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吸引外商投资建立研发中心（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曾杰[2]（2021）在《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国际经济交往日益紧密,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其所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被逐渐关注。“入世”以来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不断深入推进,中国企业开始加速布局海外市场,对外直接投资（OFDI）迅速增长（1）,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369.1亿美元,已经多年位列世界第2位。2002—2019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50倍,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6%（2）,远超全球平均水平。企业通过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可以获取更加先进的技术、人力资本、管理经验等研发资源,并传导回母国,实现母国技术进步。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方式,可借此突破技术瓶颈,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对于一国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驱动作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只有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才能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我国经济经过多年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已经显着增强,但是在研发投入强度和万人专利拥有量等科技创新指标上和发达国家依然有一定差距。在经济新常态时期,迫切需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才能有效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而对外直接投资作为经济新常态下的外向型引擎,应充分释放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巨大潜能。发达国家是先进技术的来源国,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问题,从宏观和微观视角进行实证分析,解答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如何以及有哪些影响因素,对于为国内经济发展寻找新动能,指导中国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实现技术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和规范分析法等多种分析方法,遵循理论基础、现状分析、机理分析、实证分析、结论建议的研究思路,深入具体地研究了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问题。从结构安排来看,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各部分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点和不足。第二章是理论综述,明确界定几个关键概念,阐述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理论、国际技术溢出理论以及企业异质性理论。第三章是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概述,包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特征,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和面临的新形势。第四章是OFDI促进母国技术创新的机理与影响因素,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阐述机理,从母国和东道国两个角度阐述影响因素,最后以华为公司为例进行案例分析。第五章从宏观视角对中国向发达国家OFDI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包括母国吸收能力视角和东道国视角两部分内容,母国吸收能力视角的分析包括总体检验和门槛特征检验。第六章从微观视角对中国向发达国家OFDI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实证分析,阐述了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OFDI的特征,并进行企业异质性分析。然后对企业OFDI促进技术创新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包括初始检验,动态效应检验,异质性投资动机检验和异质性进入模式检验等几个方面。第七章为结论和建议,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得出如下几点研究结论:（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但投资行业集中度较高,区位分布不均衡。对发达国家投资比重过低,但投资增速很快、区域集中。近几年发达国家加大外商投资审查监管力度,中资企业OFDI面临更大阻力。（2）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创新的机理,主要通过企业微观、产业中观和国家宏观三个层面进行传导。（3）从宏观视角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对国内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着为正,远高于对发展中国家OFDI的促进作用。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母国吸收能力存在门槛效应。东道国的技术差距、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研发支出和技术创新能力等影响因素,与对发达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都呈现出显着的正相关关系。（4）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对外投资占比为40%,其中61%投向发达国家。在研发投入、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三方面,向发达国家OFDI企业均强于向发展中国家OFDI企业和非OFDI企业。（5）从企业微观视角实证检验,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PSM-DID）,结果表明企业对发达国家OFDI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着为正,但技术寻求型企业获取的技术创新效应优势不明显,说明从发达国家获取到的先进技术很有限。动态效应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采用绿地投资模式的企业获取的技术进步要明显高于采用并购投资的企业。
莉姿（CHANTHANILEUTH VILATPHORN）[3]（2020）在《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老挝实行经济开放以来,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这得益于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不断完善。当前,老挝政府在为继续积极吸引外资作出努力,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老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技术进步、推动相关制度变革等具有重要作用。随着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作用于老挝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挤入效应非常明显,在间接促进了老挝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促进了老挝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就业率的提升。当然,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产生了挤出效应,包括对老挝本土企业竞争力的削弱以及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本文结合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理论,基于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与老挝经济发展现实,探讨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历程,剖析制度理论框架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特征与动因,进而对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基本内容展开研究,分析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功能与效应,研究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产生的效应机理与路径依赖及其经济效应。根据制度变迁理论与制度效应理论,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种市场经济下的制度安排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具有促进作用。在戴维·菲尼的理论框架下,影响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因素代表了建立制度变化实证模型的一个重要方法。因此,我们在对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时,需要把有关影响制度供给与需求的重要因素考虑在内。在老挝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逐渐转变的过程当中,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投资制度内容的“介入”,不断作用于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和效应。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产生了一个基本命题,即:制度是内生的,它对经济增长会产生重大影响,制度的作用最终体现在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作为一个庞大的制度分支体系,其影响过程必然不是由一种FDI数据值来反映的,而是由多种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倾向的数据指标集展现的（即FDI制度因子）,鉴于这种多对一评价值模型具有较高系数的分散性,本文以准入制度、审批制度、管理制度和鼓励制度为FDI制度评价指标体系中的4个一级维度指标,并分别从4个不同制度视角选取维度变量,借助MATLAB软件,对变量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因子分析,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计量经济模型,利用协整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和老挝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老挝短期的政策鼓励并不能完全刺激外商直接投资比例的增加。从长期发展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与老挝经济增长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影响,且这种正相关以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FDI综合制度值,老挝GDP将会增加0.7259%。且外商直接投资短期内对老挝的经济增长（GDP）的影响相对较小,即FDI波动1个百分点,那么经济增长将同向变化0.391628个百分点,且GDP的调整系数为-2.093457。整体来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与老挝经济增长间存在正相关的互作关系,其中管理制度、准入制度及鼓励制度是促进老挝经济增长和FDI投入的主要影响因子,由此得证老挝的FDI制度体系及其变迁总值可以刺激和促进老挝的经济增长,且拥有明显的经济效应。基于此,本文在最后通过对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与定位的分析,给出了提升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以及规避挤出效应的制度完善对策与建议,认为在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时应注重老挝与外国投资企业的战略目标的协调,应结合老挝社会与经济发展实际建立动态管理模式。注重对制度环境特别是法治环境与公平竞争环境的维护并充分发挥政府中介引导作用。
蒋鹏飞[4]（2020）在《FDI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文中认为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开放、贸易壁垒减少、交通和通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跨国生产和销售成本降低,以全球垂直生产网络扩大为特征的生产新模式出现,全球经济日益围绕全球价值链构建。跨国公司通过FDI和外包将达到一定程度标准化的活动环节配置到全球范围内的低成本国家或地区。FDI、外包和全球采购构建起复杂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大量引进外资并发展加工贸易,积极融入全球经济,嵌入全球价值链。中国贸易规模很大,但由于加工贸易占比较高,中国整体上仍然处于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跨国公司将价值链低端活动环节转移至中国的同时,许多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进入中国,污染转移,加重中国生态环境的负担。国内劳动力成本上涨、逆全球化趋势和全球贸易摩擦加剧,中国引进外资的困难进一步加大。面临这样的形势,正确认识FDI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国GVC分工地位有助于中国制定合理的FDI政策、优化引资结构、提升FDI质量、提高中国GVC分工地位、扩大经济收入和促进经济增长。GVC分工理论是对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FDI理论与国际分工理论的融合与发展中有关FDI影响国际分工的分析,在GVC背景下,基本仍是适用的,只是由对最终品分工转变为对价值链不同活动环节的分工。各国或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影响国际分工,FDI通过各国或各地区的生产率和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对国际分工产生影响。根据比较优势的定义,一国或一地区的比较优势受本国和外国因素影响,如一国在价值链不同活动环节的生产率比较优势受该国和外国价值链不同活动环节的生产率影响,一国在价值链不同活动环节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受该国和外国要素禀赋影响。在静态分析中,FDI东道国和母国的要素禀赋和价值链不同活动环节的生产率水平都不会发生改变,因此FDI不会影响东道国GVC分工地位。在动态分析中,FDI通过东道国和母国的高端和低端活动环节的生产率,改变东道国具有生产率比较优势的活动环节,从而改变东道国GVC分工地位。FDI通过东道国和母国的要素禀赋改变东道国具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活动环节,从而改变东道国GVC分工地位。以往有关FDI对东道国GVC分工地位影响的研究主要考虑FDI通过改变东道国技术进而影响东道国GVC分工地位。鲜有文献基于国际分工的基础比较优势分析FDI对GVC分工地位的影响,本文分析FDI通过东道国和母国的生产率和要素禀赋四条渠道影响东道国比较优势,进而影响东道国GVC分工地位。FDI平均项目规模、技术水平、出口能力显示中国FDI主要流向价值链低端活动环节。中国比较优势、全球消费主体为发达国家和中国人力资本较低三方面解释了FDI主要流向价值链低端活动环节的原因。本文使用2004-2011年的行业层面数据,实证研究发现FDI总体上提高了中国GVC分工地位。具体机制而言,FDI通过提高中国高端活动环节与低端活动环节生产率之比,使中国的GVC分工地位提高。2004-2011年,FDI主要集中于低端活动环节,FDI主要采取垂直无形资产转移而非水平无形资产转移提高了中国高端活动环节的生产率,并且FDI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使得中国低端活动环节的生产率与国外差距不断缩小,趋于一致,高端活动环节的生产率逐步提高,中国GVC分工地位提高。FDI通过提高母国高端活动环节与低端活动环节生产率之比,使中国的GVC分工地位下降。跨国公司通过FDI将价值链低端活动环节转移到中国,跨国公司母公司主要从事价值链高端活动环节。由于出口学习效应,母国低端活动环节生产率降低。通过示范效应、人员流动效应、竞争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使得母国高端活动环节生产率提高,中国的GVC分工地位下降。FDI通过中国和母国的要素禀赋对中国GVC分工地位影响不显着。由于FDI主要流入价值链低端活动环节,使母国资本减少的同时,使母国就业减少,导致母国要素禀赋结构不变,进而对中国GVC分工地位没有影响。FDI主要流入价值链低端活动环节,使中国资本增加的同时,使中国就业增加,导致中国要素禀赋结构不变,进而对中国GVC分工地位没有影响。本文进一步对不同生产率水平和不同GVC参与度的行业进行分组面板回归,发现FDI对中国较低生产率水平的行业GVC分工地位有正向影响,FDI对中国较高生产率水平的行业GVC分工地位有负向影响但不显着。FDI对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中国行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不同,可能是由于相对于较高生产率水平的行业,较低生产率水平的行业中,FDI更容易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使中国和母国的高端活动环节生产率逐步提高,且FDI对前者影响大于后者,从而提高中国GVC分工地位。与低和中等GVC参与度的行业相比,FDI对中国高GVC参与度的行业GVC分工地位正向影响更显着。这一结果表明只有在GVC参与度达到一定水平时,FDI的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人员流动效应才会使中国高端活动环节的生产率逐步提高,中国GVC分工地位提高。只有在GVC参与度达到一定水平时,FDI才会促进母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使中国GVC分工地位降低。且前者的作用大于后者的作用,因此FDI对中国高GVC参与度的行业GVC分工地位有正向影响。若FDI主要流入中国价值链高端活动环节,FDI的类型则主要是市场寻求型,出口学习效应的存在使得母国高端活动环节生产率的下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价值链低端活动环节的生产率与国外差距不断缩小,趋于一致。FDI主要流入中国价值链高端活动环节有利于中国高端活动环节的生产率提高。价值链高端活动环节往往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若FDI主要流入中国价值链高端活动环节,母国的资本减少量远远超过就业,阻碍母国要素禀赋结构升级。FDI主要流入中国价值链高端活动环节有利于中国资本积累,促进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因此,高端环节的FDI通过中国和母国的生产率和要素禀赋提高中国GVC分工地位。FDI作为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途径,利用FDI提高中国GVC分工地位既要“顺势而为”,也要“造势而为”。中国应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吸引FDI、提高低端环节FDI的利用、促进高端环节FDI的吸收、调整税收制度引导外资流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等。
曹鸿宇[5]（2020）在《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已深度参与到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格局中,而吸引外资（FDI）流入中国市场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持续不断地推进对外开放,特别是吸引和利用外资为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劲、持续的推动力,在这其中外资政策的改革和完善对于中国吸引和利用外资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总体而言,中国过去的外资准入政策始终是朝着自由化方向改革,显着提升了中国市场对外开放水平,也对国内制度和政策调整起到倒逼改革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从依赖大规模物质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以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为主旨的高水平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的目标也从以“量”为主转变为“质”“量”齐增。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前一阶段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动能正在减弱,亟需通过创新驱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消解中国传统增长红利不断下降的影响。可以说创新已经成为未来中国发展全局中的核心要素。外部因素方面,与创新活动相关的外资政策逐渐成为中国在国际经贸环境中面临的焦点问题之一。以美国启动对华301调查为标志,美国将中国的外资管理政策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挂钩,过去较长时间里中国曾广泛实施的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被美国指为中国间接实施“强制性技术转让”的手段。中国曾对外资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方针,旨在借助外部资源培育和强化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技术创新水平。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对国内法律法规中不符合WTO规则的内容进行了修订,“以市场换技术”也在官方发声中逐渐淡出。《外商投资法》的颁布使“强制性技术转让”在中国已经构成违法行为。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美国对中国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指责并无法理基础,各国针对外资实施的合资要求措施属于合规手段。不过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一政策对中国创新发展的真实效果如何还有待考量。本文围绕外资开放与中国创新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讨论,将研究的落脚点具体到企业创新问题上,分别从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讨论了外资自由化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对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这一规定的创新效应进行了分析。本文从理论层面对外资自由化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讨论,发现外资无论是在企业层面还是行业层面对东道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都是双向的。具体来看,企业层面外资进入的技术转让效应有益于东道国企业开展创新活动,而外商成分则可能会使企业过度依赖外部技术转移放弃自主创新,这种情况在外商独资企业更加明显;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能够通过人员流动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东道国企业创新,而外资进入的竞争效应对于东道国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定,但在市场规模较大的行业倾向于正向作用。为了验证理论分析的结论,本文在借鉴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选取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企业专利申请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对外资自由化对中国企业的创新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层面的外资份额提升对企业自主创新带来了抑制效应,这种效应主要来源于外商独资企业;而行业层面的外资流入则能够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对合资要求的单独分析发现,对外资设定合资要求强化了外资成分对东道国企业所带来的创新惰性,取消合资要求有助于使外资对东道国企业创新带来促进作用。拓展分析的结果发现,外资流入对高技术产业会自主创新会带来额外的负面影响;对不同类型专利的回归结果发现,外资进入对企业申请不同类型专利的影响方向与对全部专利申请的影响一致,但影响的效果有所差异;而基于地理位置差别进行的分样本回归显示,企业层面的外资进入对西部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最大,对东部企业其次,对中部企业不显着;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对西部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中部企业其次,对东部企业最小。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外资进入无论是在微观企业层面还是宏观行业层面,对于中国企业的创新都能带来有益的影响,仅在外商独资形式的企业中可能出现“创新惰性”的情况,不过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无论是全部外商投资企业还是外商独资企业都会倾向于从事更多的创新活动。而针对外商投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单独分析发现,合资要求的存在与企业实现创新发展的路径背道而驰,中国企业并未从外资合资要求政策的实施中获取有助于自主创新的效果。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本文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破除意识上的封闭和模糊。第二,推动以质量为导向的引资政策,鼓励外资与投后研发相结合。第三,减少对外资的直接限制,摒弃对外资准入的合资要求规定。第四,完善中国的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第五,构建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第六,通过多方面渠道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逐步构建高水平的投资治理环境。第七,增强企业的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培育技术创新主体。第八,进一步改善不同地区、行业的投资环境,促进外商投资全局协调性发展。第九,推进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治理水平。
宓晓芬[6]（2020）在《国际直接投资双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国内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得以不断提升,但与科技实力雄厚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技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我国要真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贯彻落实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使科技深入融合到经济发展中。实现创新水平的提升,不仅要依靠国内自主研发,也要利用好国际投资渠道的技术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际投资的两大渠道,在我国已经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双向投资技术溢出的机制如何,双向投资技术溢出是否对我国国内的技术创新产生了显着影响。通过对其进行研究分析,可以为我国提升技术创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本文首先梳理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及国内外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和双向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其次,分析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创新的发展现状。再次,结合案例分析,阐述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机制,包括示范模仿机制、竞争机制、人员流动机制和产业关联机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制,包括规模化机制、人才流动机制、产业关联机制和研发投入增长机制;双向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机制,包括市场竞争机制、汇率传导机制和产业结构优化机制。然后,使用我国2008-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使用系统GMM方法研究双向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到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能显着提升我国技术创新能力,可能受到吸引的外资企业技术水平低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对我国发明专利并没有产生积极作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创新水平有促进作用,且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大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双向直接投资的交互作用有利于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即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创新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提高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国内研发资本对技术创新有重要影响;受人均受教育水平低的影响,人力资本未达到促进技术创新的效果。根据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以及技术创新的发展现状、双向投资的技术溢出机制和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提出对策建议:第一,加大投资促进力度,吸引外资提质增效;第二,完善服务体系,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第三,实现双向投资的协调发展;第四,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技术创新;第五,加大教育投入,培养创新型人才。
王茜颖[7]（2020）在《投资白皮书英译的文本功能实现策略 ——以《上海外商投资环境白皮书》汉英翻译项目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招商引资成了许多城市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投资白皮书作为一种应用型文本,是帮助外商了解投资当地的关键一环,有着明确的文本功能和目的。本文结合《2018上海外商投资环境白皮书》汉英翻译项目,探讨了本投资白皮书的文本特点和翻译难点,并结合其中的实例讨论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实现其文本的呼唤功能,希望能为其他译者在处理类似文本时提供一些思路。本文首先介绍了《2018上海外商投资环境白皮书》的文本特点以及笔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部分难点,接着结合翻译难点对本项目案例进行具体分析。通过比较初译和审校译文,总结归纳出以下策略以期实现其文本功能:在信息传递方面,跳出原文表面牵引,整理文中逻辑关系,适当重组句子结构,或从抽象信息中抽离出核心语义,显化关键信息;在文本可读性方面,一方面合理运用短语,使得结构清晰易读;另一方面突出行为主体及其能动性,同时选用富有表现力的修饰语发挥宣传效果,以期在译文中实现文本的“呼唤功能”;在“经济简明”方面,灵活运用替代等手法减少重复,同时必要时进行适当增译,补充相关背景信息,消除语言文化之间的障碍,满足目标读者的阅读需求。
刘登攀[8]（2019）在《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发生了重大战略转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成为亟需回答的时代命题。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方法、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进行研究,梳理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论述、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态势、总结了其主要特征,并进而研究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条件,最后提出了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战略策略,从而尝试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时代命题。全文共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其中导论部分包括研究述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等,正文包括五章。第一章着重从理论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时代命题。首先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内涵的界定,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与以前对外开放的区别;其次通过对党的十八大之前对外开放理论的梳理,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找到理论渊源,也更好弄清其与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区别;第三则通过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系统总结和分析,为弄清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变找到理论基础;第四通过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论述的梳理,将其主要归结为开放方向、开放原则、开放路径、开放价值导向、开放与新发展理念、开放与国内治理、开放与世界治理等几个方面。第二章、第三章重点从实践层面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这一历史命题。第二章主要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态势,从总体上、从形式上把握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整体面貌。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实践的分析,也即对自由贸易区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服务业扩大开放、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人民币国际化等对外开放战略措施的分析,总结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生成,其基本内涵包括对标国际一流标准的全方位产业开放格局、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地理开放格局、“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投资开放格局、美元与人民币协同互补的货币开放格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重的地缘开放格局、多边区域双边兼顾的贸易开放格局。第三章通过国内与国际、历史与现实相比较的方法总结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呈现出的独特特征,从关键角度、从实质意义上把握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解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与其他对外开放区别,认清其在中国和世界对外开放史上的历史地位。其主要特征包括在治理方式上所呈现出的治理特征,在中国2000多年对外开放史上所呈现出的历史特征,在全球化500年历史上所呈现出的对于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的全球化特征,在中国和世界对外开放史上的比较中所呈现出的不同的价值导向特征。论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重点从实践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历史命题。第四章系统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内外部条件,即中国内部所拥有的优势和劣势,外部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内部来看,中国自身所拥有的对外开放优势主要包括庞大内部市场规模优势、又快又好的经济发展态势、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大幅提高的科技实力、稳定的宏观发展环境等五方面。中国对外开放的劣势主要包括高水平开放所需经济基础还不牢固、营商环境落后于世界一流水平、海外权益保护机制和能力处于起步阶段、科技创新水平与强国相比差距较大、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增加、资源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从外部来看,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的机遇主要包括面向发展中国家,抓住产能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机遇;面向发达国家,抓住承接服务产业国际转移机遇;面向新科技革命,抢抓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机遇;面向全球治理,抓住世界经济治理地位提升机遇。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主要包括价值链高低两端的挑战、全球经济治理上的挑战、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挑战、政治安全等复杂风险的挑战、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不认同的挑战。第五章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策略。通过对新时代对外开放实践和理论的总结,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策略的依据,并提出了核心战略、保障战略、对美战略、安全战略等四大战略。核心战略是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造中国引领世界发展的竞争力:其目标是塑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其基础是庞大市场和优质产能,其动力是抓住新科技革命机遇、占据价值链顶端,其主体是培育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其路径是“一体两翼”的建构途径,其保障是完善构建全球价值链的保障体系。保障战略是创造有利于实现核心战略的内外发展环境,具体包括:营造有利的内部发展环境即国内宏观环境保障,完善海外权益保护机制体系即海外权益保护保障,构建有利外部制度环境即国际治理体系保障。对美战略是中美开展全面战略合作,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安全战略是守住经济安全底线,具体包括:坚持渐进式开放,降低开放发展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建立资源安全体系,确保国家资源安全;完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机制,保护国家经济安全。文章的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结语的第一部分强调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转型的总体原因。结语的第二部分进一步明确了论文第一章主要从理论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时代命题,第二章到第五章主要从实践层面回答“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其中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回答前一个问题,第四章和第五章则着重回答了后一个问题。结语的第三部分简明总结了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申世霞[9]（2019）在《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研发是企业核心职能之一,是企业提升国际竞争优势的主要途径。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跨国公司实施全球布局的需要,在全球进行研发投资,设立研发机构,开展研发活动,打破以往只在母国进行研发的局面。与此同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国际地位显着提升,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良好的经济增长率、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优质廉价的人力资源和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等因素,吸引了跨国公司来华研发投资并开展研发活动。本文先从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基本理论出发,对外来研发投资现状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选取市场规模、外商投资规模、科研水平、科研人才、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这五个指标来研究其对我国吸收外来研发投资的影响情况,借助2010-2016年我国的24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做分析。通过构建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市场规模、外商投资规模、科研人才、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吸收跨国公司来华研发投资的影响较为显着,科研水平的影响一般。基于实证结果分析,文章最后对促进我国吸收外来研发投资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希望该结论及建议在一定程度上能为我国进一步争取外来研发投资提供参考。
王园园[10]（2019）在《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文中提出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成绩显着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在制造业方面中国于2010年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然而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存在。我国制造业低技术密集度产业产品或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占比依然较大,需要在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尤其是高技术密集度的产业产品发展方面加大力度。本文针对我国目前产业转型升级的特殊阶段,基于FDI异质性研究我国制造业获得技术溢出的效率提升,以推动我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本文对以下内容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对外商直接投资理论、技术溢出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及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其次,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及机遇挑战进行总结,并分析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发展情况与现状及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问题;再次,从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出发分析FDI异质性,以我国制造业企业为实证分析对象检验不同投资目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具体路径;从次,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及前文研究结论提出基于技术溢出的研究假设,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进行实证检验;最后,采用直观结构性FDI引力系统,基于反事实研究方法估算FDI对我国贸易和总体福利的影响,进一步验证FDI对产业升级和国家福利的作用。这五个方面的系统分析共同构成本文的研究框架。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基于FDI异质性并结合制造业产业技术密集度特征,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对高技术密集度产业、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及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相关影响存在差异,具体为:在我国的市场寻求型FDI对四类制造业产业都有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且对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大,对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次之,对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较小,对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小,因此对于我国制造业转型及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目标帮助较大,可以通过相关政策及优惠措施进一步鼓励市场寻求型FDI在我国的投资;在我国的效率寻求型FDI对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和低技术密集度产业有负的技术溢出效应,在高技术密集度和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对较低,说明我国目前的制造业发展目标和效率寻求型FDI对我国制造业产业所产生的相关影响并不吻合,因此可以适当压缩或者不鼓励效率寻求型FDI在我国的大规模投资;资源寻求型FDI对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和低技术密集度产业同样有负的技术溢出效应,在高技术密集度和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亦相对较低,同样反映出当前阶段我国制造业发展及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中资源寻求型FDI的作用贡献相对较小,因此采取不鼓励不倾斜的政策态度较为合宜;创造资产寻求型FDI对四类制造业产业都有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对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大,对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次之,对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较小,对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小,较符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特定阶段和制造业转型及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目标要求,因此可以通过相关优惠政策及积极鼓励措施对这部分外商直接投资形成吸引力,助力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在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及前后向关联技术溢出效应对制造业产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联合回归中,水平技术溢出效应和后向关联溢出效应在1%水平通过显着性检验,前向关联技术溢出效应在10%水平上通过显着性检验,而在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中FDI的直接效应并不显着只存在中介效应,其中水平技术溢出效应与后向关联技术溢出效应对制造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影响系数为负,即水平技术溢出效应与后向关联技术溢出效应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对相关产业存在一定的抑制性和挤出性,说明当前制造业相关产业的技术溢出传导机制效率较低甚至抑制技术进步,因此我国制造业运营的市场机制需进一步优化,相关法律制度政策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同时要精简不必要的办事流程和办事步骤。通过估算FDI反事实总出口和福利变化的百分比分析FDI的福利效应,我国的国家福利与FDI之间呈正相关影响,证明FDI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及国家福利整体而言是正向的促进作用,且在反事实情况下FDI的消失对我国福利影响的程度比相当部分的国家影响都更大,这说明FDI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诸多领域对我国的福利水平是正向的促进作用。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进一步提出加大市场寻求型FDI及创造资产寻求型FDI吸引力度;为制造业发展营造更有利的政策环境;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生态系统,重视研发投入;加速推动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充分发掘我国内需的巨大潜力;继续完善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供应商网络,推动产业集群式发展等结论。
二、吸引外商投资建立研发中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吸引外商投资建立研发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3.3 现有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框架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点及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点 |
| 1.6.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 |
| 2.1.2 逆向技术溢出 |
| 2.1.3 创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内生技术进步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理论 |
| 2.2.4 国际技术溢出理论 |
| 2.2.5 企业异质性理论 |
| 2.2.6 理论评析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概述 |
| 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特征 |
| 3.1.1 投资规模 |
| 3.1.2 投资方式 |
| 3.1.3 投资行业 |
| 3.1.4 投资区位 |
| 3.1.5 投资主体 |
| 3.2 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 |
| 3.2.1 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特征 |
| 3.2.2 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的国别分析 |
| 3.3 中国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面临的新态势 |
| 3.3.1 美国实施FIRRMA法案,加大对高科技企业的审查力度 |
| 3.3.2 欧盟出台投资审查新条例,推高中企投资成本和风险 |
| 3.3.3 中国对澳洲投资领域将日益拓宽,但不确定因素增多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OFDI促进母国技术创新机理与影响因素 |
| 4.1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母国技术创新的机理 |
| 4.1.1 企业微观层面 |
| 4.1.2 产业中观层面 |
| 4.1.3 国家宏观层面 |
| 4.2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母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 |
| 4.2.1 基于投资母国角度 |
| 4.2.2 基于东道国角度 |
| 4.3 案例分析——华为公司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路径机理 |
| 4.3.1 华为公司简介 |
| 4.3.2 华为公司OFDI获取逆向技术溢出的方式 |
| 4.3.3 华为公司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路径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基于宏观视角 |
| 5.1 基于母国吸收能力视角的实证分析 |
| 5.1.1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实证检验 |
| 5.1.2 吸收能力与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门槛检验 |
| 5.2 基于东道国特征视角的实证分析 |
| 5.2.1 变量选择与计量模型构建 |
| 5.2.2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基于微观视角 |
| 6.1 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OFDI特征及企业异质性分析 |
| 6.1.1 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OFDI的特征 |
| 6.1.2 对发达国家OFDI企业异质性对比分析 |
| 6.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2.1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
| 6.2.2 数据说明 |
| 6.2.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加大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力度,鼓励技术寻求型投资 |
| 7.2.2 加强政府研发支持力度,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 |
| 7.2.3 强化高端人才培养力度,优化国内人力资本 |
| 7.2.4 健全OFDI服务体系,提供金融支持和信息服务 |
| 7.2.5 加强企业海外技术嵌入能力,谨慎选择目标国和投资模式 |
| 7.2.6 推动与发达国家双边投资谈判,扩大国际投资领域的话语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综述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 |
| 2.1.1 外商直接投资(FDI) |
| 2.1.2 FDI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2 制度及制度变迁理论 |
| 2.2.1 制度 |
| 2.2.2 制度变迁理论 |
| 2.2.3 制度变迁中的产权理论 |
| 2.3 制度效率理论 |
| 2.3.1 检验制度效率的交易费用理论 |
| 2.3.2 以制度效率为核心的契约理论 |
| 2.4 制度经济效应理论 |
| 2.4.1 制度经济效应 |
| 2.4.2 制度意义上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 |
| 2.4.3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的发生机理 |
| 2.4.4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的路径依赖 |
| 第3章 老挝经济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3.1 老挝经济发展现状 |
| 3.1.1 老挝GDP发展水平 |
| 3.1.2 老挝经济产业结构 |
| 3.1.3 老挝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
| 3.1.4 老挝劳动力就业率 |
| 3.1.5 老挝经济发展优势与劣势 |
| 3.2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
| 3.2.1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规模 |
| 3.2.2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源 |
| 3.2.3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
| 3.2.4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模式 |
| 3.3 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 |
| 3.3.1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政策 |
| 3.3.2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聚集效应 |
| 3.3.3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 |
| 第4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历史变迁 |
| 4.1 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三阶段模型 |
| 4.1.1 三阶段模型 |
| 4.1.2 老挝引进外商投资的不同阶段 |
| 4.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历程 |
| 4.2.1 开国时期 |
| 4.2.2 开放时期 |
| 4.2.3 21世纪以后 |
| 4.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特征 |
| 4.3.1 呈“渐进式”特征 |
| 4.3.2 呈独资化趋势 |
| 4.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动因解析 |
| 4.4.1 政治制度因素 |
| 4.4.2 社会经济因素 |
| 第5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内容、功能与效应分析 |
| 5.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基本内容 |
| 5.1.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准入制度 |
| 5.1.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审批制度 |
| 5.1.3 老挝外商投资经营管理制度 |
| 5.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功能 |
| 5.2.1 强制与调节性功能 |
| 5.2.2 引导与开放性功能 |
| 5.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效应分析 |
| 5.3.1 FDI对流入国的挤入效应 |
| 5.3.2 FDI对流入国的挤出效应 |
| 5.3.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挤入效应 |
| 5.3.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挤出效应 |
| 5.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问题与缺陷 |
| 5.4.1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执行力度差 |
| 5.4.2 外商投资法律体系不健全 |
| 5.4.3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不明显 |
| 5.4.4 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实施机制不完善 |
| 第6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1 理论假设 |
| 6.2 变量选取 |
| 6.2.1 准入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2 审批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3 管理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4 鼓励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3 数据来源 |
| 6.4 老挝FDI制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6.4.1 数据质量分析及预处理 |
| 6.4.2 变量筛选 |
| 6.4.3 综合评价值的计算 |
| 6.4.4 综合值计算步骤 |
| 6.5 老挝FDI制度的经济效应分析 |
| 6.5.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6.5.2 协整性检验 |
| 6.5.3 老挝FDI制度体系经济效应的回归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提升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经济效应的对策建议 |
| 7.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与定位 |
| 7.1.1 外商直接投资在老挝的经济战略目标 |
| 7.1.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 |
| 7.1.3 老挝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战略利益冲突 |
| 7.1.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战略定位 |
| 7.2 促进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完善的对策建议 |
| 7.2.1 健全老挝外商直接投资法律制度体系 |
| 7.2.2 构建“互利、互益、长期绿色”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环境 |
| 7.2.3 加强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韧性化”管理 |
| 7.2.4 转变政府职能、构筑宏观引资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FDI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跨国公司理论 |
| 1.3.2 FDI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
| 1.3.3 FDI对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
| 1.3.4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框架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2.1.1 全球价值链的概念 |
| 2.1.2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利益分配 |
| 2.1.3 全球价值链的升级 |
| 2.2 GVC分工理论与国际分工理论 |
| 2.2.1 GVC分工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GVC分工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GVC分工理论与规模经济理论 |
| 2.3 GVC分工地位的测算 |
| 2.3.1 基于出口产品价格的GVC分工地位指标 |
| 2.3.2 基于出口产品国内增加值的GVC分工地位指标 |
| 2.3.3 侧重技术方面的GVC分工地位指标 |
| 2.3.4 侧重物理方面的GVC分工地位指标 |
| 2.4 FDI理论与国际分工理论的融合与发展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FDI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概述 |
| 3.1 中国吸引FDI的历史演进及主要特征 |
| 3.1.1 规模导向阶段(1979-1991年) |
| 3.1.2 效率导向阶段(1992-2011年) |
| 3.1.3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2至今) |
| 3.2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国FDI流向 |
| 3.2.1 中国FDI主要流向低端环节 |
| 3.2.2 中国FDI主要流向低端环节的原因 |
| 3.3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历史进程 |
| 3.3.1 第一阶段(1979-1991年) |
| 3.3.2 第二阶段(1992-2001年) |
| 3.3.3 第三阶段(2002-2007年) |
| 3.3.4 第四阶段(2008至今) |
| 3.4 中国汽车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历史进程 |
| 3.4.1 中国汽车行业价值链特征 |
| 3.4.2 中国汽车行业GVC分工地位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FDI对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机制 |
| 4.1 FDI、生产率差异与GVC分工 |
| 4.1.1 生产率差异与GVC分工 |
| 4.1.2 FDI与东道国生产率 |
| 4.1.3 FDI与母国生产率 |
| 4.1.4 FDI、生产率差异与东道国GVC分工地位 |
| 4.2 FDI、要素禀赋差异与GVC分工 |
| 4.2.1 要素禀赋差异与GVC分工 |
| 4.2.2 FDI与东道国要素禀赋 |
| 4.2.3 FDI与母国要素禀赋 |
| 4.2.4 FDI、要素禀赋差异与东道国GVC分工地位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FDI影响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实证研究 |
| 5.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与数据说明 |
| 5.2 计量结果及分析 |
| 5.2.1 FDI对中国GVC分工地位和参与度的影响 |
| 5.2.2 FDI对中国GVC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的影响 |
| 5.2.3 稳健性检验 |
| 5.2.4 异质性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 |
| 6.2.2 提高低端环节FDI的利用 |
| 6.2.3 促进高端环节FDI的吸收 |
| 6.2.4 调整税收制度 |
| 6.2.5 提高自主创新 |
| 6.2.6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集聚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外资自由化 |
| 1.3.2 高质量发展与创新 |
| 1.3.3 外资自由化的创新效应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1.6 研究提纲 |
| 1.7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外资自由化经典理论回顾 |
| 2.1.1 外资自由化的思想内涵 |
| 2.1.2 外资自由化的现实理解 |
| 2.1.3 外资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4 小结 |
| 2.2 创新经典理论回顾 |
| 2.2.1 创新理论的提出 |
| 2.2.2 创新理论的成型 |
| 2.2.3 创新理论的新发展 |
| 2.3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影响效应的研究回顾 |
| 2.3.1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投资的直接影响 |
| 2.3.2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 2.3.3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4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模型与机制分析 |
| 3.1 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机制 |
| 3.1.1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直接效应 |
| 3.1.2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 |
| 3.2 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模型 |
| 3.2.1 企业创新行为的基本框架 |
| 3.2.2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 |
| 3.2.3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间接溢出影响 |
| 第四章 外资自由化与中国创新发展的典型事实 |
| 4.1 外资自由化的发展趋势与国际惯例 |
| 4.1.1 国际投资流动趋势及现状 |
| 4.1.2 国际层面的投资治理 |
| 4.1.3 国家层面的投资治理 |
| 4.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资自由化演进历程、现状与展望 |
| 4.2.1 外资市场对外开放的起步与初探(1978-1986年) |
| 4.2.2 外资开放的进一步发展(1986-1991年) |
| 4.2.3 外资开放快速推进与中外互利双赢(1992-1999年) |
| 4.2.4 入世与中国外资管理制度调整(1999-2007年) |
| 4.2.5 外资政策自由化新阶段(2008年至今) |
| 4.2.6 小结 |
| 4.3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创新发展历程 |
| 4.3.1 中国的创新发展历程:后发国家技术赶超之路 |
| 4.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新发展道路特征 |
| 4.3.3 中国进一步推进创新发展面临的挑战 |
| 4.3.4 小结 |
| 第五章 合资要求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的分析 |
| 5.1 多边贸易规则对技术转让问题的规定 |
| 5.1.1 TRIPs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规定 |
| 5.1.2 TRIMs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规定 |
| 5.2 美国对华301调查诉求及回应 |
| 5.3 历次美国针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对华301调查对比 |
| 5.4 对“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外资进入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
| 6.1 变量描述 |
| 6.1.1 外资进入指标的构造 |
| 6.1.2 企业创新指标的构造 |
| 6.1.3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6.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6.3 计量模型的建立 |
| 6.4 回归结果分析 |
| 6.4.1 基准回归分析 |
| 6.4.2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6.4.3 稳健性分析 |
| 6.4.4 机制分析 |
| 6.4.5 拓展分析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合资要求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
| 7.1 合资要求对外资进入的创新效应影响 |
| 7.2 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识别 |
| 7.3 研究设计 |
| 7.4 回归结果分析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文章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典型事实研究结论 |
| 8.1.2 理论与机制研究结论 |
| 8.1.3 实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国际直接投资双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国内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研究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点 |
| 二、理论基础及相关文献综述 |
| (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1.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2.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3.简要评述 |
| 三、我国双向直接投资和技术创新现状分析 |
| (一)我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
| 1.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2.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二)我国的技术创新现状分析 |
| 四、双向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机制分析 |
| (一)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机制 |
| 1.示范模仿机制 |
| 2.竞争机制 |
| 3.人员流动机制 |
| 4.产业关联机制 |
| (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案例分析——以宝马集团为例 |
|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机制 |
| 1.规模化机制 |
| 2.人才流动机制 |
| 3.产业关联机制 |
| 4.研发投入增长机制 |
| (四)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案例分析——以华为公司为例 |
| (五)双向直接投资交互作用下技术溢出机制 |
| 1.市场竞争机制 |
| 2.汇率传导机制 |
| 3.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 五、双向技术溢出对我国国内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
| (一)变量的选取 |
| 1.被解释变量 |
| 2.解释变量 |
| 3.控制变量 |
| (二)模型构建及数据来源 |
| 1.基准模型构建 |
| 2.分专利类型的模型构建 |
| 3.双向投资交互作用下的模型构建 |
| 4.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 |
|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1.内生性检验 |
| 2.有关工具变量的检验 |
| 3.基准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
| 4.分专利类型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
| 5.双向投资交互作用对我国技术创新影响的模型估计 |
| 6.稳健性检验 |
| 六、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二)对策建议 |
| 1.加大投资促进力度,吸引外资提质增效 |
| 2.完善服务体系,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结构 |
| 3.双向投资协调发展 |
| 4.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技术创新 |
| 5.加大教育投入,培养创新型人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投资白皮书英译的文本功能实现策略 ——以《上海外商投资环境白皮书》汉英翻译项目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上海外商投资环境白皮书》项目介绍 |
| 一、项目简介 |
| 二、项目操作流程 |
| 第二章 《上海外商投资环境白皮书》的文本特点与翻译难点 |
| 一、《上海外商投资环境白皮书》的文本特点 |
| (一) 文本信息密集 |
| (二) 呼唤功能为主 |
| (三) 善用修辞 |
| 二、《上海外商投资环境白皮书》的翻译难点 |
| (一) 关键信息模糊 |
| (二) 呼唤功能缺失 |
| (三) 信息冗余 |
| 第三章 《上海外商投资环境白皮书》的文本功能实现策略 |
| 一、梳理逻辑,显化关键信息 |
| (一) 结构重组 |
| (二) 抽象信息具体化 |
| 二、突出可读性,加强呼唤效果 |
| (一) 合理运用短语 |
| (二) 突出行为主体及其能动性 |
| (三) 选取富有表现力的修饰词 |
| 三、经济简明,释译结合 |
| (一) 逻辑替代,减少重复 |
| (二) 增译补充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8）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述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论述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内涵界定 |
| 一、十八大以前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内涵 |
|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内涵 |
| 第二节 党的十八大以前对外开放理论综述 |
| 一、中国传统对外开放理论 |
| 二、马克思、列宁对外开放理论 |
| 三、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开放理论 |
| 第三节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论述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背景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发展脉络 |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 |
|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渊源 |
|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渊源 |
| 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关系 |
| 第四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论述 |
| 一、开放方向方面的论述 |
| 二、开放原则方面的论述 |
| 三、开放路径方面的论述 |
| 四、开放价值导向方面的论述 |
| 五、开放与新发展理念方面的论述 |
| 六、开放与国内治理方面的论述 |
| 七、开放与全球治理方面的论述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总体态势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实践 |
| 一、自由贸易区战略 |
| 二、“一带一路”倡议 |
| 三、服务业扩大开放 |
| 四、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 |
| 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
| 六、人民币国际化 |
| 第二节 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生成 |
| 一、对标国际一流标准的全方位产业开放格局 |
| 二、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地理开放格局 |
| 三、“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投资开放格局 |
| 四、美元与人民币协同互补的货币开放格局 |
| 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重的地缘开放格局 |
| 六、多边、区域、双边兼顾的贸易开放格局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特征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治理特征 |
| 一、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 |
| 二、创新性与延续性相结合 |
| 三、顶层设计与底层探索相结合 |
| 四、依法治理与制度创新相结合 |
| 五、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 |
| 六、融入世界与引领世界相结合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特征 |
| 一、中国对外开放历史三个阶段的划分 |
| 二、新时代对外开放是对1.0时期的复兴 |
| 三、新时代对外开放是对2.0时期的超越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全球化特征 |
| 一、全球化阶段新划分 |
| 二、西方推动的全球化的主要特征 |
| 三、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全球化特征 |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价值特征 |
| 一、中国历史及世界其他国家对外开放价值导向 |
|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价值导向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基本条件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优势分析 |
| 一、庞大的内部市场优势 |
| 二、又快又好的经济发展优势 |
| 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优势 |
| 四、大幅提高的科技实力优势 |
| 五、稳定的宏观发展环境优势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劣势分析 |
| 一、高水平开放所需经济基础还不牢固 |
| 二、营商环境条件落后于世界一流水平 |
| 三、海外权益保护体系处于起步阶段 |
| 四、科技创新水平与强国比差距较大 |
| 五、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增加 |
| 六、资源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机遇 |
| 一、面向发展中国家,产能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机遇 |
| 二、面向发达国家,承接服务产业国际转移机遇 |
| 三、面向新科技革命,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机遇 |
| 四、面向全球治理,世界经济治理地位提升机遇 |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挑战 |
| 一、价值链高低两端的挑战 |
| 二、全球经济治理的挑战 |
| 三、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挑战 |
| 四、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不认同的挑战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策略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依据及构成 |
| 一、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主要依据 |
|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基本构成 |
| 第二节 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 |
| 一、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基本分析 |
| 二、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必要基础 |
| 三、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动力 |
| 四、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市场主体 |
| 五、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建构路径 |
| 六、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保障体系 |
| 第三节 创造有利的内外发展环境 |
| 一、持续推动国内改革,营造有利的内部发展环境 |
| 二、完善海外权益保护体制,提供有效外部救济体系 |
| 三、推动国际治理体系改革,构建有利外部制度环境 |
| 第四节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
| 一、战略对抗将导致双输,损害双方的战略利益 |
| 二、战略合作将带来双赢,有益于双方战略利益 |
| 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展做贡献 |
| 第五节 守住经济安全底线 |
| 一、坚持渐进式开放,降低开放发展风险 |
| 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
| 三、建立资源安全体系,确保国家资源安全 |
| 四、完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机制,保护国家经济安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框架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论文可能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3.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3.2 可能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研发与研发国际化 |
| 2.2 相关理论研究 |
| 2.2.1 垄断优势理论 |
| 2.2.2 内部化理论 |
| 2.2.3 需求一资源理论 |
| 2.2.4 研发分散与集中理论 |
| 2.2.5 辅助资产理论 |
| 2.2.6 HBE-HBA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国内研究现状 |
| 2.3.2 国外研究现状 |
| 2.3.3 文献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外来研发投资现状分析 |
| 3.1 外来研发投资的回顾 |
| 3.2 外来研发投资概述 |
| 3.2.1 外来研发的投资方式 |
| 3.2.2 外资研发机构的能级演变 |
| 3.3 外来研发投资特征 |
| 3.3.1 行业分布 |
| 3.3.2 地区分布 |
| 3.3.3 投资区位特点 |
| 3.4 外来研发投资效应 |
| 3.4.1 促进我国技术创新 |
| 3.4.2 一定程度抑制我国技术创新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吸收外来研发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影响外来研发投资的一般因素分析 |
| 4.1.1 市场规模 |
| 4.1.2 外商投资规模 |
| 4.1.3 科研水平 |
| 4.1.4 科研人才 |
| 4.1.5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 |
| 4.2 影响来华研发投资的特殊因素分析 |
| 4.2.1 市场规模 |
| 4.2.2 外商投资规模 |
| 4.2.3 科研水平 |
| 4.2.4 科研人才 |
| 4.2.5 研发公共环境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1 研究假设与变量选择 |
| 5.2 数据说明 |
| 5.3 模型设定、检验与分析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模型检验 |
| 5.3.3 回归分析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市场规模因素 |
| 5.4.2 外商投资规模因素 |
| 5.4.3 科研水平因素 |
| 5.4.4 科研人才因素 |
| 5.4.5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因素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扩大市场规模,促进经济发展 |
| 6.2.2 改善营商环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
| 6.2.3 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加强研发合作 |
| 6.2.4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强立法整治 |
| 6.2.5 建立科技园区,实现聚集效应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背景分析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溢出 |
| 2.1.1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 |
| 2.1.2 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 |
| 2.1.3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
| 2.2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2.2.1 全球价值链的概念 |
| 2.2.2 全球价值链的动力机制 |
| 2.2.3 全球价值链的升级 |
| 2.3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定义、地位测度及升级机制 |
| 2.3.1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定义 |
| 2.3.2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测度 |
| 2.3.3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机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 |
| 3.1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
| 3.1.1 试点试验阶段：1978-1992年 |
| 3.1.2 全面发展阶段：1992-2000年 |
| 3.1.3 调整重构阶段：2000-2008年 |
| 3.1.4 创新突围阶段：2008 年至今 |
| 3.2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机遇 |
| 3.2.1 制造业产业产品分类 |
| 3.2.2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历程 |
| 3.2.3 中国制造业与外商直接投资 |
| 3.3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 |
| 3.3.1 中国参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及现状 |
| 3.3.2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FDI技术溢出的效应分析 |
| 4.1 不同投资目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异质性分析 |
| 4.1.1 市场寻求型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 4.1.2 效率寻求型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 4.1.3 资源寻求型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 4.1.4 创造资产寻求型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 4.2 基于不同投资目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2.3 面板数据模型 |
| 4.2.4 模型结果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FDI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
| 5.1 FDI技术溢出推动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研究假设 |
| 5.1.1 FDI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
| 5.1.2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 |
| 5.1.3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
| 5.2 FDI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分析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3 模型结果与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FDI推动制造业升级的福利分析 |
| 6.1 模型设定 |
| 6.2 理论基础 |
| 6.2.1 变量选取 |
| 6.2.2 国际贸易与FDI模型 |
| 6.2.3 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引力系统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变量和数据 |
| 6.3.2 结果和解释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制造业产品分类表 |
| 附录B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制造业产业技术密集度划分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吸引外商投资建立研发中心（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D]. 曾杰. 辽宁大学, 2021(02)
- [3]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D]. 莉姿（CHANTHANILEUTH VILATPHORN）. 吉林大学, 2020(03)
- [4]FDI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D]. 蒋鹏飞. 辽宁大学, 2020(01)
- [5]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D]. 曹鸿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6]国际直接投资双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国内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D]. 宓晓芬.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6)
- [7]投资白皮书英译的文本功能实现策略 ——以《上海外商投资环境白皮书》汉英翻译项目为例[D]. 王茜颖.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2)
- [8]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研究[D]. 刘登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D]. 申世霞.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7)
- [10]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D]. 王园园.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