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与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提升

技术创新与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提升

崔日明, 张志明[1]2014年在《中国对外贸易新型竞争力发展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在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传统竞争优势支撑下,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如今,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发展和转变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关键。但贸易强国发展的内在要求是高质量的发展模式,中国传统的以量取胜的竞争优势无法继续支撑贸易强国的发展。因此,贸易强国的目标要求中国必须构建对外贸易新型竞争力。本文以要素质量为核心,构建中国对外贸易新型竞争力理论,并以此为基础从驱动要素、实现途径以及制度安排叁方面建立完善的中国对外贸易新型竞争力发展战略。

蒋和平[2]2008年在《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提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竞争是市场经济永恒的主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由于各国经济实力和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不同,在竞争中所展现的能力就有差距。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高速发展,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目前正向世界贸易强国跨越。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不得不面临出口效益低下和国际市场环境恶化的难题。要有效化解这一难题,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成功跨越,就必须认真审视我国外贸发展状况,细致分析我国外贸竞争力水平、影响因素和存在问题,研究提升我国外贸竞争力的政策和措施。外贸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可贸易的本国产品、产业以及从事贸易的企业在向本国开放的外国市场上所具有的开拓、占据其市场并以此获得利润的能力。它包括国家、产业、企业和产品四个层次,是国家竞争力的直接体现,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表现形式和内容。本文分五章对我国外贸竞争力进行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第一章是绪论。包括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研究内容、方法和创新点。第二章是外贸竞争力的含义和来源分析。分析外贸竞争力相关概念内涵和相互关系,从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国际贸易理论、国际投资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的视角分析外贸竞争力的理论来源,然后分析我国外贸竞争力的形成。第叁章是外贸竞争力提升的国际经验及启示。介绍日本、韩国和德国提升外贸竞争力的政策和措施及其给我国的启示。第四章是我国外贸竞争力的实证分析和评价。在建立分析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根据贸易时间序列统计数据,采用单项指标分析和因子分析法,对我国外贸竞争力状况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和综合评价,旨在弄清我国外贸竞争力水平、地位和差距。第五章是提升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对策建议。在相关国际贸易竞争理论的指导下,借鉴日本、韩国和德国的成功经验,根据我国经济贸易发展水平和外贸竞争力状况,提出我国外贸竞争力提升的对策建议。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在我国外贸竞争力的影响因子中,数量因素贡献较大,而质量和效益因素贡献较小,外贸增长潜力比较强劲。我国出口商品在质量上缺乏竞争力,贸易效益较低,但依靠数量扩张弥补了商品质量上的不足。我国外贸竞争力呈逐年增强态势,但相对较弱。具体表现为初级产品竞争力有所下降,工业制成品竞争力逐渐上升。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额已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强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国际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但贸易条件在逐年恶化,贸易利益没有与贸易数量同比例增长。产业内贸易已超过产业间贸易,发展速度较快,但大多属于加工贸易所带来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主要集中于附加值较低的加工装配环节,参与国际分工程度并未得到同步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在附加值较高的生产、流通和研发环节处于劣势,在资本、技术和品牌方面与贸易强国差距较大。提升我国外贸竞争力的对策建议是:实施竞争优势导向的平衡型外贸发展战略;发挥比较优势,培育竞争优势;完善外贸促进体系,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加强技术创新,培育世界知名品牌;加快产业集聚,促进产品结构升级;培植大型企业集团,推进对外直接投资。

周利梅[3]2016年在《中国技术贸易竞争力研究》文中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下行调整周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政府债务膨胀、资产价格高企、投资下滑和需求不足等问题,经济面临长期下滑风险。在国际贸易领域,经济下行对世界各国进出口贸易造成严重冲击,欧美主要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针对外贸出口依赖性的发展中国家展开了大规模的频繁的贸易摩擦、贸易制裁、贸易壁垒等现象,国际贸易格局再一次出现了新变化。为挽救经济发展,各国企图通过实施多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新贸易政策手段,以求调整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问题。但面对新国际贸易格局,如何巩固和开拓本国外贸出口在国际市场的优势地位,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引擎,成为各个国家着力解决经济问题的关键。这次,世界各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科技创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把科技创新作为新一轮带动经济全面增长的引擎,一方面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大力培养高新技术产业,通过高技术产业带动经济复苏;另一方面发挥高技术产业的优势,通过技术贸易大力出口高技术产品和高技术服务,在国际市场上扩大贸易出口。科技创新、高技术产品研发生产、国际间技术产品贸易往来,对提升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综合竞争力的作用已经彰显。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承接了大量来自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迅速实现了一部分产业升级换代,建立起来相当完备的产业体系,特别是自从加入WTO以后,外贸规模迅速增长,已经成为第一大贸易大国,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出口产品结构上,也迅速从初级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转变,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但由于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主要来自于我国较低的劳动成本和资源价格,在技术和资本方面仍然处于劣势,劳动密集型产业依然是中国对外贸易出口的主力,也更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中国传统对外贸易过于依赖劳动、资源的价格比较优势,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面临诸多问题,大量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非常容易引发贫困化增长,产业结构难以优化升级,不利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仅仅依赖数量化规模扩张极易招致国家结构性经济风险。因此,以传统劳动力比较优势、资源要素禀赋优势为基础的出口导向战略已不适应新形势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在巩固和提升传统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技术及产品贸易,培育有特色、有活力、附加值高的外贸竞争新优势,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任务。基于此,本文以技术贸易作为研究对象,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出发,深入探寻国际技术贸易竞争力的理论基础,总结归纳当前国际技术贸易发展的现状、趋势、特点及其作用,探寻技术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引出技术贸易竞争力的概念,并设计出国际技术贸易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以此对2005-2014年间的G20国家技术贸易竞争力进行比较评价,对评价结果进行归纳分析,找出各国的优劣势。总结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技术贸易竞争力的优势及其成功经验,深入分析我国高铁行业近年来技术提升的成功经验,以此为提升我国技术贸易竞争力寻求有效路径和解决方法,从思路、原则和对策方面做了较多深入的探索。

曾珠[4]2009年在《中日国际竞争力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新的技术革命的发展,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提供的生产率将日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家公司竞争地位的关键,自然资源已不再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家公司能制胜的主要优势在于它能获得多少知识,能够取得多少创新。在现实经济中,一些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正是靠不断地创新取得了比自然资源富有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所以说传统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果不同时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在知识经济时代就很容易受到冲击。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而创新的根本,是实践、学习和知识积累的过程。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试图阐明一国的知识创新和对外贸易竞争力之间的因果关系,深化比较优势理论,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引申出知识优势,并进一步论证了以专利为代表的知识创新能力和一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关系。中日两国同为东亚经济强国,由于它们发展水平层次上的互补性、经济利益上的相似性、地理位置上的相临性、文化传统上的相似性,对两国在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有着现实的指导、借鉴意义。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模式、贸易竞争战略的选择,都与本国的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经济实力、技术水平等要素、条件密不可分,由此对国家、产业和企业的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国内外文献对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及相关产业(中观层面)的论述比较多,但对国家(宏观层面)和企业(微观层面)的优势研究较少。本文则选择中日这两个东亚大国,从国家、产业、企业叁个层面对两国的国际竞争力进行横向比较,并为国家知识优势的培育提出方向。本文的主要工作以及成果如下:1、首先对比较优势及其内涵与外延、竞争优势等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总结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比较优势从某种意义上就表现为以知识为核心的知识优势。也就是说,随着世界经济由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信息经济乃至知识经济的过渡,企业竞争力的基础逐渐从绝对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从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再由竞争优势转变为知识优势。2、以专利为例,围绕中日的专利申请及授予量、对外贸易进出口额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从而论证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一国持续的自主创新能力对该国的贸易竞争力乃至国家竞争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本文还通过历史数据和近年的截面数据对中日两国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创新投入和产出远远不及日本。尽管近年来多数指标明显好转,增长率也居世界前列,但与我国的大国地位仍不匹配。3、从企业(微观)、产业(中观)、国家(宏观)叁个层次分别对知识创新及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进行中日比较和借鉴。主导性与战略性产业的竞争力决定了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技术标准又决定了企业与产业的竞争力,自主创新能力则是技术标准的重要保障。因此,如果说技术标准是国家竞争力的体现,自主创新能力则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4、对目前的多种贸易战略调整观点进行了总结评价后指出,无论是继续实施原有的战略还是选择新的战略,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重视技术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中国,各种贸易理论都可以找到适合的条件和土壤,因此,中国适合选择多元化的贸易战略。对发达国家的知识优势战略分析表明,知识已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本文的观点是,除了吸收前人几种战略观点的合理成分外,我们可以从知识产权及其保护、知识创新、知识的培育、知识的转化利用等几个方面着手来加大国家知识优势的培育力度。本文的主要创新点:1、先前学者从宏观角度、国家或国际创新过程、产业角度、微观角度等利用专利数据对创新活动进行了广泛研究,但绝大多数研究却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甚少。而对专利创新活动与对外贸易竞争力之间的实证研究甚为罕见。本文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方法,验证了一国的发明专利对该国的贸易出口的直接促进作用;并通过中日两国的比较分析,发现日本的创新活动对该国的贸易出口促进作用比中国更显着。从而论证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一国持续的自主创新能力对该国的贸易竞争力乃至国家竞争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先前学者有关中日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大多数是针对某个阶段的阶段性分析及对我国的借鉴,或者是针对某个领域(产业)的竞争力比较,尚未将国家(宏观层面)、产业(中观层面)、企业(微观层面)叁个层面的竞争力贯穿起来研究。本文选择中日这两个东亚强国,试图从这叁个层面进行横向比较,并探索出叁个层次竞争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培育不同经济贸易发展阶段的不同层次的不同优势提供思路。3、先前学者多数针对不同国家(地区)某个领域(行业)比较优势、竞争优势进行比较研究,然后互相借鉴学习,取长补短。而对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拓展、深化或如何演变方面的研究不多。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试图深化比较优势理论,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的分析中引申出知识优势,阐述叁种优势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确立知识优势的概念,强调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竞争力的核心地位,然后并就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利用等提出政策建议。

张晓莹[5]2014年在《环境规制对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效应》文中研究表明环境与国际竞争力的关系源于国际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与资源消耗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随着专业化生产和国际分工的发展,各国以比较优势进行对外贸易成为现实,从而推动全球经济和各国GDP的迅猛增长。但随之而来的是生态环境的恶化,环境问题成为世界性经济发展的难点问题。特别是,随着全球变暖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以及全球环境资源压力的不断增加,环境规制政策与国际竞争力的关系越来越深地嵌入人们的视野。当前国际社会逐步意识到治理环境污染的迫切性,世界各国纷纷提高自己的环境规制水平。但各国环境禀赋、经济发展阶段及经济结构存在较大差异,难以形成统一的环境保护标准。环境规制标准差异导致各国比较利益和国际分工的差异,从而成为影响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尤其是入世后贸易自由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也在迅猛发展,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外商投资目的地。高速增长的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极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粗放式的贸易增长方式与不加选择的外资引进对环境质量造成巨大破坏,环境问题在中国日益突出。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等种种环境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因此,近些年来,中国政府顺应国际趋势,不断加强环境规制的力度。未来一段时间,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形势依然是复杂和严峻的。由于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未来国际市场需求依然低迷,外资企业投资动力也在持续下降。随着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不断升值,中国各出口产业竞争力都将受到严峻考验。同时,各国为抢夺国际市场、提高本国产业竞争力,将更加频繁的将环境保护作为采取非关税壁垒的借口。那么,如何制定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环境规制政策,即保证环境质量和资源保护,又不降低甚至提高国际竞争力,确保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将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环境规制与国际竞争力是一对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矛盾体,国内、国外环境规制水平对一国比较优势、技术进步以及直接投资都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一国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那么,国内、国外环境规制水平的变动到底对中国国际竞争产生何种影响,其影响机制又如何,本文将从叁个层面展开详细分析:首先,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方面,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在理论研究层面,环境规制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一直存在传统学派和修正学派的争论;而在实证研究层面,也一直没有定论。究其原因,有方法方面的争论问题,也有数据方面的问题。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环境规制的拓展引力模型,研究发现两国双边贸易量受到两国国内生产总值、多边抗阻、进口国环境规制水平、出口国环境规制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进而,本文采用2006-2011年中国与27个贸易伙伴国面板数据,基于改进的引力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中国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并得出结论:国内环境规制政策对我国贸易竞争力产生成本效应,国外环境规制政策对我国贸易竞争力产生波特效应,综合影响为正,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我国制造业和污染产业的贸易竞争力趋于上升,其结果符合合理的理论预期。其次,对技术竞争力影响方面,现有文献在理论研究层面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即:环境规制会促进技术;但在实证领域并没取得一致的结论,同时缺乏对影响机制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技术进步影响机理的研究。本文以Ambec和Barla(2002)构造的委托-代理模型为基础,研究发现在满足一定条件下,环境规制可同时提高研发投资和企业期望收益。进而,本文基于1999-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运用系统矩估计方法对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中国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效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环境规制下的技术进步与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倒U型关系,这符合环境库茨涅兹曲线的理论思想,当地区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高度时,污染产业比重下降,此时增强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作用逐渐减弱;中国环境规制刺激下的技术进步主要通过技术引进方式实现,这主要因为中国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皆属于环境技术不高的产业。再次,对吸引外资竞争力方面,现有文献通常认为环境规制水平低可以成为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诱因。本文认为环境规制水平绝对低并不是导致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成长于不同制度环境的企业形成基于不同默会知识的组织程序,改变组织程序导致企业成本提高,因此,制度差异是影响企业跨国扩张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鉴于此,本文基于制度差异的视角就环境规制对中国吸引外资竞争力进行研究,采用logit模型对2003-2011年113个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差异、民主程度差异和政策稳定性差异与直接投资发生概率成负向关系。正因为如此,环境规制水平较低的中国吸引的国外直接投资企业也主要来自环境规制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或污染密集型产业,造成中国成为‘污染避难所”的假象。最后,在总结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国外环境规制对中国贸易、技术和引资竞争力影响的机制及传导机理,结合中国实际,从环境政策、外贸政策和产业政策层面提出中国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政策建议。

汪业轩[6]2015年在《集聚与贸易竞争力: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分析》文中认为当前,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进出口最大的经济体。贸易的快速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和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巨大作用,使我们将目光汇聚到对外贸易的发展问题上来。而在我国货物贸易发展的同时,生产活动的日趋全球化并没有使得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空间布局上趋于均衡,产业集聚现象在国内风起云涌。基于这样的背景,笔者对研究产业集聚,对外贸易,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文献进行了整理,并在此基础上,拟定了本文的研究框架和行文思路。本文对产业集聚、对外贸易的现实背景进行了描述性地介绍,并选取相应的测算方法,对我国制造业集聚程度和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在对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利用外在经济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空间经济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建立了制造业集聚与贸易竞争力之间的理论联系。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1999-2012年15类制造业面板数据,通过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对制造业集聚影响贸易竞争力的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集聚以及上述相关中介变量对贸易竞争力都存在显着的影响。同时,通过建立因果模型,估算了生产成本、劳动效率、交易成本、工资水平和技术创新等中介变量对应的中介效应在制造业集聚影响其贸易竞争力过程中的作用。结果显示,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制造业集聚对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提升提到了积极作用;其中,劳动效率、交易费用和技术创新等中介变量所对应的中介效应呈现出显着的正向影响效果,而生产成本和工资水平所对应的中介效应在整体上并不明显。此外,这些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还表现出了显着的行业间差异。因此,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在制定制造业集聚政策时,要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予以区别对待。同时,政府和厂商都应充分发挥外在经济效应的作用,重视交易成本的影响,辩证地对待本地市场效应,以及合理利用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并针对不同中介变量中介效应的差异,政策制定者在引导制造业集聚的过程中,应该趋利避害,使我国制造业集聚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汤韩玲[7]2007年在《基于技术创新的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提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是创新的世纪,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机电产业是国际贸易及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的主导产业,机电产品是我国出口的主打产品,也是技术含量较高的主要产品,对一国出口产品结构和质量的升级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把技术创新和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提升统一起来进行研究,对机电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技术创新为切入点,运用相关理论,采取定性与定量、实证与规范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揭示我国运用技术创新提升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寻找阻碍技术创新促进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提升的因素,探讨依靠技术创新提升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有效发展模式。论文遵循这一思路方法,进行了研究,研究的内容及结论主要有以下方面:1.通过对技术创新与出口竞争力的理论分析,以及技术创新与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的相关性分析,明确揭示了技术创新是提升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技术创新对提升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技术创新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功能的发挥还有巨大空间。因此技术创新是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提升的有效途径。2.机电产品是我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2005年,出口额达到4267.5亿美元,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55.7%,机电产品已经成为我国对外出口的支柱产品。但是,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存在着70%以上来自外资企业以及出口方式以加工贸易绝对为主的局面表明,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我们必须透过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迅速增长的表象看到本质,发现深层次问题。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虽然达到了一定规模水平,但是,还存在不少需迫切解决的问题,也存在着严峻的挑战。3.从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国际市场占有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实现利润率四个方面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行分析诊断,指出尽管我国机电出口竞争力不断提升,但是从发展要求、透过现象看本质和横向比较的进一步分析,揭示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依然很薄弱,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产品档次低,缺乏高附加值、高创汇的产品;产品价格走低,低价竞销现象严重;生产设备落后,产品品质低,市场开拓能力弱等。4.以技术创新为切入点,分析了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存在问题的深层次根源。论文通过对技术创新投入、转移及产出过程的分析,揭示了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存在问题的根源:技术创新的投入不足,自主研发能力不高,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薄弱;技术创新供需不平衡,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着障碍;技术引进过程中缺少技术的消化、吸收,二次创新,低水平重复引进现象严重;技术创新效率不高,各部门创新效率存在差异。5.运用技术创新提升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对策。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和借鉴国外经验,从企业、政府、行业叁个方面提出运用技术创新提升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对策:(1)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提升自身技术创新能力。(2)充分发挥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引导推动作用。(3)针对机电行业内不同发展水平和特点的领域,实施有针对性的技术创新策略,促进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全面提升。

王琛凡[8]2016年在《制造业结构升级对中国外贸竞争力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的制造业经历了高速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但伴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到来,加之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在进入“新常态”,中国更需要向制造强国的方向迈进。当前,中国制造业的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制造业传统竞争优势的明显削弱,而新的竞争优势又尚未形成,这将导致我国的外贸竞争力进入一段关键的转换时期。要想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增强我国贸易竞争力,打造外贸竞争新优势,重点在制造业、难点在制造业、出路也在制造业。在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本文先对影响贸易竞争力的制造业产业结构的背景进行了梳理分析,然后又对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商品结构进行梳理,最终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测度了我国工业制品贸易竞争力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研究了近20年来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与出口商品结构的发展关系以及其对我国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并得出结论:我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虽然都在各自调整升级,但从二者之间的关系来看,还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即制造业的出口商品结构的发展整体来看要落后于产业结构的发展,并且这种结构的不对称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资本密集型产品贸易竞争力的提升。从以上结构性问题对中国外贸竞争力的约束来看,本文认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才是提升我国外贸竞争力的关键,所以为了我国外贸竞争力的持续快速提升,必须要以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作为根本,以外贸商品结构同产业结构的联动升级和协调发展作为核心。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建立起我国外贸竞争的新优势、实现中国对外贸易的跨越式发展。最后,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积极建立“动态比较优势”,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充分发挥贸易政策的引导作用,进一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重点加强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协调,进一步提升外贸竞争力。本文对我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发展的展望是,未来十年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将始终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在做好制造业发展战略规划的同时,要切实深化改革,开拓创新,坚持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努力打造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抢占制造业未来的发展先机,推动我国制造业由大向强的转变。

冯正强[9]2008年在《贸易增长机制与贸易增长动力转换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际贸易是世界经济运行机制重要组成部分。快速发展的对外贸易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研究对外贸易增长机制及其增长动力转换是从理论上认识和了解国际贸易基本问题的一个基本而重要的切入点,也为改善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环境和尽快实现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一条重要思路。论文从叁个层次展开研究:一是从宏观层面分析对外贸易增长的动力和作用机理,逻辑推理和数理推论相结合探究影响对外贸易动态增长动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二是运用经济学思想和方法逻辑演绎分析实现对外贸易增长动力转换的影响因素和实现途径;叁是实证考察制度和知识要素对对外贸易增长的影响。鉴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在适用范围上的不适用性,扩展了比较优势的内涵,认为比较优势包括物质资源、技术和知识等无形资源以及政府有效干预资源配置的制度效率和激励机制等行政资源等,构建了在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引入知识要素的3×2×2修正的H-O模型。运用生产函数、效用函数等经济学概念和经济数学方法推导并论证了相对于传统资源禀赋比较优势,技术、知识要素以及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增长更为重要。在借鉴有关竞争优势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国或地区对外贸易竞争优势集中体现在各个产业的出口能力和出口产业的层次等两个层面。构建了对外贸易增长的动力结构模型,包括制度创新、资源禀赋优势的释放和微观主体的努力叁个主要动力因素以及静态比较优势发挥、动态比较优势培育和对外贸易竞争优势形成的动力机制。在分析有关竞争优势决定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对外贸易竞争优势的“六因素”模型,即人力资本、交易费用、技术创新和规模经济以及政策因素和内外部制度兼容度,分析了制度通过影响上述六项因素来影响对外贸易竞争优势。选择2005、2006年公布的92个国家实证样本数据和运用对数回归模型对对外贸易竞争优势与制度因素关系进行实证,发现对对外贸易竞争优势影响最大的不是一国的经济制度,如贸易政策、货币政策,而是一国影响企业运行费用的制度和正式约束的法律制度,如工资政策、黑色市场交易、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等。在界定和阐述知识的经济特性与知识禀赋基础上,分析了知识禀赋具有创新累积与内生、边际成本递减、规模经济等经济特征,并通过影响对外贸易规模、对外贸易结构、贸易成本和效率以及贸易条件等直接或间接影响对外贸易增长。选取1985-2005年样本数据,采用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中国的R&D投入和教育投入与其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知识投入与进、出口总额和出口结构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且是进口总额和出口结构的格兰杰因。从交易成本和交易效率等经济学视角分析了比较优势的利用和提升、交易效率、制度安排和政府作用在对外贸易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中的重要作用,构建了对外贸易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影响因素模型。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论证了交易效率的提高对贸易格局的影响。从本国跨国投资和利用外资两方面分析了FDI对比较优势提升、交易效率提高等产生的巨大作用,提出了FDI是实现对外贸易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实现贸易动态增长的有效途径。最后,通过对中国外贸产业的现实分析,说明了我国贸易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离贸易强国的距离还相对较远,静态比较优势导向的外贸增长战略在当前已不适应。提出了中国现阶段适宜于按照国家产业矩阵确立出口结构,采取竞争优势导向的外贸增长战略,并充分发挥企业、政府和中介组织在实现对外贸易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崔日明[10]2013年在《中国对外贸易新型竞争力发展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问题的提出对外贸易发展归根结底是国际竞争力问题。改革开放使中国固有的劳动力优势和资源优势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和发挥。在这些廉价要素密集型优势构成的传统国际竞争力的推动下,中国对外贸易得到了迅速的扩张。进入21世纪,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除传统劳动力要素之外,其他的要素如资本、技术、土地、环境等充分发展并后来居上。同时,我国凭借全要素数量上的优势进一步推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并

参考文献:

[1]. 中国对外贸易新型竞争力发展战略研究[J]. 崔日明, 张志明. 经济学家. 2014

[2]. 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提升研究[D]. 蒋和平. 湖南大学. 2008

[3]. 中国技术贸易竞争力研究[D]. 周利梅.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4]. 中日国际竞争力的比较研究[D]. 曾珠.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5]. 环境规制对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效应[D]. 张晓莹. 山东大学. 2014

[6]. 集聚与贸易竞争力: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分析[D]. 汪业轩. 湖南大学. 2015

[7]. 基于技术创新的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提升研究[D]. 汤韩玲. 重庆工商大学. 2007

[8]. 制造业结构升级对中国外贸竞争力的影响研究[D]. 王琛凡. 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2016

[9]. 贸易增长机制与贸易增长动力转换研究[D]. 冯正强. 中南大学. 2008

[10]. 中国对外贸易新型竞争力发展战略研究[C]. 崔日明.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集萃(2013)——创新驱动的中国经济.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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