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佳红[1]2003年在《《谷梁》学在西汉的兴起及意义》文中研究指明自汉武帝统治时，董仲舒以《公羊》学理论的“天人叁策”献于皇帝后，公羊学从此兴盛，汉武帝一朝就在《公羊》学理论指导下进行一系列的开边、改制等活动。继武帝以后的昭宣也在霍光与桑弘羊的辅佐下继续武帝的策略。但是，在宣帝甘露叁年的石渠阁会议上，一改《公羊》学独霸的局面，增立《谷梁春秋》博士。自此以后到王莽时期，朝廷的许多政策也就以《谷梁》学为指导思想。本文就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谷梁》学在西汉的兴起及意义进行分析。 1、《谷梁》学兴起的原因探源 《谷梁》学在西汉兴起的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亦或统治者的偏爱都可以成为理由。但我想从《谷梁》学之所以瓜分与替代《公羊》学，即从《公羊》学理论和武、昭、宣政策的矛盾来着手。政策的发展与变化，环境与局势的改变，最高的理论指导思想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谷梁》学正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兴起的。 2、《公羊传》与《谷梁传》及《公羊》学与《谷梁》学的差异 如果没有自身的理论作为坚强的后盾，《谷梁》学也不可能脱颖而出。因此，还应从《谷梁》与《公羊》在内容上的差异来找出它们兴替的原因。《谷梁传》与《公羊传》的区别，《谷梁》学与《公羊》学也有迥然不同的方面，正是这种差异成为了《谷梁》学兴起的又一原因。 3、《谷梁》学的兴起及过程 由于以上两点内外原因，《谷梁》学经过最初申公时期的初步发展，卫太子时期的潜伏努力，终于在宣帝甘露叁年的石渠阁会议辩论中成功兴起，被列为博士。 4、《谷梁》学兴起后对西汉后期的政治文化意义 《谷梁》学兴起以后，它的思想在元、成、哀、平等朝中都有着深远的意义。无论是宣元之际的“务行宽大”、“勿行苛政”，元、成、哀时期的改制运动，还是王莽时的复古改制等，可以说都是在《谷梁》学思想的指引下进行的。
袁宝君[2]2010年在《民国春秋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春秋》学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上流泽深远,然民国肇造,社会突变,学术替嬗,《春秋》学亦在中西、新旧冲撞融合的潮流挟裹下,与时俱变地染上时代色彩。本文在系统梳理民国春秋学之发展演变的基础上,从文献学、学术史及思想文化史诸方面对民国春秋学进行宏观综合考察;同时,对民国时期重要学人的《春秋》学作具体研究和微观考量,在研究方法上,将文献学、训诂学和诠释学等视角相融合,综合采用文本解读、分析归纳、训诂等方法,以期能够全面把握本时期《春秋》学之发展全貌。学界至今对民国时期的春秋学尚缺少全局式、系统性研究,或局限于个案考量,或浅论略涉,鲜有专着问世。故对民国《春秋》学的发展予以深入探讨和考察,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儒学以及整个传统文化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循上述要旨,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释:第一章对历代春秋学做简要回顾,特别是对晚清春秋学进行一定考察,以此作为民国春秋学研究之序幕,意在审视春秋学在不同时代之因袭与创新。第二章则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民国《春秋》文献学进行梳理,从文献题录、出版、文献流失和寻访等方面系统考察民国时期春秋学文献的概貌。第叁章,民国春秋学典籍考证,展现民国学人在新理论和新方法的指导下,对《春秋》叁传之作者、时代、性质等考证成果。第四章主要考察了民国初年经今古文学家对春秋学的发挥、利用,对建立“孔教会”、为帝制复辟摇旗呐喊的康有为及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的春秋学做了系统考量。其时帝制虽废,而孔经却借袁、张复辟帝制而还魂,这一时期的春秋学仍是传统春秋学研究方法的延续,同时仍不脱其缘饰政治的特点。第五章探讨了新文化运动冲决下渐趋多样化的春秋学研究,这一时期的春秋学形式上多元化,内容上也渐与现代学术相结合而走向科学化,“古史辨”派、“新考据”派以及经学史整理中的各家学者各依其旨对春秋学做了深入研究。第六章进一步考察了抗日战争时期各派政治势力及时人学者对春秋学的研究利用。《春秋》包含众多“大义”,历来为统治者所援引利用,不仅南京国民政府,日本帝国主义、伪满、汪伪等汉奸们也在利用它,以寻求所谓的正统。同时,爱国学人如杨树达等也积极阐发春秋“复仇”“攘夷”等大义,激发抗战之志。第七章对民国新儒家学派的春秋学做了粗疏探讨,以展现此派学人为复兴儒学所做之努力。最后一章则从整体上论述了春秋学的近代化学术转型,以春秋学为代表的儒家经学,虽然在近代社会剧变,特别是在帝制覆亡、民主共和国建立的新时代,逐渐丧失其在学术、思想及政治上的独尊地位,但是其影响却没用因为皇帝的倒台而消失。从民国春秋学的发展替嬗可以看出,民国时期,以儒家经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虽失去了皇家政治的庇护,又面对“西学”的强势冲击,但它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仍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当然其学术研究也逐渐科学化,由传统的经学研究而向现代史学、哲学、文学等研究过渡。春秋学自汉代儒术独尊至近代帝制灭亡的漫长历史长河中,与官方政治依附攀缘,互相借势。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春秋》学充分展示了其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经世功用,晚清时期无论是古文经学派、今文经学派、还是宋学派,都对春秋学的学术研究以及在政治实践上的应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或凭借公羊学的“微言大义”、经世致用的特点,结合“叁世说”变法维新,积极主张社会变革;或利用《左传》学严辨华夷的经义,鼓吹排满革命;或埋头经传注疏,以学术作为天下之公器。民国初创,帝制覆亡,天变道销,儒家经学虽在思想上失去了独尊的地位,但《春秋》学缘饰政治的特点,仍被民国时期的少数儒者经师、各派政治集团援引利用。然而随着新文化运动“科学”“民主”思想的传播,各派学人也逐渐揭开经学神秘的面纱,从不同角度对《春秋》学进行整理探讨,《春秋》学也随之转入哲学、史学等领域的研究,而完成了自身向现代学术的转型。
李赞赞[3]2014年在《两汉《谷梁春秋》经传诠释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两汉是经学的昌明时代，经学因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而跃居思想意识领域的统治性地位。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谷梁春秋》，因其较为符合经文原意的义理阐发，而受到了刘汉君臣的青睐。从其经传流传尤其是官学的兴废看，《谷梁春秋》经传在整个汉代，自汉宣达到高峰后，日渐受到《公羊春秋》的挤压与《左氏春秋》的挑战，而走向了官学地位的没落。但从其自身的诠释理路的内部考察看，自西汉之初文本形成后，汉儒便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通过独具两汉特色的经传诠释，如章句、训诂和神学性诠释等，推动着《谷梁》学在汉代的一步步发展与成熟。换言之，从其逻辑进程来看，《谷梁春秋》经传诠释在两汉则经历了从发端到逐步完善的演进过程。本文将通过着重考察《谷梁春秋》经传在两汉的诠释基础、诠释类型、诠释理路、诠释内容等诸方面，全面把握两汉《谷梁春秋》经传的诠释特色；进而主要从汉儒文献学诠释与“日、月、时”例发微等方面，管窥了其对晋唐《谷梁》学的历史影响。
吴涛[4]2007年在《论西汉的《谷梁》学》文中指出本文利用业师朱维铮先生的理论，以“学随术变”的视角对西汉《谷梁传》的发展历程和西汉中后期《公羊》《谷梁》的升降进行了考察。发现“术”对“学”的选择是整个西汉中后期《春秋》学演变历程的根本原因所在。本文首先对西汉初年《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考察，证明了西汉前期是《公羊》和《谷梁》的文本和解释体系形成的重要时期。接着本文回顾了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过程，证明了《公羊》家以自己之“学”对汉武帝的统治术的迎合与《公羊》之所以获得青睐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董仲舒所谓“《春秋》无达辞”所隐含的“学”对“术”的迎合和公孙弘的具体实践。分析了《公羊》的通叁统、张叁世、为汉制法等对西汉政权合法性的论证作用，更化说对汉武帝改制的指导意义。指出了《谷梁传》在汉武帝时期未能显赫的原因之一即在于缺乏这样的迎合和论证。但是汉武帝却并非出于对《公羊》之“学”的深入学习而产生爱好后做出这一选择的，《公羊》只是他用来缘饰其统治术的工具。很快他的君人南面之“术”就与《公羊》家之“学”产生了矛盾，巫蛊事件中的父子反目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一矛盾的反映。而所谓的“轮台罪己”并不具有改变其“术”的意义，这就进一步深化了“术”与“学”的矛盾，体现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的激烈批评上。证明了在汉武帝及其身后，“学”、“术”两分的趋势在不断的发展，而“学”与“术”的疏离也促使《公羊》家之“学”开始变更其对“术”的支持立场，同时“术”也开始考虑要用另外的“学”来取代《公羊》家之学。于是就有了汉宣帝后期石渠阁会议的召开。该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把《谷梁传》立于学官，而汉宣帝之所以选择《谷梁》除了一些具体的政治原因外，就是因为《谷梁》之“学”更符合其“霸王道杂之”之“术”的要求。经过了十多年准备的汉宣帝立《谷梁传》于学官的努力在他生前是获得了成功，但《谷梁》之“学”并、没有完全能够取代《公羊》之“学”的地位。本文在对比了《公羊》、《谷梁》二家之“学”后，对《谷梁》兴而不盛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对晚清以来一些极端的说法进行了辩驳。“术”“学”两分的矛盾并没有因为汉宣帝石渠阁会议的召开而获得根本性的缓解，“学”对“术”的威胁和挑战势必然促使“术”对“学”进行了新一轮的选择。于是发生了建平元年在汉哀帝的支持下刘歆倡立古文，尤其是《左传》。他们的这一举动和汉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有着同样的目的，不过由于哀帝朝诡谲的政治斗争，使他们的目的没有实现。本文为了更有利于理解刘歆争立古文经的意义，还对汉哀帝本文和刘歆与王莽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考察。通过本文的考察发现，在“学”与“术”两分的中世纪，“学”与“术”的矛盾中“术”是积极主动的因素，“术”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术”对“学”的选择是推动西汉《春秋》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从而再一次验证了朱先生“学随术变”的论断。
刘大年[5]1999年在《评近代经学》文中指出引言王国维在告别他心爱的哲学研究时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近代经学这个题目,我捡起来,又搁下,反反复复,耗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现在要作个了结。不过没有可能像王国维那样从此开个新的头。当前中国正处在现代化建设中,阐释孔子学说的经学与人们关心的现代化建设中的种种问题,相隔何止像隔山!如今为什么还要提出来评论呢?任何一种思想学说都有一定的范围。要求
谢桃坊[6]2014年在《新儒学家发现的儒家之道及其意义》文中认为儒家之道是儒学的理论基础,它作为儒学的形而上的逻辑的发端是存在的。儒家圣人孔子称赞其弟子曾参于其道“一以贯之”。其他弟子问曾参这“道”是什么?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忠恕”仅是儒家之道的外在表现,并非形而上之道的本体。子贡能从孔子平日的威仪与文辞见到其道德的显露,却从未听孔子谈过“性与天道”的问题。儒家亚圣孟子承传孔子之道,但并
舒大刚, 任利荣[7]2014年在《成都文翁石室丛考》文中提出儒学始自孔子,传于七十二子,其后遂流布天下。教学育人,春风化雨。正如《汉书·艺文志》言:“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1)儒学以六经为典,以仁义为旨,以尧舜文武为祖,以孔子为宗,终而以助人君为政治国“顺阴阳明教化”是也。儒学创立之初,未被引以
党怀兴[8]2009年在《论碑刻文献的文化研究价值》文中提出碑刻文献是古代文献中的独特种类。古往今来,丰富的碑刻文献,其内容极其广泛,是展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百科全书。近年来研究成果不断问世,为今后碑刻文献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方向。
尚永琪[9]2000年在《六朝义疏的产生问题考略》文中提出一、纸的大量运用与疏本的兴盛在考察义疏的产生及与之相关的诸问题之前,很有必要对义疏这一名词的涵义作点探讨。义疏之“义”是文义的意思,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疏”的理解。诸多文献学着作释疏为“疏通”的意思,并因之认为义疏即是种疏通文义的注释方法~①,这种看法施之后世固无不可,但从义疏的产生背景来讲,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参考文献：
[1]. 《谷梁》学在西汉的兴起及意义[D]. 袁佳红. 重庆师范大学. 2003
[2]. 民国春秋学研究[D]. 袁宝君. 山东师范大学. 2010
[3]. 两汉《谷梁春秋》经传诠释研究[D]. 李赞赞. 曲阜师范大学. 2014
[4]. 论西汉的《谷梁》学[D]. 吴涛. 复旦大学. 2007
[5]. 评近代经学[J]. 刘大年. 明清论丛. 1999
[6]. 新儒学家发现的儒家之道及其意义[J]. 谢桃坊. 国学. 2014
[7]. 成都文翁石室丛考[J]. 舒大刚, 任利荣. 国学. 2014
[8]. 论碑刻文献的文化研究价值[J]. 党怀兴. 人类文化遗产保护. 2009
[9]. 六朝义疏的产生问题考略[J]. 尚永琪.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2000
标签：中国古代史论文; 儒家论文; 汉朝论文; 汉武帝论文; 国学论文; 公羊传论文; 经学论文; 谷梁传论文; 春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