论自主创新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于自主创新的科技创新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对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以自主创新推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转变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所在,也是增强经济区域核心竞争力的有力保证。论文在对区域产业结构与自主创新的范畴界定与相关理论回顾的基础上,阐释了自主创新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及实现路径,并以区域叁次产业结构为出发点,对国家“十一五”规划所明确的东、中、西和东北四大综合区域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进行了客观分析,探讨了自主创新对于各区域不同产业的作用机制,并就自主创新长入区域产业的微观基础,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等方面问题进行了研究。 论文在对相关基本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认为,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既是区域产业结构的顺向发展过程,也是区域特色经济成长和区域主体功能充分发挥的过程。从顺向发展来看,表现为区域各产业部门及其内部各行业之间相对均衡、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素质的高效化,进而实现产业结构层次的高度化。而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必然以一定的地域空间为载体,并根据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发程度、发展潜力和功能定位,实行因地制宜的差异化区域政策,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按照“十一五”规划的要求,优先开发区域要把增长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提升参与全球分工与竞争的层次;重点开发区域要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限制开发区域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点状发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因此,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一个产业内容与空间特色内在统一的完整概念。 论文从分析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及其实现路径入手,提出自主创新是区域产业结构提升的关键和原动力。自主创新能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发挥各

王凯[3]2016年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情景下产学知识协同创新机制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由“效率驱动”发展到“创新驱动”还面临着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和“知识悖论”等问题,各创新主体协同生产、获取、扩散和应用知识的能力普遍较弱。近些年,中央政府权力不断下放和经济改革持续深入,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从区域层面研究如何发展产学间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提升产学知识协同创新绩效,激发和促进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中“物质”、“能量”与“信息”的流动,已成为可能与必需。然而,产学合作或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大多以显性经济指标为导向,主要关注专利授权与合同研究等“知识单向流动”的模式,忽视了合作研究与技术咨询等“知识双向动态流动”的协同创新模式。同时,知识溢出理论忽视了区域制度环境对产学协同创新的重要影响;有关知识网络的研究认识到嵌入性关系是组织间合作行为与交互活动的关键动力,是组织间协同创新的关键机制,但忽视了组织构建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的能动性——知识网络能力,也忽视了知识网络还嵌入在制度环境中并受其影响。基于以上现实背景与理论背景,本研究借鉴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大学功能观、知识创新理论、社会网络理论与嵌入性关系理论、新组织制度理论,以影响产学知识协同创新绩效的关键环节——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为切入点,从区域和大学协同演化的视角构建“区域制度环境与大学知识网络能力——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知识协同创新绩效”的理论逻辑,提出以下四个研究问题:(1)产学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有哪些要素构成及其如何影响产学知识协同创新绩效;(2)大学知识网络能力有哪些要素构成及其如何影响产学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的发展;(3)区域制度环境有哪些要素构成及其如何影响产学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的发展;(4)如何从大学和区域政府层面促进大学与区域内企业进行知识协同创新。本文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主要开展四个子研究来分析和解决上述研究问题。(1)提出研究命题:基于系统的文献回顾,通过国内外四所大学的探索性案例研究,提出制度环境、知识网络能力、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和知识协同创新绩效之间关系机制的研究命题——“大学知识网络能力与区域制度环境”和“产学知识协同创新绩效”分别是“产学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的“前因”与“后果”;(2)构建理论模型:基于案例研究提出的研究命题,结合文献分析与理论推导以及调研访谈,提出产学知识协同创新机制的理论模型及研究假设;(3)检验理论模型:首先基于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的论证,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获取样本数据,然后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问卷数据的信度与效度进行检验,最后在此基础上采用层级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等实证数据分析方法,对产学知识协同创新机制的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进行检验与修正,并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4)提出政策建议:通过对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与产学合作发展历程的梳理,基于区域制度环境与大学知识网络能力存在的实际问题,重点围绕如何促进产学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发展这一关键问题,根据修正后的理论模型从区域政府和大学两个方面分别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通过以上分析与论证,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对知识协同创新绩效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质量越高,越有利于提升知识协同创新绩效;(2)大学的知识网络能力对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大学的知识网络能力越高,越有利于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的构建与发展;(3)区域制度环境在大学知识网络能力与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的关系机制中起到显着的调节作用,区域制度环境质量越高,越有利于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的构建与发展;(4)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是促进大学与区域内企业开展知识协同创新的关键途径,发展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既要提高大学知识网络能力,也要提高区域制度环境质量。与“社会网络”、“区域创新系统”、“大学技术转移”和“创业型大学”等研究领域的现有成果相比,本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创新,并做出相应的理论贡献:(1)通过对知识网络能力、制度环境、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与知识协同创新绩效之间关系机制的研究,从组织层面丰富与拓展了社会网络理论与嵌入性关系理论;(2)从大学知识网络能力与区域制度环境两方面同时考察影响产学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与产学知识协同创新绩效的因素与机制,在中国情境下从更广泛的维度验证了欧美国家一些学者最近提出的有关“知识溢出理论修正的假设”;(3)基于“知识协同创新”的概念,以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为视角,重点研究大学以知识双向动态流动的方式与企业进行知识协同创新的机制,不仅丰富了大学功能观,也发展了大学知识创新的价值实现机制。

王锐[4]2017年在《吉林省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研究》文中认为2013年我国第叁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超过工业,第叁产业成为占国民经济比重最大的产业部门,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目前综合考虑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等因素,我国已经开始呈现工业化发展后期的特征,进入新常态。随着人口和产业的不断集聚,服务业发展及其内部结构优化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本文以吉林省产业结构变动为线索,试图寻找吉林省产业结构变动的规律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参考。本文梳理分析了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理论和全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的宏观环境。从全国产出结构看,目前第叁产业居主导地位,服务业已经成为接替工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吉林省产业结构演进历程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对各阶段的产业结构特点进行了分析,梳理了吉林省产业结构演进特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叁次产业产值结构、城镇化率、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等因素,吉林省的工业化进程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与全国相比相对滞后,没有进入工业化后期。从吉林省叁次产业产出结构看,在目前第二产业仍居主导地位,服务业尚未能接替工业成为城镇化进程中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服务业发展水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从就业结构看,第叁产业从业人员占比较大,服务业已经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产业部门。吉林省服务业地区发展不均衡,长春、吉林两地优势突出,两地服务业占全省服务业比重较高,成为吉林省服务业发展的两大增长极,是全省服务业发展的核心区域,其优势明显强于东西部地区。本文基于全国省际统计数据,研究了我国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全面了考察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传导机制的影响。得到以下主要结论: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做并不显着,东北地区有抑制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也存在地区差异,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在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具有抑制作用。在四大区域城镇进程的推进均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并且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城镇化的间接传导途径存在区域性的差异,在东部和东北地区存在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存在促进作用,并且间接的传导效应明显低于直接效应。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经济快速发展,各产业发展成绩显着。工业和服务业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成为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衡量指标。本文基于吉林省的统计数据,研究了吉林省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全面了考察吉林省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传导机制的影响。得到以下主要结论:工业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吉林省叁大区域经济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从全省的角度,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出现了不显着的情况,但间接作用上在叁大区域都具有促进作用,城镇化仍是吉林省加快发展的关键。财政支出水平对吉林省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在东部地域负相关,但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目前吉林省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进一步对吉林省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行swot分析,找出吉林省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的内部优势和劣势,外部的机遇和挑战。从吉林省内部情况看,吉林省具有发展支持政策多,开发区综合实力强,汽车、石化、农产品加工叁大支柱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人才培养优势明显,科技创新能力较强,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对外投资迈出新步伐等多方面的优势;同时面临着叁次产业结构不合理、内部工业结构失衡,内需乏力,投入产出效率较低,服务业发展区域结构失衡等劣势。从外部环境看,国家出台了支持东北地区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吉林省面临着重要的政策机遇期,长春吉林区域一体化稳步推进,边境口岸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交通物流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互联网+”方兴未艾。但也面临着东北地区叁省产业结构同质化的挑战,人口人才流失,外贸形势严峻,市场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最后,基于吉林省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和经验分析结论,结合吉林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为了实现吉林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出了要合理布局产业结构,提高金融服务能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科学推进城镇化进程,优化对外通道,优化发展软环境,加强区域间合作,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等建议。

冯年华[5]2003年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指出在人类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信息化、知识化、全球一体化进程正在加速,已经极大地改变着世界经济竞争的本质和范围,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可持续发展的各个领域,尽管由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其自然条件、自然资源、经济社会水平、思想观念、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差异,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和对可持续发展模式的选择也有各有不同,但是“发展”永远是人类社会不变的主题,创新则是“发展”不竭动力。因此,研究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应当成为当前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在吸收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这一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全文共分叁部分。 第一部分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从分析区域可持续发展概念、理论体系与系统运行机制入手,提出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构成,建构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模型。 不管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作何种表述,其基本内涵都是协调好特定区域内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与行为,使区域保持和谐、高效、有序、长期的发展能力。区域可持续发展核心内涵是人的发展,要以人的发展为本位,区域发展中亟待解决的一切问题实质上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人的问题。 在我国,由于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学术界对我国有关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十分关注,已经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然而,由于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历史不长,关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也还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在关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研究上还很不成熟,更未形成完整、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已有的仅仅是一些初步的理论思想和相关理论。但在众多的规律和理论中,通常可以分为叁大组成部分,一是指导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基础,主要包括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区域发展理论、生态学理论、区域经济学理论、系统科学等;二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理论,它主要包括陆地系统科学、叁种生产理论、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理论;叁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论:人地协调论。人地协调论之所以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论是与该理论的指导思想以及对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密不可分的。 研究认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对象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系统调控管理以及关于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是建立在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综合辩识基础上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是一个以人类活动为核心的复杂大系统,包含有若干个子系统和众多组成要素,从而形成了上下左右错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 综复杂的结构关系,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时空藕合系统,系统运行的机理主要包括 叁个方面:“区域流”、协同作用、反债机制与多重辐合,系统演替的过程呈组合的“逻 辑斯蒂增长曲线”. 第二部分为区城可持续发展创新研究.本文认为,当代人类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选择,是一种划时代的全新的发展观.是一场彻底的思想意识革命,是一次的人类经 济社会的全方位的巨大变革.这一巨大变革的核心可以理解为叁大创新:观念创新、 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思想认识创新(观念创新)是变革的前提条件,科技创新是变 革的推动力量,制度创新是变革的保证机制.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过程,实际 上就是通过上述的创新活动去协调和解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资源环境的矛盾, 使人类社会系统与地球及其周围的自然系统保持和谐、均衡和共生的过程。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创新就是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来看待影响区域发展的资源 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观、环境观、人口 观和社会发展观. 科技创新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互为前提,互相作用.实现从传统科技创新向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转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21世纪新经济时代的必 然趋势.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化是对传统科技创新理论的一种全新论释和定向改变,要求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全面引入可持续发展思想与理论,考虑科学技术对资源、环境、生态、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既要保证科技的创新性和实用性,又要确保环境清洁、生态平衡和社会穗定.在实现商业价值的同时,又创造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 制度创新在整个创新体系中居于基础和保证地位,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制.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不能沿袭传统的制度机制和管理方式,必须建立完整的与区域可持续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和管理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就是社会制度创新不断激发和调动科技创新、思维创新,不断激发社会创造性活力,进而促进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整个生存世界发生日新月异变更的过程. 第叁部分以江苏省苏州、无锡和常州叁市作为一个完整的区域,进行实证研究。苏锡常地处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前沿地带,地处长江叁角洲平原,是我国两大国家级生产力布局轴线的交汇处.改革开放以来,苏锡常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迅速、结构变动最明显的地区之一,它以仅占江苏省17%左右的面积、人口,创造了占全省4眠的GDP和财政收入.在中国

马仁锋[6]2011年在《创意产业区演化与大都市空间重构机理研究》文中提出1980年代以来,全球化与新经济成为全球发展最重要的趋势之一。在这其中,大都市的创意经济迅猛发展、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剧烈变动,创意产业区、大都市空间随即成为21世纪初期需要深入探讨的两个重要命题。在我国,由于经济和城市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国家战略需求,借鉴国外大都市创意产业与空间可持续发展过程积累的经验,吸收和梳理相关理论并结合中国大都市空间及创意产业发展的态势,论证和阐明创意产业区演化过程中的大都市空间重构机理,不但对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国民经济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也是学科前沿,需要加以研究探索。创意产业区是20世纪末以来大都市创意产业迅速崛起的载体与产物,其演化过程有四维内涵。创意产业区既需具备生产功能,又得满足从业者的生活、休憩与交流等以促进创意的生产;更为重要的是创意产业区演化既促成了大都市空间基本构成单元趋向多功能复合,又诱发了后工业大都市趋向创意空间以实现创意产业与大都市空间的协同与可持续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创意产业发展—创意产业区演化—大都市空间重构既是经济空间动力学过程,也是新产业良性发展与城市空间结构重组升级的耦合和自组织过程。据此,本论文将创意产业区演化过程与大都市空间重构融为一体进行相应的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旨在促进经济地理、城市地理与规划的学科交融,同时又能为创意城市建设与新经济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本论文研究内容共由四部分构成。其中,第一部分(第1、2、3章)为绪论、进展述评和研究逻辑架构。首先从研究动态出发分别对产业区演化、城市空间重构进行文献综述,其次从经济地理、城市地理与规划两个学科的理论融合角度进行产业空间组织与大都市空间重构关联理论分析,最后在总结两者的关联性基础上,提出研究视角、研究内容与研究的技术路线,同时构建了研究的总体框架。第二部分(第4章)是创意产业区演化时空过程及机理的实证与理论探究。首先基于伦敦西区、东京练马区、纽约SoHo区演化历程的实证和案例分析,揭示了创意产业区演化的时空律,然后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解析了创意产业区演化的驱动力、路径与趋向。第叁部分(第5、6、7、8章)是大都市空间重构机理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首先通过国外典型案例(伦敦、纽约、东京)的全面解析,论证和阐明创意产业区演化对大都市空间重构的关联因素与作用机理、大都市空间对创意产业区演化响应的模式与机理;然后以中国最大都市上海为研究地区,对上述结论进行论证研究和解析同时,阐明上海创意产业区发展重构大都市空间的作用、格局及问题;最后提出大都市空间重构管治方略。在这个过程中,将创意产业区演化和大都市空间重构进行了交互式分析,由此验证理论假设与分析框架的确切性。第四部分(第9章)为结论与展望。本论文的主要结论:(1)创意产业区演化的时空过程表现为:①创意产业区构成要索量与质变及集聚-扩散运动,整体则呈现有机体的生命周期过程与空间维的集聚-扩散运动复合等时空特性;②创意产业区演化过程基本遵循形成、发展两阶段规律,但形成阶段受创意人才和区域优势作用明显、发展阶段受产业模式与文化艺术持续繁荣等作用明显,而且演化过程受内、外力源差异形成自发型、政府主导型两类模式等。(2)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的机理是:①创意产业区演化对大都市空间重构作用体现在个体创意产业区演化直接重构大都市某一个或几个街区的实体、经济与社会文化空间并形成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意空间,群体创意产业区演化促使城区空间转型与“创意城区”生长。且个体或群体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生产出的创意空间在不同发育阶段有不同的空间秩序和多样化路径。创意产业区的依托载体类型及利用模式、内部空间构成、产业类型和从业人数等是创意产业区演化与大都市空间重构的主要关联因素;总体而言,创意产业区演化对大都市空间重构的作用机理是:各创意行为主体利用创意产业项目网络环境,根据各自的空间需求,通过都市空间实践对项目实施的推动过程,在创意驱动下的博弈过程。②大都市空间对创意产业区演化的响应机理是指大都市空间通过创意产业行为主体的空间实践,对创意产业区演化响应的空间选择、自我调整和调适过程;动态响应模式具有层进性和阶段性,具有创意阶层主导型、规划主导型两种基本模式;政府与创意企业在空间博弈与空间权力互馈中实现自我的空间认知调整,最终在空间实践中达成共识是大都市空间对创意产业区演化的响应机制。③作用和响应过程的产出为创意空间。④总体而言,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的机理主要体现在创意空间生产,在本质上是多元行为主体在时代背景与自我多边互动中形成的行为网络综合约束下主体利用自身空间能力追求空间利益并达成项目空间实践共识生产创意空间的过程。它既是趋向创意城市的大都市空间重构的内在作用机理,又是塑造创意空间的过程;其动力源自行政力、市场力和社会力,而生产模式以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为主。(3)上海的研究表明:①创意产业区演化推动了大都市内城空间的转型升级与创意空间生长,加速了创意城市建设进程,优化了内城空间结构,以此推动城市功能转换和提升;②创意空间的生产状态是大都市空间重构格局特征的指示器,可采用创意企业或创意阶层密集地加以判识,本论文综合运用GeoDA软件和回归模型分析发现,上海大都市创意空间呈现以静安、卢湾为中心的“双核”空间格局。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第一,本论文系统评述产业区演化与城市空间重构研究成果,尝试构建了“创意产业区演化与大都市空间重构”研究逻辑框架,以此克服“过程—机理—格局”城市空间重构传统研究范式的弊病,将创意产业政策、创意城市战略和大都市空间重构融为一体加以研究和探索,具有较强的学科前沿性与理论创新性。第二,建构了大都市空间重构机理研究的“作用”与“响应”交互分析,阐释、论证与揭示了创意产业区演化对大都市空间重构的机理,具有较强的学科开拓性和学术创新性。第叁,通过探讨和论证单体与群体创意产业区演化与大都市空间重构的关联性,沟通了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的一般规律与创意城市实践,提出了创意城市形成、发展的新路径。

韩立华[7]2006年在《黑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到来,高新技术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程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未来十五年,特别是“十一五”期间,是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是黑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时期。面对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一历史性发展契机,黑龙江省如何选择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模式,从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并带动黑龙江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已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黑龙江省面临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本文运用高新技术产业、产业经济学、技术创新、产业集群等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通过国内外以及黑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分析与比较,提出了黑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目标,近而系统提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总体模式: 一是产业结构模式。基于高新技术主导产业选择的动因,运用层次分析法对高新技术产业选择指标进行量化分析,提出主导产业的培育及调控,以及主导产业的发展思路和方向,从而带动高新技术产业整体发展。 二是产业组织模式。通过对区域产业组织模式的分析,提出基于产业集群视角的产业组织模式和基于组织创新的产业组织模式,前者包括基于市场结构的组织模式和基于内部关联的组织模式;后者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虚拟集群以及战略联盟等组织模式。通过调控产业组织模式,促使高新技术产业内、外部的企业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使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叁是产业布局模式。通过对高新技术产业布局的人力资本、自然条件与社会环境、商贸环境、知识外溢和政策环境等区位因子的层次加权综合评价及聚类分析,建立适合黑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布局模式,发挥各地市的区位优势,促使高新技术产业整体发展最优化。 四是产业制度创新模式。通过对黑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制度创新现状以及与国外制度创新分析比较,构建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制度创新模式,即以知识财产权创新为核心,建立知识财产权为取向的财产权制度;以企业制度创新为保障,建立保证创新者分享知识创新收益的企业治理结构;以

刘新竹[8]2016年在《我国高校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增速放缓至7%左右,并面临传统产业竞争力下滑、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资源濒临枯竭、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等问题,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我国从制定“九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长期以来,很多地方还是在延续过去经济发展的方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转变。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在新的历史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科技创新是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源泉,是产业、区域乃至国家竞争力提升的根本保证。在当前资源约束、能源约束、环境约束的背景下,没有创新支撑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高校科技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但现有文献鲜少有对高校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进行详细讨论的,本文尝试深入探讨这一命题,对于提升高校科技创新水平,提升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既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第一,高校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在研究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途径和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的基础上,本文提出高校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的综合作用:高校科技创新促进企业效率提高、高校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高校科技创新促进节能减排,从这叁个方面阐述了高校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并分析了影响高校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因素。第二,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区域评价。按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构成模型,本文从科技创新基础、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网络、科技创新产出及科技成果商业化5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2004—2013年的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价,发现区域间和区域内高校科技创新能力都存在较大差异,我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整体水平偏低。第叁,高校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促进作用实证分析。本文利用2004—2013年中国各省以及8个区域面板数据,分别针对高校科技创新对提高企业效率、高校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及高校科技创新对减少环境污染叁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高校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已经初步显现,在多数实证分析结果中得到验证。从8个区域的结果对比来看,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高校科技创新的这一作用效应强于其他地区。通过对我国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一方面对高校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模型加以验证,另一方面相对合理地评价分析我国各区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为制定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高校科技创新政策提供参考,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价值。

颜景毅[9]2015年在《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广告业恢复发展以来尽管持续高速增长,但发展方式却是粗放型的,并造成中国广告产业低集中度、泛专业化的产业后果。其主要原因是政府缺位,选择了不符合中国实际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开放背景下的产业发展模式。要实现中国广告产业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就必须改变既有的广告产业发展模式,变政府缺位为政府到位,进行新的广告产业发展制度的设计和选择,建设国家广告产业园即是政府广告行业主管部门,为实现中国广告产业的集约化发展所进行的重大的制度创新和国家产业行动。自2011年启动至今,作为国家广告产业集约化发展转型的主体依托,并承担了集约化发展转型示范和引领职责的国家广告产业园的集约化发展进程如何?又怎样推动其朝着既定目标不断向前发展?这就是本论文的研究初衷。论文围绕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这个主题,从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分析框架的建立、国家广告产业园建设的制度安排、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的实证分析、国家广告产业园管理模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的路径选择等方面展开研究。鉴于此前对于国家广告产业园的研究多流于非实证化的泛泛而论,本论文采取了实证分析的方法,采集了14家国家广告产业园运营方和216家入园广告企业有关集约化发展的数据资料,并实地走访考察了8家10区的国家广告产业园,从而使论文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基础上。为了科学分析和评价国家广告产业园的集约化发展状况,论文通过梳理集约化理论,结合产业园区和广告产业园区的集约化发展特点,提出了以规模、结构、效率叁个分析维度构成的分析框架。在此分析框架和实证调查数据资料的支撑下,论文发现国家广告产业园在规模方面,呈现出发展规模不高且不均衡的状态。在结构方面,虽然产业结构还较为合理,广告产业主体地位也较为突出,创意设计和新媒体成为各园区主体产业节点和业态,但也存在规模企业偏少,产业集中度不高等缺陷。在效率方面,尽管整体投入产出效率,以及与所处市域广告产业的比较经营效率较高,但单位经营效率与单位面积经营效率却明显过低。无论是规模、结构,或者效率,这叁个方面都呈现同样的园区之间的较大差异性。针对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中取得的进展、存在和出现的问题,论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首先提出了国家广告产业园的管理模式应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的战略选择观点,认为国家广告产业园建设运营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重点任务,也需要不同的运营管理模式来保障。建设期的政府主导模式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运营期政府主导模式向市场主导模式的转型,同样具有必要性和必然性。运营期的政府职能不是完全退位,而是转变为服务-督导角色,既服务于园区的企业化经营管理,又督促其承担必需的广告公共服务职能,沿着集约化的既定路线演进。在政府扶上马又全程护驾的背景下,运营企业在充分用好扶持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必须寻找到稳定持续的盈利模式,才能不断发展壮大,才能够承担好广告的公共服务职责,推动园区及其入园企业顺利地实现集约化发展的目标。在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基本路径的探寻上,论文认为可以从完善广告产业链、扶持重点广告业态、壮大龙头企业和培育广告产业集群等四大路径入手。完善的广告产业链并不是完整的广告产业链,其核心在于围绕园区特色化的广告服务需求而自然聚集形成的广告生产和服务网络,也不一定都要在园区内聚集。重点业态主要集中在数字广告企业、依附业态和融合型业态等方面。这些业态都符合了当下广告产业的发展趋势。重点业态的扶持,重点不在于这些业态中的企业个体,而是政府,特别是运营方要通过扶持优惠激励政策、专人服务、需求供给、整合推广等手段,来服务和推动。龙头企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发挥政府、行业组织、运营方的作用,更要发挥其自身作为园区集约化发展主体的作用和示范价值。没有龙头企业的集约化经营管理,就难以形成具有集约效应的大型广告企业,没有这些集约化的大型企业,龙头企业的培育也难以达成。广告产业园区的产业集群应该是实体性广告产业集群与虚拟性广告产业集群齐举并进,从而加速集约化的发展进程。

霍忻[10]2016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日益深入,国际生产与分工逐步活跃与专业化,生产链条涵盖了要素禀赋不同和比较优势各异的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跨国资源整合和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国际转移逐渐成为世界经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各主要国家或地区之间在经济资源互补性和经济发展联动性等方面的相互影响日渐密切和深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格局初现端倪,推动了世界各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和全面发展。在如今高度开放、自由和密切关联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中,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外部资源的获取、吸收和利用,仅仅依靠国内要素资源尚不能构成对国内经济发展的有效带动,综合利用国内外生产要素,实现稀缺和战略性资源的跨国际转移已然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发展经济、优化结构的重要举措。作为一种新兴且重要的国际要素资源转移路径,对外直接投资有效连接了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进步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促进了经济资源的国际流动、全球共享和优化配置,形成了对母国国内经济发展各领域的深刻影响,并在转移落后产业、优化母国产业和经济结构以及释放经济发展潜能等方面发挥着日益显着的重要作用,逐渐发展成为影响全球经济格局演变趋势、母国经济发展走势以及产业结构演化进程的重要引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经济领域改革成效逐步释放,改革红利日臻凸显,经济结构稳步调整,产业结构日渐优化,一大批落后产能逐渐被淘汰,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日崛起,产业发展潜能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带动了国内经济领域其它方面的调整和优化。与此同时,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也得到了进一步优化,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实现了规模总量和质量水平的同步提升,特别是“走出去”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入世”的客观实际更是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发展契机。在此背景下,诸多国内经营企业纷纷开始跨越国门,开展面向全球市场的海外直接投资,积极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和合作,在世界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强筋健骨。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蓬勃发展的同时,国内产业结构也在不断的进行调整和升级换代,这其中暗含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有效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其中间环节又是怎样?这些理论问题至今未曾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同。目前,我国经济运行逐步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然成为当下国内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充分挖掘和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在这一方面的潜力对上述任务的顺利完成和国内经济转型的进一步带动具有重大的引导作用和实践意义。鉴于如上现状,本研究以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为研究落脚点,秉承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逻辑脉络,通过现状描述、数理推导、机理阐述、案例探讨和实证分析等多种途径具体研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以期能够对这一研究主题进行全面和系统的探究。从章节安排方面来讲,本研究可具体划分为九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和阐释本研究的选题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内容安排、框架结构、研究方法以及主要创新点等内容,并对全文研究规划进行概括性总结;第二章为概念界定和基础理论,主要对本研究的关键概念做出了具体解释和界定,同时对相关基础理论进行了回顾和阐述;第叁章主要描述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的演变进程和发展现状,从宏观层面对实际状况进行概括性解读;第四章运用博弈模型、灰色关联模型和引力模型的研究方法论证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存在性,为后续研究做好铺垫;第五章采用机制分析法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叁个层面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产业升级效应的实现机理,丰富和完善了本研究的结构体系;第六章运用修正后的国际研发溢出回归模型考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产业升级整体和区域差异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产业升级效应的影响因素问题。此外本章还通过案例分析解读了美国、日本两大经济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优化产业结构的客观事实,以期能够完善研究内容;第七章和第八章在归纳前述章节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指出了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对后续研究做出了展望。本研究获得如下几点研究结论:(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和同步性,这种内在关系暗含在两者的长期变动之中;(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影响国内产业结构升级;(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将通过微观、中观和宏观叁个层面实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拉动;(4)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逆向技术溢出环节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并且这种效应存在显着的地域差异,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显着、中部地区略显和西部地区微弱;(5)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产业升级效应受到人力资本、技术差距、研发强度和产权政策等因素的多重影响。本研究基于如上研究结论从深入贯彻“走出去”战略、完善投资结构、培育新兴产业、提升自主创新和技术吸纳能力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以引导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好地推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参考文献:

[1]. 大学科技产业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问题实证研究[D]. 李峰. 武汉理工大学. 2003

[2]. 论自主创新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D]. 黄寰. 四川大学. 2006

[3].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情景下产学知识协同创新机制研究[D]. 王凯. 浙江大学. 2016

[4]. 吉林省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研究[D]. 王锐. 吉林大学. 2017

[5]. 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D]. 冯年华. 南京农业大学. 2003

[6]. 创意产业区演化与大都市空间重构机理研究[D]. 马仁锋.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7]. 黑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模式研究[D]. 韩立华.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6

[8]. 我国高校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研究[D]. 刘新竹. 辽宁大学. 2016

[9]. 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研究[D]. 颜景毅. 武汉大学. 2015

[10].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D]. 霍忻.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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